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霍妮的主要心理思想和理论
凯伦.霍妮既是精神分析派的心理学家，又是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家，而正是这两个流派构成了现代心理学的主流。
在人本主义这一方面，她的理论是以真实自我为基础的，而成长就是按照人的天性及天赋潜能，自由、健康地发展，并且正如她在《我们的内心冲突》一书中说的：我个人相信人既有希望也有能力发展他的潜能，这使得她的理论不是一种单纯解释的理论，而在临床上也不是以正常为目标，而是以一个人有效和有意义地决定其生活道路的能力为目标。
而在精神分析这一方面，她的理论是在不断摆脱弗洛依德的过程中发展的。
弗洛依德的潜意识、压抑等概念以及对童年的重视，无疑对一切精神分析心理学都有影响。
他的缺点主要是：一，本能论，或者说对潜意识的生物学的理解；二，动机来自过去。
这二个缺点结合在一起，使得弗洛依德的理论成为一种悲观的宿命论。
霍妮从一开始就努力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潜意识，基本焦虑这一概念在她这本书之前的思想中占有根本的重要性，而它是在一个人早期的人际关系中产生出来的。
更重要的是，在这本书中，她抛弃了弗洛依德的动机来自过去的理解。
动机是当前的，心理的好处是当前的，这一改变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动机是当前的，治疗或成长才是真正有希望的。
因此，在这本她最晚期的著作中，基本焦虑这一概念变得不重要了，它的中心地位被另一指向当前的概念理想自我代替了。
成长不是回溯，而是向前发展，要对付和认识的是现在的动机，而成长的希望也在于现在，因而是现实的。
这样，霍妮在这最后一本书中，才把人本主义与精神分析协调起来了：她对人有希望也有能力发展其潜能的信仰是有基础的。
但这并不是说，在这本书中，霍妮对治疗或成长抱着一切会好这样一种浅薄的乐观态度，恰恰相反，她认识到神经症是非常顽固的，就象凯尔凯郭尔所说的病得至死方休。
神经症并不是一种明显不能认知现实的症状，而是一种与自我疏远的生存，是一种在自己的家里却成为奴隶的状态，是一种自我异化，是一种出卖自我而屈服于理想自我的绝对专制的可悲命运，是一种潜伏着对己对人的仇恨并且因这种仇恨而不断加强自身的强迫性，因此，它是一种特别不幸的形式，因为它浪费了人类发展所包括的建设性的能量，并且毫无自知。
人类的这种可悲状况的改善的希望有多大呢
显然，在霍妮看来，它不能寄望于一种可控制的治疗过程，因此，必定没有明确的保证，它必须寄望于人的自我成长，寄望于人的更多的自我意识和因为自我意识的增加而强大起来的自我，而这一过程，由于神经症的人实际上从来没有获得机会发展其自我，因此，是充满巨大的心理风险的，常常是令人退缩的。
这就是这本书充满悲剧感与同情心的原因。
但是，正象她在这本书最后说的：我们的哲学，因为认识到了神经症中一切悲剧因素，则是乐观的哲学。
换句话说，弗洛依德认识到潜意识的可悲，但他没有认识到潜意识力量所破坏的价值，因此，他是悲观的，但却没有悲剧感，而在霍妮的信念里，由于我们认识到那被破坏、被阻碍、被混淆的潜力，我们反倒会认识到人类与内心的破坏性力量奋斗的崇高，因此，我们反倒会相信人类终究有可能被激发起勇气，发现他们原来是巨人的后代，却一直屈膝于无名之物面前。
为什么说卡伦·霍妮是最伟大的心理学家
转载自知乎：卡伦 霍妮 Karen Horney，1885年9月16日－1952年12月4日。
20世纪最重要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之一。
她曾在哥廷根的弗赖堡大学和柏林研究医学，1910年开始与卡尔·亚伯拉罕共同从事精神分析，并成为于1920年建立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创始人之一。
20年代至30年代初，她在固守传统理论框架的同时，开始尝试修正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学的观点。
她的论文因远远超越了时代而未能得到应有的注意，但自1967年《女性心理学》重版后，卡伦·霍妮已被公认为首位伟大的精神分析女权主义者。
“她认为产生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斥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历等个人特征，但本质上却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
人性、人的各种倾向和追求、人所受到的压抑和挫折、人的内心冲突和焦虑，乃至什么是正常人格、什么是病态人格的标准，所有这一切都因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
这一思想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已形成。
”很多无论是心理咨询或者治疗的来访者，很多时候是从社会和外界评价认为“病了”，并且自己也以为自己“病”了，但是往往可能是另有天赋，比如说电影《自闭历程》的女主人公，这篇里面有母亲带孩子去看精神分析师等当时的视角评估…… 和她如何自我突破……其实我们每个人出生都有有99.5%基因一样，但是有0.5%的个体差异。
很多时候不是病了，只是不一样罢了。
“例如，一个孩子如果十分幸运地有一位慈爱的祖母，有一个善于理解孩子的教师，有一些好朋友，那么他和他们在一起时的经验，就可以避免让他感到一切人都是对他不安好心的坏人。
但如果他在家庭中的处境越困难，那么他就越容易不仅形成针对父母和其他兄弟姐妹的仇恨心理，而且形成对一切人的不信任感和敌对态度。
”这是在她那个年代很早期的观察了，后面的心理研究也确实证实这个情况。
“卡伦霍尼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人的“假我”是如何压迫“真我”、让“真我”无法成长的问题，这是神经症人格形成的最主要原因。
人的成长就是要摆脱“假我”的束缚，让“真我”显现出来，获得自由。
每个个体最终都是独特的，不可重复、不可代替。
”大部分人都难以在一定的情境，特别是重要情境下显得真实，反而确实失控的时候才有机会表达些内心一直压抑的真实情感体验。
人活得不“真”。
（往往因为一开始就失去了真，失去了辨别的方式） （比如我之前的有回复过的帖子，里面的孩子在前语言期可以感觉到身边人的攻击和狂暴，但是当有了记忆言语能力等的时候却要被迫承受‘爱’）有的时候能承认，他\\\/她爱我，但是他\\\/她也有其自身的需求和情况，就好像我一样，这个前提是，我已经诞生了，而不只是被生出来和养大。
“爱是允许对别人的某种性格或某种态度提出建设性批评的，以便如果可能的话，对他人有所裨益；但指望他人尽善尽美，对他人提出种种不能容忍的要求却并不是爱。
正如神经症患者往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种要求中包含着一种敌意：“如果你不能尽善尽美，那就滚你妈的蛋吧
”但是，我估计我们很多人都有感受这种敌意吧。
“贪婪的人不相信他们自己有创造任何事物的能力（而是需要获取，控制……），因此他们不得不依靠外部世界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不相信有任何人愿意给他们以帮助。
那些在爱的需求方面贪得无厌的神经症病人，往往在物质方面也表现出同样的贪婪。
”“撇开一切细节，由神经症病人对权力、名望和财富的病态追求所导致的”恶性循环“，其主要轮廓可大致表示如下：焦虑、敌意、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对权力或其他类似事物的追求->敌意和焦虑的增加->逃避竞争的倾向（伴随着自我贬低的倾向）->由此而导致的失败和在潜能与成就之间出现的差距->过分高涨的优越感（伴随着嫉妒心）->不断增多的自大幻想（伴随着对嫉妒的恐惧）->越来越敏感（伴随着新产生的逃避倾向）”“我们不可能瞧不起一个人，不信任一个人，希望破坏他的幸福与独立性，而与此同时又渴望得到他的爱，他的帮助和支持。
为了同时实现着两种事实上互不相容的目的，我们就必须严格地把这种敌对的态度从意识形态中驱逐出去。
换句话说，这种爱的错觉，虽然一方面是由于完全可以理解地混淆了真正的爱与对他人的需要的缘故，另一方面却具有使爱的追求变得可行的特殊功能。
”“我们说一个人是神经病人时所依据的标准，是看他的生活方式是否符合我们时代人所公认的行为模式。
们时代人所公认的行为模式。
人们关于什么是正常，什么事不正常的观念，不仅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同一文化中也会发生改变。
文中举了好几个例子说明一个观点，一个人是否是神经病人和他所在的文化是息息相关的。
”“竞争、同胞之间潜在的敌意、恐惧、摇摇欲坠的自尊心，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在心理上导致了个人的孤独感。
即使他与他人有很多往来和接触，即使他的婚姻美满幸福，他在情感上仍然是孤独的；如果这种孤独感与他缺乏自信心的彷徨忧虑、恐惧担心相吻合，就会成为一场灾难。
”“通过沉浸在痛苦中来获得满足，体现了这样一种共同的原则，这就是通过把自己消融在某种更大的东西中，通过消除自己的个体性，通过放弃自我以及它所拥有的一切怀疑、冲突、痛苦、局限和孤独，来获得最后的满足，这正是尼采所谓的从“个体性原则”中解放出来；正事他称为“酒神”精神的那种东西，他把这种倾向视之为“日神”精神──它致力于积极地塑造和掌握人生──恰恰相反的一种人类基本追求。
”“答案只能，这种内在的软弱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实；人们感觉为软弱并且显得像软弱的，仅仅是一种软弱倾向的结果。
我们从已经讨论过的那些特征中可以发现这一事实：神经症患者在自己的感觉中无意识地夸张了自己的软弱，并且顽固地坚持着这种软弱。
这种软弱倾向不近可以通过逻辑推论而发现，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往往能够发现这一点。
…… 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病人的自我谴责往往来自他把一种预先估计到的批评作为他自己的主张。
这就表明了他随时准备预先屈服于任何他人的判断。
盲目接受权威一件，依赖他人，总是抱着“我不能”的态度逃避困境，而不是把困境看作是一种挑战，所有这些态度，都进一步地证明了存在着这种软弱的倾向。
这种自我谴责不仅可以保护自己，对抗被人反感的恐惧，而且还可以通过说反话的方式，来得到正面的安全感。
即使这时并没有局外人被牵扯进来，这些自我谴责也可以通过提高神经症病人的自尊心来使他获得安全感；因此才能够谴责自己身上那些被外人忽略了的过错，这一点，最终将使他感到自己确实了不起。
除此之外，自我谴责还能给他以宽慰，因为它们很难得涉及他的真实问题涉及他对自己的不满，从而实际上给自己暗中留下了一条活路，使自己相信自己必经还不算太坏。
”（我只是病了，病会好的。
）“焦虑越是难以忍受，保护手段就越是需要十分彻底。
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四种主要的方式，借助这些方式，人企图保护自己以对抗基本焦虑。
这四种方式是：爱、顺从、权力和退缩。
退缩的策略与顺从或遵命的策略有着共同之处，两者都是对自己愿望的放弃。
但在顺从遵命的类型中，放弃自己的愿望是为了有助于”听命“或顺从他人的愿望，以便能够获得安全感；而在退缩的类型中，”听命“的想法根本就不存在，放弃自己愿望的目的，乃是为了获得对他人的独立。
其根本想法是：如果我向后退缩，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伤害我。
人们不禁会问：尽管存在着所有的内心障碍，神经症病人究竟还有没有可能获得他决心要获得的爱的方式。
这里存在着两个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首先，如何获得必须获得的爱；其次，如何使对爱的需要在自己和别人看来都正当合理。
我们可以把能够获得爱的不同方式大致描述如下，这就是：（一）收买笼络；（二）祈求怜悯；（三）诉诸公正；（四）威胁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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