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生查子》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欧阳修词《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赏析 〔 作者：wls 转贴自：互联网 点击数：962 更新时间：2005-12-23 文章录入：黄金庄中学 〕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这首词与唐朝诗人崔护的名作《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只今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有异曲同工之妙。
词中描写了作者昔日一段缠绵悱恻、难以忘怀的爱情，抒发了旧日恋情破灭后的失落感与孤独感。
上片写去年元夜情事。
头两句写元霄之夜的繁华热闹，为下文情人的出场渲染出一种柔情的氛围。
后两句情景交融，写出了恋人在月光柳影下两情依依、情话绵绵的景象，制造出朦胧清幽、婉约柔美的意境。
下片写今年元夜相思之苦。
“月与灯依旧”与“不见去年人”相对照，引出“泪满春衫袖”这一旧情难续的沉重哀伤，表达出词人对昔日恋人的一往情深。
此词既写出了伊人的美丽和当日相恋的温馨甜蜜，又写出了今日伊人不见的怅惘和忧伤。
在写法上，它采用了去年与今年的对比性手法，使得今昔情景之间形成哀乐迥异的鲜明对比，从而有效地表达了词人所欲吐露的爱情遭遇上的伤感、苦痛体验。
这种文义并列的分片结构，形成回旋咏叹的重叠，读来一咏三叹，令人感慨。
情往似赠 兴来如答——说欧阳修《生查子》词 赵齐平 南宋时越州有个“轻俊标致的秀士”张舜美，一次在杭州“逢着上元佳节”外出观灯，“遥见灯影中一丫鬟，肩上斜挑一盏彩鸾灯，后面一女子冉冉而来”。
女子约他次日在十官子巷相会，两情既洽，共拟潜奔，谁知“出得第二重门，被人一涌，各不相顾”。
张舜美误以为女子溺水而死，悲悼成疾。
“瞬息又是上元灯夕”，他追思往事，仍去十官子巷，“可怜景物依然，只是少个人在目前”，闷闷回到房里，“因诵秦少游学士所作《生查子》词”。
这首词就是：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在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经过一些曲折，张舜美后来还是与那个女子团聚了。
这个故事见于明熊龙峰所刻宋元话本《张生彩鸾灯传》，冯梦龙又编入《古今小说》，改名《张舜美元宵得丽女》。
从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描写上元男女约会的《生查子》词流传广、影响大。
元夕观灯与清明、寒食踏青挑菜一样，是青年男女欢会定情的机会，自唐以来便已相沿成俗。
《旧唐书·睿宗纪》载：“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僚观之，一夜方罢。
”刘禹锡的《踏歌词》有“唱尽新词欢不见”之句。
《东京梦华录》卷六记北宋都城汴京元宵之夜：“别有深坊小巷，……酒兴融洽，雅会幽欢，寸阴可惜，景色浩闹，不觉更阑。
”南宋都城临安亦复如此。
《梦粱录》卷一载，当时“家家灯火，处处管弦”，“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洼人美女，遍地游赏”。
可见《张生彩鸾灯传》描写的由元夕观灯引起的爱情故事是有现实生活依据的，而其中所引用的《生查子》词同样是当时社会习俗的真实写照。
不过，小说把《生查子》词说成“秦少游学士所作”，却是弄错了作者。
秦少游，即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
他的词集，无论三卷本的《淮海居士长短句》或一卷本的《淮海词》，都没有这首词。
清初毛晋刻《六一词》于此词下注：“或刻秦少游。
”其实，明沈际飞评本《草堂诗余》卷上已谓此词“刻少游误”，而依杨慎《词品》卷二署作者为南宋的女词人朱淑真。
近人况周颐《蕙风词话》卷四引魏端礼《断肠集序》谓朱淑真“蚤岁父母失审，嫁为市井民妻，一生抑郁不得志”语，认为“升庵（杨慎）之说实原于此”。
大约杨慎觉得行为不甚合乎封建道德规范的妇女才会写下这样的词，所以他说：“词则佳矣，岂良人家妇所宜耶
”沈际飞完全承袭此说，亦谓“调甚佳，非良家妇所宜有”。
直到毛晋合刻《漱玉词》与《断肠词》，跋语中还以《生查子》词对朱淑真“为白璧微瑕”。
用道学家眼光来看这首《生查子》词，而将作者定为所谓“行止失检”的某女词人，元初方回已开其端了。
他在《瀛奎律髓》卷十六评白居易《正月十五夜月》诗时说：“三四（春风来海上，明月在江头）佳句也，如李易安‘月上柳梢头’，则词意邪僻矣。
”李易安即李清照。
南宋道学之风日炽，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即联系李清照改嫁事，谓其“晚节流荡无依，作长短句……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
所以，方回因《生查子》“词意邪僻”，便想当然地嫁名于李清照。
看来，《生查子》词作者之所以出现歧异，是与对作品本身的认识、评价有关的。
说是秦观所作，也因为秦观“疏荡之风不除”（《碧鸡漫志》卷二），写了“销魂，当此际”的句子，曾被指为“却学柳七作词”（《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五引《高斋诗话》），还有“怎得花香深处，作个蜂儿抱”之类，“亦近似柳七”（彭孙遹《金粟词话》）；柳七即柳永，而柳永是“好为淫冶讴歌之曲”（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的。
实际上，这首词是欧阳修的作品。
欧阳修虽被称为“一代儒宗”，但他的词，包括一些诗篇，却不乏爱情的描写。
他并不象从前正统文人所颂扬的那样道貌岸然，也不象今天有些研究者所批评的那样在词中暴露了封建士大夫生活腐朽的一面。
他的词表现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虽不能说具有何等鲜明的反封建意义，但在排斥爱情的礼教统治时代，还不免使得头脑冬烘的卫道者们感到有碍于风化，而尽力为他洗刷，说是“亦有鄙亵之语一二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吴师道《吴礼部诗话》）。
实则这些词正反映了作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思想上颇为通达，创作上颇重情致。
《生查子》词便是如此。
宋人元夕词多描写节日游乐，但往往停留于“帝里风光”的繁华，借以粉饰现实，点缀升平。
至于青年男女在元夕的爱情活动，则只是侧面地有所反映，作为节日景象的陪衬。
在宋人元夕词中正面集中地描写男女爱情的作品为数甚微，而象欧阳修的《生查子》词就更是吉光片羽了。
《生查子》词反映的是一种民间习俗，同时体现着一些民歌情调。
“人约黄昏后”有似乎“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诗经·陈风·月出》），“不见去年人”有似乎“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诗经·邶风·静女》），而“去年”与“今年”的映照，则手法又同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与“昔别春草绿，今还墀雪盈”（《子夜四时歌》）。
至于以聚会与离别的今昔对比来描绘刻骨的相思，那更是民歌中较为习见的表现方式，文人多有仿效，如刘禹锡的《杨柳枝》： 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
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
再如施肩吾的《杨柳枝》： 伤见路傍杨柳春，一枝折尽一重新。
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别人。
从唐代敦煌曲子词的“清明节近千山绿，轻盈士女腰如束，九陌正花芳，少年骑马郎”（《菩萨蛮》）与“去年春日长相对，今年春日千山外，落花流水东西路，难期会”（《山花子》），尤其可以明显地看到《生查子》词所由嬗变蜕化的原型。
以往评论欧阳修的词，只注意到他把词从五代花间体的浮艳浅俗引向清丽高雅的一路，而忽视了他的词跟民歌、民间词的一些联系。
正因为或多或少受到民间作品的影响，欧阳修的词善于描绘天真烂漫而对青春幸福充满美好憧憬的少女，表现她们的多情，表现她们内心深处因爱情追求而引起的欢愉与忧伤。
而且《生查子》词运用词调的整齐字句，以及上下片字句的相同，又有意使字与句重叠，造成回还往复的韵律美。
上下片的第一句“去年元夜时”与“今年元夜时”，第二句“花市灯如昼”与“月与灯依旧”，两两相对，把“元夜”、“灯”作了强调，表明风光宛然，景色如故；而“人约黄昏后”与“不见去年人”，则是上片第四句与下片第三句交叉相对，虽是重叠了“人”字，却从参差错落中显示了“人”的有无、留去的天差地别，和感情上由欢愉转入忧伤的大起大落，从而使抒情主人公丰富深沉而起伏变化的内心，在少量的字句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清新而自然，婉曲而流丽。
从这种内容、格调、手法和句式中，我们都不难看出民歌的特色。
但不管《生查子》词在字句上如何讲求匀称一致，又如何有意错综穿插，它总的还是用上片写过去，下片写现在，上四句与下四句分别提供不同的意象以造成鲜明强烈的对比。
它先写“去年”，是对于过去的追忆；后写“今年”，是对于现在的描述。
而追忆过去与描述现在，又都有实际的场景，最后落在截然不同的感情的抒发上。
如果没有这后者，“去年”“今年”云云，那就仅仅是时间的依次排列，好比杜甫的“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登岳阳楼》），只是事件的顺叙，而无所谓对比了。
李石和辛弃疾各有一首《生查子》词： 今年花发时，燕子双双语。
谁与卷珠帘，人在花间住。
明年花发时，燕语人何处。
且与寄书来，人往江南去。
－－李石 去年燕子来，帘幕深深处。
香径得泥归，却把琴书污。
今年燕子来，谁听呢喃语。
不见卷帘人，一阵黄昏雨。
－－辛弃疾 李石词从现在推想未来，辛弃疾词从过去述及现在，都是上下片对比，以燕子来时之人留与人去对比，各占四句二十字，仿佛两首并列的五言绝句诗。
它们都是从欧阳修的《生查子》词因袭下来的，不只格式上套用，那上下片的首句就分明是直接摹拟欧词的“去年元夜时”与“今年元夜时”。
李石、辛弃疾词当然远不及欧阳修词。
因为李石、辛弃疾更多着眼于人与燕子即人与物的关系，而不象欧阳修侧重在人与人的关系。
这人与人的关系，在欧阳修笔下非常明确，就是爱情。
不过，李石、辛弃疾词与欧阳修词也还有别的共通之处，这就是以相同的景物作对比。
李石、辛弃疾都描写了燕子随春归来，飞入珠帘绣幕，只是在先“谁与卷珠帘，人在花间住”、“香径得泥归，却把琴书污”，其后则是“燕语人何处”、“不见卷帘人”，从翡翠堂开、春闺梦好到画屏幽冷、人去楼空。
欧阳修描写的是元宵佳节的月影灯辉、柳烟花露，从空间上说，地同、物同、风习同、境象同，但从时间上说，则因“不见去年人”而无复当初“人约黄昏后”的温情软语了。
这是以相同景物的对比，写出人事的变迁。
诗词中也有以不同景物作对比的，如唐张纮《怨诗》的“去年离别雁初归，今夜裁缝萤已飞”，五代皇甫松《梦江南》词的“屏上暗红蕉”与“画船吹笛雨潇潇”。
但这种不同景物的对比，一般侧重在点明时令，景物与情意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
而相同景物的对比，则以物是来突出人非，更能抒发作者的不胜今昔之感，或主人公的不堪回首之痛。
这里又牵涉到情与景的关系问题。
自然的客观景物引起人们的主观感情，情不能已，因之发而为歌诗，甚至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对此，古人已经注意到了。
《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那么，景物转换了，感情自然随之变化，诗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
对此，古人也已经注意到了。
《文心雕龙·物色篇》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但人对于自然并不是处在消极被动状态，人常常在感受自然时联系或运用了自己的社会生活体验，这就是人对自然的情绪的对象化，诗词创作当中叫做以情写景。
以我观物，物中固有我在。
欧阳修《生查子》词中的抒情主人公，从语气看，当是青年女子。
她在“去年元夜时”，与心上人相会。
这时，“花市灯如昼”，花灯相映，熠熠生辉，一切都向她展现出充满希望和幸福的霓虹般的色彩。
“花市”的“花”，是实指，不是有的注家所谓借喻繁华。
李汉老《女冠子》词：“帝城三五，灯光花市盈路。
”周密《月边桥·元夕怀旧》词：“九街月淡，千门夜暖，十里宝光花影。
”可以为证。
你看，灯火万千，花影缭乱，一天风露，十里笙歌，真是如此良夜
待到银汉无声，冰轮乍涌，似水的清光辉耀着苍茫夜色，于是柳边花下，“见许多才子艳质，携手并肩低语”（李汉老《女冠子》）。
这就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月上”，《张生彩鸾灯传》误作“月在”，别本或作“月到”。
还是“月上”好。
“上”字具有冉冉升起的情状，而且由空间移动表示了一个时间过程，见出约会者的殷切期待。
月升而上至柳梢头，又以柳暗写新春，因为“柳眼春相续”（李煜《虞美人》）。
这月，“素光行处随人”；这柳，“柳边照见青春”（毛滂《清平乐·元夕》）。
心共柳争春，人与月同圆。
因“人约黄昏后”的两情欢洽，无论花、灯、月、柳，仿佛都成了爱的温馨，美的甘醇，未来幸福的图景。
然而，好事多磨，相约而无法相守，元夕情亲引出年来的离愁别恨。
是彼方变心或以他事拘牵而造成云天阻隔，还是因自由相爱招来粗暴干涉而终致蓬山万重，词中并未明言。
不管怎样，这抒情主人公仍是那么“之死矢靡他”地执着苦恋、一往情深。
不觉又是“今年元夜时”，风香阵阵，队逐纷纷，她于是也步入那花衢柳陌，希图在月光灯影之中再续旧欢、重寻好梦。
然而，终是“不见去年人”了。
及至“两两人初散，厌厌夜向阑”（曾觌《南柯子·元夜书事》），她旧欢难续，好梦无寻，所得到的唯有“泪满春衫袖”而已。
“泪满”，别本多作“泪湿”，似乎“泪满”更能表现伤心之极，“衫儿袖儿，都揾做重重叠叠的泪”。
因“不见去年人”的失望愁苦，无论花、灯、月、柳，又仿佛都变得黯淡无光，只是凄凉哀怨的化身。
词的上下两片不同的触景生情的对比，就在以昔日的欢愉反衬今日的忧伤，因为词人采用的是倒叙的方式，抚今追昔；但同时又以今日的忧伤表现执着追求昔日的欢愉，因为词人描写了同一元夕场景，不忘所自。
同一场景而有欢愉与忧伤的不同情绪表现，就在于“人约黄昏后”与“不见去年人”带来了不同的主观感受。
这种触景生情、以情写景又借景抒情，大概就是《文心雕龙·物色篇》所说的“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吧。
于是，《生查子》词感人至深。
虽然它受到过“词意邪僻”一类的指责，但它依然流传广、影响大，甚至被引用到歌颂自由爱情的小说里去了。
我国民歌有几种体裁和形式
1、民曲的定义 民间歌曲是相对作歌曲而言的概念，如间音乐是相对于专业创作音乐的概念。
民间歌曲简称民歌，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和劳动中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歌曲。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民歌以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方式生存于民间，并在流传过程中持续不断地经受着人民群众集体的筛选、改造、加工和提炼。
因此，流传至今的民歌集结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民群众集体的智慧和情感体验，日臻完美，成为人民群众思想情感表达的结晶。
民间歌曲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早形成的音乐形式，并由此孕育出其他民间音乐体裁以及专业音乐形式。
可以说，民间歌曲是一切音乐艺术的基础。
2、民间歌曲的多功能性 除了娱乐作用外，民间歌曲还具有如下多种社会功能： 1、 教育与传承功用。
我国一些少数民族，流传着歌唱长篇叙事诗、历史诗的民歌，其中记载了人类的起源、民族的发展与变迁、英雄史诗、生产生活和礼仪知识等内容。
2、 人生礼仪功用。
在诞生、成年、婚姻和死亡四个人生的重要阶段，民间歌曲常伴随礼仪活动，成为其中重要的程序。
3、 祭祀与驱邪功用。
一些民族常在由巫师、神婆主持的祭祀、驱邪仪式中歌唱。
4、 交际功用。
包括恋爱、交流、送往迎来和对歌斗智等，常在传统歌唱节日或日常生活中歌唱。
5、表达人民的心声。
民歌是劳动人民心声的代言者，许多传统民歌表达了人民对旧时代不合理制度的反抗。
3、少数民族历史诗和英雄史诗 在我国一些民族中，流传着歌唱历史诗的民歌，例如彝族的《梅葛》、苗族的《古歌》、瑶族的《盘王歌》、哈尼族的《开天辟地歌》、景颇族的《木瑙斋瓦》、独龙族的《创世纪》，等等。
这些民歌记述了有关宇宙和人类起源的古代神话和传说，以及先民对一些自然现象的认识等。
这些歌曲多在节日、祭祀或婚丧仪式中由巫师或德高望重的老人主唱，气氛肃穆。
其曲调接近口语，吟诵性较强；歌词篇幅长大，有的长达数万行，需要数小时甚至几天才能唱完。
英雄史诗是在民歌民谣和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神话产生的稍晚些。
英雄史诗描写氏族、部落和民族在形成过程中发生的战争，以及战争中英雄人物所创造的业绩。
例如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傣族的《召树屯》等。
4、传统歌唱节日 我国许多民族有自己的传统歌唱节日，例如壮族的歌墟、苗族的游方、仫佬族的走坡、西北地区土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及汉族的花儿会，等等。
在节日的那一天，成百上千名青年男女聚集到专设的户外歌场嬉戏和对歌，一方面展示自己的才华，另一方面在对歌活动中寻找情投意合的异性伴侣。
5、唐代曲子 唐代曲子出于原始民歌，但又脱离了民歌的原始形态。
它是人们在众多流传的民歌中，挑选出来的特别受到喜爱的曲调。
人们对这些曲调进行了更多的加工和改编，为其填入多种唱词，在演唱上也精心处理。
到了宋代，这些曲子更加深入人心，成为戏曲、说唱等多种民间音乐形式的构成基础。
当时的文人们也竞相模仿曲子的形式写作歌词，成为词牌。
唐代曲子的这种由原始民歌发展、变异，又被戏曲、说唱音乐吸收的途径，与明清后的民歌时调相类似。
6、民歌的体裁 我国汉族民歌有多种分类方法，民歌的体裁划分是其中一种以音乐的艺术样式分类的方法。
这种分类方法将汉族民歌主要划分为劳动号子、山歌、小调三类。
民歌体裁的形成与不同的生活和劳动场景有关，这些背景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民歌各种体裁的基本表现方法和艺术特征。
例如劳动的强度和节奏使劳动号子形成了坚定、有力的性格；田野、山间的广阔使歌唱者为了山歌的远传而把音区提高、节奏拉宽；城市内或者室内的歌唱，以及有乐器伴奏相随，使小调的歌唱节奏较规范；艺人的职业性演唱使小调的行腔较细腻。
但另一方面，民歌体裁的实际应用，又不完全受生活和劳动场景的制约，人们经常在相同的生活、劳动场合中歌唱不同体裁的民歌，作为劳动过程的调剂，丰富文化生活。
7、劳动号子 劳动号子是产生并应用于劳动的民间歌曲，具有协调与指挥劳动的实际功用。
在劳动过程中，尤其是集体协作性较强的劳动，为了统一步伐，调节呼吸，释放身体负重的压力，劳动者常常发出吆喝或呼号。
这些吆喝、呼号声逐渐被劳动人民美化，发展为歌曲的形式。
从最初劳动中简单的、有节奏的呼号，发展为有丰富内容的歌词、有完整曲调的歌曲形式，劳动号子体现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并通过劳动号子表现出劳动人民的乐观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8、劳动号子的双重功用 劳动号子的双重功用即实际功用和艺术表现功用。
在劳动中，劳动号子的双重功用表现在：一方面，它可以鼓舞精神，调节情绪，组织和指挥集体劳动；另一方面，它也具有一定的艺术表现价值。
这二者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排斥的，劳动的强度越大，对劳动号子音乐表现的制约也就越大。
反之，劳动强度较小，劳动号子的歌唱者就可以有较大的余力去斟酌和发挥劳动号子音乐的艺术表现。
9、劳动号子的种类 劳动号子主要有以下几类： （1） 搬运号子，在装卸、扛抬、挑担、推车等劳动中歌唱； （2） 工程号子，在打夯、打硪、伐木、采石等劳动中歌唱； （3） 农事号子，在农业劳动中歌唱，如打麦、舂米、车水、薅草等。
（4） 船渔号子，伴随水运、打渔、船务等劳动。
10、律动性 律动性是劳动号子音乐中的典型节奏形态，也是劳动号子音乐的主要特点之一。
劳动动作的不断重复及其节奏感，赋予劳动号子节奏的律动性。
所谓律动性，是指号子音乐中常常出现的某种较固定的、周期反复的节奏型。
这些律动单位不仅时值大致相同，而且常常有相对统一的旋律材料安排。
劳动号子的节奏律动型大致有三类： 1、 长律，律动单位的长度一般相当于一个乐句； 2、 平律，律动单位的长度一般相当于一个乐节； 3、 短律，一般一拍为一个律动单位。
11、一领众和 一领众和是劳动号子音乐的另一主要特点。
劳动号子的歌唱形式有独唱、对唱、齐唱等，但一领众和是最常见、最典型的歌唱方式。
领唱者往往就是集体劳动的指挥者。
领唱部分常常是唱词的主要陈述部分，其音乐比较灵活、自由，曲调和唱词常有即兴变化，旋律常上扬，或比较高亢嘹亮，有呼唤、号召的特点；和唱的部分大多是衬词或重复领唱中的片段唱词，音乐较固定，变化少，节奏型强，常使用同一乐汇或同一节奏型的重复进行。
劳动号子歌唱中的一领众和主要有三种类型：1、交替呼应式；2、重迭式；3、综合式。
12、山歌 山歌是劳动人民自由抒发情感的民歌种类。
传统山歌中最常见的内容是爱情和苦难。
山歌常在户外歌唱，曲调多高亢、嘹亮，节奏多自由、悠长，歌词多为即兴创作。
山歌的歌词具有纯朴的情感、大胆的想象和巧妙的比喻等特点，生动鲜活，真切感人。
山歌往往在音乐的一开始处便出现全曲的最高音，感情充沛，表达强烈。
在高音区，山歌还常常会有自由延长音。
有的山歌因音域较高而使用假声或真假声结合的歌唱方法。
13、山歌的歌种 山歌的歌种是不同地区民间对本地山歌的独特称谓，例如陕北的信天游，山西的山曲，内蒙古的爬山调，青海、甘肃等地的花儿、少年，湖北的赶五句，四川的晨歌，安徽的挣颈红，等等。
14、头尾齐、两担水、折断腰 头尾齐、两担水和折断腰是流行在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山歌花儿的歌词结构形式。
花儿唱词的结构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头尾齐式，由4句唱词、即两对上下句组成，每句字数大体一致，但上下句唱词的词组结构在节奏上形成相互交错的效果，单数字或词组与双数词组相对；第二种歌词结构形式被当地群众形象地称为两担水或折断腰，是六句式的结构，也就是在头尾齐式的每对上下句之间，加进一个3至5字的半截句，不仅增加了歌词的容量，而且节奏富于变化，念起来朗朗上口。
15、加垛 加垛是民歌中经常使用的手法。
垛句一般为密集型节奏，常常一字一音，旋律性不强，节奏上处理得整齐一致，顿挫有力，类似于朗诵式的数板。
垛句不追求旋律的起伏变化，而是突出节奏的动感。
垛句常常插在民歌乐段的中间，其铿锵整齐的节奏与前后舒展悠扬的旋律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又扩展了词句的容量。
垛句还有为其后的舒展旋律重新积蓄动力的作用。
加垛又写作夹垛。
它是民歌乐段结构之外增加的部分，同时它又常常夹在一个段落的中间。
16、连八句 连八句又写作联八句，是一种山歌的结构类型，流行在四川和陕西南部地区。
其结构形式为：前后是两个上下句乐段，第二个乐段是第一个乐段的反复或变化反复；中间插入一段数板性质的部分，节奏比前后两个乐段相对密集，句幅紧凑。
全曲一共8句。
有的连八句的中段构成完整的4句乐段，便形成了带再现的三部曲式结构。
17、五句子歌 五句子歌也是山歌的一种结构类型，流行在四川、湖北、湖南和陕西南部等地区。
它的结构形式是：第1、2句是一个上下句的对应式乐段，第4、5句是第1、2句的反复或变化反复，中间的第3句或是第1句的变尾（即乐句的尾部发生变化），或是第1、第2乐句的综合（比较常见的是第1句的头加第2句的尾），或者使用新的材料。
同时，第3句的落音常为调式主音，有时是调式主音的上、下二度音或四度音。
这样，五句子歌的落音就形成了如下的规律：五度音-主音-主音（或二度音、四度音）--五度音-主音。
18、山歌的自由节奏 自由、悠长的节奏形态是典型山歌体裁的特征，它主要表现在两个互相依存的方面。
第一，在陈述唱词的部分，山歌音乐的节奏接近自然语言的节奏，目的是直接而清楚地说出心中的话；第二，在唱词的词组或句读（dòu）的后面，也就是旋律的乐节或乐句的尾部，山歌常常出现自由延长音，为的是尽情抒发心中的慨叹。
唱词陈述部分有规律的密集型节奏，与感情咏叹时的自由延长音形成了密集与宽放、规律与自由的鲜明对比，并且由于二者频繁而多样化的交替，丰富了山歌的节奏布局，强化了山歌音乐的表现力。
19、小调 小调又被称为小曲、俗曲等，是在农村和城市集镇上广泛流传的民间歌曲。
与劳动号子和山歌不同之处有： 1、小调的流传和发展，反映了城市和乡村音乐文化的交互影响和密切联系。
小调的流传遍及城乡不同阶层，并有广泛的社会阶层直接或简介参与创作与加工； 2、小调有固定的唱词和唱本； 3、除了一般群众外，小调有职业和半职业艺人在热闹的公共场所进行商业性演唱，并常有乐器伴奏。
小调常用四季、五更、十二月等形式连缀为多段分节歌。
其曲调旋律性强，节奏、结构 规整匀称，艺术手法比较丰富多样，情感的表达比较委婉，寄抒情于叙事之中。
20、民歌中的对应式两句体及其变化形式 民歌中的所谓对应式结构，即两个乐句构成的乐段，又叫上下句。
这两个乐句相互应答，相互补充，共同表达一个音乐内容。
在对应式的两句体结构中，上下句的句尾落音常常构成四、五度的关系。
北方山歌大多是对应式的两句体结构，例如陕北的信天游、山西的山曲、甘肃和青海等地的花儿等。
南方山歌则常见四句结构，它们也与两句体结构有密切关系。
有的是两句体的重复或稍加变化的重复，有的第3句变化大些。
湖南、湖北、四川、陕西南部流行的五句子歌和连八句，也是以两句体结构为基础的。
小调中也多有对应式两句体乐段，同时还有这种乐段的变化发展形态。
例如一个上下句结构再加它们的变化反复，形成四句体对应式结构；一个上句两个下句的结构；两个上句一个下句的结构等。
21、民歌中的起承转合式乐段及其变化形式 民歌中的起承转合式乐段主要有如下特征： 1、 落音：第2、第4句句尾落音相同，第1句与第2、第4句的句尾落音为四、五度的对应关系，第3句落音与其他各句均不同； 2、 旋律：第2、第4句之间或是重复（包括变化重复）的关系，或者有某些相同或相似的音调。
第3句在旋律线、节奏等方面与前后乐句形成一定的对比关系。
山歌中即有起承转合式乐段，例如江浙的徵调式山歌。
小调中这种结构更加多见，还有 这种结构的变化发展形式。
22、民歌的流变 民歌的流传变异情况十分普遍，在各个类别中均广泛存在。
在小调的时调中，流变表现得更加突出，包括：地域性变异、情感渲染性变异、表现功能拓宽性变异、体裁交叉渗透性变异等。
这些变异类别具体表现在音乐中，有如下手法： 1、 加花； 2、 减缩； 3、 扩展； 4、 改变音乐结构； 5、 改变调式或调性； 6、 改变体裁或不同体裁之间相互渗透等。
23、时调 时调是小调类民歌中发展得最为规范和成熟的类型。
它有如下特点： 1、 流传时间悠久，传唱范围十分广泛。
2、 不仅有一般群众歌唱，还有职业或半职业艺人在热闹的公共场所进行商业性演唱。
3、 由于流传的时间久，范围广，同一首时调多具有多种歌词内容。
为适应不同的题材、 不同的音乐性格和不同的地方风格，时调在基本旋律框架大体稳定的基础上，以音乐的其他因素的变化予以调整和适应。
有些时调的变体变化更大些。
因此一首时调往往具有弹性的表现功能。
4、由于艺人的商业性演唱，为争取效益，艺人下工夫对时调进行加工改造，使其具有严谨规整的结构，变化丰富的节奏和音调，细致讲究的润腔等。
5、由于上述原因，时调常被戏曲、说唱及民间器乐吸收，成为曲牌。
24、长调和短调 长调和短调是蒙古族民歌的传统体裁分类。
长调民歌是反映蒙古族游牧生活的牧歌式体 裁，有较长大的篇幅，节奏自由，气息宽广，情感深沉，并有独特而细腻的颤音装饰。
短调民歌篇幅较短小，曲调紧凑，节奏整齐、鲜明，音域相对窄一些。
不论是长调民歌或短调民歌，都有大量蒙古族音乐中具有特征意义的大跳音程。
25、哈萨克族弹唱歌曲 弹唱歌曲是哈萨克族民歌演唱的形式之一，以哈萨克族弹拨乐器冬不拉为伴奏，由歌唱 者自弹自唱。
弹唱歌曲无固定歌词，由歌手即兴编唱。
其曲调篇幅较长大，音乐结构不很规整，节奏比较复杂，常使用以3\\\/8拍为主的混合节拍，曲调的语言性、叙述性较强。
26、中立音 中立音又叫做3\\\/4音或活音，是维吾尔族音乐中典型的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的特征之一。
由于历史发展过程的复杂性，维吾尔族民歌囊括了世界上三大音乐体系，即：中国音乐体系、欧洲音乐体系和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
其中，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是其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音乐体系。
中立音比通常的全音升高或降低1\\\/4，同时又在1\\\/4-2\\\/4全音的范围内上下游移。
27、藏族酒歌 藏族酒歌是喝酒、敬酒时唱的民间歌曲，有时伴随简单的舞蹈动作，是藏族城乡人民非常喜爱的艺术形式。
每逢传统节日、亲友聚会或举行婚礼时，人们以辈分大小为序围坐在藏式方桌旁。
斟酒人一般由妇女担当，按年龄大小轮流给每人斟酒，并载歌载舞。
饮酒人则要 按照歌声和词意依次完成接酒杯、用无名指向天上弹酒三下、喝三口酒、干杯等程序。
28、四大腔 四大腔产生于云南彝族的尼苏支系中，是与青年男女传统风俗性社交和爱情活动紧密相连的民间套曲形式。
这种风俗性活动被尼苏人称为吃火草烟，一般是傍晚在郊外、庙宇、祖祠或村头公房内举行，共有三项内容：款白话、对唱曲子、跳弦。
其中对唱的曲子，即四大腔。
四大腔是《海菜腔》、《山药腔》、《四腔》和《五山腔》的总称，分别流传于尼苏人居住地的四个区域，是四种不同的声腔和套曲形式，具有篇幅长大、结构严谨、曲调深沉、演唱技巧较高等特点。
29、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 从目前收集的资料看，我国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更多集中在南方，例如壮族、侗族、毛南族、土家族、苗族、瑶族、畲族、彝族、纳西族、高山族等等。
多声部民歌主要产生于传统的群体劳动和群体风俗性聚会（如歌会、祭舞、伴嫁等）中。
这些多声部民歌的织体结构，有轮唱式、主旋律与模仿旋律相结合式、持续低音或固定音型与主旋律相结合式、支声旋律与主旋律相结合式，以及和声式和对位式五类。
30、呼麦 呼麦是蒙古族民歌中一种特殊的多声部唱法，即由一个人同时唱出两个声部。
在声带持续发出实音的同时，通过气息的冲击再发出高声部泛音，并调整气息使泛音形成旋律，实音则为持续低音。
技巧高潮的呼麦歌唱家，可以在自己发出的持续低音的基础上，同时唱出旋律优美、润腔丰富的泛音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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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诗歌创民歌民间歌谣，属于民间中的一种形式，能够歌唱或吟诵，多为韵文。
中国民歌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体裁的一种，是人民群众在生活实践中经过广泛的口头传唱，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歌曲艺术我国民歌有着悠久的传统，远在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搬运、祭祀、娱神、仪式、求偶等活动中开始了他们的歌唱。
由于民歌是劳动人民的歌，劳动人民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被人看不起的，他们的歌也就遭受到同样的命运。
甚至在元、明、清三代屡遭帝令禁唱。
有关它的历史很少有文字记载。
从出土文物考察，有关古代乐器的较多，而歌唱活动的较少。
青海大通县出土的那个有歌舞图像的陶盆实在非常宝贵，它显示的是六千年前母系社会的图腾崇拜歌舞活动。
在原始时期歌与舞是结合在一起的。
直至今天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保持歌舞不分的古老传统。
古代有文字记载的《淮南子》这本书上，曾提到古人抬木头时唱着劳动号子，可见早期民歌与劳动紧密相连。
从兄弟民族来看，如阴山岩画上的歌舞图像、瑶族的《盘王歌》、苗族的《古歌》、满族的《萨满调》等，又可看出原始民歌与巫等原始宗教活动有关。
概述我国各民族的民间歌谣蕴藏极其丰富，从《诗经》里的《国风》到解放后搜集出版的各种民歌选集，数量是相当多的。
至于当今仍流传于民间的传统歌谣和新民歌，更是浩如烟海，这些民歌就形式而言，汉族的除厂民谣、儿歌、四句头山歌和各种劳动号子之外，还有“信天游”、“爬山歌”、“赶五句”以及“四季歌”、“五更调”、“十二月”。
“十枝花”、“盘歌”等备具特色的多种样式。
至于像藏族的“鲁”、“协”，壮族的“欢”，白族的“白曲”，回族的“花儿”，苗族的“飞歌”，侗族的“大歌”，布依族的“笔管歌”，瑶族的“香哩歌”等，都各具独特的形式。
就风格而言，苗歌瑶歌古朴浑厚，藏歌傣歌光丽优美。
蒙古族民歌健朗悠扬，鄂伦春族民歌则粗犷有力。
同是“花儿”，保安族和东乡族的韵味不同，宁夏和青海的也各有异。
同是汉族民歌，北方的以豪放见长，南方的则比较委婉。
民歌的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按民歌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六类，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情歌、儿歌、生活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