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变迁的影响
第一节 中国文化摇篮——黄河的变迁 黄河象一条金色的巨龙，横卧在祖国的北部大地上。
它全长五千四百六十四公里，流域面积七十五万二千四百四十三平方公里。
黄河流域是我国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其中下游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二、黄河下游河道的迁徙 历史上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
其下游河道的变迁极为复杂，从孟津以东至荥阳（南岸）、武陟（北岸）间，因河身为南岸山脉所约束，只是沿着自西而东的方向发生很小的移动，古孟津城在今城北十二点五公里，古黄河更在古孟津城之北，而今黄河则距孟津城仅二点五公里，可见这一段河道向南移了约十公里。
武陟、荥阳以下，黄河正式进入华北平原，才有改变方向的大规模改道。
改道不仅次数频仍，流路紊乱，波及地域也极为广阔。
历史上出现的河道，有如一把摺扇的扇骨，多至数十根。
武陟、荥阳是扇纽，扇骨的分布北至海河，南至淮河。
黄河的改道对这一广大区域的地貌变迁造成极大的影响。
据文献资料记载，从先秦时期到解放前约三千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一千五百九十三次，平均三年两次决口，重要的改道二十六次。
清初学者胡渭从古代黄河上千次改道的记载中，予以整理归纳，在《禹贡例略》里提出五大徙之说。
后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加上一徙，统称“六大徙”。
再加上战国初期前原有故道，概括为七个阶段。
分述于下： 1.战国初期以前河道 见于先秦文献而为人们所熟悉的古黄河下游河道“禹河”，也就是“禹贡大河”，根据《禹贡·导水》章的叙述是“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洛汭”为洛水入河处，“大伾”在今河南浚县，说明古河水东过洛汭后，自今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大伾山西古宿胥口，然后沿着太行山东麓北行。
“降水”即漳水，“大陆”指大陆泽。
说明大河在今河北曲周县南，接纳自西东来的漳水，然后北过大陆泽。
“九河”泛指多数，是说黄河下游因游荡不定在冀中平原上漫流而形成的多股河道。
“逆河”则是在河口潮水倒灌下，呈逆流之势而在今天津市东南入于海。
另一条见于先秦文献的古黄河下游河道“山经大河”，由于《山经》中不见关于河水径流的记载，一直为世人所忽视。
近年谭其骧根据《北山经·北次三经》所载入河诸水，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所载的河北水道相印证，发现“禹贡大河”流至今河北深县后，“山经大河”即由此分道北流，会合虖沱水，又北流至今蠡县南，会合泒水、滱水后，继续北流至今清苑县折而东流，经今安新县南、霸县北，东流至今天津市东北入海①。
2.战国中期至西汉末河道 第三条见于文献记载的黄河下游河道是《汉书·地理志》及《汉书·沟洫志》的河水，也就是《水经·河水注》的“大河故渎”。
胡渭说：“周定王五年（前602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右迳滑台城，又东北迳黎阳县南，又东北迳凉城县，又东北为长寿津，河至此与漯别行而东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渎’”②。
认为是大禹治水以后黄河的第一次改道。
这条“大河故渎”的具体径流是：宿胥口以上与《山经》、《禹贡》河道同，自宿胥口东北流至长寿津（今河南滑县东北）的一段，胡渭叙述较详；过长寿津后，河水折而北流，至今馆陶县东北，折东经高唐县南，再折北至东光县西会合漳水，复下折而东北流经汉章武县（今黄骅县伏漪城）东入海。
谭其骧考订，认为这条河道始于周定王五年河徙说虽不足凭信，但这条“大河故渎”的形成很可能早于《禹贡》、《山经》河，在春秋战国时代，它们曾长期并存，造为主次。
“约在前四世纪四十年代左右，齐与赵、魏各在《汉志》河东西两岸修筑了绵亘数百里的堤防。
此后，《禹贡》、《山经》河即断流，专走《汉志》河，一直沿袭到汉代”③。
战国中期下游河道全面筑堤后，发挥了蓄洪拦沙作用，因而河床比较固定。
其间虽曾决溢过九次，最著名的是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河决于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东南注钜野（巨野泽，在今山东西南部），通于淮、泗”①。
这是历史记载黄河夺淮入海的第一次。
洪水“汜郡十六”②，历时二十余年，直至元封二年（前109年）始予堵塞。
以后的几次决口大多经过数年即被堵住，河复故道。
这条河道稳定了四百七十五年。
但到西汉末年，由于泥沙长期堆积，“河水高于平地”③，重大改道，已势不可免。
3.东汉至宋初河道 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发生第二次大徙。
“河决魏郡（治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泛清河以东数郡。
先是，莽恐河决为元城（今河北大名东）冢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堵塞”④。
洪水在今鲁西、豫东一带泛滥了近六十年，直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王景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北）海口千余里”⑤，始形成东汉大河，也就是《水经注》以及唐《元和郡县志》所载的大河。
东汉大河的位置较西汉大河偏东，从长寿津自西汉大河故道别出，循古漯水河道东行，复蜿蜒于今黄河与马颊河之间，至今滨县之南入海。
距海里程比西汉大河短，河道也比较顺直，东汉以后河水含沙量又相对有所减弱。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这条大河稳定了八百多年，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其间很少有决溢发生，也无大的改流。
因此，魏、晋、南北朝各史多不志河渠，《隋书·地理志》也没有黄河经行的记载。
唐末宋初，由于下游河口段淤高，排泄不畅，曾出现多次决口。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唐景福二年（893年）黄河在河口段“自厌次县界决而东北流，迳勃海县（今山东滨县）西北，又东北至无棣县（今县同）东南而东注于海”①。
又宋景佑元年（1034年），河决澶州横陇埽（今河南濮阳东），在其以下至长清一段河道南移，形成一条横陇河②。
但长清以下河道没有变化，只是小规模的改道。
4.北宋庆历以后河道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第三次大徙。
黄河在澶州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决口，便由此改道折向西北，经河南内黄之东、河北大名之西，经今滏阳河和南运河之间，沿着南宫之东，枣强、武邑之西，献县之东，至青县汇入御河（今南运河），经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入海。
宋人称这条河道叫“北流”或“北派”。
十二年后，嘉佑五年（1060年），黄河又在大名府魏县第六埽（今南乐西）向东决出一支分流，东北流经一段西汉大河故道，由今山东堂邑、夏津等地，下循笃马河（今马颊河）在冀、鲁之间入海。
名为二股河，宋人称它为“东流”或“东派”②。
此后，黄河有时单股东流，有时单股北流，也有时东、北二流并行。
由于东流所经冀、鲁边界，两汉以来河道历经泛滥，地势淤高，不若御河以西地区“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择其处决而北流”④。
当时宋统治阶级内部在维持北派或回河东流问题上争论不休。
前者主张维持北流，以凭借黄河天险阻御契丹的南侵；后者则“献议开二股以导东流”。
神宗采纳后一意见，于熙宁二年（1069年）将北流封闭。
但同年黄河即在闭口以南溃决。
熙宁十年（1077年），从澶州决口后，汇入梁山泊，随后分为两支：一支由泗入淮，谓之南清河，一支合济至沧州入海，谓之北清河⑤。
经过几次决溢之后，终因“东流高仰，北流顺下”①，先后于元丰四年（1081年）及元符二年（1099年）在澶州及内黄溃决，恢复旧日的“北流”。
三次北流所经路线略有不同，或向西溃决漫入漳水，或向东决漫入御河②。
从庆历八年起，到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八十年间，强行封闭北流，逼水单股东流仅十六年，而单股北流的时间，却达四十九年之久，另有十五年则为东、北二流并行。
因而，这一时期黄河的主流，基本上还是保持在纵贯河北平原中部至天津入海一线上。
《宋史·河渠志》所记载的就是这一河道。
这一时期，由于黄河泥沙使“河底渐淤积，则河行地上”③由东北流向渤海的古河道带再也维持不下去，“水势趋南”④已不可免。
5.金章宗明昌五年至明弘治初河道 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第四次大徙，河决阳武（今河南原阳县）光禄村。
据胡渭的记述是：“是岁河徙自阳武而东，历延津、封丘、长垣、兰阳、东明、曹州、濮州、郓城、范县诸州县界中，至寿张，注梁山泺，分为两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今大清河自东平历东阿、平阴、长清、齐河、历城、济阳、齐东、武定、青城、滨州、蒲台，至利津县入海者是也；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今会通河自东平历汶上、嘉祥、济宁，合泗水，至清河县入淮者是也”⑤。
此次河决以后，黄河河道南移，分别进入泗水及济水故道，而形成新的南、北两派。
河水十之二、三由北清河（今黄河）入海，十之七、八由南清河（泗水）入淮。
南派水势大于北派，这是黄河流行于山东丘陵以南的开始。
黄河入淮并非自明昌五年始，早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冬，东京留守杜充在滑县以上，李固渡（今河南滑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以西，决堤阻遏南下的金兵，即已使黄河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改道，向东流经豫、鲁之间在今山东巨野、嘉祥一带注入泗水，再“自泗入淮”①。
以后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五月，河决阳武，由郓城东流，汇入梁山泊。
②大定八年（1168年）六月，“河决李固渡（今河南滑县南），水溃曹州（今山东菏泽）城，分流于单州（今山东单县）之境。
”③从曹、单南下徐、邳，合泗入淮。
但其时宋代的“北流”故道未断，黄河仍处于南北分流的局面。
及至“金明昌中，北流绝，全河皆入淮。
”④黄河从此不再进入河北平原达六百多年，这是黄河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金明昌五年前后，黄河干道也有着逐渐南摆的趋势。
天德二年（1150年），“河水湮没巨野县”，河道干流即自豫东北的滑县、濮阳南移至鲁西南地区；大定十九年（1179年），“河决入汴梁间”⑤，干流又南摆进入开封府境；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⑥，干流已进入归德府（今商丘地区）境。
金末时黄河干道大致由阳武出封丘，经曹、单而合泗入淮。
黄河自夺泗入淮以后，每有决徙，常分成几股入淮，相互迭为主次，河道非常紊乱。
经常表现为枯水季节以一股为主，洪水季节数股分流，由淮入海⑦。
至元代，从历次决口中形成汴、涡、颍三条泛道入淮⑧。
至正十一年（1351年），贾鲁治河，自仪封的黄陵冈引河至归德的哈只口，把黄河干道挽向归德出徐州⑨。
所谓“河复故道”，大致上还是恢复金末的故道。
贾鲁堵塞了分流入涡、颍的河口。
但这样黄河失去宣泄的路径，仅仅隔了十四年，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便河决东平，复进入大清河了。
明代黄河的决溢改道更为频繁，以汴道干流为主体的河道上，在原阳、封丘一带决口时，大多北冲张秋运道，挟大清河入海；在郑州、开封一带决口时，多南夺涡、颍入淮①。
但是，这一时期的黄河 干道比较长的时间，还是保持在开封、归德、徐州一线上。
6.明弘治中至清咸丰的河道 明弘治八年（1495年），筑断黄陵冈，以一淮受全河之水，为第五次大徙。
明政府为了保持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畅通，派副都御史刘大夏筑塞黄陵冈、荆隆等口七处。
并于北岸筑长堤，起胙城，历滑县、长垣、东明、曹、单诸县抵虞城，凡三百六十里，名“太行堤”。
复筑荆隆等口新堤，起北岸祥符于家店，历铜瓦厢、陈桥，抵仪封东北小宋集（今兰考东北宋集），凡一百六十里①。
使黄河河道由兰阳、考城，迳归德、徐州、宿迂，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于海。
筑断黄陵冈和兴建太行堤的结果，“北流于是永绝，始以清口一线受万里长河之水。
”②胡渭因而将它视为黄河史上的第五次大变。
弘治年间治河的目的在防止黄河北决影响漕运。
治河工程主要在加强北岸堤防。
南岸既未筑堤，也不堵口。
因而睢、涡、颍等股分流仍有时并存，影响了徐州以下干道的水源。
为了保证漕运，嘉靖十六年（1537年）和二十一年（1542年），先后从丁家道口及小浮桥引水至黄河入徐州的干道，以接济徐、吕二洪。
继又堵塞南岸分流水口，至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后，“南流故道始尽塞”③。
于是“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④。
从此黄河成为单股汇淮入海的河道。
黄河干道固定后，河床因日久泥沙堆积淤高，成为高出地面的“悬河”。
洪水决溢日益频仍。
嘉靖后期，决口多在山东曹县至徐州河段。
到隆庆以后，向南发展到徐州以下至淮阴段。
因而，河工的重点已“不在山东、河南、丰、沛，而专在徐、邳”⑤。
工部左侍郎潘季驯根据“束水攻沙”及“蓄清刷黄”的方针，于万历七年（1579年）完成黄河两岸的遥堤以及洪泽湖以东的高家堰堤等治河工程，也就在这一河段上。
其故道大致即今地图上的淤黄河。
入清以后。
因长期施行“束水攻沙”的结果，泥沙大量排至河口，“以致流缓沙停，海口积垫，日渐淤高。
”①康熙十六年（1677年）起，靳辅治河的重点就放在淮阴以下至河口段上。
他采取以疏浚为主的方针，从清江浦历云梯关至海口，“挑川字沟”，把河床挖深。
但也只能收效于一时。
日久之后，河底又淤垫日高。
嘉庆以后，政治黑暗，河政废弛，决口泛滥的情况与日俱增，特别是下游河淮并槽入海的沙床，淤塞的程度更为严重，造成“水在地上行”的局面。
黄河以及淮河本身已不得不放弃这条水流下泄不畅的下游河道而另找出路了。
7.清咸丰五年以后河道 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兰阳铜瓦厢（今河南兰考附近）决口，在山东寿张县张秋镇穿过运河，挟大清河入海，是为第六次大徙。
决口之初，漫注于封丘、祥符、兰仪、考城、长垣等县，后“复分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迤南下注，两股由直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至张秋镇汇流穿运，总归大清河入海”②。
从此，黄河下游结束了六百六十年由淮入海的历史，又回到由渤海入海的局面。
当时翁同■、李鸿章等代表安徽、江苏地主阶级的利益，不同意堵口。
山东巡抚丁宝桢代表山东地主阶级的意见，则要求堵口归故。
双方争执不休，而清政府正面临太平天国革命的风暴，“军事旁午，无暇顾及河工”③。
因而在二十年间，听任洪水在山东西南泛滥横流，直至光绪元年（1875年）始在全线筑堤，使全河均由大清河入海，形成了今天黄河下游河道。
今黄河下游河道形成以后，直至解放前的七十多年里，河患仍连年不断，从1855年至1938年，决口达一百二十四次，有时向北侵入徒骇河或向南侵入小清河，同治七年（1868年）河决荥泽房庄及光绪十三年（1887年）河决郑州漫及淮河的两次，危害较大，但都随时堵塞，没有构成河道大的改变。
本世纪内曾发生二次较大的决口：一次是1933年遇到特大洪水，在河南境内温县至长垣的二百多公里内决口五十二处，造成极大灾难①；一次是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军西进，炸开郑州花园口大堤，河水乱颍、涡入淮，形成经历九年之久的改道，至1947年3月，始堵口，恢复今黄河故道。
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变迁，总的趋势是决口改道越来越频繁。
除第一、二两次大徙后，长达数百年间，决徙次数甚少，有一个较长的稳定时期外，庆历、明昌改道后，连三十年固定的河道都没有出现过，弘治改道后，入淮之水仍数股并存，流程紊乱，主流也时有变更。
明、清统治者为了“挽黄保运”，不惜逆河之性，强使“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但最终仍不免回到渤海湾入海。
整个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泛道更迭演变的过程极为复杂，胡渭所举只不过代表其变迁大势而已。
近年邹逸麟以河道主要流向为据，提出按宋代以前由渤海入海，金元以后数股汇淮入海，明嘉靖后期单股会淮入海及清咸丰五年以后由山东利津入海四个阶段的分期主张①，似更简明而条理清晰，颇有独到之处。
黄河改道以下游为主，但上、中游也有改道。
上游主要发生于河套平原的后套地方，据《水经注》的记载：河水“北过朔方临戎县西，……河水又北，屈而为南河出焉。
河水又北迤西，溢于窳浑县故城东，……其水积而为屠申泽，泽东西百二十里”。
河水又“屈从（临戎）县北东流，……为北河”。
河水“东迳高阙南……临河县故城北”②。
说明现在后套北面的黄河支流五加河，古代称作“北河”。
是黄河的正流，而称作“南河”的今河道，却是支流。
因此，《水经注》直呼北河为“河水”。
秦汉时，今后套地方也称为“河南地”。
直至清初，北河河口日渐淤塞，近河口的屠申泽（因在窳浑县城东，亦称窳浑泽，后世改称腾格里海）到清中叶以后由于黄河河道东移，屠申泽因失去水源，已淤塞成沙阜，北河也就逐渐缩小成为分流的“五加河”（乌加河），黄河主流始改行南河。
至于蜿蜒于陕晋之间的黄河中游河道，局部地区因洪水的冲刷而呈左右摆动，如原位于黄河西岸的大庆关（古名临晋关）以南的河道在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偏向西流，使自古“入渭”的洛水①，改为入河。
到万历年间（1573—1619年）大庆关以北一段河道也改为偏西流，直达朝邑县治，大庆关遂被隔于河东。
到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大庆关南段又变为偏东流，洛水又改入渭。
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左右，洛水又因此段河道偏西而重又 入河。
1934年大水，河又向东偏，洛水又入渭，大庆关也恢复到河西的位置①。
三、黄河下游改道的原因及其影响 黄河流域的土壤、气候及黄河河道的坡度，是造成其下游经常决徙和改道的自然因素。
黄河上、中游地区流经一片面积达五十八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黄土结构疏松，一经雨水冲刷，即土随水去，水中泥沙含量特多。
同时，黄河流域的降水量多集中在夏季和夏秋之交，上、中游经过暴雨之后，河床中便出现了洪峰，洪水与泥沙俱下，对下游构成严重的威胁。
再加上黄河上流发源地海拔在三千米以上，从青海龙羊峡奔腾急下，一泻千里，到达河南孟县以东，骤抵海拔五十米以下的平原，流缓沙沉，逐渐淤淀。
近年实测数据，黄河每年输送到下游的泥沙达十六亿吨。
其中大约有十二 亿吨输送入海，四亿吨沉积在河床上，日积月累，河床愈抬愈高，成为“悬河”。
一般河床高出地面二至十米不等，河流全靠两岸大堤约束，一旦溃决，便突奔灌泻，不可收拾。
因而，黄河自古以来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
从整个历史时期黄河决徙改道的情况来看，可以公元10世纪为分界线①。
在此以前的二千年间，大改道共有两次，其它决徙的记载也很少，黄河基本上是安稳的，平静的。
这是因为古代黄河上、中游高原地带的森林、草原还比较完整。
如山陕峡谷和泾渭北洛上游基本上是畜牧区，原始森林、草原未被破坏。
唐代以前的三千多年，大部分时间的平均气温都比现在高2℃，也有利于植被的生长，这种良好的植被状况，足以保持水土；中、下游河谷平原地带，古代人民在黄河两侧挖了无数的灌溉渠道和沟洫，其中著名的如战国时魏引漳水溉邺、秦开郑国渠引泾入洛，汉武帝开白渠引泾入渭等。
《史记·河渠书》说，当时的灌溉渠要“以万亿计”，这些渠道沟洫把河水夹带的泥沙引入农田，作为肥料。
此外，古代黄河下游有名的济、汴、濮、漯等大川和密如蛛网的支津，以及散布
黄河河道历史变化情况是怎样的
据历史记载，在1946年前的二千五百四十年间，黄河受到近1593次泛滥威胁，而因泛滥令河道大改道共26次。
作家柏杨曾说“两千五百四十年间，黄河决口一千五百九十次。
说明黄河像一只在大地上翻腾跳踉的巨龙，为中国人带来无法抗拒的灾难”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在黎阳宿胥口（今河南浚县西南）决徙，偏离禹河故道，至章武（今河北沧县东北）入海，为史载大禹治水后黄河第一次大改道。
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六月，黄河冲决澶州商胡埽，向北直奔大名，经聊城西至今河北青县境与卫河相合，然后入海。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为防御金兵南下，东京守将杜充在滑州人为决开黄河堤防，造成黄河改道，向东南分由泗水和济水入海。
黄河至此由北入渤海改而南入黄海。
直到1855年，黄河主要是在南面摆动，虽然时有北冲，但均被人力强行逼堵南流。
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被改道经淮河入黄海。
从此黄河主要是在南面摆动，郑州以下、清口以上的黄河主流移动不定，由泗水，或汴水或涡水入淮，或由颍水入淮，或同时分几支入淮，再入黄海。
黄河从古至今的变化
黄河是我国第二条大河，自远古以来即为多泥沙河流。
公元前4世纪黄河下游因河水浑浊即有“浊河”之称。
公元1世纪初，有人指出“河水重浊，号为一石而六斗泥”。
唐宋以后泥沙有增无减。
这些泥沙中的一部分堆积在下游河床上，日积月累，河床淤高，全靠堤防约束，时久形成悬河。
每逢伏秋大汛，防守不力，轻则漫口决溢，重则河道改徙。
据历史记载，在1946年前的三至四千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1593次，河道因泛滥大改道共26次，决口一千多次。
洪水遍及范围北至海河，南达淮河，纵横25万平方公里，对中国黄淮海平原的地理环境影响巨大。
就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特点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① 战国筑堤以前 上限大致从新石器时代开始。
当时黄河下游流经河北平原，在渤海湾西岸入海，因两岸未筑堤防，河道极不稳定。
据文献记载,黄河曾往返更迭多次流经的有《禹贡》、《山海经·北山经》和《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三道。
前二道在河北平原偏西，沿太行山麓北流，《山经》大河下游大致北流到永定河冲积扇的南缘，向东经过雄县、霸县一线，到今天天津市区附近入海；《禹贡》大河下游在今深县与《山经》大河别流，穿过今河北平原中部，于青县以东入海；《汉志》大河则离开了太行山东麓，经豫东北、鲁西北、冀东南，东北至黄骅县境入海。
上述三河道在战国中期以前，或互为主次，或同时存在，但以流经《汉志》大河为常见。
在古代，“河”就是黄河的专称。
据《汉志》、《水经注》记载，河北平原上被称为河的水道达10余条，都可能是黄河某次决流改徙后的故道。
② 公元前 4世纪～公元初年（战国中期至西汉末年） 战国中期，下游大规模修筑堤防后，固定下来的河道就是《汉书2地理志》里记载的大河，从此结束了长期以来多股分流、改道频繁的局面，我们暂时作为黄河第一次重大的改道。
在战国中期，黄河下游地区人口稀少，初筑堤防时,两岸堤距宽达50汉里（1汉里相当现今414米），大溜（水流主泓）得在堤内游荡，河道蓄洪能力较强，不易发生决口。
以后生齿日繁，在大堤内河槽两旁淤出的大片滩地上进行了垦殖，修筑民埝以自卫，远者距水数里，近者仅数百步。
遂使河床迫束，河身多曲,淤高迅速,险情迭出。
西汉末年，今河南浚县境内河道，“河水高于平地”，显然已成“悬河”。
这是秦汉以来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加剧的结果。
公元11年王莽时黄河又东决，河、淮之间水灾延续了60年之久。
③公元1～10世纪(东汉至唐末) 公元11年（王莽始建国三年），黄河在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以上决口，河水一直泛滥至清河郡以东数郡。
当时，王莽因为河决东流，可使他在元城的祖坟不受威胁，就不主张堵口，听认水灾延续了近六十年，从而造成黄河史上第二次重大的改道。
此后，在将近千年时间里，黄河下游河道出现过相对稳定的局面，偶而有决溢，也未造成大规模改道。
其原因： 一，东汉开始大量游牧民族入居黄河中游，退耕还牧，次生草原和灌木丛代替了耕地，水土流失相对减弱。
二，公元70年，在王景领导下，对西汉末漫流的河水进行全面治理，才固定了一条新的河道，大体流经冀鲁交界地区，从长寿津（今濮阳西旺宾一带），自西汉大河别出，循古漯水河道，经今范县南，在今阳谷县与古漯河分流，经今黄河和马颊河之间，至今山东利津县境入海。
三，当时黄河下游存在不少分支，或单独入海，或流入其他河流，沿途更有一些大小湖泊和沼泽洼地，都起着分洪、排沙与调节流量的作用。
④ 公元10世纪～1127年（唐末至北宋末） 经近千年的堆积，到唐末开始，黄河下游河口段已逐渐淤高。
公元 893年（唐景福二年）河口段，发生近百里的改道。
到五代时期，决口的频率明显增加，平均不到三年就有一次泛决。
至11世纪初，在今山东商河、惠民、滨州市县境内，河道又“高民屋殆逾丈”。
此后决口地点又上移到澶州（今河南濮阳）、滑州（今滑县东旧城）一带。
总的趋势是，河道逐渐向北摆动。
五代末年、北宋前期决出的赤河、横陇河，都在唐代大河之北。
1048年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决口，北流经今滏阳河与南运河之间，下游合御河（今南运河）、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入海，史称“黄河北派”。
这是黄河变迁史上的第三次重大的改道。
（黄河北流大的共有三次：商胡埽、小吴埽、内黄口） ⑤ 1128年～16世纪中叶（金元至明嘉靖万历时） 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为阻止金兵南下，宋东京留守杜充竟然在今河南滑县西南人为决河，使黄河东流经豫东北、鲁西南地区，汇入泗水，夺泗入淮。
从此黄河离开了春秋战国以来流经今浚、滑一带的故道，不再进入河北平原，在此后的700多年中，以东南流入淮为常。
这是黄河下游变迁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也是黄河第四次重大的改道。
浚、滑之间原是黄河下游的窄道，由于这一段河道的控制，以下河道决口后摆动的范围，基本上限制在太行山以东、山东丘陵以北的河北平原上，离开了这段河道以后，下游河道折向东或东南，摆动于豫东北至鲁西南地区。
在金代，有记载的12次决口中，决后河道摆动在该地区占10次。
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10月，黄河在原武、阳武、中牟、延津、开封、祥符、杞县、睢州、陈留、通许、太康、尉氏、洧川、鄢陵、扶沟等15处决口。
大致可以分成三股；一股在中牟境内折而南流，经尉氏、洧川、扶沟、鄢陵等地，由颍水入淮；一股在开封境内，折而南流，经通许、太康等地，由涡入淮。
我们将其称为黄河历史上第五次大改道。
从金元至明中叶，黄河变迁特点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决口地点西移。
起初决口多在今山东境内（12世纪50、60年代），以后西移至今河南汲县、阳武（今原阳东部）、延津一带（12世纪80、90年代）。
到13世纪70年代～14世纪40年代，决口已移至新乡、原武（今原阳西部）、荥泽（今郑州市西古荥镇）一带，几至黄河下游冲积平原的顶端。
第二，河道干流逐渐南摆。
12世纪中期以后河道经豫东北、鲁西南，至今山东梁山县境流入泗水。
以后逐渐南摆进入豫东开封、商丘地区，经安徽砀山、萧县至江苏徐州夺泗入滩。
金元之际两次人为决河，先后由濉夺泗或由涡入淮。
13世纪后期有一段河道夺颍河入淮，达到黄河下游扇形平原的西南极限。
第三，下游河道除干流外，同时分出几股岔流,迭为主次，变迁无定。
自12世纪下半叶（金大定年间）开始，即出现“两河分流”的局面。
以后又分成3股，大致均流经今废黄河一线以北汇入泗水，夺泗入淮。
到13世纪下半叶(元初)，下游又出现了夺濉、涡、颍入淮的几股。
嗣后，或东流入泗，或南流入淮，时而又东北决入马颊河、徒骇河、北清河（今山东东平以下黄河）入海。
经常数股并行，迭为主次，变迁极为混乱。
元末（1351）贾鲁治河时，曾整治一条从河南封丘东至徐州夺泗入淮的河道，史称贾鲁河。
不久即告废坏。
⑥ 16世纪中叶～1854年（清咸丰五年） 黄河下游多股分流的局面至16世纪中叶(明嘉靖中叶)基本结束，“南流故道始尽塞”，“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
”这是河势的一大变化。
后来在万历初年，潘季驯推行“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针，下游河道方始基本固定，即今图上的废黄河。
其后虽有决溢。
但旋即恢复故道。
清前期经大筑堤防。
河南境内河道出现过一段相对安流时期，而山东、江苏境内河段决口次数增多。
江苏徐州至淮阴河段兼作运河，是“咽喉命脉所关，最为紧要”。
潘季驯治河重点即在这一河段上，如大修两岸缕堤、格堤、月堤、遥堤，重修高家堰，抬高洪泽湖水位，蓄清刷黄等工程。
到清初河患的重心下移淮阴至河口段,这是因为金元以后黄河长期夺淮入海，大量泥沙排入海口，河口不断延伸，使坡降变化,加速河口以上河道的淤积。
故18世纪以后徐州以下河患最为集中。
19世纪以后，河道淤废不堪，决口连年发生，更兼国内政治动荡，治河不力，发生新的改道已不可避免。
⑦ 1855年 （清咸丰五年）～20世纪 50年代以前 1855年6月，黄河在河南省兰阳铜瓦厢决口，先向西北淹到封丘、祥符各县村庄，又往东漫流至兰仪、考城、长垣等县后，分成3股：一股出曹州东赵王河至张秋穿运；一股经长垣县，流到东明县雷家庄，这里就分成了两股，都东北流到张秋镇；三股河汇合后，穿过张秋运河，经不盐河流入大清河，由利津牡蛎口入海。
这是黄河第六次大改道。
黄河下游流经路线，按照现时中国行政区域划分，大体上经过河南的荥阳、郑州、原阳、延津、封丘、中牟、开封、兰考、濮阳，后经山东的曹县、单县，再经安徽的砀山、萧县、最后入江苏的丰县、沛县、徐州、邳县、睢宁、宿迁、泗阳、淮安、涟水、阜宁、滨海然后入黄海。
但在改道后，于铜瓦厢缺口后，黄河冲破原有的河道，改东北走向，在山东境内借大清河入渤海。
这次决口，使黄河下游结束了700多年由淮入海的历史，又回到由渤海湾入海。
其后的20年内，洪水在以铜瓦厢为顶点，北至北金堤，南至今曹县、砀山一线,东至运河的三角洲冲积扇上自由漫流，水势分散，正溜无定。
直至1876年全线河堤告成，现今黄河下游河道始基本形成。
下游河道中自铜瓦厢至陶城埠一段，决口经常发生，故有“豆腐腰”之称。
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
人为扒开花园口大堤，企图用洪水来阻止日本侵略军的西进。
这次决口，使黄河南泛于贾鲁河、颍河和涡河之间地带，成灾严重，史所罕见。
这也是黄河史上的第七次大改道。
最近因为风沙问题越来越严重，现在专家说，如果人类再滥砍滥伐的话，黄河的源头很可能会被淹没在风沙之中。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起源，但是这条被誉为母亲河的源头今天却被荒山大围斩，风沙处处。
专家指出，人类违反自然的生活方式滥砍滥伐是破坏水源的主要原因，使这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生态系统面临崩溃，也很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破坏下的另一个遗址。
正是黄河频繁泛滥成灾的特点，造就了中华民族“居安思危”的性格。
中华文明也是从大禹治水、导河入海的艰难奋斗中开始的，以至于许多朝代都设有治河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仍设有“黄河水利委员会”这样的机构，这在世界大江大河中是非常罕见的。
可以说，黄河对于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和引导中华文明走向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黄河在华北平原变迁的历史?黄河对于山东的重要性
第一节 中国文化摇篮——黄河的变迁黄河象一条金色的巨龙，横卧在祖国的北部大地上。
它全长五千四百六十四公里，流域面积七十五万二千四百四十三平方公里。
黄河流域是我国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其中下游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一、历代对河源的探索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对这一象征着中华民族古文化摇篮的河流发源地，曾进行过长期探索。
1.古代“河出昆仑”及“伏流重源”的臆说《尚书·禹贡》最早就有“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的记载。
说明远在公元前五至三世纪，当经济文化发展较高的中原地区与西部河源地区还没有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我国人民就已经知道黄河是发源于今青海东部积石山一带①。
成书于《禹贡》之前的《山经》说：“昆仑之丘，……河水出焉”②。
《尔雅·释水》：“河出昆仑虚。
”《淮南子》：“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
”据胡渭考证，“自汉以前，但知昆仑在中国西北，终未明在外国某地也”③。
说明人们对当时为戎羌诸族所占居的黄河上源一带的真相，还不很清楚，所云黄河出于昆仑，可能来自间接传闻或是一种臆度。
汉朝通西域后，“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①从此，将今新疆西部的于阗河当作黄河源，于阗河所出的于阗南山称为昆仑山，成了河出昆仑说的根据。
张骞向汉武帝汇报在西域的传闻，于阗河“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①。
其后，班固更进一步加以引申说：“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
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
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③古代“导河积石”和“河出昆仑”的传说，便这样与西域流传而来的“潜流复出”的说法揉合在一起，发展成为“伏流重源”的谬说。
2.晋、唐时期对青海河源地区的初步认识魏、晋时期，内地人民从对吐谷浑所据青海地区的密切往还中，逐渐了解到河源不在新疆，而在青海境内。
晋代张华所著《博物志》第一次提出“源出星宿”④。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平定吐谷浑后，在今青海贵德以西黄河上源地区设置河源郡，也表明了当时人们对河源所出地区的确认。
及至唐代，和青海、西藏等地的羌、藏族人民交往频繁，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侯君集与李道宗到达河源地区：“阅月，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观河源。
”⑤按星宿川唐《十道图》别作“星宿海”。
柏海当即今黄河源上的扎陵湖。
藏语扎陵系白而长之意，“白”与“柏”同音。
后吐谷浑为吐蕃所并，唐蕃之间来往不断，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时，松赞干布曾“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⑥。
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大理寺卿刘元鼎作会盟使出使吐蕃，进入黄河上源“虏曰闷摩黎山”①。
据吴景傲《西垂史地研究》考证，闷摩黎山即今巴颜喀拉山，对河源的认识又进了一步。
可见唐代对处于入藏通道的河源地区已有所了解。
3.元、明、清三代对河源地区的考察与成就元朝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世祖派满族人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②。
都实所率领的河源勘察队进行了我国历史上对河源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考察。
潘昂霄著《河源志》一书，记载此行时曾越过黄河上源的两巨泽“阿剌脑儿”（指扎陵、鄂陵二湖），及“粲若列星”的“火敦脑儿”（指星宿海）。
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河源考察的珍贵文献。
与都实同时期的临川人朱思本，得帝师巴尔济苏所藏梵文图本，译为汉文，其内容与潘昂霄的《河源志》互有详略。
但他提到河源“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为大泽，曰‘火敦脑儿’”②。
已明确指出河源来自星宿海西南百余里，正是今天卡日曲的位置。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僧侣宗泐往返西域，途经河源，在其所作《望河源》诗序中自记：“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则流入牦牛河，东北所出之水是为河源”④。
按藏语“抹必力赤巴山”就是黄河与长江上源分界之山，即巴颜喀拉山。
牦牛河即长江上源通天河。
今卡日曲和通天河支流正是一山之隔，两源相去仅十多公里。
由此可见，宗泐所见的河源，也是卡日曲，和朱思本所指河源是一致的。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以拉钖、舒兰为首的考察团，在探寻河源后，所进呈的《星宿海河源图》中，发现星宿海以西黄河有三条源流，“三河往东顺流入于扎陵”①。
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在全国进行大规模测量后所绘《皇舆全览图》，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完成的新《皇舆全图》，以及当时人齐召南所著《水道提纲》②，都误将三条上源的中支“阿尔坦”认作黄河正源。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遣“阿弥达前往青海，务穷河源”③。
据《湟中杂记》记述，阿弥达“查看鄂墩他拉共有三溪流出。
自北面及中间流出者，水系绿色；从西南流出者水系黄色；……西面一山，山间有泉流出，其色黄。
询之蒙、蕃等，其水名阿勒坦郭勒，此即河源也”④。
阿弥达所见到的阿勒坦郭勒，据傅乐焕考证⑤，和朱思本、宗泐的发现是一致的，都是黄河正源“卡日曲”。
藏语“卡日”意为铜色，“曲”为河的意思。
因其流经第三纪红色地层，洪水期河水呈铜色，故名。
阿弥达所发现的另外两支相汇于星宿海的源流，北面一支较小，今名扎曲；中间一支即《皇舆全览图》和《水道提纲》所说的“阿尔坦”，今名“约古宗列曲”。
4.解放后对黄河河源的考察及其再认识解放后，根据国家大规模建设以及开发和治理黄河的需要，1952年8月，派遣一支河源查勘队对河源地区进行了实际考察。
由于准备工作不够充分，调查也欠周密，在其报告中误将约古宗列曲认作黄河正源，及在其西北三十公里处的海拔五千二百一十四点八米的雅合拉达合泽山为黄河发源地。
他们并轻信当地藏民的称呼，提出黄河源上的两湖应鄂陵湖在西、扎陵湖在东⑥，以致1953年以后的出版物和地图，都根据他们的报告作了错误的修订。
并由此而引起学术界的争议。
1978年7月，青海省组织专业人员，深入河源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考察队根据十万分之一航测地图进行测量的结果，卡日曲比约古宗列曲长约30公里。
其源头有五条来自各姿各雅山的泉水，流量比后者丰富，流域面积达三千一百二十六平方公里，也远比后者为广。
根据源远流长，水量丰富及流域宽广等原则，黄河正源应为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的各姿各雅山的卡日曲。
同时，根据实地调查和对照历史文献，重新确认了黄河源上的两湖应为“西扎东鄂”①。
图2－1黄河河源以上历史证明，我们的祖先，通过长时间的实践与探索，早在元代对黄河发源地即有了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
都实、朱思本、宗泐和阿弥达等，对探明黄河源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黄河下游河道的迁徙历史上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
其下游河道的变迁极为复杂，从孟津以东至荥阳（南岸）、武陟（北岸）间，因河身为南岸山脉所约束，只是沿着自西而东的方向发生很小的移动，古孟津城在今城北十二点五公里，古黄河更在古孟津城之北，而今黄河则距孟津城仅二点五公里，可见这一段河道向南移了约十公里。
武陟、荥阳以下，黄河正式进入华北平原，才有改变方向的大规模改道。
改道不仅次数频仍，流路紊乱，波及地域也极为广阔。
历史上出现的河道，有如一把摺扇的扇骨，多至数十根。
武陟、荥阳是扇纽，扇骨的分布北至海河，南至淮河。
黄河的改道对这一广大区域的地貌变迁造成极大的影响。
据文献资料记载，从先秦时期到解放前约三千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一千五百九十三次，平均三年两次决口，重要的改道二十六次。
清初学者胡渭从古代黄河上千次改道的记载中，予以整理归纳，在《禹贡例略》里提出五大徙之说。
后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加上一徙，统称“六大徙”。
再加上战国初期前原有故道，概括为七个阶段。
分述于下：1.战国初期以前河道见于先秦文献而为人们所熟悉的古黄河下游河道“禹河”，也就是“禹贡大河”，根据《禹贡·导水》章的叙述是“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洛汭”为洛水入河处，“大伾”在今河南浚县，说明古河水东过洛汭后，自今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大伾山西古宿胥口，然后沿着太行山东麓北行。
“降水”即漳水，“大陆”指大陆泽。
说明大河在今河北曲周县南，接纳自西东来的漳水，然后北过大陆泽。
“九河”泛指多数，是说黄河下游因游荡不定在冀中平原上漫流而形成的多股河道。
“逆河”则是在河口潮水倒灌下，呈逆流之势而在今天津市东南入于海。
另一条见于先秦文献的古黄河下游河道“山经大河”，由于《山经》中不见关于河水径流的记载，一直为世人所忽视。
近年谭其骧根据《北山经·北次三经》所载入河诸水，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所载的河北水道相印证，发现“禹贡大河”流至今河北深县后，“山经大河”即由此分道北流，会合虖沱水，又北流至今蠡县南，会合泒水、滱水后，继续北流至今清苑县折而东流，经今安新县南、霸县北，东流至今天津市东北入海①。
2.战国中期至西汉末河道第三条见于文献记载的黄河下游河道是《汉书·地理志》及《汉书·沟洫志》的河水，也就是《水经·河水注》的“大河故渎”。
胡渭说：“周定王五年（前602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右迳滑台城，又东北迳黎阳县南，又东北迳凉城县，又东北为长寿津，河至此与漯别行而东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渎’”②。
认为是大禹治水以后黄河的第一次改道。
这条“大河故渎”的具体径流是：宿胥口以上与《山经》、《禹贡》河道同，自宿胥口东北流至长寿津（今河南滑县东北）的一段，胡渭叙述较详；过长寿津后，河水折而北流，至今馆陶县东北，折东经高唐县南，再折北至东光县西会合漳水，复下折而东北流经汉章武县（今黄骅县伏漪城）东入海。
谭其骧考订，认为这条河道始于周定王五年河徙说虽不足凭信，但这条“大河故渎”的形成很可能早于《禹贡》、《山经》河，在春秋战国时代，它们曾长期并存，造为主次。
“约在前四世纪四十年代左右，齐与赵、魏各在《汉志》河东西两岸修筑了绵亘数百里的堤防。
此后，《禹贡》、《山经》河即断流，专走《汉志》河，一直沿袭到汉代”③。
战国中期下游河道全面筑堤后，发挥了蓄洪拦沙作用，因而河床比较固定。
其间虽曾决溢过九次，最著名的是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河决于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东南注钜野（巨野泽，在今山东西南部），通于淮、泗”①。
这是历史记载黄河夺淮入海的第一次。
洪水“汜郡十六”②，历时二十余年，直至元封二年（前109年）始予堵塞。
以后的几次决口大多经过数年即被堵住，河复故道。
这条河道稳定了四百七十五年。
但到西汉末年，由于泥沙长期堆积，“河水高于平地”③，重大改道，已势不可免。
3.东汉至宋初河道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发生第二次大徙。
“河决魏郡（治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泛清河以东数郡。
先是，莽恐河决为元城（今河北大名东）冢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堵塞”④。
洪水在今鲁西、豫东一带泛滥了近六十年，直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王景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北）海口千余里”⑤，始形成东汉大河，也就是《水经注》以及唐《元和郡县志》所载的大河。
东汉大河的位置较西汉大河偏东，从长寿津自西汉大河故道别出，循古漯水河道东行，复蜿蜒于今黄河与马颊河之间，至今滨县之南入海。
距海里程比西汉大河短，河道也比较顺直，东汉以后河水含沙量又相对有所减弱。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这条大河稳定了八百多年，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其间很少有决溢发生，也无大的改流。
因此，魏、晋、南北朝各史多不志河渠，《隋书·地理志》也没有黄河经行的记载。
唐末宋初，由于下游河口段淤高，排泄不畅，曾出现多次决口。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唐景福二年（893年）黄河在河口段“自厌次县界决而东北流，迳勃海县（今山东滨县）西北，又东北至无棣县（今县同）东南而东注于海”①。
又宋景佑元年（1034年），河决澶州横陇埽（今河南濮阳东），在其以下至长清一段河道南移，形成一条横陇河②。
但长清以下河道没有变化，只是小规模的改道。
4.北宋庆历以后河道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第三次大徙。
黄河在澶州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决口，便由此改道折向西北，经河南内黄之东、河北大名之西，经今滏阳河和南运河之间，沿着南宫之东，枣强、武邑之西，献县之东，至青县汇入御河（今南运河），经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入海。
宋人称这条河道叫“北流”或“北派”。
十二年后，嘉佑五年（1060年），黄河又在大名府魏县第六埽（今南乐西）向东决出一支分流，东北流经一段西汉大河故道，由今山东堂邑、夏津等地，下循笃马河（今马颊河）在冀、鲁之间入海。
名为二股河，宋人称它为“东流”或“东派”②。
此后，黄河有时单股东流，有时单股北流，也有时东、北二流并行。
由于东流所经冀、鲁边界，两汉以来河道历经泛滥，地势淤高，不若御河以西地区“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择其处决而北流”④。
当时宋统治阶级内部在维持北派或回河东流问题上争论不休。
前者主张维持北流，以凭借黄河天险阻御契丹的南侵；后者则“献议开二股以导东流”。
神宗采纳后一意见，于熙宁二年（1069年）将北流封闭。
但同年黄河即在闭口以南溃决。
熙宁十年（1077年），从澶州决口后，汇入梁山泊，随后分为两支：一支由泗入淮，谓之南清河，一支合济至沧州入海，谓之北清河⑤。
经过几次决溢之后，终因“东流高仰，北流顺下”①，先后于元丰四年（1081年）及元符二年（1099年）在澶州及内黄溃决，恢复旧日的“北流”。
三次北流所经路线略有不同，或向西溃决漫入漳水，或向东决漫入御河②。
从庆历八年起，到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八十年间，强行封闭北流，逼水单股东流仅十六年，而单股北流的时间，却达四十九年之久，另有十五年则为东、北二流并行。
因而，这一时期黄河的主流，基本上还是保持在纵贯河北平原中部至天津入海一线上。
《宋史·河渠志》所记载的就是这一河道。
这一时期，由于黄河泥沙使“河底渐淤积，则河行地上”③由东北流向渤海的古河道带再也维持不下去，“水势趋南”④已不可免。
5.金章宗明昌五年至明弘治初河道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第四次大徙，河决阳武（今河南原阳县）光禄村。
据胡渭的记述是：“是岁河徙自阳武而东，历延津、封丘、长垣、兰阳、东明、曹州、濮州、郓城、范县诸州县界中，至寿张，注梁山泺，分为两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今大清河自东平历东阿、平阴、长清、齐河、历城、济阳、齐东、武定、青城、滨州、蒲台，至利津县入海者是也；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今会通河自东平历汶上、嘉祥、济宁，合泗水，至清河县入淮者是也”⑤。
此次河决以后，黄河河道南移，分别进入泗水及济水故道，而形成新的南、北两派。
河水十之二、三由北清河（今黄河）入海，十之七、八由南清河（泗水）入淮。
南派水势大于北派，这是黄河流行于山东丘陵以南的开始。
黄河入淮并非自明昌五年始，早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冬，东京留守杜充在滑县以上，李固渡（今河南滑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以西，决堤阻遏南下的金兵，即已使黄河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改道，向东流经豫、鲁之间在今山东巨野、嘉祥一带注入泗水，再“自泗入淮”①。
以后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五月，河决阳武，由郓城东流，汇入梁山泊。
②大定八年（1168年）六月，“河决李固渡（今河南滑县南），水溃曹州（今山东菏泽）城，分流于单州（今山东单县）之境。
”③从曹、单南下徐、邳，合泗入淮。
但其时宋代的“北流”故道未断，黄河仍处于南北分流的局面。
及至“金明昌中，北流绝，全河皆入淮。
”④黄河从此不再进入河北平原达六百多年，这是黄河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金明昌五年前后，黄河干道也有着逐渐南摆的趋势。
天德二年（1150年），“河水湮没巨野县”，河道干流即自豫东北的滑县、濮阳南移至鲁西南地区；大定十九年（1179年），“河决入汴梁间”⑤，干流又南摆进入开封府境；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⑥，干流已进入归德府（今商丘地区）境。
金末时黄河干道大致由阳武出封丘，经曹、单而合泗入淮。
黄河自夺泗入淮以后，每有决徙，常分成几股入淮，相互迭为主次，河道非常紊乱。
经常表现为枯水季节以一股为主，洪水季节数股分流，由淮入海⑦。
至元代，从历次决口中形成汴、涡、颍三条泛道入淮⑧。
至正十一年（1351年），贾鲁治河，自仪封的黄陵冈引河至归德的哈只口，把黄河干道挽向归德出徐州⑨。
所谓“河复故道”，大致上还是恢复金末的故道。
贾鲁堵塞了分流入涡、颍的河口。
但这样黄河失去宣泄的路径，仅仅隔了十四年，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便河决东平，复进入大清河了。
明代黄河的决溢改道更为频繁，以汴道干流为主体的河道上，在原阳、封丘一带决口时，大多北冲张秋运道，挟大清河入海；在郑州、开封一带决口时，多南夺涡、颍入淮①。
但是，这一时期的黄河干道比较长的时间，还是保持在开封、归德、徐州一线上。
6.明弘治中至清咸丰的河道明弘治八年（1495年），筑断黄陵冈，以一淮受全河之水，为第五次大徙。
明政府为了保持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畅通，派副都御史刘大夏筑塞黄陵冈、荆隆等口七处。
并于北岸筑长堤，起胙城，历滑县、长垣、东明、曹、单诸县抵虞城，凡三百六十里，名“太行堤”。
复筑荆隆等口新堤，起北岸祥符于家店，历铜瓦厢、陈桥，抵仪封东北小宋集（今兰考东北宋集），凡一百六十里①。
使黄河河道由兰阳、考城，迳归德、徐州、宿迂，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于海。
筑断黄陵冈和兴建太行堤的结果，“北流于是永绝，始以清口一线受万里长河之水。
”②胡渭因而将它视为黄河史上的第五次大变。
弘治年间治河的目的在防止黄河北决影响漕运。
治河工程主要在加强北岸堤防。
南岸既未筑堤，也不堵口。
因而睢、涡、颍等股分流仍有时并存，影响了徐州以下干道的水源。
为了保证漕运，嘉靖十六年（1537年）和二十一年（1542年），先后从丁家道口及小浮桥引水至黄河入徐州的干道，以接济徐、吕二洪。
继又堵塞南岸分流水口，至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后，“南流故道始尽塞”③。
于是“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④。
从此黄河成为单股汇淮入海的河道。
黄河干道固定后，河床因日久泥沙堆积淤高，成为高出地面的“悬河”。
洪水决溢日益频仍。
嘉靖后期，决口多在山东曹县至徐州河段。
到隆庆以后，向南发展到徐州以下至淮阴段。
因而，河工的重点已“不在山东、河南、丰、沛，而专在徐、邳”⑤。
工部左侍郎潘季驯根据“束水攻沙”及“蓄清刷黄”的方针，于万历七年（1579年）完成黄河两岸的遥堤以及洪泽湖以东的高家堰堤等治河工程，也就在这一河段上。
其故道大致即今地图上的淤黄河。
入清以后。
因长期施行“束水攻沙”的结果，泥沙大量排至河口，“以致流缓沙停，海口积垫，日渐淤高。
”①康熙十六年（1677年）起，靳辅治河的重点就放在淮阴以下至河口段上。
他采取以疏浚为主的方针，从清江浦历云梯关至海口，“挑川字沟”，把河床挖深。
但也只能收效于一时。
日久之后，河底又淤垫日高。
嘉庆以后，政治黑暗，河政废弛，决口泛滥的情况与日俱增，特别是下游河淮并槽入海的沙床，淤塞的程度更为严重，造成“水在地上行”的局面。
黄河以及淮河本身已不得不放弃这条水流下泄不畅的下游河道而另找出路了。
7.清咸丰五年以后河道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兰阳铜瓦厢（今河南兰考附近）决口，在山东寿张县张秋镇穿过运河，挟大清河入海，是为第六次大徙。
决口之初，漫注于封丘、祥符、兰仪、考城、长垣等县，后“复分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迤南下注，两股由直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至张秋镇汇流穿运，总归大清河入海”②。
从此，黄河下游结束了六百六十年由淮入海的历史，又回到由渤海入海的局面。
当时翁同■、李鸿章等代表安徽、江苏地主阶级的利益，不同意堵口。
山东巡抚丁宝桢代表山东地主阶级的意见，则要求堵口归故。
双方争执不休，而清政府正面临太平天国革命的风暴，“军事旁午，无暇顾及河工”③。
因而在二十年间，听任洪水在山东西南泛滥横流，直至光绪元年（1875年）始在全线筑堤，使全河均由大清河入海，形成了今天黄河下游河道。
今黄河下游河道形成以后，直至解放前的七十多年里，河患仍连年不断，从1855年至1938年，决口达一百二十四次，有时向北侵入徒骇河或向南侵入小清河，同治七年（1868年）河决荥泽房庄及光绪十三年（1887年）河决郑州漫及淮河的两次，危害较大，但都随时堵塞，没有构成河道大的改变。
本世纪内曾发生二次较大的决口：一次是1933年遇到特大洪水，在河南境内温县至长垣的二百多公里内决口五十二处，造成极大灾难①；一次是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军西进，炸开郑州花园口大堤，河水乱颍、涡入淮，形成经历九年之久的改道，至1947年3月，始堵口，恢复今黄河故道。
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变迁，总的趋势是决口改道越来越频繁。
除第一、二两次大徙后，长达数百年间，决徙次数甚少，有一个较长的稳定时期外，庆历、明昌改道后，连三十年固定的河道都没有出现过，弘治改道后，入淮之水仍数股并存，流程紊乱，主流也时有变更。
明、清统治者为了“挽黄保运”，不惜逆河之性，强使“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但最终仍不免回到渤海湾入海。
整个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泛道更迭演变的过程极为复杂，胡渭所举只不过代表其变迁大势而已。
近年邹逸麟以河道主要流向为据，提出按宋代以前由渤海入海，金元以后数股汇淮入海，明嘉靖后期单股会淮入海及清咸丰五年以后由山东利津入海四个阶段的分期主张①，似更简明而条理清晰，颇有独到之处。
黄河改道以下游为主，但上、中游也有改道。
上游主要发生于河套平原的后套地方，据《水经注》的记载：河水“北过朔方临戎县西，……河水又北，屈而为南河出焉。
河水又北迤西，溢于窳浑县故城东，……其水积而为屠申泽，泽东西百二十里”。
河水又“屈从（临戎）县北东流，……为北河”。
河水“东迳高阙南……临河县故城北”②。
说明现在后套北面的黄河支流五加河，古代称作“北河”。
是黄河的正流，而称作“南河”的今河道，却是支流。
因此，《水经注》直呼北河为“河水”。
秦汉时，今后套地方也称为“河南地”。
直至清初，北河河口日渐淤塞，近河口的屠申泽（因在窳浑县城东，亦称窳浑泽，后世改称腾格里海）到清中叶以后由于黄河河道东移，屠申泽因失去水源，已淤塞成沙阜，北河也就逐渐缩小成为分流的“五加河”（乌加河），黄河主流始改行南河。
至于蜿蜒于陕晋之间的黄河中游河道，局部地区因洪水的冲刷而呈左右摆动，如原位于黄河西岸的大庆关（古名临晋关）以南的河道在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偏向西流，使自古“入渭”的洛水①，改为入河。
到万历年间（1573—1619年）大庆关以北一段河道也改为偏西流，直达朝邑县治，大庆关遂被隔于河东。
到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大庆关南段又变为偏东流，洛水又改入渭。
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左右，洛水又因此段河道偏西而重又入河。
1934年大水，河又向东偏，洛水又入渭，大庆关也恢复到河西的位置①。
三、黄河下游改道的原因及其影响黄河流域的土壤、气候及黄河河道的坡度，是造成其下游经常决徙和改道的自然因素。
黄河上、中游地区流经一片面积达五十八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黄土结构疏松，一经雨水冲刷，即土随水去，水中泥沙含量特多。
同时，黄河流域的降水量多集中在夏季和夏秋之交，上、中游经过暴雨之后，河床中便出现了洪峰，洪水与泥沙俱下，对下游构成严重的威胁。
再加上黄河上流发源地海拔在三千米以上，从青海龙羊峡奔腾急下，一泻千里，到达河南孟县以东，骤抵海拔五十米以下的平原，流缓沙沉，逐渐淤淀。
近年实测数据，黄河每年输送到下游的泥沙达十六亿吨。
其中大约有十二亿吨输送入海，四亿吨沉积在河床上，日积月累，河床愈抬愈高，成为“悬河”。
一般河床高出地面二至十米不等，河流全靠两岸大堤约束，一旦溃决，便突奔灌泻，不可收拾。
因而，黄河自古以来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
从整个历史时期黄河决徙改道的情况来看，可以公元10世纪为分界线①。
在此以前的二千年间，大改道共有两次，其它决徙的记载也很少，黄河基本上是安稳的，平静的。
这是因为古代黄河上、中游高原地带的森林、草原还比较完整。
如山陕峡谷和泾渭北洛上游基本上是畜牧区，原始森林、草原未被破坏。
唐代以前的三千多年，大部分时间的平均气温都比现在高2℃，也有利于植被的生长，这种良好的植被状况，足以保持水土；中、下游河谷平原地带，古代人民在黄河两侧挖了无数的灌溉渠道和沟洫，其中著名的如战国时魏引漳水溉邺、秦开郑国渠引泾入洛，汉武帝开白渠引泾入渭等。
《史记·河渠书》说，当时的灌溉渠要“以万亿计”，这些渠道沟洫把河水夹带的泥沙引入农田，作为肥料。
此外，古代黄河下游有名的济、汴、濮、漯等大川和密如蛛网的支津，以及散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