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陕西宝鸡市岐山县作文三百字
我的家乡在陕西岐山，我们家乡的每一寸土地，无不散发着厚重的历史气息。
我的家乡岐山县在陕西省宝鸡市东部，渭河中游，陇海铁路经过境内。
北魏置周城县，北周为三龙县，隋改岐山县。
岐山是千山余脉俗称北山，中东部一小段山脉，亦称天柱山，俗称箭括岭汉书地理志》载：“岐山在扶风美阳县西北。
箭括岭位于岐山县城东北约30公里，祝家庄镇岐阳村北，有东西二峰，中为缺口，形似箭括而得名。
东峰海拔1954米，西峰海154米，缺口古道，宽约10米，是隋唐帝王去麟游县九成宫的必经之路。
西岐它的由来历史悠久，古公亶(周太王率部族从豳地今旬邑彬县一带迁至岐山指箭括岭周原。
因为周原地区背靠大山，面临渭水，阻碍了少数民族的侵扰，自然条件优越，而且自东到西土质肥沃，水丰草茂，适宜于农耕，所以有“周原朊朊”之说。
古公亶父在周原定居后，建邑定都，定国号曰：“周”，发展农业，国势日渐强大。
武乙三年，商王将岐邑赏赐周”。
因周势力强大，商感不安。
同年捕杀姬昌。
姬昌(文王)继承西伯位(这是一种世袭制)。
其辖区东起武功，西至宝鸡。
由于岐邑地处商都亳之西，而且是周西伯的封地，所以人们把西伯爵位“西”与辖区的中心地区名“岐“连在一起，简称为“西岐”。
这样“西岐”的名字就产生和流传下来了。
《封神演义》中把周兵皆称西岐人马。
岐山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是炎帝生息、西周肇基之地。
周改革戎狄之俗，礼教治国，制订各种典章制度，形成了完整的宗法体系，世称周为礼仪之邦，教化为列国学习楷模，这样就把周文化推向新境界。
周文化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占着极为重要的光辉一页。
家乡的人们为了怀念自己先祖的丰功业绩和抒发热爱家乡情感，表达岐山人杰地灵的心态，以重振周之雄风，因而将自己所创事业，多冠以“西岐”。
如：《西岐民俗录》、“西岐粮店”、“西岐酒家”、“西岐商行”、“西岐宾馆”等等。
一提“西岐”人们会自然而然的联想到文王、周公，以及八百多年周的壮丽事业。
历代崇尚古之遗风，为的是发展中华民族各项宏伟业绩，增强热爱祖国之信念和振兴祖国之光荣使命感。
我为自己是岐山人而自豪，有空来我们岐山旅游来吧
三国演义时期的梅邬是哪个地方
郿）坞地名，在今陕西境内，坞，南北朝时，北魏平阳县（后秦郿，境内有郿五丈原，辖区约为今眉县地区和宝鸡县东部，岐山县渭水南地区，太白县东北部。
西魏郿城县（北魏平阳县）辖区为今眉县及岐山县渭水以南地区。
北周周城县（西魏郿城县于建德三年〔574〕并入)辖区约为今眉县和岐山、扶风二县南部，县城后迁至新筑之斜城（在今眉县斜谷口之北，渭水南1里），并在此侨置云州，时达8年。
眉（郿）坞1、眉（郿）坞地名，在今陕西境内，同郿坞，南北朝时，北魏平阳县（后秦郿县），境内有郿坞和五丈原，辖区约为今眉县地区和宝鸡县东部，岐山县渭水南地区，太白县东北部。
西魏郿城县（北魏平阳县）辖区为今眉县及岐山县渭水以南地区。
北周周城县（西魏郿城县于建德三年〔574〕并入)辖区约为今眉县和岐山、扶风二县南部，县城后迁至新筑之斜城（在今眉县斜谷口之北，渭水南1里），并在此侨置云州，时达8年。
2 、 眉（郿）坞城同郿坞城，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郿县故城在今县东北十五里，董卓坞在县东北十六里。
”此说一出，其后的文献无不沿用。
唐代以后的郿县县治在渭河以南、斜水之东，与今日眉县县城基本为同一地点，那么位于其东北十五里的“郿县”故城就恰恰与这次发掘的区域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记载：“董卓发卒筑郿坞，高与长安城等，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其愚如此。
”董卓的郿坞是一个典型的坞堡，据《三国志·魏志·董卓传》记载：“卓筑郿坞，高于长安城埒，积谷为三十年，卓云：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其他的坞堡都大同小异，坞堡的组成人员比较复杂，除了当地依附坞主保护的自耕农之外，多的是从四面八方汇聚来的流民，还有战争中掳掠来的俘虏和“生口”，他们都成了坞堡的奴隶。
八百多年后，在凤翔为官的苏轼，游历眉坞遗址，感慨万千，挥毫题曰：“衣中甲厚行何惧，坞里金多退足凭。
毕竟英雄谁得似
脐脂自照不须灯
宝鸡因何得名?
宝鸡的由来 传说一：唐天宝14年（公元755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叛，鱼阳鼙动地来的时候，玄宗与贵妃正在华清池温泉水洗凝脂。
叛军破关入陕，直逼长安。
玄宗李隆基携贵妃杨玉环仓惶出逃，行止马嵬坡驿士兵哗变，玄宗被迫诛杀杨国忠，缢死杨贵妃，士兵方可用命。
然后兵分两路，一部由太子李亨率领北上灵武抗击叛军；一部分玄宗护驾沿渭河南岸西逃，准备由陈仓古道入蜀避难。
话说玄宗一行逃到陈仓境内，关中将士故土难离，不愿入川，纷纷潜散。
这时候，叛军追尾，步步紧逼。
玄宗慌不择路，只带几个亲兵钻入山中。
他们爬过一座山峦，眼前一道急流。
玄宗仰头观看，四面岩石陡峭，似鬼怪如猛兽，犬牙交错，纵横拱立，无路可行。
此时，山外尘土飞扬，叛军战马嘶鸣，玄宗扑到再地，失声痛哭道：“命休此矣
” 正在危急时刻，忽然飞来两只山鸡，在玄宗头顶盘旋，并且“咕咕”鸣叫，两只山鸡红嘴、花羽、长尾巴，非常漂亮。
盘旋之后，款款南飞。
众人向山鸡飞去的方向一看，山道弯弯，若隐若显。
玄宗大喜。
命人跟着山鸡前进。
山鸡飞飞停停，停停飞飞，将玄宗一行引上陈仓山顶，歇入庙中。
叛军追到山下，东寻西觅，找不到上山路径，只能站在山脚下摇旗呐喊。
突然，乌云密布，朔风紧起，核桃大的冰雹倾泻不停，砸得叛军四下奔散，溃退而去。
说也奇怪，山下雷雨交加，山上却晴空万里。
回首当时情景，原是一场虚惊。
众人再找那两只山鸡，已化为石鸡，昂首屹立。
玄宗躲过此灾，全仗神鸡相助。
临别时，玄宗伫立峰顶，抚摸石鸡，举目四望：巍峨的秦岭恰似翠绿屏障，挡住了南方的瘴气；茫茫的北塬犹如一条巨龙，镇住了北方的风沙；滔滔的渭河跃出峡谷，波浪滚滚一泻东去，滋润着两岸的沃土，此情此景，此山此水。
马嵬坡之痛，方得缓解。
想到这儿是西出阳关、南入川黔锁钥之地，胜过百万雄兵。
叛军到此，难觅葬身之地。
于是脱口而出：“陈仓，宝地也；山鸟，神鸡也。
”宝鸡便因玄宗御口金言：“宝地神鸡”而得名。
从此以后，陈仓县更名为宝鸡县，陈仓山始称鸡峰山。
传说二：秦文公十九年（公元前747年），有个陈仓人猎到一致既像羊又像猪的怪兽，准备进献国君。
可是却有两个小孩劝他万不可行。
因为这个怪兽，名叫“獍”，刚一出生，就张口吃母，及长，吸人脑浆，陈仓人一听赶紧用力打头，欲把它杀死。
突然，獍开口说话：“你不要杀我，快放了我，去逮这两个小孩。
他们是龙凤胎，都叫陈宝，得男者称霸，得女者称王。
” 陈仓人闻言，以为灵异，放下獍去逮小孩。
可是两个小孩忽然变成两只神鸡，一只飞到了河南南阳，千年之后转生为光武帝刘秀，另一只直飞陈仓山顶，化为石鸡，体大如羊，光洁如玉。
陈仓人放了獍，獍感其德，衔草掩护石鸡。
陈仓山从此林密草茂，幸赖石鸡之福，石鸡默默，以俟盛世。
在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陈仓山复闻神鸡啼鸣，声传十余里。
当是时也，正是安史之乱紧要关头。
玄宗避乱四川，太子李亨在凤翔府提前登基，史称肃宗，挂帅平叛。
闻神鸡鸣叫，唐军节节胜利，叛军一蹶不振。
肃宗认为神鸡为国之宝，鸡鸣乃是吉祥之兆，随改陈仓为宝鸡，沿用至今。
研究结论： 宝鸡之确切得名时间，唐至德二年，即公元757年。
由肃宗李亨把陈仓县所改。
所以江泽民同志题辞：“开发古陈仓，建设新宝鸡”。
把“古陈仓”与“新宝鸡”对举，指出二者之间德前后继承关系。
至于为什么把陈仓县改名为宝鸡县，在学术界由种种说法，现将陈仓与宝鸡分开叙述。
关于“陈仓”得名，有四种说： 一是陈为古陈国。
在宝鸡，从传说中的炎黄到先秦，有散、陈、鱼、虢等许多古国，陈国为其中之一。
仓是国仓、国库。
那么陈仓就是陈国之仓，引申为陈国之都。
二是“陈者，阵也”。
陈就是阵地、战争或者前线。
仓者，库也。
为战争后勤供应之所在。
引申为屯兵良地。
宝鸡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号为天堑，进可攻，退可守。
南秦岭，西关山，北高塬，构成钳状形貌，为屯兵之理想地方。
所以，陈仓就是战争中的屯兵之所。
三是“陈者，置也”。
把“陈”视为动词，作陈列，摆放讲。
陈列什么
宝也。
宝又是什么
青铜器。
宝鸡地区从西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掘出宝鼎以来，两千多年，共出土青铜器30000多件，为世界之最，所以宝鸡又有“青铜器之乡”美誉。
鼎为立国神器，俗名曰“宝”，至今亦然。
所以，陈仓当谓“陈宝之仓”来解，即存放宝物的地方。
仓，喻集中而丰富，从先秦至民国，三千年时间，“陈宝”之名不废。
现市区店子街一带直到解放前仍叫“陈宝乡”，可见陈仓为“陈宝之仓”事出有因，并非空穴来风。
四是把陈作古旧来解，与新相反。
那么陈仓就是陈旧仓库。
曰陈仓犹今天把紫禁城叫“故宫”是一样的道理。
解释了“陈仓”之后，再分析“宝鸡”，也有四说。
一是“宝鸡”的“宝”当形容词，即宝贝、宝贵，“鸡”是神鸡。
那么宝鸡就是宝贵的神鸡。
以此为地名，以志其地之尊贵。
那么“神鸡”是什么
神鸡也叫天鸡，传说住在天宫。
天鸡知日月升沉，故向人间报时，可是天鸡之鸣，人罕闻之，唯世间雄鸡能够听见，于是跟着鸣叫，提醒人们，天快亮了，准备起床。
倘若人能听见天鸡之鸣叫，就是天鸡来到人世，必是国改朝或朝换代之兆。
所以，刚刚建国时在诗中写到“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唐李贺也作诗云：“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会幽寒坐鸣厄
”都是在这个意义上用的。
唐天宝14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叛唐。
次年，玄宗逃往四川。
唐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当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中卫）即位，后移师凤翔时，恰闻天鸡鸣于陈仓山（即秦岭北麓今鸡峰山），肃宗认为是换代之吉兆，于是改县名为以纪念，这里的关键是“天鸡”之鸣。
二是“宝鸡”的“宝”仍当形容词，即珍贵、稀有。
鸡是雪雉鸟，属鸟纲，雉科，体形似家鸡，雌雄平均体长约40厘米。
雄鸟羽毛色彩斑斓，尤以血红之羽而耀眼昭彰，尾下腹羽绯红色，尾羽还有绯色，侧缘。
雌鸟较为逊色，体羽多为凝血色而褐暗不鲜，此鸟栖息于高寒山区，常在雪线附近活动，由于数量稀少，又不在浅山和原地活动，寻常罕见，现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秦岭主峰太白山在宝鸡市内，是我国中部最高的山脉，是雪雉鸟的主要栖息地。
当地人们以“鸡”喻“吉”，以“红”为“喜”。
所以，把雪雉鸟作为“宝鸡”。
也有人说“宝鸡”指的是锦鸡，也叫“金鸡”。
雌雄平均体长近1米，雄鸟头部具金黄色丝状羽冠，散覆颈上，恰如金丝编成的披肩，通体七彩羽毛兼具，以深红和金黄最为醒目；雌鸟则逊色许多，以深褐色为主，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多生活于我国西南地区的山岩丛林中，原区罕见。
秦岭是我国西北、西南之联结地，也偶尔能见。
所以更为珍贵，被视作“宝鸡”。
三是宝鸡得名于凤凰。
《诗经·大雅》云：“有凤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高岗”就是“岐山”（俗谓箭括岭）。
“凤鸣岐山，兴周八百年”，遂成吉祥之典。
在至德二年，改陈仓为宝鸡的同时，一道改雍县为凤翔县。
仿隋文帝废周建隋时改周城县为岐山县。
按《陕西通志》的说法，“取凤鸣岐山之义”。
“凤”成为皇帝与皇后的专称，凤城就是京城。
凤凰鸣于岐山，穆公时其女弄玉吹箫引凤来雍。
栖于东湖，故东湖又名饮凤池。
后箫史与弄玉双双驾凤向西南飞去，栖于今之凤县，古称凤州。
凤凰所落的山头，至今仍叫“南岐山”，就在唐玄宗入川之古道上。
所以说，唐肃宗在至德二年改二县旧名，“鸡”与“凤”同时入县名，取得是“凤鸣岐山”和“天鸡鸣叫换代称王”之意。
喻自己代父为王是天意。
“鸡”就是“凤”。
而“凤”又是什么
《尔雅·释鸟》载：“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
《孟子》中用“凤凰之于飞鸟”来比喻“圣人之于民”。
言其“出乎其类，拔呼其萃”。
朱熹解释凤凰是“羽虫之长”，即鸟中最大的。
所以《史记》上说：“凤凰不与燕雀为群”。
我们知道，鸵鸟是鸟之最大者。
鸵鸟现在只存在于沙漠地带，而在周秦时代，内地还有存在。
只是数量很少，难以常见。
成了珍稀动物，偶一见之，则为吉祥兆。
学者何新已无可辩驳的论证，揭破了凤凰与鸑鷟及鸵鸟之间的同一性。
那么，凤凰就是鸵鸟、就是天鸡，也就是“宝鸡”。
四是宝鸡不是偏重词，而是并列合成词。
宝是宝，鸡是鸡。
宝就是陈宝，也就是陈放、存放国宝（鼎等青铜神器，得宝就是得天下）。
鸡就是凤凰，就是天鸡（也就是鸵鸟），是天下最大的鸡。
见此鸟就是天下最大的吉祥和吉利。
在我国历史上享有盛誉的地理学经典著作《元和郡县志》（成书于唐宪宗8年即公元812年）载宝鸡之得名就是这么说的：“以昔有陈宝鸡鸣之瑞，故名之”。
“宝鸡”就是“陈宝鸡鸣”四字的省称。
把那句话翻译成现代白话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过去存放过国宝又出现过天鸡鸣叫之祥瑞，所以用“宝鸡”来命名该地。
”我们认为这一结论是比较科学而信实的。
“获鼎”就是获得政权，汉时在此掘鼎，就改年号为“元鼎”。
“获鼎”与“鸡鸣”把改朝换代的有关大事都囊括其中。
宝之为鼎，为政权之象征，而“鸡”之为“吉”的谐音。
而其实指“凤凰”，而凤凰与龙一样，是皇帝专用词。
凤凰之为鸵鸟，则是今人所得之结论。
所以，我们认为“宝鸡”之得名当以《元和郡县志》所载为是。
该书为宰相李吉甫所撰，篡成此书时，距宝鸡之改名仅仅40多年时间，而作者本人身居中枢，当初改名时的肃宗旧臣仍健在，可供咨询，而其图书文件，作为宰相史家，岂能不知。
所以，该书所明载“陈宝鸡鸣”为“宝鸡”之名出处，信为不虚。
武王为什么要伐纣.
“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具体事实如下：大约公元前1046年或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联合羌、巴、蜀、庸、髳、彭等方国部落，共同讨伐商朝的君王帝辛（周人称之为“纣王”），在进军到距商都朝歌七十里的牧野地方时举行誓师大会，列数了商纣王的许多罪状，鼓动军队和商军决战。
结果，纣王大败，连夜逃回朝歌，眼见大势已去，放火自焚而死。
周武王占领商都，宣告商朝的灭亡，周王朝建立。
“被邪恶”的纣王“纣王”并不是正式的帝号，是周人硬加在他头上的恶谥，意思是残又损善。
“纣王”在后世更成为暴君与罪恶的代号；《汉书•古今人表》中，臧否古今历史人物，纣王属于下下等，是人品最差的一等；后世更有“助纣为虐”等成语。
但后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孔子弟子子贡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意思是：纣王的不善，不像传说的那样厉害。
所以君子憎恨处在下流的地方，一旦居下流，天下一切坏名声都会归到他的身上了。
我们来看看最早列举纣王罪状的《尚书•牧誓》，记述诸候大会于孟津。
《牧誓》其实就是周武王在举行誓师大会时发布的誓词，其谈到的纣王罪状包括以下几条：• “惟妇言是用”，只是听从妇人（应当是指纣王的妻子）的话；• “昏弃厥肆祀，弗答”，轻蔑地抛弃了对祖先的祭祀而不闻不问；• “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抛弃先王的后裔，不任用同宗的长辈和兄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对四方八面的罪人逃犯十分崇敬、提拔、信任、任用，让他们当上大夫、卿士，使他们残暴虐待商朝贵族，在商国都城胡作非为。
显然，这些所谓“罪状”中并没有我们耳熟能详的“鹿台聚敛”、“酒池肉林”、“炮烙虿盆”、“敲骨剖胎”等等。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经对纣王的每条罪状发生的时间次序进行过考证，并写了《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一文，文中指出：纣王的70条罪状是从周朝开始陆续加上去的，“战国增二十项，西汉增二十一项，东晋增十三项”，“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层累积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
”换句话说，纣王的罪名有很多是后人添加的，未必是如实之词。
比如妲己这个人物出自西汉刘向的《列女传》，史上并无其人。
纣王作为邪恶的符号形象根深蒂固，这一“刻板印象”被后世选择性地接受，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周人出自敌忾为自己出兵征伐找的藉口。
这几项“罪状”本身也值得商榷。
“惟妇言是用”，无视了商朝历史上妇人地位受到尊崇的传统，比如妇好作为商朝君王武丁的妻子，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可查（甲骨文）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昏弃厥肆祀，弗答”背后可能是对巫师宗教势力坐大的打击，在一般意义上，正如冈村秀典和宫本一夫的观点，祭祀礼仪是支撑商王朝王权的重要礼制，绝不至废弃；“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更是当时实属先进而前卫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措施，因此“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可能由此造成在权力斗争中总是失败的纣王庶长兄微子启等投降周军，出卖情报。
总之，这些“罪状”的内容听上去都像在商朝政争内斗中失败一方的控诉，对周武王来说实在是“干卿底事”（和你有毛线关系）；当然，周武王可以说自己是从道义出发，只是这个所谓“道义”掩藏了太多的自身政治利益诉求和冰冷的权力算计，就像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伊绝不是因为海伦被诱拐。
“门口的野蛮人”怎样登堂入室有历史学家指出，当时的“小邦周”相对于“大邦商”来说，文明更加落后。
比如一说著名的“太公望”姜尚就是羌族部落酋长，并非我们心目中白发白髯的智慧老者，而是《诗经》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的彪悍勇将。
另外，根据于省吾先生在《释中国》一文的论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证据，是1963年在陕西宝鸡县贾村出土的一口青铜酒器上的铭文。
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大国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
”）。
从中可以看到，武王的侥幸取胜、沾沾自喜之态溢于言表。
不过，本文副标题中的“门口的野蛮人”，倒不是有意指涉周族、羌族的民族属性，也不是指周的那些同盟者“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是少数民族（ethnic group），而是借用了布赖恩•伯勒的名著《门口的野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的书名。
从某种意义上，武王伐纣就像该书描述的一次“高杠杆的恶意收购”，其操作手法酷似KKR（Kohlberg Kravis Robert & Co. L.P.），一家全球领先的私募股权和多样化的投资公司，其投资记录令人印象深刻：作为老牌的“杠杆收购天王”，它可以说是金融史上最成功的产业投资机构之一——1988年恶意收购雷诺兹•纳贝斯克（RJR Nabisco）集团，这也就是《门口的野蛮人》书中再现的那个经典案例，华尔街历史上最著名的公司争夺战之一。
一方面，“门口的野蛮人”对收购目标的选择是有标准的，必须是“护城河”出现问题的“土豪”。
商朝末年与后世很多朝代的末世不同，并没有出现崩坏的局面，其国力尚属强大，拥有良好的品牌价值（“大邑商”、“天邑商”、“大邦商”、“中国”等）、健康的自由现金流（青铜彝器的原材料铜铅锡等、玉琮玉璧、黍稷稻麦、人力资源、盟邦的贡赋支持等）和丰富的知识产权（礼乐、甲骨文、金文等），净资产收益率很不错；但是，由于远征东夷等原因造成了《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所说的“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在多元化自有资金投资上出现了破绽纰漏，也造成了其出人意料的低估值和低市盈率，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收购目标。
另一方面，“门口的野蛮人”一开始的身份往往是“合作者”，并没有露出其“野蛮”的真面目；同样，周作为商的属国和姻亲，一直在扮猪吃老虎，静待时机。
其时，周虽然经过几代经营，本身实力还是比较弱小的。
牧野之战时，其自有的兵力只有战车三百乘，精锐武士三千人，以及步兵数万人。
但是，武王联合了羌人、巴人以及《牧誓》提到的上述同盟者。
《牧誓》中只提到了对他们不用命的惩罚，而没有提到许诺他们的胜利后好处，我们只能观察后续的实例。
事后，据不完全统计，上面提到的庸、彭、巴等都被分封，连后世十分著名的楚国也是这部分盟友之一，只是当时实在弱小，被忽略不提；再加上姜尚被封在齐国、周公被封在鲁国、召公被封在北燕国等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出，周武王的承诺就是灭商后，所有出力的自己人和盟友，大家按照亲疏远近、功绩大小分肥，而其分肥资源的来源就是收购目标未来的收益权和自由现金流。
这其中很多只是对其原有地位的确认，如一些盟友，还有要求其本身再去武装殖民，如齐、鲁、燕等国，用《水浒》和元曲中的表述，这就是“割猫儿尾拌猫儿饭”，其来源都不是收购时的自身拥有的资源。
我们看到，“小邦周”灭“大邦商”是一次高负债的恶意杠杆收购，负债比重之高，可谓惊天动地，与前文所述KRR恶意收购雷诺兹•纳贝斯克相比不遑多让。
《论语•泰伯》所说的“（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后世儒者的美化和粉饰，其实当时周第一根本没有打算“服事殷”；第二，严格来说根本没有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即使有，也是一种用未来收益凝聚的松散同盟。
就像KRR在上述一役实际只动用了1500万美元自有资金，94%的出资额来源于用未来收益担保的迈克尔米尔肯组织发行的垃圾债券。
这样一来，貌似不留多少“安全边际”的做法反而留下了最大的“安全边际”。
在仗义疏财的江湖法则中，疏财永远比仗义重要；所有问题的的根源是利益的诉求和利益的同盟，《牧誓》就像1977年香港的财经评论《九龙仓业务开始蜕变》（九龙仓收购与反收购案例）和1994年君安证券的《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书》（君万之战案例），是收购战前的舆论攻势。
在过程中，这场战役也绝不像后世粉饰的因为商军前锋倒戈而一面倒，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
”但果真是“至仁伐不仁”吗
果真是仁义之师一出，敌人就纷纷来投降吗
证诸史料，还是《尚书•武成》描写的“血流漂杵”更加真实可信。
武王伐纣后利益格局表根据综合史料制作 从上表看，相关各方在此役后的输赢情况一目了然。
质言之，这就是一场控制权的转移，周以新的贡纳和再分配互酬体系取代了商旧有的体系，商和其盟友是完败的一方。
再来看《牧誓》中为了商朝的宗庙祭祀、王公贵族利益的表述，未免讽刺。
商朝的列位先公先王九原可作，一定不会认同周武王貌似站在他们角度的道义立场。
史载：周武王即位后，封纣王子武庚管理商朝的旧都殷（今河南安阳市），殷的遗民大悦。
真实的商人立场，由此思过半亦。
文化整合定最后成败不过，未如其宣传得那么“顺天应人”的周朝，后来却延续了八百年“天下共主”的地位。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不管是不是“门口的野蛮人”，不管是善意收购还是恶意收购，顺应环境，生存下来，并能做大做强，就是赢家。
管理学界一般认为，并购后最难的莫过于文化整合。
据统计，全球过去二十几年中有60％以上的并购以失败告终，其中85％的CEO承认管理风格和公司文化差异是造成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
并购实践中，如果是较强的企业收购一个相对较弱的企业，整合起来还相对容易一些；如果两个都比较强，又或者以小博大，特别是以小博大的恶意收购，文化的整合就必然显得特别艰难。
文化整合之所以成为并购整合中最困难的任务，因为企业文化深深根植于组织的历史之中，旷日持久、根深蒂固，深刻地影响其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企业文化整合本质上是对企业中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改变，这绝非单纯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所能解决，需要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春风化雨，很难“毕其功于一役”。
牧野之战500余年后，身为商朝贵族后裔的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大意为：周朝的礼仪制度是借鉴了夏、商二代文化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建立起来的，是多么丰富而完备啊。
我遵从周朝的制度。
看来，只要逆取顺守，下足功夫，“门口的野蛮人”也是能够修成正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