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手比大拇指另一只手比半心是什么梗
这个叫做friend zone手势,是好人卡的通用标志:对方不想接受你的爱并向你点了个赞friend zone: 朋友区间(指的是两个人之间的柏拉图式的友谊,其中一个人希望能和对方发展出浪漫恋情,但另一人只想做朋友)
吴冠中的背景
双抛桥传说--传说故事 双抛桥在今福州杨桥路中段。
传说古时候这里就有河,河上有座无名的木桥,桥下水深流急。
河附近分别住居着邱、何、胡三家。
邱家有个儿子靠木工手艺为生,为人老实忠厚。
何家亦不甚富裕,有个女儿长得花容月貌,且生性善良。
邱、何两家素有往来,彼此一对男女自然也合得好。
他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两家长辈视为合适,遂为他们定了亲,并择了迎娶的吉期。
不料,一日何小姐到河边漂洗衣裳,被胡家阔少看见。
胡家为官,有钱有势。
胡少爷见何小姐貌美,查明底细后便遣媒到何家说亲。
何家把姑娘已定亲,且日内迎娶的话让媒母去回了。
谁知胡恶少根本不理,暗地召集家丁打手,策划邱、何两家迎娶之日拦路抢亲。
邱、何两家毫无防备,何小姐于迎亲路上被抢到胡府。
何小姐是个忠贞烈性姑娘,到了胡府宁死不从,并于夜间趁看守疏忽之机,偷偷逃出胡府,奔回邱家与新婚丈夫相聚,享洞房花烛之乐。
然而,那胡恶少岂肯罢休,他喝动众恶奴,各持凶器奔赴邱家,将邱、何新婚夫妇捆绑后抓走。
新婚夫妇一路反抗,大骂无耻恶少。
胡恶少恼羞成怒,喝令众恶奴,将新婚夫妇双双抛入河中,并吩咐将两人尸体抛向南北两边,意在死了也不让他们在一起。
这一对可怜的新婚夫妇,被活活地淹死在河中,并分尸两岸。
后来河的南北两岸各长出一棵榕树,树根在河底互相交错,树枝在空中攀连,成为榕城的一道奇观。
后人见了赞叹不已,便将跨河的这座桥叫双抛桥了。
描写山间瀑布的古诗词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 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 李白《望庐山瀑布》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 李忱《香严闲禅师》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
—— 李白《望庐山五老峰》 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
—— 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瀑布半天上,飞响落人间。
—— 李梦阳《开先寺》穿天透地不辞劳,到底方知出处高。
—— 冯云山《咏瀑布》拔地万里青嶂立,悬空千丈素流分。
—— 王安石《日照绝句》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
—— 徐凝《庐山瀑布》断山疑画障,悬溜泻鸣琴。
—— 王勃《郊园即事》迥与众流异,发源高更孤。
—— 范仲淹《瀑布》香炉初上日,瀑水喷成虹。
—— 孟浩然《彭蠡湖中望庐山》庐山正南面,瀑布古来闻。
—— 江为《瀑布》银河飞落青松梢,素车白马云中跑。
—— 袁枚《到石梁观瀑布》五叠六叠势益高,一落千丈声怒号。
—— 袁枚《到石梁观瀑布》千岩泉洒落,万壑树萦回。
—— 李白《送友人寻越中山水》寒入山谷吼千雷,派出银河轰万古。
—— 白玉蟾《三叠泉》瀑布风前千尺影,疑泻银河一派。
—— 朱栴《念奴娇·雪霁夜月中登楼望...》一龙独跨山之凹,高耸脊背横伸腰。
—— 袁枚《到石梁观瀑布》花映新林岸,云开瀑布泉。
—— 张继《江上送客游庐山》逢逢布鼓雷门敲,水犀军向皋兰鏖。
—— 袁枚《到石梁观瀑布》飞流已出不肯下,一线中折分潆洄。
—— 蒋士铨《开先瀑布》岩口逼仄势更凶,夺门而出悬白龙。
—— 严遂成《白水岩瀑布》雪净鲛绡落刀尺,大珠小珠飘随风。
—— 严遂成《白水岩瀑布》银花下散布水台,混沌凿破山根隈。
—— 蒋士铨《开先瀑布》
宋元明清服装资料和图片
一、男子服装 襴衫:两宋时期的男子常服以襴衫为尚。
所谓襴衫,即是无袖头的长衫,上为圆领或交领,下摆一横襴,以示上衣下裳之旧制。
襴衫在唐代已被采用,至宋最为盛兴。
其广泛程度可为仕者燕居、告老还乡或低级吏人服用。
一般常用细布,颜色用白,腰间束带。
也有不施横襴者,谓之直身或直缀,居家时穿用取其舒适轻便。
帽衫:士大夫交际常服,一般是头戴乌纱帽,身着皂罗衫,束角带,登革靴。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乌纱帽,此种帽式在隋唐即已出现,唐代杜佑载:“隋文帝开皇初,尝著乌纱帽……自朝贵以下至于冗吏,通著入朝,后复制白纱高屋帽,接宾客则服之。
大业年令,五品以上通服朱紫,是以乌纱帽渐废,贵贱通服折上巾。
”唐时纱帽被用作视朝听讼、宴见宾客之时。
而宋时儒生亦戴,样式尽可随己所好,一般以新奇为尚。
除帽衫之外,还有初为戎服,后成官员便服的紫衫;有举子服用、女子亦穿的凉衫,或称白衫,再后演变为丧服。
裘衣:是由羊、兔、狐、獭、貂等动物皮毛制成的皮衣。
即有“且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的叙说,唐宋诗词中屡见,如苏轼词中“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等,其中一种华美的贵重裘衣,谓之鹤氅(早年鹤氅据传为真鹤羽制成),前后开衩,以便于骑马。
幞头:作为宋人首服,应用广泛。
不过唐人常用的首服幞头至宋已发展为各式硬脚,其中直脚为某些官职朝服,其脚长度时有所变。
据说起源于五代,载:“五代帝王多裹朝天幞头,二脚上翘。
四方潜位之主,各创新样,或翘上而反折于下,或如团扇、蕉叶之状,合抱于前。
伪孟蜀始以漆纱为之。
湖南马希范二脚左右很长,谓之龙角,人或触之,则终日头痛。
至汉祖始仕晋为并州衙校,裹幞头两脚左右长尺余,横直之不复翘,今不改其制。
”两边直脚甚长,确为宋代典型首服式样,有“防上朝站班交头接耳”之说,不一定可信,我们可以将它作为一种式样予以辨认宋代服饰形象。
另有交脚、曲脚,为仆从,公差或卑贱者服用。
高脚、卷脚、银叶弓脚,一脚朝天一脚卷曲等式幞头,多用于仪卫及歌乐杂职。
另有取鲜艳颜色加金丝线的幞头,多作为喜庆场合如婚礼时戴用。
南宋时即有婚前三日,女家向男家赠紫花幞头的习俗。
幅巾:此期重新流行。
在官员幞头逐渐演变为帽子时,庶人已不多戴,一般文人、儒生以裹巾为雅,因可随意裹成各式,于是形成了以人物、景物等命名的各种幅巾。
如桶高檐短的“东坡巾”,还有“程子巾”、“逍遥巾”、“高士巾”和“山谷巾”等。
朝服:宋代官员朝服式样基本沿袭汉唐之制,只是颈间多戴方心曲领。
这种方心曲领上圆下方,形似缨络锁片,源于唐,盛于宋而延至明,在明代王圻中有图示,后面应为长长的丝绦。
黄色仍为皇帝专用服色,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时即是黄袍加身而称帝的。
下属臣官,三品以上多为紫色,五品以上多为朱色,七品以上多为绿色,九品以上为青色。
上朝时多佩鱼袋,唐代时即作为出入宫廷的证件鱼符,起始于秦代传达命令时从中剖成两半的虎符,宋代已作为显示等级的标志了。
带钩仍应用广泛,其中不乏精致之品。
需要单独说明的是,依宋代制度,每年必按品级分送“臣僚袄子锦”,共计七等,给所有高级官吏,各有一定花纹。
如翠毛、宜男、云雁细锦,狮子、练雀、宝照大花绵,宝照中等花锦,另有毬路、柿红龟背、锁子诸锦。
这些锦缎中的动物图案继承武则天所赐百官纹绣,但较之更为具体,为明代补子图案确定了较为详细的种类与范围。
劳动人民服式多样,但大都短衣、紧腿、缚鞋、褐布,以便于劳作。
其工商各行均有特定服饰,素称百工百衣。
孟元老记:“有小儿子着白虔布衫,青花手巾,挟白磁缸子卖辣菜……其士、农、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
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
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
”张择端中,绘数百名各行各业人士,服式各异,百态纷呈。
另有僧侣服、衙役服、兵服等,在此章文字部分从略。
金坛南宋周瑀墓内出土三十余件男式衣裳,是难得的形象资料,如围裳、开裆夹裤、圆领单衫和漆纱幞头等。
二、女子服装 宋代妇女服装,一般有襦、袄、衫、背子、半臂、背心、抹胸、裹肚、裙、裤等等,其中以背子最具特色,是宋代男女皆穿、尤盛行于女服之中的一种服式。
背子:以直领对襟为主,前襟不施襻纽,袖有宽窄二式,衣长有齐膝、膝上、过膝、齐裙至足踝几种,长度不一。
另在左右腋下开以长衩,似有辽服影响因素,也有不开侧衩者。
宋时,上至皇后贵妃,下至奴婢侍从、优伶乐人及男子燕居均喜服用,取其既舒适合体又典雅大方。
襦:短襦之式最迟在战国时即已出现,多系在裙腰之内。
此期有由内转外的趋势,犹如今日朝鲜人所穿短襦,不系裙腰之中。
袄:为日常服用衣式,大多内加棉絮或衬以里子,比襦长,且腰袖宽松。
衫:衫为单层,以夏季着之为主,袖口敞式,长度不一致,一般质以纱罗。
宋诗中:“薄罗衫于薄罗裙”、“藕丝衫未成”、“轻衫罩体香罗碧”等诗句绘其质地之美。
半臂:原为武士服,因袖短而称之为半臂。
唐女喜服,宋代男子着于内,女子着于外。
背心:当无袖,即裲裆。
连同半臂、背子等皆为通对襟,此间区别为半臂加袖长可成背子,半臂去袖则为背心,与某些裲裆肩处加襻有所不同。
抹胸与裹肚:主要为女子内衣。
二者比之,抹胸略短似今日乳罩,裹肚略长,似农村儿童所穿兜兜。
因众书记载中说法不一,如古书中写为“袜胸”,尚有抹胸外服之说,可以确定的是这两种服式仅有前片而无完整后片。
以中记“粉红抹胸,真红罗裹肚”之言,当是颜色十分鲜艳的内衣。
裙:是妇女常服下裳,在保持晚唐五代遗风的基础上,时兴“千褶”、“百迭”裙,形成宋代特点。
裙式修长,裙腰自腋下降至腰间的服式已很普遍。
腰间系以绸带,并佩有绶环垂下。
“裙边微露双鸳并”、“绣罗裙上双鸾带”等都是形容其裙长与腰带细长的诗句。
裙式讲“百迭”者,用料六幅、八幅以至十二幅,中施细裥,如诗中形容“裙儿细褶如眉皱”。
裙色一般比上衣鲜艳,其中“淡黄衫子郁金裙”、“碧染罗裙湘水浅”、“草色连天绿色裙”、“瑈蓝衫于杏花裙”等写出绚丽多彩的裙色。
从“主人白发青裙袂”和“青裙田舍归”等诗句中又可看出考年妇女或农村劳动妇女多穿深色素裙。
宋女裙料多以纱罗为主,有些再绣绘图案或缀以珠玉,“珠裙褶褶轻垂地”记下装饰。
裙式中还有以裙两边前后开衩的“旋裙”,因便于乘骑,初流行于京都妓女之中,后影响至士庶间,再发展为前后相掩以带束之的拖地长裙,名曰“赶上裙”。
裤:汉族古裤无裆,因而外着裙,裙长多及足,劳动妇女也有单着合裆裤而不着裙子的,应为之裈。
宋代风俗画家王居正曾画,图中怀抱婴儿坐在纺车之前少妇与撑线老妇,皆着束口长裈。
所不同的是,老妇裤外有裙,或许是因为劳动时需要便利,因此将长裙卷至腰间。
这种着装方式在非劳动阶层妇女中基本没有。
除此之外,宋女还有膝裤与袜子,“一钩罗袜素蟾弓”不仅示出袜料,而且表明了宋代女子的缠足之习,中杂剧人物也留下缠足形象。
鞋子讲究红色鞋帮上绣花,且作风头形的式样,劳动妇女多数着草鞋等平头、圆头鞋。
天足,以便于耕作等重体力劳作。
盖头巾:方五尺左右,以皂罗制成。
为女子出门时遮面,后以红色纱罗蒙面,作为成婚之日新娘必着首服,此习惯一直延续到近代。
花冠与佩饰:花冠初见于唐,因采用绢花,即可把桃、杏、荷、菊、梅合插一冠上,谓之“一年景”。
男女皆可戴,周密记正月元日祝寿册室,有诗戏曰:“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
”记:“公主出降,有宫嫔数十皆真珠钗插吊朵玲珑簇罗头面。
”《梦梁录》中也记“飞鸾走凤七宝珠翠首饰花朵”一类发饰。
还有“白角长梳,侧面而入”等具宋代特色的发饰等。
当时官宦贵妇服饰上常有当时应景的花纹,据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录》记:“张贵妃又尝侍上元宴于端门,服所谓灯笼锦者。
”上元灯节时服灯笼锦,其它四时节日也穿着与之相配的服装与饰品,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写道:“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
如节物则春幡、灯球、竞渡、艾虎、云月之类……”女词家李清照曾写:“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
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
”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中也写道:“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均在写景之中同时描绘出了宋时年节之日的应时饰品。
当时,妇女仍饰面妆,但其程度远不及唐,只是如欧阳修词中:“清晨帘幕卷轻霜,呵手试梅妆。
”或《宋徽宗官词》中“宫人思学寿阳妆”等。
至于包括女式衣裳、衣料、被褥在内的实物资料,福州南宋黄异墓内三百余件遗物最有参考价值。
明代服饰改革中,最突出的一点即是建国后立即恢复汉族礼仪,调整冠服制度,太祖曾下诏:“衣冠悉如唐代形制。
”包括服饰在内的更制范围很广,以至后数百年中都留有影响,但由于明王朝专制,因此对服色及服饰图案规定过于具体,如不许官民人等穿蟒龙、飞鱼、斗牛图案,不许用元色、黄色和紫色等。
万历以后,禁令松弛,一时间鲜艳华丽的服饰遍及里巷。
明代冕服除非常重要场合之外,一般不予穿用,皇太子以下官职也不置冕服。
朝服规定很严格。
另有皇帝常服,一般为乌折上巾,圆领龙袍。
一、朝服 朝服以袍衫为尚,头戴梁冠,着云头履。
梁冠、佩绶、笏板等都具体安排,如下图: 明代官服上还缝缀补子,以区分等级,似源于武则天以袍纹定品级之始。
明代补子以动物作为标志,文官绣禽,武官绣兽。
袍色花纹也各有规定。
盘领右衽、袖宽三尺之袍上缀补子,再与乌纱帽、皂革靴相配套,成为典型明代官员服式。
补子与袍服花纹分级简表如下: 以上规定并非绝对,有时略为改易,但基本上符合这种定级方法。
明世宗嘉靖年间,对品官燕居服饰也作了详细规定,如一、二、三品官服织云纹,四品以下,不用纹饰,以蓝青色镶边。
冠帽以铁丝为框,外蒙乌纱,冠后竖立两翅,谓之忠靖冠。
三品以上金线缘边,四品以下不许用金。
1966年苏州虎丘发现明王锡爵夫妇合葬墓,随葬品中即有“忠靖冠”实物,这件为黑素绒面、麻布里,冠上五道如意纹,自双侧盘及冠后,纹上均压金线。
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云纹缎官服,领、袖、右衽、袍襟下沿处均用花累缎镶边,前后各缀龙纹缂丝补子一块,可作为当时官服的真实式样来参考。
二、民服 明代各阶层男子便服主要为袍、裙、短衣、罩甲等。
大凡举人等士者服斜领大襟宽袖衫,宽边直身。
这种肥大斜襟长衣在袖身等长度上时有变化,《阅世编》称:“公私之服,予幼见前辈长垂及履,袖小不过尺许。
其后,衣渐短而袖渐大,短才过膝,裙拖袍外,袖至三尺,拱手而袖底及靴,揖则堆于靴上,表里皆然。
”衙门皂隶杂役,着漆布冠,青布长衣,下截折有密裥,腰间束红布织带。
捕快类头戴小帽,青衣外罩红色布料背甲,腰束青丝织带。
富民衣绫罗绸缎,不敢着官服色,但于领上用白绫布绢衬之,以别于仆隶。
崇祯末年,“帝命其太子、王子易服青布棉袄、紫花布袷衣、白布裤、蓝布裙、白布袜、青布鞋、戴皂布巾,作民人装束以避难”。
由此可以断定,这种化装出逃的服式,即为最普遍的百姓装束。
首服:其中有“四方平定巾”,为职官儒士便帽。
有网巾,用以束发,表示男子成年。
据说为明太宗提倡,因以落发马鬃编织,用总绳收紧,也得个“一统山河”的吉祥名称。
另有包巾、飘飘巾、东坡巾等二十余种巾式,多统称为儒巾。
帽子除了源于唐幞头的乌纱帽之外,还有吉名为“六合一统帽”的,俗称瓜皮帽,为市民日常所戴,这种帽子一直延用至民国,甚至于20世纪后半叶仍有老者戴用。
另有遮阳帽、圆帽等约十五种帽子。
履:明人足服有多种质料与样式,如革靴、布底缎面便鞋等。
江南人多穿蒲草鞋,北方人多穿牛皮直筒靴。
另外,据叶梦珠《阅世编》记:“松江旧无暑袜店,暑月间,穿毡袜者甚众。
万历以来,用龙墩布为单暑袜……”说明了轻细洁白的棉布更加被广泛地使用了。
因为明代绘画界兴起肖像画,并出现了以曾鲸为代表的肖像画家,所以留下了为数不少的人物写真画。
如《葛一龙像》、《王时敏小像》、《徐渭像》,还有无名氏画的《朱元璋像》等,成为绘画作品中最为可靠的明代服饰形象资料。
第三节、女子冠服与便服 自周代制定服饰制度以来,贵族女子即有冕服、鞠衣等用于隆重礼仪的服饰,因历代变化不大且过于繁琐,前几章中未作说明。
明代规定严格,又有明式特点,而且距今年代较近,资料比较丰富、准确,故将其作为女子服饰的一部分。
一、冠服 大凡皇后、皇妃、命妇,皆有冠服,一般为真红色大袖衫、深青色背子、加彩绣帔子、珠玉金凤冠、金绣花纹履。
帔子: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即已出现,唐代帔子已美如彩霞。
诗人白居易曾赞其曰:“虹裳霞帔步摇冠。
”宋时即为礼服,明代因袭。
上绣彩云、海水、红日等纹饰,每条阔三寸三分,长七尺五寸。
其具体花纹按品级区分如下: 蹙金,是用捻紧的金线刺绣,使刺绣品的纹路皱缩起来,唐代杜甫即曾写过:“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这种金线绣至明代更加精美,显现出耀眼的光彩。
除冠服应用蹙金绣以外,其它衣物也多施以彩绣。
二、便服 命妇燕居与平民女子的服饰,主要有衫、袄、帔子、背子、比甲、裙子等,基本样式依唐宋旧制。
普通妇女多以紫花粗布为衣,不许用金绣。
袍衫只能用紫色、绿色、桃红等色,不许用大红、鸦青与正黄色,以免混同于皇家服色。
背子:明代背子,用途更加广泛,但形式与宋大致相同。
比甲:本为蒙古族服式,北方游牧民族女子好加以金绣,罩在衫袄以外。
后传至中原,汉族女子也多穿用。
明代中叶着比甲成风;样式主要似背子无袖,亦为对襟。
比后代马甲又长,一般齐裙。
裙子:明代女子仍是单独穿裤者甚少,下裳主要为裙,裙内加着膝裤。
裙子式样讲求八至十幅料,甚或更多。
腰间细缀数十条褶,行动起来犹如水纹。
后又时兴凤尾裙,以大小规矩条子,每条上绣图案,另在两边镶金线,相连成裙。
还有江南水乡妇女束于腰间的短裙,以及自后而围向前的襕裙,或称“合欢”。
明代女子裙色尚浅淡,纹样不明显。
崇祯初年尚素白,裙缘一二寸施绣。
文征明曾作诗曰:“茜裙青袄谁家女,结伴墙东采桑去。
”看来,只要不是违反诏令,用色尽可随其自便。
关于服装尺寸的标准,民间常有变异,尽管某些是反复出现,但仍能摸索出一条规律。
例如上衣与下裳的比例,大凡衣短则裙长,衣长则裙阔。
衣长时,长至膝下,去地仅五寸,袖阔四尺,那裙子自可不必多加装饰。
而衣短显露裙身,则须裙带、裙料、裙花显出特色,这种变化在历代服饰流行趋势中,都显而易见。
原因在于人们着装力求在对立之中求得统一,而有些服饰长短、大小、宽窄的比例能够基本上符合黄金分割率,假如各部位平分秋色,势必显得呆板、少变化,当然也就违背了服饰美的规律。
明代女装里还有一种典型服装,即是各色布拼接起来的“水田衣”。
这作为出自民间妇女手中的艺术佳品,至今仍可随处见到,被称为“百家衣”,不过已多为儿童缝作,而且主要是被、褥了。
头饰:此时讲求以鲜花绕髻而饰,这种习惯延至民国。
今日农村姑娘还时常摘朵鲜花,别在头上,以领略大自然的风采。
除鲜花绕髻之外,还有各种质料的头饰,如“金玉梅花”、“金绞丝顶笼簪”、“西番莲梢簪”、“犀玉大簪”等,多为富贵人家女子的头饰。
年轻妇女喜戴头箍,尚窄,老年妇女亦戴头箍,则尚宽,上面均有所装饰,富者镶金嵌玉,贫者则绣以彩线。
其样式似从宋代包头发展而来,综丝结网,此时发展为一条窄边,系扎在额眉之上,谓之“貂覆额”,上露各式发髻。
另外,1996年浙江义乌市青口乡白莲塘村出土的金鬏髻(发髻罩)、1993年安徽省歙县出土的金霞帔坠子,上有镂空透雕凤凰祥云,都说明了明代女子的头饰及其它佩饰,整体造型美观,工艺精湛。
关于明代女装与童装的参考资料,还可以翻阅明人小说与唐寅、仇英等明代画家的人物画。
清代在服饰制度上坚守其本民族旧制,不愿意轻易改变原有服式。
清太宗皇太极曾说:“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耻!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
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后世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人俗,故常切此虑耳。
”由于满汉长期混居,自然互为影响,到了乾隆帝时,有人又提出改为汉服,乾隆在翔凤楼集诸王及属下训诫曰:“朕每攻读圣谟,不胜饮懔感慕……我朝满州先正之遗风,自当永远遵循……”后又谕以“衣冠必不可以轻易改易”。
由于满族统治者执意不改其服,并以强制手段推行满服于全国,致使近三百年中男子服饰基本以满服为模式。
清代男子以袍、褂、袄、衫、裤为主,一律改宽衣大袖而为窄袖筒身。
衣襟以钮扣系之,代替了汉族惯用的绸带。
领口变化较多,但无领子,再另加领衣。
在完全满化的服装上沿用了汉族冕服中的十二章的纹饰。
只是由于满装对襟,所以前襟不另缀补子,而是直接绣方形或圆形补子于衣上,称之为补服。
补子图案与明代补子略有差异。
袍、袄:因游牧民族惯骑马,因此多开衩,后有规定皇族用四衩,平民不开衩。
其中开衩大袍,也叫“箭衣”,袖口有突出于外的“箭袖”,因形似马蹄,被俗称为“马蹄袖”。
其形源于北方恶劣天气中避寒而用,不影响狩猎射箭,不太冷时还可卷上,便于行动。
进关后,袖口放下是行礼前必须动作,行礼后再卷起。
清代官服中,龙袍只限于皇帝,一般官员以蟒袍为贵,蟒袍又谓“花衣”,是为官员及其命妇套在外褂之内的专用服装,并以蟒数及蟒之爪数区分等级,如下简表: 但民间习惯将五爪龙形称为龙,四爪龙形称为蟒,实际上大体形同,只在头部、鬣尾、火焰等处略有差异。
袍服除蟒数以外,还有颜色禁例,如皇太子用杏黄色,皇子用金黄色,而下属各王等官职不经赏赐是绝不能服黄的。
袍服中还有一种“缺襟袍”,前襟下摆分开,右边裁下一块,比左面略短一尺,便于乘骑,因而谓之“行装”,不乘骑时将那裁下来的前裾与衣服之间以钮扣扣上。
补服:形如袍略短,对襟,袖端平,是清代官服中最重要的一种,穿用场合很多。
补子图案根据《大清会典图》规定如以下简表: 按察使、督御使等依然沿用獬豸补子,其它诸官有彩云捧日、葵花、黄鹂等图案的补子。
行褂:是指一种长不过腰、袖仅掩肘的短衣,俗呼“马褂”。
如跟随皇帝巡幸的侍卫和行围校射时猎获胜利者,缀黑色钮襻。
在治国或战事中建有功勋的人,缀黄色钮襻。
缀黄色钮襻的称为“武功褂子”,其受赐之人名可载入史册。
礼服用元色、天青,其它用深红、酱紫、深蓝、绿、灰等,黄色非特赏所赐者不准服用。
马褂用料,夏为绸缎,冬为皮毛。
乾隆时,达官贵人显阔,还曾时兴过一阵反穿马褂,以炫耀其高级裘皮。
马甲:为无袖短衣,也称“背心”或“坎肩”,男女均服,清初时多穿于内,晚清时讲究穿在外面。
其中一种多钮襻的背心,类似古代裲裆,满人称为“巴图鲁坎肩”,意为勇士服,后俗称“一字襟”,官员也可作为礼服穿用。
领衣:清代服式一般没有领子,所以穿礼服时需加一硬领,为领衣。
因其形似牛舌,而俗称“牛舌头”,下结以布或绸缎,中间开衩,用钮扣系上,夏用纱,冬用毛皮或绒,春秋两季用湖色缎。
披领:加于颈项而披之于肩背,形似菱角。
上面多绣以纹彩,用于官员朝服,冬天用紫貂或石青色面料,边缘镶海龙绣饰。
夏天用石青色面料,加片金缘边。
裤子:清朝男子已不着裙,而普遍穿裤,中原一带男子穿宽裤腰长裤,系腿带。
西北地区因天气寒冷而外加套裤,江浙地区则有宽大的长裤和柔软的于膝下收口的灯笼裤。
首服:夏季有凉帽,冬季有暖帽。
职官首服上必装冠顶,其料以红宝石、蓝宝石、珊瑚、青金石、水晶、素金、素银等区分等级。
因常有变异,而且冠顶质料无碍服饰形象,不予详述。
官员燕居及士庶男子则多戴瓜皮帽,帽上用“结子”,以红色丝绳为主,丧仪用黑或白。
清末,以珊瑚、水晶、料珠等取而代之。
帽缘正中,另缀一块四方形帽准作为装饰,其质多用玉,更有的以翡翠珠宝炫其富贵。
这种小帽,即为明时六合一统帽,《枣林杂俎》记:“清时小帽,俗呼‘瓜皮帽’,不知其来已久矣。
瓜皮帽或即六合巾,明太祖所制,在四方平定巾之前。
” 朝珠:这是高级官员区分等级的一种标志,进而形成高贵的装饰品。
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均佩朝珠,以琥珀、蜜腊、象牙、奇楠等料为之,计108颗。
旁随小珠三串,佩挂时这边戴一串,那边戴两串,男子两串小珠在左,命妇两串小珠在右,另外还有稍大珠饰垂于后背,谓之“背云”,官员一串,命妇朝服三串,吉服一串。
贯穿朝珠的条线,皇帝用明黄色,在下则为金黄条或石青条。
腰带:富者腰带上嵌各种宝石,有带钩和环,环左右各两个,用以系悦、刀、艄、荷包等。
带钩上以玉、翠等镶在金、银、铜质之内为饰。
鞋:公服着靴,便服着鞋,有云头、双梁、扁头等式样。
另有一种快靴,底厚简短,便于出门时跋山涉水。
清代男子服饰分阶层观之,主要为: ①官员:头戴暖帽或凉帽,有花翎、朝珠,身穿褂、补服、长裤,脚着靴。
②士庶:头戴瓜皮帽,身着长袍、马褂,掩腰长裤,腰束带,挂钱袋、扇套、小刀、香荷包、眼镜盒等,脚着白布袜、黑布鞋。
③体力劳动者:头戴毡帽或斗笠,着短衣,长裤,扎裤脚,罩马甲,或加套裤,下着蓬草鞋。
这种服式延续至20世纪下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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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沂水圯桥 张良椎击秦王未遂,被悬榜通缉,不得不埋名隐姓,逃匿于下邳(今江苏睢宁北),静候风声。
一天,张良闲步沂水圯桥头,遇一穿着粗布短袍的老翁,这个老翁走到张良的身边时,故意把鞋脱落桥下,然后傲慢地差使张良道:“小子,下去给我捡鞋!”张良愕然,但还是强忍心中的不满,违心地替他取了张良拜师图上来。
随后,老人又跷起脚来,命张良给他穿上。
此时的张良真想挥拳揍他,但因他已久历人间沧桑,饱经漂泊生活的种种磨难,因而强压怒火,膝跪于前,小心翼翼地帮老人穿好鞋。
老人非但不谢,反而仰面长笑而去。
张良呆视良久,只见那老翁走出里许之地,又返回桥上,对张良赞叹道:“孺子可教矣。
”并约张良5日后的凌晨再到桥头相会。
张良不知何意,但还是恭敬地跪地应诺。
5天后,鸡鸣时分,张良急匆匆地赶到桥上。
谁知老人故意提前来到桥上,此刻已等在桥头,见张良来到,忿忿地斥责道:“与老人约,为何误时
5日后再来!”说罢离去。
结果第二次张良再次晚老人一步。
第三次,张良索性半夜就到桥上等候。
他经受住了考验,其至诚和隐忍精神感动了老者,于是送给他一本书,说:“读此书则可为王者师,10年后天下大乱,你可用此书兴邦立国;13年后再来见我。
”说罢,扬长而去。
这位老人就是传说中的神秘人物:隐身岩穴的高士黄石公,亦称“圮上老人”。
张良惊喜异常,天亮时分,捧书一看,乃《太公兵法》。
从此,张良日夜研习兵书,俯仰天下大事,终于成为一个深明韬略、文武兼备,足智多谋的“智囊”。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举兵反秦。
紧接着,各地反秦武装风起云涌。
矢志抗秦的张良也聚集了100多人,扯起了反秦的大旗。
后因自感身单势孤,难以立足,只好率众往投景驹(自立为楚假王的农民军领袖),途中正好遇上刘邦率领义军在下邳一带发展势力。
两人一见倾心,张良多次以《太公兵法》进说刘邦,刘邦多能领悟,并常常采纳张良的谋略。
于是,张良果断地改变了投奔景驹的主意,决定跟从刘邦。
作为士人,深通韬略固然重要,但施展谋略的前提则是要有善于纳谏的明主。
这次不期而遇,张良“转舵”明主,反映了他在纷纭复杂的形势中清醒的头脑和独到的眼光。
从此,张良深受刘邦的器重和信赖,他的聪明才智也有机会得以充分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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