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乡村田园生活美好”的诗句有哪些
（其三十一），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两首诗都是以描写田园风貌的田园诗。
都流露出轻松愉快的基调，都表现的是农民田间的劳动情景，歌颂劳动人民的勤劳淳朴。
虽然两诗所咏题材相同，但两位诗人毕竟风格独立，所以我们在品味其共性之美的同时，还要咀嚼其个性独异之处。
的诗比较重于情趣的表现，诗思再现得曲折有致，耐人咀嚼。
作者写的是夏日农忙，前两句从时间写，是白天辛苦，夜里劳碌，昼夜不停，突出了“忙”字；从内容写，时而除草，时而绩麻，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农活，也是一个“忙”字；从劳动者写，村庄儿女，男男女女，各有各的岗，各干各的事，也表现出“忙”。
从诗歌表意的角度看，这两句已经多角度地将农忙的气氛渲染尽了，将农忙的情景表现足了，再往下写，就很难了。
怎么办呢
诗人毕竟匠心独运，后两句，他一下子不承上面的话题，撇开了能“耘田”、“绩麻”的村庄儿女，别具慧眼地将镜头对准不懂事的“童孙”，即那些孩子们。
照理，孩子们是不懂什么的，大人再忙，他们只会自顾玩耍。
然而，不懂事的孩童却又表现得非常懂事，“学种瓜”之举正因他们对大人的体贴和受农忙热烈气氛的感染。
而小孩尚且如此，大人的忙碌程度就表现得更为充分。
诗人正是从这一角度措意，把农忙的气氛表现得更热烈，把诗歌的意境表现得更有情趣。
而且这样布局，避免了平直、呆板的毛病，曲折有致，引人入胜。
的诗写农忙景象，不只局限于就农忙写农忙，而是善于勾划农村优美风光，写景如画，使生活之美和自然之美完整地融合为一体，创造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诗的前两句写景，用“绿遍”来写“山原”，用“白满”来写“川”，给人们展示的是一幅山川壮阔而又秀美的图画，而“子规声里雨如烟”一句将夏初富有个性的景象形象地描绘了出来，梅雨不停，子规不歇，从侧面烘托出农忙季节的到来。
这样的景象非常优美，农民在这样的环境中劳动，其忙碌也就别有一番兴味。
读的，读者感受到的只有清新，只有淳朴，只有诗情画意。
人教版四年级下册语文课文全部内容
宋宁宗时的开禧北伐失败以后，宋室再次与金国签订了屈辱的和议，宋、金之间再次处于相对稳定的对峙状态。
到了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蒙古灭金以后，南宋又面临着更加强大的蒙古汗国的威胁，直至灭亡。
在这段时期里，史弥远、贾似道相继擅权，朝政黑暗，国势孱弱。
诗坛上激昂悲壮的歌声逐渐减弱，而吟风弄月、投谒应酬之作则日益流行，宋诗进入了尾声阶段。
然而要求抗敌御侮的主题一直不绝如缕，到了宋末还一度成为诗坛主流，使宋诗放射出最后一束光辉。
先后与宋王朝对峙的辽、金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接受了比较先进的汉文化的影响，逐渐走上了封建化的轨道。
辽、金的社会文化形态呈现出契丹、女真民族的原有文化与汉文化相融合的特色，而游牧民族特有的豪放、刚健的民族性格则对辽、金诗歌有着深刻的影响。
辽诗所存作品不多，以契丹诗人的创作为主。
金诗则作者众多，作品繁盛，在诗学理论上也相当成熟，形成了一代诗风。
尤其重要的是金代出现了元好问这位杰出的诗人，其成就足以与宋代的一流诗人并驾齐驱。
永嘉四灵的诗风 四灵的渊源和影响 江湖诗派的形成 江湖诗派的作品刘克庄与戴复古 大约在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也就是陆游、杨万里等人进入创作晚期的时候，“永嘉四灵”开始出现在诗坛上。
“永嘉四灵”是指永嘉地区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赵师秀和翁卷。
这四人都出于叶适之门，各人的字中都带有一个“灵”字，所以叶适把他们合称为 “四灵”，曾编选《四灵诗选》，为之揄扬。
“四灵”或为布衣，或任微职，都是命运落拓的贫寒之士。
他们的生活面狭小，诗歌内容也比较单薄，只有少数诗写到民生疾苦或时事，多数作品的内容是题咏景物，唱酬赠答。
正如他们的诗集名称所显示的，他们的创作局限于书斋之中。
宋末方回批评“四灵”说：“所用料不过‘花、竹、鹤、僧、琴、药、茶、酒’，于此数物一步不可离，而气象小矣。
”（《瀛奎律髓》卷一○）这话确实击中了“四灵”的要害。
“四灵”的诗诗都是薄薄的一册，每人存诗只有一二百首，他们是一群格局较小的诗人。
“四灵”作诗以贾岛、姚合为宗，赵师秀曾选贾、姚之诗，合编为《二妙集》。
他还称赞徐照说：“君诗如贾岛，劲笔斡天巧。
”（《哀山民》）而时人赵汝回则认为“四灵”之诗“冶择淬炼，字字玉响，杂之姚、贾中，人不能辨也。
” （《庐诗序》）与贾、姚一样，“四灵”的作品以五律为主要诗体。
今存的“四灵”诗集中，五律皆占一半以上，其中较好的作品如徐照的《山中》和赵师秀的《龟峰寺》： 世事已无营，翛然物外形。
野蔬僧饭洁，山葛道衣轻。
扫叶烧茶鼎，标题记药瓶。
敲门旧宾客，稚子会相迎。
石路入青莲，来游出偶然。
峰高秋月射，岩裂野烟穿。
萤冷粘棕上，僧闲坐井边。
虚堂留一宿，宛似雁山眠。
内容是描写清邃幽静的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艺术上精雕细琢，玲珑雅洁，接近贾岛、姚合的诗风。
但由于过分注重炼字琢句，“四灵”的多数五律虽有较精警的句子，而全篇意境却不够完整。
倒是他们的七绝间有意境浑融之作，例如翁卷的《乡村四月》：“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赵师秀的《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生活气息较浓，又摆脱了雕琢之习，清丽可诵。
“四灵”出现的时候，江西诗派的影响已渐趋衰微。
当时陆游、杨万里等人以各具特色的新风格超越了江西诗风。
“四灵”在主观上也想打破江西派的藩篱，他们选择被黄、陈悬为厉禁的晚唐诗人贾岛、姚合为典范，并在写作中尽量少用典故成语，都含有与江西派背道而驰的意图。
叶适认为“四灵”诗风是对唐诗的复归，其实“四灵”与宋初的“九僧”在诗学宗尚、诗体选择乃至艺术风格上都是遥相呼应的。
由于“四灵”在当时获得了远远超过其实际成就的名声。
那些不满江西诗风又无力像陆游、杨万里一样自辟新路的诗人对“四灵”趋之若鹜，竟出现了“旧止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刘克庄《题蔡炷主簿诗卷》）的局面，并以稍后的江湖派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南宋后期，一些没能入仕的游士流转江湖，以献诗卖文维持生计，成为江湖谒客。
当时杭州有一个名叫陈起的书商，喜欢结交文人墨客，其中有低级官员、隐逸之士，也有许多江湖谒客。
从宋理宗庆元年（1125）开始，陈起为上述诗人刻印诗集，总称为《江湖集》。
以江湖谒客为主的这些诗人就被称为江湖诗派。
由于被收入《江湖集》的诗人身份各异，又没有公认的诗学宗主，所以江湖诗派是一个十分松散的作家群体，他们只是具有大致相似的创作倾向而已。
在陈起始刻《江湖集》的前一年，即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权相史弥远擅行废立，次年又逼死了已被废黜的济王赵竑。
史弥远为了钳制舆论，便从新刊的《江湖集》中找出“东风谬赏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和“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等诗句，诬为讥刺朝政，对作诗者进行迫害，《江湖集》被劈板禁毁，且诏禁士大夫作诗。
“江湖诗祸”的发生一方面影响了江湖诗人的创作，使他们畏祸而较少咏及时事；另一方面却也使得江湖诗派名扬一时，反而提高了他们在诗坛上的声誉。
江湖诗派成员众多，人品流杂，其中大多数人对于国事政治不甚关心，但也不甘于清贫寂寞的隐逸生活。
他们热衷于交游、结社、互相标榜。
有不少人甚至以诗歌作为干谒权贵、谋取钱财的工具。
他们的前辈姜夔虽然结交高官，但尚能清介自守。
而此时的江湖诗人则不再坚持那种操守和志趣，他们追求的是社会的承认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实际利益，他们写了许多用于献谒、应酬的诗，内容大多是歌功颂德或叹穷嗟卑，空洞无聊。
此外，献谒、应酬之作往往是即席而成，率意出手，有时甚至逞才求博，以多相夸，结果辞意俱落俗套，在艺术上相当粗糙。
当然，江湖诗派的情况十分复杂，不可一概而论。
江湖诗人生活在社会下层，接触的生活面很广，诗歌的题材来源比较丰富。
农民以及城市贫民的悲惨处境不时出现在江湖诗人笔下，例如许棐的《泥孩儿》把“双罩红纱厨，娇立瓶花底” 的泥孩儿与“呱呱瘦于鬼，弃卧桥巷间”的贫儿作比，从而发出“人贱不如泥” 的慨叹，相当感人。
江湖诗人最擅长的题材是写景抒情，他们在这方面受到“四灵”的影响，即字句精丽，长于白描。
但境界较为开阔，又稍胜于“四灵”。
例如陈允平的《青龙渡头》和叶绍翁的《游园不值》： 天阔雁飞飞，松江鲈正肥。
柳风欺客帽，松露湿僧衣。
塔影随潮没，钟声隔岸微。
不堪回首处，何日可东归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什么是四灵诗派
南宋末年的诗派.该派写诗专攻近体,尤其是五律,并以晚唐姚合和贾岛的创作为依据来反对江西诗派资书以为诗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江西诗派以学问为诗、专在书本上找材料的习气。
又称“永嘉四灵”，指南宋4位浙江永嘉籍诗人徐照（字灵）、徐玑（号灵渊）、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号灵秀）。
因四人家号中都有一“灵”字，故名。
游园不值是叶绍翁什么时候写的
宋宁宗时的开禧北伐失败以后，宋室再次与金国签订了屈辱的和议，宋、金之间再次处于相对稳定的对峙状态。
到了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蒙古灭金以后，南宋又面临着更加强大的蒙古汗国的威胁，直至灭亡。
在这段时期里，史弥远、贾似道相继擅权，朝政黑暗，国势孱弱。
诗坛上激昂悲壮的歌声逐渐减弱，而吟风弄月、投谒应酬之作则日益流行，宋诗进入了尾声阶段。
然而要求抗敌御侮的主题一直不绝如缕，到了宋末还一度成为诗坛主流，使宋诗放射出最后一束光辉。
先后与宋王朝对峙的辽、金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接受了比较先进的汉文化的影响，逐渐走上了封建化的轨道。
辽、金的社会文化形态呈现出契丹、女真民族的原有文化与汉文化相融合的特色，而游牧民族特有的豪放、刚健的民族性格则对辽、金诗歌有着深刻的影响。
辽诗所存作品不多，以契丹诗人的创作为主。
金诗则作者众多，作品繁盛，在诗学理论上也相当成熟，形成了一代诗风。
尤其重要的是金代出现了元好问这位杰出的诗人，其成就足以与宋代的一流诗人并驾齐驱。
永嘉四灵的诗风四灵的渊源和影响江湖诗派的形成江湖诗派的作品刘克庄与戴复古 大约在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也就是陆游、杨万里等人进入创作晚期的时候，“永嘉四灵”开始出现在诗坛上。
“永嘉四灵”是指永嘉地区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赵师秀和翁卷。
这四人都出于叶适之门，各人的字中都带有一个“灵”字，所以叶适把他们合称为“四灵”，曾编选《四灵诗选》，为之揄扬。
“四灵”或为布衣，或任微职，都是命运落拓的贫寒之士。
他们的生活面狭小，诗歌内容也比较单薄，只有少数诗写到民生疾苦或时事，多数作品的内容是题咏景物，唱酬赠答。
正如他们的诗集名称所显示的，他们的创作局限于书斋之中。
宋末方回批评“四灵”说：“所用料不过‘花、竹、鹤、僧、琴、药、茶、酒’，于此数物一步不可离，而气象小矣。
”（《瀛奎律髓》卷一○）这话确实击中了“四灵”的要害。
“四灵”的诗诗都是薄薄的一册，每人存诗只有一二百首，他们是一群格局较小的诗人。
“四灵”作诗以贾岛、姚合为宗，赵师秀曾选贾、姚之诗，合编为《二妙集》。
他还称赞徐照说：“君诗如贾岛，劲笔斡天巧。
”（《哀山民》）而时人赵汝回则认为“四灵”之诗“冶择淬炼，字字玉响，杂之姚、贾中，人不能辨也。
”（《庐诗序》）与贾、姚一样，“四灵”的作品以五律为主要诗体。
今存的“四灵”诗集中，五律皆占一半以上，其中较好的作品如徐照的《山中》和赵师秀的《龟峰寺》： 世事已无营，翛然物外形。
野蔬僧饭洁，山葛道衣轻。
扫叶烧茶鼎，标题记药瓶。
敲门旧宾客，稚子会相迎。
石路入青莲，来游出偶然。
峰高秋月射，岩裂野烟穿。
萤冷粘棕上，僧闲坐井边。
虚堂留一宿，宛似雁山眠。
内容是描写清邃幽静的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艺术上精雕细琢，玲珑雅洁，接近贾岛、姚合的诗风。
但由于过分注重炼字琢句，“四灵”的多数五律虽有较精警的句子，而全篇意境却不够完整。
倒是他们的七绝间有意境浑融之作，例如翁卷的《乡村四月》：“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赵师秀的《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生活气息较浓，又摆脱了雕琢之习，清丽可诵。
“四灵”出现的时候，江西诗派的影响已渐趋衰微。
当时陆游、杨万里等人以各具特色的新风格超越了江西诗风。
“四灵”在主观上也想打破江西派的藩篱，他们选择被黄、陈悬为厉禁的晚唐诗人贾岛、姚合为典范，并在写作中尽量少用典故成语，都含有与江西派背道而驰的意图。
叶适认为“四灵”诗风是对唐诗的复归，其实“四灵”与宋初的“九僧”在诗学宗尚、诗体选择乃至艺术风格上都是遥相呼应的。
由于“四灵”在当时获得了远远超过其实际成就的名声。
那些不满江西诗风又无力像陆游、杨万里一样自辟新路的诗人对“四灵”趋之若鹜，竟出现了“旧止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刘克庄《题蔡炷主簿诗卷》）的局面，并以稍后的江湖派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南宋后期，一些没能入仕的游士流转江湖，以献诗卖文维持生计，成为江湖谒客。
当时杭州有一个名叫陈起的书商，喜欢结交文人墨客，其中有低级官员、隐逸之士，也有许多江湖谒客。
从宋理宗庆元年（1125）开始，陈起为上述诗人刻印诗集，总称为《江湖集》。
以江湖谒客为主的这些诗人就被称为江湖诗派。
由于被收入《江湖集》的诗人身份各异，又没有公认的诗学宗主，所以江湖诗派是一个十分松散的作家群体，他们只是具有大致相似的创作倾向而已。
在陈起始刻《江湖集》的前一年，即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权相史弥远擅行废立，次年又逼死了已被废黜的济王赵竑。
史弥远为了钳制舆论，便从新刊的《江湖集》中找出“东风谬赏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和“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等诗句，诬为讥刺朝政，对作诗者进行迫害，《江湖集》被劈板禁毁，且诏禁士大夫作诗。
“江湖诗祸”的发生一方面影响了江湖诗人的创作，使他们畏祸而较少咏及时事；另一方面却也使得江湖诗派名扬一时，反而提高了他们在诗坛上的声誉。
江湖诗派成员众多，人品流杂，其中大多数人对于国事政治不甚关心，但也不甘于清贫寂寞的隐逸生活。
他们热衷于交游、结社、互相标榜。
有不少人甚至以诗歌作为干谒权贵、谋取钱财的工具。
他们的前辈姜夔虽然结交高官，但尚能清介自守。
而此时的江湖诗人则不再坚持那种操守和志趣，他们追求的是社会的承认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实际利益，他们写了许多用于献谒、应酬的诗，内容大多是歌功颂德或叹穷嗟卑，空洞无聊。
此外，献谒、应酬之作往往是即席而成，率意出手，有时甚至逞才求博，以多相夸，结果辞意俱落俗套，在艺术上相当粗糙。
当然，江湖诗派的情况十分复杂，不可一概而论。
江湖诗人生活在社会下层，接触的生活面很广，诗歌的题材来源比较丰富。
农民以及城市贫民的悲惨处境不时出现在江湖诗人笔下，例如许棐的《泥孩儿》把“双罩红纱厨，娇立瓶花底”的泥孩儿与“呱呱瘦于鬼，弃卧桥巷间”的贫儿作比，从而发出“人贱不如泥”的慨叹，相当感人。
江湖诗人最擅长的题材是写景抒情，他们在这方面受到“四灵”的影响，即字句精丽，长于白描。
但境界较为开阔，又稍胜于“四灵”。
例如陈允平的《青龙渡头》和叶绍翁的《游园不值》： 天阔雁飞飞，松江鲈正肥。
柳风欺客帽，松露湿僧衣。
塔影随潮没，钟声隔岸微。
不堪回首处，何日可东归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