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钱钟书写给杨绛这首情诗的白话文翻译在线等急非诚勿扰 缠绵悱恻好文章，粉
这首得好凄凉 楼主 相思之情 缠绵悱恻 孤枕难眠 唯有写写聊表相思之苦 你的身体（粉足，脚）让我想得愁断了肠一般 没有可以寄托的信物 只有泪流千行 想起我们当年的过往 一往情深 离别之后这么多年没有音信 难道是你我惜墨如金
午夜梦回 秋风呼呼作响 此时我孤枕难眠 当年的月亮和当年你我一起欣赏的星辰 现在我能和谁一起欣赏
可惜现在的天气 月也不园 似乎是在提醒你我此时的场景 月不园人两地 这秋天的夜雨苦涩凄冷 就连窗外的昆虫都害怕一个人独眠
求杨绛先生 我们仨 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的梗概，大体有什么事，有哪些经典 有代表性的
作为翻译家，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作为作家、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作为戏剧家，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先生随君而去，“我们仨”天堂团聚，在此，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先生的经典
遇见杨绛先生中学生作文
但凡重要的艺术作品，同时有几层意思，《围城》也不例外。
从一个层面上说，《围城》有自传色彩。
钱钟书同小说主人公方鸿渐一样，出身于中国的一个书香门第，1930年代去牛津和巴黎留学，1938年初回国。
与方鸿渐不同的是，钱钟书是位成就斐然学者，中、英文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得牛津大学学士学位，论文内容是17、18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的描写。
但同方鸿渐一样，抗战初期钱钟书在中国内地教过书，其同事是来自上海和北平的流亡学者，在西南的昆明市合力兴办一所大学。
在昆明和湖南的一所大学短期教书之后，钱钟书回到上海（1941年），在上海教书、写作，直到抗战结束。
围城》第三个层面说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说到当时因过推崇西方文学和美学而带来了恶果。
钱钟书认为，中国的正统因此而受到侵蚀，儒家道德体系分崩离析，本来已经面临困境的中国文化更是雪上加霜。
在这个问题上方鸿渐倒是过错可言，他的谦词是自己所知甚少，对文化事宜不好妄加评论。
但方鸿渐周围的朋友同事却毫无顾虑，都是些装腔作势、自命不凡的所谓学者。
《围城》的某些章节说的就是这些人自吹自擂，贻笑大方。
方鸿渐旅途中遇到不少人，他们很像当时文学界和学界的某些角色。
但钱钟书自己在小说前言中恳请读者不要把《围城》当作一部影射小说。
钱钟书(18张)《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
这是作者在困顿之中“锱铢积累”而成的，小说“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
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
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
”（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比如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擂。
但两个人都没有方鸿渐的经历，倒是作者自己的经历，比如出国留学、担任大学教授，与作品有相合之处，作者可能从他们身上获得了些启示，但并不能对号入座。
围城的主要内容，100字左右
围城故事发生于1920到1940年代。
主角方鸿渐是个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的人，迫于家庭压力乡周家女子订亲。
但在其上大学期间，周氏患病早亡。
准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写的唁电感动，资助他出国求学。
方鸿渐在欧洲游学期间，不理学业。
为了给家人一个交待，方于毕业前购买了虚构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并随海外学成的学生回国。
在船上与留学生鲍小姐相识并热恋，但被鲍小姐欺骗感情。
同时也遇见了大学同学苏文纨。
到达上海后，在已故未婚妻父亲周先生开办的银行任职。
此时，方获得了同学苏文纨的青睐，又与苏的表妹唐晓芙一见钟情，整日周旋于苏、唐二人之间，期间并结识了追求苏文纨的赵辛楣。
方最终与苏、唐二人感情终结，苏嫁与诗人曹元朗，而赵也明白方并非其情敌，从此与方惺惺相惜。
方鸿渐逐渐与周家不和。
抗战开始，方家逃难至上海的租界。
在赵辛楣的引荐下，与赵辛楣、孙柔嘉、顾尔谦、李梅亭几人同赴位于内地的三闾大学任教。
由于方鸿渐性格等方面的弱点，陷入了复杂的人际纠纷当中。
后与孙柔嘉订婚，并离开三闾大学回到上海。
在赵辛楣的帮助下，方鸿渐在一家报馆任职，与孙柔嘉结婚。
婚后，方鸿渐夫妇与方家、孙柔嘉姑母家的矛盾暴露并激化。
方鸿渐辞职并与孙柔嘉吵翻，逐渐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假如杨绛被评为“中国最美女性为她设计一段颁奖词400字左右
她，举止文静，高雅脱俗，气质美；她坚毅刚强，坚持正义，性格美；她，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才华美；她，宽厚仁慈，以母性情怀关注天下苍生，是最美女性。
杨绛的有名的诗
我们仨 杨绛我们第一次到时书的堂弟锺韩带我们参英博物馆和几个有名的画廊以及蜡人处。
这个暑假他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旅游德国和北欧，并到工厂实习。
锺书只有佩服的份儿。
他绝没这等本领，也没有这样的兴趣。
他只会可怜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险”：从寓所到海德公园，又到托特纳姆路的旧书店；从动物园到植物园；从阔绰的西头到东头的贫民窟；也会见了一些同学。
巴黎的同学更多。
不记得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锺书接到政府当局打来的电报，派他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到瑞士日内瓦开会。
代表共三人，锺书和其他两人不熟。
我们在巴黎时，不记得经何人介绍，一位住在巴黎的中国共产党员王海经请我们吃中国馆子。
他请我当“世界青年大会”的共产党代表。
我很得意。
我和锺书同到瑞士去，有我自己的身份，不是跟去的。
锺书和我随着一群共产党的代表一起行动。
我们开会前夕，乘夜车到日内瓦。
我们俩和陶行知同一个车厢，三人一夜谈到天亮。
陶行知还带我走出车厢，在火车过道里，对着车外的天空，教我怎样用科学方法，指点天上的星星。
“世界青年大会”开会期间，我们两位大代表遇到可溜的会，一概逃会。
我们在高低不平、窄狭难走的山路上，“探险”到莱蒙湖边，妄想绕湖一周。
但愈走得远，湖面愈广，没法儿走一圈。
重要的会，我们并不溜。
例如中国青年向世界青年致辞的会，我们都到会。
上台发言的，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英文的讲稿，是钱锺书写的。
发言的反应还不错。
我们从瑞士回巴黎，又在巴黎玩了一两星期。
当时我们有几位老同学和朋友在巴黎大学（Sorbonne）上学，如盛澄华就是我在清华同班上法文课的。
据说我们如要在巴黎大学攻读学位，需有两年学历。
巴黎大学不像牛津大学有“吃饭制”保证住校，不妨趁早注册入学。
所以我们在返回牛津之前，就托盛澄华为我们代办注册入学手续。
一九三六年秋季始业，我们虽然身在牛津，却已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
达蕾女士这次租给我们的一套房间比上次的像样。
我们的澡房有新式大澡盆，不再用那套古老的盘旋管儿。
不过热水是电热的，一个月后，我们方知电账惊人，赶忙节约用热水。
我们这一暑假，算是远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怀上孩子了。
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
好在我当时是闲人，等孩子出世，带到法国，可以托出去。
我们知道许多在巴黎上学的女学生有了孩子都托出去，或送托儿所，或寄养乡间。
锺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
我要一个像锺书的女儿。
女儿，又像锺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
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锺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我以为肚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
但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
在低等动物，新生命的长成就是母体的消灭。
我没有消灭，只是打了一个七折，什么都减退了。
锺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我：“晚，季（季康，即杨绛——编者注）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锺书很郑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产院去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
院长问： “要女的
”（她自己就是专家，普通病房的产妇全由她接生。
） 锺书说：“要最好的。
” 女院长就为我介绍了斯班斯大夫（Dr Spence）。
他家的花园洋房离我们的寓所不远。
斯班斯大夫说，我将生一个“加冕日娃娃”。
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
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
我十八日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
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
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
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
” 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
” 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
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
”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
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
” 她们越发奇怪了。
“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
” “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
” 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
据说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
我还未十分清醒，无力说话，又昏昏睡去。
锺书这天来看了我四次。
我是前一天由汽车送进产院的。
我们的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但公交车都不能到达。
锺书得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所以只好步行。
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我见面。
第二次来，知道我上了闷药，还没醒。
第三次来见到了我；我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出来，但是还昏昏地睡，无力说话。
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我已清醒。
护士特为他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
锺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 阿圆长大后，我把爸爸的“欢迎辞”告诉她，她很感激。
因为我当时还从未见过初生的婴儿，据我的形容，她又丑又怪。
我得知锺书是第四次来，已来来回回走了七趟，怕他累坏了，嘱他坐汽车回去吧。
阿圆懂事后，每逢生日，锺书总要说，这是母难之日。
可是也难为了爸爸，也难为了她本人。
她是死而复苏的。
她大概很不愿意，哭得特响。
护士们因她啼声洪亮，称她Miss Sing High，译意为“高歌小姐”，译音为“星海小姐”。
单人房间在楼上。
如天气晴丽，护士打开落地长窗，把病床拉到阳台上去。
我偶曾见到邻室两三个病号。
估计全院的单人房不过六七间或七八间。
护士服侍周到。
我的卧室是阿圆的餐室，每日定时护士把娃娃抱来吃奶，吃饱就抱回婴儿室。
那里有专人看管，不穿白大褂的不准入内。
一般住单人房的住一星期或十天左右，住普通病房的只住五到七天，我却住了三星期又两天。
产院收费是一天一几尼（guinea合1.05英镑，商店买卖用“镑”计算，但导师费、医师费、律师费等都用“几尼”），产院床位有限，单人房也不多，不欢迎久住。
我几次将出院又生事故，产院破例让我做了一个很特殊的病号。
出院前两天，护士让我乘电梯下楼参观普通病房——一个统房间，三十二个妈妈，三十三个娃娃，一对是双生。
护士让我看一个个娃娃剥光了过磅，一个个洗干净了又还给妈妈。
娃娃都躺在睡篮里，挂在妈妈床尾。
我很羡慕娃娃挂在床尾，因为我只能听见阿圆的哭声，却看不到她。
护士教我怎样给娃娃洗澡穿衣。
我学会了，只是没她们快。
锺书这段时期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
”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
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 所以爸爸对圆圆头特别宠爱。
我们姊妹兄弟，没一个和爸爸一床睡过。
以前爸爸的床还大得很呢。
逃难上海期间，爸爸的床只比小床略宽。
午睡时圆圆总和外公睡一床。
爸爸珍藏一个用台湾席子包成的小耳枕。
那是妈妈自出心裁特为爸爸做的，中间有个窟窿放耳朵。
爸爸把宝贝枕头给圆圆枕着睡在脚头。
我家有一部《童谣大观》，四册合订一本（原是三姑母给我和弟弟妹妹各一册）。
不知怎么这本书会流到上海，大概是三姐姐带来教她女儿的。
当时这本书属于小妹妹阿必。
我整天在“狗耕田”并做家庭教师。
临睡有闲暇就和大姐姐小妹妹教圆圆唱童谣。
圆圆能背很多。
我免得她脱漏字句，叫她用手指点着书背。
书上的字相当大，圆圆的小嫩指头一字字点着，恰好合适。
没想到她由此认了不少字。
大姐姐教圆圆识字，对她千依百顺。
圆圆不是识完一包再识一包，她要求拆开一包又拆一包，她自己从中挑出认识的字来。
颠倒的字她都已经颠倒过来了。
她认识的字往往出乎大姐姐意料之外。
一次她挑出一个“瞅”字，还拿了《童谣大观》，翻出“嫂嫂出来瞅一瞅”，点着说：“就是这个‘瞅’。
”她翻书翻得很快，用两个指头摘着书页，和锺书翻书一个式样。
她什么时候学来的呀
锺书在来德坊度假没时间翻书，也无书可翻，只好读读字典。
圆圆翻书像她爸爸，使我很惊奇也觉得很有趣。
辣斐德路钱家住的是沿街房子，后面有一大片同样的楼房，住户由弄堂出入。
我大姊有个好友租居弄堂里的五号，房主是她表妹，就是由我父亲帮打官司，承继了一千亩良田的财主。
她偶有事会来找我大姊。
一九四○年的暑假里，一个星期日下午，三姐也在爸爸这边。
爸爸和我们姐妹都在我们卧室里说着话。
忽然来了一位怪客。
她的打扮就和《围城》里的鲍小姐一个模样。
她比《围城》电视剧里的鲍小姐个儿高，上身穿个胸罩，外加一个透明的蜜黄色蕾丝纱小坎肩，一条紧身三角裤，下面两条健硕肥白的长腿，脚穿白凉鞋，露出十个鲜红的脚趾甲，和嘴上涂的口红是一个颜色，手里拿着一只宽边大草帽。
她就是那位大财主。
我爸爸看见这般怪模样，忍着笑，虎着脸，立即抽身到自己屋里去了。
阿必也忍不住要笑，跟脚也随着爸爸过去。
我陪大姐姐和三姐泡茶招待来客。
我坐在桌子这面，客人坐在我对面，圆圆在旁玩。
圆圆对这位客人大有兴趣，搬过她的小凳子，放在客人座前，自己坐上小凳，面对客人，仰头把客人仔细端详。
这下子激得我三姐忍笑不住，毫不客气地站起身就往我爸爸屋里逃。
我只好装作若无其事，过去把圆圆抱在怀里，回坐原处，陪着大姐姐待客。
客人走了，我们姐妹一起洗茶杯上的口红印，倒碟子里带有一圈口红印的香烟头（女佣星期日休假）。
我们说“爸爸太不客气了”。
我也怪三姐不忍耐着点儿。
可是我们都笑得很乐，因为从没见过这等打扮。
我家人都爱笑。
我们把那位怪客称为“精赤人人”（无锡话，指赤条条一丝不挂的人）。
过不多久，我带了圆圆到辣斐德路“做媳妇”去——就是带些孝敬婆婆的东西，过去看望一下，和妯娌、小姑子说说话。
钱家人正在谈论当时沸沸扬扬的邻居丑闻：“昨夜五号里少奶奶的丈夫捉奸，捉了一双去，都捉走了。
”我知道五号的少奶奶是谁。
我只听着，没说什么。
我婆婆抱着她的宝贝孙子。
他当时是钱家的“小皇帝”，很会闹。
阿圆比他大一岁，乖乖地坐在我膝上，一声不响。
我坐了一会，告辞回来德坊。
我抱着圆圆出门，她要求下地走。
我把她放下地，她对我说：“娘，五号里的少奶奶就是‘精赤人人’。
”这个我知道。
但是圆圆怎会知道呢
我问她怎么知道的。
她还小，才三岁，不会解释，只会使劲点头说：“是的。
是的。
”几十年后，我旧事重提，问她怎么知道五号里的少奶奶就是“精赤人人”。
她说：“我看见她搀着个女儿在弄堂口往里走。
” 圆圆观察细微，她归纳的结论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正确。
“精赤人人”确有个女儿，但是我从未见过她带着女儿。
锺书喜欢“格物致知”。
从前我们一同“探险”的时候，他常发挥“格物致知”的本领而有所发现。
圆圆搬个小凳子坐在怪客面前细细端详，大概也在“格物致知”，认出这女人就是曾在弄堂口带着个女儿的人。
我爸爸常说，圆圆头一双眼睛，什么都看见。
但是她在钱家，乖乖地坐在我膝上，一声不响，好像什么都不懂似的。
这年一九四○年秋杪，我弟弟在维也纳医科大学学成回国，圆圆又多了一个宠爱她的舅舅。
弟弟住在我爸爸屋里。
锺书暑假前来信说，他暑假将回上海。
我公公原先说，一年后和锺书同回上海，可是他一年后并不想回上海。
锺书是和徐燕谋先生结伴同行的，但路途不通，走到半路又折回蓝田。
我知道弟弟即将回家，锺书不能再在来德坊度假，就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得一间房。
圆圆将随妈妈搬出外公家。
外公和挨在身边的圆圆说：“搬出去，没有外公疼了。
”圆圆听了大哭。
她站在外公座旁，落下大滴大滴热泪，把外公麻纱裤的膝盖全浸透在热泪里。
当时我不在场，据大姐姐说，不易落泪的爸爸，给圆圆头哭得也落泪了。
锺书回家不成，我们搬出去住了一个月，就退了房子，重返来德坊。
我们母女在我爸爸身边又过了一年。
我已记不清“精赤人人”到来德坊，是在我们搬出之前，还是搬回以后。
大概是搬回之后。
圆圆识了许多字，我常为她买带插图的小儿书。
她读得很快，小书不经读，我特为她选挑长的故事。
一次我买了一套三册《苦儿流浪记》。
圆圆才看了开头，就伤心痛哭。
我说这是故事，到结尾苦儿便不流浪了。
我怎么说也没用。
她看到那三本书就痛哭，一大滴热泪掉在凳上足有五分钱的镍币那么大。
她晚上盼妈妈跟她玩，看到我还要改大叠课卷（因为我兼任高三的英文教师），就含着一滴小眼泪，伸出个嫩拳头，作势打课卷。
这已经够我心疼的。
《苦儿流浪记》害她这么伤心痛哭，我觉得自己简直在虐待她了。
我只好把书藏过，为她另买新书。
我平常看书，看到可笑处并不笑，看到可悲处也不哭。
锺书看到书上可笑处，就痴笑个不了，可是我没见到他看书流泪。
圆圆看书痛哭，该是像爸爸，不过她还是个软心肠的小孩子呢。
多年后，她已是大学教授，却来告诉我这个故事的原作者是谁，译者是谁，苦儿的流浪如何结束等等，她大概一直关怀着这个苦儿。
锺书带了女儿到武昌探亲之前，一九五六年的五月间，在北京上大学的外甥女来我家玩，说北大的学生都贴出大字报来了。
我们晚上溜出去看大字报，真的满墙都是。
我们读了很惊讶。
“三反”之后，我们直以为人都变了。
原来一点没变，我们俩的思想原来很一般，比大字报上流露的还平和些。
我们又惊又喜地一处处看大字报，心上大为舒畅。
几年来的不自在，这回得到了安慰。
人还是人。
接下就是领导号召鸣放了。
锺书曾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主席的讲话，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并未想到“引蛇出洞”。
所内立即号召鸣放。
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
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
“三反”之后曾批判过俞平伯论《红楼梦》的“色空思想”。
接下是肃反，又是反胡风。
一个个运动的次序我已记不大清楚。
只记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后，提升为一级研究员，锺书也一起提升为一级。
接下来是高级知识分子受优待，出行有高级车，医疗有高级医院；接下来就是大鸣大放。
风和日暖，鸟鸣花放，原是自然的事。
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
我们自从看了大字报，已经放心满意。
上面只管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地引诱催促。
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向极端。
我对锺书说：“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
”锺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
”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
例如有人问，你工作觉得不自由吗
我说：“不觉得。
”我说的是真话。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不论什么工作，只要是正当的，我都做，哪有选择的自由
有友好的记者要我鸣放。
我老实说：“对不起，我不爱‘起哄’。
”他们承认我向来不爱“起哄”，也就不相强。
锺书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父时，已感到将有风暴来临。
果然，不久就发动了反右运动，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
运动开始，领导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
内部矛盾终归难免的，不足为奇。
但运动结束，我们方知右派问题的严重。
我们始终保持正确，运动总结时，很正确也很诚实地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但我们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也就逃过了厄运。
锺书只愁爹爹乱发议论。
我不知我的公公是“准右派”还是“漏网右派”，反正运动结束，他已不在了。
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锺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
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
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
记不起是一九五六年或一九五七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
锺书一九五六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一九五八年出版。
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
锺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
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
锺书于一九五八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
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
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重，也不拔了。
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
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
锺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许多人认为《宋诗选注》的选目欠佳。
锺书承认自己对选目并不称心：要选的未能选入，不必选的都选上了。
其实，在选本里，自己偏爱的诗不免割爱；锺书认为不必选的，能选出来也不容易。
有几首小诗，或反映民间疾苦，或写人民沦陷敌区的悲哀，自有价值，若未经选出，就埋没了。
锺书选诗按照自己的标准，选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选文天祥《正气歌》，是很大胆的不选。
选宋诗，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
锺书是读遍宋诗，独自一人选的。
他没有一个助手，我只是“贤内助”，陪他买书，替他剪贴，听他和我商榷而已。
那么大量的宋诗，他全部读遍，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
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
《宋诗选注》虽然受到批判，还是出版了。
他的成绩并未抹杀。
我的研究论文并无价值，不过大量的书，我名正言顺地读了。
我沦陷上海当灶下婢的时候，能这样大模大样地读书吗
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
因为时间就是生命。
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全心全意愿为人民服务，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不合格。
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
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分明是国家亏了。
我曾和同事随社科院领导到昌黎“走马看花”，到徐水看亩产万斤稻米的田。
我们参与全国炼钢，全国大跃进，知识分子下乡下厂改造自己。
我家三口人，分散三处。
我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下放农村，十二月底回京。
我曾写过一篇《第一次下乡》，记我的“下放”。
锺书当时还在城里定稿，他十二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一月底（即阴历年底）回京。
阿瑗下放工厂炼钢。
钱瑗到了工厂，跟上一个八级工的师傅。
师傅因她在学校属美工组，能画，就要她画图。
美工组画宣传画，和钢厂的图远不是一回事。
阿瑗赶紧到书店去买了书，精心学习。
师傅非常欣赏这个好徒弟，带她一处处参观。
师傅常有创见，就要阿瑗按他的创见画图。
阿瑗能画出精确的图。
能按图做出模型，灌注铁水。
她留厂很久，对师傅非常佩服，常把师傅家的事讲给我们听。
师傅临别送她一个饭碗口那么大的毛主席像章留念。
我所见的像章中数这枚最大。
锺书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怜。
我曾到昌黎“走马看花”，我们一伙是受招待的，而昌黎是富庶之区。
锺书下放时，“三年饥荒”已经开始。
他的工作是捣粪，吃的是霉白薯粉掺玉米面的窝窝头。
他阴历年底回北京时，居然很会顾家，带回很多北京已买不到的肥皂和大量当地出产的蜜饯果脯。
我至今还记得我一人到火车站去接他时的紧张，生怕接不到，生怕他到了北京还需回去。
我们夫妻分离了三个月，又团聚了。
一九五九年文学所迁入城内旧海军大院。
这年五月，我家迁居东四头条一号文研所宿舍。
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分隔为五小间。
一家三口加一个阿姨居然都住下，还有一间做客厅，一间堆放箱笼什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