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一直很疲倦。
白天上班，晚上自学cg 绘画。
每天虽然表面上很开心，其实很低落，求大神指导
早点放弃绘画，找个妹子或者小鲜肉在空余时间出去看看世界，这样就解脱了。
不要想着去画成什么东西，或者画出个什么东西，或者跟谁比，这些年纪越大你会发现越没有意义，甚至让自己脱离正常人的范围了。
本来只是个兴趣爱好，如果丢失在其中，你失去的是生活中的其他片段，和父母的，和朋友的，和喜欢的人的。
就他妈的只是画，画完了，几个不懂绘画的傻逼说：哇好屌啊，把膝盖先给你，大角虫。
这些有意义吗
不厌倦吗
每个画画的人都想追求一种快乐自由的生活，最后发现，自己越画越无力，不知道怎么去喜欢自己现在的工作，也融入不了绘画的工作里去。
真的让你去画工作图，那些画图的设计师和绘画的人也会在群里BB什么好烦，工作好累，像机器人，还要听策划的改他妈的鸡巴篮子。
然后又丢几张工作图出来让傻逼跪拜。
年复一年的看这些桥段，看人类的抱怨和自傲。
还有那虚幻的清高的梦想，而自己本身早已经是个唾弃绘画和生活的渣了。
如果这样，那不如回归到最初好了，你什么都不会，过个正常人的日子，画画就当个培养心情的爱好就行了。
虽然放弃很难，但是执迷下去，真的会快乐吗
我常有种画的走投无路的感觉。
画的好有什么用，画的好的一大把，花瓣网一大片眼花缭乱的，什么喜剧光，什么空间体积，什么空气原理，BB的一大堆。
你可以停下笔来想想，这个故事发展到最后，你要画成什么样才满意才开心，得到什么称号才满足。
到那一步你觉得自己真的会满足会开心吗
你觉得能实现吗，要多久，那时你父母还在吗，或者老了吧，你朋友都结婚生孩子了吧，你呢，他妈的一辈子就只知道画画。
结果有几个人看呢
艺术源于自然
艺术源于自然自然与艺术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与自然相依存的过程中，对自然的了解、认识、利用和改造都是基于人类生存的内在需求。
所谓生存之道，为人处事之道，都是基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在共生共存中的体验和感悟。
道即规律，道即法则，道就是人对自然规律的理解、阐释。
道之所以深不可测，是因为自然规律无穷无尽，因为自然规律没有穷尽，人类探寻自然奥秘的势头才有增无减，并乐在其中。
自然科学，必然是对物质自然的探秘，大到宇宙天体，小到粒子、量子，物理学、数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和生物学等。
从不同领域对物质结构、形态、性质和运动规律不断地认知和探研。
其目的和宗旨是不断加深对自然本质的认知，以顺其自然之规律，为已所利用造福人类自身。
观注自然现象，研究自然规律，探索自然奥秘的不仅是科学家们，从事艺术创造的画家、音乐家们也热心于以不同的方式有感悟着自然给人类心灵的启迪，艺术家的富有想象力的创造都是取之于大自然这个挖掘不尽的灵感源泉。
只要艺术家们倾心于对自然的观注，热心于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就必然能从自然之规律中，从自然规律的不同层面，不同侧面体悟出无穷尽的形式法则和造型规律。
从对自然规律体验的过程中，不断激发艺术家创造出有价值的艺术作品。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十分注重科学与艺术的关系，多次指出：“事实上如一个硬币的两面，科学和艺术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份，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通性、永恒和富有意义。
”一位从事科学研究的艺术爱好者更是以诗一般的语言这样描述道：“作为揭示宇宙和情感世界奥秘的探索者和创造者，科学家的最高境界最以人性之浪漫情怀，拥抱宇宙之道，而艺术家的最高境界是按宇宙之道表达人性的浪漫情怀。
他们追寻的终极目标都指向真、善、美的最高境域。
这位热爱艺术的科学家无凝道出了宇宙之道、自然之规律对艺术创造的启迪和激发。
当我们回顾自然科学和绘画艺术发展的轨迹，从两者时而交叉的并行轨道中，不难感受到并驾齐驱的科学与艺术从观察自然、思考探究到领悟自然规律的历程中，艺术家善于感悟的直觉，常常带给科学家难能可贵的启迪，而科学的进展与发现为艺术观念的更新，观察自然方式的转换与拓展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和动力。
古希腊为人类创造了第一个崇尚美、研究美的灿烂辉煌的盛世，无数的被后人奉为经典美的化身诞生于结隐藏于对事物背后的数理与比例关系执迷探索。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前584——前497年）是古希腊自然哲学家，提出了“万物皆数”的学说，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必然遵循着一定的和谐而有序的数学比例规律，这种规律就是自然法则，包括宇宙天体、人及生物、植物。
毕达哥拉斯用数的函数关系阐释了自然美及其规律，制定了一套被后人广泛应用的“黄金分割”比，在包遵信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之《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希腊人相信，他们的美学定理表达了久恒的严格的真理，几何图形则是绝对美的表现，几何学被看成是逻辑和美的完美结合，是由神创造的。
”其实，毕达哥达斯“数即万物”思想包括“黄金分割”在内的数学研究都是长期对自然的观察，对自然规律不懈的探研而悟出的自然之道，宇宙万物的同共法则。
这一法则影响深远，穿越慢长的中世纪辐射在文艺复兴这片因崇尚自然而生机盅然的热土上，在摆脱宗教的束缚之后重又回归对自然的热爱与探索，一位夸越十五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人，达·芬奇的挚友，数学家、会计学的创始人卢卡·帕乔利在所著《神圣比例》一书中再次充分肯定数理比例对美的形式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神圣比例》将“黄金分割”推上神圣的宝座。
并称“所有质量及其单位都可以在人体找到根源，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上帝用来揭示自然界内在奥妙的比率和比例。
”再次阐释了自然形态的造型规律就是美的法则。
与其挚友一样，达·芬奇也执迷于数学，比例与人体结构关系的研究以证实毕达哥拉斯的发现。
他在一系列头、躯干及人体比例分析示意图中加以严谨的分析和求证。
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以及拉菲尔等众多画家均借这自然赋予的神奇比率创造出至今依然令人赞叹的传世佳作。
随着自然科学在各个不同领域，不同深度的展开科学家和艺术家们不仅从万事万物深切体验到自然形态数与美的关系，光与色的规律也不断揭开神秘的面罩。
有人把自然界比喻成光的盛筵，而色彩就是盛筵中一道道美味佳肴。
几个世纪以来，这席迷人的光与色的盛筵大餐始终充满着无尽的诱惑，吸引无数的科学家为之探索，以不断揭示光与色的本性。
艺术家以其对光与色敏锐的直觉和深刻的悟性，并在不断揭示的光色规律中尽情品味着大自然所赋予的光色佳肴，创造出富有魅力的绘画作品。
说光与色说是一对孪生兄弟，不如说她们是同呼吸的连身姐妹更为贴切。
光是色光、光中有色、光与色本是不可分割的，光谱学着为物理学的专门研究光色关系的领域，从牛顿（I·Newton,1642-1727）的色散实验开端，确凿的实验终结了自中世纪有关彩虹现象的色散本质的争论。
牛顿意识到复色光通过棱镜或光栅分光后析射出红、橙、黄、绿、蓝、靛、紫有序色彩光谱，但色散的原因是由于光的本身而非棱镜或水滴的原因，继而红外光线和紫外光线的发现，更加拓展了对可见光之外色的想象空间，经典物理光色理论的探研与发展，为以画笔对自然色彩探秘的画家们以震奋以启迪，在绘画领域吹响了解放色彩的号角。
色彩既是一种能量，又是一种物质存在与人的情感息息相关，科学家为人类揭示的光与色的科学奥秘，为艺术家释放被仰制已久的光彩魅力奠定了坚定了理论基础。
受益于科学成就而感悟色彩巨大潜力的法国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洛瓦（Eugene Delacroix 1798—1863），以其明快响亮的色彩，丰富而又微妙的色彩冷暖变化，这与更为注重以色度变化塑造形体的传统倾向比较而言，画面更加唤发出光照下的色彩感染力，丰富的色彩与富有灵气生动的笔融，使德拉克洛瓦的浪漫主义情怀得以充分的展现。
我们无法想象丧失了对色彩深刻的理解，这位大师的浪漫情怀和艺术的感染力将会变得怎样的逊色乏味。
与牛顿时代相距约两百年后的十九世纪，在绘画领域诞生了追逐瞬时光色印象的色光画派—印象派，印象派的画家们个个都是不折不扣的科学信徙，主张绘画不仅是艺术，而且是应该是科学的。
绘画中的色彩更要经受得起光学原理的分析，一切自然现象都应从光学的角度进行观察，一切色彩皆起源于光。
因此把握自然色光的瞬间变幻才能无误地揭示客观自然的色彩奥秘。
印象派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是克洛德·莫奈（claude Monet 1840—1926）其最为著名的作品是1872年在勒阿弗尔港的风景写生《日出·印象》，还有两组充分体现印象主义画风的组画《草垛》、《卢昂教堂》。
日出时刻的瞬间印象，从作品中我们确实感受到的是转瞬即逝的在晨雾迷漫中阳光瞬间的显现，瞬间给整个自然带来的阳光的暖意，光的神秘和灵动。
自然是那么富有生气，瞬间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永恒，瞬间的印象凝聚了画家对光与色最深刻的领悟，是理性修养和敏锐的感受以及娴熟技艺的完美结合。
将同一感受对象，不同时段的感受差异反唤在《草垛》和《卢昂教堂》的系列组画中，光与色是作品表现的绝对主题，草垛、教堂仅仅是光和色的载体，色随光变，光移影动，自然色光的千变万化，神秘莫测，莫奈的绘画简直就是大自然光与色的协奏曲，莫奈的系列组画更是一首首美妙无比的光与色的变奏，同是充满了对自然无限爱意的抒情诗，反映了艺术家顺其自然规律按宇宙之道所表达的人性的浪漫情怀。
乔治·修拉（Georges Seurat,1859—1891）是新印象主义的代表，他赞同印象主义借助光谱学的研究成果，对色彩进行的光学分析，不同之处是修拉的分色主义的点彩技法将对色彩的理性分析推向极致。
那些未经混合的原色色点按极其科学的色彩规律并置起来所形成的前所未有的视觉效果，其画面更为明快，更为辉煌，被誉为是色彩魅力和奥秘的再次释放，是自然科学与绘画艺术结合的典范。
前面已谈到科学与艺术从观察自然、思考探究到领悟自然规律的过程中，艺术家善于感悟的直觉和充满智慧的想象往往给予科学研究的启迪。
由牛顿光谱学为德拉克罗瓦、莫奈、修拉等画家释放色彩的光芒，用自然之光与色在绘画中散发出耀眼的光彩，点亮了保罗·高更（Paul Cauguin 1848—1903）以及荷兰画家温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灵魂深处的色彩，唤醒了画家以心灵觉悟色彩的潜能，高更为此不顾一切地长途跋涉两个月到南太平洋法国的殖民地塔希提岛，必是受到自然神灵的招唤或儿时生活印迹的神秘驱使，高更用心感悟色彩的精神本意，揣摹色彩与人类情感相通的象征意味，这当然是超越客观的精神色彩。
《我们从何处来
我们是什么
我们往何处去
》画面中央用金黄色表现的青年正在摘取智慧之果，象征着人生最灿烂的篇章，而放射着光芒。
《布道后的幻影》画面中大遍的大红色的草地，天使雅各正与一大力士摔跤，这是充满着灵力的色彩，是幻象的色彩。
这是高更为色彩的“重新定义”。
凡·高根本就不是用颜料画画，他用色彩燃烧着自己的生命，用生命浸透着色彩，凡·高以对色彩的极高的悟性为他笔下躁动的色彩注入炽烈的生命渴求，有人认为由于他神经不正常，他的绘画才有一股不可抑制的力量，凡高重视色彩，但不是客观的色彩，是用对生命的感悟“重新定义”的色彩。
施大宁在《物理与艺术》一书中说：“有人评价，高更将自己内心感觉到的而非大自然赋予的色彩涂布到画面上之时，便是禁锢色彩力量的巴士底狱被攻陷之日。
后来的爱因斯坦（A·Einstein ，1879—1955）将声波中的多普勒（J·C·Doppler ，1803—1853）效应推广到光波，从科学上揭示了在相对论情形下，人对色彩的视觉效应确实是相对的，可是艺术家对色彩相对性的感悟和科学家对色彩相对性的认识是一致的。
”在人类面对自然不断探秘解迷的历程中，自然科学和艺术实践看似无关，其实关系密切。
从两者交叉、互补的并行轨迹，不难领略到科学对自然规律的揭秘为艺术观念的更新、对艺术家观察感受事物的方式的转换与拓展，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和动力，而艺术家的敏锐的感受，富有创造性的思维，这些来自直觉的领悟又时常给予科学家以启迪。
科学与艺术在开启人类心智、探索未知之秘的不懈道路上将永远携手相伴，为人类揭开更深刻更神秘的自然科学之迷，创造出更为灿烂的艺术成果
千古歌词大概是什么意思
蒙娜丽莎，这是一个永远探讨不完的问题。
世上有很多人都在研究《蒙娜丽莎》，同时也有百部书籍来介绍她，然而她终究是个不解之谜。
时间的推移不会使疑团得到解决，只会随着研究的深入，将更多的疑惑留给后人。
蒙娜丽莎，这是一个永远探讨不完的问题。
人们常常惊叹：列奥纳多，这个拥有上帝一样的智慧的人，才能采集那么多美的元素，将众多美好合为一个完美。
就这样，蒙娜丽莎带给人们无限美好的遐想，完美的将美、智慧、永恒，三位一体，极致的搭配，再无超越的可能。
因而人们过分的喜爱她，无止境地探讨她那难以觉察的、转瞬即逝然而亘古不变的微笑，那洞察一切而又包容一切的眼神，那端庄沉稳的姿态，高贵而朴素的装束，以及无懈可击的完美2\\\/5构图。
人们既愿意栖身她的庇荫，吸取滋润的营养；又渴望走出她的阴影，呼吸自由的空气。
多少年了，无数醉心绘事的人，都为这一重矛盾所困扰。
有人说这幅艺术作品是一个不朽的传奇，与其说是个传奇不如说是一个令人追求的神话，它虽然与与达·芬奇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在更多的程度上来说这完全是后人制造的。
神话像雪球，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滚动，无限膨胀。
如今，蒙娜丽莎坐在卢浮宫一处显要的位置，隔着厚厚的防弹玻璃，每天以我们熟知的、神秘而永恒的微笑迎候数以万计的来访者。
这些朝圣般的观众心中装着各式疑问，他们渴望通过这一张温柔娴静的脸庞读出答案，然而离开时却将更多的问题带走。
问题是五花八门，许多与蒙娜丽莎并无关系。
有人会问：蒙娜丽莎究竟是画中人的名字，还是微笑的别称
画中人究竟是银行家乔．贡多的妻子，还是伊萨贝尔王妃
此画确有真人模特，还是凭想象画成
蒙娜丽莎那令人迷惑的表情真的是微笑吗
难道不是面部麻痹症造成
蒙娜丽莎到底是男是女
其原型是否就是达．芬奇本人
问题越问越离奇，距离画本身越来越遥远，不仅无助于解读该画，反而将人不断引向迷途。
其实，有些问题已经构成了对《蒙娜丽莎》的亵渎，只是提问者尚未觉察。
蒙娜丽莎是男是女，这还用得着问吗
任何一个对性别有感知的人都不该对此产生疑问，可是有人偏要提出如此荒唐的问题。
有人说蒙娜丽莎给人的感觉是中性的，至少她不会给人产生性的诱惑。
试问，难道惟有性感才能构成女性美吗
如此，一幅肖像画与一幅色情照片又有多大区别
无疑，蒙娜丽莎是美的，她的美充分体现在人性美上，而不局限于女性特征；或者说，她的美已经超越了性别阻隔，但这并不等于连性别都分辩不出。
对于显而易见的事实还要发出荒唐的疑问，若不是别有用心也是无聊之极了。
面对一幅分明令人愉悦的肖像却偏要说甚么面部麻痹症，这简直令人愤慨。
蒙娜丽莎表情是僵化的吗
瞬间的表情被定格就说成僵化，那真是荒唐透顶。
微笑是难以描述的，专注中不自觉的微笑，友善的微笑，欣慰的微笑，或是略带嘲讽的微笑，那是每个人不同情绪下的感受，但笑意是毫无疑问的。
至于有人感到蒙娜丽莎的微笑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因而断定此画不是以真人为模特，而是完全凭想象画成，这种论断也纯属多余。
人们惊叹达．芬奇卓越的绘画技巧：画中人由面部五官到双手，再到身体的其他部分，包括衣着穿戴，每一处都那么真实可感，几乎伸手可及，这是凭空想象无法完成的。
倘若没有真实人物作参照，达．芬奇纵然有天大的才气也不可能画得如此生动细腻。
有人要问，画中人的眼神、她的笑意是那么遥远和不辩深意，那是3\\\/5其人所独有的吗
为什么今人就摹仿不出
其实这样的问题很好解答。
每一个了解绘画的人都懂得，肖像画并不等同于人物原型。
一幅好的肖像画首先要体现作者与表现对象间的互动；画家将自己的智慧、情感、人生理念、精神渴求等等都融铸进了画中人物，这样观众从画面上读到的肯定比真实人物要丰富的多。
我们了解了达．芬奇的生平，认识了他在诸多领域的非凡造诣之后，上述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既如此，那么画中人究竟是谁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就不重要了，她是达·芬奇全部艺术才情的汇聚，也是他理想人格的集中体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不是任何人的妻子，她是一个超乎常规限定的完美人性。
我们可以理解蒙娜丽莎为达．芬奇的精神肖像，但要说是以他本人为模特就显得太庸俗化了。
有人通过电脑技术将达．芬奇的自画像与蒙娜丽莎作以对照，发现两者的基本结构惊人地相似，于是断定该画是以他本人为模特。
其实这是吹毛求疵。
相似不等于吻合，当然完全吻合是不可能的，正如画中人与真实人物也非完全相同；然而不同的人总有相似之处，并且相似性是主要的，差异却是微小的；更何况每一个画家描绘他人时总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形象带进画面，因为画家对自己最熟悉；这点想来达．芬奇也不会例外。
说到这些，其余的问题也就无须解释了。
如果我们多读一些画，多接触一些画家，那么不着边际的问题就不会提出来了。
驳斥了上述一些问题，不是说围绕《蒙娜丽莎》的研究都是无意义。
作为世界美术史上最具知名度的一件作品，必然会有无尽的问题为后人探讨。
对于《蒙娜丽莎》人们过分熟悉，很难再产生新鲜感；然而醉心于此画的人，却是每看必有新得，各中奥妙怕是只可意会了。
关于《蒙娜丽莎》还有一个传说。
公元前817年，古埃及有一个叫哈歌布苏的女祭祀，非常美丽，可以预测未来。
她为了给法老祈福并获得永生，她自愿被做成木乃伊，葬在胡夫金字塔的石棺中。
2003年，考古队开启了她的石棺，可里面什么也没有
他们还发现，墓室墙上的古老文字，是女祭祀给自己留下的预言：她在300年后会复活，然后会有一个来自芬奇镇的画家莱昂纳多把她的微笑画下来，难道这正是达·芬奇画中的蒙娜丽莎
这种说法很离奇，但愿在不久的将来，真相会让我们释怀。
几个世纪过去了，蒙娜丽莎几乎成了一项法则，为无数艺术家所遵循。
然而在艺术界，有了法则的设立者，就会有颠覆者。
20世纪是艺术走向自由与多元的世纪，许多原本神圣的法则都发生了动摇。
且看《蒙娜丽莎》近一个世纪的遭遇：先是杜桑用铅笔在她那美丽的脸上画上小胡子和山羊须，并题上L.H.O.O.Q字母；而后摄影师4\\\/5哈尔斯曼将蒙娜丽莎的脸庞换成了达利那怪异的面容：鼓瞪的双目，翘过眉毛的胡子，青筋突起的手中塞满钱币；再是南美画家博特罗将蒙娜丽莎画得肥胖无比，脸部像是充气球
什么是形而下
人的认识和认识的积累与提萃，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
（形而上不是形而上学，形而下也不是形而下学。
）形而上是对具体的客体的抽象和超越，也可以叫哲学；形而下是以具体的客体为基础的研究，也可以叫科学。
在艺术领域中，历史上的形而上画派是存在的。
而形而下虽然有这种学说，然而在绘画领域却没有形成流派。
形而上画派于1917——1919年间产生于意大利北部城市费拉拉（Ferrar）。
它的创立者是意大利画家德·基里柯（Giovgio de Chirico,1888 ——1978年）、卡洛·卡拉(Carlo Carra,1881——1966年)和德·基里柯的兄弟阿尔贝托·萨维尼奥( Albert Savinio)。
画派有两大原则：“激发那种能引起我们对漠然而客观的经验世界置疑的不安心态，起而判断每件物体即在意义上主要是幻想而谜样的经验的外在部分；却矛盾地，透过坚实而清晰的界定但看来完全客观的结构达到。
” 每一种流派的形成与发展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形而上画派也是如此，它的形成离不开二十世纪初期的社会背景。
首先，二十世纪初，战争的危机动摇了资产阶级貌似坚固的统治基础，无产阶级运动高涨，再加上社会动乱、经济危机，到处存在着高失业、种族歧视等社会现象。
这种现实状况使人们感到惊惶、恐惧与痛苦。
于是，人们用自我逃避的虚幻寻求解脱。
其次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改变了人类对于物质世界的传统认识，带给人们新的视觉和感官的经验，使人们对自己怀疑，对宇宙怀疑，也就使艺术跟着这些思潮，表现出人们内心深处怀疑多变的特点。
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在西方文化中流行起来，而现代派艺术家作为个体存在的精神世界也表现出非理性。
也就是说，形而上画派更注重于感官、抽象；形而下的绘画作品是有的，比较理性、具体、求实的画可归为形而下的作品。
近现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之所以在欧洲地区，在思想学术这个原由或层面上（来看），在于欧洲成功地实现了学问、学术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离；这种分离按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的说法大约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也即欧洲的地中海地区走出“中世纪”的时期。
恩格斯说早期的科学是“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3]的，此一如欧洲近代的大学大多是从教会学校发展、衍变而来的一样；而学问、学术上“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离，也恰恰就是西洋“形而上”性质的“宗教神学”与“形而下”性质的“理性科学”的分离。
“文艺复兴”时期，尤“文艺复兴”之后，关于世界整体的认知体系与关于世界物具体认识的学科门类，从此逐步分离开来并逐渐获得了展开：一个干脆还原给了宗教或神学，一个则给予了近现代科学，形而上与形而下、世界之观与物理之识、情感与理性、模糊与清晰、神秘与实证，从中世纪走了出来……恩格斯说：“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尽管个别的相互对立的见解的争论一直拖延到现在……但是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而且得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说是与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
”[4]——中西方思想学术的“剪刀差”，亦从此展开来了（当然16世纪中西展开的“剪刀差”是多方面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系辞上》），对象化、具体化，是学问“深入”的必由之路。
当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种学术，一种思想，还依恋与停留在“天人不分”的模糊性或模态性的于宇宙、世界之认知上，还停留在“天人不分”的于宇宙、世界的综括性的认识兴趣与叙述体式上，那么，它就没有走出古典文明的时代，没有走出古典学术的时代，也即没有走上近现代的学术之路。
——追求对宇宙、世界包罗性或综括性的整体认识（形上），或是古典文明、古典学术的最大特征与古典时代的思想家的最高追求；当认知的起点与终点尚未从整体宇宙观、世界观里分离出来而付诸于具体或具象或具识时（从具体“物事”出发来现象观测与理论演绎，而不从整体“世界”出发来思想观照和理论演绎），那么，近现代实证式的分门别类之“科学”是一定不会产生的。
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学术不断将哲学从神学中分离出来，又将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不再执迷于“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5]（中国并没有神学，而科学则一直服从于易道哲学）。
所以，恩格斯明确指出：“因此，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
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
……”[6]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7]近代科学的形下性与实证性是近代科学的根本特征，这一点在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8]的培根（1561-1626）的看法里，体现得就最为明显或系统。
因为在培根看来，只有出于感觉与经验的知识才是可靠的，感觉与经验这可实证的东西才是一切知识的泉源。
恩格斯说：“按照他的学说……科学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是用理性的研究方法去整理感官所提供的材料。
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
”[9]也就是说，近代的科学都是以经验、实验、实证为基础，观察与实验的实证法是它的主要研究方法，乃至近代以来的所谓“哲学”其实也是靠可推理或可实证的自然哲学来发展的，恩格斯评价培根时谓之：“在他看来，自然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是自然哲学的最主要的部分。
”[10]“哲学”尚且如此（科学化），近代所谓“科学”的形而下性，也就可想而知了，亚·沃尔夫谓之“在近代之初，科学还没有与哲学分离……近代科学先驱者们的数学和实验倾向，不可避免地导致分化成精密科学即实验验证的科学和纯思辩的哲学”[11]。
然而，恰恰是中华学术、学问，15、16世纪并没有实现大规模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离（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是严重的“科学化”，近代之前的中国科学则是严重的“哲学化”，如天文学和医药学等），16世纪以来直至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都还一直徘徊在古典文明的时代，乃至明末以来经史方面朴学的实证精神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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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哥特式内容摘要：哥特式建筑是哥特式艺术的显著方面，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精神与建筑结构技术的探索结合起来，在建筑高度、垂直空间和框架结构的强度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构成了世界史上辉煌的篇章。
关键词：哥特式艺术——建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哥特式”一词大概还是相当陌生的，但若提起巴黎圣母院，恐怕就很少有人回摇头了。
根据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同名小说《巴黎圣母院》改编的电影，令那座美伦美奂的大教堂的形象在人们心中深深扎下根，巴黎圣母院建于12世纪后半叶，它所代表的建设样式在艺术史上被称为“哥特式”。
每一个伟大的文明都有代表自己最高文明成就的造型艺术纪念碑。
作为“信仰的时代”，中世纪亦有自己的纪念碑，那就是哥特式教堂。
然而，“哥特式”一词最初却是作为一个贬义词出现的。
瞻望“罗马昔日之壮观”，以古典文化当然的继承者而自居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在用“哥特式”一词描述中世纪晚期盛行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建树式样时，事实上将其用做了粗鲁与怪诞的同义词。
需要说明的是，意大利人所谓的“哥特式”建树与历史上的哥特人并无直接联系。
今天，人们对哥特式艺术的成就已作出了全面而公正的评价；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风格术语，“哥特式”一词已不带有任何褒贬色彩了。
哥特式艺术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臻于成熟之际在视觉艺术领域接触的硕果，它亲历了中世纪的巅峰期与衰退期，并直接孕育了文艺复兴艺术。
基督教仪式传统最高成就的代表便士哥特式艺术。
哥特式风格涉及中世纪晚期几乎所有的造型艺术品类，除了所谓纯艺术领域的建筑、纪念性雕塑和壁画、木版画之类传统意义上的绘画，还包括镶嵌彩窗工艺雕塑、书籍装帧和织毯设计等。
尽管建筑、雕塑与绘画领域中的哥特式风格均曾在特定的时期内形成或接近于形成当时西方世界的国际样式，但在艺术史的时空构架里，我们看到，哥特式风格在不同地域内发展与演进是极不平衡的。
一方面，哥特式时代，站在造型艺术领域风格变革最前沿的，先是建筑，尔后是雕塑，最后是绘画。
1150年至1250年是西方中世纪艺术史上的“大教堂建筑时代”。
综观整个哥特式艺术史，造型艺术的美学追求从建筑性逐渐转向了绘画性。
另一方面，具体到建筑、雕塑和绘画各自领域里的哥特式风格，这样一个现象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哥特样式的国际性传播与地方性演化并行不悖。
总而言之，我们在研究哥特式艺术史的时候，必须同时考察时间与空间的维度。
因为就哥特式风格而言，任何意义上的单一发展进程都是不存在的。
哥特式艺术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建筑。
哥特式建筑是在罗马式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所不同的是，哥特式教堂是建在有城墙保护的城市中，它已不再具有罗马式建筑那样的城堡式功能，而需要更宽阔、更高、更明亮的内部空间。
哥特式建筑师在结构技术上的革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教堂在高度、内部空间和采光等方面有了新的突破。
哥特式建筑师最重要的兴奋点在于尽力寻求高度上的发展。
1194年，沙特尔大教堂在火灾之后进行了重建。
新建的中殿没有了楼廊，低狭的暗楼挤在又高又瘦的高侧窗和底层连拱廊不再采用圆柱，垂直附柱一贯到底，将地面与拱顶连在一起，一簇簇肋架卷从集束柱顶端散射开来，整个构造就像从土地中长出来的一样。
法国学者把哥特式教堂比做“建造起来的森林”，原是不错的。
这里几乎没有墙面。
结构框架裸露在外，密集的垂直线排向中殿深处，筋骨嶙峋的教堂内部给人一种十分峻峭清冷的印象。
从身边的柱基到头上的拱顶，再到对侧的柱基，人们的视线在循着石头的线条流转的过程中不会碰到任何障碍。
这线条一方面发挥着明确建筑物构筑关系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充当了教堂“天然”的装饰。
应该说，在沙特尔大教堂的内部，结构要素与装饰要素是二位一体的。
随着沙特尔大教堂的重建，哥特式建筑样式迈进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盛期哥特式登上了建筑史的舞台。
沙特尔大教堂上述设计在兰斯大教堂和亚眠大教堂的重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与发挥。
兰斯大教堂的建筑师认识到了窗子在新设计中的特殊重要性，他们在建筑史上首次采用了条格式窗花格。
这是窗子内精致的石制分隔物，随着时间时间的推移，哥特式建筑中的窗花格将获得惊人的复杂性。
事实上可以说它是一个特例，因为我们在建筑史上找不到它设计上的同道或继承者。
当然，这并不说明它不是一件杰作，只是它所给出的方案未曾流行而已。
哥特式建筑样式诞生之后，并没有立即扩展到法国境外，至少，它没有导致罗马式风格的骤然终止，甚至在法国境内亦是如此（法国南部在12世纪下半叶还发展了罗马式的普罗旺斯学派）。
应归入罗马式的建筑采用了某些哥特式装饰构件，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
英格兰是最早接纳哥特式样式的国家。
在这个岛上，罗马式建筑的兴建在整个12世纪从未间断。
第一个纯粹的哥特式建筑作品是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唱诗席。
它是在1174年的火灾之后由法国建筑师桑斯的威廉和他的继任者英格兰人威廉负责重建的。
该建筑在设计上自然不免有迁就当时的英国趣味之处，高侧窗通道便是一例，大量使用墨色的附柱与小圆柱则为后来的英国哥特式建筑树立了一种时尚。
在林肯大教堂和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中我们看到，黑色的附柱与小圆柱同用灰白色石灰石修造的大教堂其他部分之间对比。
那个时代的英国人似乎对线形装饰格外敏感，他们总是在拱卷上、连拱廊内及墩柱上使用大量符合线脚，还特别偏爱成簇的附柱。
后来他们又发展了拱顶的外观形式——利用非功能性的枝肋在拱顶上“结”成各式复杂的图样，以制造华丽丰富的装饰效果——当然，这一发展是在哥特式建筑史的晚期实现的。
13世纪下半期，法国的哥特式建筑在大圆花窗中采用了杆状窗花格组成辐射状的条状。
建筑的墙壁变得很薄，几乎完全由玻璃窗组成，仅有细长的小圆柱隔开建筑物装有玻璃的面，哥特式建筑变得越来越像一具石头的骨架结构了。
受辐射式风格的启发，英国建筑师发展了晚期哥特式风格具有高度创造性地变体——所谓的垂直式风格。
该风格起源于伦敦。
在英国“装饰风格”的影响下，15世纪早期，法国出现了哥特式史上最后一个风格类型——火焰式。
该建筑风格得名于建筑物墙面、尖塔和门廊（尤其是门廊）部位那种“闪烁摇曳”和火焰状的曲线装饰。
从辐射式到火焰式，随着教堂建筑在装饰上日趋繁琐、堆砌，哥特式建筑样式终于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它早年的理性色彩。
结构与装饰彻底分离了，事实上，建筑物的结构要素逐渐消失在装饰要素下面。
哥特式建筑样式就这样跨越了它自身的逻辑规定。
拉恩大教堂对高度的征服。
拉恩大教堂是早期哥特式建筑的优秀实例。
它始建于1155年，但建筑时间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13世纪初方告竣工。
拉恩大教堂是与巴黎圣母院齐名的早期哥特式建筑的杰作。
它有明显突出的交叉廊，除了西立面之外，交叉廊的南北两个立面分别建有双塔，中厅和侧廊的交叉部位也有巨大的采光塔。
1220年完成包括双塔在内的西立面，不久后又增建了原设计所没有的飞拱。
在南北双塔上又把西侧的塔加高了，大约在1230年以前完成了中央工程。
巴黎圣母院：飞翔的翅膀圣丹尼斯教堂的建筑很快影响到周围的教堂，巴黎圣母院就是在它的直接影响下完成的，巴黎圣母院建于1163年，是早期哥特式最宏伟的典范。
巴黎圣母院的不同凡响之处是它巨大的规模和它的设计的优美均匀，以及新的飞拱的采用。
哥特式的巅峰之作13世纪是哥特式建筑的成熟时期。
随着对高度的征服，建筑师获得了透彻的工程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他们琢磨了建筑的比例，给与建筑物更高大的外形，更和谐完美的结构，更宏伟庄严的空间效果。
从技术角度上讲，哥特式结构体系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建筑史的一次重大飞跃；就美学特征而言，哥特式建筑轻盈剔透、欲飞欲动，垂直方向的线条统领着所有的细节。
有的学者把哥特式风格称为石块组成的经院哲学。
德国美学家沃林格认为，哥特式大教堂结构中的纯机械力的运动展现了基督教神学精神向抽象物上的移情功能，在哥特式教堂内，我们会感到一种不断增强和不断上升的、不安的、未获解救的努力，把自身不和谐的心理推向了一种极度的迷狂、一种骚乱的升腾。
哥特式建筑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精神与建筑结构技术的探索结合起来，在建筑高度、垂直空间和框架结构的强度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构成了世界史上辉煌的篇章。
艺术的价值，在于打碎现实日常生活的单调、枯燥和沉闷，是逃脱现实世界最好的方法之一。
当然它也是我们同人生世界发生紧密联系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哥特式艺术处于开放的文化关系中，深深根植与社会社会历史与文化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艺术地甚或在这个世界上，随时随地见出世界的诗意结构。
哥特式悲伤
哥特(Gothic)这个特定的词汇原先的意思是西欧的日耳曼部族。
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建筑文化与书写层面，所谓“哥特复兴”（Gothic Revival）将中古世纪的阴暗情调从历史脉络的墓穴中挖掘出来。
音乐上：darkwave、gotht-echno、dark-alternative、ambiente之类的名词都是“哥特风格”。
再具体形容：黑暗的恐惧、死亡的悲伤、禁忌的爱、彻底的痛苦带来的美感，简而言之，人类精神世界中的黑暗面哥特音乐的死亡美学不仅表现在音乐风格上，也体现在其视觉效果和行为艺术上。
惨白的面孔，夸张的五官，麻木的表情，凌乱的长发，复古的着装和冰冷的金属装饰，这些都已是哥特族的经典特征。
表现在现代都市中，便又是主流社团追逐的一种形式化的标新立异。
真正的哥特族总会有一双迷人的大眼睛，眼神中总是透露出说不清道不明的沉郁压抑与自我毁灭。
哥特音乐不单是一种音乐型态，和所有的艺术形态一样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哥特是一个可以让人逃离现实而进入的幻想世界，一个黑暗而浪漫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