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豹子和人搏斗的文字描写
武松打豹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 此句完整的是什么，出处是哪里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不知道，诗歌遭遇奥斯威辛是否属于历史的必然，但这种诗与奥斯威辛的狭路相对，确实产生了“如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偶然相遇”一般惊心动魄的语言效果。
“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写诗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 自从阿多诺公然挑明了诗与奥斯威辛这种令人不安的紧张对峙以来，诗人们陷入了一种普遍的尴尬，写诗成为一件越来越难之事。
我不知道，诗歌遭遇奥斯威辛是否属于历史的必然，但这种诗与奥斯威辛的狭路相对，确实产生了“如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偶然相遇”一般惊心动魄的语言效果。
自奥斯威辛之后，诗歌当然不会因一句话抹杀自己的存在。
倘若阿多诺此言本身意味着对诗的最后宣判，我们为什么还常常会从中闻到一股痛彻肺腑的味道——是从奥斯威辛传来那股挥之不去的煤气味吗——因为最起码我们可以发出一声叫，或者只写一首诗，一首最后尖叫之诗。
甚至阿多诺自己也并不否认：“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
因此，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你不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
” 应当承认，历来存在着各种不同自命诗人，他们能够在各种环境下制作出形形色色被为“诗”的东西。
就此而言，集中营里确实可能存在某种“艺术”。
奥斯威辛的另一位辛存者、精神病科医生弗兰克博士曾著文谈及这种《营中艺术活动》，“这要看你所谓艺术究竟是指什么而定。
” 对一个真正的诗人而言，写诗无须任何理由，它就像呼吸的本身一样自然。
但当我们说到奥斯威辛，痛苦的回忆令舌头打结，要么选择沉默，从此三缄其口，任世界陷入混乱与无名，像一个完全转身离去的上；要么装作充耳不闻，好像什么都未曾发生。
或者干脆将阿多诺式的断言视为一种阿多诺式的德语、阿多诺式的危言耸听，继续制作一种我们称之为诗的、分行或不分行的玩意儿。
老实说，就在写这篇文章时我还在想，倘若一个人经常被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扰是否算得上明智。
写作本身无疑就是参与讨论的最佳方式。
这的确不为面对此类问题的最美妙的方式之一：以一首诗来作出回应。
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甚至认为，“在奥斯维辛之后写作——无论写诗还是写散文，唯一可以进行的方式，是为了纪念，为了防止历史重演，为了终结这一段历史。
” 诗与文字本身将显示见证的力量，写作终于不得不成为这样一种见证的方式。
大屠杀由此侵入到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成为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绘画等取之不竭的写作资源。
Holocaust（大屠杀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文学术语。
依阿多诺之见，在现代化的大工业生条件下，“通过管理手段对数百万人的谋杀使得死亡成了一件样子上并不可怕的事情，” 也使为满足下意识受虐欲望的仿真式复制与再现，成为轻而易举之事。
因而，通过尖叫和从尖叫中获取的快感，不过是施虐与受虐的快感，是属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副产品。
好莱坞电影就是将这种快感推向高潮的标志，斯皮尔伯格更将对这种题材的提炼和加工提升到一个临界点，从而备美国电影学院犹太裔评委们的青睐。
最近的例子，就是在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钢琴师》中扮演男主角的演员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
虽然，人类从荷马史诗、从《圣经》时代开始起，就不断地描写谋杀和屠杀的故事，这几乎已经构成文学艺术的一种惯例，“争斗，尤其是腥的争斗，总是故事的好材料。
种族灭绝很早就随着洪水和旱、丰年和荒年的轮替而进入故事画面。
”（格拉斯语）即便一向如此，其合法性也并不是没有受到过任何质疑，尤其是针对像奥斯威辛这样空前的大屠杀。
威塞尔曾不无忧虑地警告：“……小说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随意地把‘大屠杀’取作题材……不仅削弱了它的意义，也使它的价值大打折扣。
‘大屠杀’现在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话题，容易引人注意，并很快获得成功……”这一切令不禁像他那样担忧：难道特雷布林卡和贝尔森都将结束于……词语或银幕
而发生在奥斯威辛的一切，也只不过是个用词与剪接问题
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很难回避在使用大屠杀作为题材达到文学目的时愧疚之心。
这或许有助于我们解，为什么这一代的许多优作家，包括像莫里亚克、福克纳、托马斯·曼和加缪等等，都选择了置身其外。
大屠杀文学的开创者，自奥斯威辛生还的作家莱维正是在获知自己极有可能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年自杀的。
莱维甚至认为“幸存的不是真正的见证——被淹没的、没有归来的才是完的见证”。
大杀文学的另一位开创者布洛夫斯基没有死于毒气室，却死于煤气自杀。
幸存者保罗·策兰差点成为一个例外，他的名作《死亡赋格曲》，被公认为成功地以诗化的语言再现了集中营中犹太人的悲惨命运。
“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这么做，” 策兰的诗人同行兼好友，与阿格农分享 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奈丽·萨克斯也是其中之一。
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引用年轻的德国诗人恩岑贝尔格的话，“哲学家阿多诺说过这么一句话：‘在奥斯威之后写诗不再可能’，这是对我的时代的最强硬的判断。
如果我们要活下去，就必须驳斥这句话。
” 策兰无疑以自己的诗作出了驳斥，最终自沉于塞纳河。
奥斯威辛牢牢地攫住了每一个人，包括那些看来从它伸出的魔爪中已经成功地脱了的人。
美国作家威廉·斯塔隆笆下的索菲也正是因为不堪记忆之重，不得不自杀以尽。
对于某些幸存者而言，他们好像只是代替那些死去的人而活，重述或写下那些濒临遗忘或将被别有用心者歪曲的事，为死难者作证，而后追随死难者，回到他们自以为早就该去的地方。
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死去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活下来的人死去的。
活着，仅仅为了记并不想以此去博取诗人的声名。
但这记忆沉重到让幸存者如此不堪其重，让受苦的人在回忆中再受第二次苦，最终被压垮。
那些置身于奥斯威辛以外的作者，除了必须面对使用大屠杀作为题材的合法性问题之外，又陷入了另外一种困惑。
斯塔隆曾描述过这种心情：“我已被一种猜想所缠绕，常常觉得自己像入侵者一样，残忍地侵入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令幸存者一直无法摆脱的苦痛与死亡的领域。
”在《索菲的选择》的结尾斯塔隆不得不承认，即使通过他的作品，人也无法理解奥斯威辛。
“如果写得更准确，我以为可能是这样：‘迟早我要写索菲的死与生，写出来的东肯定有助于明宣示，恶绝对地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断种绝根’。
奥斯威辛本身作为一个无法说明的东西留在世界上。
曾经有过的关于奥斯威辛最深刻的解说，根本不是解说而是回答。
问：‘告诉我，在奥斯威辛，神曾经在哪里
’／于是回答说：‘人曾经在哪里
’” 在奥斯威，缺席的不仅是上帝，还有人。
在较深刻的层面上，奥斯威辛呈现的正是一幕幕人性的悲剧，集中营集中地暴露出如纪德所谓的魔鬼的一面。
纳粹恶魔并非是人类的新品种，而正是人性恶的产物。
就此而言，正是人性的弱点与黑暗面造成了奥斯威辛集中营。
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失去了诗得以存在的人性基础。
奥斯威辛不仅毁掉了诗，也毁掉了人——也就是说毁掉的不仅仅是犹太人。
如阿多诺所言，“在魔法支配下，生存者要在不自觉的无动于衷——一种出于软弱的审美生活——和被卷入的兽性之间进行选择。
二者都是错误的生活方式。
”幸存者常常不免自问：我因什么而幸存
幸本身好像也成了一种罪孽，成为苟活的代名词，它牵连出有罪的记忆。
幸存者出于自我保护完全有选择遗忘或反记忆的权力。
因此，也有人认为，记忆本身不应该成为奥斯威辛之后写作主要题材。
至少就心理疗救这一层面，“好了疮疤忘了疼”自有其一定的合理。
在一项针对集中营幸存者的调查中，大约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我想把所有这一切忘掉”。
而当作家凯尔泰斯被问到“是否强迫自己面对这些记忆
”时，他的回答是：“不, 对我来说并不难。
我觉得不解的是, 为什么有人难以面对这些记忆。
是这样, 集中营内的一些行为是伤害人的。
”凯尔泰斯曾经谈到另一位自集中营生还的作家Roman Frister，在集中营里丢了帽子。
不戴帽子参加第二天的演出就会被处决。
于是他半夜里偷了一顶帽子, 而那个丢掉帽子的人将因此掉脑袋。
我们也应该记得电影《逃离索比堡》中纳粹军官玩弄的一场恶作剧:未能逃脱的十四位囚徒面临着选择，他们被勒令在被处死之前，选择陪死的同伴；拒绝选择的话，就会殃及更多的无辜者，不是十四——而是五十
那种生命面临死亡绝境的求生欲望、那种挣扎与搏斗，让人想到凯尔泰斯小说中曾揭示的那“与奥斯维辛达成默契的被囚者的承受力”，同样也是合乎人性的。
奥斯威辛叩开的正是记忆最野蛮的一面，没有谁百分之百是无辜的，大屠杀把每一个人都卷了进去。
那些看上去无辜的词变得可疑了，“词语都必须重新定义，净化，重新发明。
一个词如‘夜——一个美丽、诗意、浪漫的词--对我们不再意味着它曾经意味的东西了。
’”（威塞尔语）所有一味赞美人性、赞颂人的精神、人生的美好、人道主义的诗歌都应该受到质疑与重审。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奥斯威辛之后，单纯歌唱人性美好的一面，是不可能。
诗歌从此不再允诺幸福，而只展露批判的省悟与清醒的痛苦。
诗与奥斯威辛的冲突也并非绝然等同于善与恶、梦与现实、道德与正义的冲突。
在这种对决中，诗歌并不代表至高的善，它甚至必须为自的讴歌而羞愧。
因为被它讴歌人犯下了谋杀同类的罪行。
而这些罪行往往正是在追求纯粹与至善的名义下实施的。
种族清洗连接着所谓种族纯洁的梦想，同样可能连接着一首纯诗的理想。
虽然，很难断言，奥斯威辛在何种程度上，正是一首伪诗、一种伪抒情的必然结局。
阿多诺的警告因此并非毫无来由，“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利，除非它经历一场变化。
”对那些保留了有关奥斯威辛的野蛮记忆的人，写诗是野蛮的了。
而要让写诗重新成为能之事，看来只有选择遗忘与反记忆，而这正是为富于良知的诗人们所拒绝的。
写作即意味承担人性及其所有后果，奥斯威辛是绕不过去的。
诗歌不能帮助我们躲过一颗子弹，更用说是去制止一场大屠杀，却仍然可以展示某种面对生活的姿态。
这种姿态让一个人即使身处奥斯威辛，仍然会为一只飞鸟、一片绿草而流泪，并从中体会到某种活着的幸福感，寻找到某种自我拯救的形式。
诗神青睐的始终是这种个体的经验，哪怕它只是生活在集中营里的残缺个体的脆弱体验。
弗兰克谈到过这种“死囚的美感经验”，罗伯特·贝尼尼戏谑地把它称之为“美丽人生”。
因为你尽可以把周遭的一切当作一场戏，以尝试从这种间离中享受到片时的快感。
这一切让我想起幅画：一个囚犯正在做自由的梦。
他梦见自己被长出翅膀的小天使引领着飞越监狱的铁栅栏，但这却不能帮他越过现实的冰冷围墙—诗意却可能正由此而生。
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
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
希尼曾引用弗洛斯特的一句话，用来作为对一首诗作出的奇妙界定：“有么一刻止住了混乱。
” 我想阿多诺原意应该是清楚的，甚至可以从他的否定中感受到一种肯定：对诗以及源于诗本身力量的肯定。
他警醒诗人重新省自奥斯威辛之后，诗歌从中失去的、和它必须面对与应当重建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说奥斯威辛之后，你不能写诗了，是指不该再写那种软绵绵的抒情诗，那种空洞的、虚伪的、怯懦的、粉饰的诗。
所谓写诗之野蛮，可能意味着必须重新唤醒一种野性的力量、批判性的力量。
用阿多诺的话来说，是以丑的外观抛弃丑自身、以内在的异化形式，来控诉外在的异化状态。
卡夫卡小说，贝克特的戏剧，连同勋伯格的音乐因而受到阿多诺的垂青。
一种受难的、令人战栗的语言，贫乏和破碎化的形象，断裂与碎片，能更充分地体现出他所谓的否定的真理。
诗也并不例外，在阿多诺看来，不同的艺术门类只是体现出不同质料的差别。
阿多诺强调的是以一种不完整性和零散性，来对抗那种对一体性和完美性的渴望。
它们与营造奥斯威辛的渴望有着相同的根源。
秉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奥斯威辛之后的艺术，将成为一种“反艺术的艺术”，即“否定的艺术”。
尽管，阿多诺一向拒绝萨特式的“介入”，而将革命性语言本身视同社会实践，从而将现代艺术成功地纳入了他的批判理论。
阿多诺驱逐了美学中的形而上学，代之以社会学。
多诺式的美学理论，往往正是在其最深刻处陷入某种意识形态的牢笼。
一种理论的彻底性恰好反映出其自身实践的盲点，这同样也是辩证的。
霍克海默在给阿多诺的信中嘲笑说：哈贝马斯把哲学看得和社会学一样有力量。
其实完全可以把霍克海默的话，照单归还给阿多诺。
找些关于友情的诗，比较有文采的，会或者是真情流露的
友谊之诗歌 当我放下手头繁忙的工作， 来到北大梦中的学堂， 儿时的回忆， 唤起我对友谊的感慨。
友谊本是人间最平凡的情感， 是人性最质朴的交流，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经意间她离我而去。
很多人问我， 什么是友谊， 我无奈地， 默默低下了沉思的头。
我想了很久， 没有找到这人生最简单的答案， 当我来到这北大的教室， 唤醒了我对友谊的记忆。
当同学们激情碰撞的时刻， 激起我对友谊的表白， 我心中的友谊如同奔腾的黄河一泻千里。
我要说，友谊是儿时的童贞， 友谊是少女的春心.. 余秋生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
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
我并不赞成这句话。
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嘻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它的东西很不真实。
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它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
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猛然发现自己长大的。
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
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
我的突变发生在十岁。
从家乡到上海考中学，面对一座陌生的城市，心中只有乡间的小友，但已经找不到他们了。
有一天，百无聊赖地到一个小书摊看连环画，正巧看到这一本。
全身像被一种奇怪的法术罩住，一遍遍地重翻着，直到黄昏时分，管书摊的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说他要回家吃饭了，我才把书合拢，恭恭敬敬放在他手里。
那本连环画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
纯粹的成人故事，却把艰深提升为单纯，能让我全然领悟。
它分明是在说，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晤。
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隐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话，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莫逆。
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
故事是由音乐来接引的，接引出万里孤独，接引出千古知音，接引出七弦琴的断弦碎片。
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
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述它的高远和珍罕，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飘渺的共同期待。
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
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
如果是知音，怎么可能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级
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
差不多整整注视了四十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
如果有人问我：“你找到了吗
”我的回答有点艰难。
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
我想，艰难的远不止我。
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悬挂在灵堂中间的挽联常常笔涉高山流水，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并非如此。
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
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人生总结仪式里，这一友情话语乌黑鲜亮，强硬得无法修正，让一切参加仪式的人都低头领受。
当七弦琴已经不可能再弹响的时候，钟子期来了，而且不止一位。
或者是，热热闹闹的俞伯牙们全都哭泣在墓前，那哭声便成了“高山流水”。
没有恶意，只是错位。
但恶意是可以颠覆的，错位却不能，因此错位更让人悲哀。
在人生的诸多荒诞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友情的错位。
二 友情的错位，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混乱。
从类似于那本连环画的起点开始，心中总有几缕飘渺的乐曲在盘旋，但生性又看不惯孤傲，喜欢随遇而安，无所执持地面对日常往来。
这两个方面常常难于兼顾，时间一长，飘渺的乐曲已难以捕捉，身边的热闹又让人腻烦，寻访友情的孤舟在哪一边都无法靠岸。
无所适从间，一些珍贵的缘分都已经稍纵即逝，而一堆无聊的关系却仍在不断灌溉。
你去灌溉，它就生长，长得密密层层、遮天蔽日，长得枝如虬龙、根如罗网，不能怪它，它还以为在烘托你、卫护你、宠爱你。
几十年的积累，说不定已把自己与它长成一体，就像东南亚热带雨林中，建筑与植物已不分彼此。
谁也没有想到，从企盼友情开始的人生，却被友情拥塞到不知自己是什么人。
川端康成自杀时的遗言是“大拥塞了”，可见拥塞可以致命。
我们会比他顽泼一点，还有机会面对拥塞向自己高喊一声：你到底要什么
只能等待我们自己来回答。
然而可笑的是，我们的回答大部分不属于自己。
能够随口吐出的，都是早年的老师、慈祥的长辈、陈旧的著作所发出过的声音。
所幸流年，也给了我们另一套隐隐约约的话语系统，已经可以与那些熟悉的回答略作争辩。
他们说，友情来自于共同的事业。
长辈们喜欢用大词，所说的事业其实也就是职业。
置身于同一个职业难道是友情的基础
当然不是。
如果偶尔有之，也不能本末倒置。
情感岂能依附于事功，友谊岂能从属于谋生，朋友岂能局限于同僚。
他们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这种说法既表明了朋友的重要，又表明了朋友的价值在于被依靠。
但是，没有可靠的实用价值能不能成为朋友
一切帮助过你的人是不是都能算作朋友
他们说，患难见知己，烈火炼真金。
这又对友情提出了一种要求，盼望它在危难之际及时出现。
能够出现当然很好，但友情不是应急的储备，朋友更不应该被故意地考验。
……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这个缺少商业思维的民族在友情关系上竟然那么强调实用原则和交换原则。
真正的友情不依靠什么。
不依靠事业、祸福和身份，不依靠经历、方位和处境，它在本性上拒绝功利，拒绝归属，拒绝契约，它是独立人格之间的互相呼应和确认。
它使人们独而不孤，互相解读自己存在的意义。
因此所谓朋友也只不过是互相使对方活得更加自在的那些人。
在古今中外有关友情的万千美言中，我特别赞成英国诗人赫巴德的说法：“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真正的友情都应该具有“无所求”的性质，一旦有所求，“求”也就成了目的，友情却转化为一种外在的装点。
我认为，世间的友情至少有一半是被有所求败坏的，即便所求的内容乍一看并不是坏东西；让友情分担忧愁，让友情推进工作……，友情成了忙忙碌碌的工具，那它自身又是什么呢
应该为友情卸除重担，也让朋友们轻松起来。
朋友就是朋友，除此之外，无所求。
其实，无所求的朋友最难得，不妨闭眼一试，把有所求的朋友一一删去，最后还剩几个
李白与杜甫的友情，可能是中国文化史上除俞伯牙和钟子期之外最被推崇的了，但他们的交往，也是那么短暂。
相识已是太晚，作别又是匆忙，李白的送别诗是：“飞蓬各自远，且中杯”，从此再也没有见面。
多情的杜甫在这以后一直处于对李白的思念之中，不管流落何地都写出了刻骨铭心的诗句；李白应该也在思念吧，但他步履放达、交游广泛，杜甫的名字再也没有在他的诗中出现。
这里好像出现了一种巨大的不平衡，但天下的至情并不以平衡为条件。
即使李白不再思念，杜甫也作出了单方面的美好承担。
李白对他无所求，他对李白也无所求。
友情因无所求而深刻，不管彼此是平衡还是不平衡。
诗人周涛描写过一种平衡的深刻：“两棵在夏天喧哗着聊了很久的树，彼此看见对方的黄叶飘落于秋风，它们沉静了片刻，互相道别说：明年夏天见
” 楚楚则写过一种不平衡的深刻：“真想为你好好活着，但我，疲惫已极。
在我生命终结前，你没有抵达。
只为最后看你一眼，我才飘落在这里。
” 都是无所求的飘落，都是诗化的高贵。
三 真正的友情因为不企求什么不依靠什么，总是既纯净又脆弱。
世间的一切孤独者也都遭遇过友情，只是不知鉴别和维护，一一破碎了。
为了防范破碎，前辈们想过很多办法。
一个比较硬的办法是捆扎友情，那就是结帮。
不管仪式多么隆重，力量多么雄厚，结帮说到底仍然是出于对友情稳固性的不信任，因此要以血誓重罚来杜绝背离。
结帮把友情异化为一种组织暴力，正好与友情自由自主的本义南辕北辙。
我想，友情一旦被捆扎就已开始变质，因为身在其间的人谁也分不清伙伴们的忠实有多少出自内心，有多少出自帮规。
不是出自内心的忠实当然算不得友情，即便是出自内心的那部分，在群体性行动的裹卷下还剩下多少个人的成分
而如果失去了个人，哪里还说得上友情
一切吞食个体自由的组合必然导致大规模的自相残杀，这就不难理解，历史上绝大多数高竖友情旗幡的帮派，最终都成了友情的不毛之地，甚至血迹斑斑，荒冢丛丛。
一个比较软的办法是淡化友情。
同样出于对友情稳固性的不信任，只能用稀释浓度来求得延长。
不让它凝结成实体，它还能破碎得了么
“君子之交谈如水”，这种高明的说法包藏着一种机智的无奈，可惜后来一直被并无机智、只剩无奈的人群所套用。
怕一切许诺无法兑现，于是不作许诺；怕一切欢晤无法延续，于是不作欢晤，只把微笑点头维系于影影绰绰之间。
有人还曾经借用神秘的东方美学来支持这种态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这样一来，友情也就成了一种水墨写意，若有若无。
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友情和相识还有什么区别
这与其说是维护，不如说是窒息，而奄奄一息的友情还不如没有友情，对此我们都深有体会。
在大街上，一位熟人彬彬有礼地牵了牵嘴角向我们递过来一个过于矜持的笑容，为什么那么使我们腻烦，宁肯转过脸去向一座塑像大喊一声早安
在宴会里，一位客人伸出手来以示友好却又在相握之际绷直了手指以示淡然，为什么那么使我们恶心，以至恨不得到水池边把手洗个干净
另一个比较俗的办法是粘贴友情。
既不拉帮结派，也不故作淡雅，而是大幅度降低朋友的标准，扩大友情的范围，一团和气，广种博收。
非常需要友情，又不大信任友情，试图用数量的堆积来抵拒荒凉。
这是一件非常劳累的事，哪一份邀请都要接受，哪一声招呼都要反应，哪一位老兄都不敢得罪，结果，哪一个朋友都没有把他当作知己。
如此大的联系网络难免出现种种麻烦，他不知如何表态，又没有协调的能力，于是经常目光游移，语气闪烁，模棱两可，不能不被任何一方都怀疑、都看轻。
这样的人大多不是坏人，不做什么坏事，朋友间出现裂缝他去粘粘贴贴，朋友对自己产生了隔阂他也粘粘贴贴，最终他在内心也对这种友情产生了苦涩的疑惑，没有别的办法，也只能在自己的内心粘粘贴贴。
永远是满面笑容，永远是行色匆匆，却永远没有搞清：友情究竟是什么
强者捆扎友情，雅者淡化友情，俗者粘贴友情，都是为了防范友情的破碎，但看来看去，没有一个是好办法。
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办法都过分依赖技术性手段，而技术性手段一旦进入感情领域，总没有好结果。
我认为，在友情领域要防范的，不是友情自身的破碎，而是异质的侵入。
这里所说的异质，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差异，而是指根本意义上的对抗，一旦侵入会使整个友情系统产生基元性的蜕变，其后果远比破碎严重。
显而易见，这就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了。
异质侵入，触及友情领域一个本体性的悖论。
友情在本性上是缺少防卫机制的，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一点上。
几盅浓茶淡酒，半夕说古道今，便相见恨晚，顿成知己，而所谓知己当然应该关起门来，言人前之不敢言，吐平日之不便吐，越是阴晦隐秘越是贴心。
如果讲的全是堂堂正正的大白话，哪能算作知己
如果只把家庭琐事、街长里短当作私房话，又哪能算作男子汉
因此，这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想入非非的空间，许多在正常情况下不愿意接触的人和事就在这里扭合在一起。
事实证明，一旦扭合，要摆脱十分困难。
为什么极富智慧的大学者因为几拨老朋友的来访而终于成了汉奸
为什么从未失算的大企业家只为了向某个朋友显示一点什么便锒铛入狱
而更多的则是，一次错交浑身惹腥，一个恶友半世受累，一着错棋步步皆输。
产生这些后果，原因众多，但其中必定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友情而容忍了异质侵入。
心中也曾不安，但又怕落一个疏远朋友、背弃友情的话柄，结果，友情成了通向丑恶的拐杖。
由此更加明白，万不能把防范友情的破碎当成一个目的。
该破碎的让它破碎，毫不足惜；虽然没有破碎却发现与自己生命的高贵内质有严重羝牾，也要做破碎化处理。
罗丹说，什么是雕塑
那就是在石料上去掉那些不要的东西。
我们自身的雕塑，也要用力凿掉那些异己的、却以朋友名义贴附着的杂质。
不凿掉，就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自己。
对我来说，这些道理早就清楚，经受的教训也已不少，但当事情发生之前，仍然很难认清异质之所在。
现在唯一能做到的是，在听到友情的呼唤时，不管是年轻热情的声音还是苍老慈祥的声音，如果同时还听到了模糊的耳语、闻到了怪异的气息，我会悄然止步，不再向前。
四 该破碎的友情常被我们捆扎、粘合着，而不该破碎的友情却又常常被我们捏碎了。
两种情况都是悲剧，但不该破碎的友情是那么珍贵，它居然被我们亲手捏碎，这对人类良知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
提起这个令人伤心的话题，我们眼前会出现远远近近一系列酸楚的画面。
两位写尽了人间友情的大作家，不知让世上多少读者领悟了互爱的真谛，而他们自己也曾在艰难岁月里相濡以沫，谁能想得到，他们的最后年月却是友情的彻底破碎。
我曾在十多年前与其中一位长谈，那么善于遣字造句的文学大师在友情的怪圈前只知忿然诉说，完全失去了分析能力。
我当时想，友情看来真是天地间最难说清楚的事情。
还有两位与他们同时的文坛前辈，其中一位还是我的同乡，他们有一千条理由成为好友却居然在同一面旗帜下成了敌人，有你无我，生死搏斗，牵动朝野，轰传千里，直到一场没顶之灾降临，双方才各有所悟，但当他们重新见面时，我同乡的那一位已进入弥留之际，两双昏花老眼相对，可曾读解了友情的难题
同样的事例，可以举出千千万万。
可以把原因归之于误会，归之于性格，或者归之于历史，但他们都是知书达理、品行高尚的人物，为什么不能询问、解释和协调呢
其中有些隔阂，说出来琐碎得像芝麻绿豆一般，为什么就锁了这么一些气壮山河的灵魂
我景仰的前辈，你们到底怎么啦
对这些问题的试图索解，也许会贯穿我的一生，因为在我看来，这其实也正是在索解人生。
现在能够勉强回答的是：高贵灵魂之间的友情交往，也有可能遇到心理陷阱。
例如，因互相熟知而产生的心理过敏。
彼此太熟了，考虑对方时已经不再作移位体验，只是顺着自己的思路进行推测和预期，结果，产生了小小的差异就十分敏感。
这种差异产生在一种共通的品性之下，与上文所说的异质侵入截然不同；但在感觉上，反而因大多的共通而产生了超常的差异敏感，就像在眼睛中落进了沙子。
万里沙丘他都容忍得了，却不容自己的身体里嵌入一点点东西，他把朋友当作了自己。
其实，世上哪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即便这两片树叶贴得很紧
本有差异却没有差异准备，都把差异当作了背叛，夸张其词地要求对方纠正。
这是一种双方的委屈，友情的回忆又使这种委屈增加了重量。
负荷着这样的重量不可能再来纠正自己，双方都怒气冲天地走上了不归路。
凡是重友情、讲正气的人都会产生这种怒气，而只有小人才是不会愤怒的一群，因此正人君子们一旦落入这种心理陷阱往往很难跳得出来。
高贵的灵魂吞咽着说不出口的细小原因在陷阱里挣扎。
又如，因互相信任而产生的心理黑箱。
朋友间还有什么可提防的呢
很多人基于这样一个想法，把许多与友情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干脆利落、默不作声。
不管做成没做成，也不作解释，不加说明。
一说就见外，一说就不美，友情好像是一台魔力无边的红外线探测仪，能把一切隐藏的角落照个明明白白。
不明不白也不要紧，理解就是一切，朋友总能理解，不理解还算朋友
但是，当误会无可避免地终于产生时，原先的不明不白全都成了疑点，这对被疑的一方而言无异是冤案加身；申诉无门，他的表现一定异常，异常的表现只能引起更大的怀疑，互相的友情立即变得难于收拾。
直至此时，信任的惯性还使双方撕不下脸来公然道破，仍然在昏暗之中传递着昏暗，气忿之中叠加着气忿。
这就形成了一个恐怖的心理黑箱，友情的缆索在里边缠绕盘旋，打下一个个死结，形成一个个短路，灾难性的后果在所难免。
这两个心理陷阱，过敏陷阱和黑箱陷阱，大多又是交叉重合在一起的，过于清晰与过于不清晰这两个极端，互为因果、互增危难，变情为仇，变友为敌，而且都发生在大好人之间，实在让人悲叹。
在好几个夜晚，我曾反复与一些心理学研究者讨论一个难题：为什么有的人使朋友损失巨大却能重归于好，有的人只因为说了短短两句话却使朋友终生无法原谅
为什么有的敌人经历过长期争斗后却能变成朋友，而有的朋友一旦龃龉之后却不如一个敌人
我想，不要老是从基本品质上找原因，其中一个关键在于，一些错乱的心理程序造成了心理陷阱。
我不知道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开这些陷阱，总觉得对它们多加研究总是好事。
真正属于心灵的财富，不会被外力剥夺，唯一能剥夺它的只有心灵自身的毛病，但心灵的毛病终究也会被心灵的力量发现、解析并治疗，何况我们所说的都是高贵的心灵。
五 说了这么多，可能造成一个印象，人生在世要拥有真正的友情太不容易。
其实，归结上文，问题恰恰在于人类给友情加添了太多别的东西，加添了太多的义务，加添了太多的杂质，又加添了太多因亲密而带来的阴影。
如果能去除这些加添，一切就会变得比较容易。
友情应该扩大人生的空间，而不是缩小这个空间。
可惜，上述种种悖论都表明，友情的企盼和实践极容易缩小我们的人生空间，从而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要扩大人生的空间，最终的动力应该是博大的爱心，这才是友情的真正本义。
在这个问题上，谋虑太多，反而弄巧成拙。
诚如先哲所言，人因智慧制造种种界限，又因博爱冲破这些界限。
友情的障碍，往往是智慧过度，好在还有爱的愿望，把障碍超越。
友情本是超越障碍的翅膀，但它自身也会背负障碍的沉重，因此，它在轻松人类的时候也在轻松自己，净化人类的时候也在净化自己。
其结果应该是两相完满：当人类在最深刻地享受友情时，友情本身也获得最充分的实现。
现在，即便我们拥有不少友情，它也还是残缺的，原因在于我们自身还残缺。
世界理应给我们更多的爱，我们理应给世界更多的爱，这在青年时代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企盼，到了生命的秋季，仍然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企盼。
但是，秋季毕竟是秋季，生命已承受霜降，企盼已洒上寒露，友情的渴望灿如枫叶，却也已开始飘落。
生命传代的下一个季度，会是智慧强于博爱，还是博爱强于智慧
现今还是稚嫩的心灵，会发出多少友情的信号，又会受到多少友情的滋润
这是一个近乎宿命的难题，完全无法贸然作答。
秋天的我们，只有祝祈。
心中吹过的风，有点凉意。
想起了我远方的一位朋友写的一则小品：两只蚂蚁相遇，只是彼此碰了一下触须就向相反方向爬去。
爬了很久之后突然都感到遗憾，在这样广大的时空中，体型如此微小的同类不期而遇，“可是我们竟没有彼此拥抱一下。
” 是的，不应该再有这种遗憾。
但是随着宇宙空间的新开拓，我们的体型更加微小了，什么时候，还能碰见几只可以碰一下触须的蚂蚁
——且把期待留给下一代，让他们乐滋滋地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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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描写衬托人物心情的句子
1.月亮上来了，却又遮去了一半，老远的躲在树，像个乡下姑娘，答的。
从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真有点儿
云越来越厚，由他罢，懒得去管了。
可是想，若是一个秋夜，刮点西风也好。
虽不是真松树，但那奔腾澎湃的“涛”声也该得听吧。
2.西风自然是不会来的。
临睡时，我们在堂中点上两三枝洋蜡。
怯怯的焰子让大屋顶压着，喘不出气来。
我们隔着烛光彼此相看，也像蒙着一层烟雾。
外面是连天漫地一片黑，海似的。
只有远近几声犬吠，教我们知道还在人间世里。
3.蔚蓝色的天空．在深秋时节，一尘不染，晶莹透明。
朵朵霞云照映在清澈的嘉陵江上；鱼鳞的微波，碧绿的江水，增添了浮云的彩色，分外绚丽。
4.凉爽清明的秋夜里，明亮而发红的火星在星空中为我们增添了不少的光彩和趣味。
近来每晚八点钟以后，火星就从东南方的地平线升起。
它比附近天空中的任何一个星星都亮，不论你在哪里，都很容易找到它。
5.北国的落叶，渲染出一派多么悲壮的气氛
落叶染作金黄色，或者竟是朱红绀赭罢。
最初坠落的，也许只是那么一片两片，像一只两只断魂的金蝴蝶。
但接着，便有哗哗的金红的阵雨了。
接着，便在树下铺出一片金红的地毯7．灯，带有一种明亮的光，每当深夜来临，是它陪伴着你，如此默默无闻。
它是平凡的，外表华丽与否，那都是一样的，珍珠点缀，水晶加饰的灯它只能用以装饰，来满足人们的虚荣心，比起这，普普通通的日光灯是幸运的，因为它照明的本性没有改变，如同生活中的一部分人平平凡凡却实实在在。
8．今天阳光很好，坐在窗前，看窗外如此晴朗的天感觉特别舒心，雨过天晴后的世界总给人一种明媚，仿佛阳光照耀在“心田”上空，让前些天被风雨践踏的花朵重新得到爱的关怀，重现生命的活力
9.走在一片银白的世界里，脚踩在地上，好象雪娃娃在咯咯地笑着10.天空中划过一道七色缤纷的彩虹，仿佛我此刻的心情在闪亮地绽放着绚丽的色彩11.天灰蒙蒙的，好象被世界抛弃了的压抑12.音乐吱吱呀呀地乱响着，一切都箱被缴地天翻地覆的带子，彷徨的没有规律.13．当浮华给予我们过多欺骗，现实中的虚假几乎让我们忘却了真的存在，是真情唤回了迷离的心，是真情带给了我们最纯、最真的感觉，它流露的是美的誓言，渗透的是永恒执著的真爱。
14．青春，有嬉笑声与哭泣声夹杂的年华，青春的少年是蓝天中翱翔的幼鹰，虽然没有完全长大，有些稚气，有些懵懂，脱不开父母的双手却极力想去找寻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为的是一时的激情，为的是一种独自翱翔的感觉
15．感叹人生，是因为曾经没有过轰轰烈烈的壮举，觉得渺小，觉得平庸，似乎生活过于简单，简单得让人感觉烦躁。
没有大言不惭地说过将来，只是比较现实地握住了现在，我想，这是一条路，每个人所必须踏上的一次旅程，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成长的过程漫长却充实，自毁的过程短暂却留下一生痛苦，人生可以说是一次考验，何去何从取决于自我。
急急急!最后一头战象是谁写的?
这本书讲了古巴的一个名叫桑提亚哥的老渔夫，独自一个人出海打鱼，在一无所获的84天之后钓到了一条无比巨大的马林鱼。
这是老人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比他的船还长两英尺的一条大鱼。
鱼的劲非常大，拖着小船漂流了整整两天两夜，老人在这两天两夜中经历了从未经受的艰难考验，终于把大鱼刺死，拴在船头。
然而这时不幸遇上了鲨鱼，老人与鲨鱼进行了殊死搏斗，最终大马林鱼被鲨鱼吃光了，老人历经一番艰辛，最后拖回家的只剩下一副光秃秃的鱼骨架和一身的伤，可还是得到了人们的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