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描写李梅亭吝啬的是第几章
《清稗类钞》的苏州方言部分有“扶小娘过桥，小娘，缠足之女也，过桥不易，须人扶之，喻事之须恃他人也。
” ----好问题，可太难，人家在人民网的大作中都没解决，我就不去钻那牛角尖了，呵呵---------不过，我运气好，还是找到了一篇学术文章，在知网上，附在下面吧，只是我不是知网的交费用户，看不到全文。
---- 有趣的《扶小娘儿过桥》 王鹤龄 <正>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中,写方鸿渐一行人从宁波去溪口,走过一段藤扎的长桥。
方鸿渐战战兢兢和孙小姐走在最后。
过桥以后,李梅亭“用剧台上的低声问他看过《文章游戏》么,里面有一篇《扶小娘儿过桥》的八股文,妙得很”。
【分类号】：I207.6 【DOI】：cnki:ISSN:1004-3241.0.1995-04-006 【正文快照】： 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中,写方鸿渐一行人从宁波去溪口,走过一段藤扎的长桥。
方鸿渐战战兢兢和孙小姐走在最后。
过桥以后,李梅亭“用剧台上的低声问他看过《文章游戏》么,里面有一篇《扶小娘儿过桥》的八股文,妙得很”。
此文见于清代嘉庆八年出版的缨良（莲仙）编辑的《文章游戏初编}）中。
八股文是科举取士的主要依据,从明朝到清朝盛行了五百多年。
由于它起过禁铂思想的恶劣作用,遭到人们的深恶痛绝,从清末宣布废八股至今不过九十年,现在连一篇八股文都很难找到了。
在《文章游戏初编》中,同一题目有两篇八股文,都不载作者姓名。
第一篇中… 人民网原文： 为《围城》作个注如何 袁津琥 《围城》一书我20多年前就看过了，现在30多岁了，仍在看。
因为在我的眼里，《围城》中的不少章节实在像王安石的诗，近乎“测验学问的考题”，无奈本人学问谫陋、学历低微，故虽经不限时开卷考试，迄今书中许多地方仍愧无所知。
比如苏文纨小姐问董斜川近代的旧诗谁算顶好
董斜川当即翘着左手大拇指说：“当然是陈散原第一。
这五六百年来，算他最高。
我常说唐以后的大诗人可以把地理名词来包括，叫‘陵谷山原’。
三陵：杜少陵，王广陵……”（人文1991年版，90页，后同）写到这，默存先生不忘借董斜川的口半带挑逗半挑衅地问“知道这个人么
”说真的，当我初读该书时，还真给默存先生问着了，直到若干年后，读高中时，才弄清这个王广陵是哪朝哪代哪位诗人。
这还算幸运的啦。
曹元朗的十四行诗《拼盘姘伴》：昨夜星辰今夜摇漾于飘至明夜之风中圆满肥白的孕妇肚子颤巍巍贴在天上这守活寡的逃妇几时新有了老公……（69页）此处承默存先生好心提示，我才知道这首诗来头很大，是化用了李义山、爱利恶德、拷背延耳、肥儿飞儿等人的诗句。
那么，“昨夜星辰今夜摇漾于飘至明夜之风中”云云，当是化用“昨夜星辰昨夜风”了，可后面那些诗句呢
恐怕就非得要找个英语过了四六级的问问才能知道。
好在上面所说诗句皆出自名家名篇，如遇有心人，查检应不太难。
下面的困难就更大了： 第141页，方鸿渐跟着孙柔嘉过桥，不禁使李梅亭想起了《文章游戏》中的八股文《扶小娘儿过桥》，据说“妙得很”呢。
这缪莲仙和《文章游戏》，不要说一班只知死读教科书的文科硕士、博士们知之甚少，就连专家教授寓目者恐也不多。
笔者曾托几位在高校任教的朋友到所在图书馆借阅，均告知查无。
一般的人要想对其人其书有所了解，困难更可想而知了。
书中诸如此类，须当笺明之处，尚有许多，甚望高明博学之士代下注脚，实有功读者不浅。
《中华读书报》 2001年9月12日
钱钟书的《围城》中精彩句子有哪些?
《围城》是代文学史上一部独特的讽刺小说。
作者钱钟书1910—，江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留学英、法，是位学贯中西而富才情的学者。
《围城》动笔于1944年，完稿于1946年，其时，作者正蛰居上海，耳闻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蛮横，“两年里忧世伤生”《围城·序》，同时又坚韧地“锱铢积累地”把自己对人生、对学术的感悟与思考付诸笔端，先后完成了小说《围城》和学术著作《谈艺录》。
作者在《围城》初版的序言里曾自述创作意图说：“我想写现代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
”参照小说内容，可以看到，作者着意表现的是现代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
通过主人公方鸿渐与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婚恋纠葛，通过方鸿渐由上海到内地的一路遭遇，《围城》以喜剧性的讽刺笔调，刻画了抗战环境下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彷徨和空虚。
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解释“围城”的题义说：这是从法国的一句成语中引申而来的，即“被围困的城堡”。
“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小说的整个情节，是知识界青年男女在爱情纠葛中的围困与逃离，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表现一部分知识者陷人精神“围城”的境遇。
而这，正是《围城》主题的深刻之处。
内容简介: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才情横溢，妙喻连篇，可谓家喻户晓。
方鸿渐海外游学数年，回国前花了几十块美金到一个爱尔兰人处弄得一纸假文凭骗过父亲与岳父。
真才实学的苏文纨喜欢他，而他喜欢美丽纯真的唐晓芙，最后由于他与这对表姐妹之间的种种误会，暂且离开了上海，稀里糊涂地与同在三闾大学教书的孙柔嘉结了婚。
婚后，方鸿渐对一直喜欢苏文纨的挚友赵辛楣说：若是你真娶了苏小姐，会觉得也不过尔尔。
这也算是他在婚姻城堡中的感悟吧。
“西洋赶驴子的人，每逢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唇吻之上。
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愈会赶，不知不觉中又走了一站。
那时候它是否吃得到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
” 人生是围城，婚姻是围城。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是一幅栩栩如生的世井百态图。
钱钟书先生将自己的语言天才并入极其渊博的知识，再添加上一些讽刺主义的幽默调料，以一书而定江山。
简评： 《围城》表现出了对世态人情的精微观察与高超的心理描写艺术。
作者刻画才女型人物苏文纨的矜持与矫情，小家碧玉式的孙柔嘉柔顺后面深隐的城府，可谓洞幽烛微；而对嘴上机敏而内心怯弱、不无见识而又毫无作为的方鸿渐的复杂性格心态的剖析，则更是极尽曲折而入木三分。
《围城》的描写，自始至终又都贯穿着嘲讽的喜剧情调。
小说的基本情节，都围绕着方鸿渐展开，小说的诸多人物，场面也大都从方的观点展现，方的观人阅世的挪揄态度，以及隐含在他背后的小说作者的嘲讽口吻，交错交融，使《围城》的讽刺门手法别具一格。
《围城》的叙述并不完全贴紧人物性格与情节线索，作者常常旁逸斜出，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新奇的比喻，警策的句子，层出迭见，使小说语言的知识容量大为增加，但有时枝蔓过多，略有炫耀知识之嫌。
《围城》1947年在上海初版发行，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修订本，增加了作者补写的“重印前记”一篇。
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曾作有《记钱钟书与〈围城〉》，对《围城》的写作情况及小说中某些人物与原型的关系，有很风趣的记述，可以参看。
记钱钟书与《围城》 作者：杨绛 一 钱钟书写《围城》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
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
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
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
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
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
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
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钟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
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
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
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看小说何需注释呢
可是很多读者每对一本小说发生兴趣，就对作者也发生兴趣，并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当作真人实事。
有的干脆把小说的主角视为作者本人。
高明的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过他们说，作者创造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
这话当然很对。
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①。
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
要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
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酿成了酒；从酒里辩认酿酒的原料，也不容易。
我有机缘知道作者的经历，也知道酿成的酒是什么原料，很愿意让读者看看真人实事和虚构的人物情节有多少联系，而且是怎样的联系。
因为许多所谓写实的小说，其实是改头换面地叙写自己的经历，提升或满足自己的感情。
这种自传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自传，实在是浪漫的纪实，不是写实的虚构。
而《围城》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尽管读来好像真有其事，实有其人。
《围城》里写方鸿渐本乡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名产是泥娃娃。
有人读到这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声说：“这不是无锡吗
钱钟书不是无锡人吗
他不也留过洋吗
不也在上海住过吗
不也在内地教过书吗
”有一位专爱考据的先生，竟推断出钱钟书的学位也靠不住，方鸿渐就是钱钟书的结论更可以成立了。
钱钟书是无锡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Litt．）学位，然后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
他本想读学位，后来打消了原意。
一九三八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
钟书九、十月间回国，在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任教。
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
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一家逃难住上海。
一九三九年秋，钟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老病，要钟书也去湖南照料。
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
这样，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
一九四○年暑假，他和一位同事结伴回上海探亲，道路不通，半途折回。
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海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
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来相访，约他再回联大。
值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
他写过一首七律《古意》，内有一联说：“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另一首《古意》又说：“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诈雨晴”，都是寄托当时羁居沦陷区的怅望情绪。
《围城》是沦陷在上海的时期写的。
钟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订婚，一九三五年结婚，同船到英国（我是自费留学），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国，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国。
我母亲一年前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
我急要省视老父，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
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的上海建立“分校”。
二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
钟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
”我非常高兴，催他快写。
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
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
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
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
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
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
他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他三十五岁生日诗里有一联：“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正是写这种兼顾不来的心境。
那时候我们住在钱家上海避难的大家庭里，包括钟书父亲一家和叔父一家。
两家同住分炊，钟书的父亲一直在外地，钟书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儿女等已先后离开上海，只剩他母亲没走，还有一个弟弟单身留在上海；所谓大家庭也只像个小家庭了。
以上我略叙钟书的经历、家庭背景和他撰写《围城》时的处境，为作者写个简介。
下面就要为《围城》做些注解。
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
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
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于，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
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
两人都读过《围城》，但是谁也没自认为方鸿渐，因为他们从未有方鸿渐的经历。
钟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
不经意的读者会对他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关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为一。
许多读者以为他就是作者本人。
法国十九世纪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娄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那么，钱钟书照样可说：“方鸿渐，就是我。
”不过还有许多男女角色都可说是钱钟书，不光是方鸿渐一个。
方鸿渐和钱钟书不过都是无锡人罢了，他们的经历远不相同。
我们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 Ⅱ）回国，甲板上的情景和《围城》里写的很像，包括法国警官和犹太女人调情，以及中国留学生打麻将等等。
鲍小姐却纯是虚构。
我们出国时同船有一个富有曲线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国人对她大有兴趣，把她看作东方美人。
我们在牛津认识一个由未婚夫资助留学的女学生，听说很风流。
牛津有个研究英国语文的埃及女学生，皮肤黑黑的，我们两人都觉得她很美。
鲍小姐是综合了东方美人、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抟捏出来的。
钟书曾听到中国留学生在邮船上偷情的故事，小说里的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
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
苏小姐也是个复合体。
她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
她的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个；这人可一点不美。
走单帮贩私货的又另是一人。
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钟书央我翻译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
苏小姐的丈夫是另一个同学，小说里乱点了鸳鸯谱。
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
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
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赵辛媚是由我们喜欢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变大的，钟书为他加上了二十多岁年纪。
这孩子至今没有长成赵辛媚，当然也不可能有赵辛媚的经历。
如果作者说：“方鸿渐，就是我，”他准也会说：“赵辛媚，就是我。
” 有两个不甚重要的人物有真人的影子，作者信手拈来，未加融化，因此那两位相识都“对号入座”了。
一位满不在乎，另一位听说很生气。
钟书夸张了董斜川的一个方面，未及其他。
但董斜川的谈吐和诗句，并没有一言半语抄袭了现成，全都是捏造的。
褚慎明和他的影子并不对号。
那个影子的真身比褚慎明更夸张些呢。
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车从巴黎郊外进城，他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开列了少女选择丈夫的种种条件，如相貌、年龄、学问、品性、家世等等共十七八项，逼我一一批分数，并排列先后。
我知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对象，所以小小翼翼地应付过去。
他接着气呼呼地对我说：“她们说他（指钟书）‘年少翩翩’，你倒说说，他‘翩翩’不‘翩翩’。
”我应该厚道些，老实告诉他，我初识钟书的时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
可是我瞧他认为我该和他站在同一立场，就忍不住淘气说：“我当然最觉得他‘翩翩’。
”他听了怫然，半天不言语。
后来我称赞他西装笔挺，他惊喜说：“真的吗
我总觉得自己的衣服不挺，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别人的挺。
”我肯定他衣服确实笔挺，他才高兴。
其实，褚慎明也是个复合体，小说里的那杯牛奶是另一人喝的。
那人也是我们在巴黎时的同伴，他尚未结婚，曾对我们讲：他爱“天仙的美”，不爱“妖精的美”。
他的一个朋友却欣赏“妖精的美”，对一个牵狗的妓女大有兴趣，想“叫一个局”，把那妓女请来同喝点什么谈谈话。
有一晚，我们一群人同坐咖啡馆，看见那个牵狗的妓女进另一家咖啡馆去了。
“天仙美”的爱慕者对“妖精美”的爱慕者自告奋勇说：“我给你去把她找来。
”他去了好久不见回来，钟书说：“别给蜘蛛精网在盘丝洞里了，我去救他吧。
”钟书跑进那家咖啡馆，只见“天仙美”的爱慕者独坐一桌，正在喝一杯很烫的牛奶，四围都是妓女，在窃窃笑他。
钟书“救”了他回来。
从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说如果叫妓女，至少也该喝杯啤酒，不该喝牛奶。
准是那杯牛奶作崇，使钟书把褚慎明拉到饭馆去喝奶；那大堆的药品准也是即景生情，由那杯牛奶生发出来的。
方遯翁也是个复合体。
读者因为他是方鸿渐的父亲，就确定他是钟书的父亲，其实方遯翁和他父亲只有几分相像。
我和钟书订婚前后，钟书的父亲擅自拆看了我给钟书的信，大为赞赏，直接给我写了一封信，郑重把钟书托付给我。
这来很像方遯翁的作风。
我们沦陷在上海时，他来信说我“安贫乐道”，这也很像方遯翁的语气。
可是，如说方遯翁有二三分像他父亲，那么，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还有几分是捏造，因为亲友间常见到这类的封建家长。
钟书的父亲和叔父都读过《围城》。
他父亲莞尔而笑；他叔父的表情我们没看见。
我们夫妇常私下捉摸，他们俩是否觉得方遯翁和自己有相似之处。
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
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
方鸿渐失恋后，说赵辛楣如果娶了苏小姐也不过尔尔，又说结婚后会发现娶的总不是意中人。
这些话都很对。
可是他究竟没有娶到意中人，他那些话也就可释为聊以自慰的话。
至于点金银行的行长，“我你他”小姐的父母等等，都是上海常见的无锡商人，我不再一一注释。
我爱读方鸿渐一行五人由上海到三闾大学旅途上的一段。
我没和钟书同到湖南去，可是他同行的五人我全认识，没一人和小说里的五人相似，连一丝影儿都没有。
王美玉的卧房我倒见过：床上大红绸面的被子，叠在床里边；桌上大圆镜子，一个女人脱了鞋坐在床边上，旁边煎着大半脸盆的鸦片。
那是我在上海寻找住房时看见的，向钟书形容过。
我在清华做学生的时期，春假结伴旅游，夜宿荒村，睡在铺干草的泥地上，入夜梦魇，身下一个小娃娃直对我嚷：“压住了我的红棉袄”，一面用手推我，却推不动。
那番梦魇，我曾和钟书讲过。
蛆叫“肉芽”，我也曾当作新鲜事告诉钟书。
钟书到湖南去，一路上都有诗寄我。
他和旅伴游雪窦山，有纪游诗五古四首，我很喜欢第二第三首，我不妨抄下，作为真人实事和小说的对照。
天风吹海水，屹立作山势；浪头飞碎白，积雪疑几世。
我常观乎山，起伏有水致；蜿蜒若没骨，皱具波涛意。
乃知水与山，思各出其位，譬如豪杰人，异量美能备。
固哉鲁中叟，祗解别位智。
山容太古静，而中藏瀑布，不舍昼夜流，得雨势更怒。
辛酸亦有泪，贮胸敢倾吐；略似此山然，外勿改其度。
相契默无言，远役喜一晤。
微恨多游踪，藏焉未为固。
衷曲莫浪陈，悠悠彼行路。
小说里只提到游雪窦山，一字未及游山的情景。
游山的自是游山的人，方鸿渐、李梅亭等正忙着和王美玉打交道呢。
足见可捏造的事丰富得很，实事尽可抛开，而且实事也挤不进这个捏造的世界。
李梅亭途遇寡妇也有些影子。
钟书有一位朋友是忠厚长者，旅途上碰到一个自称落难的寡妇；那位朋友资助了她，后来知道是上当。
我有个同学绰号“风流寡妇”，我曾向钟书形容她临睡洗去脂粉，脸上眉眼口鼻都没有了。
大约这两件不相干的事凑出来一个苏州寡妇，再碰上李梅亭，就生出“倷是好人”等等妙语奇文。
证处厚的夫人使我记起我们在上海一个邮局里看见的女职员。
她头发枯黄，脸色苍白，眼睛斜撇向上，穿一件浅紫色麻纱旗袍。
我曾和钟书讲究，如果她皮肤白腻而头发细软乌黑，浅紫的麻纱旗袍换成线条柔软的深紫色绸旗袍，可以变成一个美人。
汪太太正是这样一位美人，我见了似曾相识。
范小姐、刘小姐之流想必是大家熟悉的，不必再介绍。
孙柔嘉虽然跟着方鸿渐同到湖南又同回上海，我却从未见过。
相识的女人中间（包括我自己），没一个和她相貌相似，但和她稍多接触，就发现她原来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
她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
方鸿渐“兴趣很广，毫无心得”；她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
她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内外。
她所享的自由也有限，能从城外挤入城里，又从城里挤出城外。
她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
她和方鸿渐是芸芸知识分子间很典型的大妇。
孙柔嘉聪明可喜的一点是能画出汪太太的“扼要”：十点红指甲，一张红嘴唇。
一个年轻女子对自己又羡又妒又瞧不起的女人，会有这种尖刻。
但这点聪明还是钟书赋与她的。
钟书惯会抓住这类“扼要”，例如他能抓住每个人声音里的“扼要”，由声音辨别说话的人，尽管是从未识面的人。
也许我正像堂吉诃德那样，挥剑捣毁了木偶戏台，把《围城》里的人物斫得七零八落，满地都是硬纸做成的断肢残骸。
可是，我逐段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并不是发现了真人实事，却是看到真人实事的一鳞半爪，经过拼凑点化，创出了从未相识的人，捏造了从未想到的事。
我大笑，是惊喜之余，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穿你的西洋镜”。
钟书陪我大笑，是了解我的笑，承认我笑得不错，也带着几分得意。
可能我和堂吉诃德一样，做了非常扫兴的事。
不过，我相信，这来可以说明《围城》和真人实事的关系。
请问《围城》中李梅亭，韩学愈的人物形象
《围城》中李梅亭的特性:在钱钟书笔下，李梅亭被生动，形象的表现了出来，钱先生把当时许多国民共有的品质都嫁到了他身上，使他具有了特殊性。
在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自私，投机。
尤其在去任教的路上表象的淋漓尽致。
关键词：国民品质，自私，投机 主要内容：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可谓写尽人间丑态，他在《围城》序中说他写的人“只是人类，具有无毛量足动物的基本根性”钱先生这样说就表示了他在《围城》中说写的人物具有人类的丑陋性格，自私，贪婪。
我觉得这些特性在他们去赴教的路上被李梅亭十分突出的表现了出来。
尤其他的铁箱子，围绕这个铁箱子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特性。
鸿渐笑道：“我看他们把全家都装在行李里了，老婆、儿子、甚至住的房子。
你看李梅亭的铁箱不是有一个人那么高么
” 确实，李梅亭去任教还带着某一个一人高的铁箱子，的确令人猜疑，方鸿渐说的话十分经典。
带着某一个铁箱子坐船很不方便，当他们下船时，由这么一段话“鸿渐一眼瞧见李先生的飙失箱，衬了狭小的船首，仿佛大鼻子阔嘴生在小脸上，使人起局部大于全体的惊奇，似乎推了几何学上的原则。
那大箱子能从大船上运下，更是物理学的奇迹。
”这就证明了的确不方便。
在路上刚下过雨后他们走不上半点钟，有一个很陡的石子坡，拉李先生那只大铁箱的车夫，载重路滑，下坡收脚不住，摔了一交，车子翻了。
李先生急得跳下自己坐的车，嚷；“箱子给你摔坏了，”而后一天早晨，大家送李顾上车，李梅亭只关心他的大铁箱，车临开，还从车窗里伸头叫辛楣鸿渐仔细看这箱子在车顶上没有。
脚夫只摇头说，今天行李多，这狼犭亢家伙搁不下了，明天准到，反正结行李票的，不会误事。
孙小姐忙向李先生报告，李无生皱了眉头正有嘱咐，这汽车头轰隆隆掀动了好一会，突然鼓足了气开发，李先生头一晃，所说的话仿佛有手一把从他嘴边夺去向半空中扔了，孙小姐侧着耳朵全没听到。
这足以证明里很关心这箱子，原来里面装的是药，他的药是带到学校去卖好价钱的，留着原封不动，准备十倍原价去卖给穷乡僻壤的学校医院。
这可以看出李的投机行为，他不惜万里和路途的疲惫，就是为了投机，挣钱。
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投机多么猖獗。
连知识分子都不惜投机以获取暴利，跟别说普通人。
《围城》小说中人物的分析
在恋爱婚姻上的失败和他自身性格的懦弱是分不开的，他的好虚荣、爱面子的心理特性直接导致了他事业上的连连受挫。
当他留学归来，凭从一手里买来的假博士文凭受到地方小报记者的夸赞时，他“感觉身心庞然膨胀，人格也伟大了好些”，对文凭极为“认真”的功利性态度伴随着他的生活和工作愈演愈烈，他去大学教书、做名教授的美梦也因博士文凭被校方怀疑而破灭了。
图慕虚荣之心被先生刻画得淋漓尽致。
的生存环境让这个听来才高学富的方鸿渐备感失落，在假博士文凭“光环”的笼罩下，方鸿渐在生活工作中处处遭遇尴尬，从回国后给学生演讲到的任教，这位尚有一定正义感、良知未眠的方鸿渐一直在维护自尊心和欺骗与反欺骗的境遇中挣扎着。
方鸿渐无疑是旧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对方鸿渐的爱情遭遇和生存困惑的描述，究竟想告诉读者什么
对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打量、审视背后隐含了什么内容
副馆长孙郁“从方鸿渐看钱钟书”，敬请关注。
（全文） 为什么这么受读者的欢迎，这里有一个现象之谜，就是说它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文本，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自我生命的一种反顾、一种打量。
那么它描绘了中国的读书人，特别是中国的文人的心理劣根状态和他们的生存困境，所以我说，这本书现在很多的高中生也非常非常愿意读它，因为他们在方鸿渐的身上，也看到了现在我们中国读书人的影子。
现在的中学和大学的知识群落，这些文化人何尝不像当年那样，人们陷入在一种荒诞的文化困境里面。
就是说钱钟书当年描述的文人的窘态，这种知识群落的思想的顾忌，在今天依然延续着，这是这本书畅销不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主要描写了方鸿渐这个人，他从27岁那年从法国留学，从欧洲留学回到国内，然后两年之内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这样的一段生活。
那么方鸿渐他从欧洲回国以后，他开始是失业，没有什么职业，后来就是在他丈人家居住，原来他属于父母给他找的爱人，还没有结婚就去世了，所以他住在丈人家，后来在银行里工作，在银行的工作过程当中他和几个女性就产生了恋爱的关系。
钱钟书在描述方鸿渐在上海做职员的过程当中，那一段爱情的故事，写得非常地精妙，深切地展示了这样一个文化青年，他在恋爱场上、在情场上如何地受挫、如何地陷入了一种茫然的困境，这样一个过程。
比如小说刚开始的时候，写从在巴黎到上海的船上，他和一个鲍小姐那个爱情，他追求鲍小姐，鲍小姐也对他眉来眼去，但最后到了岸上，他就被鲍小姐甩掉了。
他被人骗，所以钱钟书眼里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温情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之少的。
最后呢，无意中他和孙柔嘉小姐，孙小姐结婚了，他那个结婚，本来对孙小姐印象非常非常之好的，是一个很文静的知识女性，但是结婚以后他们不断地产生冲突，他陷入了家庭的无边无际的矛盾之中，所以方鸿渐这个人，不论是在学业上、在家庭上、在社会上他几乎没有一个有亮点的地方，他陷入了一种悖论、一种荒唐的陷阱里边。
比如他跟孙小姐结婚之后，他说的话。
他说：“结婚以后，你总会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谈恋爱的时候，双方本相全收敛起来，到结婚后，还没有彼此认清，倒是老是婚姻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识谁”。
方鸿渐这个人他在谈吐当中给人感觉非常儒雅，像一个读书人，但是钱钟书在描写的过程当中，觉得他呢，他其实是一个没有生活自理的人，是一个在高校不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信心和学术地位的一个人。
而在生活上、在婚姻上又一塌糊涂的人。
他想要追求的他得不到，他不要的呢，偏偏要来，来了以后呢，本来以为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但其实又是一个悲剧的开始。
所以我觉得钱钟书在里面对婚姻我觉得表现的是一种很悲观的态度，但是他自身的婚姻是很幸福的。
钱钟书觉得人是无法预料自己的未来的，人必定要受到命运的一种捉弄。
比如恋爱之前，他觉得他那么美好，最美好的东西，他想追求，但他得不到，反而你不想要的东西他倒来了，你追求到手以后，你突然发现你在一个尴尬的泥潭里边。
方鸿渐这个人开始是想要追求什么，想要寻找什么，想要企盼什么，但最后你就感觉到，这种寻找、追求和企盼呢，慢慢地被一种麻木、痛苦、绝望所代替。
最后我们读完之后，你就会感觉到方鸿渐这个人物其实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典型，他跟阿Q、跟觉新、跟好多作家笔下重要的一些形象一样，他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典型形象。
我们在读他的时候，在看方鸿渐的命运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钱钟书他自己，他的生活态度和他的美学追求。
我们在分析方鸿渐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中国的读书人，往往他们是带着一种外套，就是学人身上穿的一个外套。
就是说，没有真正地才学，但是呢，他们要炫耀自己的思想、炫耀自己的知识、炫耀自己的智慧，讲话经常讲一些哲理的语言，有一些对话是非常精彩的，但是这些对话又不是像方鸿渐这种人自己发明的，他不过是贩卖西方有些人的一些想法。
你比如说，他和赵辛楣有一次对话就谈教育，他经常说一些非常精彩的话。
觉得这个人很有思想，感觉到他好像是很有水平，比如他说：“从前的愚民政策，是不允许人民受教育，现代的愚民政策呢，是只许人们受某一种教育。
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
那么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
他经常说这样一些很有意思的话。
方鸿渐他是在欧洲留学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学到更多的专业，钱钟书认为他是一个无用的人。
所以在钱钟书的小说开始就说：“他是一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就转到了哲学系，最后又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呢，没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国外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国外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的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向中国的官吏和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成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中国当下很多到欧洲、到国外去留学的人，我们看他们写的文章，我们也能感觉到，当年钱钟书笔下的一些影子，很多留学的人，在外面不是真正的学习，而是在镀金。
那么方鸿渐就是一个在欧洲几个国家留学镀金的一个文化人，他也没有学到一个真正的专业，可以说是万金油的这样一个人物。
由于他没有真才实学，而且在恋爱上又不断地陷入到一种陷阱里边。
所以最后在友人赵辛楣梅的推荐之下，就去了。
三闾大学在湖南省的一座国立的大学，那么到了这个大学以后，他因为也学无所长，所以他只是做了一个副教授，他做了一个副教授。
他在国外因为没有拿到学位嘛，他当时为了满足他的家人的虚荣心，他就用了一个假文凭。
到三闾学校以后呢，他也没敢说自己有假文凭，所以他当时只得到一个副教授，他本来想在这个学校好好工作，想做点事情，但是呢，这个学校教授们，从校长到普通的系主任、到一般的教员，种种行为跟官场和商界的那些人没有什么区别。
其实钱钟书他是一个书斋中人，他一生当中除了在大学，就是在研究室工作，后来搞过一段翻译，他没有更深入的社会底层人的这种体验。
但是他的敏锐性，他对人性的洞悉力，使他具有了一种超凡的目光。
他在感知周围人的生活的时候，他常常能够从细节，从人们的日常的一些生活里面，能够发现人性那些病态的、丑陋的东西。
你比如钱钟书在写对话，写方鸿渐和这几个女性，他在希望引起别的女性注意的时候，写他的微妙的心理，都写得入木三分。
这很像欧洲的一些讽刺小说家的一些作品，我想他也可能是受到了西方的一些东西的影响。
赵辛楣和方鸿渐一起和高松年校长对白的时候，他们每个人内心不同的感受，他们的失落感，他们的吃醋，他们的狡诈，他都勾勒出来。
所以给人感觉到钱钟书他是通过日常的生活细节，而不是通过曲折的情节，通过离奇的故事来展现人的。
所以这是《围城》这部书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比如从上海到三闾大学那一段漫长地旅途当中，那一段描写是相当精彩的。
那一段描写，钱钟书在《围城》当中，他通过这些衣食住行这个描述，来写这些文人的脆弱、文人的无聊、文人的荒唐。
在整个旅途过程当中呢，他写了几个人，比如说赵辛楣，李梅亭，大学教授拿着自己的名片到处炫耀，比如他们坐不了车了，他拿这个名片他最后能坐上车了。
李梅亭看到了很漂亮的一个寡妇，眉来眼去，互相斗情。
在钱钟书眼里，这些人表面上他们不过是挂着一个学者的招牌，其实和市井上那些混混和流氓气的人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我们在读《围城》的时候，能够感觉到，钱钟书他是把他内心的大的哀凉，深深地隐含在嘲讽画面的背后。
他在画面上他以那样嬉笑怒骂的文风，他的文笔，来勾勒形形色色的人物。
但是你读完后，你会觉得中国的读书人，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群落。
就是你会有一种非常无奈和悲哀的感觉，这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常讲，鲁迅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那种思想。
像方鸿渐、赵辛楣、李梅亭、苏小姐、汪处厚、高松年、韩学愈等等这些人物形象呢，都像他笔下一个玩偶，他可以任意揉捏，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思想的一个符号、一个观念的载体。
所以他用的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笔法，是用象牙塔里的很有意思的这样一种很幽默的，这样的一种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说像中国的读书人，中国的读书人，钱钟书认为是无用的，特别是学了文的，文科的，就像我们这个专业的人，很多是无用的。
鲁迅晚年也是说，希望自己的孩子，如果有本事的话，千万不要做空头的艺术家和文学家、美术家，要去找一点实事，干一点实事。
因为鲁迅深深地觉得中国的文人无用，他们要么是官的奴隶，要么就是商的奴才，他们要么是依附于统治者，要么就是依附于老板和一个。
那么在《围城》里面知识分子依附的什么呢
你们感觉到《围城》三闾大学，三闾大学是个官气很浓的一个大学，这个大学校长聘任系主任，哪个系、哪个系主任的时候，他要考虑到教育部官员的关系。
而且教授们为了升官他要拍马溜须，要依附于什么。
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他没有自己一个独立的立场。
方鸿渐的性格，其实看他的时候，我觉得我对这个人一点也恨不起来，甚至有很多同情。
因为钱钟书也发现他内心的一些善良的一面，比如说他其实本不想骗人，他也有自尊心，他也有羞愧感，他看到别的大学教授在追逐名利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无耻的时候，他也有蔑视的那一面，他心里他有一种良知在里面。
但是钱钟书在描述他的良知的时候，只是一闪而过，他并不把他自己的目光停留在这个地方，他只是更多地来描写他生活当中尴尬的那一面。
比如钱钟书描写他吃相，他吃饭，吃饭，就没有那个按照一般的中国所谓高贵的贵族，留过洋吃饭是很典雅的。
但是他吃饭，他的吃相就受到了小说里其他一些人物的嘲讽。
比如说他到故乡，从欧洲刚回来演讲，他第一次演讲，人家叫他讲东西方文化，他其实没有那种很深切地体验，完全因为他镀金，所以他在谈到东西方文化的时候，他大谈鸦片、梅毒。
其实学生是愿意听的，但是对那些士大夫们，那些正襟危坐的人，觉得他是胡闹，那么对于真正的学者来看，等于非常浅薄的皮毛之谈。
所以钱钟书在描述这个人物的时候，处处让他表现出他那种尴尬和他的窘态，我们用普通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出丑的地方。
比如说像那些教授，三闾大学也有个教授，他叫韩学愈，他也在弄了个假文凭，他骗人。
方鸿渐在备课的时候，他那种心理，他就写道，钱钟书就写道：“有人肯这样提拔，还不自振作，那真是器物了，所以鸿渐预备功课，特别加料，渐渐做名教授的好梦，得学位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教书是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鸿渐当年没哄过先生，所以未得学位，现在要哄学生不免欠缺依傍，教授成为名教授也有两个阶段，第一是讲义当著作，第二，著作当讲义，好比粗学的理发匠，先把傻子和穷人的头作为练习本领的试验品，所以讲义在课堂上适用，没出乱子就作为著作出版，出版以后，当然是指定教本，鸿渐既然格外卖力，不免也起名利双收的妄想。
” 钱钟书写道：“撒谎骗人该像韩学愈那样才行，要有勇气、坚持到底，自己太不成了，撒了谎还要讲良心，真是大傻瓜。
假如索性大胆老练，至少高松年的欺骗可以避免，老实人吃的亏，骗子被揭破的耻辱，这两种相反的痛苦，自己居然一箭双雕地兼备了。
” 我觉得钱钟书写这些人呢，跟五四时期的很多作家不一样，鲁迅和巴金他们写读书人往往这些读书人具有深切的精神的痛感，他们，对现实处于一种不满的状态，他们要寻找出路、寻找民族和自我的出路，但是恰恰没有出路，于是呢，就陷入了一种苦难和绝望的大泽里边。
但是钱钟书不是这样，钱钟书写知识分子呢，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些混混，他们既没有对民族的使命感，也没有文化的责任感，他们不过是借着留洋、借着知识分子这个招牌来吃饭。
用鲁迅的话讲，就叫“啖饭之道”，就是吃饭之道，所以这些是一些没有什么节操，没有什么操守，没有什么信念的一个群落。
所以钱钟书他更多的是关注的是，他认为中国的读书人，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些混混，一些混混。
所以在读他的小说的时候，我就经常在想，钱钟书这个人，他在审视人生、他审视周围世界的时候，他是缺少鲁迅和巴金那样的作家的温情的，他过于残酷，他甚至于把人的那种人性当中最丑陋的东西，他都全面地还原了出来。
比如说家庭，他写方鸿渐的家庭，方鸿渐家里父母还有妯娌之间，你感觉到每个人的形象都不是可爱的。
他写大学的老师，他的同事，也没有几个可爱的，包括佣人，也写得面目可憎。
就说他是对人性是非常失望的一个人，钱钟书，他不像有一些作家，他希望能够在人的身上打捞一种闪光的东西，比如像孙梨这种作家，孙梨他是一个内心很痛苦的人，但是他在写中国的乡间百姓的时候，他发现他们美的一面，发现他们身上那些迷人的、具有人性力量的东西。
但是在钱钟书，包括他的夫人杨降他们的作品当中，你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形象。
所以他们用一种很残酷的笔法来嘲讽了周围的世界，他认为，钱钟书认为人是陷入在一种二律悖反，是在一种荒唐的这样一种境地里边生存的，在这样荒唐的环境里面选择着、挣扎着。
钱钟书他在书的前言里面写，他说：“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人能够反讽自己，能够嘲笑自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作家能够在小说当中，那么如此从容地来反讽自己的生活呢，其实也就表现了他的一种自省力和他文化情怀，所以我经常在想，钱钟书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他是用的一种游戏的笔法，他写的不像有些作家那么累，有一些作家写完一部长篇小说以后，就觉得心力交瘁。
他尽管也是在忧患之中写的这本书，但是你会觉得他写得很从容。
就是说他在整个的写作当中呢，表现出他与当时主流的、流行的这种叙述模式呢，完全不同的这样一种风格。
当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主流是左翼文学，左翼文学主要是通过广阔的社会生活，通过阶级的斗争，不同的阶级矛盾和斗争，通过这个斗争来展示中国社会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
但是，钱钟书回避了这些，钱钟书似乎不相信仅仅用这种泛道德化和泛意识形态的这种叙述方式，就能够真正地表现出人的这种普遍性的东西，他不相信。
所以钱钟书他开始，他就避开了流行色，避开了一切鲜艳的理念，他凭着自己的直觉，他生命的直觉和他的学识来展现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人的生活。
钱钟书这个文本，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因为他超越了时代，他超越了意识形态，也超越了自身的一些有限性，他相信人是有限的，也恰恰因为他注重了这种有限，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有限，那么也使他这个小说呢，获得了一种无限的阅读的可能性，获得了无限的读者。
在钱钟书的眼里呢，中国的文人是缺少创造性的，科举时代，中国文人依附的是八股，中国开化以后，留洋以后，中国人渐渐有了洋奴的一种心理，所以读书人真正地能够，他们的心灵深处能够感知到西方文化的精髓，又能够从中国东方文化当中能提炼出一种新的文化元素的这样的学者非常非常之少。
我们举个例子，当年鲁迅他到日本留学，当时他们有二百多人，其实当时回来以后，也就是只有几个人非常非常优秀，大部分都是非常平凡、非常普通、非常平庸，甚至于非常荒唐的一些人。
那么就是说，普普通通的没有专业知识而有沾染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恶习的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文人非常非常之多。
那么钱钟书也就恰恰是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人物的群落，来分析来形象地展示他们内心的世界，以此来透视我们国内内心的一些基本元素，就是劣根性的一些东西。
钱钟书描写的三闾大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授，他们的嘴脸都带有漫画式的，带有嘲讽的口吻。
所以这个小说呢，它总体来讲，它就展示了无用、无力、精神无缘这么样的一个人物的形象，一个读书人的形象。
在钱钟书的眼里，像方鸿渐这样的人，他是一个被社会所遗弃、没有任何用处的一个人，是一个知识上的废人、是一种精神上的垃圾。
方鸿渐这个形象我觉得他至少他表现了钱钟书的这样的几个想法：第一，就是说钱钟书通过方鸿渐这个命运，尴尬的命运，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失落、失业、失恋、失态、失宠，他展示一个什么道理呢
第一我想他展示了人的有限性。
中国五四以后的很多作家，他们在描写一个很动人的形象的时候，他们要把他写得非常圆满、非常感人、非常崇高、非常伟岸。
但是钱钟书不相信圆满，方鸿渐我们就会感觉，他在学生面前，他是个老师，但是他是一个不称职的老师，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第二点呢，钱钟书我觉得他在方鸿渐这个形象上，他通过方鸿渐命运的苦运的出现，他表现了人性恶的这样的一个思想。
钱钟书似乎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一句话，所以他在《管锥编》和《谈艺录》里边，他经常揭露那些我们所认为那些很伟大很重要的一些学者和作家的短处，他看到了他们的丑陋的一面。
钱钟书其实他在他的学术著作里边，也容下了他的这些思想。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钱钟书经常讲，他不相信有纯而又纯的东西，他不相信纯粹的东西。
他说真理是存在的，但是真理要想实现必须附之于庶地，用很庸俗的办法才能操作，很美好的东西你不能用很美好的方法来操作，你必须用非常庸俗的方法来操作，才能够成功。
这个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况且不美好的东西用什么办法来操作的呢，所以钱钟书在小说里面他不断地发现知识界的奥妙。
比如在报馆里、在银行里、在大学里边都是这样，特别是在大学里面，他写的这几个读书人，这几个教授，从国外回来的，就是说在国内的土生土长的教授，写他们都是这样。
在五四以后呢，可以说鲁迅、钱钟书他们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这样一个基础。
那么鲁迅呢，他是以战士的、战斗的，反抗黑暗、反抗绝望的加上一种反讽和幽默的口吻，他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叙述语言和叙述语码。
那么钱钟书呢，是靠着自己的聪慧，他的才识，为我们编织了一个虚幻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但是我们就会感觉到，尽管他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他却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反映。
第三个呢，在人物身上他处处展示了人存在的二律悖反，就是同样一个命题，也会有一个相反的命题和它相对，就是说人无往不在一种枷锁当中。
当你获得了什么的时候，同时你就失去了什么，所以《围城》这个书名它本身就有一种哲学的意向，就是说城里的人想要出去，城外的人想要冲进来。
人呢不断地在选择，但是不断地进入一种陷阱，不断地进入一种灾难。
开始人们所想像的，和最后收获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方鸿渐这个人物形象，那么在这几点上呢，就使我们感觉到钱钟书他的精神世界，他内在的悲凉感和孤独感。
钱钟书晚年几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拒绝媒体的采访，电视台要找他去录像，他坚决不出现的，因为他也知道人一说话一表现，上帝就会发笑，说不定也就变成方鸿渐，骗骗人或者怎么样，因为人都是有限的。
他处处看到了人的有限性和尴尬性，他对人的这一点他是非常绝望的。
我觉得钱钟书他表现了这样的一种思想。
方鸿渐最根本的意义，预示着我们现代教育的一种失败，现代某种文化的一种失败。
他在看似神秘艰深的外表的背后，他隐含着一种空虚，无力、灰色、荒诞这样的一种深切的隐含，隐含这样一种意义。
中国所谓的文化人，很多的文化人他们现在被名利所驱使，他们远离了学问，他们也是在做一些和学术没有关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就经常想，如果鲁迅和钱钟书他们现在很年轻的话，他们可能还会写出更精彩的文章来嘲讽这样的一些现象，所以一个民族最可怕的腐败是文化和教育的腐败，因为只有大学才能够生长精神，才是纯洁的精神的园地，才是思想的源力。
你看很多西方的国家，很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重要的一些思想，他是在大学里面产生的，因为这个大学里面应当是一种超功利的，它是不应当有功利理念的，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外在的什么东西，它是一种自由，一种完全是心灵和上苍进行交流，才会产生一种学说。
你比如古希腊，古希腊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呢
因为当时古希腊的人，他们是处在一种游戏的状态，他们强调文化的无功利，那么无功利他就会想到心灵和上苍直接进行交流。
想到月亮为什么是这样的，星星为什么是这样的，大海的浪潮怎么产生的，然后他就出现了逻辑学，出现了自然科学，各种各样学说都出现了。
但是我们中国呢，是从孔夫子开始，我们开始的文化，孔夫子告诉我们一切要有用，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为统治者服务，要为谁谁服务。
中国的文化人一直是依附在别人身上，为谁谁服务的，而不是独立的思考，不是独立的思想。
所以钱钟书在《围城》里面就写了一些没有思想、浑浑噩噩的一些文化人，一些丑陋的文化人。
他们根本没有独立之精神和独立之人格，没有那种超功利的文化情怀，哪怕对我们民族文化的那种忧患，对当下生活的这种感怀、伤世都没有。
所以三闾大学呢，其实就是中国当时现代教育腐败和黑暗的一个缩影。
我觉得它的警示意义非常之大，因为当中国的大学都像三闾大学这样存在的时候，中国是不会产生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哲学家，和伟大的科学家的。
所以我想钱钟书之所以我们说他伟大，就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些问题。
他用自己那种反讽的语言，那种颠覆性的、叙述语序，他描述了这个生活，他把这种可怕性，和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黑暗性展示给读者，使我们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洗心革面，就是说要进行思想上的革命，要改造国民性，要从根本上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
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谈到中国文化悲剧的时候，经常讲到社会，讲到民众，其实社会民众的叙述者是文人，那么文人自身不能够解放，成为一个很委琐的，非常奴性的这样的人物的时候，那不可能产生一个健康的文化。
所以《围城》给我们的启示实在是太巨大和深远了。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重新来看《围城》，我想它一方面使我们可以还原到历史，重新回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知道那一段人的生活，同时我们也可以重新来反省我们当下的知识界和读书界的情况。
我们就会感觉到，中国文人的劣根性，它的存在，它是有它的一段历史，它是有自己的源头的，它有流脉的。
所以它具有了很深刻的文化标本的意义。
所以我想我们通过方鸿渐，通过《围城》，通过钱钟书，我们可以深深地来反省我们人类自己，反省我们今天人的生活。
我们是不是，也在以虚幻的以一种欺骗人的、或者被别人骗的方式，存在一种尴尬的文化境界里边。
我们是不是成为了社会上一个多余的、无力的、无援的、无助的一个孤苦的存在，我们是不是一个充满了幻想而又实际上永远是在痛苦和绝望中挣扎的一个可怜的人物，它给我们带来的联想，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都是非常非常之深远的。
《围城》的人物外貌等特征
围城》里的人物，无一不是抓住特点来写，使人物呼之欲出，栩栩如生。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1、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活像报上讽刺画里中国人的脸。
2、鲍小姐只穿着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镂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
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
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3、（汪处厚的胡子）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像新式标点里的逗号，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
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全剃下来了，慌忙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嘴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
例1抓住了孙太太的小孩“丑”的特点来写；例2抓住鲍小姐打扮“前卫”的特点来写；例3抓住汪处厚而眉毛浓密的特点来写。
这样，抓住特点画外貌，给读者一种如见其人的感觉。
描心理，富有神韵如果说的求形似的话，那么它的就很传神地写出了人物的性格，富有神韵。
中国的写作传统一向是轻形似重神似，以传神为最高境界。
请欣赏下面几段。
1、盘算一下，想无疑在捣鬼，自己买张假文凭回去哄人，岂非也成了骗子
可是——记着，进过哲学系的——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
柏拉图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
圣如，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
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作儿子女婿的人好意思教他们失望吗
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
2、他（李梅亭）的药是带到学校去卖好价钱的，留着原封不动，准备十倍原价去卖给穷乡僻壤的学校医院。
一包仁丹打开了不过吃几粒，可是封皮一拆，余下的便卖不了钱，又不好意思向孙小姐算帐。
虽然仁丹值钱无几，他以为孙小姐一路上对自己的态度也不够一包仁丹的交情；而不给她药呢，又显出自己小气。
他在吉安的时候，三餐不全，担心自己害营养不足的病，偷打开了一瓶日本牌子的鱼肝油丸，每天一餐以后，吃三粒聊作滋补。
鱼肝油丸当然比仁丹贵，但已打开的药瓶，好比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
李先生披衣出房一问，知道是胃里受了冷，躺一下自然会好的，想鱼肝油丸吃下去没有关系，便说：“你们先用早点吧，我来服侍孙小姐吃药。
”辛楣鸿渐都避嫌疑，不愿意李梅亭说他们冒他的功，真吃早点去了。
李梅亭回房取一粒丸药，讨杯开水；孙小姐懒张眼，随他摆布咽了下去。
3、汪处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
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
“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
死掉太太——或者死掉丈夫，因为有女作家——这题目尤其好；旁人尽管有文才，太太或丈夫只是你的，这是注册专利的题目。
汪处厚在新丧里做“亡妻事略”和“悼亡诗”的时候，早想到古人的好句：“眼前新妇新儿女，已是人生第二回。
”只恨一时用不上，希望续弦生了孩子，再来一首“先室人忌辰泫然有作”的诗，把这两句改头换面嵌进去。
这首诗到现在还没有做。
第二位汪太太过了门没生孩子，只生病。
在家养病反把这病养家了，不肯离开她。
例1写方鸿渐买假文凭时的心理，为自己的欺骗行为找借口，其实是自欺欺人。
例2写李梅亭给不给药，和给什么药的心理，揭露李梅亭名为学者，实为投机商人的无耻嘴脸。
例3写汪处厚写悼亡诗的心理，揭示了靠拉关系做了三闾大学中国文学系系主任的汪处厚，抄袭前人作品，无病呻吟，自我陶醉的丑态。
作者在《围城》的序里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类人物。
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作者写人物，没有把他们美化为至高无上的、散发着光晕的神，而重点在揭示他们身上的劣根性。
语言机智，富有神韵。
绘世态，入木三分《围城》不但为我们塑造了一批新儒林群像，还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社会的世态人情。
请欣赏下面几段。
1、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
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
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象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2、方鸿渐受到两面夹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
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
3、张先生跟外国人来往惯了，说话有个特征——也许在洋行、青年会、扶轮社等圈子里，这并没有什么奇特——喜欢中国话里夹无谓的英文字。
他并无中文难达的新意，需要借英文来讲；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
4、西洋赶驴子的人，每逢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唇吻之上。
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愈会赶，不知不觉中又走了一站。
那时候它是否吃得到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
一切机关里，上司驾驭下属，全用这种技巧；譬如高松年就允许鸿渐到下学年升他为教授。
例1揭示当时人普遍的“崇洋”心理。
一些人到国外去，不是为了学知识，而是为了镀镀金，抬高身价而已。
例2揭示了当时人重视文凭，不重能力的现象。
例3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特定时期的特定行业——买办，以为洋人办事为荣，以善说洋文为荣的社会现象。
例4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上下级关系。
描画世态，入木三分。
在《围城》的序里，作者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
”从作品反映的内容看，“某一部分社会”是指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一些世态，而有些世态，现在何尝没有呢
正因如此，小说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围城》的语言，如果仅止于追求机智幽默，会让人觉得失之油滑、肤浅。
而它的语言，画人物，栩栩如生；描心理，富有神韵；绘世态，入木三分。
以机智幽默的语言形式反映了人性和世态的内容，给人一种丰富、厚重和深刻的感觉。
这些妙语如一颗颗耀眼的珍珠，为整篇小说增添了风采。
欣赏这些如珠妙语，如饮醇酒，愈久弥香。
围城中去三闾大学的佳段
，钱钟书先生著中的大学。
校长为高松年。
根据书中记载地处湘西“平成”，是抗战时期创建的一所大学。
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钱钟书的长篇小说正式出版。
该书面世后反响极大，由此也引起了读者对于书中“”的原型猜测和考证。
有关“三闾大学”的原型猜测有很多。
但根据学者的研究考证，较为大家所公认的“三闾大学”的原型是蓝田。
蓝田即通常所说的国立师范大学，国立师范大学大部分校址在今的校区内。
该校传达室三闾钟楼既是在原校址上建成的，而国立师范大学的建筑已经荡然无存了。
平成是“平安成化”之意的缩语，即暗指安化县，当时的蓝田镇属安化县。
三闾大学是中一个很重要的场景，也是全书最精彩情节的发生地。
其原型所在地为安化蓝田(今湖南涟源)在版图上不过一弹丸小镇，但却是当年抗战时期转移至后方的大学－－的校址所在。
1939年，钱钟书被聘为该校教授，在此生活、讲课两年后，于1941年返回上海。
短短的两年时间，这座南方小城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钱钟书的痕迹。
因为，《围城》实在是太有名了，不仅小说，后来在涟源取景的同名电影，同样是广受欢迎。
因为感情上遭到严重打击，加上事业发展不顺，以及抗战形势变化，从子虚乌有的“”博士毕业的（《围城》主人公，有人认为钱钟书以自己为原型创造）接到了从三闾大学（原型即邀请钱钟书前往教书的国立师范大学）发来的聘函。
同时接到聘书的还有他的朋友、赵辛楣等人，他们结伴从上海起程。
方鸿渐一行水陆兼程。
从上海坐船到浙江宁波，然后再坐长途汽车到金华，留宿“欧亚大酒店”几日后，搭乘火车到江西鹰潭，因为车票紧张，在江西境内他们又耽搁了几天，终于到达江西与湖南交界的界化陇，从此地转乘湖南的长途汽车经过四天颠簸后到达邵阳。
根据后来的考证，钱钟书在《围城》中安排方鸿渐去三闾大学的路线，在邵阳以前完全与他本人前往国立师范大学的路线重合。
从邵阳到目的地“平化”，《围城》中描述为“到学校全是山路，得换坐轿子。
”他们第一天走了七十多里，然后在途中歇息一晚上，第二天傍晚时分到达学校。
而邵阳到蓝田的距离为一百二十里，从时间上推算，三闾大学原型应正好是钱钟书当年供职的国立师范大学。
只是在小说中为回避真实，钱钟书才虚构了目的地。
据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说，《围城》钟的人物很多都可以在钱钟书去湖南执教同行的人中找到一些影子；至于“三闾大学”中的衮衮诸公，如高松年、汪处厚、刘东方、韩学愈、范小姐等，也不可能不打上国师的烙印。
国立师范学院的主要建筑都位于如今的涟源一中校园内，大部分现已被涟源一中于解放后的上十次的翻修中不断被更新，昔日的破败早已被簇新的建筑所代替，教学楼外象征性的“三闾钟楼”牌匾试图努力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是钱钟书生活、工作的地方。
幸运的是，国师搬迁后，这里历办湖南省立15中、涟源一中等学校，使得校园中的古树悉数得以保存。
据一中教师介绍，整个校园内，有百年古树数十棵。
只要细心，在这里还可以找到不少小说中描写的细节。
钱钟书在《围城》里描述，“三闾大学”是一座“摇篮”，这“摇篮也挑选得很好，在平成县乡下一个本地财主的花园里，面溪背山”， “花园”就是指李园；“溪”就是蓝田的升平河；“山”就是涟源一中校园里的光明山。
只可惜，“花园”已成了涟源市政府的一角，前几年仍然可以看到的花园大门，已经被一排商业门面占据，不时传来小贩们的吆喝声；“溪”则早已流成了小河；只有“山”，除了新修了游泳池，并补栽了一些树木以外，基本上没有受到破坏。
反而树木越发繁茂，小路曲折，气氛幽静。
山上小亭子里，不时能见到几个手捧书本用功的学生，让我总怀疑他们手里拿的是不是《围城》。
也许，当年在这里读书的国师学生们也和他们一样，徘徊读书于此。
《围城》里关于“三闾大学”的另外一些景物描写都可以找到原型。
《围城》里写道：“汪家租的黑砖半西式平房是校舍以外本地最好的建筑，跟校舍隔一条溪”，这建筑就是当时的“德志园”，在如今的看守所下来不远处的分岔口旁，这建筑有一栋还在
《围城》里写道：“水涸的时候，大家都不走木板桥而踏着石子过溪……”这木板桥确实有过，当时，附近一村民为了方便国师的师生过溪，在现蓝郊村李家院子前的河湾处架了一座木板桥，这座木板桥后来被洪水冲走了。
《围城》里写道：“表上刚九点钟，可是校门口大操场上人影都没有……四野里早有零零落落试声的青蛙……”这大操场就是现光明山大礼堂前的大操场，2004年，这里被当地政府开发成一个大商场。
除此之外，《围城》里描写的酒店、书店等到也可以找到它的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