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怀李叔同先生》读后感（或赏析句子4个以上也行） 急
李叔同（1880－1942）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祖籍浙江，客居天津。
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
在音乐、书法、绘画和戏剧方面，都颇有造诣。
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号弘一。
李叔同祖籍浙江省平湖县，清光绪六年（1880年）农历九月二十日出生在天津，父亲李世珍是名进士，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同年会试，是挚友。
李世珍官任吏部主事，又是天津最大盐商，还兼营银号，家财万贯。
李叔同为其三姨太所生。
在李叔同5岁那年，他父亲去世了。
他是在长兄文熙和母亲教导、关怀下成长的。
李叔同7岁就有日诵五百，过目不忘的本领。
9岁学篆刻，就在这一年，他看到一个戏班演出，激起他对京剧的兴趣，当李叔同长成青年，他在诗词歌赋、金石书画方面，已经有了广博的知识。
被丰子恺称为“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的李叔同，由于种种原因而走上了世俗眼光中的消极人生之路，1918年，披剃于杭州虎跑定慧寺，遁入空门，做了一个名“演音”、号“弘一”的僧人。
一名曾经纯正而且优秀的艺术家，穿上百衲衣后，从观念到行动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断绝尘缘，超然物外，几乎废弃了所有的艺术专长，耳闻晨钟暮鼓，心修律宗禅理，艺术家的李叔同变成了宗教家的弘一法师。
诸艺俱疏，唯有书法一事未能让弘一割舍，伴他直至圆寂于泉州不二寺。
在弘一60余年的生命历程中。
至少有50年的翰墨活动。
由此可见，书法在他心目中占有的地位了。
弘一习书始于少年，初学篆书，从津门名士唐敬严学习书法篆刻，打下了扎实的功底。
再写隶书，后入楷、行、草诸体，尤对六朝碑版精心揣摩，认真临写，形成他劲健厚重的书风。
有人将弘一书法风格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初由碑学脱胎而来，体势较矮，肉较多；后肉渐减，气渐收，融入楷意；再后来字变修长，呈瘦硬清挺之态。
其实，从大的审美风格来审视弘一的书法，分为出家前和出家后两个阶段，即劲健与平淡两种格调，似乎更为恰当。
为僧以前，弘一书法有绚烂之致，遁入空门做了和尚，书风突变，弃之峥嵘圭角，行之以藏锋稚拙，转入禅境的雅逸恬淡，枯寂孤清。
这种巨变，来源于观念上的变化，亦即是人的变化，在俗是李叔同，离俗则是弘一法师，书写的目的发生了质的改变。
隔断尘缘的弘一，不再自视为艺术家，作为“写心”的书法艺术，在其观念中自然亦异于以往；握管写字，首先是一种“广结善缘，普传佛法”的宗教活动和需要，而作为艺术的书法已退居其次，书法不再是艺术的自觉产物，而是宗教中的艺术品，其艺术价值是作者的不自觉表现而又经后人的审美接受才得以实现的。
纵观弘一遗墨，清静似水，恬淡自如，实是禅修的结果。
“刊落锋颖，一味恬静”，清逸的线条泯灭了个性，是禅心的迹化，是期于一种宗教式的“大我”的永恒之境，是造“平淡美”的极致。
作为高僧书法，弘一与历史上的一些僧人艺术家存有差异，如智永和怀素，尽管身披袈裟，但似乎他们的一生并未以坚定的宗教信仰和恳切实际的宗教修行为目的，他们不过是寄身于禅院的艺术家，“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这完全是艺术家的气质与浪漫。
八大山人笔下的白眼八哥形象，讽刺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画作实在是一种发泄，是入世的，并未超然。
比之他们，弘一逃禅来得彻底，他皈依自心，超然尘外，要为律宗的即修为佛而献身，是一名纯粹的宗教家。
书法是心灵的迹化。
弘一书法由在俗时的绚烂到脱俗后的平淡，是修心的结果，是大师心灵境界的升华。
弘一在致许晦庐的一封信中曾说：“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
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
”修身重于修艺，修艺赖于修身，弘一在其一生中，将人生、艺术、禅修，有机自然地统一起来，他的书法在心灵升华的同时亦得到了升华，叶圣陶在谈弘一晚年书法时说：“弘一法师近几年的书法，有人说近于晋人。
但是，摹仿的哪一家实在说不出。
我不懂书法，然而极喜欢他的字。
若问他的字为什么使我喜欢，我只能直觉地回答，因为它蕴藉有味。
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
……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
”这段话道出了弘一书法所臻至的审美境界。
这样的欣赏，已经超越了书法的一点一线，而是深入书法的本质——文化观念的价值。
《怀李叔同先生》课文思维导图
《怀李叔同先生》这篇文章通过描写李叔同先生上课的情景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写出了作者对老师的敬仰与怀念之情。
翩翩公子、留学生、教师、道人、和尚，这五个看似毫无关系的名词，却构成了李叔同先生从富家子弟到弘一法师的全部历程。
写一句简要介绍并赞美弘一法师的句子
出生官宦，二十文惊海内，身处乱世，救能救一切苦厄~
李叔同为什么出家
全面一点。
对历史上的高人们关注的们的佛学修为，但对弘一法师，人们更关注他出家的动因。
破产说世说、幻灭说、政界失意说，不一而足。
而事实上，这些解释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因素，背后的深层因素，还在他儿时接受的儒家思想。
法师：出家的儒者 郁达夫说，杭州的特产有两样，一是夏天的蚊子，一是庙里的和尚。
据郁达夫在西湖边上的观察，每隔五分钟，就可以看到“缫衣秃顶的佛门子弟，漫然阔步在许多摩登士女的中间”。
蚊子多容易理解，而寺庙究竟有多少呢
有人夸张地估计，民国时期，杭州的寺庙多达两千多所，而西湖更是寺院的丛林。
据说，南宋之前的西湖荒凉，人稀，却是和尚的福地。
然后，香客来了，文人也开始与和尚交游。
再然后，西湖就成了游人如织的景点。
尽管庙宇已经荡然无存，但说到虎跑寺，人们还会隐隐约约知道这是座名刹。
事实上，它是西湖边上的大寺之一，高僧辈出，但能为普通人熟记的高僧却只有两位：圆寂在此的济公，还有在此剃度的弘一法师。
佛事鼎盛的杭州，有幸接纳了弘一的剃度，但这一剃度，却引发了千古争议，弘一为什么弃荣华、妻子如弊履，盛年出家
对此，人们提出了破产说、遁世说、幻灭说、政界失意说，还有弘一学生丰子恺的“三层楼”说，不一而足。
其实，诸如破产、遁世、幻灭等原因，只能算是浮在表层的影响因素而异，而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儒者身份。
“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
”年轻的李叔同意气风发，也希望投身革命，先是追随康梁，而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欢欣鼓舞：“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
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 1911年，他家的产业遭受了两次致命的打击，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
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叔同对辛亥革命还是没有丝毫怨怼，只是发泄着河山光复的喜悦。
破产说和挫折说都认为，李叔同在家族企业的危机后生活困顿，同时因为缺少抗打击的能力而遁入空门。
但事实上，他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到如此不济的地步。
1917年，赴日学习音乐的刘质平经济拮据，向李叔同求援。
此时的李叔同基本上靠薪金度日，因此，他从工资的一百零五元薪水中抽出二十元，寄往日本，资助过程直到刘质平学成归国。
可见，工资度日已经绰绰有余，生活并不拮据。
而从刘质平的角度看，如果不是知道老师有钱，他也是不会开口求援的。
事实上，李叔同的出家，还在于他的儒者身份，他有建功立业的念头，现实却丑恶卑劣，因此，又激发了他文化血液中的归隐思想。
辛亥革命结束后，军阀之间还在混战，南北之间更是吵得不亦乐乎，而许多士人谄媚逢迎。
民国初年的气氛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民主被空置，民生仍然凋敝，列强依然环伺…… 儒家文化有“用行舍藏”的原则，李叔同在革命后期的幻灭中，就是遵从了这样的古训，所谓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是丑陋的，读书人看不破，但他们又是坚定的理性主义者，所以，士人可以在革命潮流中放声呐喊，一旦转到丑陋的政治运作，他们就会手足无措，产生“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慨时。
这个时候，归隐，就是一条不错的选择。
在中国传统士人的视野里，隐，就意味着依佛傍老。
而李叔同首先选择的，还是道家的归隐途径。
所以，李叔同这位归国后常研读宋明性理之学的循循儒者，“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上常披着道教的经书。
自己关起房来研究道学。
” 他学道学不是好玩，而是玩真的。
他开始试验断食，希望通过“不食人间烟火”求得身心的灵化，从而回归老子所说的“婴儿”状态。
事实上，他也真的跑到深山，断食二十余天。
据夏丏尊的回忆：“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
”三星期后，感觉脱胎换骨。
这个时候，他改名李婴，兴起了怀旧、倒退回婴儿期的念头。
“茅屋之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又成了诗歌的主题。
对道家文化的推崇，是他决定归隐时的第一次选择，而他最终选择了佛教，则和他的交游圈子有很大的关系。
可以说，杭州佛事繁盛的氛围，以及周围师友们的影响，加速了李叔同迈向佛门的步履。
从清末直至抗战前夕，浙江文化领域的名士们形成两个圈子。
第一个圈子以鲁迅为代表，还有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蔡元培、章太炎，致力革命，壮怀激烈，是儒者中的革命家。
而第二个圈子则以马一浮为精神领袖，其中有李叔同、夏丐尊、经亨颐，以及属于晚辈的丰子恺、刘质平，是儒生中的隐逸者。
马一浮在五四运动前后就过着隐居的生活，并在杭州一带宣扬佛学。
在现代学者看来，马一浮却是“新儒学”的典型代表，西方文化、佛学以及道家思想，都与儒学相会贯通，成为新儒学一代大师。
据丰子恺的回忆，李叔同学佛，正是响应了马一浮的倡议，对马一浮这位仅仅大3岁的同龄人，李叔同当成了自己的名师，他说，马一浮是“生而知之”高人。
学佛之后，李叔同经常在虎跑寺等寺院留连，有一次还在那边住了半个多月，自己觉得十分愉快，也和大和尚们一起吃菜蔬。
回到学校的时候，也就是1917年的下半年，他开始吃素。
到冬天的时候，他请了许多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在自己的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等，天天烧香。
放年假的时候，他没有回家，而是在虎跑寺过的年。
1918年正月，他在虎跑寺拜一位老和尚为师。
农历二月初五日是李叔同母亲的忌日，他提前两天到虎跑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母亲祈祷。
这个时候，他还在学校任教，却已经决定出家了，所以，在五月底，他把自己课程的考试提前，赶回虎跑寺。
这次，他开始穿出家人的衣裳，准备第二年剃度。
夏丏尊看他没有出家，却穿出家人的衣裳，就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
”李叔同最终在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剃度，落发为僧。
马一浮提倡佛法，自己却只是居士，且用佛法来理解儒学，也常常说，信佛不一定要出家。
事实上，民国时期的许多名士都有读经的习惯，却并不出家。
号称章疯子，敢骂光绪皇帝为“小丑”的章太炎读佛经，嬉笑怒骂的斗士鲁迅也读佛经，因为佛经可以抚慰心灵，做一种权宜的稳遁。
但真正要抛撇妻孥，去忍受寂寞、苦守古佛青灯，他们是做不来的。
所以，他们也有隐逸的想法，却难以实现。
李叔同不同，除了作为儒者内心的痛苦之外，还有更多让他抛弃尘世的理由。
李叔同的父亲晚年礼佛，常常请僧人到家中诵经和拜忏。
而临去世的时候，更是延请高僧，在病榻前反复诵念《金钢经》，整个丧事期间，按照老人的嘱咐，逐日分班诵经，送他往西天。
每逢这种场合，他都会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圣章扮和尚，用床罩做僧衣，口诵佛号。
而年级稍大的时候，更是自封“大和尚”。
家里一位姓刘乳母，也常常教李叔同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
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
荣华尽头是悲哀的意思，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所以，13岁的李叔同就能写出“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的诗句，佛意十足。
用佛学的眼光看，他已经具备通达佛门的“根器”和法缘了。
和他相对照的是，鲁迅的童年也有类似的经历，他曾经拜过一个和尚为师，并取法名为“长庚”。
不过，他接触到的是佛经中的因果报应，那些“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所以还当过骑马招魂的“义勇鬼”。
而老祖母和长妈妈给他讲的故事中，也多太平军等排满的故事。
此外，母亲以及他的日籍妻子也是心头之痛。
李叔同奉母至孝，却对母亲有强烈的负罪感。
母亲24岁守寡，44岁早逝，用屈辱、痛苦的小妾生活换来了他的快乐童年。
李叔同由此对一夫多妻没有好感，他的原配夫人是芥园大街俞家茶庄的小姐，结婚的时候，他18岁，整个婚姻由母亲包办。
而在日本期间，他又娶了个日籍女人，这个妻子，他甚至没有留下名字，好事者附会的名字有千叶子、福基、薰子等等。
因此，他难以面对九泉之下的母亲，也同样难以面对异国他乡的弱女子。
道德感强烈的李叔同，默默忍受着自责带来的痛苦，最终，他出家为僧，一了百了，“岂为阿女恋尘世，真爱合当断情痴”，正是古代士人们的惯常法门。
所以，遁世说和幻灭说的某些方面是合理的。
不过，他的遁世，是为了化解自身内心的道德煎熬，他的幻灭，是对王后将相方面事功的幻灭。
但他没有逃避自己的责任，也没有对一切说空。
他依旧关注自己的儿子的成长，也终身不敢忘记母亲的养育，而当国难当头的时候，佛门高僧发狮子吼，誓以佛门残躯“殉教”救国。
不过，尽管他从儒家的教条出发出了家，当身处佛门的时候，他还是成了真正的佛教徒。
谭嗣同说：“佛教精微者极精微，诞谬者极诞谬。
”上至慈禧太后、恭亲王，下至深山贫妇、市井贩夫，用佛教来超度亡灵，祈福避祸、生子发财时，大智大慧如弘一法师，看到就是佛学的精深义理。
正如章太炎一句话“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
” 除了佛教精深的义理，弘一法师对戒律也很有兴趣，他选择的是戒律最严的律宗。
之所以这样，或许是他内心的结依旧不能完全释然。
母亲，异国妻子，还有家国之事，都难让人心安。
他的守戒，让人瞠目。
以不杀生为例，他对生命的重视达到了精微的程度。
据丰子恺回忆，请弘一法师到自己家小坐的时候。
法师每次在藤椅上坐下时，都要把椅子摇一摇。
屡次三番，丰子恺忍不住问，大师会答：“椅子藤条间，或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要把它们压死。
先摇一摇，以便走避。
” 修行期间，穿粗布衣衫，一日两餐，不吃菜心、冬笋、香菇，因为这些菜蔬价格比其他的贵。
夏丏尊曾赠送一个进口白金水晶眼镜，他转送泉州开元寺，变卖折大洋五百购买米粮，供僧人斋饭。
纵观弘一法师的出家，首先是在儒学的指引下，开始寻求隐逸的生活，而后，佛教拓展了儒学资源中的隐逸方式，让他过着一种完全苦头陀的修行生活，苦其心志，而修其精神。
幻灭，挫折，失意，都是幻像。
诗人李叔同为什么出家
西方留学，研习道法，最终皈依佛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