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班介绍
鲁班，姓公输，名般。
因是鲁国人，“般”同音，古时通用，故常称他为鲁班。
鲁班，大约生于周敬王十三年（公元前507年），卒于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44年）以后,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出身于世代工匠的家庭，从小就跟随家里人参加过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逐渐掌握了生产劳动的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鲁班的发明创造很多。
《事物绀珠》、《物原》、《古史考》等不少古籍记载，木工使用的不少工具器械都是他创造的如曲尺（也叫矩或鲁班尺），又如墨斗、刨子、钻子，以及凿子、铲子等工具传说也都是鲁班发明的。
这些木工工具的发明使当时工匠们从原始、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效率成倍提高，土木工艺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名师巨匠，把他尊为我国土木工匠的始祖。
另据《世本》上记载，石磨也是鲁班发明的。
传说鲁班用两块比较坚硬的圆石，各凿成密布的浅槽，合在一起，用人力或畜力使它转动，就把米面磨成粉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磨，在此之前，人们加工粮食是把谷物放在石臼里用杵来舂捣，而磨的发明把杵臼的上下运动改变做旋转运动，使杵臼的间歇工作变成连续工作，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古代粮食加工工具的一大进步。
鲁班发明磨的真实情况已经无从查考，但是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龙山文化时期（距今四千年左右）已经有了杵臼，因此到鲁班的时代发明磨，是有可能的。
在兵器方面，据《墨子·公输篇》记述，鲁班曾经为楚国制造攻城用的“云梯”和水战用的“钩强”（又名“钩拒”），在战争中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
在建筑和雕刻方面，鲁班的贡献也很多。
《述异记》上说，鲁班刻制过立体的石质九州地图。
鲁班不愧是我国古代一位最优秀的土木建筑工匠。
二千四百多年来，一直被土木工匠尊奉为“祖师”，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纪念。
鲁班山东人，现在被人们尊称为建筑业的鼻祖， 这远远不够，鲁班不光在建筑业，而在航天业，他发明的飞鸢是人类征服太空的第一人；在军事科学，鲁班发明的云梯（重武器）、钩钜（人们现在还在使用）及其它攻城的武器，是一位伟大的军事科学家；在机械方面，鲁班很早就被称为机械圣人；此外，还有很多民用、工艺等方面的成就。
鲁班对人类的贡献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科技发明之父。
关于鲁班的故事有: 关于鲁班的发明创造，民间有多种传说，但我们现在从仅存的史料中已经难辨真伪了，但鲁班是我国建筑师的鼻祖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1）云梯：是古代攻城用的器械。
《墨子·公输》记载：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
《战国策·公输盘为楚设机章》写到墨子往见公输般时说：闻公为云梯。
二者皆证明鲁班造云梯的事迹。
（2）钩强：钩强也叫钩拒、钩巨。
是古代水战用的争战工具。
据《墨子·鲁问》记载：从前楚越水战，因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
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致使楚败于越。
楚为改变这种战局，在鲁班初到楚国后，就首先让分制造了这种兵器，对败退的敌船能钩住，对进攻的敌船能抗拒。
（3）木鹊：一种以竹木为材的飞翔器械。
据《墨子·鲁问》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
（4）木工工具：春秋战国时期，建筑木工的生产技术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鲁班和当时的工匠建造房屋、桥梁，都离不开木工工具。
《孟子·离娄》说：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足见当时已有规与矩。
现在沿用的曲尺，可能就是鲁班在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现代木工称它为鲁班尺。
弹墨线用的小钩又被称为“班母”，刨木料时顶住木头的卡口又叫做“班妻”， 鲁班做出了世界上的第一把锯——一把带有许多小齿的铁条 鲁班在兵器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
据《墨子．公输篇》记述，鲁班曾经为楚国制造攻城用的“去梯”和水战用的“钩强”（又名“钩拒”），在战争中都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鲁班造锔: 一天，鲁班到一座高山上去寻找木料，突然脚下一滑，他急忙伸手抓住路旁的一丛茅草。
手被茅草滑破了，渗出血来。
“怎么这不起眼的茅草这么锋利呢
”他忘记了伤口的疼痛，扯起一把茅草细细端详，发现小草叶子边缘长着许多锋利的小齿。
他用这些密密的小齿在手背上轻轻一划，居然割开了一道口子。
他想：要是我也用带有许多小锯齿的工具来锯树木，不就可以很快地把木头锯开了吗
那肯定比用斧头砍要省力多了。
于是，鲁班请铁匠师傅打制了几十根边缘上带有锋利的小锯齿的铁片，拿到山上去做实验。
果然，很快就把树木锯断了。
鲁班给这种新发明的工具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锯”。
鲁 班 在中国的宗教中，神的主要圣责之一是保佑其信徒。
对于许多行业和职业来说，这种保佑可以是为了生意上的兴隆，但对另外一些行业，如建筑业，这种保佑则变成更为现实的形式。
鲁班是住宅建筑的保护神，这归于他发明了大量的工具，如锯、刨和墨斗，这些都是建筑行业中基本的工具。
因而，鲁班是中国建筑者和施工者的圣人，他的庆祝日是6月13日。
在古代和现代文献中对鲁班有各种称呼，如建筑师、工程师、工匠工艺设计师以及发明家。
据说，他最著名的是一位高超的建筑家。
鲁班生在鲁国（现今的山东省），他真正的名字是公输般，--现今不再使用的别号。
他生活在战国（春秋）时期，许多书中注明他出生于公元前507年，不过还有更早的说法是公元前606年。
据说他在公元前490年和420年间获得最大的影响。
民间有许多鲁班事迹和发明的故事，其中一些是属于真实的，而另一些显然属于神话。
在建筑行业中，鲁班的许多故事都是由师傅传给徒弟的方式传下来的，许多建筑业本身的技艺也是这样传承的。
鲁班传记 鲁班的发明 鲁班庙 神话传说（原载香港建造商会编《香港建设》第四章1990年出版） 鲁 班 传 记 做为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时代，鲁班时代的记载是不完全的，但他是最初人类推崇到神的位置的人之一，所以这些故事带有传说和真实合二为一的特点。
鲁班是一位技艺工匠和建筑家（下文我们将介绍他的发明），但他经常被认作是一位机械师。
尽管这样 ，他受到的教育即使有也是非常少的，他在工作中是通过粗略的估计、直觉、灵机或单纯的一般感觉来进行的。
因此，他的技能是以其工作经验和感觉为基础，而不是任何伟大的理论研究或思想。
当然，这种良好的装配技能如木工技术，至今仍适合传授给徒工。
这些技巧可以学但不能用文字传递：手艺人能够展示所做的现象，但不能用逻辑术语表达他对所使用材料的感知，以及基于他多年经验之上对正确事物的直觉。
在我们当今这个大生产和周密计划体系的时代，这样的技术几乎是一种损失的工艺。
在谚语中也流传圣人的名字，如班门弄斧，比喻在行家面前显示有限有技能。
在英语中相对应有的教训长辈。
鲁班的重要遗产之一是《鲁班经》或《鲁班指南》，在《中国科学和文化》第二部分第六卷中，Joseph Needham对此有叙述．这是一本为工匠和建筑者提供综合技术、风水、探测实用建议的技能指南。
Needham形容此书如下：这本书公开了一系列实例来展示本结构的施工，木工中的锯工，各种房屋、桥梁和亭,局部的建筑或竣工。
这里可以用众所周知的敦煌壁画中一个处于施工的亭作一比较。
在这幅图画中有一座曾欲使其成为一个天文台的塔式建筑。
接下来跟在公输般传说的传记之后是大量涉及林木砍伐，支柱的架设，特有的单柱和双柱构架，粮仓的建造，以及钟塔式建筑、避署房屋、家具、手推车、方平板链泵、活塞风箱、算盘和其他东西的制造。
精密的规格和尺寸都是用经验知识所点缀，这里的经验知识是关于吉日和不吉日，摩力咒符的图型和与之相应的祭品方面的知识。
由于这本书魔术的成分超过技术本身很多，这样，最后使我们感觉到一个特征建筑物，是用驱除或带来运气的妖术和固定的保佑符咒来叙述的。
鲁班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转变时期和出现一场技术革命的时期，当时机械工和工匠只凭眼前的感觉进行制造。
技工们往往遭到那些受到教育的官们的嘲笑，却不能用言词回答诽谤者提出的许多问题--仅能用双手来制作。
学者们对机械发明有许多置疑，鲁班和他的同行们则用手工制品带来的工匠地位的变化。
鲁班的发明“刨” 在鲁班以前，木匠仅用斧子和刀来弄平其建造用的木料，结果既使干得很好，也难也令人满意。
后来鲁班通过长时期的实践发现，他使用的刀片越薄，所制造出来的表面越平，干起来也越容易。
这样，这种刨逐渐地从鲁班的实践中加以演变，最初用较薄的斧刀片，后来用一个刀片固定到一块木头上再横穿以手柄，最后刀片固定到木槽中--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刨。
鲁班的妻子也是一位发明家，前启发了她的丈夫。
当鲁班刨平木料时，她不得不站在木料的一端握住粗糙的厚板。
由于她还要尽其它的义务，做这样的事是很不理想的，所以她为刨木工作台发明了一个木槽以抵住鲁班刨木撞击的压力，使刨木成为可由一个人来干的工作。
由她发明的木槽被称为班妻。
墨 斗 鲁班发明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是工匠用的墨斗（用于设定建筑工程），这项发明可能是受其母亲的启发。
当时其母正在剪裁和缝制衣服，鲁班注视着这一切，见她是用一个小粉末袋和一根线先打印出所要的裁制的形状。
鲁班把这种做法转到一个墨斗中，通过一根线（用墨斗浸湿的线）捏住其两端放到即将制作的材料之上印出所需的线条。
最初需由鲁班和他母亲握住线的两端。
后来他的母亲建议他做一个小钩系在此线的一端，这样就把她从这种杂活中解脱出来，使之可由一个人来进行。
为了纪念鲁班的母亲，工匠们至今仍称这种墨斗为班母。
尺 子 鲁班的另一发明标志是能正确画出直角的三角板，也被称为班尺，它能告知工匠哪些尺寸是不规则的，以及根据占卜的规则（风水）哪些是不吉的。
这些尺子在今天的香港仍能买到。
锯对于锯的发明鲁班是非常重视的。
或是受一片齿形边的草叶割 破了手指的启发,或是看到一只蟋蟀用其锋利的牙齿切割并吃掉食物而离去。
不管怎样，多数描述如下。
鲁班和工匠们遇到一个任务，要求他们砍伐大量的木材。
一连砍伐几天，他们都已筋疲力尽，所用的斧头也钝了。
这时，鲁班忽被一片草叶割破了手指，他当即想：照这样子做成个工具砍伐木材定是个好办法。
他选了一片竹子，用斧子在其边缘砍了一行牙齿。
这个新锯很容易锯断树皮，当他来回横锯此树时，软的竹齿很快就磨光了。
然而这却证明了锯可断木的原理。
于是鲁班放下手中活去铁匠那里，让他准备一块象斧头一样硬和锋利的铁板，然后弄成齿形。
鲁班有了这个人工制做的第一个锯片，将其用在一个木屋架上，便可准确而不费力地切割木材。
栓 鲁班的另一发明标志是栓。
在古代，人们所使用的栓被制成鱼的形状挂在门上。
Needham指出，鲁班用形状象捣棒钥匙取代了这些栓，这决定于准确的配合部分的功能。
鲁班的技艺就能制造这样一个装置，而且据说，他还发明了锁的制栓至今仍被用在许多锁中。
鲁班的另一些发明的标志是钻头、楔、辘轳、铲和碾米用的石磨。
石磨的发明，当时是鲁班看到一位老妇人在使用捣捶和臼时费了很大力气。
他反复考虑后，做了两块厚石头片切成圆柱，然后在其表面做上孔洞空心，一个放在另一个上面，将麦子和米置于其间，当上面的圆柱转动时，粉末（或面粉）便出来了。
伞 这项发明最终一句话归于鲁班的妻子。
在古时候，雨天和炙热的夏天困扰着人们，人们不得不躲避到小亭子的下面而不能外出。
有这样一个传说，鲁班围绕着他的四邻建造了许多小亭子供大家使用，但仍然不能让人们在狂风暴雨的季节自由地外出活动。
鲁班的妻子这时照着他丈夫所建亭子的样式，制成了一个重量轻的竹亭子且带油纸--这当然就是雨伞。
他的妻子对鲁班说：“你建造的房子不能搬起移动。
我的伞，能带它到处走动并可以在各种季节里提供防护。
” 鲁 班 庙 为纪念这位建筑圣人而建。
香港的鲁班庙坐落于香港岛Kennedy Town之上的青莲台，是宝龙台延伸取道的阶梯。
每年举行一次鲁班节，这时建筑者和施工者皆来供奉祭品。
此庙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历史。
在有十位工匠要求庆祝鲁班诞辰的鼓动下，人们提出要在十九世纪末在香港为其建庙的计划。
他们设想，如果征集到整个建筑工人25％的人捐款使建筑业的每个人能记住并纪念圣人的生日，将是一个好主意。
一位李先生被他们的热心所感动，在西区捐出一块地，此后又经过一段时间，收集了足够的资金，终于在光绪十年将庙建成。
此庙和所形成的联合会即称为广悦堂接着，出现了一点麻烦。
李先生的儿子本要将此地卖给 HopHing 公司，因为他父亲已将鲁班庙的地段捐赠而没能实现。
幸巧，HopHing公司很同情鲁班的追随者，最后又为“广悦堂”捐出了一附加地段，并请来一位建筑师为此段画出新的规划图。
此庙重建了一段时间，现今的这个庙是Chin Chin公司于1927年建造的。
与这庙邻接的会议厅是由委员会成员捐款于1950建造的。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香港建筑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并没有忘记古老的传统和历史。
每年在炙热潮湿的季节，都庆祝鲁班节，所有的建筑工地都停工，以便工人们可以参加庆祝活动。
神 话 传 说 民间流传有许多鲁班的故事，这些故事对于普通的凡人来说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但读起来又是很有趣的。
历经久远的演变过程，其中少量的故事可能是真的，而其余那些显然都是虚构的。
许多故事是由建造工地的工匠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
这是一个从可能的和可信的到难以置信的幻觉世界。
著名的思想家墨翟经常出现在鲁班的故事中。
一天，一位工匠发明了一只木鸟（风筝），木鸟高高地升入天空并高高地留在天空三天。
墨翟说，“你造这只木鸟的功绩是不能与一位工匠制做一个车轴销子相比较的。
在很短的时间里，工匠砍出一片木头，虽然仅三英尺，但能载动至少50担（大约3吨）的重负。
的确，任何对人们有益的成就才可说成是灵巧的，而任何无益的则是笨拙的”。
据说，这种论点使鲁班献身于他的生活，服务于人们，制造有用的东西。
这段历史还有第二种描述，这也许是学者们对工匠能力的妒忌：墨翟根据这种模型，花了三年的时间制成一个风筝，却在其放飞的第一天折毁。
当他的诌媚追随者奉承他时，他说：“这和做木制牛轭栓一样不明智。
” 鲁班的另外一个故事也与思想家墨翟有关。
楚惠王是个最有权的人，他准备与邻国宋国作战。
他委托鲁班设计火炮“登城云梯”，用以攀登宋国首府的防御区。
这时墨翟前来用聪明的言词和诚心，试图劝阻惠王放弃其意图。
惠王犹豫不决。
为了说服他的论点，墨翟不得不作一次模拟的交战，反击鲁班和他的器械，最后，以他第九次反击抵制了鲁班。
于是惠王终于同意放弃他的追求。
有一位本领不高的建造者在设计一座喇嘛庙的屋顶时结构不成比例。
工程进展中这个差错便暴露出来。
面对着日益严重的工程差错，急得他只想自杀。
他下决心这样做以后，便到工地食堂去进最后一餐，去后他发现做饭的厨师换了人，菜也做得不可口。
当他抱怨这位厨师时，得到的唯一回答是：“加重盐”。
这句话在他脑子里反复出现多次以后，这位建造者发出了一句音同而字不同的声音：“加重檐”。
于是他的建造上的难题终于得到解决。
同时也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另外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
有一位元朝皇帝想建一处新奇的避署房屋。
他找了一位建造者并命他一定要设计出自己满意的样式，否则将被处死。
这位建造者凭空想出了许多方案，却没有一个能符合要求。
绝望之中他来到一个茶馆里。
发现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个老翁。
这位老人拿了一只极稀有的空鸟笼。
这位建造者立即觉得，这只鸟笼正好提供了他要他寻找的设计基础。
他提出要买这只鸟笼，但出任何高价这位老翁都不卖，后来老翁就离开了茶馆。
失望地返回家里，却惊喜地发现那只鸟笼已被老翁留在他的家中并提供了鸟笼的装配图。
这位老翁就是他在茶馆见到的那位。
第二天这座新奇的避暑房屋即开始动了工。
这位老翁就是鲁班。
在很多这样的故事中，鲁班都被描写成一位慈善的强者，能够帮助那些危难中的人们。
上梁的时候，人们按惯例是用带有福字的红布装饰横穿房了的主梁。
这是由于一位砖工人和工匠在建造一所新房子时，错量了主梁的尺寸，并发现他们所建造的梁比所要求的尺寸短了一英尺。
正当他们 发愁这个难题时，一位老工匠凑过来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
他说：“把梁砍成两半，我来为你们安装”。
他们照着他的说法做了，于是老人登上梯子安装了此梁的每半个，在中间留出一个空当，并用一块印有福字的红绸填放其中。
没有人能看出这根梁是分开的。
工匠和砌砖的工人们看到这个新装法都很高兴，当他们转身向这个老人道谢时，鲁班已经不见了。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做细木工所制的物品时要格外的精心，否则时间和木料都会被浪费掉。
在建造东宫的时候，有一位老工匠想求一份活干，可工头说他年龄太大了，无法爬到所要工作的高处。
这位老者说他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这时，另一位工人劝说工头留下这位老者和他们一起干活。
老人留在那里，二周之内他做的所有事情只是制作出了许多不规则和不整齐的楔子。
这些楔子显然是根本没有用的，有些人甚至拿着它当了柴禾。
到了装配所有梁和柱的时候，工人们根本没有遇到连接上的困难。
后来一位工人拿起鲁班的楔子，发现每个连接物的空间都接得很好，一个接一个，鲁班所有的楔子都用在宫殿的建造中了。
这位老人从此很受人尊敬。
鲁班的神灵一直永存在工作之中，并活在从事建筑工业的人们心中，建筑业将继续庆祝他的生日，整个社会都感激鲁班。
他为人类创立了许多建筑技巧方面的技术。
詹天佑修筑京张铁路背后的故事
京张铁路 京张连接北京丰台，经居庸沙城、宣化至河北口，全长约201.2，于1909年建成，是中国首条不使用外国资金及人员，由中国人自行完成，投入营运的铁路（京张铁路建成之前中国最先有新城至高碑店之新易铁路，亦由詹天佑建成，但只供慈禧太后祭祖使用）。
詹天佑是建设铁路的总工程师，后兼任京张铁路局总办。
此路“中隔高山峻岭，石工最多，又有7000余尺桥梁，路险工艰为他处所末有，”特别是“居庸关、八达岭，层峦叠嶂，石峭弯多，遍考各省已修之路，以此为最难，即泰西诸书，亦视此等工程至为艰巨”。
“由南口至八达岭，高低相距一百八十丈，每四十尺即须垫高一尺。
”中国自办京张铁路的消息传出之后，外国人讽刺说建造这条铁路的中国工程师恐怕还未出世。
詹天佑勇敢地担当起总工程师的艰巨任务，勉励工程人员为国争光，他亲率工程队勘测定线，从勘测过的三条路线中选定了建造成本较为低的一条。
由西直门经沙河、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鸡鸣驿、宣化至张家口。
这路线最困难的一段是南口至八达岭一带的关沟段，不单地势险峻，坡度亦很大。
八达岭近青龙桥段，为了穿越燕山山脉军都山的陡山大沟，在22千米线路区段内采用了“人”字轨道，列车在用折返方法攀斜；但坡度仍达33.7‰，要由两部机车牵引。
铁路上有四条隧道，其中八达岭隧道长1,092米，采用竖井方法挖掘；居庸关隧道长400米。
另外有200米长的钢架结构的怀来大桥。
京张铁路在1905年9月4日开工，詹天佑跟铁路员工一起，克服资金不足、机器短缺、技术力量薄弱等困难，出色地完成居庸关和八达岭两处艰难的隧道工程，四年后的1909年8月11日建成，10月2日通车，施工时间比原定缩短了两年；而建造成本亦比原来预算节省了三十五万两白银（也有一说是节约了二十八万两）。
总费只有外国承包商过去索取价银的五分之一，可谓花线少，质量好，完工快。
在铁的事实面前，外国人也不能不折服。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工程技术界的光荣，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胜利。
1922年青龙桥火车站竖立詹天佑铜像，1987年，附近再建成詹天佑纪念馆。
当时在此进入北京的客车均要停车半小时，参拜詹天佑铜像和纪念馆。
今天的京张铁路是来往北京及包头的京包铁路的首段。
由于原京张铁路关沟段一带通过能力较差，1952年起另外建成了来往丰台及沙城(怀来)的丰沙线。
丰沙线走的即当年詹天佑认为较好，但因造价较高而被迫放弃的路线。
丰沙线一直担任煤运的重任。
1972年，丰沙线改建成复线，1984年电气化。
现在很多客运列车亦已改行丰沙线。
谁能简述一下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
1．造纸术（1）西汉先后出现絮纸和麻纤维纸。
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绘有地图的纸，是目前世界上所知最早的纸。
（2）东汉宦官蔡伦于105年改进造纸术，制造植物纤维纸。
（3）造纸术6世纪传到朝鲜、越南和日本，8世纪传到中亚，并经阿拉伯人传到非洲和欧洲。
2．印刷术（1）隋唐已有雕版印刷的佛经、日历和诗，现存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868年我国印制的《金刚经》卷子。
（2）五代有了雕版印刷的整部书籍。
（3）宋代雕版印刷业很发达，刻印的书，字体工整，装订精美。
11世纪中叶，北宋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比欧洲早400年。
（4）元朝出现锡、木活字。
后来又有铜、铅活字印书。
（5）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向东传入朝鲜、日本，向西传入埃及和欧洲，改变了当时欧洲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
3．指南针（1）战国时期发现磁石指南特性，发明“司南”。
（2）北宋已会使用磁针指南，后来把磁针装在罗盘上，制成指南针用于航海。
（3）南宋时指南针传到印度、阿拉伯、波斯等国，促进了各国航海事业发展，并为新航路的开辟和实现环球航行提供了重要条件。
4．火药（1）唐朝时《真元妙道要略》一书最早提到了火药，唐末火药开始用于军事。
（2）北宋时火药已广泛在军事上使用，东京设立“广备攻城作”，制造火药和火器；宋仁宗时成书的《武经总要》记载了许多火器的制作方法。
（3）南宋时发明了“突火枪”，管形火器的出现，开创了人类作战史的新阶段。
（4）金的火器制造业比较发达，所制的“震天雷”、“飞火枪”威力很大。
金的军队用这两种火器打退了蒙古军队的进攻，取得局部胜利。
（5）我国发明的火药在13世纪中期传入阿拉伯，后来又由阿拉伯传入欧洲。
（二）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成就（1）夏朝：历法“夏小正”，载有一年中各个月份的物候、天象、气象和农事情况。
（2）商朝：干支纪日法是商朝历法最大成就，它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纪日方法。
商朝甲骨文保留了我国最早的日食、月食和新星记录。
（3）春秋：留下世界公认的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比欧洲早670多年。
历法已经形成自己固系统，基本上确立了十九年七闰的原则，比欧洲早160年。
（4）战国：《甘石星经》是世界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人们还测定了一年的季节。
（5）西汉：武帝时制定“太初历”。
前28年西汉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是世界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
（6）东汉：张衡发明了浑天仪和地动仪（比欧洲早1700多年）。
（7）隋唐：①隋朝天文学家刘焯编制的《皇极历》，创立了计算日月运行的新方法，是当时最先进的历法。
②唐朝天文学家僧一行，在《皇极历》的基础上制定的《大衍历》，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运行的规律，系统周密，表明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成熟。
③一行还是世界上用科学方法实测地球子午线长度的创始人。
（8）元朝：元初设立太史局编制新历法。
郭守敬改进了简仪和圭表，主持全国范围的天文测量，编《授时历》年周期与现行公历同，但早于现行公历300年问世。
（三）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1）西周：商高讲过“勾三股四弦五”这一勾股定理特例，载于《周髀算经》。
（2）春秋：九九乘法表。
（3）西汉：刘歆推算圆周率为3．1547。
（4）东汉：《九章算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应用数学。
（5）三国：刘徽运用极限理论，提出计算圆周率的正确方法。
（6）南朝：祖冲之精确地算出圆周率是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这一成果比欧洲早一千年。
他还为《九章算术》作注。
又著《缀术》等书。
（7）唐朝：著名数学家王孝通撰写的《缉古算经》，首次提出三次方程式正根的解法，能解决工程建设中上下宽狭不一的计算问题，是对古代数学理论的卓越贡献，比阿拉伯人早三百多年，比欧洲早六百多年。
（8）明代：数学家程大位编著《算法统宗》，奠定了后世珠算法基础。
（9）清代：蒙古族数学家明安图推出“割圆九术”，将其研究成果整理成《割圆密率捷法》。
他用解析几何方法把三角函数和圆周率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四）中国古代的医学成就（1）商周：已有丰富的医药学知识。
（2）战国：扁鹊是当时的名医，后代医家奉之为“脉学之宗”。
他发明的“四诊法”成为中国中医传统的诊病法。
医学分科。
有著名的医学著作《内经》。
（3）西汉：战国问世，西汉编定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较早的重要医学文献，奠定了祖国医学的理论基础。
西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医方经》记载了几百个药方。
（4）东汉：《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著作。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中医的重要经典，后人称张仲景为“医圣”。
华佗擅长外科手术，被誉为“神医”。
他发明的麻沸散比西方早1600多年。
（5）隋唐：①我国的一些外科手术，如拔牙、血管结扎等，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②隋朝太医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是古代医学史上探讨病因、病理内容最丰富的一部著作。
③唐朝杰出医学家孙思邈著的《千金方》，全面总结历代和当时的医学成果，有许多创见，在我国医药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④吐蕃名医元丹贡布编著的《四部医典》，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
⑤唐高宗时编修的《唐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由国家颁布的药典。
（6）北宋：①医学以小儿科、产科和针灸科最著名。
②《小儿药证直诀》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儿科著作。
③《十产论》是著名的产科著作。
④针灸学家设计了便于医术学习的针灸铜人模型。
⑤《洗冤录》是南宋法医学家宋慈所著，它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书籍。
⑥王安石变法时设太医局，局内办有医学校。
（7）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药物一千八百多种，方剂一万多个，全面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中国医药学，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
（五）中国古代的地理成就（1）《周易》一书首先提出了“地理”名称。
（2）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对中外地理的认识。
（3）西晋裴秀绘制出《禹贡地域图》，提出绘制地图的6项原则，即“制图六体”。
这一理论一直沿用到明末。
（4）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作《水经注》，是一部综合性地理著作。
（5）明代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是一部地理学巨著，书中对石灰岩溶蚀地貌的观察和记述，早于欧洲约两个世纪。
（六）农业、手工业论著（1）《齐民要术》：北魏贾思勰著，是现存一部最早、最完整的农书。
（2）《梦溪笔谈》：北宋沈括著，是我国科学发展史上的珍贵遗产。
（3）《农政全书》：明末徐光启著，论述了农学理论，并介绍了欧洲的水利方法，是我国古代优秀的农学著作。
（4）《天工开物》：明末清初的科学家宋应星所著，被后人誉为“17世纪中国工艺百科全书”。
（5）《河防一览》：明朝潘继驯所著，总结了我国古代治理黄河水患的经验。
（七）中国古代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1）先秦：商朝有了世界上最早的日食和月食记录。
春秋鲁国天文学家留下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
战国甘德、石申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2）秦汉：编写于前1世纪的《周髀算经》比西方早500年提出勾股定理的特例。
西汉《九章算术》有些内容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张衡的地动仪是世界上最早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比欧洲早1700多年。
（3）三国两晋南北朝：祖冲之在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准确到小数点后七位数，比欧洲早1100多年。
（4）隋唐：赵州桥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
僧一行在世界上第一次测量子午线。
唐太宗时办了分科较细的医学校，比西方早200年。
《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和颁布的药典，比欧洲早800年。
《金刚经》卷子是现存世界上最早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
（5）宋元：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比欧洲早400年。
发明了指南针并用于航海。
唐宋时发明了火药和火药武器。
沈括的“十二气历”比英国早800年。
郭守敬的《授时历》比现行公历确立早300年。
同步导学我国古代科学技术能够达到较高水平的原因：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确有许多发现、发明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那么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能取得较高成就呢?这除了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民聪明勤奋，在长期和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识这些条件外，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功不可没。
在封建社会，个体农民、小地主、手工业者，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供养脱离生产的科学技术人员，因此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说，国家的支持就显得特别重要。
比如，造纸技术的改进是在宫廷官员领导下取得的，经过皇帝下令推广。
张骞、班超、甘英等探险家开辟丝绸之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都是由朝廷组织的。
火药虽然来自炼丹术，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支持，炼丹家不但无法生活，更没有炼丹必须的设备和原料。
标志航海技术水平的郑和远航，完全是由国家组织领导的。
各朝都把天文的机构——司天监由高级官吏太史令直接领导。
皇帝还经常过问天文观测的历法改革。
我国所以有世界最丰富的天象记录，应该主要归功于中央集权国家的支持和组织。
中国科学技术自身的缺陷：尽管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其自身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
从直观上看，中国的科学技术只停留在经验的形态上，缺少欧洲近代科学严密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得出普遍的科学规律和定则来。
这说明它自身有着明显的缺陷，大体有如下几方面的弊病：（1）满足于实际上的应用，没有形成理论上探讨和深思的风气。
对自然现象的观测入微，是中国学者的一大特长。
比如，人人都看到过下雪现象，而中国古代的学者却能首先发现雪花的结晶体是六角形的几何体。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但是，每一个角之间的关系，中国学者却从不深究，更未从几何学的角度去作探讨。
这和古希腊几何学形成鲜明对照。
（2）中国学者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中包含一些人与自然协调的正确思想，但也会妨碍对自然的研究，更无益于对人事的研究。
中国有对太阳黑子、彗星、陨石雨、日晕、月晕、新星、超新星的最早观察和记录，然而长期以来，却把它们与人事联系在一起，纠缠不清。
（3）科学实验是建立近代科学的基础。
不进行实验，便不能由表及里，发现事物内部的运动规律。
实验是受控的，只要掌握受控条件，任何人都可以得出同样的预期结果。
中国古代的学者缺少这方面的传统训练。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王阳明“格竹子”。
王阳明是影响几代人的大学问家，他的朋友坐在亭子里观察竹子生长的机理，一连坐了3昼夜，终于病倒；他继而静观7天，仍无所获，他便得出道理，认为“其格物之功只能在身心上做”。
这些大思想家认为，“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研究自然事物变成了心性之学。
东西方科学技术的差距从15世纪开始：大约从15世纪后半期开始，近代科学在西欧兴起，我国的科学技术不但被西方迅速赶上和超过，而且日益走向衰落。
首先这一时期中西科学技术成果在内容和方法上的差距加大。
在内容上，中国在科学上的主要成就大多属于应用科学，如《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
而同一时期西方科学的发展主要是理论科学。
科学家努力的重点，不在于实际的应用，而在于对事物及其规律的探索。
例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如果从实用的观点看，比起托勒密的“地心说”不能显出明显的优越性，但就人类对太阳系的认识而言，哥白尼学说更能反映天体运行的本质。
伽利略更是一位对理论充满情趣的人，他对自由落体定律、惯性定律、抛物体运动的轨迹等所做的探索，大都寄予对事物和规律的追寻。
在研究方法上，西方科学家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大多使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
而中国仍然主要采用传统的整理典籍和总结经验的方法。
李时珍《本草纲目》的成书过程，充分体现着这一传统研究方法的使用过程。
16世纪中西科学在内容上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别，正是近代科学与传统科学本质差别的具体体现。
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1）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固有的分散性和狭隘性，不可能使科学应用达到较大规模，从而使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应用失去了应有的土壤。
（2）封建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也阻碍了和工商业有关的科技的发展。
（3）明清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如八股取士，大兴文字狱，把大量知识分子迫入了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对自然界观察研究的歧途，使近代科学在中国失去了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文化基础。
（4）教育的落后。
中国封建教育以儒学为主要内容，以培养封建官吏为目的，很少涉及生产和科学知识。
而在教育上采取的私塾教育，既不利于科学间的互相融合，也不利于培养大批人才。
总之，日趋腐朽的封建制度是阻碍中国近代科学出现的最根本原因。
中国古代“匠”的地位：在封建官僚社会里，科学家、技师、工匠不像在古希腊或近代欧洲那样，有着独立的社会地位，一般来讲，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服从于封建国家。
大型的水利工程和土木工程自不必说，几乎任何一种新式的复杂机械，如早期的水车和历代水力趋动的天文仪器，不是在皇家宫廷制作，便是在地方豪门的家庭作坊里产生。
这些科学家、技师有的本身就是官吏，有的是依附于官吏的食客。
张衡、杜诗、蔡伦、宇文恺、李诫、苏颂、沈括、燕肃、郭守敬都是做过官的人，马钧、耿询、丁谖则是依附于豪门贵族的门人。
因此，科学家们的成就，就往往取决于封建国家的盛衰。
大体说来，封建国家国势强盛时，诸如天文学、都邑营造、车服器械等方面，就会有所发展，反之，就无所建树。
百工的地位，比出身于士大夫阶层的科学家更低的多。
他们从事的职业往往被称为“贱业”的倍受歧视。
百工的技艺常常通过血统延嗣一代一代留传下来，具有浓厚的狭隘性和保守性，一旦家族绝嗣，世代辛勤积累的宝贵技艺就会频于失传。
这种恪守祖传的技术模式妨碍技术的交流，并与科学的精神背道而驰。
古代科学技术成就与局限性给我们的启示：从国家来讲，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搞上去，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重视人才，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要建立知识创新体系，鼓励知识创新。
要充分认识科学理论的指导意义，明确科学技术的作用。
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明确在激烈的科学技术竞争中，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是极其重要的。
要全面行使国家职能，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作为国家的战略重点。
莫高窟佛像描写
中国古代美术史，在隋，唐时代，是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
这反映在雕塑艺术上，特别是佛教雕塑上，由内容到形式，都是非常突出的。
隋、唐时期的宗教造像，除佛教造像外，还有其它的道教或儒家造像，但由于后者数量既少，在形式上也多是摹仿佛教造像样式，因而我们现在着重介绍的作品是保存较多的佛教雕塑。
隋代的统治，在时间上虽仅有三十多年(581—618)。
但由于继佛教盛行的南北朝之后，特别在全国统一、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统治者更想利用佛教作为思想统治的重要工具，因此佛像雕塑仍盛。
据记载：隋文帝·开皇元年(581)，正值北周武帝毁佛灭法之后不久，即令全国修复已毁的佛寺、雕塑佛像。
由此到仁寿四年(604)，计共雕铸金、银、紫檀、夹苎及牙、石等像十万六千多躯，整修旧像百五十万八千多躯，并令诸州各建舍利塔。
民间计口纳钱，抄经造像，宫廷贵族，更成风尚。
仅文帝皇后独孤氏为其父建寺修福，即造金银像千躯。
礼部尚书张颖捐宅为寺，也广造金、铜像，天台法师智颤一生募集，建寺三十六所，造鎏金、檀木，泥彩塑等像八十万躯。
炀帝继位，造像之风未减，计十年间所造像有三千八百多躯，修复旧像十万多躯。
这样数量众多的佛像，虽然其中的金，银、铜像，多是小型造像，但也有丈六，丈八的大像。
在炀帝时，所造的三千多躯造像中，甚至还有高达十多丈的弥陀佛像．以上仅是文献记述，但就现时遗存的隋代小型鎏金雕像数量之多，也足以证明其真实性。
唐代佛教兴盛，较隋尤甚，造像之风也更盛于隋。
统治者为削弱人民的反抗，使诵经拜佛之风，普遍倡行于民间，并由于封建经济进一步发展，造像的规模更大。
史载初唐时期，民间多有以造像出售者／，说明当时造像的风行。
又盛唐天宝年间，诏诸州府各于城西北隅建昆沙门天王像，大历七年(公元772)依不空三藏奏，于京城及全国僧尼寺观各建文殊院，雕塑文殊像。
另外，由于代雕塑家留名之多，也可以想见当时雕塑造像之盛。
五代十国，在美术史上虽是中、晚唐的延续，但也遗留有不少的佛教雕塑。
现能见到的隋唐两代造像以石窟造像为多，依时代分述于后： 一、石窟雕塑造像 (一)隋代石窟雕塑 隋代佛教雕塑，现存者除小型的鎏金佛和佛、菩萨像以外，多是石窟造像。
隋代的石窟造像，几遍布全国各地，但每处数量不多，这应与隋王朝统治的年代短暂有关。
因石窟雕塑不比小型金银铸像可用模型翻铸，生产较快。
而石窟工程就不那么简单了。
属于隋代石窟，其窟数及规模较大者仅有敦煌莫高窟一处。
其它各处，仅有少量窟室，甚至有的仅有一二造像，且多与隋代以前和以后的石窟同在一处。
现就所知者列举隋代石窟于下： 1．莫高窟石窟群(甘肃敦煌)中的隋代洞窟造像。
2．马蹄寺千佛洞窟群(甘肃民乐)第5窟三尊像。
3．天梯山窟群(甘肃武威)第7，8窟造像。
4. 炳灵寺石窟群新编号第六、八、八二、一三四窟、龛造像。
5. 麦积山(甘肃天水)窟群的摩崖大佛及“牛儿堂”塑像。
6．须弥山圆光寺窟群(宁夏固原)第5、6两窟造像 7．药王山石窟(陕西耀县)坐佛。
8．云冈窟群第三窟三尊像。
9．天龙山窟群(山西太原)第8．9．10和16窟造像。
10. 佛凹山石窟群(山西平定)摩崖龛像和圆兴寺石佛。
11．挂甲山(山西吉县)摩崖龛像和浮雕。
12．龙门石窟群宾阳南洞五尊像和小龛以及药方洞五尊像。
13．巩县石窟寺窟群少数佛龛雕像 ， ， 14．灵泉寺窟群(河南安阳)大住圣窟窟门雕刻及窟内造像。
15. 南响堂山窟群第5窟窟门造像及第17窟造像。
16．北响堂山石窟群第1窟部分造像。
17．宣雾山千佛崖(河北隆尧)部分造像。
18．白佛山石窟群(山东东平)部分造像。
19．五峰山石窟群(山东长清)部分造像。
20．千佛山石窟群(济南)部分小型龛像。
21．玉函山石窟群(济南)约造像九十余躯。
22．云门山石窟群(山东益都)第五、六两崖龛像。
23．驼山石窟群(同上)第二、三、四窟造像。
24．白云山石窟群(山东东平)大佛洞大佛和部分造像。
25．皇泽寺石窟群(四川广元)部分造像。
以上仅是约略的统计，其它各地的隋代石窟造像可能仍有不久这要待于今后的调查补充。
现就上列石窟像择要略述如下。
1、敦煌莫高窟隋代石窟造像 敦煌莫高窟，在总数四百九十二个窟龛中，隋代窟龛有九十四个，但其中有以塑像(敦煌造像全为泥塑)见称者，也有以壁画见著者，还有很多窟龛经过五代和北宋时期的改造，或将原塑像改头换面，以致形象全非。
就现存的塑像说，其有代表‘陛者，有206、244，266、280、292、302、303，318、419、420、423、427，(依敦煌艺术研究所编号)。
各窟造像内容，或为三尊(一佛二胁侍菩萨)；或为五尊(一佛二胁侍菩萨二天王)，一般以三尊像为多。
造像总数据不完全统计约四百多躯，其中有代表性者约一百多躯。
隋代佛教造像，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特点，即造型的解剖比例多不够合理和匀称，很类似尚未成熟的“原始”形式，但也有部分造像在比例上却又优美合度。
敦煌隋塑也不例外。
形成这种不平衡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为隋王朝的统一全国，是在东晋南北分裂将近三个世纪之后，在分裂期间，中国北部部族交错，社会经济发展及文化生活很不一致，在隋统一后，不同的文化得到融合，在融合过程中，必然起着复杂的变化。
有些表现的很高，另一些则又很低，反映在塑像上就显得特别突出。
而且当隋代统一全国后，促成了社会经济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的急骤发展，在这发展的顷刻，所成就的艺术形象很可能不够完美，这与济经衰败时期所形成的颓唐软弱又全不相同，恰恰相反，隋代的雕塑，一般说来．在形象上显得雄迈劲直，富有清新开朗的面貌。
这说明中国文化艺术由南北朝晚期经隋走向盛唐，是一个向上发展的阶段，同时也说明它是盛唐艺术光辉灿烂的一个序幕。
现在以敦煌莫高窟427窟的隋初造像“一佛二菩萨”为例，来说明以上提出的一些问题。
，首先在这三尊像的造型上，显然可以看出是继承了北朝的某些传统。
如形象的古朴、单纯和佛，菩萨简练的衣饰装束，佛的通肩袈裟及胁侍袒胸斜披的形式都具有简练的特点。
但在面容形象上，却比北朝造像显得丰腴圆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个胁侍菩萨像，在发髻的梳法上与佛的圆肉髻有显著的不同，如额际的分发与顶上发结的形式(两菩萨花辫式发冠的华置装饰已有残损)等，却与北朝晚期特别是麦积山石窟西魏、北周的菩萨装束颇相一致。
裙带的样式，如下边缘敞开、两角飘举，也是北朝菩萨造像中常见的。
另外一些装束，如腰间的短裳及胸前的项饰，又有些接近于后来的唐、宋菩萨像的形制，只是在解剖上显得头大身小，比例不称。
充分说明隋代佛教造像由南北朝过渡到盛唐的转变时期的特点。
莫高窟244窟，可能是晚期的隋代窟。
其中塑像，在造型上与427窟迥然不同。
首先是胁侍菩萨像，不仅服饰显得富丽华美，璎珞璧珰变化多样，体躯比例也正确合度，并且肌肉的质感表现得很真实。
尤其是手的塑造，(右手已残失)使人感到富有弹性，显示出肌肉的圆润感。
这种写实的艺术手法，已经接近于初、盛唐时期的水平，成为隋代雕塑的进步形式。
除此以外，隋代在莫高窟的其它各窟佛、菩萨塑像，也大致不曾越出以上两种范例。
另外在时代风格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的为206、419、420、423等窟。
这些窟室的造像，一般说来，在形象和装束上，都有着上承北朝和启迪唐代的过渡时期的特点。
在造像风格上，有些部分或有些造型接近北朝末期，但有些部分也接近于初，盛唐时代。
例如206窟的胁侍菩萨像，不论是脸型或是发式，都几乎与唐塑菩萨不易区分。
2、其它各地的隋代石窟造像 一般说来，敦煌莫高窟以外其它各地的石窟的隋代造像，虽然绝大多数是石雕像，但其表现手法以及造型风格，仍和敦煌隋窟的泥塑像同样，分别倾向于朴实厚重或华美富丽。
而在雕刻手法上，却显得锋棱锐利，新颖细致，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
这正反映了隋王朝统一中国后，社会经济、文化得到显著发展，因而雕刻工具和雕刻技艺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现在列举各地石窟的部分雕像来说明这一点。
首先表现在造像规模上，如云冈第3窟，天龙山第4窟以及麦积山的摩崖雕像，其体积规模都是巨大的，又如药王山、灵泉寺、云门山各窟，其窟龛体积虽不很大，但与同一窟群中的其它时代造像相比，仍然是很突出的。
这首先说明隋代石窟造像在规模方面正走向辉煌宏大，为更加壮丽的盛唐作出前导。
而在造像(主要是菩萨像)的服饰装束上，则往往满饰璎珞华鬘，富丽华美，冠于其它各代。
且雕塑技术细腻精致，刀锋锐利，表现出晶莹洗练的新鲜气息。
突出的例子：如灵泉寺大住圣窟楣额及窟门两侧护法天王像，在手法上显得精美细腻，富有装饰意趣，又如云门山第五龛、驼山第1窟，龙门宾阳南洞以及麦积山牛儿堂和广元皇泽寺等处的胁侍菩萨，都是头戴宝冠，胸悬璎珞，帔带飘举，装饰华丽。
而云冈第3窟雕像，所以能被认为是隋代制作，主要还是由于两胁侍菩萨宝冠璧珰和冠戴装饰的富丽(其特点见前第五章第三节云冈石窟雕刻)。
云门山第五龛的胁侍菩萨，在现存的隋代石窟造像中，可说是较有代表性的阼品。
不仅造型优美，周身裙带线条流畅，而且体躯比例适称，在脸型及身段上既涨留着北朝“秀骨清像”和“服饰容曳”的审美观点，又具有向来来的盛唐丰腴型发展的某些迹象。
特别是脸型的扁圆和脖项凹线(俗称“双下巴”)的显出，都说明它已经不是北朝末期的传统，而是在全国统一后融合了南北文化向更加旺盛发展的一个良好开端。
在菩萨的宝冠、臂环以及下垂的束带，都雕出多种形象的璧珰、玉饰、衬托着富丽的华鬘，分外显得艳丽。
代表另一种类型的是龙门药方洞的胁侍菩萨。
它在体积造型上表现出北朝末期——北周雕刻所特有的健壮粗犷的拙朴风格。
虽然在周身也装饰着璎珞华鬘，但形体厚重坚实，与所悬华丽的饰物似乎不甚适称。
又这一组雕像所在的洞窟，本为北朝末期开凿。
所以名为药方洞，是由于在洞门侧壁刻着很多北齐时代：的药方。
我们所以把这一组造像定为隋代，也就是依据了菩萨像全身所表露的华丽气质。
因为虽然在形体的健壮朴厚等方面保存着北朝末期、特别是北周雕刻造型的一些特点，但在宝珠装饰的华丽上，毕竟和常见的北朝雕像不同，尤其是神光火焰以内所环列的菱形或长方形的宝石璧珰，更是北朝时期所罕见而为隋代所特有的标志①。
①关于隋代菩萨像盛饰宝石璧舀的沦述，可参看本书第五章第三节有关云冈第三窟的论述． 代表隋造像的第三种类型，是天龙山第8窟中心塔左侧龛所雕五尊像中的胁侍弟子和菩萨，这一组雕像的特点，既无第一种类型华美秀媚的造型，也无第二种类型硕壮坚实的形象，而是恰恰与前两者相反，成为一种外形局促简化，装饰极其朴素的另一种原始型风格。
在造型手法上，与龙门莲花洞北齐小龛中的同类造像(见图243)有些近似，但两者如相对比，在精致细腻等方面都远不如后者。
而且在服装式样上，天龙山隋窟雕像，多穿着当时民间通行的衣裙，保留着北方民族的地方风俗，它与云冈和龙门雕像都有显著的不同。
还有1963年甘肃炳灵寺石窟新发现的隋代菩萨像，也是与天龙山同一类型的。
由以上所举几种类型的造像，说明隋代在佛教雕塑方面是混合着南北不同和程度不齐的各种风格和审美观点，并且向盛唐统一的方向过渡，而在短促的时间中，还没有能形成定型。
不过从总的倾向说，它是继承了北朝晚期——北齐和北周两种不同的时代特点①，而向富丽华美和健壮丰腴方面发展。
这是研究和评价隋代雕塑，所当了解的时代背景和造型规律。
在这种时间短暂、尚未定型的情况下，对于一些没有确实年代题记的雕像，要想作肯定的时代判断是较为困难的。
如前所举，它虽有时代风格的标志——最多见的方形宝石璧挡装饰或双串璎珞，尤其是在单一的隋代菩萨造像中较为多见。
但这种造型特点，也不是可以截然划分时代或作为固定标准的，天龙山和炳灵寺的隋菩萨就是明证。
因每一时代或种族的风格之间，必然起有纵的或横的相互影响。
如北朝后期的雕刻，北魏与东、西魏与北齐，西魏与北周，有的即不易区别。
又北朝晚期与隋代以及初唐，其间更有很多相似之点，而隋与初唐作品区别，就更为微细了。
再试举四川广元皇泽寺第10号窟的一个胁侍菩萨为例，就整体造形和衣饰璎珞各方面说，都流露出初唐以至盛唐的一般风格，但发际，耳下，胸前及腰间所盛饰的宝石璧珰，又为隋代所特有，它与前述敦煌204窟胁侍像，麦积山35窟石雕菩萨残像和牛儿堂胁侍菩萨塑像(经过宋，明妆銮改塑)，在造型风格上，都有很多相同处。
因此在没有年代题记的情况下，对这类造像时代的判断，也只能是相对的而不可能作出绝对的定论。
当然这和该地的社会历史发展和凿窟经过，有直接关系，但当查不出这些事实时，就只好凭它造型上的某些突出特点来断定了。
①参看本书第五章第三节，造像碑及—般佛像雕塑中有关北齐和北周造像特点的论证 。
以上所述仅仅是凭借形式来断定时代，是从“美术考古”的角度，依照作品的花纹样式来考证时代的，这对于识别古代雕塑的时代特征仍是有帮助的。
至于菩萨像的装饰华丽为什么是隋代的特征
这恐与当时的社会风习和审美意识有直接的关系。
(二)唐代石窟雕塑 唐代由于王朝延续了近三个世纪之久，而且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高峰，并由高峰逐渐下降的一个转折而漫长的时代。
因而一般研究唐代的文化艺术，多划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雕塑也不例外。
它的划分界限是： 初唐：由高祖武德到中宗延和(618—712)。
盛唐：由玄宗先天到代宗永泰(713—765)。
中唐：由代宗大历到文宗太和(766—835)。
晚唐：由文宗开成到哀帝天佑(836—907)。
以上主要是从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艺术的发展转变来划分的。
因为唐代从开国以后，主要是由太宗到玄宗的一个世纪中，扩大了疆土，使农业和商业经济都得到了空前的兴盛。
在这种雄厚的基础上，促使社会思想意识蓬勃向上，文化艺术也得到了高度的繁荣和发展。
到唐玄宗开元、天宝约四十年的“异平”时代达到了顶峰。
所谓盛唐美术，主要就是产生在这一时期。
在此以后，由于土地集中、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统治阶级生活更趋腐朽奢靡，各种矛盾呈现尖锐化，由此激起了唐代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使唐代政治、经济受到严重的创伤，这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唐代的雕塑艺术也由此显著衰退，到中，晚唐时代，已陷入了因袭成规，走向柔媚纤丽或萎靡无力的风格。
初唐和盛唐时期的雕塑，由于初唐延续近一个世纪，因而它的发展是逐步向上的，这就是说，初唐前期(高宗永徽、显庆以前)的作品在造型风格上，有的还保存有北朝晚期以及隋代的一些审美观点，但后来就形成了独特的时代风格，并且显示出盛唐前期的兴盛气象。
这表现在雕塑造型上，是雄伟瑰丽、劲健有力，在生动，真实的刻划中，特别显得气魄宏大，富有活力，给人以雄强硕壮的感觉。
只是在某些特定的题材上，如表现女性的菩萨像，还没有能如盛唐那样具有动人的魅力。
在佛教雕塑上，初、盛唐时代，是很突出地表现了乐观、入世以至世俗化的写实倾向，这与当时流行的佛教经典有关。
主要原因还在于由社会经济发展所促成的对人间事物以及生活现实认识的进步，使得人们对于宗教观念已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唐代佛教绘画中，有描绘菩萨天女等像是以美丽的妇女为“模特儿”而从事写生的种种传说①，如此，在雕刻中也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唐代的宗教雕塑，多集中在各地石窟中，由于佛教盛行以及地主经济进——步的发展，因此唐代所造石窟几遍布全国各地。
以上列举的隋代石窟造像所在地，除云冈之外几无不遗有唐代的作品，而四川、广西以至云南等地也都有唐代开凿的石窟(广西桂林为天然岩洞)造像。
现就其主要者介绍如下： 1、新疆各地石窟、唐代泥塑像 佛教从印度传人中国，新疆是第一步阶梯，它既是较早地接受佛教传播的地区，也是佛教造像较早流行的地区。
只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即：一，因为新疆石窟造像曾历多次遭受帝国主义分子的劫掠破坏，二，可能由于新疆地区，由早期信奉“以像设教”的佛教，后来改变为反对偶像的伊斯兰教，以致所有的十多处石窟的雕塑造像，全被毁弃。
如著名的库车“克孜尔”和“库木土拉”千佛洞，在现存的三百多个洞窟③中，除了窟壁上残留有壁画之外，只见造像台座累累，竟看不到一件雕塑作品③。
这在研究佛教雕塑艺术史方面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
在本书第五章石窟雕塑中已经提到，新疆的佛教石窟，多数散布在几个重要城市附近。
除库车以外，还有吐鲁蕃，焉耆、温宿以及和阗等地。
在这些地区，也偶然能从沙碛中发现一些雕塑的残段，并且从造型上可以认出多数是唐代的遗作 这类残段，在吐鲁蕃、焉耆、和阗等地的千佛洞附近，出土较多。
但由于目前掌握这方面的材料少，只能就已被帝国主义者劫去的个别造像加以论述。
①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论道政坊宝应寺壁画谓：'释梵天女悉齐公(魏元忠)妓小小等写真。
② 根据1959年由著者参加的调查编号，克孜尔石窟共有窟龛253个，库木i拉石窟共有99个。
③ 最近七十年代后期新疆文物工作者曾在克孜尔和库木土拉各发现有以前不为人知的佛窟数处，内有泥彩塑像，其数量类型如何
由于尚未见有报导发表，暂不列述。
在法国巴黎东方美术馆中收藏有不少的属于新疆石窟的泥塑造像，在三十年代中期巴黎出版的一套《希腊、中国》图册中，可以看到一些佛、菩萨、飞天、供养人等的残躯，从造型风格上可以看出多数是属于唐代或唐代以前的作品。
如其中之一由各类残像组成的菩萨群像，虽已经过修补整理，仍然显现出新疆地区泥塑像的特点，在另一组的交脚菩萨和供养菩萨，唐代以前多见的薄衣贴体的形象更为明显，从某些风格上也可看出它与敦煌莫高窟的同类造像是一脉相承的。
还有两躯供养菩萨像，从赤裸的上身和贴体的长裙以及花冠臂钏等装饰上，与敦煌莫高窟中唐以前的同类作品相对比，很显然地表现出新疆千佛洞早期造像所带有的印度风成分。
五十年代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中，曾经刊出在我国新疆吐鲁蕃和焉耆一带出土的石窟残塑，其中有一个造像的头部和一个没有头的残躯。
由这两个造像的造型上，使我们认识到新疆佛教雕塑所表现的现实手法，不减于敦煌佛窟的同类作品。
从吐鲁蕃出土的头像来看，不像是菩萨而应是供养人像，从其脸型、神态和服饰装束上，都能看出是一个典型的新疆少数民族的妇女形象。
另一个残躯，从姿势和发式看，可能是交脚弥勒菩萨。
奇怪的是身上衣着并非印度式佛像的服饰，而是当时中国少数民族风行的花布衣裤，而且坐的姿势也很自然生动。
由此可以说明新疆地区的佛教雕塑造像，也是从写实出发，把神像加以世俗化，反映出了人间的现实生活。
在和阗出土的佛教残像中，有陶像，也有少数木雕像和类似夹苎漆像的作品。
在泥塑和陶制像中，除了佛、菩萨像多少带有“犍陀罗”的作风以外，还有很多天王、武士和各种形象的供养人造像，也多是由雕塑作者就地取材，是从当地现实生活中摄取的各种不同身份、性格的人物形象。
从南疆和阗出土的木雕像中，有一躯残损的天王像，其铠甲装束，多为中原形式，但神态面貌，却是当地人物为蓝本。
另一片木雕像，分为三层，形象多赤裸劲直，几纯属印度式。
最下层右侧，雕了两个男供养人，则又是中原当时的衣冠。
还有一残断的佛手，用苎麻布贴成，表面涂以粉彩，很类似中国夹苎漆像的做法。
从这只佛手上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新疆佛教雕塑艺术的现实性。
这只手的肌肉关节，都表现得非常圆软，好像在皮层内饱含着流动的血液。
像这样的艺术佳品，决不能与一般仅作外表摹拟的作品相提并论。
2、敦煌莫高窟唐代的泥塑像 唐代的石窟雕塑，就规模的宏大说，应以敦煌居于首位。
在敦煌莫高窟现有的四百九十二个窟龛中，唐代开凿的窟龛就占有二百八十多个，大小彩塑造像六七百躯，属于初、盛唐的窟龛约一百四十多个，其余为中、晚唐时期所修建。
但这种划分的界限，多是以壁画为标准，在时代上，并不是绝对的。
因为有的一个窟室曾经多次修造，其中塑像是早期，壁画则可能属于晚期，反之有的壁画属于早期，塑像也可能是后来重修补塑的。
实际上在敦煌莫高窟，所有的十六国、南北朝和唐代的塑像，除已残毁者外，多数经过后来的妆銮或补修。
因此，就不能全凭窟内壁画的时期来作为鉴别雕塑时代的依据。
当然，在这样多的唐代窟龛中，具有代表性的优秀雕塑作品仍然是丰富的。
就引人注目的菩萨塑像来说，在敦煌，随处都令人理解到唐代佛教的世俗化倾向，塑者运用了高明的手法，把理想中美的形象很真实地塑造出来。
前已说到，在佛教造像中，菩萨一般都站在佛的左右作陪侍的，但敦煌的唐塑菩萨有的则是坐在佛的身旁，这可能是由于菩萨的身份名位不同所形成。
在服饰装扮上，一般的唐代菩萨像，多头戴花冠，胸佩璎珞，而莫高窟的唐菩萨像多数是头梳发髻，有的连璎珞也没有，仿佛是佛的装扮。
如328窟的九尊像，除四躯半跪式的供养菩萨以外，中央坐佛左右二弟子侍立，二菩萨则和佛同样地坐在须弥座上，只是一腿盘起一腿垂下作半倚坐式，这种半倚坐的菩萨，只天龙山石窟有此样式(详后)。
至于不挂璎珞的则见于194窟九尊像中的两个侍立的菩萨像，从肌肉丰腴和时世装的服饰上看，很可能是中唐的作品。
又如第79窟属于盛唐的两个胁侍菩萨，一坐(半趺坐式)一立，都是袒胸裸足，上身仅仅斜挂一条帔巾，下身系着很薄的敞裙，姿容美丽，神采奕奕，表现出“曲眉丰颐”的唐代美人的典型形象。
象这样肌肤毕露的人体，似乎已脱离了宗教偶像气息，凭藉“相好”来吸引信徒众生。
，虽然在某些装束上仍然保持了来自印度的一部分形象和格式，但已成为中国佛教造像中一件优美的艺术作品。
① 作为——部中国雕塑史，对于敦煌莫高窟的泥彩塑，应重点介绍，选出有代表性的窟号。
塑像，加以分析，阐述。
遗憾的是著者四十多年前去敦煌时期对于中国雕塑艺术认识模糊，缺乏记录，以致写此书时草率从事，与敦煌这一泥塑宝库感到极不相称。
圆明园的文字图片资料
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坐落于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大的规模，被誉为“我国著名大石窟之一″。
莫高窟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为丰富的珍贵资料。
后经英、法、日、美、俄等国探险家的盗窃掠夺，藏经洞绝大部分文物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仅剩下少部分留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荡，莫高窟前临宕泉河，面向东，南北长1680米，高50米。
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五层。
秦宾马俑的资料
秦始皇陵兵马俑 地理位置 世界经度109.2733 纬度34.3853 中国 陕西 西安 临潼 西安以东35公里 简介 兵马俑多用陶冶烧制的方法制成，先用陶模作出初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加工刻划加彩，有的先烧后接，有的先接再烧。
其实当年的兵马俑各个都有鲜艳和谐的彩绘。
我们发掘过程中发现有的陶俑刚出土时局部还保留着鲜艳的颜色，但是出土后由于被氧气氧化，颜色不到十秒钟瞬间消尽，化作白灰。
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残留的彩绘痕迹。
兵马俑的车兵、步兵、骑兵列成各种阵势。
整体风格浑厚、健美、洗练。
如果仔细观察，脸型、发型、体态、神韵均有差异：陶马有的双耳竖立，有的张嘴嘶鸣，有的闭嘴静立。
所有这些秦始皇兵马俑都富有感染人的艺术魅力。
陪葬坑 秦始皇兵马俑(一说为宣太后)陪葬坑，是世界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
俑坑布局合理，结构奇特，在深5米左右的坑底，每隔3米架起一道东向西的承重墙，兵马俑排列在墙间空档的过洞中。
秦陵内共有3个兵马俑坑，呈品字形排列。
秦始皇一号俑坑，呈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约5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四面有斜坡门道。
俑坑中最多的是武士俑，平均身高1.80米左右，最高的1.90米以上，陶马高1.72米，长2.03米，战车与实用车的大小一样。
但兵马俑并非按原比例还原，据记载秦人身高在165cm左右。
秦俑大部分手执青铜兵器，有弓、弩、箭镞、铍、矛、戈、殳、剑、弯刀和钺。
青铜兵器因经过防锈处理，埋在地下两千多年，至今仍然光亮锋利如新，它们是当时的实战武器，身穿甲片细密的铠甲，胸前有彩线挽成的结穗。
军吏头戴长冠，数量比武将多。
秦俑的脸型、胖瘦、表情、眉毛、眼睛和年龄有差异。
统一六国之后秦国实行全国征兵制，兵源来自全国各地，这恐怕是他们在脸型、表情、年龄上有差别的主要原因。
工匠们用写实的艺术手法把它们表现得十分逼真，在这个庞大的秦俑群体中包容着许多显然不同的个体，使整个群体更显得活跃、真实、富有生气。
纵观这千百个将士俑，其雕塑艺术成就完全达到了一种完美的高度。
无论是千百个形神兼备的官兵形象，还是那一匹匹跃跃欲试的战马塑造都不是机械的模仿，而是着力显现它们“内在的生气、动力、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
”绝大部分陶俑形象都充满了个性特征，显得逼真，自然而富有生气。
俑坑发现种类齐全，数量空前的青铜兵器极大地丰富了秦兵器研究的领域，其中长铍，金钩等都是兵器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
兵器铸造的标准化工艺、兵器表面防腐处理技术的发现和研究填补了古代科技史研究的空白。
而秦俑的设计者为了再现2000年前的秦军“奋击百万”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他们不仅仅在于追求单个陶俑的形体高大，而且是精心设计了一个由8000余件形体高大的俑群构成一组规模庞大的军阵体系。
右侧为一个巨大的方阵，左前方为一个大型疏阵，左后方则是指挥部。
那数千名手执兵器的武士，数百匹曳车的战马，一列列、一行行，构成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阵容。
有的头挽发髻，身穿战袍，足登短靴，手持弓弩，似为冲锋陷阵的锐士；有的免盔束发，身穿战袍，外披铠甲，手持弓弩，背负铜镞，似为机智善射的弓箭手；有的头戴软帽，穿袍着甲，足登方口浅履，手持长铍，似为短兵相接的甲士。
还有身穿胡服，外着铠甲，头带软帽，足登短靴，一手牵马一手提弓的骑士；有头带长冠，两臂前伸，双手握髻，技术熟练的御手；有头戴长冠，穿战袍，着长甲，手执无钩的下级指挥官；有头戴鶡冠，身着彩色鱼鳞甲，双手扶剑，气度非凡的将军。
这栩栩如生的千百个官兵形象，尤其在神态、个性的刻画方面，显得逼真、自然，而富有生气。
如将军俑的形象：身材魁梧，身着双重短褐，外披彩色鱼鳞甲，头带双卷尾长冠，昂首挺胸，巍然伫立，有非凡的神态和威严的魅力。
一般战士的神态：有的嘴唇努起胡角反卷，内心似聚结着怒气；有的立眉圆眼，眉间的肌肉拧成疙瘩，似有超人的大勇；有的浓眉大眼，阔口厚唇，性格憨厚纯朴；有的舒眉秀 秦陵兵马俑陶马战车 眼，头微低垂，性格文雅；有的侧目凝神，机警敏锐；有的昂首静思，有的低首若有所思，两者虽然得刻画一个“思”字，由于表现手法不同，前者给人的印象是气宇轩昂略带傲气，后者沉静文雅。
秦俑表现的是古代军事题材，它既没有选择两方交战、将士厮杀的战争场面，也没有选择将士修整屯兵防守的场面。
而是捕捉了将士披甲，直兵列阵地，严阵以待的临阵场面。
尽管我在这个井然有序的静态军阵营，艺术家们在单个陶俑的雕塑上，还是力求“偶动与静之中”。
使那一件件披甲之锐的武士俑昂眉张目，肃然伫立，神态坚定而勇敢，他们好似整装待发，又好似处于临战状态，还有那一件件驾车的御手俑，双臂前伸，紧握髻绳，目视前方，待命而发；那一匹匹曳车的陶马，两耳竖立，双目圆睁，张鼻嘶鸣，跃跃欲试；那一件件骑士俑，右手牵马，左手提弓，机警的立于马前，一旦令下，就将驰骋疆场。
正是由这千百个充满生气、神态各异的陶俑构成整体静态的军阵地，达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静极则生动，愈静则愈动”。
惟有这种静态的军阵才能使人们感到军阵巨大威慑力的深浅莫测。
这样恢宏的阵列，宏伟的构图，空前绝后，无与伦比。
二号俑坑 秦始皇二号俑坑呈曲尺形，位于一号坑的东北侧和三号坑的东侧，东西长96米，南北宽为84米，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
坑内建筑与一号坑相同，但布阵更为复杂，兵种更为齐全，是3个坑中最为壮观的军阵。
它是由骑兵、战车和步兵（包括弩兵）组成的多兵种特殊部队。
二号坑建有1.7万平方米的陈列大厅，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现代化遗址陈列厅。
二号坑有陶俑陶马1300多件，战车80余辆，青铜兵器数万件，其中将军俑、鞍马俑、跪姿射俑为首次发现。
二号坑东、西两端各有4个斜坡门道，北边有2个斜坡门道，俑坑坐西面东，正门在东边。
坑内布局分为4个单元。
第一单元，位于俑坑东端，四周长廊有立式弩兵俑60个，阵心由八路面东的160个蹲跪式弩兵俑组成。
弩兵采取阵中张阵的编列，立、跪起伏轮番射击，以弥弩张缓慢之虞。
第二个单元，位于俑坑的右侧，由64乘战车组成方阵（车系木质，仅留遗迹）。
每列8乘，共有8列。
车前驾有真马大小的陶马4匹。
每车后一字排列兵俑3个，中为御手拉马辔，另两个分别立于车左和车右，手持长柄兵器。
第三单元，位于中部，由19辆战车，264个步兵俑和8个骑士俑组成长方形阵，共分3列。
每匹马前立骑士俑一个，一手牵马缰，一手作拉弓状。
每乘车后除三名车士外，还配有8~36个步兵俑。
第四单元，位于军阵左侧，108个骑士俑和180匹陶鞍马俑排成11列横队，组成长方形骑兵阵。
其中第1、3列为战车6辆。
每匹马前，立胡服骑士俑一个，右手牵马，左手拉弓。
而俑坑内的108件骑兵俑是我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数量众多的古代骑兵的形象资料。
在服饰装束及高度等方面都是严格模拟古代骑兵的战时形象。
与步兵、车兵俑显然不同。
它头戴圆形小帽，帽子两侧带扣系在颌下，身着紧袖、交领右衽双襟掩于胸前的上衣，下穿紧口连裆长裤，足磴短靴，身披短而小的铠甲，肩上无披膊，手上无护手甲。
衣服具有短小轻巧的特色，铠甲显得简单而灵活。
骑兵俑特殊的装束也与骑兵的战术特点密切相关。
而铜车马的出土使世人耳目为之一新。
其工艺之复杂，作之精巧，技艺之卓越无不令人惊叹。
秦陵二铜车是一种带有篷盖的豪华车，车舆接近正方形，它宽78厘米，进深88厘米，其宽度仅比一号车长4厘米，可进深较之一号车长40厘米。
二号车舆上罩着一块类似于龟盖状的篷盖。
大篷盖不仅将车舆全部罩了起来，甚至连车舆前边的“驾驶室”也遮盖起来，形成封闭式的车舆。
以便车主与“驾驶员”传递命令。
二号铜车属于小轿车类型。
车主既可以坐乘，也可以卧息。
如果躺在这样宽敞、舒适、豪华的车舆内，完全可以享受到一种“软卧车”的舒服感。
既使远行千里也可以消除长途颠簸的疲劳。
二号车车内设备更富有特色。
车舆内曝有彩绘美的软垫。
考古专家曾在车舆底部发现一块方形大铜板，其大小几乎与舆论舆论底尺寸相当，铜板表面彩绘着各种鲜艳的几何形图案花纹，下面四角和中部有8个3厘米高的铜支钉支撑。
这块彩绘大铜板无疑就是古车上的“文茵”，类似于一种软垫制品。
如果车中铺设双重文茵，一定更加平稳而舒适，其功能无异于现代的“软卧车”。
可以说二号车属于我国最早的“软卧车”模型。
考古专家经过仔细清理发现二号铜车马总共由3462个铸件组成，其中铜铸件1742件，金铸件737件，银铸件983件。
总重量达1241公斤，其中金铸件3公斤多，银铸件，4公斤多。
一号铜车马铸件的数量也不会相差太远。
两乘车加起来不少于5000多个零部件，尤其令人拍手叫绝的是这里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是铸造成型。
而这5000多个零部件无论是大至2平方米以上的篷盖、伞盖及车舆、铜马、铜俑等，还是不足0.2平方米的小攸勒管都是一次铸造成型。
就拿篷盖与伞盖的铸造来说，它不仅面积大，而且薄厚不一，厚的地方为0.4厘米，薄的地方仅有0.1厘米，再加上篷盖、伞盖，都有一定的弧度，这样难度大的篷盖、伞盖能一次性浇铸成功，不要说在2200年前的秦代，就是在科技发达、设备齐全的今天也并非易事。
铜马和铜俑的铸造也令我们当代的工程师望尘莫及。
我们发现8匹铜马、两个御官俑的铸造都达到了惟妙惟肖的程度，无论是整体造型，还是神态、性格、气质的刻划都可以与秦俑坑那雕塑最好的将军俑相媲美。
铜马、铜俑铸造如此准，形神兼备实为罕见。
比如铜马的笼头，它是由82节小金管和78节小银管连接起来，每节扁状金银管长仅0.8厘米，一节金管与一节银管以子母卯形式相连接，其精细和灵活程度较之现代的表链毫不逊色。
经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那马脖子下悬挂的缨络，这些缨络全是采用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铜丝制作的。
专家们用放大镜反复观察，惊奇地发现铜丝表面无锻打痕迹，粗细均匀，表明很可能是用拔丝法制成。
尤其是以铜丝组成的链环，是由铜丝两端对接焊成，对接面合缝非常严密。
如此纤细的铜丝（0.5毫米）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制作
采取什么样的工艺焊接
目前还是一个谜团。
总之，铜车马的铸造工艺堪称古代青铜冶铸方面了不起的奇迹。
试想当时没有车床，更没有现代化的冶铸设备，铸造出如此精美的金、银、铜大小规格不同的车马部件实在是一项伟大的创举。
秦始皇兵马俑二号俑坑出土的总之，秦俑二号坑出土的弓箭手、轻车兵、骑兵俑等，首次为我们展示了2200年前的古代骑兵、轻车兵和弓箭手的形象资料，在古代军事史的研究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号俑坑 秦始皇兵马俑三号坑位于一号坑西端北侧，与二号坑东西相对，南距一号坑25米，东距二号坑120米，面积约为520平方米，整体呈凹字形,由南北厢房和车马房组成，车马房中有一辆驷马战车及四件兵马俑，三号坑共可出土兵马俑68个。
从3号坑的内部布局看，应为一二号坑的指挥部。
三号坑是三个坑中唯一一个没有被大火焚烧过的，所以出土时陶俑身上的彩绘残存较多，颜色比较鲜艳。
春秋战国之前的战争，指挥将领往往要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所以他们常常要位于卒伍之前。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增大，作战方式的变化，指挥者的位置开始移至中军。
秦代战争将指挥部从中军中独立出来，这是军事战术发展的一大进步。
指挥部独立出来研究制订严密的作战方案，更重要的是指挥将领的人身安全有了进一步的保证。
这是古代军事战术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号秦坑是世界考古史上发现时代最早的军事指挥部的形象资料。
建筑结构，陶俑排列，兵器配备，出土文物都有一定的特色。
它提供了研究古代指挥部形制、卜占及出战仪式，命将制度及依仗服的服饰、装备等问题的珍贵资料。
秦俑彩绘 彩绘陶俑 大凡参观过兵马俑的人们，对于少数陶俑脸部残留的彩绘或许还记忆犹新。
其实当年的兵马俑各个都有鲜艳和谐的彩绘。
陶俑的战袍上绘有朱红、桔红、白、粉绿、绿、紫等色。
裤子绘有蓝、紫、粉紫、粉绿、朱红等色。
甲片多为黑褐色，甲组和连甲带多为朱红。
同时也有一部分甲组、连甲带绘成紫色。
陶俑的颜面及手、脚面颜色均为粉红色，表现出肌肉的质感。
特别是面部的彩绘尤为精彩，白眼角，黑眼珠，甚至连眼睛的瞳孔也彩绘的活灵活现。
陶俑的发髻、胡须和眉毛均为黑色。
整体色彩显得绚丽而和谐。
同时陶俑的彩绘还注重色调的对比。
从个体看，有的上着绿色长襦，下穿绿色短裤。
再从整体来看，如探方20战车后的一排陶俑，第一个身着红袍第二个身着绿袍，第三个身着紫袍，第四个身着白袍。
不同色彩的服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更加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陶马也同样有鲜艳而和谐的彩绘。
如探方20出土的一组陶马，其局部仍然保留着鲜艳的色彩。
四匹马似为白蹄枣红马，但是在局部用色方面又有明显的区别。
如马躯体部分为枣红色，前体腔及肚皮部位分绿色，生殖器则绘为黑色。
马腿表面也是枣红色，内面异为粉绿色，蹄为白色。
马前腿内侧的两个小夜眼（俗称）也绘为白色。
马头部的颜色更是精心彩绘，两腮及眼睛以下部位为白色，鼻梁枣红色，鼻孔为粉红色，嘴唇下部亦为枣红色，舌胎则为粉红色，牙齿又绘为白色，马鬃、马尾均为黑色。
总之，陶马的色彩既逼真又艳丽，使之静态中的陶马形象更为生动，更具有艺术魅力。
秦始皇陵兵马俑 秦俑彩绘主要有红、绿、蓝、黄、紫、褐、白、黑八种颜色。
如果再加上深浅浓淡不同的颜色，如朱红、粉红、枣红色、中黄、粉紫、粉绿等，其颜色就不下十几种了。
化验表明这些颜色均为矿物质。
红色由辰砂、铅丹、赭石制成。
绿色为孔雀石，蓝色蔚蓝铜矿，紫色为铅丹与蓝铜矿合成，褐色为褐铁矿，白色为铅白和高岭土，黑色为无定形炭。
这些矿物质都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主要颜料。
秦俑运用了如此丰富的矿物颜料，表明2000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已能大量生产和广泛使用这些颜料。
这不仅在彩绘艺术史上，而且在世界科技史上都有着重要意义。
秦俑彩绘技术也有许多独到之处。
一般在彩绘之前对陶俑表面先进行处理。
由于陶俑是没有釉的素陶，具有较多的毛细孔，表面不能滑润。
而彩绘则要求毛细孔不易太多，也不能太少，表面不易太滑，也不能太涩。
为了达到这一要求，陶俑在烧造之前表面似用极细的泥均匀涂抹，并加以压光，减少了毛孔，又提高了光洁度，同时在陶俑烧造之后，似进行了化学物理处理。
从陶俑陶片断面观察，也证明了陶俑烧造之前表面曾用细泥涂抹，有的部位不只涂抹一次，陶俑表面还涂有一层薄薄的类似以胶质的物质，表面涂胶减少了陶俑两者紧密地粘接起来，使之彩绘不易脱落。
彩绘技法则是根据不同部位采取不同的方法。
一般陶俑的颜面、手、脚面部分先用一层赭石打底，再绘一层白色，再绘一层粉红色，尽量使色调与人体肤色接近。
而袍、短裤、鞋等处的彩绘则是采取平涂一种颜色，只是在衣袖与袖口、甲片与连甲带之间运用不同的色调作对比，更显示出甲衣的质感。
有些胡须、眼眉的处理，则是用黑色绘成一道道细细的毛发。
总之，彩绘工序复杂，手法多样，着色讲究，充分显示了彩绘的层次和质感，使雕塑与彩绘达到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
其中有些彩绘技法为汉代所继承。
陶俑、陶马彩绘严格模拟实物，但在色调的掌握上以暖色为主，很少使用冷色。
红、蓝、绿等色调的使用，巧妙地表现出秦军威武。
兵马俑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不可低估，而兵马俑更是全世界的一个奇迹，他让外国人赞叹，让中国人骄傲
编辑本段楚王陵兵马俑 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是中国遗址性博物馆。
位于江苏省徐州市东郊狮子山西麓。
1984年12月。
一个偶然的契机，在徐州市东郊狮子山的西麓发现了一组汉代兵马俑，考古工作者随后进行了全面的发掘，揭开了这支沉睡于地下两千多年楚汉军队的神秘面纱。
狮子山兵马俑，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繁多，显示出丰富的内容：有博袖长袍的官员俑、冠帻握兵器的卫士俑、执长器械的发辫俑、足登战靴和抱弩负弓的甲士俑等十余种。
狮子山兵马俑既是汉代的艺术珍品，又是徐州作为军事重镇的历史见证，不仅对研究汉代雕塑艺术有极高的价值，对于研究汉代社会生活、丧葬制度、军制战阵都有着同样的价值。
汉兵马俑原是距今2150多年前的西汉楚国的第三代楚王刘戊的陪葬品，就像秦兵马俑是为秦始皇陵“骊山”陪葬的一样。
汉代社会是一个视死如生的社会，人们认为人死以后，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生活，因此生前所能享受到的一切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死后都要想方设法带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徐州的各座楚王墓中，粉仓、厨房、钱库、乐舞厅、会客厅应有尽有，就连厕所也制作得一丝不苟、设施齐全。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一些手握重兵的诸侯王和高级将领，死后自然希望能继续指挥千军万马，兵马俑就应运而生了。
但是根据汉代的葬制，除非有立下特等功勋的人才享受用兵马俑陪葬，而且还要得到皇帝的恩准，目前国内发现的大规模兵马俑仅有三处，秦始皇兵马俑和咸阳杨家湾汉兵马俑，除此之外，就只有徐州发现的这一处。
在徐州出现了这样大规模的兵马俑群，充分说明了汉代徐州在政治、军事上的特殊地位。
徐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汉代文化尤为发达，因为这里是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刘邦在政权刚刚稳定后，就委派他的弟弟刘交为楚王来管理这一地区。
汉代初的刘交在同姓王中地位最高，加上高祖手下的文臣、武将多数是徐州人，这样的特殊背景，造成了徐州在汉代成为仅次于都城长安的政治文化中心，汉兵马俑是徐州发达的汉文化的一个有力佐证，它以无可替代的历史内涵告诉八方宾朋，“两汉文化看徐州”。
星罗棋布的汉墓，巧夺天工的汉画像石，还有独具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的汉兵马俑，就像一颗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闪烁在古彭城大地上，反映了汉代彭城人创造的辉煌的物质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