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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有思想有见地的人句子

时间:2017-08-15 08:31

一个性格很外向的人,一般是否会影响到其思想见地的深刻性

不可一概而论有的外向型的思维非常敏捷思想深度一样很深有的大大咧咧大部分时间都在闹没有什么思想深度主要和是否爱思考以及思维速度有关系

这话有见地 是什么意思

根据“见地”这个词义,应该是说,说话的人水平高深、经验丰富,说出的话很有水平、内容深刻,很能代表他个人的观点,且别致而浓缩了智慧。

附“见地”词义:对事物的深刻,全面地认识,高出人们一般的理解。

它建立在丰富的经历和体会的基础上,并由简约的形式表达出来。

请以态度为话题写出有创意有思想要见地的作文450字

网上资料,希望有所帮助中国环境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

中国儒家提出“天人合一”,人事必须顺应天意,要将天之法则转化为人之准则,顺应天理,方能国泰民安。

中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

将“自然”这个概念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

所谓“道法自然”,指得是“道”按照自然法则独立运行,而宇宙万物皆有超越人主观意志的运行规律。

老子认为,自然法则不可违,人道必须顺应天道,人只能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诚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中国佛家提出“佛性”为万物之本原。

宇宙万物的千差万别,都是“佛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其本质仍是佛性的统一。

而佛性的统一,就意味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

中国早就有自己的“环境文化”。

四千年前的夏朝,就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三千年前的周朝,根据气候节令,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鸟、捕鱼、砍伐树木、烧荒的时间;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刚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兽,禁止毒杀鱼鳖。

中国历朝历代,皆有对环境保护的明确法规与禁令。

中国今天的环保事业,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环境文化是对世界环保理念的吸收和创新。

总体上看,“道家侧重于倡导‘天道主义’,儒家更注重‘人道主义’。

天道与人道的互补合构,孕育了‘天人合一’的大思维、大理念、大文化、大命题,充分体现了炎黄子民超时空、贯天地、通物我、保太和的大智大德。

所以,‘天人合一’是儒道哲学所期许的宇宙生态和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文化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

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定‘天人合一’理念不仅是科学的宇宙观,而且是进步的人生观、价值观。

”中国台湾学者李亦园将这种“天人合一”观念称作“致中和宇宙观”这种和谐生态观,可被视为中国生态主义思想演进过程中的“逻各斯中心”。

从深层内核看,环境问题是个涉及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问题。

“天人合一”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境界。

此一深层价值内核在今日中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具体到环太湖地区的经济发展,其重大理论借鉴意义就在于促使我们考虑如何在通向基本现代化的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协调,营造太湖儿女共同生活的美好家园。

马克思指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及其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是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它“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在这种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中,“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实践基础上,达到了真正的统一。

中国的儒、释、道三家,都十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思想。

他们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为一气所生,互相依存,具有同根性、整体性和平等性。

如《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儒家也因此倡导“仁民爱物”,如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着意强调万物与人为同类(“与”),应当推己及物。

理学的创始者之一程颢也说:“人与天地一物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同上,卷二),等等。

汉儒以阴阳五行说大讲天人感应,其间附会于社会历史、政治、人事等方面者多为迷信之属,已经遭当时著名思想家王充尖锐而深刻批判(见《论衡》)。

然其被吸收于医学中者,则成了中医重视自然环境对于人的健康和疾病密切相关的重要基础理论。

中医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的破坏或失调,可以说是人得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反之,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保证人的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体现于中医的治疗中,则无论是诊断还是处方,都首先参之以时令节气,乃至于严格到选择药材之产地产时。

这种把人类健康与自然环境联系起来的观念,是完全符合事实的科学的理论。

同时,这种观念也告诉人们,为了人类自身的健康,必须要全力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自然环境。

这在当今世界尤有其十分重要和积极的意义。

此外,儒家还有许多关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节约消费的思想,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

例如,荀况把“节用”与“御欲”联系起来,提出人们在生活消费中必须要有“长虑顾后”的观念,而不应当任人之欲。

那种“不顾其后”,随意奢侈浪费的人,乃是一些“偷生浅知”之徒(见《荀子·荣辱》)。

这是很有深远意义的见地。

佛教提倡“护生”,道家主张自然无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们都强调不为不恃,因任自然。

这种对自然的态度,就其消极一面讲,诚如荀子所批评的,是为“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即忽视乃至放弃人的主观能动性。

不过,“因”的思想中并不完全只是消极的,它至少包含着这样两方面的合理因素:一是不以主观的好恶或意愿,随意地去违反或破坏自然及其规律,而遭自然界的报复;二是主动地去适应不断变化了的环境。

在“因”的理论中,包含着“权变”和“因时而变”的思想,所以一些道家思想家就强调说:“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又说:“故忤而后合者,谓之知权;合而后忤者,谓之不知权 。

不知权者,善反丑矣。

”(《淮南子·汜论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看起来与原来的环境不合,然却与变化了的环境相合,这叫做懂得权变;相反,就是不知权变。

不知权变者,好事也会变成坏事。

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时是畏惧;诚如荀子所描述的,人们靠天吃饭,只好“大天而思之”,“从天而颂之”。

以后,人们在与自然的斗争中掌握了它的一些规律,于是就“骋能而化之”,“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

然而,随着人类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一些人开始忘乎所以,漠然无视自然的力量,以为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去摆布自然,其结果就是使当今人类陷入日益严重恶化的生存环境之中。

在今天这样一个新的时空环境中,人们似乎可以从一种新的意义上,去体会一下庄子说的“无以人灭天”(《庄子·秋水》)这句话,它也许对我们今天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所启发。

以上只是列举了很小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想,然而如能灵活地吸取其精神,反思我们今日对待自然的态度,那么对于缓解当前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状态,当会有所裨益。

儒家修身养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培养一种与他人和社会群体和谐、协调的道德品格。

儒家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礼运》)等“推己及人”的精神,至今也还是值得倡导的一种个人品德和社会风尚。

不少人认为,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忽视(或压制)个性和个人(自我)的权利、价值。

这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和道理的。

但问题亦并非如此简单。

当我们冷静地、深入地思考时就会发现,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不可能离开他人和群体而存在的,自我只有在为他我、群体的奉献中,只有在得到他我和社会群体的认可时,才会突显出个人(自我)的存在和价值。

因此,儒家的强调献身群体和社会,并非只是消极地否定自我,相反,如果我们能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其精神,那么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群体的奉献,正是实现自我价值、养成完美人格的正确途径。

人们以崇敬仰慕之意,千年不绝地传颂着宋代名臣范仲淹的不朽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公集·岳阳楼记》)。

这里不正反映了人们对于那些能够把自己献身给社会群体利益的个人价值的高度肯定吗

不正反映了人们殷切期望社会涌现出更多的具有这种品德的人的心愿吗

目前,不仅在东方,而且在西方,尤其是在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里,一股学习禅佛教的热潮正在升起。

许多西方的禅学研究者,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把禅看作是什么“东方神秘主义”了,他们开始注意和研究禅的各种教理与禅的根本精神之所在。

学禅打坐不仅能治病健身,调解人体生理上的失衡(这只是禅的低层次上的了解和作用);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信禅学禅的人来说,它能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调解人们心理上的失衡。

禅学从一个方面揭示了自我的本性,着重揭示了造成人生痛苦、烦恼的主观自我方面的原因,并且探求了如何让自我从怨天尤人、授命于环境的被动中摆脱出来,而通过自我主动的努力去解除种种的痛苦和烦恼,做自我的主人翁,等等。

如上所分析的,禅学的这些探求正是现代人精神上最渴求得到的东西。

加之禅佛教不离人伦日用的世间性格、坚韧不拔的实践精神、自我去缚的解脱主张和当下顿悟的超越喜悦等,禅佛教的世界性热潮正处于方兴未艾之时。

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

”此语源于《老子》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以“知人”与“自知”相比较,何者更为困难呢

先秦法家代表韩非认为:“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

故曰:‘自见之谓明’。

”(《韩非子·喻老》)著名玄学家王弼也说:“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

”(《老子道德经注》)看来,他们都认为,一个人要认识自己,比之于认识别人要困难得多。

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见解。

在大多数人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就是如此,亦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推之于人类自身和客观自然之间,我们可以看到,情况与此相类。

也就是说,相对而言,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要比对客观自然的认识困难得多。

我在一篇短文中曾经发表过这样一番感慨,我说:人作为万物之灵,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大而至于外空星系的宏观,小而至于量子真空的微观,在今天都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并且对于进一步地去认识它和把握它充满了信心。

而与此相比,人对自我的认识,特别是对自我精神世界的认识,则还相当肤浅,愚暗不明。

至于通过对自我的认识,来自觉地把握自我的精神世界,这对于多数人来说,更是难之又难了。

另外,我还提到,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有一个自我认识的问题。

特别是当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人类更需要对自我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

然而,同样地这也是比之于认识自然更为困难的事情,或许还可以这么说,人类至今在自知方面尚不是很明的。

如上所说,人类依仗着高科技,加速了对自然的征服、控制和支配,同时也正在更快速地受到自然的强烈反抗和报复。

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难道人类不应当认真地自我反思一下吗

我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动的、能动的一方,因此也是关键的一方。

换言之,其关键在于人类要对自我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认识,并由此而进行自觉的自我节制。

天人和谐的科学理念天与人即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是哲学人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文化方向上的一个基本问题。

在中国伟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有三种学说:以庄子为代表的一派主张顺从自然;“不以人助天”,“无以人灭天”;以荀子为一派主张改造自然;‘大天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而影响最大、最重要的主流观点是《周易大传》的“辅助天地”的学说。

《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是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先天即引导自然,后天即随顺自然。

这段话的含义是“在自然变化未萌之先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既成之后注意适应,做到天不违人,人亦不违,即天、人相互协调。

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

《周易大传》在历史上是以孔子手著的名义产生影响的,所以这种天、人协调的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居于主导地位。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

近代西方尤其是16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自然观,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类确实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文明成就,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达,到上世纪后期,生态平衡、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令人优虑的问题迭起,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巨大的威胁。

此时一些西方国家,为保护自己国家的环境与资源,竟然牺牲他国人民的利益,将一些污染严重、消耗资源的工业转向一些落后而弱小的国家,从而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而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的观点与做法,而是竭力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

在先哲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理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因而可以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直至今日,仍然是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人类在进行经济建设,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如果不注意生态平衡,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改造自然是必要的,而破坏自然则必食苦果。

中国传统的天人协调的观点,确实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参考资料:

求一篇写论语读后感的议论文,演讲用.......文章概括至少3则论语 要有思想 有见地

于丹论语心得》读后感 读完《于丹〈论语〉心得》这本书,心灵有所触动:它使我重新认识了孔子,让我领略到了一种独特的智慧,一种正确的心态,一种融入到当今社会中理性的道德。

《论语》是一本记录着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教学和生活的语录。

记得读中学时,我在语文课上机械地背诵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其实并未真正读懂。

而今,于丹教授用自己独到的视角,将这样一本古老的书籍,用现代的眼光进行系统的解读和阐释,拉近了我们普通人和圣贤之间的距离。

在我的心目中,孔子是一位离我们很遥远的古代圣贤。

可是现在,于丹教授将一般人艰涩难懂的《论语》和现在这个缤纷的世界联系起来,通过心得的方式来解读,用深入浅出的语言,结合现代实际生活娓娓道来,阐述其深刻内涵。

其中,她的许多独到见解,仿佛让人欣赏到了一个个曲径通幽的胜地,宛如久闭的心门打开了一扇窗,丝丝缕缕的阳光透进来,心里明亮了许多;又如涓涓细流注入心田,沁人心脾而美不胜收。

于丹教授笔下的孔子没有圣贤的架势,朴素平和、平易近人,时时传递出一种朴素、温暖的生活态度。

正如易中天所说:“孔子只有温度,没有色彩”。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说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

《于丹〈论语〉心得》分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和人生之道等七大篇章,并运用讲故事的形式告诉我们许多为人处事的哲理。

下面,我从五个方面来谈谈《于丹〈论语〉心得》诠释的“为人处事”:(一)为人之道。

在物质生活丰富的今天,因为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等问题,人们显得越来越浮躁,精神世界十分空虚,很多人心态不平衡,怨声载道。

其实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于丹〈论语〉心得》告诉我们,要想让自己有限的生命变得有意义,做一个有意义的人,要做到:精神富足、心理健康、积极生活、和他人和睦相处,爱岗敬业、安于本职,献于社会。

(二)处世之道。

在社会交往中,无论是工作还是处世,人们都想找到一个法则,既对自己负责任,又要对他人负责任。

《于丹〈论语〉心得》中提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不要越俎代庖,你在什么位置上,就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不要越过你的职位,去做不该你做的事,不在其位,就不要谋其政。

在工作上如此,在与人相处方面也要如此。

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人与人是近了,但也可以说人与人更远了。

因为通讯和交通工具的使用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是在钢筋混泥土的城市中,对门的邻居却往往成了陌路人。

记得顾城写的一首诗《远和近》:“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看云时很近。

”这首诗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述得非常形象、非常微妙。

人与人之间,即便走得再近,也还是会有可能产生距离。

如何与人和谐相处,于丹在《<论语>心得》中借用《论语》之语总结了与人相处的几点原则:第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

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第二、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第三、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从三点原则中我们可以悟出,相处之道的确是一门艺术,其前提是要保持一个乐观和积极的心态,其关键是要把握好相处的尺度。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到与人和谐相处。

(三)交友之道。

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很多的朋友,但究竟有几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朋友呢

究竟有谁会在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手来帮一把呢

《于丹〈论语〉心得》中说,对待朋友要有一定的尺度,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要保留一条界限,这样朋友也才能够交往得长久。

可见,通过《于丹〈论语〉心得》,《论语》告诉我们的是一种交友方式:怎样交朋友,交怎样的朋友并要怎样维护友情。

(四)理想之道。

一个人应该有理想。

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做好一切事情的根本是修身,修身是放在第一位的。

修身可理解为:外在能力完善,懂得变通,与时俱进,内在心灵完美、富足。

因为只有内心修为提升了,自身能力提高了才能更好地去处事。

通过《于丹〈论语〉心得》,我们知道了这是孔子对人生理想的总结,这也被后人奉为人生理想的指南。

(五)人生之道。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是孔子自道的人生轨迹,却也成了后人的人生坐标和价值体系。

它就像一面镜子,人们可以通过它比照自己的人生轨迹。

当然,人的年龄有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和社会年龄,但如果我们能在二三十岁时就能提前感悟到四五十岁的境界,并在内心建立起明晰的人生价值体系,做到淡定从容,那这样的生命一定是有效率、有意义的生命。

从《于丹〈论语〉心得》中,我读到了这份人生的价值体系。

于丹教授对《论语》的感悟是快乐的、丰富的、给人启发的。

通过读《于丹〈论语〉心得》,我学会了修身养性,品味人生的生活道理。

只有以淡泊的襟怀,旷达的心胸,超逸的性情和闲适的心态去生活,并将自己的情感和生命融入到自然的状态中,才能寻找到自己内心的那份安宁,也才能如孔子教导我们的那样:快乐地生活

唐鲁孙先生是个很有见地,思想开明,文笔练达的文学家吧

唐鲁孙,满族人。

本名葆森,鲁孙是他的字。

1908年9月10日生于北京,1946年到台湾,1985年在台湾病逝。

满族镶红旗后裔,光绪帝珍妃的侄孙。

毕业于北京崇德中学、财政商业学校,曾任职于财税机构。

  年轻时只身外出谋职,游遍全国各地,见多识广,对民俗掌故知之甚详,对北京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及宫廷秘闻尤所了然,被誉为民俗学家。

加之出身贵胄,有机会出入宫廷,亲历皇家生活,习于品味家厨奇珍,又遍尝各省独特美味,对饮食有独到的见解而有美食之名。

  著作有《老古董》《酸甜苦辣咸》《天下味》等,量多质精,被誉为一代杂文大家。

后人评价其文中所传达的精致生活美学,足为小资典范。

大概也正是因为风格如此,所以比较晚才为大陆文坛引进接受吧。

  (这百度的文学知道看了半天,似乎就你这问题接近于纯文学……)  中肯么

在这中情况下谈得上“中肯”的,某种意义上是贴切了阁下的心里才就可以叫做“中肯”吗

所谓“人情练达即文章”,文章之所以吸引人,大约就是触动符合了人心中的情思和感触。

如果符合这些情思和感触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就是好文章。

  百度的评价严格来说就是一种中肯的评价了,因为它可以说不左不右,就事论事。

若还要不一样的声音,那就是倾向于个人的品评了吧。

那么,阁下想要的大概就是这吧

  这样的话,阁下应该大约已经“胸中有竹”了吧,只有这样,您也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浅薄地以为,既然您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就是最好不过的了,其他意见就仅作为阁下的参考对比就可以了吧。

我聒噪啰嗦,词不达意。

现附上扬之水君的《又读唐鲁孙》。

:  唐鲁孙的书,最初是在《读书》的时候大家一起喜欢上的。

一套十二本放在沈公的办公室里,编辑部几个人轮流拿回去看。

有好一阵大家碰面的一大话题便是“唐鲁孙”。

虽然只是纸上的说话,但嘎嘣脆的京片子声口却宛然可闻,何况唐氏所怀之“旧”我们多少还赶上一点儿,尽管已经是尾声。

东安市场的各种小玩意儿,吉祥戏园,五芳斋,森隆,丰盛公的奶酪、核桃酪,有关京剧的各种逸闻趣事,任谁提一个头儿,大伙都可以接谈得眉飞色舞。

至于唐鲁孙其人,那时候大家都是第一次听说,只是从书前高阳的序里知道他出身于满洲的贵族,姓他他拉氏,隶镶红旗,曾祖曾官广州将军,瑾妃、珍妃算起来还是其祖姑,高阳因此说他“记胜国遗闻,非道听途说者可比”。

其时我们正在筹划“书趣文丛”,自然想把唐鲁孙数种也网罗进来,却苦于版权上的种种麻烦,终究没有做得成。

  所谓“怀旧”,自然不是旧的总要更好,或凡旧必好,对于怀旧者来说,它是渗透在日用常行中的生命的痕迹,而读者从中看到的,则可以说是一种生存的痕迹。

一个时代的风气,多半是嵌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事过境迁,它便嵌在对细节的记忆里,而这些令人刻骨铭心怀念不已的细节,原是经历了精雕细琢,以缓慢持久的渗透方式一点一点酿出来,因此总有着无所不在的精致和悠长的余韵。

唐鲁孙的谈掌故,最令人喜欢的也是这些,当然举其数量之多者是属于“吃”的一项,而现代社会丢失最多的恐怕也正是此项。

靠强力与速度来缩短过程,并且仍在努力于最大限度的缩短过程,饭菜的加工原料都由速成而来,如此,还可以来谈美食么。

所谓的“舒适”,其完成差不多全靠了与自然对抗的方式,旧日与自然相依的精细的酿制过程,早成为一种古典趣味而一去不复返了。

  唐鲁孙的书,除了吃以外,令人感兴趣的话题还有不少,比如《老乡亲》中的一则《闲话升官图》,当时看了即留下很深的印象,以后往沪上组稿,又曾以此请教周劭先生——周也是一位掌故家。

他说我手里还有一份呢。

“退休之前,在古籍社办公室午休的时候,我们常常玩这个游戏,同事中的一位李君即因游戏之故而对清代官制了如指掌,于他的编辑工作大有助益”。

后来我在《武林旧事》卷六“小经纪”中看见列着“选官图”一项,在《全宋诗》中又读到许棐的一首《选官图》,诗曰:“排衔累职甚分明,除罢皆由彩色行。

纵有黄金无好采,也难平白到公卿。

”后世升官图的玩法正与此无异,而它的出现也许更早。

很想再同周劭先生聊一聊,却再没有机会,年前闻得先生已经驾鹤西去。

又《天下味》中的《蟹话》一则结末所记小故事也极有趣:“当年笔者在北平琉璃来熏书店(按:应为“琉璃厂来薰阁书店”)看见一本宋代傅肱撰写的《蟹谱》,上卷是记录蟹的掌故,下卷是傅肱自身吃蟹的经历。

虽然不是元明版本,最少也是清初刊镌。

刚以四块大洋买妥,碰巧藏园老人傅沅叔不期而至。

他把我已买妥的《蟹谱》翻了又翻,看了又看,格于君子不夺人所好,可是又不忍释手,只好说是借去看看,不日归还。

他是笔者的世叔,又不便推却,只好由他老人家拿走,从此一借不还。

笔者花了四块大洋,究竟内容如何,自己连看都没看过。

来到台湾近三十年,每逢逛书摊都特别留心,总想再买一本《蟹谱》,始终没找到。

这种古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每当桂子飘香,持蟹把酒的时候,一想起那本《蟹谱》来,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惆怅。

”这一小节记事也觉得很有意思,便始终记得,后来借得一部百川学海,系武进陶氏涉园一九二七年据宋本景刊,其中正收有傅肱的《蟹谱》,此际倒好像见了熟人。

  因为喜欢书里边各式各样的故事,便觉得总要自己手里放着一部可以随时翻览才好。

于是忍不住托兴文兄从对岸买得一部来。

新书到手,职业习惯是要为它组一篇书评,因送至谷林先生处,约请为它写一点文字。

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书陆陆续续还回来,书评也写好,题作“味外酸咸”,发在《读书》一九九四年第六期,算来距今正好十年了。

书评不长,所说多是喜欢的话,不过谷林先生在还书的时候每每要附一封信,对读过的部分略略点评,有些话说得不客气,却正是很好的意见。

如信一:“唐鲁孙书先奉还四册,其中《老乡亲》看了两遍,不是因为此种特佳,而是把看过的当作未看而重看,等一路看下去不断发现铅笔的纠误,又全无记忆,觉得再翻一遍也好,这样绕了一趟冤枉路。

接连看(加上重复看),也微有腻味。

有些熟语,初见新鲜,等多篇中一反复,不免生厌,有时似也可发现生造、杜撰。

《老古董》里有一篇谈国子监,我把《蒲桥集》中的那篇对读一下,就觉得汪曾祺的文章要隽永多了。

”又信二:“奉还唐书一本。

此公之文亦时有小报油滑气,令人厌烦。

此册中《名片谈往》‘傅沅叔先生说’以下一段和其后两节,则为正经史传中所不易见,由别的老宿下笔,挥洒如意,恐亦难及,故不惜破费功夫,还要把剩下的两本读下去。

”又信三:“唐鲁孙全书十二册,总算看完了。

记得见到全书时,先曾翻检一遍目录,其记梁鼎芬、袁寒云、还珠楼主以及《我的床头书》等篇,当下就读了一过,后来读全书时又重读,所以颇有些不止只读一遍的篇什。

现在的印象是,内容大概包括三类:饮馔、京剧、晚清民初逸闻。

而其中佳胜处,要在掌故。

如《大杂烩》记清末满族女子发饰的变化,何时梳两把头,何时梳旗髻之类,在别处恐极难见到。

书的开本和厚薄亦甚可喜。

我们现在总是印大厚本,《故园情》如在大陆,断不会印成上下两册。

我虽已废卧读,但想坐得舒适一些,还当‘把卷’,对大厚本遂有不胜负荷之叹。

全书辑集时没有加工,把报刊随时刊发不免重复的章节作一番删汰,亦是一病,连同反复袭用的熟语套话,增人腻烦之感。

至于错字特别是标点的失误,真所谓连篇累牍,这是出版社对作者的不尊重,作者自己当然也不能推卸责任。

看此书时没有查字典,但颇疑有些是作者自己写错(包括某些词组的杜撰)。

”  这里的意见我很有同感。

唐鲁孙不是文章家也不是学问家,容有遣词造句的随意和考证的粗疏。

比如《天下味》中的《香水琐闻》曰“香水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

有人说是元朝,有人说是明代,因为年深日久,已不可考”,便不对了。

唐的得天独厚,实在于出身和阅历,故十二本之“佳胜处,要在掌故”。

现在唐鲁孙的书终于有了大陆版,只是“《故园情》如在大陆,断不会印成上下两册”,很可能不幸而言中——看勒口上面书目十一种,《故园情》未曾标出“上”“下”的分别,不知是不是果然合成一册。

开本的令人可喜也轻易放弃,更大的遗憾是把原书中本来错得荒唐的错字忠实传递,而繁体字转换简体字,此一过程又错了若干,如陈澧变成了陈沣(这一类错误恐怕还不能归咎于电脑),等等。

旧日的常用语常用字,如今在一般文章中不大用了;又旧日为人熟知的名人如今变得陌生,由这一类原因造成的错字占了多数。

如《天下味》页40,“清社既厔”(应为既屋);页110,“民亦劳止,迄可小休”(应为汔可小休,出《诗·大雅·民劳》);页120,“豢龙氏盐龙以食”(应为盬龙以食);页164,“书法家清道人李瑞征(应为李瑞清);页165“当年先曾祖在四川总督上任”(应为任上),等等。

此外对京剧的不熟悉也是原因之一,如《老乡亲》中的《从龚云甫想起几位老旦》,满弓满调误为满了满调之类。

这里所举都是旧版已错(所据多为谷林先生“铅笔的纠误”),新版照搬的例子,大约作者所怀之旧与我们的隔膜已非一日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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