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所谓乡土小说是指靠回忆重组来描写 故乡农村的生活带有浓厚乡土气息和 地方色彩的小说 ，也可以说“乡土小说”指的是20年代初、中期，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 宗法制乡镇生活的 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
最早创作乡土小说并证明其艺术魅力的，是 鲁迅。
乡土小说作家很多都是直接受鲁迅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模仿鲁迅而开始创作的，大都师承了鲁迅小说的批判 国民性特点，较少造作，克服了概念化，以一种质朴和真实的面貌为当时小说创作界吹进一股清风。
代表作家有 冯文炳（ 废名）、 王鲁彦、 台静农、 彭家煌、 许杰等，代表作品《 马桥词典》《浮躁》《 土门》《 白鹿原》等。
从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来看，乡土小说显然与中西方文化冲突有着密切的同构关系。
当“ 西方文明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逐渐破坏了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而且在总的方面影响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方向”的时候，它势必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转型时期世界观的斗争和价值观的复杂矛盾。
一方面在理性上不得不认同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先天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以及目睹西方文明的入侵和西方文明本身所固有的种种弊端，又注定了他们以振兴民族文化为己任的价值选择。
当这种文化矛盾已构成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和代言人，必然地会在小说创作中表现这一母题。
以 鲁迅为代表的20世纪乡土小说家，正是在这一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开始了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困惑和情感失衡的叙写。
如何评价小说《白鹿原》
如果说三折对《白鹿原》是件好事，那深地吊起了观众的。
观众期待的电影《白鹿原》的原因很明确：原著的厚重和精彩，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严重匮乏。
尤其是这几年中国电影患上严重虚妄之症，很难见到有一部很文艺但很震撼的中国特色影片HLOD住观众，再加上好莱坞接连不断的科幻电影天马行空，让人腻味，中国观众更是对《白鹿原》充满期待。
作为迫不及待的观众之一，笔者昨天第一时间赶往影院看了第一场《白鹿原》。
由于有数次读原著的比较，加上心里充满期待，观影时生怕漏了哪个细节，并不由自主和原著一一对号入座。
两个多小时很快过去，心里有惊喜也有失落，五味杂陈。
一时间难以给这部电影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好片还是烂片呢
我认为，影片有很明显的三个亮点和三点遗憾
亮点一、影片很陕西、很地道，有着浓烈的陕西关中乡土气息。
这一点和原著的精神基本符合。
片中的田小娥、黑娃、鹿子霖、白嘉轩、白孝文等人物的扮相和表演也比较接近原著。
演员们的陕西话和所处的环境以及行为细节极具陕西风味。
除了陕西话，影片中时时出现的陕西景、陕西戏、陕西饭……总能无声提醒所有观众“请注意，这部电影来自陕西。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华阴老腔是影片亮点之一当刚直高亢、磅礴豪迈的老腔响起，和影片中人物故事极度贴合，这种很有历史价值却根植于陕西乡土的地方艺术形式非常有震撼力，成为电影特色的点睛之笔。
有意思的是，段奕宏饰演的黑娃数次端着大老碗大快朵颐吃油泼面的场景也让不少观长卷，有着纷繁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时代背景，更蕴含着丰富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要用两个半小时表现这一史诗著作谈何容易。
电影从4个多小时删减至两个半小时，导演试图只留下精华，结果把很多过渡、铺垫和人物细腻表现的地方都给咔嚓掉了，最后就像贴瓷片，一片片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裂痕遍布，硬伤处处，以至于在一些情节的衔接上出现突兀和顾此失彼的情况。
这样使影片看起来不连贯不紧凑，有些闷；尤其有一种浮在表面而深入不下的感觉，和原著的气质距离较远。
遗憾二、成也情欲戏败也情欲戏。
原著小说《白鹿原》关于情欲戏场面的描写有5万字之多，这可不是个小数。
可以说，如果要用影像准确地表现5万字的戏份，估计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这些情欲戏基本都是发生在田小娥和黑娃、鹿子霖、白孝文等几个男人之间。
嫁入大户人家做偏房的田小娥因为经常独守空房，性生活得不到满足，和麦客黑娃产生恋情并越过雷池偷情。
奸情被发现后，田小娥被逐出夫家，和黑娃回到黑娃所在的白鹿原老家。
黑娃和田小娥的丑事不为白鹿原的族人所容，田小娥的人生就此发生逆转和改变——命运把一心追求幸福生活的她推向一个悲剧境地。
在白鹿原，田小娥在长辈鹿子霖和黑娃的兄弟白孝文之间周旋，成为男人的玩物。
战乱和瘟疫，使田小娥用身体最终换来的却是怀着孩子的冤死。
和几个男人的情欲戏是原著中最能表现人性和田小娥悲剧的点睛之笔，无奈受审查和无分级制的限制，这些情欲戏在影片中被删得剩下寥寥几笔，可谓蜻蜓点水点到为止，还不如以前其他过审的电影丰富。
没了这些缠绵，影片的悲剧气氛和人性表现大打折扣，大伤原著之元气。
另外，影片在上映前，把情欲戏当卖点来大肆炒作，这样的宣传背离整个原著精神，而在影片中却鲜见情欲戏，这样未免让观众很失望，这对影片的品质和观众都是一种伤害
遗憾三、田小娥的戏份太多，整个影片虎头蛇尾。
田小娥戏份之多让人摸不着头脑。
她周旋在黑娃、鹿子霖和白孝文之间，是一个关键人物，但是原著中的田小娥是个悲剧人物，是男人们的玩物，因此她才一边渴求爱情又一边不由自主地委身于不同男人以求安宁。
而电影中的田小娥，似乎对性爱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由原著中二度无奈变成电影中二度轻浮和不检点，这也成了影片遭人诟病之处。
不过电影《白鹿原》最大的问题在于删了大儒朱先生和白灵两个人物，朱先生是贯穿这部小说的关键人物，后者则为白鹿原的居民们提供了另一种生活态度，难怪有网友评论称：“电影《白鹿原》没了朱先生，就像《三国演义》没了诸葛亮。
”另外，可能是由于删减不当或者难以取舍的矛盾所致，电影《白鹿原》前一个小时戏份相当精彩。
不过到了电影的后一个半小时，节奏竟然变得拖沓无比，而且让人感觉毫无高潮。
更让观众难以接受的是，或许是因为审查删剪的原因，整部《白鹿原》给人支离破碎的感觉。
鹿兆鹏掀起的土改没有交代清楚，原著中的黑娃从农民成为了土匪，后来又拜朱先生为师改邪归正，但电影仅仅讲到黑娃当上了土匪就戛然而止，影片在日本军机轰炸中莫名其妙的结了尾……结局仓促而不知所云不知所指，这些都使得公映版本的《白鹿原》和史诗电影之名不符。
众印象深刻；大老碗和油泼面也是地道的陕西关中文化符号，历史悠久。
亮点二、画面靓丽，麦田壮美，很有张艺谋风格。
《白鹿原》以一片金黄色的滚滚麦浪开场，在宽银幕的展示下十分震撼，随后多次出现壮阔麦浪，有观众迫不及待边看电影边发微博，“正在看《白鹿原》，场景震撼
镜头下关中大地的苍茫与力量让人心驰神往
”多次出现的麦田和符合历史时代的人物妆容造型，都和现代人所处的环境形成强烈的反差，让人感到扑面而来的自然美和鲜明的民族风貌。
亮点三、演员表演可圈可点。
影院上映的《白鹿原》基本上是以女主人公田小娥为中心展开故事的。
张雨绮饰演的田小娥是全片灵魂人物。
她的扮相基本符合原著，表演这次可谓是前所未有的突破，基本上做到了行止、语言、内心和心理都收放自然，鲜有败笔。
这将是奠定张雨绮演员地位的转型之作。
另外，段奕宏饰演的黑娃、张丰毅饰演的白嘉轩、吴刚饰演的鹿子霖、成泰燊饰演的白孝文、刘威饰演的鹿三等主要角色都很出彩。
毕竟都是一帮实力派演员，且有文学原著撑底气，他们都圆满完成了对角色的塑造。
这部折腾十年之久的电影《白鹿原》不可能是部差片，但就是这三番五次的折腾，却也折腾出不少遗憾，最明显的有三处。
遗憾一、删减过度，支离破碎
50万字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堪称史诗巨著，至今在当代中国文坛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它反映的是一个关于西安白鹿原地区的历史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希望采纳，谢谢
白鹿和 白鹿原之间有何渊源。
《后汉书 郡国志》载：“新丰县西有白鹿原，周平王时白鹿出”。
《水经注》、《太平寰宇记》也有“平王动迁时，有白鹿游弋于此原，以是名。
”由此可见，关于白鹿原名称的来历及有关白鹿出现的历史，已是上千年以前的事了。
作品中两次谈及有关白鹿原的神话传说，首先是关于白鹿书院的由来的：“白鹿书院坐落在县城西北方位的白鹿原原坡上，亦名四吕庵，历史悠远。
宋朝年间，一位河南地方小吏调任关中，骑着骡子翻过秦岭到滋水县换乘轿子，一路流连滋水河川飘飘扬扬的柳絮和原坡上绿莹莹的麦苗，忽然看见一只雪白的小鹿凌空一跃又隐入绿色之中再不复见”。
另外一处则是有关白鹿原的由来：“很久很久的时候,（传说似乎都不注重年代的准确性）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
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倏忽之间就消失了、、、、、、一切毒虫害兽都悄然毙命了”。
[2]通过陈忠实塑造的这个神话意象，读者不仅能读出作者的某些情感体验，也可能理解某些阶级、民族、时代的特有的呼唤，甚至还可能体悟出某些潜在的文化精神和人性诉求。
“陈忠实通过淋漓尽致地表现家乡的地域特征、农事耕作、村规民约、文化遗迹、婚丧嫁娶、节日礼仪、世态人情、伦理道德、情趣品性,摇曳过一幕幕风俗画、风景画、生活画的镜头进而集纳成具有独特地域文化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历史景观、最终描绘出乡土气息和时代氛围交融一体的典型环境”。
[3]由此，读者可以借助这一神话原型来认识并参悟白鹿原上特有的文化内涵。
通过那两个有关白鹿原的神话传说，一方面使得白鹿原有了某种历史沉淀感，白鹿是作为白鹿原上世世代代的人民情感的扭结，也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与渴求的象征，也是世代人民为此奋斗的见证。
另一方面，白鹿也是整个作品情感的交集点，白鹿村是仁义之村，仁义道德是白鹿原的核心精神，因此它又具备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一句顶一万句》到底要表达什么——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
为了这句话，他们宁可流浪天涯，踏乡；他们或出走，或，但这句话居然没有，或找到的并非他们想要的。
小说写的就是这个，你能不感到惊异吗
\ 比如，杨百顺找到了仇人，但他发现，妻子和奸夫偏能说得上话——“咱们再说些别的”“说些别的就说些别的”——何其亲昵
于是他明白了，相互说不上话是人生最大的失败，亮出的刀子掖了回去。
再比如，曹青娥与拖拉机手侯宝山之间的默契，话不多，却心心相印；曹说，我从没遇见过像侯宝山这么会说话的人。
于是私奔的失败，成为曹青娥一生最大的憾恨。
又比如，牛爱国寻找战友陈奎一。
在部队时陈是厨房大师傅，陈使个眼色，他俩便聚在一起吃凉拌的猪肝猪心，然后相视嘿嘿一笑，什么也不说。
牛爱国寻找陈奎一找得好苦，失望之余，落脚澡堂，却在灯影里发现了搓澡的陈奎一，那十块钱的势利，写尽了陈的潦倒与不堪。
看到这里我很感慨，眼睛发酸。
刘震云常常能描画出别人无法表现的人生的无言或无名的情景。
\ 尽管小说的人物为了一句话，为了找“说得上话的人”而奔走，而流浪，但作为一部四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到底要表达什么，仍是一个必须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大凡真正的好作品，有独特发现的、有深邃意味的、或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作品，总是很难归纳和命名的。
《一句》也是如此。
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其实是表达了人的无法言传的，却像影子一样跟着人的孤独和苦闷；表达了人的精神上的孤立无援状态；于是人希望说得上话，希望解除孤独，希望被理解，希望得到人与人的沟通和温暖的抚慰。
就像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一样，世上人人都孤独，永远都处在摆脱孤独的努力之中，以致不惜人为地制造某种虚假的响动和声音。
\ 孤独，这不是好多名著都表现过或涉及过的吗，这一部小说有何稀奇呢
依我看，不同的是，它首先并不认为孤独只是知识者、精英者的专有，而是认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引车卖浆者们，同样在心灵深处存在着孤独，甚至“民工比知识分子更孤独”，而这种作为中国经验的中国农民式的孤独感，几乎还没有在文学中得到过认真的表现。
在这一点上，小说是反启蒙的，甚至是反知识分子写作的，它坚定地站在民间立场上。
它的不同凡响还在于，刘震云发现了“说话”——“谁在说话”和“说给谁听”，是最能洞悉人这个文化动物的孤独状态的。
说话是人的心灵密码，深奥难测啊。
曹青娥说了一辈子的话，终于不说了，让百慧来说；牛爱国能解读母亲的心愿，但他买手电的解读又是错的；最后他在床下找到了一封信。
“牛爱国一开始没哭，但后来因为没明白母亲的最后一句话而自己扇了个嘴巴，落下泪来”。
所以，《一句顶一万句》用一部长篇小说的巨大篇幅来表现人的这种渴求和热望，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观。
\ 是的，奇就奇在，这是一部用极端形而下的写实笔墨来传达极端形而上的精神存在状态的作品。
形而下不但表现在写了大量小人物，吃和住的繁琐，亲与疏的烦恼，爱与恨的纠缠，而且写了杀猪的，打铁的，剃头的，卖馒头的，耍猴的，喊丧的，卖豆腐的，传教的，形形色色人物，而且直面生存相。
像杨百顺，他不断地改名为杨摩西，吴摩西，直到罗长礼，这其中包含的辛酸和无奈，几乎可以看作北中国农民的一部流浪史，悲怆命运的缩影。
但它更是形而上的，它写了无言的憋闷，人与人的难以“过心”，写了寻找寄托，寻找朋友，寻找友爱，挣脱困境的千古难题。
我们也可以说，它写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像“面子”是中国人的性命般要紧的东西一样，能否说得上话，能否说得着，也是带根本性的一大发现。
在经验的无物之阵中，虽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的威压下，人为了寻找说得着的人而活着。
也可以说，亲情、友情、爱情，支撑着一个人的精神，自古而然。
但它历来难求，至今尤甚。
所谓诚信缺失，友爱难求即是。
有时，你把别人当朋友，别人并不拿你当朋友，何其痛哉
刘震云就是这样探索着中国人的精神存在方式，尤其是探究平民，黔首，苍生们的精神存在方式，更深层地揭示乡土之魂。
\ 我一直认为，刘震云是一个对存在，对境遇，对典型情绪和典型状态非常敏感的作家。
他不长于刻画单个人，而善于写类型化的人，写符号化的人。
他和一些人的创作扩大了典型的意义，也可说扩大了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疆域和边界。
比如，“头人”，“官人”，“单位”，都是带有文化象征意味和寓言化的概括。
但是也可以说，刘震云不仅是现实主义的，更有存在主义的意味。
写人的孤独，写人的灵魂状态，写符号化的人，大体属于现代派文学范畴，从刘的创作，也可看出中国文学逐步在实现现代转型。
这个“现代”不是指时间意义上的，而是指现代派文学意义上的。
这里，存在主义的特征很明显。
刘的作品不是模仿，而是他对中国现实（有历史渊源的现实）的深刻体察与感悟——中国人的孤独有着与人类性孤独相通的一面，更有着中国的现实历史的血肉和民族个性。
故事情节虽不复杂，但刘震云抓住了这一中国式的精神意象，发掘较深。
\ 我熟悉的刘震云，是《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时的刘，作为新写实的扛旗手的刘。
那时他的每部作品我都写过文章。
到了《故乡面和花朵》《故乡相处流传》的刘，我觉得我们相距远了，我找不到自己的言说话语。
而《手机》、《我叫刘跃进》与影视又贴得太近。
我看，到《一句顶一万句》才真正回归了，丰富了，发展了。
如果说《白鹿原》以其“文化化”的中国农民叙述，《秦腔》以其无名状态的现代生活流的滚动，那么《一句顶一万句》就以其对中国农民的精神流浪状态的奇妙洞察和叙述，共同体现了中国当代乡土叙述的发展和蜕变姿态。
\ 刘震云的叙述是富有魔力的，不凭依情节，故事，传奇，而是凭借本色的“说话”，即是一奇。
小说始终让人沉浸在阅读快感中，拿起放不下。
语句简洁，洗炼，却是连环套式的，否定之否定式的，像螺丝扣一样越拧越紧的句法。
比如，七个月前逃回山西，是怕出人命；现在就是出人命，为了这句话也值得；问题是现在出人命也不能了，过去的关节都不存在了。
又如，说她去了北京，也不知是否真去了北京；就是去了北京，也不知是否仍在北京；北京大得很，也不知在北京的哪个角落。
如此等等。
这种言说不是颇有魅力和吸力吗
但我又想，这里有无缺乏节制的问题
有无话语膨胀的问题
作者是不是也沉浸在这种言说的快感中，自失而不能自拔
当这种边环套式的言说本身成为目的时，有些章节是否会显得空洞
但无论怎样，我都认为这是一部当代奇书；刘震云绝对是一个有着独特而尖锐的个性风格的作家。
\ 最后我想坦率地说，我喜欢这本书却不喜欢这个书名。
这不仅仅因为它让我想起林彪呀、“红宝书”呀之类的如麻的往事，以及那些渐成语言的丑陋化石的很难更改的东西；主要还是因为这个书名与小说的深湛内涵和奇异风格没有深在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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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流派 “鸳鸯蝴蝶”派所谓“鸳鸯”小说的产生和广受欢迎，同当时上海女学生的形成壮大有着密切的联系。
爱情的题材，总是更容易吸引女性读者。
于是，言情小说在女学生成倍增长的上海应运而生。
当时，许多专登言情小报刊杂志，在上海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啼笑姻缘》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压轴之作。
1911年徐枕亚发表《玉梨魂》。
九叶派 1948年在诗坛上最重要事件就是九叶派的正式亮相。
由于曹辛之与臧克家组成星群社在艺术观点上的分歧，他与辛笛、陈敬容、唐祈、唐?等人创办了《中国新诗》月刊，并与已经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天津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取得联系，形成 了一个新的诗歌派流派中国新诗派（后因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派》称为九叶诗派）。
“七月”派 “七月”派诗人曾卓、牛汉、绿原等人这一时期的创作，则强化了生命意识，在其名诗《悬崖边的树》、《半棵树》、《重读圣经》等作品中，他们超越了自己40年代的作品中 的强烈的社会功利意识，而思考在重压之下的生命、死亡与背叛等主题。
曾卓的《悬崖边的树》与牛汉的《半棵树》显示出处于逆境中 的生命的不屈的意志。
白洋淀诗派 “白洋淀诗派”自觉地探索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他们与北京等地的地下文学沙龙的成员，形成了当时潜在写作中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
其主要成员有姜世伟（笔名芒克）、岳重（笔名根子）、栗世征（笔名多多）等人，他们的诗歌相对来说具有更纯粹的现代主义特征，直接预示和影响了“文革”后诗歌领域的现代主义探索。
伤痕文学 经历了十年浩劫，人们的身体和心灵大多备受创痛，《班主任》拉开了回顾历史伤痕的序幕，并使作家刘心武一举成名。
至于这种对文革苦难的揭露真正成为一种潮流，则是以1978年8月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发表在《文汇报》上为标志的。
当这种愤懑大量地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便形成了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思潮。
伤痕文学代表作的作品，虽然并无拓荒价值，但艺术上却显然更为成熟，如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郑义的《枫》等。
伤痕文学思潮的创作最初大多是短篇小说，因为表现同一题材，长篇一般需要有较多的时间准备。
一般认为，最早问世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长篇小说是莫应丰出版于1979年的《将军吟》。
另外周克芹描写农村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发表于1979年）、古华描写小镇岁月的《芙蓉镇》（1981年发表）、叶辛展现知青命运的三部曲《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也都是此类主题的代表作。
这些作品都先后被搬上银幕或改编成电视剧，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
寻根小说流派 “寻根小说”的实验，对中国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革新与推进，具有不寻常的实践意义。
这一点，或早或迟都会得到印证。
“寻根小说”的创作实验，并不仅仅局限于那几位写过类似“寻根宣言”的作家一一譬如写过《文学的“根”》的韩少功，写过《文化制约人类》的阿城，写过《理一理我们的“根”》与《文化的尴尬》的李杭育，写过《我的根》的郑万隆等等。
当然，这些作家在小说主张方面的鲜明态度，足以使他们成为“寻根小说”思潮的代表人物（或一家之言），但在与“寻根”、与文化意识相牵连的小说创作的现象方面，譬如说，一些并没有公开主张“寻根”的作家，如王蒙、陆文夫、林斤澜、冯骥才、张贤亮、高晓声等，他们分别以自己的新作品显示了审美思索与社会文化意识及批判精神的联系。
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高原的风》，陆文夫的《井》，林斤澜的《矮凳桥传奇》，冯骥才的《三寸金莲》，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高晓声的《觅》……这些作品都以新的角度与新的姿态同“寻根小说”的艺术主张产生着某种呼应的效果。
不言而喻，那些“寻根”意识比较鲜明的作家，也在他们的具体主张提出之后或之前，创造了一批很有代表意义的作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与他的小说集《诱惑》，阿城的《棋王》、《树王》，李杭育的小说集《最后一个渔佬儿》，郑万隆的《异乡异闻录》系列……当然，还有相当数量的中青年作家也写出了一大批富有明显的“寻根”意识或涉及到传统文化中的人的过程的作品，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红蝗》、《筑路》、《枯河》、《秋千架》，李锐的《厚土》、《吕梁山风情》，王安亿的《小鲍庄》，铁凝的《麦秸垛》，贾平凹的《浮躁》，张伟的《古船》，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瘸腿野马》，江浩的《盐柱》，等等。
先锋派 当代的“先锋派”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但最低限度的意义是指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
他们主要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此外还有一些正在崭露头角且颇有潜力的新秀。
朦胧诗派 一九八○年开始，诗坛出现了一个新的诗派，被称为“朦胧派”。
以舒婷、顾城、北岛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从一九七九年起，先后大量发表了一种新风格的诗。
这种诗，有三四十年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文学报刊上了。
最初，他们的诗还仿佛是在继承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传统，但很快地他们开拓了新的疆域，走得更远，自成一个王国。
朦胧派诗人无疑是一群对光明世界有着强烈渴求的使者，他们善于通过一系列琐碎的意象来含蓄地表达出对社会阴暗面的不满与鄙弃，开拓了现代意象诗的新天地，新空间。
“文革”后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如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人。
90年代的乡村小说流派 在90年代“躲避崇高、消解神圣、拆解深度”的后现代景观中，乡村小说以其对世俗文化的疏离和80年代文学精神的高扬而独树一帜。
从描写对象上来说，它们至少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以关注现实为主，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谭文峰的《走过乡村》，何申的《年前年后》，关仁山的《九月还乡》等一批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家作品，这类作品往往能深入到农民生活的深处，真实而艺术地反映出变革时代，尤其9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发展走向，以及各式各样的农民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的困惑、不适和痛苦的转变。
另外，还有刘玉堂、赵德发、孙宇以及许多并不纯粹写乡土的作家，如阎连科、迟子建、李贯通、铁凝，他们也写90年代乡村的变化，但更多地是将目光投向许多仍处于封闭状态下的农村，它们一般地处偏远，现代文明之风还没能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状态，传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仍牢固地主宰着人们的生活，另一类则以回顾和反思历史为主，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炜的《九月寓言》、莫言的《丰乳肥臂》、余华的《活着》以及阎连科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大多是轰动一时的佳作。
它们以中国乡村和农民的“过去”为描写对象，对我们民族，尤其农民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变迁史、心灵史，进行了深入的描绘与反思。
从白鹿原看陈忠实的艺术风格
从《白鹿原》看陈忠实的创作特色[摘要]《白鹿原》对民俗的解说，揭示出了宗族的结构功能及其形态，为我们了解认识宗族，研究宗族提供了文献。
小说以关中地域为基点，虚构了滋水县的白鹿村，叙写了以白鹿为姓的大家族，展示了这个家庭从清末至建国的近百年历史变迁中的生存状态。
《白鹿原》向我们勾勒出了渭河平原的富有神韵的乡土人情。
《白鹿原》中人物刻画个性鲜明，对比强烈，语言运用恰当准确。
文中主要人物有十余人，主要分属白、鹿两大家族，或国共两派政治势力，人物描写栩栩如生，对比强烈，个性突出。
[关键词] 《白鹿原》 陈忠实 创作 有人说：二十世纪中国的小说中，陈忠实的《白鹿原》，堪称大气磅礴的民族史诗，让读者神驰情移，悸动不已。
拜读之后的确有此同感，因为，真正震撼人心的杰作是蕴蓄广远、波澜壮阔、卓尔不群的巨作，而且这篇巨著展示出了陈忠实的创作特色。
最近，想知道《白鹿原纪事》和《白鹿原》是什么关系呢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原过众多的评论，岁月的沉淀，已公认为的经典。
这本《白鹿原》，同样出于陈忠实的创作，写的也是白鹿原上的人与事，但不同的是这本是短篇小说集。
可以理解为《白鹿原》的姐妹篇。
这本短篇小说集中收录的18篇作品，多数早于《白鹿原》就发表了。
明乎于此，是否可以解读为《白鹿原》的原始素材与前期准备，以及《白鹿原》的余墨。
我饶有兴味地通读了《白鹿原纪事》，总体感觉：朴实、真实、原生态，人物栩栩如生，活色生香，所有的笔墨都自然流淌，几乎看不出任何做小说的痕迹。
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是他长期生活的地方。
因为生于斯，长于斯，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更不要说这里的老人与孩子了。
他捻熟这儿的风土人情，了解这儿的过去与现在。
因此他落笔时，不用冥思苦想，不用虚构夸张，那些人物会自然而然浮现在他眼前，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一言一行，描写起来得心应手，几件事一串，几句话一说，人物就丰满起来，立体起来，活泛起来，仿佛哪儿见过，仿佛读的是一个个真实的故事。
这本集子不是用技巧取胜，不是用离奇的情节吸引读者，更多的是用白描手法，乡土语言，娓娓道来，引领着读者走进陈忠实讲述的故事世界。
这18个故事，时间跨度近一百年，从民国到解放，其故事、人物的背景，不少是近百年来重要的政治事件、政治运动，也就以小见大，以点见面，折射出近百年的历史变化，历史进程。
《白鹿原》谈的不是欲望而是恨
如果没有原著《白鹿原》，那么电影《白鹿原》将会再次生冷硬狠地搅动观众的五脏六腑;如果不是由220分钟删减至188分钟再删减至156分钟，《白鹿原》或更能将原著展现得更完整一些。
但没有那么多“如果”可以假设，影院里放映的这版《白鹿原》，就是在原著地基上起的一座高楼，它坚固与否，要靠观众暴风骤雨般的讨论来检验。
作为上世纪90年代读过《白鹿原》且之后一直没有重读的读者，我对原著的印象只剩下概念性的东西，比如强烈原始的欲望，以及被这欲望冲击之下的灵魂道德、宗族秩序、乡土政治等，阅读的快感同时会伴随着不适感，这源于它真正潜入了民族历史的深处，用“真实”这把刀子剖析着人们的灵与肉，试图割断至今仍在桎梏、统治着我们言行的一些“绳索”。
现在，随着电影影像一幕幕地呈现，当年阅读原著时的五味杂陈又在内心复习了一遍。
如果没有了白鹿原所弥漫的紧张与压力，没有了情欲带来的撕裂感，没有了围绕“男女关系”那些“见不得人”的描写，《白鹿原》的冲击力会大大削弱，这也是为什么《白鹿原》难拍的主要原因。
电影《白鹿原》的前半部分，重点在描述麦客黑娃和地主家姨太太的偷情故事，以及他俩跑回白鹿原后所遭遇的阻力，这部分故事稍显平淡，但有粗犷刚烈的气质作为背景，还是可以抱着欣赏的心态观看，到了后半部分，矛盾冲突集中爆发，沉重感骤然加强，前半部分所流露的风情尽失，取而代之的是多舛的命运和丑陋的人性。
鹿子霖的饰演者吴刚曾表示，鹿子霖对田小娥的欲望不是“脏”，而是人的本能，“中国的农民很淳朴，没有设计好什么阴谋，但一切就是发生了。
”但电影所表现的鹿子霖，完全与吴刚所说的相反，鹿子霖不仅与田小娥有违背伦理的肉体关系，更是想以田小娥为“武器”，去攻击他一直又敬又畏的白嘉轩，最后黑娃棍击白嘉轩、众族人撺弄鹿子霖当族长等，都证明鹿子霖是货真价实的阴谋家，他也成了电影里唯一一个难以让人产生同情心的人物，当然，吴刚的演技也堪称全片最佳。
《白鹿原》以田小娥为主线，让电影从庞大的时代跨度和复杂的人物关系中走了出来，把故事讲明白了，这么做有得有失，但鉴于影片的篇幅和观众的接受程度，让田小娥成为最重要的角色或是正确的选择。
在原著中，田小娥的命运是必须有一个男人依靠，她才可以活下去，那个男人是谁不重要，但在电影里，左右田小娥行为虽有欲望的成分在，但更多的却是恨——她只爱过黑娃一人，她与鹿子霖在炕头玩骑马、喝尿的游戏，恨意是最大的动力。
自饰演田小娥这个角色后，张雨绮才算真正成为具备表演实力的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