蔡锷生平事迹
蔡锷(1882.12.18—1916.11.8)，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中国近代军事家。
1882年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一个贫寒的裁缝家庭。
6岁时在当地一位名士帮助下，免费入私塾学习。
12岁考中秀才。
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
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蔡锷也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1899年7月，蔡锷东渡日本，入陆军成城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军事救国”的生涯，并正式改名为锷。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匀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
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丁他的救国救民主张。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
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
”他断言：“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
”(《军国民篇》，《蔡松坡集》(1984年版)，第15页)那么，怎样实行“军国民主义”呢?蔡锷认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军国民篇》，《蔡松坡集》第32页)。
至于“国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蔡锷虽冥思苦想，却未能做出回答。
尽管如此，他的这种探索还是有意义的。
当时，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要义”。
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
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
这种主张，与单纯依靠改革军制以求强兵御侮的思想相比，显然视野更广阔、更深远。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
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
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
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
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1911年(宣统三年)初，蔡锷抵滇。
在等待接任新职期间，他伏案著书，从在论及“选将”时，蔡锷崇尚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这是“扼要探本之论”。
他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力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8页)，抒发了他立志为国捐躯的志向。
谈到治军，蔡锷认为“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对于“风气纪纲大弛”的军队，“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主张“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16页)。
同时，他也提倡官兵之间“和辑相处，使士兵把军营视为“第二家庭”。
他特别欣赏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句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
(《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5页) 关于作战指导，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
”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
他说：“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
1911年7月，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蔡锷为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
蔡锷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和设想，进行改造和训练滇军的活动。
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
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
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
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
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432页)。
1911年10月10日，11月1日，起义官兵在五华山组织了“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
这时，他年仅29岁。
蔡锷就职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与此同时，蔡锷看到“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已伏。
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
”(《五省边防计划》序)为此，他亲自担任主编，拟定了数万言的《五省边防计划》，即西南边防协同作战计划。
该计划指出，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但“内讧未靖，外患思乘”，列强侵吞中国之心不死。
除沙俄日本在东、北部边境地区屡挑事端外，英国侵略者也不断从印度以武力干涉西藏，法国也往越南增兵，企图进犯滇桂。
在此情况下，“西南边要尤陷危险，民国全局殆哉岌岌”。
因此，蔡锷呼吁滇、川，黔、桂、粤五省实行军事联合，以便随时抗击英法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保卫新生的共和国。
这份计划草案分三编十章，分别对五省联合军的兵力编成、作战区域和协同办法，军队的集中，展开和作战步骤，以及战前准备，兵站设置，战场建设等重大问题。
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具体的规定。
它在当时虽然未能实行，却充分而具体地体现了蔡锷的战区战略思想。
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
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
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
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
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袁世凯自1912年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胀。
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致袁世凯电》，《蔡锷集》(1983年版)第202页)。
但是，1915年5月7日，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
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
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3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拱宪年号。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气愤已极，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
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蔽衰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
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
(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护国文献》(1985年版)第300页)这是个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
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
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
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
蔡锷抵达昆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通电宣布独立，众推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
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
蔡锷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是护国军在大舟驿休整数日，士气复振，蔡锷决定对敌反攻。
这次反攻，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
3月16日，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为主攻；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向纳溪正面佯攻，朱德，张煦两支队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阻击泸州援纳之敌，刘存厚师进规牛滚场，威胁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
17日，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连战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
敌人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
蔡锷见各路进展缓慢，恐合江之敌抄袭后路，遂于24日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退回出发地。
经此一战，敌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能力。
”(《致梁启超江电》，《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四) 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
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
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见胜利无望，也在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
但是，袁世凯是顽固透顶的反动派，他不甘心也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还想在军事上再下一次赌注，与护国军拼个最后的输赢。
于是，他明着打电报给蔡锷等人，要求“先戢干戈，共图善后”，暗地里却在重新整顿部队，组织第二批“征滇军”。
袁世凯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于湖北，准备重点进攻湘西，再以湘西为跳板从翼侧进攻滇黔，另外分兵一部进攻陕西，(陕西将军陈树藩已宣布独立讨袁)以保障京师的侧翼安全。
张敬尧虽然与护国军谈判停火，暗里也在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准备对护国军发动新的攻势。
其作战企图是：以第8师主力分别从合江出先市、尧坝，向白节滩翼侧进攻，张敬尧亲率第7师主力由纳溪、茶堂子前出，向大州驿佯攻，钳制滇军主力，另以一部由二龙口，大渡口等处向大州驿侧后实施深远突击，直捣永宁，断绝滇军后路。
袁军新的作战企图，早被护国军识破。
蔡锷等一面对敌“虚与委蛇”，努力达成停战协定，以便争取时间，整顿部队，调整部署，补充新兵，催运军需，一面积极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以图大举”。
在对川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上，唐继尧与蔡锷产生了严重分歧。
唐继尧主张组织重兵集团出宁远(今四川西昌)，经汉源、雅安攻取成都。
其意图是想首先占领四川省城，造成先声夺人之势，然后由成都向川东，川南卷击，策应泸纳战场。
对此，蔡锷极力反对。
蔡锷首先向唐继尧剖析了战场形势。
指出：“宁远一路，山川险阻，给养艰难，只宜出奇兵偏师为奇袭扰乱之用，临以重兵，甚属非宜。
”在泸纳方面，“逆军现有两师，且较精悍。
我军现只九营，激战之余，兵额大减，以言防守，尚足勉强支撑，以言进取，即增加两三支队亦无必胜之把握。
”而綦渝方向“逆军系第3师及第6师之各一旅，战斗力较弱，不难一战而破之。
”因面蔡锷主张，下一步对川作战方针：“叙泸方面宜主守”，“对湘亦宜暂取守势”，而“綦渝方面则积极取攻势”，“以滇师举全力以出綦渝为当。
”(以上引文见《致唐继尧麻丑、麻申电》，《松坡军中遗墨》)蔡锷的作战企图是在叙、泸、湘作战方向均取守势，牵制当面敌军，而集中主要兵力从綦江方向实施突击，进取重庆，控扼咽喉要地，既可以忸击袁军后续部队入川，又可以断绝泸、纳方向袁军退路，同时也斩断了敌作战运输线，陷泸州之敌于弹尽粮绝之境地。
由于袁世凯在6月6日忧郁死去，护国战争也随之结束，蔡，唐的作战计划都未能得到战争实践的检验。
但是，客观地分析对比一下，不难看出，蔡锷设想的“以重兵趋綦渝的作战计划，要比唐继尧钓以孤军远出宁远攻取成都的计划更切实可行一些。
从蔡锷的作战计划可以看出，经一个多月的战争实践，他作战指挥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他总结了前期作战的经验教训，及时地转变作战方针，变多路出击为一路突击，变几个方向平分兵力为集中兵力于主攻方向，变强攻泸州为主攻綦渝，变内线抗击为外线抄袭、前后夹击。
这种虚心体察战场情况，注意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提高自己的指挥艺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于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但是，这时蔡锷的病情恶化，他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病。
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
蔡锷在短暂的一生中，注意辨别政治风云，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运动；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
特别是在护国战争中，他抱病参战，指挥劣势军队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逼迫敌军停战议和，表现了他坚定不移、临危不惧的精神和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
在作战指导方面，他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初战时存在的某些急躁性和片面性，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及时修改作战计划，调整兵力部署，力求主动，避免被动，基本体现了他自己所主张的“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的战争指导思想。
曾国藩、胡林翼的许多奏章、函牍和日记中，选摘出有军事价值的言论，分类编辑，取名《曾胡治兵语录》，并附以按语，阐发自己的见解，希望以此作为对滇军的精神讲话材料。
他在《语录》的序言和按语中，结合曾、胡的言论，谈了对选将，治军、作战等问题的看法，反映了他当时的军事思想。
拿破仑于境内，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
”(《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25页)他的这种既借鉴外国战争经验，又根据本国的实际研究军事学术的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的火炬迅速发展为埋葬封建帝制的熊熊烈火。
10月30日，辛亥云南起义爆发。
这是继武昌起义之后战斗最激烈、代价最巨大的一次武装起义。
在革命的决定时刻，蔡锷被推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负责拟定起义计划并指挥起义军作战。
当晚8时，蔡锷命原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李根源等率云南新军第73标，由昆明北门进攻五华山和军械局，自己率第74标和炮标由南门外巫家坝向城内推进，进攻总督署和五华山。
战至第二天中午，南北两路义军会师于五华山，击毙云南新军第19镇统制钟麟同，俘获云贵总督李经羲，结束了清政府对云南的统治。
护国战争中打得最艰苦最激烈也是决定战争命运的战略性战役。
当时，蔡锷正患重病，身体虚弱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然而他决心“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抱病指挥讨袁作战。
他以第一梯团出昭通攻叙州为左翼，另一梯团出松坎攻綦江为右翼；自己亲率两个梯团约4000人为中路，经贵州毕节直指四川护州。
然而，由于护国军兵马未动即公开宣战，打乱了秘密开进、突然袭击的作战计划。
当蔡锷抵达四川纳溪肘，袁世凯已调集了曹锟、张敬尧等4个师3个混成旅约4万余人入川，使护国军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
1916年2月上旬，护国第一军先头部队进攻受挫，被敌包围在纳溪安富街一隅，形势非常危急。
23日，蔡锷赶到前线，令朱德文队由小路夺占纳溪东面高地棉花坡，打破了敌人对纳溪的包围，继而指挥全军对敌实施反击。
战斗在江安到兰田坝的广阔地域内展开。
双方夜以继日，反复争夺，战况十分激烈。
由于敌人兵力居优势，且又占据险要地形，护国军虽奋战多日，始终未能突破敌军阵地。
这时，敌人以一师两旅的兵力全部压向纳溪，蔡锷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遂于3月6日指挥护国军主力撤至大舟驿、叙蓬溪(今护国镇)一线。
他一面从叙州调集兵力，加强沪、纳战场，一面构筑工事，整顿军队，同时电催唐继尧接济弹药，准备伺机反攻。
孙中山寄赠挽联写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以班超、马援这两个历史名将作比喻。
高度赞颂了这位热诚爱国，叱咤风云的青年军事家。
原名艮寅，字松坡，1882年12月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一个普通农家。
他在当地有“神童”之称，13岁便中了秀才。
1898年，16岁的蔡锷考入湖南时务学堂。
当时谭嗣同为学堂总监，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维新派人士唐才常也在此授课。
蔡锷与梁启超结下了持续终生的深厚师生情谊。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与11名同学应梁启超所召，东渡日本。
1900年秋天，唐才常领导自立军武装起义，不料事先泄密，唐才常遭死难。
当蔡锷得知起义失败的消息后，放声痛哭，悲愤之中，将原名“艮寅”改为“锷”，取“砥砺锋锷，重新做起”的意思。
他回到日本后入陆军成城学校，继而进入陆军士官学校，从此投笔从戎，立志“流血救国”。
1904年，蔡锷毕业回国，进入军界。
1911年辛亥革命时，蔡锷发动新军响应武昌起义，举行了“昆明重九起义”，并担任起义军临时总指挥，起义胜利后被推举为云南军政府都督。
袁世凯窃取政权之后，妄图称帝的野心暂时没有暴露，蔡锷对他抱有很大幻想。
当时，就连梁启超也被袁世凯所蒙蔽，担任了司法总长。
由于云南地处边陲，蔡锷感到难以施展抱负，便给梁启超写信，希望调出云南。
而袁世凯对拥有很强军事实力的蔡锷始终存有戒心，见蔡锷有此念头，正中下怀，发布命令将其调到北京。
蔡锷到京后，袁世凯只是给蔡锷委任了一大堆虚衔之职，而在暗中对其严加监视。
同时，袁世凯企图登基称帝的阴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使蔡锷与梁启超的幻想彻底粉碎。
蔡锷多次悄悄乘火车到天津，与梁启超等人秘密集会，商量抵制袁世凯称帝。
他们设定的方案是：一旦袁世凯公开称帝，云南立刻宣布独立，然后依靠云贵及广西的力量攻下四川、广东，争取三四个月后在湖北会师，“底定中原”。
此后，蔡锷积极准备，同时作出种种假象迷惑袁世凯。
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浪荡之徒，打麻将、吃花酒、逛妓院，与云吉班的妓女小凤仙整日厮混。
蔡锷家在棉花胡同，妻子、母亲都在身边，对他逃出北京十分不利。
他有意利用和小凤仙的关系，制造家庭不和的舆论，甚至请袁世凯的亲信为自己找房子，声称要“金屋藏娇”。
同时，他还经常公开和妻子吵架，妻子趁势带着母亲回了湖南。
袁世凯得知情况，觉得蔡锷堕落成性，昏然无能，实在不足为虑，戏称他为“风流将军”。
介绍一下蔡锷
蔡锷（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原名艮寅，字松坡，汉族，湖南宝庆（即今邵阳市）人。
遗著被编为《蔡松坡集》。
蔡锷曾经响应辛亥革命，发动反对袁世凯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是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
生平历史1882年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一个贫寒的裁缝家庭。
6岁时在当地一位名士帮助下，免费入私塾学习。
12岁考中秀才。
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
1899年7月，蔡锷东渡日本，入陆军成城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军事救国”的生涯，并正式改名为锷。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
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911年(宣统三年)初，蔡锷抵滇。
在等待接任新职期间，他伏案著书，从在论及“选将”时，蔡锷崇尚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这是“扼要探本之论”。
1911年7月，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蔡锷为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
蔡锷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和设想，进行改造和训练滇军的活动。
1911年10月10日，11月1日，起义官兵在五华山组织了“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
这时，他年仅29岁。
蔡锷就职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
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
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
袁世凯自1912年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胀。
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致袁世凯电》，《蔡锷集》(1983年版)第202页)。
但是，1915年5月7日，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
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
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3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
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
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
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
蔡锷抵达昆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通电宣布独立，众推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
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
蔡锷在短暂的一生中，注意辨别政治风云，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运动；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
特别是在护国战争中，他抱病参战，指挥劣势军队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逼迫敌军停战议和，表现了他坚定不移、临危不惧的精神和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
在作战指导方面，他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初战时存在的某些急躁性和片面性，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及时修改作战计划，调整兵力部署，力求主动，避免被动，基本体现了他自己所主张的“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的战争指导思想。
蔡锷也是国葬第一人。
有没有关系中国盐的传说或习俗
运城关于盐的传说和习俗： 为盐而战 运城市盐湖区的南面，即中条山之阴，有一片总面积132平方公里的盐湖。
经历数千年变迁，盐湖还是盐湖，几乎寸草不生。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此处已不再生产食盐，转产工业用硝。
蓝天白云下，微红泛蓝的一池池卤水异常纯净，硝像雪线一样横亘在远处。
夏日炎炎，蒸腾的水汽富集形成雾，中条山若隐若现。
当我们走到盐湖堤岸时，炎阳高照，风正劲，遮阳伞完全打不开，清明的空气里，莫名地游窜着一股股的南风。
旁边正在做养水的工人说，这不算大风，春天的风才叫个大。
但没有这风，盐湖的盐无法析出，所以这南风也叫盐南风。
盐湖南倚中条，北靠峨嵋，东临夏县，西接解州。
东郭镇副书记，蚩尤传说的传承人相秋喜一口气给我们念了一串谚语：“一年一场风，年初到年终。
刮断山，刮断岭，刮得磨山翻烧饼，刮得碌碡发流星，刮得小麦扑满地，刮得玉米成光杆，刮得花生不见面。
”盐湖东西长，南北窄，四周高，中间低，形似元宝。
围绕着天然的聚宝盆，发生过多姿多彩的人类行为，因为无确实的考古依据，许多意会的东西只能贴上“传说”的标签。
史载，五千年前，我国历史上发生了第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即涿鹿之战。
它就发生在中华民族发祥地的黄河中游河东（今运城）一带。
关于这场战争，众多古籍多有描述，生动奇诡。
大致意思是，黄帝战蚩尤，久战久不胜，因为蚩尤坐拥盐田粮棉之地，又得丰富矿山冶炼出金属武器，自然“国富兵强”，难于被攻破。
可是，后来黄帝不仅联合了本家兄长炎帝，而还请出蚩尤部落的杰出人才风后，所谓“得风后于海隅”。
海隅即现在解州东门外的杜东村。
不知风后当初为何要背叛自己部落，但他这一出山，实在是彻底改变了战争的方向。
伟大的战神蚩尤最终被肢解成多块，有人说，这也是地名“解”的由来。
地质史上，运城盐池一带曾是浅海区，后经造山运动，中条山脉崛起，从而把盐池这一片浅海区与大海割离开来，形成了一个内陆湖泊。
盐池便是东去大海留下的遗产，所以古时称鹾海，或勃氵解。
《齐都赋》解释说，“海旁曰勃，断水曰氵解也。
”勃氵解也就是紧邻大海的断水（湖泊）。
解又由氵解衍生而来。
不过这样理性的分析比起民间传说，就枯燥逊色多了。
多数资料仍然显示，蚩尤的血流入百里盐田成为点盐之卤，如今依然能看到的赤色卤水便是蚩尤血化来。
蚩尤死后，据称其九黎部落残余被黄帝追撵向南方及其他边远地区，进而形成后来南方多地的少数民族，像苗瑶等。
这些少数民族传承着久远祖先的血脉，长久以来沿袭着神圣的祖先崇拜。
祖先灵魂不死的情感化，体现在许多地方均以蚩尤命名。
这也造成了历史的混乱和真假难辨。
不过，黄帝大战蚩尤，无疑就发生在盐湖周边。
至于蚩尤是外来的侵略者，还是被迫打守卫盐湖的正义之战，史书或含混不明；或捍卫正统的黄帝，将败将蚩尤妖魔化、丑恶化，安上“犯上作乱”“杀戮无辜”的罪名。
这是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使然。
不过，不管朝代如何更替，民间依然保存着细微朦胧的岁月痕迹，或许它们更接近真实。
池神庙和舜帝陵 池神庙坐北朝南，位于盐湖北畔的卧云岗上，始建于唐大历十二年（777年），奉祀的盐神为宝应灵庆公，后历代祀神都有变化。
此前，在安邑以南、盐池以北，即现在的庙村，曾建有盐宗庙，是为纪念黄帝之臣煮海作盐的宿沙氏。
宋、元、明、清时对池神庙都有重建、维修，现在保存的主要建筑为明嘉靖十四年遗物。
气势磅礴的三座大殿一字排列，三大殿外檐穿插交叉，勾心斗角，即独立又相互扶持。
其中所奉之神有别，中殿奉池神，东殿奉太阳神，西殿奉风神。
三神各施其职，又相辅相成，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团队精神。
与三大殿相对的是奏衍楼，是池神庙中保存完好的建筑，有三个台口，可以同时唱三台戏，这“连三戏台”据相关专家考证，属于全国八座元代戏台之一，酬神仪式结束后，便以戏曲娱神娱人。
戏曲从元杂剧兴起，河东是戏曲的发源地，后来形成著名的蒲剧。
当时池神庙十分繁荣，因为各路盐商汇聚河东盐池，在敬神的同时，也竞相表演戏曲。
清末蒲剧名家郭宝臣（艺名元元红），在京的“宝胜和”驻演时，与京剧名角谭鑫培分庭抗礼。
辛亥革命成功后，运城光复，河东成立军政府。
时值春节，为了助兴，著名报人景梅九邀请在家赋闲的郭宝臣登台献艺，演出场地就设在了池神庙的“连三戏台”。
池神庙里的碑林也十分可观，30多通古碑碣记载了盐池变迁、池神庙祭祀及39位帝王驾临盐池的情景。
从碑文中得知，唐代时，池盐销区已很广泛，西出秦陇，南达樊邓，北极燕代，东逾周宋。
三大殿西侧有一处小院，上写“玉树青霞”。
1929年，阎锡山将冯玉祥从陕西潼关接到运城，在此密谋策划了与蒋介石大战的著名历史事件。
关于盐池最早的文化，还是要溯源到虞舜在卧云岗抚琴吟唱《南风歌》的传说记载。
舜帝有一天走在此地被盐南风吹拂，心潮澎湃，遂抚五弦琴，唱吟道：“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庙内的歌薰楼便因此而建，并立有虞舜弹琴石刻图文。
舜，最早记载于战国《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然后，历代都有记载，但言多有出入。
唐代《左传·哀公六年》孔颖达疏：“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
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
”从这两种说法和当地的一些考古、民间遗迹等来分析，舜出生、活动、死亡的范围基本都在河东，即古时的冀，今天的晋南运城、临汾一带。
2004年9月，中国先秦史学会尧舜禹文化研究基地在运城盐湖区的舜帝陵内，挂牌成立，每年一度的虞舜公祭活动更是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前来。
舜帝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坐落于盐湖区北十公里处的鸣条岗上。
陵始建于夏禹，庙创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历代对陵庙屡有修葺。
《安邑县志》载：“鸣条岗……走势如龙形，在龙首处——鸣条岗西端，有舜帝陵庙，埋葬着虞舜圣帝。
”2000年起，盐湖区对陵庙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扩建，新增设了广阔的景区。
位于神道的古柏最令人遐想。
《鸣条古柏录存》碑刻记载，原舜帝陵内古柏林立，数十围粗的大柏就有五十余棵。
而现仅存七棵，其中四棵尤为神奇，均两两相抱，活柏抱死柏，枝叶交错，夹道耸立，自成“树门”。
经国家林业部有关专家鉴定，树龄均在4000岁以上。
这就让人推测，可能此柏与陵共岁。
因为神奇古老，人们把柏树当作神来敬献，树身上挂满祈求吉祥的红布条。
魂灵之战：关公战蚩尤 黄帝大战蚩尤后，犁出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明晰线路。
代表黄帝部落的龙，也成为中国人共同崇拜的图腾。
原属于蚩尤领导的九黎部落，与黄帝后来继续征服的百姓部落一起，构成广大底层民众，这也是黎民百姓的由来。
但是作为个人，蚩尤这个战败者的名声无法颠覆，他被正统阶级一再地贬入凶神恶煞之列。
蒙古族有关盐的传说和习俗： 盐是生命生存的必需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
历史上很多朝代都实行“盐铁专制”。
盐分海盐、湖盐、矿盐。
人类食用的盐多为湖盐。
盐是五味之一。
蒙古族崇尚盐，认为盐是食品的“德吉”（第一位）。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蒙古族民间形成流传着许多与盐有关的习俗。
一、盐与祭祀 蒙古人祭拜“腾格里”（天）。
祭祀分红祭和白祭。
红祭时，“舒斯”（整羊）里不能放盐。
在巴林地区，年初一早晨，人们在火盆里点燃牛粪，从太阳升起的东方开始给四周磕头，这一习俗叫“给天磕头”。
磕完头，给天敬奶茶、奶食品、炒米等，这一习俗叫“给天敬茶”。
茶里不放盐。
每年腊月23日或24日，蒙古人用羊或羊胸叉祭祀火。
煮其时不放盐，其汤里放小米或糜子米、黄油、枣等煮成“阿木斯”（稠粥），大家一起享用。
“阿木斯”分为红“阿木斯”和白“阿木斯”，肉汤里放小米或糜子米煮的叫红“阿木斯”，放黄油、枣、小米或糜子米煮成的“阿木斯”为白“阿木斯”。
现在比较流行将红“阿木斯”和白“阿木斯”做法二合为一的煮法。
“阿木斯”里忌放盐。
“博”（萨满）祭祀（蒙古语为斯日格胡，汉语意为复活）“宝木勒”（天之子，“博”的保护神）和“吉雅其”（牲畜保护神）时，“舒斯”里忌放盐。
“博”祭祀（蒙古语为巴雅斯哈胡，汉语意为愉悦）“翁古特”时，“舒斯”里不能放盐。
祭祀敖包的“舒斯”里不能放盐。
在巴尔虎地区，祭祀敖包之后，要进行“整羊招福”。
招福人家的主人双手捧着手扒肉进行招福，招福的肉大家一起享用，招福肉里不能放盐。
祭奠成吉思汗是蒙古人祖先崇拜的一项重要内容。
煮祭奠用的“乌特格舒斯”（羊肉）时，不能放盐。
供佛的肉食里不能放盐。
老百姓给祖先烧纸（蒙古语为土乐食·额日格胡或道应·西塔嘎胡）时，茶、食品里不能有盐。
现在该习俗在有些地区已有所改变。
巴林蒙古人喝“那木仁叙鲁”（汉语意为秋天的肉汤）和吃“鄂博乐音伊得食”（汉语意为冬储肉）时，把肉的“德吉”（第一口）献给天、佛、火神、祖先。
“德吉”肉里忌放盐。
二、盐与孕妇、产妇 孕妇需要赶远路时，用红布缝制小口袋，里面放上几粒盐，并用红腰袋将其系在孕妇肚脐或腹部上。
象征意思是：胎儿像重重的盐一样，重重地（牢牢地）粘在母胎上，不动胎气。
坐月子的产妇不能跟别人借盐，别人也不能向她借盐。
蒙古人认为正在坐月子的产妇不净。
不净者手接触盐，会埋汰了盐。
这样的人死后，阎王爷不接收。
那么，她也就没有“来世”了。
特殊情况下，产妇可以接触盐。
在科尔沁，产妇头晕头痛时，把盐炒热之后放进小口袋，放在产妇头顶上进行热服。
产妇不吃盐或少吃盐。
在鄂尔多斯，用腱子肉、茶熬汤给产妇喝，汤里不放盐。
三、盐与男孩尿炕 在科尔沁地区，男孩有尿炕习惯时，家长用“达布苏·贵因”（乞盐）方法来帮助他克服尿炕习惯。
家长事先背着尿炕男孩跟邻居或亲属说好：我家孩子来你家乞盐时，你们就打他一下。
第二天早晨，家长就让尿炕男孩拿上瓢到预约好的那个人家要盐。
尿炕男孩到那人家后，那家主人接过瓢来，装做给盛盐的样子，趁男孩不备，突然将瓢扣在他的后脑勺上，然后用烧火棍敲打。
一般情况下，给尿炕男孩拿的乞盐瓢大多都是破的或半拉形的，经不住烧火棍的敲打就会破碎。
乞盐瓢的破碎象征着尿炕习惯不再存在。
时至今日，在科尔沁地区，小孩子尿炕后，家长会对他说“让你乞盐吧
” 四、请盐的习俗 蒙古地区有好多盐湖。
锡盟的母亲湖、阿盟的吉兰泰盐湖、青海的柴日罕盐湖非常著名。
过去，人们赶着牛车或骑着骆驼远行到盐湖拉盐。
这就是蒙古人常说的赶“达布森·阿彦”。
蒙古人把运盐称为“达布苏·扎拉胡”（汉语意为请盐）。
请盐人到盐湖后，首先向盐湖敬献奶食品及茶的“德吉”等备好的礼物，把牛尾毛、骆驼鬃毛等放在盐湖的敖包上。
请盐时忌用拉过死人（尸体）的车和铁车；不能携带肉食品进盐池；妇女和有传染病的人不能前往盐湖请盐。
请盐的人到家之前，必须把路上准备吃的东西全部吃完。
五、盐与方言民间文学 在蒙古民间，流传着很多在特定场合下才说的与盐有关的话语。
大人问小孩的名字，小孩子不回答时，大人就会说：“你没有名字难道叫一斗盐吗
”大人暗示小孩子：难道你因尿炕而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了吗
这一说法源自上述尿炕男孩乞盐习俗。
某件事让人感觉到没有意思或未过瘾时，比喻说：“没有放盐的小米汤”。
过去，在科尔沁地区妇女坐月子，主要吃煮得软、水多一些的小米饭，不吃盐。
这样连续吃一个月后产妇会感到饭没有味道，很无奈。
上述话语来源于这一习俗。
在鄂尔多斯，把没放盐的茶叫“沙拉腾·茶”（汉语译为裸茶，没有味道的茶）。
把“尝鲜”或“品尝”常常说成“达布苏音乌吉胡”（汉语意为品尝咸盐）。
大人逗小孩过头或某人做事过火时，会说“达布苏音合图日乐呼”（汉语意为盐重了）。
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之魂。
在蒙古地区流传成吉思汗含在嘴里的糖掉在地上形成了盐湖的传说。
在蒙古民间流传着与盐有关的格言：大海也有缺盐的时候。
比喻再富有的人也有缺东西的时候。
蒙古族与盐有关的谚语有：要想节约的话是水，要想品尝的话是盐；做事有终结，放盐要足够。
点滴也对大海有益，碱硝也对盐有利等。
六、盐与地名 依据物产命名湖名是蒙古族文化习俗之一。
在内蒙古以“达布苏”（盐）命名的湖很多。
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境内有达布逊阿尔善（汉语意为圣水盐湖）。
锡盟二连浩特境内有额仁达布森淖尔（汉语意为斑澜或幻象盐湖）。
苏尼特左旗境内有达布苏淖尔（汉语意为盐湖）、舒代音达布苏（汉语意为有硝的盐湖）。
东乌珠穆沁旗境内有辉特达布苏（汉语意为北面的盐泡子）、沃门扎哈音达布苏（汉语意为南端的盐泡子）、伊和达布苏（汉语意为大盐湖）、达布苏淖尔（汉语意为盐泡子，今名额吉淖尔）。
太卜寺旗境内有达布森淖尔（汉语意为盐湖）。
正镶白旗境内有达布森淖尔（汉语意为盐湖）。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境内有布尔汗达布苏淖尔（汉语意为佛盐湖）。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境内有包日达布苏（汉语意为柴盐）、吉兰泰达布森淖尔（词意待考，今名吉兰泰盐池）、查干布拉格音达布苏（汉语意为白泉盐湖，今名查干布拉格盐池）。
阿拉善右旗境内有达布斯图湖（汉语意为有盐的湖）。
额济纳旗境内有哈敦胡舒乃达布斯（汉语意为岩石山嘴儿盐湖）。
包头市达茂旗境内有赛恩达布苏（汉语意为有好盐的湖）。
值得一提的是，以达布苏命名的陆地名不多。
东乌珠穆沁旗境内的达布森达坝（汉语意为盐梁）是本人收集到的唯一一个以盐命名的陆地名。
七、与盐有关的其他习俗 日常生活中，蒙古人认为不能随意随地丢弃盐。
一般情况下，不向别人借盐或不给别人借盐。
如果必须借盐，借盐人不说借盐，而是把盛盐的器皿拿出来递给被借盐的人，被借盐的人也会领会借盐人的意思。
在巴尔虎，亲家相互不能借盐，如果必须借盐，盐里要放干了的马粪。
给别人递盐时，不能直接放在他人手中，必须先放在什么地方或什么东西上，让接盐的人自己取。
科尔沁人认为直接从别人手中接盐，意喻着会和对方见不着最后一面；鄂尔多斯人认为手把手接盐的双方，会结成深仇。
在蒙古地区，婴儿出生第3天、第5天、第7天时，要举行洗礼或入摇篮仪式。
用盐水或茶、盐、“阿日其”（松柏香枝）等煮成的汤给婴儿洗浴，祝福婴儿茁壮成长。
在巴林，小孩子眼晴发炎发红时，用盐水冲洗。
在巴尔虎，牧人腰酸腿痛时，把盐炒热，进行热服。
煮手扒肉时不放盐。
巴尔虎蒙古人在奶茶里不放盐。
牛和羊骟割后，将睾丸用黄油、小米等放在一起煮粥吃。
粥里不能放盐。
相传，如果粥里放盐，牛和羊伤口会发炎。
牛奶里不能放盐。
火里禁忌放盐，怕惊吓火神。
但特殊情况下，火里放盐。
在鄂尔多斯，小孩哭闹不止，认为闹鬼时，勺里点着火，里面放几粒盐，在小孩头顶上或围身体转圈儿。
人们相信，盐在火里发出的嘣嘣之声，能够吓鬼驱邪。
在库伦旗，小孩闹病时，把小米、盐放在有火的火铲里，在小孩头顶上转三圈儿，进行招魂。
在蒙古人传统意识里，新娘跟鬼，死人跟佛。
迎新娘时，点燃堆火，火里放盐，避邪驱鬼。
蒋介石日记有多少可以相信
蒋介石的日记可信吗
——不看，会有很大损失；看了什么都信，也会上当日记记录本人当日亲历亲见之事或个人所为所思，不仅比较准确，而且私密度很高，历来为史家所重视，但是，蒋介石长期被视为“坏人”、“恶人”，他的日记可靠吗
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日记有两种。
一种主要为写给别人看的，这种日记往往装腔作势，把真实的自我包裹起来。
例如阎锡山的《感想日记》，满篇都是《论语》式的格言，一望而知是教人如何成圣成贤的，没有多大价值；一种主要为写给自己看的，此类日记，目的在于自用，而不在于示人传世，其记事抒情，或为备忘，或为安排工作与生活，或为道德修养，或为总结人世经验，或为自我宣泄，往往具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蒋的日记大体属于此类。
蒋虽然很早就投身革命，但是，辛亥前后生活一直比较荒唐，我曾称之为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亡命日本东京，受孙中山之命，加入中华革命党，同时尽力读书，在这一年读完曾国藩全集，受到影响，1916年，他的引路人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这件事给了蒋介石以极大刺激。
“自矢立品立学，以继续英士革命事业自任。
”他决心从此改邪向善，立志修身，每日静坐、反思，按儒学要求克己复礼，此后的一段日记应该比较真实。
其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位置日益重要。
他继续用儒学，特别是宋明道学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存天理，去人欲，日记成为他个人修身的记录与工具。
他修身的愿望是真诚的，日记自然也是真实的。
此后，他的日记逐渐增添新的内容，即每日生活、工作、思想的记录，治兵、治国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总结等。
蒋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常有反思，他的日记也就相应成为反思的工具和记录。
这一段时期，蒋介石还不会想到他将来会成为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要人，他的日记会长期流传，成为历史学的研究资料，因此，没有必要在日记中矫饰作假。
等到他地位日隆、权势日重之后，他自然明白其日记的重要，但是，由于他继续通过日记记录每日工作、思想、心得，安排工作日程、计划，提醒应注意事项，并继续用以治心修身，是为自用，而非用以示人，因此，一般会如实记录，而不会有意作假，自己骗自己。
例如，他抗战期间的日记一般分几个部分：1.提要。
记当日主要事件或主要心得；2.预定。
记一二日内应做之事；3.注意。
记对国内外形势的思考；4.记事。
记一日所做主要之事；5.上星期反省录；6.本星期预定工作纲目；7.本月反省录；8.本月大事表，等等。
假如蒋在这些项目中造假，等于是给自己造成混乱。
说蒋记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并不等于说蒋在日记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
有些事，他是“讳莫如深”的。
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显系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
蒋自己就说过，有些事情是不能记的。
可见，蒋记日记有选择性。
同时，他的日记只反映他个人的观点和立场，自然，世界常常被他扭曲。
有些事和人，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样子。
因此，只能说蒋的日记有相当的真实性，但是，真实不等于正确，也不等于全面。
蒋的日记主要为自用，而非为示人，为公布。
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证明：一、蒋身前从未公布过自己的日记，也从未利用日记进行自我吹嘘、美化。
当然，他会想到身后立传，使自己的事迹流传的需要，这一功能主要由《事略稿本》一类著作完成。
蒋一般会选择自己的同乡或亲信进行编辑，这些人自然会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删削或修改部分内容，而蒋本人也会逐本校阅，严格把关。
二、蒋喜欢骂人。
在日记中，蒋骂过许多人，好友如戴季陶、黄郛，亲属如宋子文、孔祥熙，同僚如胡汉民、孙科、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下属如周至柔等，几乎没有人不被他骂，而且骂得非常狠。
蒋如果考虑到要示人、要公布，就不会在日记中那样无所顾忌地骂人。
三、在日记中，蒋写了自己的许多隐私，例如早年搞“三陪”，在“天理”和“人欲”之间的艰难挣扎，甚至为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自慰”等。
此类事蒋在日记中都如实记录，显然记这些也不是为了示人，更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高大与神圣形象。
2005年我在胡佛研究所阅读蒋介石日记时，新华社记者要求我简明扼要地对蒋介石“定性”，我曾说过三句话：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二、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三、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
我至今仍坚持这样的看法。
由于如此，蒋的日记对于我们认识蒋的本相，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有很大意义。
不看，会是很大的损失，但是看了，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坦承自己下令“不抵抗”，称“与蒋介石无关”“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未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状况下，向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在此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张学良也仍然坚持“不抵抗主义”。
对此，张学良在许多场合都如实叙述经过，坦承个人责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东北父老对张学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使张很感动。
次年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没起来，胡思乱想，想到东北的人们对于我个人的问题，这不单是感情的问题了，真叫我惭愧无地，难过的了不得。
说起抗战阶段，我是毫无贡献。
当年在东北时，以前是承老人的余润，后来我不过执政三年，不但对地方没有造福，因为我一意的拥护中央，依赖中央，才有了中东路问题，对俄盲目的战事。
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今天他们反而对我如此的热诚，这可真叫我太难过了
张学良的这一段日记承认自己“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并没有将责任推给别人。
1990年，张学良接受唐德刚访谈时曾“郑重声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
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他说：我现在就给你讲这个不抵抗的事情。
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
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
明白吗
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
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
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
当唐德刚谈到“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至此，张学良连连表示：“不是，不是，不是的。
”“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其他的资料还有很多，无需再引了。
可见，从1946年1月3日的日记，到1991年的答问，张学良始终完全承担“不抵抗”的责任，从未涉及别人。
蔡锷是怎么当上将军的
蔡锷(1882.12.18—1916.11.8)，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中国近代军事家。
1882年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一个贫寒的裁缝家庭。
6岁时在当地一位名士帮助下，免费入私垫学习。
12岁考中秀才。
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
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蔡锷也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1899年7月，蔡锷东渡日本，入陆军成城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军事救国”的生涯，并正式改名为锷。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匀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
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丁他的救国救民主张。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
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
”他断言：“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
”(《军国民篇》，《蔡松坡集》(1984年版)，第15页)那么，怎样实行“军国民主义”呢?蔡锷认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军国民篇》，《蔡松坡集》第32页)。
至于“国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蔡锷虽冥思苦想，却未能做出回答。
尽管如此，他的这种探索还是有意义的。
当时，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要义”。
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
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
这种主张，与单纯依靠改革军制以求强兵御侮的思想相比，显然视野更广阔、更深远。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
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
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
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
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1911年(宣统三年)初，蔡锷抵滇。
在等待接任新职期间，他伏案著书，从在论及“选将”时，蔡锷崇尚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这是“扼要探本之论”。
他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力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8页)，抒发了他立志为国捐躯的志向。
谈到治军，蔡锷认为“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对于“风气纪纲大弛”的军队，“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主张“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16页)。
同时，他也提倡官兵之间“和辑相处，使士兵把军营视为“第二家庭”。
他特别欣赏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句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
(《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5页) 关于作战指导，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
”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
他说：“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
1911年7月，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蔡锷为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
蔡锷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和设想，进行改造和训练滇军的活动。
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
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
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
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
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432页)。
1911年10月10日，11月1日，起义官兵在五华山组织了“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
这时，他年仅29岁。
蔡锷就职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与此同时，蔡锷看到“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已伏。
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
”(《五省边防计划》序)为此，他亲自担任主编，拟定了数万言的《五省边防计划》，即西南边防协同作战计划。
该计划指出，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但“内讧未靖，外患思乘”，列强侵吞中国之心不死。
除沙俄日本在东、北部边境地区屡挑事端外，英国侵略者也不断从印度以武力干涉西藏，法国也往越南增兵，企图进犯滇桂。
在此情况下，“西南边要尤陷危险，民国全局殆哉岌岌”。
因此，蔡锷呼吁滇、川，黔、桂、粤五省实行军事联合，以便随时抗击英法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保卫新生的共和国。
这份计划草案分三编十章，分别对五省联合军的兵力编成、作战区域和协同办法，军队的集中，展开和作战步骤，以及战前准备，兵站设置，战场建设等重大问题。
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具体的规定。
它在当时虽然未能实行，却充分而具体地体现了蔡锷的战区战略思想。
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
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
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
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
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袁世凯自1912年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胀。
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致袁世凯电》，《蔡锷集》(1983年版)第202页)。
但是，1915年5月7日，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
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
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3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拱宪年号。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气愤已极，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
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蔽衰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
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
(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护国文献》(1985年版)第300页)这是个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
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
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
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
蔡锷抵达昆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通电宣布独立，众推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
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
蔡锷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是护国军在大舟驿休整数日，士气复振，蔡锷决定对敌反攻。
这次反攻，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
3月16日，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为主攻；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向纳溪正面佯攻，朱德，张煦两支队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阻击泸州援纳之敌，刘存厚师进规牛滚场，威胁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
17日，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连战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
敌人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
蔡锷见各路进展缓慢，恐合江之敌抄袭后路，遂于24日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退回出发地。
经此一战，敌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能力。
”(《致梁肩超江电》，《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四) 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
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
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见胜利无望，也在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
但是，袁世凯是顽固透顶的反动派，他不甘心也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还想在军事上再下一次赌注，与护国军拼个最后的输赢。
于是，他明着打电报给蔡锷等人，要求“先戢干戈，共图善后”，暗地里却在重新整顿部队，组织第二批“征滇军”。
袁世凯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于湖北，准备重点进攻湘西，再以湘西为跳板从翼侧进攻滇黔，另外分兵一部进攻陕西，(陕西将军陈树藩已宣布独立讨袁)以保障京师的侧翼安全。
张敬尧虽然与护国军谈判停火，暗里也在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准备对护国军发动新的攻势。
其作战企图是：以第8师主力分别从合江出先市、尧坝，向白节滩翼侧进攻，张敬尧亲率第7师主力由纳溪、茶堂子前出，向大州驿佯攻，钳制滇军主力，另以一部由二龙口，大渡口等处向大州驿侧后实施深远突击，直捣永宁，断绝滇军后路。
袁军新的作战企图，早被护国军识破。
蔡锷等一面对敌“虚与委蛇”，努力达成停战协定，以便争取时间，整顿部队，调整部署，补充新兵，催运军需，一面积极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以图大举”。
在对川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上，唐继尧与蔡锷产生了严重分歧。
唐继尧主张组织重兵集团出宁远(今四川西昌)，经汉源、雅安攻取成都。
其意图是想首先占领四川省城，造成先声夺人之势，然后由成都向川东，川南卷击，策应泸纳战场。
对此，蔡锷极力反对。
蔡锷首先向唐继尧剖析了战场形势。
指出：“宁远一路，山川险阻，给养艰难，只宜出奇兵偏师为奇袭扰乱之用，临以重兵，甚属非宜。
”在泸纳方面，“逆军现有两师，且较精悍。
我军现只九营，激战之余，兵额大减，以言防守，尚足勉强支撑，以言进取，即增加两三支队亦无必胜之把握。
”而綦渝方向“逆军系第3师及第6师之各一旅，战斗力较弱，不难一战而破之。
”因面蔡锷主张，下一步对川作战方针：“叙泸方面宜主守”，“对湘亦宜暂取守势”，而“綦渝方面则积极取攻势”，“以滇师举全力以出綦渝为当。
”(以上引文见《致唐继尧麻丑、麻申电》，《松坡军中遗墨》)蔡锷的作战企图是在叙、泸、湘作战方向均取守势，牵制当面敌军，而集中主要兵力从綦江方向实施突击，进取重庆，控扼咽喉要地，既可以忸击袁军后续部队入川，又可以断绝泸、纳方向袁军退路，同时也斩断了敌作战运输线，陷泸州之敌于弹尽粮绝之境地。
由于袁世凯在6月6日忧郁死去，护国战争也随之结束，蔡，唐的作战计划都未能得到战争实践的检验。
但是，客观地分析对比一下，不难看出，蔡锷设想的“以重兵趋綦渝的作战计划，要比唐继尧钓以孤军远出宁远攻取成都的计划更切实可行一些。
从蔡锷的作战计划可以看出，经一个多月的战争实践，他作战指挥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他总结了前期作战的经验教训，及时地转变作战方针，变多路出击为一路突击，变几个方向平分兵力为集中兵力于主攻方向，变强攻泸州为主攻綦渝，变内线抗击为外线抄袭、前后夹击。
这种虚心体察战场情况，注意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提高自己的指挥艺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于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但是，这时蔡锷的病情恶化，他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病。
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
蔡锷在短暂的一生中，注意辨别政治风云，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运动；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
特别是在护国战争中，他抱病参战，指挥劣势军队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逼迫敌军停战议和，表现了他坚定不移、临危不惧的精神和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
在作战指导方面，他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初战时存在的某些急躁性和片面性，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及时修改作战计划，调整兵力部署，力求主动，避免被动，基本体现了他自己所主张的“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的战争指导思想。
曾国藩、胡林翼的许多奏章、函牍和日记中，选摘出有军事价值的言论，分类编辑，取名《曾胡治兵语录》，并附以按语，阐发自己的见解，希望以此作为对滇军的精神讲话材料。
他在《语录》的序言和按语中，结合曾、胡的言论，谈了对选将，治军、作战等问题的看法，反映了他当时的军事思想。
拿破仑于境内，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
”(《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25页)他的这种既借鉴外国战争经验，又根据本国的实际研究军事学术的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的火炬迅速发展为埋葬封建帝制的熊熊烈火。
10月30日，辛亥云南起义爆发。
这是继武昌起义之后战斗最激烈、代价最巨大的一次武装起义。
在革命的决定时刻，蔡锷被推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负责拟定起义计划并指挥起义军作战。
当晚8时，蔡锷命原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李根源等率云南新军第73标，由昆明北门进攻五华山和军械局，自己率第74标和炮标由南门外巫家坝向城内推进，进攻总督署和五华山。
战至第二天中午，南北两路义军会师于五华山，击毙云南新军第19镇统制钟麟同，俘获云贵总督李经羲，结束了清政府对云南的统治。
护国战争中打得最艰苦最激烈也是决定战争命运的战略性战役。
当时，蔡锷正患重病，身体虚弱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然而他决心“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抱病指挥讨袁作战。
他以第一梯团出昭通攻叙州为左翼，另一梯团出松坎攻綦江为右翼；自己亲率两个梯团约4000人为中路，经贵州毕节直指四川护州。
然而，由于护国军兵马未动即公开宣战，打乱了秘密开进、突然袭击的作战计划。
当蔡锷抵达四川纳溪肘，袁世凯已调集了曹锟、张敬尧等4个师3个混成旅约4万余人入川，使护国军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
1916年2月上旬，护国第一军先头部队进攻受挫，被敌包围在纳溪安富街一隅，形势非常危急。
23日，蔡锷赶到前线，令朱德文队由小路夺占纳溪东面高地棉花坡，打破了敌人对纳溪的包围，继而指挥全军对敌实施反击。
战斗在江安到兰田坝的广阔地域内展开。
双方夜以继日，反复争夺，战况十分激烈。
由于敌人兵力居优势，且又占据险要地形，护国军虽奋战多日，始终未能突破敌军阵地。
这时，敌人以一师两旅的兵力全部压向纳溪，蔡锷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遂于3月6日指挥护国军主力撤至大舟驿、叙蓬溪(今护国镇)一线。
他一面从叙州调集兵力，加强沪、纳战场，一面构筑工事，整顿军队，同时电催唐继尧接济弹药，准备伺机反攻。
孙中山寄赠挽联写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以班超、马援这两个历史名将作比喻。
高度赞颂了这位热诚爱国，叱咤风云的青年军事家。
体现民族精神的名人名言和事例 政治急需!谢谢``
百金买骏千金买美人；万金买高爵，何处买
： 屈原 白日莫闲过，青春不再来。
作者： 林宽 白发无凭吾老矣
青春不再汝知乎
年将弱冠非童子，学不成名岂丈夫
作者： 俞良弼 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
作者： 雷锋 青年是革命的柱石。
青年是革命果实的保卫者，是使历史加速向更美好的世界前进的力量。
作者： 宋庆龄 ……一个民族的年轻一代人要是没有青春，那就是这个民族的大不幸。
作者： 赫尔岑 青年时期是豁达的时期，应该利用这个时期养成自己豁达的性格。
作者： 罗素 青年的敏感和独创精神，一经与成熟科学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相结合，就能相得益彰。
作者： 贝弗里奇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
作者： 斯大林 在人生的任何场合都要站在第一线战士的行列里。
作者： 奥斯特洛夫斯基 斗争的生活使你干练，苦闷的煎熬使你醇化；这是时代要造成青年为能担负历史使命的两件法宝。
作者： 茅盾 青春虚度无所成，白首衔悲补何及
作者： 权德舆 题诗寄汝非无意，莫负青春取自惭。
作者： 于谦 ……在一个人民的国家中还要有一种推动的枢纽，这就是美德。
作者： 孟德斯鸠 人不能象走兽那样活着，应该追求知识和美德。
作者： 但丁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惟贤惟德，能服于人。
作者： 刘备 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
作者： 张衡 土扶可城墙，积德为厚地。
作者： 李白 行一件好事，心中泰然；行一件歹事，衾影抱愧。
作者： 神涵光 入于污泥而不染、不受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是最难能可贵的革命品质。
作者： 周恩来 一个人最伤心的事情无过于良心的死灭。
作者： 郭沫若 害羞是畏惧或害怕羞辱的情绪，这种情绪可以阻止人不去犯某些卑鄙的行为。
作者： 斯宾诺莎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作者： 孔丘 志不强者智不达。
作者： 墨翟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作者： 陈涉 志当存高远。
作者： 诸葛亮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作者： 曹操 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
作者： 曹植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作者： 王勃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作者： 李白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作者： 苏轼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作者： 李清照 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
作者： 陆游 故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学者，立志之事也。
作者： 王阳明 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
作者： 吕坤 我们以人们的目的来判断人的活动。
目的伟大，活动才可以说是伟大的。
作者： 契诃夫 毫无理想而又优柔寡断是一种可悲的心理。
作者： 培根 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作者： 张闻天 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
作者： 丁玲 理想的人物不仅要在物质需要的满足上，还要在精神旨趣的满足上得到表现。
作者： 黑格尔 一个能思想的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
作者： 巴尔扎克 一个没有受到献身的热情所鼓舞的人，永远不会做出什么伟大的事情来。
作者： 车尔尼雪夫斯基 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斗争，可以使人们产生忍受一切的力量。
作者： 奥斯特洛夫斯基 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
作者： 爱因斯坦 【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语出唐代李贺《致酒行》诗。
【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 语出宋代张耒《北邻卖饼儿每五鼓未旦即绕街呼卖虽大寒烈风不废而时略不少差因为作诗且有所警示秸柜》诗。
【心不清则无以见道，志不确则无以立功】 语出宋代林逋《省心录》。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语出宋代苏轼《晃错论》。
【立志在坚不在锐，成功在久不在速】 语出宋代张孝祥《论治体札子》。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语出唐代王勃《滕王阁序》（一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自安于弱，而终于弱矣；自安于遇，而终于愚矣】 语出宋代吕祖谦《东莱博议·葵邱之会》。
【一片丹心图报国，千秋青史胜封侯】 语出清代陈璧《客丘瑞之聚星楼楼壁有万允康父母顾瑞木社友诗有感吊之用顾原韵愁字》诗之二。
【丈夫所志在经国，期使四海皆衽席】 语出明代海瑞《樵溪行送郑一鹏给内》诗。
【万钟一品不足论，时来出手苏元元】 语出宋代陆游《五更读书示子》诗。
【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 语出清代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挽将天上银河水，散作甘霖润九州】 语出明代于谦《望雨》诗。
【人才难得而易失，人主不可不知之】 语出清代梁佩兰《金台吟》诗。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 语出《荀子·大略》。
【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难求】 语出元代乃贤《南城咏石》诗之一。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语出《管子·权修》。
【中华七万里地无人杰】 语出清代归庄《古意》诗之五。
【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 语出清代屈大均《鲁连台》诗。
【玉缺见不挠，剑折知真刚】 语出宋代王令《再赠束孝先》诗。
【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 语出《荀子·大略》。
【舟覆乃见善游，马奔乃见良御】 语出《淮南子·说林训》。
【择才不求备，任物不过涯】 语出唐代元稹《遣兴》诗之七。
【人生贵知心，定交无暮早】 语出明代袁中道《德山别杨西来》诗。
【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 语出唐代李白《赠友人》诗之二。
【丈夫重知己，万里同一乡】 语出明代陈子龙《仲夏直左掖门送夏彝仲南归》诗。
【上交不谄，下交不骄，则可以有为矣】 语出汉代扬雄《法言·修身》。
【礼尚往来。
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语出《礼记·曲礼上》。
蔡锷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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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及其 <<军事计划>>简介
蔡锷(1882.12.18—1916.11.8) 原名艮寅，字松坡。
汉族，湖南宝庆(今邵阳)人，中华民国陆军上将。
1911年云南重九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总指挥。
1915年云南护国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华民国开国元勋。
我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爱国将领。
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位享受国葬殊荣的革命元勋。
北京西城区棉花胡同66号有蔡锷故居 。
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生于湖南邵阳一个贫寒农家。
幼年在私塾读书。
1898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事梁启超、谭嗣同，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的影响。
后入上海南洋公学。
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
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
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
复去日本。
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
1904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
1911年初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10月30日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蔡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
旋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
并派唐继尧进军贵州，由唐接任贵州都督。
后为矫正军人干政时弊，自请解职。
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加以笼络与监视。
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由北京潜回云南，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
蔡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
1916年春率部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击败优势袁军，迫袁取消帝制。
袁死后蔡任四川督军兼省长。
1916年8月经上海去日本治病，11月8日病逝于福冈大学医院，年仅34岁。
遗体由日本运回，国葬于长沙岳麓山上。
遗著编为《蔡松坡集》（《蔡松坡先生遗集》）。
[编辑本段]生平历史 1882年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一个贫寒的裁缝家庭。
6岁时在当地一位名士帮助下，免费入私塾学习。
12岁考中秀才。
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
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蔡锷也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1899年7月，蔡锷东渡日本，入陆军成城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军事救国”的生涯，并正式改名为锷。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
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丁他的救国救民主张。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
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
”他断言：“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
”(《军国民篇》，《蔡松坡集》(1984年版)，第15页)那么，怎样实行“军国民主义”呢?蔡锷认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军国民篇》，《蔡松坡集》第32页)。
至于“国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蔡锷虽冥思苦想，却未能做出回答。
尽管如此，他的这种探索还是有意义的。
当时，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要义”。
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
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
这种主张，与单纯依靠改革军制以求强兵御侮的思想相比，显然视野更广阔、更深远。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
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
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
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
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1911年(宣统三年)初，蔡锷抵滇。
在等待接任新职期间，他伏案著书，从在论及“选将”时，蔡锷崇尚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这是“扼要探本之论”。
他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力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8页)，抒发了他立志为国捐躯的志向。
谈到治军，蔡锷认为“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对于“风气纪纲大弛”的军队，“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主张“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16页)。
同时，他也提倡官兵之间“和辑相处，使士兵把军营视为“第二家庭”。
他特别欣赏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句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5页)。
关于作战指导，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
”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
他说：“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
1911年7月，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蔡锷为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
蔡锷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和设想，进行改造和训练滇军的活动。
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
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
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
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
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432页)。
1911年10月10日，11月1日，起义官兵在五华山组织了“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
这时，他年仅29岁。
蔡锷就职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与此同时，蔡锷看到“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已伏。
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
”(《五省边防计划》序)为此，他亲自担任主编，拟定了数万言的《五省边防计划》，即西南边防协同作战计划。
该计划指出，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但“内讧未靖，外患思乘”，列强侵吞中国之心不死。
除沙俄日本在东、北部边境地区屡挑事端外，英国侵略者也不断从印度以武力干涉西藏，法国也往越南增兵，企图进犯滇桂。
在此情况下，“西南边要尤陷危险，民国全局殆哉岌岌”。
因此，蔡锷呼吁滇、川，黔、桂、粤五省实行军事联合，以便随时抗击英法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保卫新生的共和国。
这份计划草案分三编十章，分别对五省联合军的兵力编成、作战区域和协同办法，军队的集中，展开和作战步骤，以及战前准备，兵站设置，战场建设等重大问题。
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具体的规定。
它在当时虽然未能实行，却充分而具体地体现了蔡锷的战区战略思想。
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
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
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
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
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袁世凯自1912年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胀。
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致袁世凯电》，《蔡锷集》(1983年版)第202页)。
但是，1915年5月7日，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
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
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3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气愤已极，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
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蔽衰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
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
(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护国文献》(1985年版)第300页)这是个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
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
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
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
蔡锷抵达昆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通电宣布独立，众推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
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
蔡锷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是护国军在大洲驿休整数日，士气复振，蔡锷决定对敌反攻。
这次反攻，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
3月16日，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为主攻；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向纳溪正面佯攻，朱德，张煦两支队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阻击泸州援纳之敌，刘存厚师进规牛滚场，威胁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
17日，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连战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
敌人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
蔡锷见各路进展缓慢，恐合江之敌抄袭后路，遂于24日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退回出发地。
经此一战，敌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能力。
”(《致梁启超江电》，《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四)。
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
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
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见胜利无望，也在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
但是，袁世凯是顽固透顶的反动派，他不甘心也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还想在军事上再下一次赌注，与护国军拼个最后的输赢。
于是，他明着打电报给蔡锷等人，要求“先戢干戈，共图善后”，暗地里却在重新整顿部队，组织第二批“征滇军”。
袁世凯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于湖北，准备重点进攻湘西，再以湘西为跳板从翼侧进攻滇黔，另外分兵一部进攻陕西，(陕西将军陈树藩已宣布独立讨袁)以保障京师的侧翼安全。
张敬尧虽然与护国军谈判停火，暗里也在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准备对护国军发动新的攻势。
其作战企图是：以第8师主力分别从合江出先市、尧坝，向白节滩翼侧进攻，张敬尧亲率第7师主力由纳溪、茶堂子前出，向大州驿佯攻，钳制滇军主力，另以一部由二龙口，大渡口等处向大州驿侧后实施深远突击，直捣永宁，断绝滇军后路。
袁军新的作战企图，早被护国军识破。
蔡锷等一面对敌“虚与委蛇”，努力达成停战协定，以便争取时间，整顿部队，调整部署，补充新兵，催运军需，一面积极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以图大举”。
在对川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上，唐继尧与蔡锷产生了严重分歧。
唐继尧主张组织重兵集团出宁远(今四川西昌)，经汉源、雅安攻取成都。
其意图是想首先占领四川省城，造成先声夺人之势，然后由成都向川东，川南卷击，策应泸纳战场。
对此，蔡锷极力反对。
蔡锷首先向唐继尧剖析了战场形势。
指出：“宁远一路，山川险阻，给养艰难，只宜出奇兵偏师为奇袭扰乱之用，临以重兵，甚属非宜。
”在泸纳方面，“逆军现有两师，且较精悍。
我军现只九营，激战之余，兵额大减，以言防守，尚足勉强支撑，以言进取，即增加两三支队亦无必胜之把握。
”而綦渝方向“逆军系第3师及第6师之各一旅，战斗力较弱，不难一战而破之。
”因而蔡锷主张，下一步对川作战方针：“叙泸方面宜主守”，“对湘亦宜暂取守势”，而“綦渝方面则积极取攻势”，“以滇师举全力以出綦渝为当。
”(以上引文见《致唐继尧麻丑、麻申电》，《松坡军中遗墨》)蔡锷的作战企图是在叙、泸、湘作战方向均取守势，牵制当面敌军，而集中主要兵力从綦江方向实施突击，进取重庆，控扼咽喉要地，既可以忸击袁军后续部队入川，又可以断绝泸、纳方向袁军退路，同时也斩断了敌作战运输线，陷泸州之敌于弹尽粮绝之境地。
由于袁世凯在6月6日忧郁死去，护国战争也随之结束，蔡，唐的作战计划都未能得到战争实践的检验。
但是，客观地分析对比一下，不难看出，蔡锷设想的“以重兵趋綦渝的作战计划，要比唐继尧钓以孤军远出宁远攻取成都的计划更切实可行一些。
从蔡锷的作战计划可以看出，经一个多月的战争实践，他作战指挥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他总结了前期作战的经验教训，及时地转变作战方针，变多路出击为一路突击，变几个方向平分兵力为集中兵力于主攻方向，变强攻泸州为主攻綦渝，变内线抗击为外线抄袭、前后夹击。
这种虚心体察战场情况，注意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提高自己的指挥艺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于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但是，这时蔡锷的病情恶化，他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病。
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
蔡锷在短暂的一生中，注意辨别政治风云，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运动；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
特别是在护国战争中，他抱病参战，指挥劣势军队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逼迫敌军停战议和，表现了他坚定不移、临危不惧的精神和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
在作战指导方面，他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初战时存在的某些急躁性和片面性，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及时修改作战计划，调整兵力部署，力求主动，避免被动，基本体现了他自己所主张的“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的战争指导思想。
曾国藩、胡林翼的许多奏章、函牍和日记中，选摘出有军事价值的言论，分类编辑，取名《曾胡治兵语录》，并附以按语，阐发自己的见解，希望以此作为对滇军的精神讲话材料。
他在《语录》的序言和按语中，结合曾、胡的言论，谈了对选将，治军、作战等问题的看法，反映了他当时的军事思想。
拿破仑于境内，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
”(《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25页)他的这种既借鉴外国战争经验，又根据本国的实际研究军事学术的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的火炬迅速发展为埋葬封建帝制的熊熊烈火。
10月30日，辛亥云南起义爆发。
这是继武昌起义之后战斗最激烈、代价最巨大的一次武装起义。
在革命的决定时刻，蔡锷被推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负责拟定起义计划并指挥起义军作战。
当晚8时，蔡锷命原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李根源等率云南新军第73标，由昆明北门进攻五华山和军械局，自己率第74标和炮标由南门外巫家坝向城内推进，进攻总督署和五华山。
战至第二天中午，南北两路义军会师于五华山，击毙云南新军第19镇统制钟麟同，俘获云贵总督李经羲，结束了清政府对云南的统治。
护国战争中打得最艰苦最激烈也是决定战争命运的战略性战役。
当时，蔡锷正患重病，身体虚弱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然而他决心“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抱病指挥讨袁作战。
他以第一梯团出昭通攻叙州为左翼，另一梯团出松坎攻綦江为右翼；自己亲率两个梯团约4000人为中路，经贵州毕节直指四川泸州。
然而，由于护国军兵马未动即公开宣战，打乱了秘密开进、突然袭击的作战计划。
当蔡锷抵达四川纳溪时，袁世凯已调集了曹锟、张敬尧等4个师3个混成旅约4万余人入川，使护国军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
1916年2月上旬，护国第一军先头部队进攻受挫，被敌包围在纳溪安富街一隅，形势非常危急。
23日，蔡锷赶到前线，令朱德文队由小路夺占纳溪东面高地棉花坡，打破了敌人对纳溪的包围，继而指挥全军对敌实施反击。
战斗在江安到兰田坝的广阔地域内展开。
双方夜以继日，反复争夺，战况十分激烈。
由于敌人兵力居优势，且又占据险要地形，护国军虽奋战多日，始终未能突破敌军阵地。
这时，敌人以一师两旅的兵力全部压向纳溪，蔡锷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遂于3月6日指挥护国军主力撤至大洲驿、叙蓬溪(今护国镇)一线。
他一面从叙州调集兵力，加强泸、纳战场，一面构筑工事，整顿军队，同时电催唐继尧接济弹药，准备伺机反攻。
孙中山寄赠挽联写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以班超、马援这两个历史名将作比喻。
高度赞颂了这位热诚爱国，叱咤风云的青年军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