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散文中关于环境描写的句子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桔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桔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桔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桔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背影》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荷塘月色》
人物描写的名家美文（全文）
背影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
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
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
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
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
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
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
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
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
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
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
我再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
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
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
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
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
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
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
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
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
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
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
”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
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
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
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
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
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我赶紧拭干了泪。
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
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
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
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
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
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
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
”我望着他走出去。
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
”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中不禁又簌簌地流下泪来。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
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
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
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
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
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
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
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
”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
唉
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老王 杨绛我常坐老王的三轮。
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
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
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
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不仅老，还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
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
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
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
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
他也许是从小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
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
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
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
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
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
胡同口登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
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
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
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到医院门口等待。
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
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
”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
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
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
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
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
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
他说可以凑合。
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
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
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yǔ）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
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
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yì），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
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
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
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
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
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
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
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自己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
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
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
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
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
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
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
我想他是知道的。
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
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
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zuò）。
胡适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
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
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
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
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穈先生了。
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
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掷铜钱吗
”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
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
十一二岁时 ，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
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过被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
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
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
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
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
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
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
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
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
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
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儿做人的训练。
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
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
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
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
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
”（跌股便是丢脸，出丑。
）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
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
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
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
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
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
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
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
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
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
”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
老子都不老子呀。
”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
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
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
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
好用来说嘴
”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
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
医来医去，总医不好。
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
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
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
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
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
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
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
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
大哥早已避出去了。
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
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
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
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
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
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
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
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
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
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
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
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
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
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
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
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
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
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
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
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
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
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
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
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
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
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
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
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
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
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
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
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
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度过了少年时代，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
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十九，十一，廿一夜 鲁迅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上野的樱花烂熳(màn)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fēi)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
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卖，有时还值得去转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
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
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
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
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
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
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jì)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
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
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
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
饭食也不坏。
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
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gān)，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
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
解剖(pōu)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
最初是骨学。
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xié)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
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
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
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
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
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
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
”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
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
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
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
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
──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
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
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
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
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
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
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
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
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
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
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
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
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shú)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jié)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
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
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
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
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
”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
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
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
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
”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wèi)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
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
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
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huì)，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
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
不幸7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
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
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piē)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一九二六年）
朱自清散文好词好句好段
盼望着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样子，欣欣然张开。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地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
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
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
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
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
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
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的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
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着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
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的卖弄清脆的歌喉，唱出婉转的曲子，跟清风流水应和着。
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嘹亮的响着。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
可别恼。
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
树叶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
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
在乡下，小路上，石桥边，有撑着伞慢慢走着的人，地里还有工作的农民，披着蓑戴着笠。
他们的房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
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地上的孩子也多了。
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
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儿去。
“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向前去。
背影朱自清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
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
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
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
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
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
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
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
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
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
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
我两三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
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
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
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
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
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
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
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
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
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
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
”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
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
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
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
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
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我赶紧拭干了泪。
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
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
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
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
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
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
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
”我望着他走出去。
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
”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
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
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
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
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
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
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
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
”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
唉
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赏析：《背影》是记实散文，朱自清作，写于1925年10月。
《背影》描述了在家庭遭变故的情况下，父亲送别远行儿子的经过。
通过朴素真切的语言，表现了父亲的一片爱子之心和儿子对父亲的感念之情。
它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名篇。
作者曾说：“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的那句话。
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的泪如泉涌。
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
我这篇文只是写实……”这话道出了《背影》的写作缘由、描写重点和写作特点等，可以作为理解文章的钥匙。
荷塘月色\\\/朱自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
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
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
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
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
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
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
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
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
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
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
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
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
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
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些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
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的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
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
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
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
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
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
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都是树，而杨柳最多。
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
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
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
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彩的，是渴睡人的眼。
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的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
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
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
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
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
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话：[益鸟]首徐回，兼传羽杯；棹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
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
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
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
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
－－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评：朱自清的成功之处是，善于通过精确的观察，细腻地抒写出对自然景色的内心感受。
通过景色，来表达自己的意境。
儿女\\\/朱自清我现在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
想起圣陶喜欢用的“蜗牛背了壳”的比喻，便觉得不自在。
新近一位亲戚嘲笑我说，“要剥层皮呢
”更有些悚然了。
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藏晖室札记》里，见过一条，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话，“有妻子者，其命定矣。
”当时确吃了一惊，仿佛梦醒一般；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又有甚么可说
现在是一个媳妇，跟着来了五个孩子；两个肩头上，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真不知怎样走才好。
“命定”是不用说了；从孩子们那一面说，他们该怎样长大，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
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
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
可惜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
近来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想着孩子们受过的体罚和叱责，始终不能辩解——像抚摩着旧创痕那样，我的心酸溜溜的。
有一回，读了有岛武郎《与幼小者》的译文，对了那种伟大的，沉挚的态度，我竟流下泪来了。
去年父亲来信，问起阿九，那时阿九还在白马湖呢；信上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
”我为这句话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
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待我们来着
人性许真是二元的，我是这样地矛盾；我的心像钟摆似的来去。
你读过鲁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么
我的便是那一类的“幸福的家庭”
每天午饭和晚饭，就如两次潮水一般。
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地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一面催我或妻发 “开饭”的命令。
急促繁碎的脚步，夹着笑和嚷，一阵阵袭来，直到命令发出为止。
他们一递一个地跑着喊着，将命令传给厨房里佣人；便立刻抢着回来搬凳子。
于是这个说，“我坐这儿
”那个说，“大哥不让我
”大哥却说，“小妹打我
”我给他们调解，说好话。
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我有时候也不耐烦，这便用着叱责了；叱责还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们身上了。
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
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说红筷子好，他说黑筷子好；这个要干饭，那个要稀饭，要茶要汤，要鱼要肉，要豆腐，要萝卜；你说他菜多，他说你菜好。
妻是照例安慰着他们，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
我是个暴躁的人，怎么等得及
不用说，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虽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
吃完了，纷纷爬下凳子，桌上是饭粒呀，汤汁呀，骨头呀，渣滓呀，加上纵横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块花花绿绿的地图模型。
吃饭而外，他们的大事便是游戏。
游戏时，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坚持不下，于是争执起来；或者大的欺负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负了大的，被欺负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诉苦；我大抵仍旧要用老法子来判断的，但不理的时候也有。
最为难的，是争夺玩具的时候：这一个的与那一个的是同样的东西，却偏要那一个的；而那一个便偏不答应。
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论如何，终于是非哭了不可的。
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但大致总有好些起。
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管保一点钟里要分几回心，或站起来一两次的。
若是雨天或礼拜日，孩子们在家的多，那么，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也有过的。
我常和妻说，“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
”有时是不但“成日”，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进行着，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
我结婚那一年，才十九岁。
二十一岁，有了阿九；二十三岁，又有了阿菜。
那时我正象一匹野马，那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鞯，辔头，和缰绳
摆脱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觉地时时在摆脱着。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真苦了这两个孩子；真是难以宽宥的种种暴行呢
阿九才两岁半的样子，我们住在杭州的学校里。
不知怎的，这孩子特别爱哭，又特别怕生人不见了母亲，或来了客，就哇哇地哭起来了。
学校里住着许多人，我不能让他扰着他们，而客人也总是常有的；我懊恼极了，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
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我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
我近年常想着那时的光景，也觉黯然。
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周岁，还不大会走路。
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
妻说，那时真寒心呢
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
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磨折，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
这虽是气愤的话，但这样的心情，确也有过的。
后来孩子是多起来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锋棱渐渐地钝起来了；加以增长的年岁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够忍耐了－－觉得从前真是个“不成材的父亲”，如我给另一个朋友信里所说。
但我的孩子们在幼小时，确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静，我至今还觉如此。
我想这大约还是由于我们抚育不得法；从前只一味地责备孩子，让他们代我们负起责任，却未免是可耻的残酷了
正面意义的“幸福”，其实也未尝没有。
正如谁所说，小的总是可爱，孩子们的小模样，小心眼儿，确有些教人舍不得的。
阿毛现在五个月了，你用手指去拨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脸，她便会张开没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象一朵正开的花。
她不愿在屋里待着；待久了，便大声儿嚷。
妻常说，“姑娘又要出去溜达了。
”她说她象鸟儿般，每天总得到外面溜一些时候。
润儿上个月刚过了三岁，笨得很，话还没有学好呢。
他只能说三四个字的短语或句子，文法错误，发音模糊，又得费气力说出：我们老是要笑他的。
他说“好”字，总变成“小”字；问他“好不好”
他便说“小”，或“不小”。
我们常常逗着他说这个字玩儿；他似乎有些觉得，近来偶然也能说出正确的“好”字了－－特别在我们故意说成“小”字的时候。
他有一只搪磁碗，是一毛钱买的；买来时，老妈子教给他，“这是一毛钱。
”他便记住“一毛”两个字，管那只碗叫“一毛”，有时竟省称为“毛”。
这在新来的老妈子，是必需翻译了才懂的。
他不好意思，或见着生客时，便咧着嘴痴笑；我们常用了土话，叫他做“呆瓜”。
他是个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来，蹒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
他有时学我，将两手叠在背后，一摇一摆的；那是他自己和我们都要乐的。
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岁多了，在小学里念着书。
在饭桌上，一定得罗罗唆唆地报告些同学或他们父母的事情；气喘喘地说着，不管你爱听不爱听。
说完了总问我：“爸爸认识么
”“爸爸知道么
”妻常禁止她吃饭时说话，所以她总是问我。
她的问题真多：看电影便问电影里的是不是人
是不是真人
怎么不说话
看照相也是一样。
不知谁告诉她，兵是要打人的。
她回来便问，兵是人么
为什么打人
近来大约听了先生的话，回来又问张作霖的兵是帮谁的
蒋介石的兵是不是帮我们的
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短不了，常常闹得我不知怎样答才行。
她和润儿在一处玩儿，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着哭着。
但合式的时候也有：譬如这个往这个床底下躲，那个便钻进去追着；这个钻出来，那个也跟着－－这个床到那个床，听见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说，象小狗似的。
现在在京的，便只有这三个孩子；阿九和转儿是去年北来时，让母亲暂带回扬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