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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格言库页岛

时间:2019-09-16 16:11

中国历史上最有才干的皇帝是谁

康熙爱新觉罗·玄烨(1654.5.4~1722.12.20),清圣祖仁皇帝,清朝第四位皇帝、大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

年号康熙:康,安宁;熙,兴盛--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意思。

康熙帝8岁登基,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他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伟大的政治家。

死后葬于清东陵之景陵,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

康熙一生勤政。

“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

清朝的皇帝,从天命汗到光绪帝(除同治帝外)都是勤政的。

从康熙开始,皇帝每天都要御门听政,就是在皇宫乾清门前,由皇帝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

因为最初康熙听政主要在乾清门,所以称作御门听政。

即使在康熙十八年发生北京大地震,康熙照常早朝,御门听政。

康熙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外,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逐步恢复经济,清朝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最富庶的帝国。

清初人口从明末的五、六千万急剧下降,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国人丁数字是1913万,到1711年(康熙五十年),增为2462万。

这只是丁数,不是人口总数。

    另一方面,康熙平定内乱,将台湾收回,使中国的疆土进一步扩大。

当时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到曾母暗沙,北达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为1300万平方公里。

康熙8岁丧父,10岁又丧母。

母亲重病时,玄烨“朝夕虔侍,亲尝汤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病故后,玄烨又昼夜守灵,水米不进,哀哭不停。

康熙后来回忆说,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

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

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

治学   康熙皇帝中年像钱宗范在《康熙》中说:“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

自然科学方面的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地理、农学、医学、工程技术;人文方面的经、史、子、集;艺术方面的声律、书法、诗画。

他几乎都有所研究。

他写出了八九十篇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他亲自审定了多种历史方面的书籍,他还精通多种民族语言。

”   康熙的汉文水平很高,中国历史知识丰富。

“城高千仞卫山川,虎踞龙盘王气全。

车马往来云雾里,民生休憩在当前。

”他的这首《登高诗》被誉为帝王诗。

  康熙善射。

  他最后一次南巡(康熙四十六年一至三月)是亲自考察泗州西溜淮套是否可以开河才去的。

经过实地考察,他正确地予以否决。

康熙养生之道  康熙在位61年(1661—1722),是中国封建社会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玄烨活到69岁,在今天看来并不算长寿,然而在中国300多位帝王中,能活到69岁者却寥若晨星。

他寿命长与其含性养身,饮食、起居咸成规度,洁衣净宝,注意生活细节不无关系。

康熙的养生之道,在《庭训格言》中有多处记载,对于我们今天养生有可吸取的东西。

  一、饮食有节,起居有序。

爱新觉罗·玄烨这是康熙的养生之要。

康熙曰:“节饮食,慎起居,实却病之良方也。

”他说,不可暴饮暴食,要“起居有常,”不可“贪睡”、“贪食”,更不可“沉湎于酒席中”色恶不食,臭恶不食。

失饪不食,不时不食……。

肉虽多,不使胜食气。

”   二、衣着洁净,室内温馨。

  爱干净,讲卫生,成习惯是康熙的健康之友。

康熙曰:“凡居家在外,惟宜洁净。

”就是说,不论在家里或出门在外,都应该干净整洁。

他说:“人平日洁净,则清气著身,若近污秽,则为沌气所染。

”   三、饮酒有度,药补慎用。

  康熙不反对饮酒,而反对沉湎于酒中及不节制,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康熙能饮酒而不多饮,只是“平日膳后,或遇年节、筵宴之日饮小杯一杯。

”他厌恶贪杯之辈。

康熙曰:“大抵嗜酒,则心志为其所乱而昏昧,或致病疾。

  四、清虚栖心,神静心和。

  “寡虑”、“寡嗜欲”、“寡言”,是康熙养生之道的另一招方。

他引庚桑子之言日:“毋使思虑营营。

”就是说,不要使你的思虑焦忧不安。

康熙以“寡思虑”养神,以“寡嗜欲”养性,以“寡言语”养气,方可以“养生”。

因为,形体是感放生命的器具,而心是形体的主宰,精神则是心聚会的东西。

康熙曰:“心静则心和”,“心和而形全”。

经历磨练而成名的名人

陈平忍辱苦读书陈平西汉名相,少时家贫,与哥哥相依为命,为了秉承父命,光耀门庭,不事生产,闭门读书,却为大嫂所不容,为了消弭兄嫂的矛盾,面对一再羞辱,隐忍不发,随着大嫂的变本加厉,终于忍无可忍,出走离家,欲浪迹天涯,被哥哥追回后,又不计前嫌,阻兄休嫂,在当地传为美谈。

终有一老着,慕名前来,免费收徒授课,学成后,辅佐刘邦,成就了一番霸业。

《少年包拯学断案》 包拯包青天,自幼聪颖,勤学好问,尤喜推理断案,其家父与知县交往密切,包拯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的断案知识,尤其在焚庙杀僧一案中,包拯根据现场的蛛丝马迹,剥茧抽丝,排查出犯罪嫌疑人后,又假扮阎王,审清事实真相,协助知县缉拿凶手,为民除害。

他努力学习律法刑理知识,为长大以后断案如神,为民伸冤,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

万斯同闭门苦读》 清朝初期的著名学者、史学家万斯同参与编撰了我国重要史书《二十四史》。

但万斯同小的时候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

万斯同由于贪玩,在宾客们面前丢了面子,从而遭到了宾客们的批评。

万斯同恼怒之下,掀翻了宾客们的桌子,被父亲关到了书屋里。

万斯同从生气、厌恶读书,到闭门思过,并从《茶经》中受到启发,开始用心读书。

转眼一年多过去了,万斯同在书屋中读了很多书,父亲原谅了儿子,而万斯同也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万斯同经过长期的勤学苦读,终于成为一位通晓历史遍览群书的著名学者,并参与了《二十四史》之《明史》的编修工作。

如果传统文化真有那么大的威力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为何会被西方欺侮

总结中国历史,这种抵抗艺术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强力反弹,有限扩张。

面对强敌,坚决反击,此所谓强力反弹。

反击胜利,适可而止,此所谓有限扩张。

从总体上看,中国民族在每次战胜大危机之后,都没有西方帝国或东方成吉思汗式的爆发扩张,而总是将胜利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

对于这个“度”的把握,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深邃的战略洞察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奋起反击不难,大胜之后适时刹车却极难。

历史上举凡曾经强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国民族,如古罗马、拜占庭、西夏、辽、金、元、希特勒第三帝国等,莫不是不知进退而衰竭枯涸。

否则,这种把握如何称得上艺术境界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兵书最多的国家。

春秋战国的学问家流派中,兵家堪称威名赫赫。

在中国,知兵而成“家”成“学”者,绝非浪得虚名。

中国历史上的兵家有两个显著特点:  其一,全部是文职军人出身(请注意,名将才是职业军人); 其二,同时都是身居要职的政治家。

  这两个形式特点,反向的说明了中国军事思想必然不会是单纯的军事攻防研究,而一定带有深邃的社会人文价值。

假如不是历史尘埃的淹没,中国的经典兵书绝非只有《武经七书》。

  姑且只说《武经七书》的作者:《六韬》的吕尚即人人皆知的姜太公,显然是个老学者。

《孙子兵法》的孙武本是齐国名士。

《吴子兵法》的吴起是鲁国名士。

《司马法》的司马穰苴是晋国的司马(文职国防部长)。

《尉缭子》的作者是魏国国尉缭,同样是文职国防部长(请注意,中国古代的司马、国尉、太尉等,都是最高国防长官,只有大将军、上将军等各种将军才是三军实际统帅)。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的李世民不消说是个皇帝,就是李靖也是文士出身。

另外,失传而重见天日的《孙膑兵法》的孙膑,更是文人学子。

《孟德兵法》的曹操,四言诗写得惊世骇俗。

一言以蔽之,举凡中国留有军事著作的兵家,没有一个赳赳武夫。

这样的兵家们所锻铸的用兵原则,囊括了非凡的民族生存智慧。

《孙子兵法》开篇就是《始计》——即庙算,即战略运筹。

第一句话就是“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这个论断代表了中国民族对战争的最高境界的审视。

战争对军人而言,是死生之地,对国家民族而言,是存亡之道。

惟其如此,战争才是国之大事

《司马法》则开篇就提出“以战止战”、“国虽大,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警世格言……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民族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是冷静清醒的,是坚决排斥盲目性的。

  还是让我们具体看看中国民族“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历史吧。

  中国民族第一次的生存大危机发生在春秋中期。

周王室东迁洛阳后百余年间,王权的衰落与诸侯国内部的争斗,对外夷的防范早已经形同虚设。

野蛮部族如汪洋大海般从四面进逼中原。

那时侯,岭南、江南、东海、陇西、高原、草原,无处不敌。

南苗、东夷、西戎、北胡,四方皆夷。

大约数以百计的野蛮部族从各个方向向中原蚕食。

华夏民族危在旦夕

这时候,却恰恰正是中原世界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前夜,各种形式的新旧较量都正在激烈进行。

然而,就在内部革命如此激烈的时候(请注意,“革命”是中国上古话语——汤武革命),华夏民族的新一代贵族精英却深明大义,表现出了族群生存至上的伟大情怀。

当时绝对有争霸天下之实力的齐桓公姜小白与丞相管仲,毅然放弃中原争霸的革命,利用齐国巨大的号召力举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全力倡导天下诸侯以东周王权为中心,坚决反击夷祸。

这个主张的实际含义是,齐国牺牲了自己的霸主地位而拥戴王室,从而“九合诸侯”,凝聚华夏民族抗击外患。

九次联合反击,各种野蛮部族全数被驱逐出中原地区。

值得深思的是,中原诸侯在胜利后并没有无限度出击,将那些小部族赶尽杀绝,而是北到阴山、南到吴越、东止海滨、西止陈仓(今日陕西宝鸡),所有的诸侯都适可而止的停止了反击追杀。

这场大反击保证了华夏民族近二百年平安,直到战国末期北方匈奴卷土重来。

诚实的孔子曾经感慨,若非桓公 管仲,中原人都成夷胡了(吾将为左衽矣)

这一次,强力反弹之后的有限扩张,主要是边缘诸侯夺取了野蛮部族向中原进犯的部分根据地,如楚国向岭南的有限伸展、秦国向陇西的有限伸展、晋国燕国向河套草原的有限伸展等。

倒是起核心作用的齐国鲁国等老牌诸侯国的土地没有什么伸展  二次危机是北方林胡、东胡、匈奴兴起后对中原华夏民族构成的巨大威胁。

这次危机虽然不是全面大危机,但却是一场长达百年的长期危机。

战国中期开始,中国南部“苗蛮”的威胁已经基本消除,但北方草原与西部草原的游牧部族却形成了很大的势力。

他们举族为兵,逐水草而居,倚仗马背民族特有的剽悍灵动,不断从广袤的沙漠戈壁向南推进,占据了水草丰茂的阴山与敕勒川为根据,向中原燕赵秦三国的北部频繁的攻击掠夺与骚扰。

西部则沿着河西走廊东进,占据今日甘南草原与临洮河谷地带,不断对秦国边陲袭扰。

从这时开始,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中国民族进入了长达百年左右的反匈奴战争。

  这场长期战争大体是三个阶段:  战国反击——秦帝国大反击——西汉王朝长距离反击。

战国时代对匈奴作战 的主要是赵国、秦国、燕国。

赵国第一线,是主要力量,名将李牧的十几万大军长驻云中河套地区。

秦国其次,主要是九原、上郡(今日陕北高原与内蒙古)地区。

燕国主要是渔阳(河北北部)、辽西与辽东地区。

这一阶段因中原大战如火如荼,所以仅仅维持了抵御两胡、匈奴不能南下。

即便如此。

李牧的诱敌深入反击战也堪称对付游击骑兵的第一次成功经验。

  第二阶段在秦始皇统一之时。

其时秦帝国军威正盛,举国对匈奴两胡深恶痛绝。

始皇帝雄才大略,决心与匈奴大打一场。

宽阔的秦直道从咸阳直修到九原,粮食军辎源源不断的北运。

上将军蒙恬的三十万铁骑与匈奴骑兵硬碰硬——尔等不是倚仗骑兵剽悍么,偏教尔等尝尝帝国铁骑的滋味儿

一仗打下来,匈奴两胡尸横草原,远遁大漠戈壁的深处,数十年不敢露头。

西部反击照样也是全面大捷, 高大壮硕的临洮将军翁仲被始皇帝铸为金人立于咸阳广场,后来朝贡的匈奴人见了翁仲像无不跪拜

大胜之后,秦帝国没有穷追不舍,而只是占据了阴山敕勒川与陇西草原河谷,彻底夺取了匈奴立足中国边缘的根据地,同时修了万里长城,以其作为纵深防御。

这就是强力反弹,有限扩张。

顺便说几句。

西方人说长城是秦帝国边界,也是中国古代边界,真教人蔑视他们的知识水准。

但凡有军事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任谁不会将城墙修在国界上。

当时长城之外的阴山敕勒川、河套平原、辽西辽东平原、甘南草原、河西走廊一部分,都已经是秦帝国领土。

而国土不是任何地方都适合于驻军的。

长城只是长驻军队纵深防御的一道永久性工事而已,如何便成了国界

如果按照这种说法,但凡有军事构筑与城墙者便都是国界,欧洲国家不都成了小城堡

  匈奴之患是古代中国的梦魇。

历经楚汉相争、西汉初期的经济穷困,北方匈奴再次大规模南下,当真是亡我之心不死。

汉武帝时期,匈奴成势,西汉王朝也如日中天,一场大规模长距离的大反击正式展开。

卫青、霍去病的大军穿越高山草原,深入沙漠戈壁,对匈奴展开了剿匪式的追击战。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骠骑大将军(骑兵总司令)霍去病的壮士情怀就是当时中国民族的反击决心,千古之下,依然令人血脉贲张。

历经十余年大战,汉军北出到燕然山、狼居胥山( 今乌兰巴托)、贝加尔湖(汉人叫做北海,苏武牧羊守节的地方),西边进击到葱岭、塔里木河、阿拉木图一带。

堪称万里征战之壮举。

至此,匈奴之患终于基本从中国历史上消失。

这次的反击是有限扩张最大的一次,非但彻底巩固了阴山草原等匈奴游击区,向北推进到沙漠边缘,而且占领了全部河西走廊与青海新疆部分地区,设立了西域都护府。

汉人的生存空间第一次大规模伸展,几乎夺取了匈奴两胡的全部边缘根据地。

  第三次又是全面大危机。

这次间隔较长,发生在西晋末期到魏晋南北朝的一百多年间,史称“五胡乱华”。

由于西汉的强盛,东汉又有马援、班超等著名将领消灭边患,加之三国时代曹操北征乌桓、诸葛亮平定西南、孙权开发岭南等,三四百年间中国基本上没有全面性的生存危机。

到了西晋,形势为之突变。

西晋政权是司马氏家族三代政变所建立的王朝,开国大政权具有的勤奋勤政、休养生息、廉洁节俭等优秀方面一点也没有;倚仗曹魏奠定的实力,拿下了吴蜀两个奄奄一息不堪一击的王国,便骄娇大长,开始了惊人的腐败裂变。

五十年间,宫廷腐朽,政变迭起,贵族斗富,皇帝白痴(晋惠帝是真正的痴呆少年),国中糜烂一团。

作为民族良知的知识分子也大为堕落,放浪形骸,空谈清议,没有一个干正经事。

(据潘光旦先生考证,阮籍、嵇康一伙所谓“竹林七贤”非但是醉死梦生的大酒鬼,而且是群交能手,竟然还有名士夫妇钻墙窥视大为赞叹

那位有精神,可找潘光旦翻译的《性心理学》全部注释一看)。

这是中国民族被上层糜烂腐败拖向灾难深渊的最危险的一次全面生存危机

  短短五十年的大腐败,使北方胡人再次卷土重来。

远遁无踪的匈奴、东胡突然变成了鲜卑、丁令等等胡族,从西伯利亚的丛林草原冒出。

这次他们竟大张旗鼓的假托自己是华夏五帝之后裔,堂而皇之的大规模南下来夺中华河山。

西晋贵族阶层本来已经腐烂透顶,加之内乱纷争不休,便一溃千里的逃到江南去了。

占当时中国三分之二领土的整个北方全部被胡人占领,而且先后建立了诸多政权。

这是四千多年来华夏民族被外敌入侵最深、历时最长的一次。

不要因为这些胡人后来也化入华夏民族而讳言痛苦的历史,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大败之后的晋贵族阶层,毕竟过滤出了些许精英人物,依靠他们激励民众支撑危局,但始终也没有北伐成功。

危机的解除还是隋朝的事了。

跻身于胡人政权 的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权,整军经武,驱赶胡人,统一了中国。

隋的大反击,不但恢复了西汉版图,而且将胡人鲜卑的生存根据地又夺取了很大一部分,这包括夺取青海地区,将河西走廊的细细咽喉扩展为数千里宽阔的纵深国土。

但也丢失了西汉西域都护府的西部地区与北部、东部的一些地区。

  真正消除这场百年危机,对外来势力进行又一次大反击的,还是煌煌大唐。

唐与隋接踵,是一个南征北战夺取天下的强悍政权。

唐初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西面的吐蕃、西北的回纥、北面的突厥三股强敌。

历经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三代不断反击,中国领土有了很大伸展。

西北到达咸海,直接于今日伊朗接壤,称陇右道;北边到达贝加尔湖与今日俄罗斯的赤塔地区,称关内道;南部包括全部越南,称岭南道;东北远达今日俄罗斯的朱格朱尔山脉(包括库页岛),称河北道。

随着国力消长,唐代的领土也有盈缩变化。

我所说的是全盛时期的生存空间。

  第四次危机是宋明时期。

这次是中国民族先处于守势而后大反击的一个时期,也是在富裕状态下屈辱亡国而后东山再起的时期。

按照宋朝的经济实力,完全应当振作。

但是宋朝却偏偏背离中国优秀的军事传统,实行“将兵分离制”,过分崇尚文职而压抑尚武精神,以致面对辽、金、西夏三个强大的军事小帝国和一个大理国,宋代一直处于防守状态。

割地赔款,汉奸辈出,先丢了北方,又在江南最后被元军消灭,中华国土终于第一次被外敌完整占领八十余年。

宋朝政权也以屈膝卖国、残害主战派将领而被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长久积蓄之后的大反击,始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大起义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政府无能,人民自救

中国民族以这种遍地开花的红巾大起义,吹响了强力反弹的号角。

但是,最终完成大反击的,依然是有组织的国家政权与军队。

这就是明朝初期的强力反弹。

  明初是中国历史上“将星如云,谋臣似雨”的时期之一。

高涨的民气、英明的君主、善战的军队、高超的谋略、出色的统帅,这时都奇妙的凝聚在一起,终于恢复了中国民族的固有领土。

这次反击虽然最终扩张不大,但却能在八十多年后夺回唐代五分之四的领土(没有夺回新疆,没有夺回蒙古草原),也可谓一次成功的大胜利。

明朝之后,清王朝的出现是个特殊问题。

满族原于女真部族,其所居住东北地区至少在隋唐时期已经是中国本土,明代也是确定不移的中国领土(称为努尔干都司),相当于一个军事特区。

满族虽不是中国主体民族,但确定无疑的是中国人。

满族强大而夺取全国政权,本质上是中国人的统一形式问题。

只是由于中国主体汉族第一次成了B角甚至C角,再加上满族初期入关的报复心理,将自己的外形特征(剃头留辫子)强加于汉族等高压政策,汉族才有了亡国感觉。

但是,随着满族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与汉族进入中央政权人数的的不断增多,以及满族皇室的争气(请注意,满族皇室的勤奋明智与八旗部族的腐败是大不相同的。

清朝的十个皇帝个个都有危机忧患意识),以汉族文明为主体的中国文明终于认同了这个成功脱离了落后母体的少数民族的中央统治权。

所以,满族主政与中国历史上的外敌入侵有着本质不同。

一个最起码的比较是与蒙古入侵后的政策比较。

满族主政,在维护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方面,同样出色的体现了“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大智慧。

四面边患在清朝中期几乎完全肃清,西藏、台湾、蒙古、新疆, 全数回归中国

清朝全盛时期的中国,比现在的中国大了大约一倍还有余。

  综上所述,“强力反弹,有限扩张”,这是中国民族在长期生存竞争中的第一个大智慧——对付外敌的超级智慧。

有人说中国文明其所以能够以国家形式完整保留,原因在于中国西南部环山、东部临海、北部草原荒漠,远离西方冲击力的原因。

这是不了解中国历史。

诚实的说,在冷兵器时代,中国经历的巨大冲击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多都惨烈

而实践证明,任何军事力量(当然包括西方)都不足以摧毁华夏民族,尚且不说匈奴人的许多部族本身就是白种人。

如果以近代以来的历史说话,西方力量与东洋力量难道没有企图灭亡中国的事实

当这些火器民族无情“冲击”我们的时候,恰恰是中国尚未脱胎换骨最为贫弱落后的时候,中国没有灭亡,难道是他们可怜我们

中国虽然暂时落后,但中国正在积聚强力反弹的力量。

从历史的角度看,二三百年只是弹指一挥间。

不要说当代技术日新月异,再有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重新伸展的余地无穷之大。

然则即或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应当牢牢记住民族生存历史所沉淀凝聚的智慧,只是有限扩张,而不是向全世界疯狂报复。

一个经常处于神经质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内乱分裂,是民族生存的另一个根本性威胁。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民族之林的残酷竞争中,内乱分裂必然导致强敌入侵与外来势力的各种不正当进入,从而最终灭亡这个民族的文明生存方式。

民族的灭亡,虽然不是全部个体生命的毁灭,然则却是个体赖以存在的文明 根基彻底瓦解星散,使灭亡后残存的个体生命丧失精神创造力与传统生活方式,沦为精神乞丐,沦为行尸走肉。

惟其如此,民族的内乱分裂,绝不仅仅是国家民族的灾难,从根本上说,更是每一个体的灾难。

某个民族如果发展到以国家形式生存的程度,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明已经成熟。

从此,国家就成为这个民族的生命形式,成为这个民族的外壳与灵魂,国家的兴衰荣辱就成为这个民族的生命轨迹。

从本质上说,民族的分裂内乱所侵害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国家形式,通过对国家形式的破坏而消解浸蚀民族生存能力,从而对整个民族带来毁灭性灾难。

  我们已经无法确切的知道远古历史上那些曾经辉煌过的民族一朝覆亡的具体原因了。

但是,进入我们视野的历史舞台上,依然在不断上演着相同或相近结果的民族悲剧。

回溯上游,基本原因也大体无二。

前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的一等强国,数年之间轰然崩塌,虽然每个民族依然存在,但曾经使他们共同辉煌过的国家形式却无可挽回的消逝了。

踽踽独行的俄罗斯举步唯艰,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其他获得独立的小民族国家,更是全部沦为第三世界(虽然他们原来的生活状况也是第三世界,但那时他们的民族地位却是第一流的)。

尽管这不是民族灭亡的悲剧,但是,当全面内乱摧毁了历史选择的最适合于他们的国家形式(联邦制统一国家)时,每个民族的结果都是灾难性的。

南斯拉夫的解体是另一个案。

倏忽之间,一个二战期间的英雄的多民族国家竟然弄得几乎只剩下塞尔维亚一个光杆主体,遍体鳞伤,谁都可以对他指手划脚。

分裂内乱,对一个民族的伤害是根本的致命的  令人诧异的是,中国民族的先天禀赋中似乎就蕴涵了强烈的群体精神,其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悠久与坚定,在整个人类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是中国民族能够以大民族大国家形式数千年岿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

从现实原因讲,中国人也许在远古时代从部族团结联盟抵御严酷大自然与“非我族类”的侵害中,就痛切体会到了族群统一的至关重要。

至少大禹联合各部族共同治水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那时侯,只有棍棒木耒与极少数天然金属工具的几乎是赤手空拳的人们,一旦联合行动,竟然在几十年中疏通了横贯数千里的滔滔大河,使遍地洪水东流入海

此等“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伟大功业,没有任何一个大河流域的民族曾经拥有

尼罗河

多瑙河

密西西比河

恒河

伏尔加河

如此独步寰宇的伟业,没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统一,大约连做梦也不敢想。

某些清醒的西方人也看到了这一点,说大河流域民族的治水斗争,是统一专制的东方帝国的起源(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魏特曼的《东方专制主义》)。

  大禹领导的联合治水,挽救了整个华夏民族。

由此大禹建立了中国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代国家形式——统一联邦制的夏。

从大禹立国开始,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就成为中国民族生存历史上的头等大事。

大禹在会稽山的开国大典上,无情的杀了迟到的东方部族首领共工,树立起国家最高政权令行禁止的绝对权威  从夏开始,至今大约四千一百多年。

让我们先来宏观的看看在这漫长的四个千年中中国的统一与分裂的线条:  夏, 16王,大约500年,联邦制的统一国体。

  商, 17代31王,大约600年左右,联邦制统一国体。

  西周,13王,257年,联邦制统一国体。

  以上三代是中国第一种统一的国家形式。

说她是联邦制,主要是诸侯国的军政自治权比较独立。

也不是西方的松散联邦制。

远古国家性质是一个专门问题,不想在这里拉扯过多。

  东周,即春秋时代,25王,100余诸侯国,大约300余年。

  战国,7大战国,30余小诸侯国,大约250年左右。

  以上两段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大黄金时代,是中国创立新型统一国家的过渡时期,而不是通常意义的分裂时期。

  秦帝国,两任皇帝,15年,统一帝国。

楚汉相争,5年内乱(分裂)。

  西汉, 15帝,215年,统一时期。

  新, 1帝,15年,统一时期(后期三年内乱)。

  东汉, 14帝,196年,统一时期(初期8年内外战争,后期24年内乱)。

  三国, 60年,分裂时期。

  西晋, 4帝,52年,统一时期(后期15年内乱)。

  东晋南北朝,12帝,264年,大分裂时期。

  隋, 5帝,39年,统一时期(后期3年内乱)。

  唐, 25帝,276年,统一时期(中间及后期内乱大约30年)。

  五代十国,52年,大分裂时期。

  北宋, 9帝,163年,统一时期。

  南宋, 10帝,157年,大分裂时期。

  元, 13君,88年,大分裂内乱时期。

  明, 19帝,294年,统一时期。

  清, 10帝,296年,统一时期。

  1840年后的160年,只算共和国50年基本统一,其余110年全部记为内乱、 外侮、分裂时期。

  根据以上粗线条,中国前两个千年基本统一,后两个千年(秦帝国之后)中,统一时期为1215年,分裂内乱时期为785年(加上统一时期的中后期内乱, 大约800多年)。

  从总的方面说,中国民族的统一占据了主流,分裂内乱终归统一。

一个基本规律是,强盛的中国全部是统一时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全部是分裂内乱时期。

  世界上没有一个大民族象中国这样历经如此多的分裂内乱而每次都能整合自己,最终回归统一潮流

分裂势力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成功过一次,中国的国土没有因为分裂内乱而永远丢失那怕一寸

  不能不说,这是世界民族史的奇迹。

  中国民族智慧中最为眩目的明珠就是统一意识。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将统一意识化做如此恒久的民族精神。

  中国民族整合统一的大智慧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每次面对分裂,统一立即成为中国民族的最高理想,并且绝不动摇。

民族的最高荣誉总是给予能够领导统一的英雄领袖,民众追随的目标也立即汹涌澎湃的倒向统一力量。

中国人总是将分裂内乱视为“国破”,又总是将“国破家忘”连成一条最简单的因果直线,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 视做天经地义的逻辑。

这就是中国民族面对分裂的思维定式,一种永远不能改变的民族价值观。

请每个中国人牢牢记住,这就是中国人历经数千年锻铸出来的精神利剑,光芒闪烁,充满霸气——对分裂者没有道理好讲,就是必须统一

  其二,痛下杀手,毫不手软。

中国民族对分裂势力的杀伐决断远远狠于对外来势力的运筹抵御。

对外用兵,中国人在历史上一般都极为谨慎。

但对内消除分裂完成统一,中国民族从来没有优柔寡断。

在是否统一的问题上, 中国人从来没有决策过程。

要决定的只是一个,如何打

而且,统一战争从不顾及力量对比,打败了也要前赴后继的再打。

每每是统一战争,中国史书都触目惊心的记载着“血流漂杵”“浮尸百万”

那些最大规模的战争,往往不是发生在抵御外侮中,而是发生在统一战争中。

战国的长平大战,秦赵两国共出动雄师百万,一战消灭赵国五十万大军,从而创造了古典战争的最高典型。

对外战争虽然也同样有著名战例,然则就战争规模而言,远远不如中国内部的统一战争。

诚实的说,几千年历史上,能在中国人马前走几个回合的外敌,还确实没有几个,虽然近代以来我们也有过战败的耻辱。

但是,内部分裂势力却是同样优秀的人种,就不能不碰撞出最为绚烂的战争火花。

这种为了统一不惜付出最大代价的拼命精神,最充分的体现了中国民族刚猛勇武的一面,足以使任何分裂势力先自气短三分。

  其三,没有谈出来的统一,只有打出来的统一。

这是残酷的事实,痛苦的经验。

从本质上讲,统一意味着分裂一方的阴暗命运,丢失政权并遗臭万年,盲目追随分裂的民众也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设若抵抗并战而胜之,安知分裂者不能争得统一的权柄

这种幻想每每支撑着形形色色的分裂势力与动乱势力,使他们几乎永远不可能回到“和平统一”的轨道,而总是选择刀兵相见——战场上说话。

国有国情,族有族情。

不要说世界上已经有和平统一的先例,更不要说和平是世界的主流。

请牢牢记住,世界在变,但人性没有变,各民族的独特精神也没有变,残酷竞争的主流更不会变,而且永远不可能改变;中国民族几千年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统一经验,绝不会因为世界出现了电脑、原子弹、卫星、航母等一大批新劳什子而突然过时。

  从本质上看,统一没有玄妙的技巧,更没有我们祖先没有想到的奥妙。

中国人纵横捭阖施展谋略,那可是如同儿戏。

几千年几百代无数能踢能咬能不够者看穿了的东西,绝不会走眼的。

  想要中国统一强盛,还得有祖先强势生存的铮铮傲骨与巍巍霸气  世界有多少个民族,便有多少种生存文明。

在漫长的生存竞争历史中,不计其数的文明形式伴随着民族的消亡,而成为飘散的文明粒子。

同样,不计其数的民族也因为自身文明的脆弱,而导致民族主体在竞争中的灭亡。

文明形式是民族生存的特殊本质,民族形式是文明存在的特殊载体。

一而二,二而一。

文明形式与民族形式的命运具有完全的历史同一性。

迄今为止,没有那一种脱离了民族形式而存在的所谓文明,更没有那一种脱离了文明形式而存在的所谓民族。

  从本质上说,一个民族所创造的文明,就是这个民族的全部生存方式。

从民族竞争的意义上说,民族文明是该民族特立独行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又是该民族抗击其他文明蚕食的本体武器。

文明形式有多么饱满,民族的生 命状态就有多么强大;文明形式有多少缺陷 ,民族的生命状态就有多少死穴。

  漫长的历史兴亡,一再证明了这个残酷的真理。

康熙有什么功绩

爱新觉罗·玄烨(1654.5.4~1722.12.20),清圣祖仁皇帝,清朝第四位皇帝、大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

年号康熙:康,安宁;熙,兴盛--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意思。

康熙帝8岁登基,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他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伟大的政治家。

死后葬于清东陵之景陵,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

  姓名:爱新觉罗·玄烨  年号:康熙 爱新觉罗·玄烨生辰: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5月4日)  出生地:北京紫禁城景仁宫  属相:马  父亲:爱新觉罗·福临(即顺治帝)  母亲:佟佳氏,谥号孝康章皇后  排行:顺治帝第三子  初婚:12岁  原配: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  配偶:皇后4人、皇贵妃3人、贵妃1人、妃11人、嫔9人、贵人13人、庶妃4人、常在9人、答应9人等  子女:35子,20女  即位时间:顺治十八年正月十九日(1661年2月17日)  即位年龄:8岁  在位年数:61年  卒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  享年:69岁  死亡地:北京畅春园  庙号:圣祖  谥号:仁  陵寝:景陵  继位人:爱新觉罗·胤禛(即雍正帝)  康熙处理军国大政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勤”,另一个是“慎”。

  康熙一生勤政。

“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

清朝的皇帝,从天命汗到光绪帝(除同治帝外)都是勤政的。

从康熙开始,皇帝每天都要御门听政,就是在皇宫乾清门前,由皇帝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

因为最初康熙听政主要在乾清门,所以称作御门听政。

即使在康熙十八年发生北京大地震,康熙照常早朝,御门听政。

康熙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外,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

  康熙即位之时,清朝处于虽然建立,但国家正百废待兴的局面。

而康熙虽然当了皇帝,但因为年幼,国家大事的决断基本掌握在四位辅政大臣手中。

这四位辅政大臣,索尼居首位,总掌启奏批红等大权 爱新觉罗·玄烨,但年老力衰。

排在第二位的苏克萨哈富有才干,但与鳌拜不和。

其后的遏必隆则为人圆滑,不与人争锋。

对权力最有野心的是鳌拜。

为了在索尼退下之后掌控朝政,鳌拜一方面拉拢遏必隆,一方面借圈地事件打击苏克萨哈。

在处理朝政时,鳌拜十分专横,根本不将康熙帝放在眼中。

康熙帝说:“天下大权,当统于一。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康熙帝为强化皇权,上演了一场智擒鳌拜的历史大戏。

  康熙以退为进,在祖母的支持和帮助下,一方面避免与鳌拜发生正面冲突,一方面韬光养晦,此时兵部左侍郎潘湖叟黄锡衮密助年幼的圣祖康熙主政于朝,逮捕鳌拜;力赞提督施琅请设官镇守议,出师于台。

庚戌以协助圣祖统兵征剿获胜、平定‘三藩’克振军威有功,九年八月遂赞襄机务协助国朝举贤才振纲目、定国是正人心,劳绩茂著,深受圣祖倚重。

康熙九年十月,拜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左侍郎时兼武英殿总裁官专心指导玄烨学习治世本领,并寻找适当时机铲除鳌拜。

  为进一步巩固皇权,康熙皇帝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并逐步形成了以南书房为核心的政治中心,加强了皇权。

  然而就在康熙帝集中皇权的11年后。

西方以英国为代表的开始形成君主立宪制,逐步走向推行民主。

自此东西方的政局差距越来越大。

  在政治上,康熙进一步加强了皇权。

他表示“天下大权当统于一”(《清圣祖实录》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

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清圣祖实录》卷284,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辛亥)。

为此,他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如剥夺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破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等。

另一方面,康熙将用人之权、奖惩之权亲自控制,不许大臣干预;并设立密奏制度,以广泛体察下情。

这种统治方式为被雍正、乾隆二帝继承和发展,并为清朝其他皇帝沿用。

  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80页)。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

康熙崇尚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件专制达到了顶峰。

晚年因选择继承人失误,两度废立皇太子,造成长达20余年的诸皇子为夺储位的结党争斗,致使吏治懈怠,朝中党派林立,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康熙帝的这一态度为清朝内部持续数十年的文化纷争(也是治国方略的纷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康熙认为“家给人足,而后世济”,在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体现了他仁爱的一面。

其一,是废止“圈田令”,即废止满清贵族圈近京州县田地的特权,将土地让与百姓耕种;康熙在诏书上说:“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其二,延长垦荒的免税时间。

清初规定垦荒三年内免税,以后改为六年;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垦荒田十年后征税。

这一政策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使耕地面积迅速增加。

其三,实行更名地政策。

对于农民耕种的原先属于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诏农民可以不必支付田价,照常耕种。

  康熙强调兴礼教。

他在康熙十八年下诏说:“盛治之世,余一余三。

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

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

夫兴俭化民,食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

”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逐步恢复经济,清朝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最富庶的帝国。

清初人口从明末的五、六千万急剧下降,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国人丁数字是1913万,到1711年(康熙五十年),增为2462万。

这只是丁数,不是人口总数。

   另一方面,康熙平定内乱,将台湾收回,使中国的疆土进一步扩大。

当时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到曾母暗沙,北达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为1300万平方公里。

  电视剧中的康熙戎装形象初步形成了剿抚并用的方针,即“乱则声讨,治则抚绥”(《清圣祖实录》卷180,康熙36年2月壬寅),“仰凭天道,俯惬人情,以万不得已而用兵”(《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

康熙认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

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康熙平定了三藩之乱;遏制了沙俄的扩张,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武力平定割据台湾的郑氏家族,使台湾回归;康熙还亲征新疆准噶尔,击败噶尔丹,使蒙古土尔扈特臣服清朝。

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台湾、凤山、诸罗),隶福建省,并在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

在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

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下,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更加密切。

  所谓“三藩”,是指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

自清初以来,他们各霸一方,形成几股割据势力。

“三藩”都拥有大量武装。

特别是吴三桂,“功最高,兵最强”,积极储将帅,习武备,使“四方精兵猛将,多归其部下”。

他们仗着自己日益壮大的力量,飞扬跋扈,不听约束,给满清以很大威胁。

而且所耗军费巨大。

爱新觉罗·玄烨1673年三月,以尚可喜请求归老辽东,但请求留其子之信继续镇守广东为引线,引发了是否撤藩的激烈争论。

最后康熙帝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利”,决定下令“撤藩”。

   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并于次年派将率军进攻湖南,攻陷常德、长沙、岳州、澧州、衡州等地。

他又派人四出散布檄文,煽诱鼓动。

广西将军孙延龄、四川巡抚罗森等许多地方大员纷纷叛清。

接着,福建耿精忠亦叛。

在短短数月之内,滇、黔、湘、桂、闽、川六省陷落,一时局面相当严重。

随后,陕西提督王辅臣、广东尚之信等也相继反叛,变乱扩大到广东、江西和陕西、甘肃等省。

  1676年(康熙十五年)十月,福建耿精忠在清军进攻下,被迫投降。

广东的尚之信也于1677年投降。

闽、粤以及江西都先后平复。

1678年八月,吴三桂死,其部将迎立其孙吴世璠继位,退居云贵。

此后,清军先后收复湖南、广西和四川。

1681年,清军攻破昆明,吴世璠自杀。

云贵悉平。

  清初,西北方居住的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

漠北喀尔喀蒙古内部又分为扎萨克图、土谢图、车臣等三部。

漠西厄鲁特蒙古内部又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

清军入关之前,漠南蒙古就已归附清朝,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各部,也与清政府关系密切。

  噶尔丹叛乱被粉碎以后,喀尔喀蒙古各部又回到了原来的居住地。

清政府府的帮助下,噶尔丹暂时退兵。

  设置将军和参赞大臣率兵驻守科布多和乌苏雅台等重镇,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地区的管理和统治。

  明末清初,沙俄在亚欧大陆上不断向东扩张,并于17世纪中期侵入了中国黑龙江地区。

沙皇多次遣使来华,要求建立外交和通商关系,但因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等问题而遭到清政府拒绝。

此外,由于清初国内尚未安定,所以直到17世纪80年代中期,康熙才对黑龙江地区的俄国据点雅克萨采取了有力的军事行动。

  在西藏问题上,康熙除了承继顺治帝册封达赖政策外,还派兵于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间入藏,击败了占据西藏的准噶尔叛军。

此后,清政府分兵驻藏,并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分理前后藏事务。

  康熙8岁丧父,10岁又丧母。

母亲重病时,玄烨“朝夕虔侍,亲尝汤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病故后,玄烨又昼夜守灵,水米不进,哀哭不停。

康熙后来回忆说,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

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

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

  康熙皇帝中年像钱宗范在《康熙》中说:“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

自然科学方面的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地理、农学、医学、工程技术;人文方面的经、史、子、集;艺术方面的声律、书法、诗画。

他几乎都有所研究。

他写出了八九十篇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他亲自审定了多种历史方面的书籍,他还精通多种民族语言。

”  康熙的汉文水平很高,中国历史知识丰富。

“城高千仞卫山川,虎踞龙盘王气全。

车马往来云雾里,民生休憩在当前。

”他的这首《登高诗》被誉为帝王诗。

  康熙善射。

  他最后一次南巡(康熙四十六年一至三月)是亲自考察泗州西溜淮套是否可以开河才去的。

经过实地考察,他正确地予以否决。

  康熙在位61年(1661—1722),是中国封建社会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玄烨活到69岁,在今天看来并不算长寿,然而在中国300多位帝王中,能活到69岁者却寥若晨星。

他寿命长与其含性养身,饮食、起居咸成规度,洁衣净宝,注意生活细节不无关系。

康熙的养生之道,在《庭训格言》中有多处记载,对于我们今天养生有可吸取的东西。

  一、饮食有节,起居有序。

爱新觉罗·玄烨这是康熙的养生之要。

康熙曰:“节饮食,慎起居,实却病之良方也。

”他说,不可暴饮暴食,要“起居有常,”不可“贪睡”、“贪食”,更不可“沉湎于酒席中”色恶不食,臭恶不食。

失饪不食,不时不食……。

肉虽多,不使胜食气。

”  二、衣着洁净,室内温馨。

  爱干净,讲卫生,成习惯是康熙的健康之友。

康熙曰:“凡居家在外,惟宜洁净。

”就是说,不论在家里或出门在外,都应该干净整洁。

他说:“人平日洁净,则清气著身,若近污秽,则为沌气所染。

”  三、饮酒有度,药补慎用。

  康熙不反对饮酒,而反对沉湎于酒中及不节制,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康熙能饮酒而不多饮,只是“平日膳后,或遇年节、筵宴之日饮小杯一杯。

”他厌恶贪杯之辈。

康熙曰:“大抵嗜酒,则心志为其所乱而昏昧,或致病疾。

  四、清虚栖心,神静心和。

  “寡虑”、“寡嗜欲”、“寡言”,是康熙养生之道的另一招方。

他引庚桑子之言日:“毋使思虑营营。

”就是说,不要使你的思虑焦忧不安。

康熙以“寡思虑”养神,以“寡嗜欲”养性,以“寡言语”养气,方可以“养生”。

因为,形体是感放生命的器具,而心是形体的主宰,精神则是心聚会的东西。

康熙曰:“心静则心和”,“心和而形全”。

  文字狱是因著文作字而获罪的政策。

要使你因此而获罪,很容易,找出你的章表诗文,然后寻章摘句,旁牵侧引,罗织罪名,这样你就死定了。

明洪武年间,清雍乾年间文字狱间极为盛行。

而清雍乾二朝对这案件捕风捉影之荒唐,牵强附会之怪异,株连之广泛,处理之残酷,无以复加。

圣祖一朝只是在晚年才有部分文字狱案,且处置亦不严重。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印行的《康熙字典》,是奉旨编纂的,而且以康熙年号命名,足见政府之重视。

可是有个叫王锡侯的书生,批评《康熙字典》,说它收字太多,难以贯穿。

他自己编刻了一部《字贯》,意是说,这本书可以用字义把零散的字贯穿起来,正好弥补了《康熙字典》的不足。

此案主犯的发落不说,还连累了两江总督,因查办不力受到降级处分,江西的布政使、按察使(都是副省长)受株连被革职治罪。

其实,王锡侯写《字贯》是想贡献自己一己之见,想不到竟落得这样的下场。

  兄弟  皇长子,爱新觉罗·牛钮,母为庶妃巴氏  皇次子,爱新觉罗·福全,裕宪亲王,母为宁悫妃佟鄂氏  皇四子,荣亲王,未取名,幼年逝,母为孝献端静皇后董鄂氏  皇五子,爱新觉罗·常宁,母为庶妃陈氏  皇六子,爱新觉罗·奇绶,母为庶妃唐氏  皇七子,爱新觉罗·隆禧,纯靖亲王,母为庶妃钮氏  皇八子,爱新觉罗·永干,母为庶妃穆克图氏  (康熙为皇三子)  姊妹  皇长女(1652~1653),顺治九年三月十五生,母庶妃陈氏,顺治十年十月殇  皇二女和硕恭悫长公主,母庶妃杨氏 15岁时下嫁给瓜尔佳氏讷尔杜  皇三女(1653~1658),顺治十年十二月十三生,母庶妃巴氏,顺治十五年三月殇  皇四女(1654~1661),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二生,母庶妃乌苏氏,顺治十八年三月殇  皇五女(1654~1660),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生,母庶妃王氏,顺治十七年十二月殇  皇六女(1657~1661),顺治十四年十月初六生,母庶妃那拉氏,顺治十八年二月殇  顺治养女一:和硕和顺公主,13岁时下嫁尚之隆,承泽亲王硕塞之二女,其母为纳喇氏  顺治养女二:和硕柔嘉公主,12岁时下嫁耿聚忠,安郡王岳乐之第二女  顺治养女三:固伦端敏公主,18岁时下嫁博尔济吉特氏班第,简亲王济度之第二女

康熙皇帝一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概括来说有八点,分别是什么

“勤”和“慎”  康熙处理军国大政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勤”,另一个是“慎”   康熙一生勤政。

“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

满清的皇帝,从天命到光绪帝(除同治帝)都是勤政的。

从康熙开始,皇帝每天都要御门听政,就是在皇宫乾清门前,由皇帝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

因为最初康熙听政主要在乾清门,所以称作御门听政。

即使在康熙十八年发生北京大地震,康熙照常早朝,御门听政。

康熙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前,除因生病、三大节(元旦冬至皇帝寿辰)、重大变故外,几乎是每一天都听政的  集中帝权  即位之时,清朝处于虽然建立,但国家正百废待兴的局面。

而康熙虽然继承皇帝,但因为年幼,国家大事的决断基本掌握在四位辅政大臣手中。

这四位辅政大臣,索尼居首位,总掌启奏批红等大权 爱新觉罗·玄烨  ,但年老力衰。

排在第二位的苏克萨哈富有才干,但与鳌拜不和。

其后的遏必隆则为人圆滑,不与人争锋。

对权力最有野心的是鳌拜。

为了在索尼退下之后掌控朝政,鳌拜一方面拉拢遏必隆,一方面借圈地事件打击苏克萨哈。

在处理朝政时,鳌拜十分专横,根本不将康熙帝放在眼中。

康熙帝说:“天下大权,当统于一。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康熙帝为强化皇权,上演了一场智擒鳌拜的历史大戏。

  康熙以退为进,在祖母的支持和帮助下,一方面避免与鳌拜发生正面冲突,一方面韬光养晦,此时兵部左侍郎潘湖叟黄锡衮密助年幼的圣祖康熙主政于朝,逮捕鳌拜;力赞提督施琅请设官镇守议,出师于台。

庚戌以协助圣祖统兵征剿获胜、平定‘三藩’克振军威有功,九年八月遂赞襄机务协助国朝举贤才振纲目、定国是正人心,劳绩茂著,深受圣祖倚重。

康熙九年十月,拜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左侍郎时兼武英殿总裁官专心指导玄烨学习治世本领,并寻找适当时机铲除鳌拜。

  为进一步巩固皇权,康熙皇帝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并逐步形成了以南书房为核心的政治中心,加强了皇权。

政治完善在政治上,康熙进一步加强了皇权。

他表示“天下大权当统于一”(《清圣祖实录》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

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清圣祖实录》卷284,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辛亥)。

为此,他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如剥夺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破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等。

另一方面,康熙将用人之权、奖惩之权亲自控制,不许大臣干预;并设立密奏制度,以广泛体察下情。

这种统治方式为被雍正、乾隆二帝继承和发展,并为清代其他皇帝沿用。

  编辑本段治国有方  崇尚儒学  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80页)。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

康熙崇尚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专制达到了顶峰。

晚年因选择继承人失误,两度废立皇太子,造成长达20余年的诸皇子为夺储位的结党争斗,致使吏治懈怠,朝中党派林立,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康熙帝的这一态度为满清内部持续数十年的文化纷争(也是治国方略的纷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经济发展  康熙认为“家给人足,而后世济”,在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体现了他仁爱的一面。

其一,是废止“圈田令”,即废止满清贵族圈近京州县田地的特权,将土地让与百姓耕种;康熙在诏书上说:“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其二,延长垦荒的免税时间。

清初规定垦荒三年内免税,以后改为六年;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垦荒田十年后征税。

这一政策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使耕地面积迅速增加。

其三,实行更名地政策。

对于农民耕种的原先属于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诏农民可以不必支付田价,照常耕种。

  文化民族  康熙强调兴礼教。

他在康熙十八年下诏说:“盛治之世,余一余三。

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

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

夫兴俭化民,食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

”  政绩介绍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逐步恢复经济,清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最富庶的帝国。

清初人口从明末的五、六千万急剧下降,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国人丁数字是1913万,到1711年(康熙五十年),增为2462万。

这只是丁数,不是人口总数。

    另一方面,康熙平定三藩,攻占台湾,使清朝的疆土进一步扩大。

当时大清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到曾母暗沙,北达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为1300万平方公里。

  编辑本段军事能力  收复疆域  电视剧中的康熙戎装形象  初步形成了剿抚并用的方针,即“乱则声讨,治则抚绥”(《清圣祖实录》卷180,康熙36年2月壬寅),“仰凭天道,俯惬人情,以万不得已而用兵”(《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

康熙认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

为了维护帝国的统一,康熙平定了三藩之乱;遏制了沙俄的扩张,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攻占了台湾;康熙还亲征新疆准噶尔,击败噶尔丹,使蒙古土尔扈特臣服满清。

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台湾、凤山、诸罗),隶福建省,并在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

在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

  平定三藩  所谓“三藩”,是指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

自清初以来,他们各霸一方,形成几股割据势力。

“三藩”都拥有大量武装。

特别是吴三桂,“功最高,兵最强”,积极储将帅,习武备,使“四方精兵猛将,多归其部下”。

他们仗着自己日益壮大的力量,飞扬跋扈,不听约束,给清廷以很大威胁。

而且所耗军费巨大。

爱新觉罗·玄烨  1673年三月,以尚可喜请求归老辽东,但请求留其子之信继续镇守广东为引线,引发了是否撤藩的激烈争论。

最后康熙帝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利”,决定下令“撤藩”。

    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兵变,提出反清复明,并于次年派将率军进攻湖南,攻陷常德、长沙、岳州、澧州、衡州等地。

他又派人四出散布檄文,声讨反满。

广西将军孙延龄、四川巡抚罗森等许多地方大员纷纷反清。

接着,福建耿精忠亦反。

在短短数月之内,滇、黔、湘、桂、闽、川六省收复,一时间清帝国危在旦夕。

随后,陕西提督王辅臣、广东尚之信等也相继起义,起义扩大到广东、江西和陕西、甘肃等省。

  1676年(康熙十五年)十月,福建耿精忠在清军进攻下,被迫投降。

广东的尚之信也于1677年投降。

闽、粤以及江西都先后陷落。

1678年八月,吴三桂死,其部将迎立其孙吴世璠继位,退居云贵。

此后,清军先后收复湖南、广西和四川。

1681年,清军攻破昆明,吴世璠自杀。

  平定叛乱  清初,西北方居住的蒙古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

漠北喀尔喀蒙古内部又分为扎萨克图、土谢图、车臣等三部漠西厄鲁特蒙古内部又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

清军入关之前,漠南蒙古就已归附大清,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各部,也与清政府关系密切。

  噶尔丹起兵被粉碎以后,喀尔喀蒙古各部又回到了原来的居住地。

在清政府的帮助下,噶尔丹暂时退兵。

  玄烨设置将军和参赞大臣率兵驻守科布多和乌苏雅台等重镇,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地区的管理和统治。

  遏制俄国  明末清初,沙俄在亚欧大陆上不断向东扩张,并于17世纪中期侵入了东北亚外东北地区。

沙皇多次遣使来清,要求建立外交和通商关系,但因俄国侵占清帝国领土等问题而遭到清政府拒绝。

此外,由于清初帝国内部尚未安定,所以直到17世纪80年代中期,康熙才对黑龙江地区的俄国据点雅克萨采取了有力的军事行动,捍卫了东北边疆一百五十多年的和平稳定。

  管理西藏  在西藏问题上,康熙除了承继顺治帝尊敬并册封达赖政策外,还派兵于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间入藏,击败了占据西藏北部的准噶尔军队。

此后,清朝分兵驻藏,并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协助达赖班禅分理前后藏事务。

  统一台湾,开府设县  康熙二十二年,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率军攻占了台湾。

设台湾府,隶属于福建。

台湾府下设三县——台湾县(今台南)、风山县(今高雄)、诸罗县(今嘉义),派总兵官一员、率官兵八千,驻防台湾。

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编辑本段修身养性  人品  康熙8岁丧父,10岁又丧母。

母亲重病时,玄烨“朝夕虔侍,亲尝汤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病故后,玄烨又昼夜守灵,水米不进,哀哭不停。

康熙后来回忆说,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

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

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

  治学  康熙皇帝中年像  钱宗范在《康熙》中说:“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

自然科学方面的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地理、农学、医学、工程技术;人文方面的经、史、子、集;艺术方面的声律、书法、诗画。

他几乎都有所研究。

他写出了八九十篇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他亲自审定了多种历史方面的书籍,他还精通多种民族语言。

” 康熙善射。

  他最后一次南巡(康熙四十六年一至三月)是亲自考察泗州西溜淮套是否可以开河才去的。

经过实地考察,他正确地予以否决。

  康熙养生之道   康熙在位61年(1661—1722),是帝国时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玄烨活到69岁,他寿命长与其含性养身,饮食、起居咸成规度,洁衣净宝,注意生活细节不无关系。

康熙的养生之道,在《庭训格言》中有多处记载,对于我们今天养生有可吸取的东西。

  一、饮食有节,起居有序。

爱新觉罗·玄烨  这是康熙的养生之要。

康熙曰:“节饮食,慎起居,实却病之良方也。

”他说,不可暴饮暴食,要“起居有常,”不可“贪睡”、“贪食”,更不可“沉湎于酒席中”色恶不食,臭恶不食。

失饪不食,不时不食……。

肉虽多,不使胜食气。

”   二、衣着洁净,室内温馨。

  爱干净,讲卫生,成习惯是康熙的健康之友。

康熙曰:“凡居家在外,惟宜洁净。

”就是说,不论在家里或出门在外,都应该干净整洁。

他说:“人平日洁净,则清气著身,若近污秽,则为沌气所染。

”   三、饮酒有度,药补慎用。

  康熙不反对饮酒,而反对沉湎于酒中及不节制,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康熙能饮酒而不多饮,只是“平日膳后,或遇年节、筵宴之日饮小杯一杯。

”他厌恶贪杯之辈。

康熙曰:“大抵嗜酒,则心志为其所乱而昏昧,或致病疾。

  四、清虚栖心,神静心和。

  “寡虑”、“寡嗜欲”、“寡言”,是康熙养生之道的另一招方。

他引庚桑子之言日:“毋使思虑营营。

”就是说,不要使你的思虑焦忧不安。

康熙以“寡思虑”养神,以“寡嗜欲”养性,以“寡言语”养气,方可以“养生”。

因为,形体是感放生命的器具,而心是形体的主宰,精神则是心聚会的东西。

康熙曰:“心静则心和”,“心和而形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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