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民国女子服装的句子
刘半农等所著《赛金花本事》：对清末民初曾经风光无限的状元夫人、名妓赛金花是这样描述的——“就说我吧，除去时头上戴一根大簪，三排小簪，每排是四根，全都是翡翠的。
梳着五套头——当时最时兴的样式——颈上挂金链，戴着珐琅银表。
冬天穿狐裘都是按着颜色深浅替换。
我耳朵上戴的那副牛奶珠坠子就值几千两。
“上海《时报》：“妇女现流行一种淫妖之时下衣服，实为不成体统，不堪寓目者。
女衫手臂露出一尺左右，女裤则吊高一尺有余，乃至暑天，内则穿一粉红洋纱背心，而外罩一有眼纱之纱衫，几至肌肉尽露。
此等妖服，始行于妓女，妓女以色事人，本不足责，乃上海之各大家闺秀，均效学妓女之时下流行恶习。
妖服冶容诲淫，女教沦亡，至斯已极。
”张爱玲对服装的描述：“黄的宽袍大袖，嘈切的云朵盘头；黑色绸底上装嵌着桃红的边，青灰长裙，淡黄玳瑁眼镜；如意镶边的宝蓝配着苹果绿色的绣花袄裤”；“有一种橄榄绿的暗色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的风雷。
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漂着两朵茶碗大的梅花，铁划银钩，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
推荐《更衣记》： 《更衣记》是传奇作家张爱玲女士的一篇美文。
作者用她从容淡然的笔墨在短短的千字文中将辛亥革命前后的百年服饰演变娓娓道来，字里行间巧妙地讲述着她对服饰的独特见解。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罢。
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的甬道。
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
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
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块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
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
开国的时候，因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着的明代遗风。
从十七世纪中叶直到十九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
领圈很低，有等于无。
穿在外面的“大袄”，在并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
“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娇媚的，桃红或水红。
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云肩背心”，黑缎宽镶，盘着大云头。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
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
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
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通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
女人要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
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度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
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
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
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
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
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
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
晚至一九二○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
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至为详尽。
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而不能顾到天气了。
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银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
“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
中下等阶级的人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银嵌或羊皮袍子。
姑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
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风兜是爱斯基摩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
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檐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
对于细节的过份的注意。
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
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
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
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
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钻盘的梅花，菊花。
袖上另钉着名唤“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空镂出福寿字样。
这样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
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
惟有世界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
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
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
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蚀。
第一个严重的变化发生在光绪三十二三年。
铁路已经不那么稀罕了，火车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
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入内地。
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
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草边”，又称“线香滚”。
在政治动乱与社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利落，容许剧烈的活动。
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接榫处非得开缝不可。
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
“小皇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
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像个女人而像一缕诗魂。
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
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
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
男人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颠连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动了这种倾向。
宽袍大袖的，端凝的妇女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人反倒于她们有利。
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
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
年青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
保守性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
神经质的论争无日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
连涂脂抹粉的文明戏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向他们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下。
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
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顶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
这吓人的衣领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
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
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
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
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会成功。
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
“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
短袄腰部极为紧小。
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
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份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
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
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
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
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
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
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地千变万化。
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
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
恰巧相反。
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
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
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
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
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入关之后一直是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
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
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
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
”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
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薰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
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
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
时装开始紧缩。
喇叭管袖子收小了。
一九三○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
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颔，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
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
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肉身。
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
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
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搭，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
（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
）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揿钮。
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
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
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重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
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
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
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
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
最近入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由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
一双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
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
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入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
只有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
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是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
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
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
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
）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
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
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
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
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
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
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
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
但是预言家威尔斯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顺眼，中装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
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青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
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去吮，面上颇有得色。
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
…… 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
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
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
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民国文中描写女子旗袍服饰的句子或词语
1.特征 旗袍的外观特征一般要求全部或部分具有以下特征：右衽大襟的开襟或半开襟形式，立领盘纽、摆侧开衩，单片衣料、衣身连袖的平面裁剪等。
开衩只是旗袍的很多特征之一，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必要的。
满族旗装：大多采用平直的线条，衣身宽松，两边开叉，胸腰围度与衣裙的尺寸比例较为接近；在袖口领口有大量盘滚装饰。
近代旗袍：进入了时代，衣片上出现了省道，腰部更为合体并配上了西式的装袖、旗袍的衣长、袖长大大缩短、腰身也越为合体。
刺绣精细。
旗袍的京派与海派 京派与海派代表着艺术、文化上的两种风格。
海派风格以吸收西艺为特点，标新且灵活多样，商业气息浓厚；京派风格则带有官派作风，显得矜持凝练。
艺术家与旗袍 艺术，是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设计师与旗袍 经过的演变，旗袍的各种基本特征和组成元素慢慢稳定下来。
旗袍成为一种经典女装。
经典相对稳定，而时装千变万化。
但时装设计师常从经典的宝库中寻找灵感，旗袍也是设计师灵感的来源之一。
旗袍是近代兴起的中国妇女的传统时装，而并非正式的传统民族服装。
它既有沧桑变幻的往昔，更拥有焕然一新的现在。
旗袍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加之可欣赏度比较高，因而富有一定收藏价值。
现代穿旗袍的女性虽然较少，但现代旗袍中不少地方仍保持了传统韵味，同时又能体现时尚之美，所以也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分类】 旗袍的样式很多，开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双襟；领有高领、低领、无领；袖口有长袖、短袖、无袖；开衩有高开衩、低开衩；还有长旗袍、短旗袍、夹旗袍、单旗袍等。
旗袍款式的变化主要是袖式、襟形的变化。
袖形的款式主要有：宽袖形、窄袖形、长袖、中袖、短袖或无袖。
襟形款式主要有圆襟、直襟、方襟、琵琶襟等： 圆襟旗袍礼服——襟处线条圆顺流畅； 直襟旗袍礼服——身材丰满、圆脸型的女性适合这一款式，可使身材显得修长； 方襟旗袍礼服——将襟部进行了大胆的改革，适合不同脸形穿着。
琵琶襟旗袍礼服—— 此外还有双圆襟旗袍、双开襟旗袍等款式。
【材质】 制作旗袍的有布料，丝绸、锦缎等，目前又有真丝双绉、绢纺、电力纺、杭罗等真丝织品。
【色彩】 清代满人旗袍以蓝、黑二色为主，但读书人却有相当一部分人穿白、红、紫色的。
至于黄色，因是皇家独尊之色，民众是忌用的。
清代满族妇女的旗袍色彩鲜艳复杂、对比度高，在领口、袖头和掖襟上加上了几道鲜艳花边或彩色牙子，且认为越多越美。
清末曾时兴过“十八镶”（即镶十八道花边），用料等花色品种就更是多样。
常见的大红旗袍，色彩绚丽醒目，款式别致，充分展现出满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着重体现东方女性含蓄优雅的魅力。
【图案】 清代旗袍纹样多以写生手法为主，龙狮腆麟百兽、凤凰仙鹤百鸟、梅兰竹菊百花，以及八宝、八仙、福禄寿喜等都是常用题材， 现代常见的旗袍图案为中国水墨画手法描绘的花卉图案设计。
张爱玲和胡兰成有什么故事
他们怎么认识的
张爱玲与胡，一当时上海最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
在乱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 1944年初春的一天，南京的一座庭院的草坪上，有一个躺在藤椅上翻读杂志的中年男人。
当他看到一篇小说时，才刚读了个开头，就不由得坐直了身子，细细地读了一遍又一遍。
这个男人就是胡兰成，他读的小说就是张爱玲的《封锁》。
胡兰成是浙江嵊县人，生于1906年。
从小家贫，吃过很多苦，赤手空拳拼天下。
他原有个发妻玉凤，在玉凤过世之时，胡兰成借贷以葬妻魂，却四处碰壁。
对此，胡兰成后来回忆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
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仁
”就是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只身闯世界的文人，在挣扎中淡漠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价值观。
所以在汪精卫为组织伪政府而四处拉拢人才时，他们看上了胡兰成。
而胡兰成也不顾是非黑白地应允，成了民族的罪人。
此时的胡兰成，已在汪伪政府中任职，正在南京养病。
当他收到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第十一期，读到《封锁》的时候，喜不自胜。
文人与文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使他对作者张爱玲充满了好奇。
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苏青，对张爱玲的小说大加赞许，并表示极愿与作者相识。
苏青回信说，作者是位女性，才分颇高。
这更是让胡兰成对张爱玲念念不忘。
不久，他又收到了苏青寄来的《天地》第十二期，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文章还有她的照片。
他越发想结识张爱玲了。
胡兰成回到上海之后就去找苏青，要以一个热心读者的身份去拜见张爱玲。
苏青婉言谢绝了，因为张爱玲从不轻易见人。
但胡兰成执意见，向苏青索要地址。
苏青迟疑了一下才写给他——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
胡兰成如获至宝。
虽然此时，他是个有妻室的人，而且，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胡兰成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了张爱玲家，她住的赫德路与他所在的大西路美丽园本来就隔得不远。
可张爱玲果真不见生客。
胡兰成却不死心，从门缝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写了自己的拜访原因及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并乞爱玲小姐方便的时候可以见一面。
第二天，张爱玲打了电话给胡兰成，说要去看他，不久就到了。
张爱玲拒绝他的到访，又自己亲自去见他，主意变得好快。
其实早前，胡兰成因开罪汪精卫而被关押，张爱玲曾经陪苏青去周佛海家说过情。
因此，她是知道他的。
于是，就这样见面了。
真正见了面，胡兰成只说与他所想的全不对。
他一是觉得张爱玲个子之高，二是觉得她坐在那里，幼稚可怜相，不象个作家，倒象个未成熟的女学生。
但他两人一谈就是五个小时。
从品评时下流行作品，到问起张爱玲每月写稿的收入。
对一个初次见面的小姐问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失礼的，但“因为相知，所以懂得”，两人已有了知交之感，所以张爱玲倒未觉得胡兰成的话很唐突。
胡兰成送张爱玲到弄堂口，并肩走着，他忽然说：“你的身裁这样高，这怎么可以
”只这一句话，就忽地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
“这怎么以”的潜台词是从两个人般配与否的角度去比较的，前提是已经把两人作为男女放在一起看待了。
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真的是非常好。
次日，胡兰成去回访张爱玲。
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他不安，胡兰成形容说，三国时刘备进孙夫人的房间，就有这样的兵气。
那天，张爱玲穿了一件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
多年后，胡兰成对这些细节都有着清晰的回忆。
此后，他每天都去看张爱玲。
一天，他向张爱玲提起刊登在《天地》上的照片，张爱玲便取出来送给他，还在后面题上几句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
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一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
但很快，他们恋爱了。
他们谈情说爱的方式似乎是他们最初相识的延续。
胡兰成在南京办公，一个月回一次上海，一住八、九天。
每次回上海，他不回美丽园自己的家，而是径直赶到赫德路，先去看张爱玲。
两人每天在一起，喁喁私语无尽时。
但当时世人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只觉得胡兰成的政治身份是汉奸，又有妻室，年纪大到几乎可以做张爱玲的父亲。
世人都觉得这样的爱情似乎有些不可思议，都是为张爱玲惋惜的。
她却不觉得. 胡兰成是懂张爱玲的，懂她贵族家庭背景下的高贵优雅，也懂她因为童年的不幸而生成的及时行乐的思想。
仅仅这一个“懂得”，也许就是张爱玲爱上胡兰成的最大原因。
其实细细分析来，张爱玲本身就不是一个世俗之人，她不以尘世的价值观去品评一个人。
她没有什么政治观念，只是把胡兰成当作一个懂她的男人，而不是汪伪政府的汉奸；对于胡兰成的妻室，她也不在乎，因她似乎并不想到天长地久的事。
她在一封信中对胡兰成说：“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
”也许她只在乎胡兰成当下对她的爱，其他的，她都不愿多想。
胡兰成的年龄比她大出很多，但这也许又成了她爱他的原因。
张爱玲从小缺乏父爱，便容易对大龄男性产生特别的感情，所以，年龄问题也不是障碍。
于是，她倾尽自己的全部去爱他了，就这样在世人诧异的眼光中相爱了。
爱得那样的超凡脱俗。
1944年8月，胡兰成的第二任妻子提出与他离婚。
这给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一个升华的机会——结婚。
他们就这样结婚了，没有法律程序，只是一纸婚书为凭。
因为胡兰成怕日后时局变动，自己的身份会拖累张爱玲。
没有任何仪式，只有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为证。
“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
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前两句是出自张爱玲之手，后两句出由胡兰成所撰。
就这样，他们的感情有了一个踏实安稳的关系——夫妻。
这一段时间，也是张爱玲创作生涯中的黄金时间。
胡兰成对她的写作是有帮助的，两人会一起讨论一些文学话题。
而张爱玲的散文《爱》，在开头就说，这是一个真的故事。
的确是真的故事，是胡兰成的庶母的故事。
也许他是给她的创作提供灵感的吧。
但，这样的时间，并不长。
时间已经接近了44年年底，时局明显地在变动。
日军在中国的势力已经江河日下。
而胡兰成作为汪伪政府的官员，也有了危机感。
有一个傍晚，两人在张爱玲家的阳台上看上海的暮色。
胡兰成对她说了当下的时局，恐自己将来有难。
张爱玲虽对政治不敏感，但此刻，她知道，这个国，这一次是真真连到她的家了。
汉乐府中有“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的句子。
而张爱玲此刻是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两句诗的含义。
胡兰成说“将来日本战败，我大概还是能逃脱这一劫的，就是开始一两年恐怕要隐姓埋名躲藏起来，我们不好再在一起的。
”张爱玲笑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 就是这样真实的期盼
但两人果真是要分别了
1944年11月，胡兰成到湖北接编《大楚报》，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长期分离。
那是一个时常有警报和空袭的时期。
有一天，胡兰成在路上遇到了轰炸，人群一片慌乱，他跪倒在铁轨上，以为自己快要炸死了，绝望中，他只喊出两个字：爱玲
这个时候，他还是全心爱着张爱玲的吧。
但胡兰成毕竟是个毫无责任感的人，来武汉不久，他便与汉阳医院一个17岁的护士周训德如胶似漆。
他不向小周隐瞒张爱玲，但又向她表明要娶她——只有做妾了。
但小周的生母是妾，她的反应是，不能娘是妾，女儿也是妾。
于是胡兰成又进行了一次婚礼，似乎全然忘了张爱玲的存在。
而张爱玲对此一无所知。
她给他写信来，还向他诉说她生活中的一切琐碎的小事。
她竟还是那样投入地爱他。
1945年3月，胡兰成从武汉回到上海。
在张爱玲处住了一个多月。
此时，他才将小周的事情告诉了张爱玲。
她是震动的，因为她把自己对胡兰成的爱看作是那样坚贞不可动摇的，但又怎么会冒出来一个小周
此时，张爱玲的心已被刺伤了，但她仍是爱他的。
于是她只有默默承受。
两个人在一起，胡兰成倒是再也不提小周了。
也许他就是这样一个只看见眼前的人。
可惜，5月，胡兰成又回到了武汉。
一见到小周，就有回家的感觉——他又忘了张爱玲了。
时局大乱，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胡兰成末日也来了，重庆方面定会惩办他这样的汉奸。
于是他逃到了浙江，化名张嘉仪，称自己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后人——果是姓张，只是不叫张牵或是张招，住在诸暨斯家。
斯家的儿子斯颂德是胡兰成的高中同窗，胡兰成年轻的时候就曾在斯家客居一年。
斯家的男主人已逝，是斯家主母维持生计。
斯家还有个庶母，范秀美，大胡兰成两岁，曾经与斯家老爷生有一女。
在这样的乱世中，斯家人安排胡兰成去温州范秀美的娘家避难，由范秀美相送。
只这一路，胡兰成就又勾引上了范秀美。
未到温州，两人便已做成夫妻，对范家人以及邻居也以夫妻相称。
刚离开张爱玲、周训德的胡兰成，此刻又与范秀美在一起，可见他的滥情
然而，已有半年未曾见面的张爱玲，竟一路寻着来到了温州。
这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三角关系，无论如何都只能是尴尬.因为怕范秀美的邻居对三人的关系有所猜忌，他们三人都是在旅馆见面的。
一个清晨，胡兰成与张爱玲在旅馆说着话，隐隐腹痛，他却忍着。
等到范秀美来了，他一见她就说不舒服，范秀美坐在房门边一把椅子上，但问痛得如何，说等一会儿泡杯午时茶就会好的。
张爱玲当下就很惆怅，因为她分明觉得范秀美是胡兰成的亲人，而她自己，倒象个“第三者”或是客人了。
还有一次，张爱玲夸范秀美长得漂亮，要给她作画像。
这本是张爱玲的拿手戏，范秀美也端坐着让她画，胡兰成在一边看。
可刚勾出脸庞，画出眉眼鼻子，张爱玲忽然就停笔不画了，说什么也不画了，只是一脸凄然。
范秀美走后，胡兰成一再追问，张爱玲才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震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
”这就是世人所说的“夫妻像”吧。
张爱玲真的是委屈的，她的心里只有这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的心里却装着几个女人，叫她怎么能不感伤
离开温州的时候，胡兰成送她，天下着雨，真是天公应离情。
她叹口气道：“你到底是不肯。
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这场雨，也冲刷了他们曾经的“倾城之恋”。
张爱玲已经知道，她这一生最美的爱情，已经走到了辛酸的尽头，再有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此后的八、九个月时间，两人偶有通讯。
张爱玲也会用自己的稿费接济胡兰成，只因怕他在流亡中受苦。
有一次，胡兰成有机会途径上海，在危险之中，他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
他不但不忏悔自己的滥情，反倒指责张爱玲对一些生活细节处理不当。
还问她对自己写小周的那篇《武汉记》印象如何，又提起自己与范秀美的事，张爱玲十分冷淡。
当夜，两人分室而居。
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道别，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水涟涟，哽咽中只叫了一句“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就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几个月后，1947年6月，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的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
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
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
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小吉就是小劫的意思。
此时的胡兰成已经脱离了险境，在一所中学教书，有了较安稳的工作。
张爱玲选择他一切都安定的时候，写来了诀别信，随信还附上了自己的30万元稿费。
自此以后，这二人一场传奇之恋，就这样辛酸地谢幕了。
胡兰成曾写信给张爱玲的好友炎樱，试图挽回这段感情，但张爱玲没有理他，炎樱也没有理他。
这段感情，真的是谢幕了。
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我将只是萎谢了。
”萎谢的不仅仅是爱情吧，还有文采,此后张爱玲的创作也进入了低谷。
然而，还有后话。
50年代初，胡兰成移居日本，与上海大流氓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同居。
而张爱玲也已离开大陆到了香港。
胡兰成得到消息，曾托人去访她，但未遇着，那人便留下了胡兰成在日本的地址。
半年后，胡兰成收到了一张明信片，没有抬头，没有署名，只有熟悉的字迹：手边若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与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
后面是张爱玲在美国的地址。
胡兰成大喜，以为旧情可复，又以为张爱玲还很欣赏自己，便马上按地址回了信，并附上新书与照片。
等到《今生今世》的上卷出版之时，他又寄书过去，作长信，为缠绵之语。
张爱玲一概不回，末了才寄来一张短笺： 兰成：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
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
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
《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
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 胡兰成一见，便彻底断了念头。
至此，这段爱情是真真地谢幕了。
张爱玲从未就这一场恋情说过只言片语，我们只有从胡兰成所著的《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去考证。
这段感情，究竟孰是孰非，也许真的并不重要。
就象张爱玲在《金锁记》的开头说的： 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纸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后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
张爱玲的情史是怎么样的
以下是简介，要想详细了解建议你去看看张爱玲的传记，比如《色戒：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前世今生》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
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
1944年初春的一天，南京的一座庭院的草坪上，有一个躺在藤椅上翻读杂志的中年男人。
当他看到一篇小说时，才刚读了个开头，就不由得坐直了身子，细细地读了一遍又一遍。
这个男人就是胡兰成，他读的小说就是张爱玲的《封锁》。
胡兰成是浙江嵊县胡村人，生于1905年。
从小家贫，吃过很多苦，赤手空拳打拼天下。
他原有个发妻玉凤，在玉凤过世之时，胡兰成借贷以葬妻魂，却四处碰壁。
对此，胡兰成后来回忆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
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仁
”就是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只身闯世界的文人，在挣扎中淡漠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价值观。
所以在汪精卫为组织伪政府而四处拉拢人才时，他们看上了胡兰成。
而胡兰成也不顾是非黑白地应允，成了民族的罪人。
此时的胡兰成，已在汪伪政府中任职，正在南京养病。
当他收到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第十一期，读到《封锁》的时候，喜不自胜。
文人与文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使他对作者张爱玲充满了好奇。
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苏青，对张爱玲的小说大加赞许，并表示极愿与作者相识。
苏青回信说，作者是位女性，才分颇高。
这更是让胡兰成对张爱玲念念不忘。
不久，他又收到了苏青寄来的《天地》第十二期，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文章还有她的照片。
他越发想结识张爱玲了。
胡兰成回到上海之后就去找苏青，要以一个热心读者的身份去拜见张爱玲。
苏青婉言谢绝了，因为张爱玲从不轻易见人。
但胡兰成执意想见，向苏青索要地址。
苏青迟疑了一下才写给他——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
胡兰成如获至宝。
虽然此时，他是个有妻室的人，而且，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胡兰成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了张爱玲家，她住的赫德路与他所在的大西路美丽园本来就隔得不远。
可张爱玲果真不见生客。
胡兰成却不死心，从门缝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写了自己的拜访原因及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并乞爱玲小姐方便的时候可以见一面。
第二天，张爱玲打了电话给胡兰成，说要去看他，不久就到了。
张爱玲拒绝他的到访，又自己亲自去见他，主意变得好快。
其实早前，胡兰成因开罪汪精卫而被关押，张爱玲曾经陪苏青去周佛海家说过情。
因此，她是知道他的。
于是，就这样见面了。
真正见了面，胡兰成只说与他所想的全不对。
他一是觉得张爱玲个子之高，二是觉得她坐在那里，幼稚可怜相，不像个作家，倒像个未成熟的女学生。
但他两人一谈就是五个小时。
从品评时下流行作品，到问起张爱玲每月写稿的收入。
对一个初次见面的小姐问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失礼的，但“因为相知，所以懂得”，两人已有了知交之感，所以张爱玲倒未觉得胡兰成的话很唐突。
胡兰成送张爱玲到弄堂口，并肩走着，他忽然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
”只这一句话，就忽地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
“这怎么可以”的潜台词是从两个人般配与否的角度去比较的，前提是已经把两人作为男女放在一起看待了。
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真的是非常好。
次日，胡兰成去回访张爱玲。
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他不安，胡兰成形容说，三国时刘备进孙夫人的房间，就有这样的兵气。
那天，张爱玲穿了一件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
多年后，胡兰成对这些细节都有着清晰的回忆。
此后，他每天都去看张爱玲。
一天，他向张爱玲提起刊登在《天地》上的照片，张爱玲便取出来送给他，还在后面题上几句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
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一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
但很快，他们恋爱了。
他们谈情说爱的方式似乎是他们最初相识的延续。
胡兰成在南京办公，一个月回一次上海，一住八、九天。
每次回上海，他不回美丽园自己的家，而是径直赶到赫德路，先去看张爱玲。
两人每天在一起，喁喁私语无尽时。
但当时世人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只觉得胡兰成的政治身份是汉奸，又有妻室，年纪大到几乎可以做张爱玲的父亲。
世人都觉得这样的爱情似乎有些不可思议，都是为张爱玲惋惜的。
她却不觉得。
胡兰成是懂张爱玲的，懂她贵族家庭背景下的高贵优雅，也懂她因为童年的不幸而生成的及时行乐的思想。
仅仅这一个“懂得”，也许就是张爱玲爱上胡兰成的最大原因。
其实细细分析来，张爱玲本身就不是一个世俗之人，她不以尘世的价值观去品评一个人。
她没有什么政治观念，只是把胡兰成当作一个懂她的男人，而不是汪伪政府的汉奸；对于胡兰成的妻室，她也不在乎，因她似乎并不想到天长地久的事。
她在一封信中对胡兰成说：“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
”也许她只在乎胡兰成当下对她的爱，其他的，她都不愿多想。
胡兰成的年龄比她大出很多，但这也许又成了她爱他的原因。
张爱玲从小缺乏父爱，便容易对大龄男性产生特别的感情，所以，年龄问题也不是障碍。
于是，她倾尽自己的全部去爱他了，就这样在世人诧异的眼光中相爱了。
爱得那样的超凡脱俗。
1944年8月，胡兰成的第二任妻子提出与他离婚。
这给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一个升华的机会——结婚。
他们就这样结婚了，没有法律程序，只是一纸婚书为凭。
因为胡兰成怕日后时局变动，自己的身份会拖累张爱玲。
没有任何仪式，只有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为证。
“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
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前两句是出自张爱玲之手，后两句出由胡兰成所撰。
就这样，他们的感情有了一个踏实安稳的关系——夫妻。
这一段时间，也是张爱玲创作生涯中的黄金时间。
胡兰成对她的写作是有帮助的，两人会一起讨论一些文学话题。
而张爱玲的散文《爱》，在开头就说，这是一个真的故事。
的确是真的故事，是胡兰成的庶母的故事。
也许他是给她的创作提供灵感的吧。
但，这样的时间，并不长。
时间已经接近了44年年底，时局明显地在变动。
日军在中国的势力已经江河日下。
而胡兰成作为汪伪政府的官员，也有了危机感。
有一个傍晚，两人在张爱玲家的阳台上看上海的暮色。
胡兰成对她说了当下的时局，恐自己将来有难。
张爱玲虽对政治不敏感，但此刻，她知道，这个国，这一次是真真连到她的家了。
汉乐府中有“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的句子。
而张爱玲此刻是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两句诗的含义。
胡兰成说“将来日本战败，我大概还是能逃脱这一劫的，就是开始一两年恐怕要隐姓埋名躲藏起来，我们不好再在一起的。
”张爱玲笑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就是这样真实的期盼
但两人果真是要分别了
1944年11月，胡兰成到湖北接编《大楚报》，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长期分离。
那是一个时常有警报和空袭的时期。
有一天，胡兰成在路上遇到了轰炸，人群一片慌乱，他跪倒在铁轨上，以为自己快要炸死了，绝望中，他只喊出两个字：爱玲
这个时候，他还是全心爱着张爱玲的吧。
但胡兰成毕竟是个毫无责任感的人，来武汉不久，他便与汉阳医院一个17岁的护士周训德如胶似漆。
他不向小周隐瞒张爱玲，但又向她表明要娶她——只有做妾了。
但小周的生母是妾，她的反应是，不能娘是妾，女儿也是妾。
于是胡兰成又进行了一次婚礼，似乎全然忘了张爱玲的存在。
而张爱玲对此一无所知。
她给他写信来，还向他诉说她生活中的一切琐碎的小事。
她竟还是那样投入地爱他。
1945年3月，胡兰成从武汉回到上海。
在张爱玲处住了一个多月。
此时，他才将小周的事情告诉了张爱玲。
她是震动的，因为她把自己对胡兰成的爱看作是那样坚贞不可动摇的，但又怎么会冒出来一个小周
此时，张爱玲的心已被刺伤了，但她仍是爱他的。
于是她只有默默承受。
两个人在一起，胡兰成倒是再也不提小周了。
也许他就是这样一个只看见眼前的人。
可惜，5月，胡兰成又回到了武汉。
一见到小周，就有回家的感觉——他又忘了张爱玲了。
时局大乱，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胡兰成末日也来了，重庆方面定会惩办他这样的汉奸。
于是他逃到了浙江，化名张嘉仪，称自己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后人——果是姓张，只是不叫张牵或是张招，住在诸暨斯家。
斯家的儿子斯颂德是胡兰成的高中同窗，胡兰成年轻的时候就曾在斯家客居一年。
斯家的男主人已逝，是斯家主母维持生计。
斯家还有个庶母，范秀美，大胡兰成两岁，曾经与斯家老爷生有一女。
在这样的乱世中，斯家人安排胡兰成去温州范秀美的娘家避难，由范秀美相送。
只这一路，胡兰成就又勾引上了范秀美。
未到温州，两人便已做成夫妻，对范家人以及邻居也以夫妻相称。
刚离开张爱玲、周训德的胡兰成，此刻又与范秀美在一起，可见他的滥情
然而，已有半年未曾见面的张爱玲，竟一路寻着来到了温州。
这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三角关系，无论如何都只能是尴尬。
因为怕范秀美的邻居对三人的关系有所猜忌，他们三人都是在旅馆见面的。
一个清晨，胡兰成与张爱玲在旅馆说着话，隐隐腹痛，他却忍着。
等到范秀美来了，他一见她就说不舒服，范秀美坐在房门边一把椅子上，但问痛得如何，说等一会儿泡杯午时茶就会好的。
张爱玲当下就很惆怅，因为她分明觉得范秀美是胡兰成的亲人，而她自己，倒象个“第三者”或是客人了。
还有一次，张爱玲夸范秀美长得漂亮，要给她作画像。
这本是张爱玲的拿手戏，范秀美也端坐着让她画，胡兰成在一边看。
可刚勾出脸庞，画出眉眼鼻子，张爱玲忽然就停笔不画了，说什么也不画了，只是一脸凄然。
范秀美走后，胡兰成一再追问，张爱玲才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震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
”这就是世人所说的“夫妻像”吧。
张爱玲真的是委屈的，她的心里只有这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的心里却装着几个女人，叫她怎么能不感伤
离开温州的时候，胡兰成送她，天下着雨，真是天公应离情。
她叹口气道：“你到底是不肯。
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这场雨，也冲刷了他们曾经的“倾城之恋”。
张爱玲已经知道，她这一生最美的爱情，已经走到了辛酸的尽头，再有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此后的八、九个月时间，两人偶有通讯。
张爱玲也会用自己的稿费接济胡兰成，只因怕他在流亡中受苦。
有一次，胡兰成有机会途径上海，在危险之中，他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
他不但不忏悔自己的滥情，反倒指责张爱玲对一些生活细节处理不当。
还问她对自己写小周的那篇《武汉记》印象如何，又提起自己与范秀美的事，张爱玲十分冷淡。
当夜，两人分室而居。
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道别，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水涟涟，哽咽中只叫了一句“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就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几个月后，1947年6月，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的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
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
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
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小吉就是小劫的意思。
此时的胡兰成已经脱离了险境，在一所中学教书，有了较安稳的工作。
张爱玲选择他一切都安定的时候，写来了诀别信，随信还附上了自己的30万元稿费。
自此以后，这二人一场传奇之恋，就这样辛酸地谢幕了。
胡兰成曾写信给张爱玲的好友炎樱，试图挽回这段感情，但张爱玲没有理他，炎樱也没有理他。
这段感情，真的是谢幕了。
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我将只是萎谢了。
”萎谢的不仅仅是爱情吧，还有文采，此后张爱玲的创作也进入了低谷。
然而，还有后话。
20世纪50年代初，胡兰成移居日本，与上海大流氓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同居。
而张爱玲也已离开大陆到了香港。
胡兰成得到消息，曾托人去访她，但未遇着，那人便留下了胡兰成在日本的地址。
半年后，胡兰成收到了一张明信片，没有抬头，没有署名，只有熟悉的字迹：手边若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与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
后面是张爱玲在美国的地址。
胡兰成大喜，以为旧情可复，又以为张爱玲还很欣赏自己，便马上按地址回了信，并附上新书与照片。
等到《今生今世》的上卷出版之时，他又寄书过去，作长信，为缠绵之语。
张爱玲一概不回，末了才寄来一张短笺：兰成：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
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
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
《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
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胡兰成一见，便彻底断了念头。
至此，这段爱情是真正地谢幕了。
张爱玲从未就这一场恋情说过只言片语，我们只有从胡兰成所著的《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去考证。
这段感情，究竟孰是孰非，也许真的并不重要。
就象张爱玲在《金锁记》的开头说的：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纸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后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