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六一儿童节晚会上五年级女生朗诵的诗歌
祖国祖国，我爱你，爱你的天，爱你的地，爱你的阳光和春雨。
走在路上领略你崛起，坐进课堂阅读你神奇。
啊，祖国成长我成长，祖国扬眉我吐气。
祖国祖国，我爱你，爱你的情，爱你的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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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诗歌的审美艺术特征
北岛诗歌的审美艺术特征 作为70年代以后出生的学生，依然迷恋北岛和北岛的诗歌，使我突然清晰地意识到，北岛那些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震撼了他的同代人的诗，也早已在 70年代以后的青年的心里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们也一样可以的题旨，他们照样能读懂北岛，欣赏北岛——以审美与传说的方式。
北岛创作于70—80年代的诗歌，刀锋向外，诗的血性的质地和铿锵的韵律，非常突出。
北岛对这一时期的作品，也有过反省，他说：“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
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
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
” 北岛90年代以后的诗，技艺更圆熟，声音更内敛，是他独自的低语，有时似自己对镜交谈。
寂静与孤独时而对他构成威胁和敌意，时而引起他对往昔自我的反讽与自省。
这些诗有着佯装的平静和易碎的紧张，随时准备像火山爆发。
这些诗歌，真的有朦胧而晦涩的感觉。
90年代以后的北岛不再易懂，在多年的海外漂泊中，在对母语环境的疏离与反观中，北岛变成了一个更为内在的诗人。
他不再是伤痕累累的雕像般的“我们”，他只成为了他自己。
北岛还是北岛吗
说实在话，我更加怀念北岛在国内期间创作的诗歌，在喑哑的年代里，那根最深沉的喉管里爆发出的最疼痛的声音，是永远最值得人们追忆和感念的，也是永远催人奋进的声音
每当周末，每当真的有空闲的时候，我常常带上些诗集，这些诗作里面，肯定有北岛的，在垂柳下，在平湖边，在别墅里，一个人独处，倾听那来自灵魂亦若地心深处的吟唱。
这样的时光，有幻觉的凄迷，有虚设的痴想，黑暗中，能让人砰然心动，也能让人长歌当哭。
一行行朴素行走的文字，构成一个博大无底的世界，推我于微醺的醉中，感觉中的心跳在清风中微微地颤抖
这是怎样的一种惬意呢
由于我留美学生的穿针引线，我与北岛先生通过几次电话，我的声音在男性当中，算是非常温和的了，可是我感觉到电话那端的北岛简直温和得就象一位敦厚的兄长。
我无法想象，曾经在中国诗坛翻云覆雨的北岛先生，已经磨平了心中所有的棱角，想不到，岁月与时光的考验已使他修炼到平静如水。
他俨若一个现代的行吟诗人，悄然地游走在世界的角落，然后他说：“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
我在想，这唯一的行李，现在的他背负起来，已然没有当年的那份潇洒了
难道这就是中国当代风流一代的朦胧诗人、激情诗人的命运吗
开始读北岛的诗，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与共和国同龄的北岛以及他的诗友创办了诗刊，掀起诗坛一江春水。
那个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无一不喜欢诵读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或者朗诵舒婷写的。
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解冻冰雪的季节，每一个来自心灵解放的声音都会骤然激起思潮的狂澜。
人们从禁锢的“铁屋子”里走出，渴望呐喊，欢呼反叛。
北岛，就是在这样的季节里一举登上了中国当代的诗坛。
北岛的“朦胧诗”成为我的同龄人的至爱，北岛的诗，有时候像“匕首投枪”，有时候像喷吐出的郁怒的火焰，他对于历史废墟的哀叹，对于自由的风的歌唱，对真诚的渴望，构筑起一个正义和人性的情感世界。
他曾经向世界这样宣告：“春天是没有国籍的，白云是世界的公民。
” 他曾经说：“黑暗，遮去了肮脏和罪恶，也遮住了纯洁的眼睛。
” 他曾经问苍茫大地：“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 他有一首内容比标题还短的诗，题目是“生活”，诗句是一个“网”字——从理论上，我不能确认这是一首诗歌；我过去也一直认为认为最短的诗歌，还是顾城的那一首：“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已过了而立之年的我，内心深处对北岛先生的“生活——网”这首诗，才有了新的品味；北岛性格的变化，北岛诗歌的变化，北岛由“诗”而“文”的变化，真正使我相信，当年他写的“生活——网”真的是诗歌，自然也就是世界上最短的诗歌
如今的北岛已经在网的中央了，我虽然在网外，但也到了边缘
——连读者也到了“网”的边缘，这又是怎样的一个悲哀呢
那个年代北岛生命的源头不断涌出狂潮激情，他是如此无畏：“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他是如此自信：“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北岛的诗歌，北岛的呐喊，北岛的自信，北岛的胸怀，北岛的执著，北岛的激情，曾经令多少人亢奋，可是如今的北岛连自己的血液都冷却了
怎么能叫我怀念过去的北岛呢
中国的文学史记住北岛的诗，但是我不敢肯定中国文学史能否记住北岛创作的散文——虽然被评论界称之为北岛悠然行走的宽阔草原。
从“诗”到“文”，从跳跃的激流到深山空谷流淌的细涓，正是一个人生命前进的轨迹。
北岛说：“写散文是我在诗歌与小说之间的一种妥协。
”其实也就是他在“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一种妥协。
虽然北岛的散文，充溢着一股男人特有的阳刚之气。
文字随意而简约，行文质感诗意。
但是，我怀念的依然是北岛那个年代的诗歌
怀念那个年代的北岛
也更加怀念那个万众一心的年代
十七年文学 十七年文学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
十七年，在浩浩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程中，只能算是极短的一瞬间；当它被赋予特指的含义、承担了特殊的历史内容的时候，却再也无法忽略它在文学史上的漫长——即使已经沉淀了半个多世纪，但依然是活化石：那就是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中体现的两个方面。
一：那时的文学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就是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
面对那时的作品，我们几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作品被强行要求放进一个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
当高昂的革命热情替代了文学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的文学规范。
二：我认为这十年的历程虽有种种的不足，但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
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
十七年文学时期也产生了很多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例如：、、<<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红岩>>、〈暴风骤雨〉等还涌现出如杜鹏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复、魏巍、姚雪垠等优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汉等老作家也奉献了不少好的作品。
当然，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 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
所以这个时候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
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来说，便突出地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上。
小说向来以在特定的环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为己任，刻画出来的人物有时是一种现实矛盾的综合体，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意义。
综观十七年文学史，典型在这里被过分甚至无限制的夸大，集中表现为一个无数风靡一时的革命战争小说反复出现的名词：英雄。
在当时，题材的重要与否决定作品的价值大小这一创作判断标准要求作家只能选择重要题材来表现，即只能表现光明的东西。
其中只有那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坚强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关心、共同感兴趣的焦点。
如：和平英雄：阶级英雄，政治道德英雄，生产英雄等等。
谈到英雄在这里就不得不谈到英雄崇拜。
学过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最初在脑子里形成的英雄观念大多是来自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说明英雄崇拜并不是那个疯狂的年代特有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在中国却是盲目的崇拜，而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腊罗马的英雄和中国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却有着截然的不同。
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类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拥有人性中丑陋的一面，而后者的英雄却是在政治极端理想盲目化的社会条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个代表先进阶级属性、拥有高尚政治品质的固定积淀体；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并且各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例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是个不折不扣的战争英雄，却是一个英勇善战却易怒的统帅，而中国《尹青春》里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战士》里的小武，他们除了无我地为集体而存在之外，很难在其身上找到与众不同的特质。
另一方面，为了体现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说几乎都采用了绝对的肯定手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英雄就一定是顶天立地的，即使成为阶下囚，仍气贯长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对千难万险，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励着，没有半丝半毫的退缩之意。
“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更表现为城市文学的稀缺。
“十七年”的中国文坛，原“解放区”作家占有着主导地位，他们这些人熟悉的是农村生活，在他们思想深处文艺为人民服务被理解成为农民服务，他们多年来追求的文艺大众化，更确切地说是文艺的农民化。
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笔往往滞留在农村生活这一素材域中，而对他们身处的城市缺少必要的反映。
即使是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城市空间”也被简约为“工厂”这一斗争资本家的场所，且这些作品中的情感抒发方式、道德体系、价值取向、文学想象方式等完全束缚在乡村文化范畴，反映的是作家们的乡村情结。
城市的隐匿，使得“十七年文学”文本中所表达的现代化诉求缺少精神、物质基础的构建，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片面性。
“十七年文学”似乎成了红色中国、乡土中国的书写。
城市的隐匿，对“十七年”城市题材文学作品艺术内容的改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这表现在“十七年文学”日渐取消了城市生活中礼俗的审美意义，而礼俗作为一种文化复合体，正体现出城乡生活的差异性。
城市生活有着较乡村生活远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生活形式，对它们的应对是城里人对自己心智的考验，世故的城里人常常在一些巧妙的应对中体会着生活的惬意。
日常生活好似波澜不惊的小溪，缓缓覆盖人的生命，小市民们的世故、圆滑保护了他们，养成了他们生命力的内敛。
在日常礼俗场景中，广大市民人性的内容徐徐展现，其背后的文化结构呈现了出来。
虽然这种文化结构多是固态的，有很大的惰性，但即使是对它的批判也得建立在对它的呈现的基础之上。
正如老舍，他的京味追求“是以对于北京的文化批判为思考起点的”，虽然他的作品因多顾及京味而被指缺少勃发的生机，这正是老舍的小说需发展的地方，而这发展并不能简单化为剥离日常生活。
1949年以后，文学的意义秩序被规定在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内，它被要求能阐释新中国“新”之所在。
世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因其乏新、平庸而被拒绝，就连老舍，他最终还是中途放弃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
“十七年文学”语境将对日常生活的疏离推到了极端，连日常生活中人生存所依赖的最基本的关系——爱情和亲情都遭到排斥。
爱情和亲情本是世界各民族文学创作的母题，但在1949年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国作家们创作的禁区。
新侨会议：1961年6月，全国文联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征创作会议。
这就是有名的新侨会议。
1961年6月，周恩来主持文艺界召开了著名的“新侨会议”，鼓励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刚刚拍完的《暴风骤雨》在会议上放映获好评。
在新侨会议上，周恩来强调反对“五子登科”——反对套框子、挖根子、抓辫子、扣帽子和打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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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月25日，同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2月至5月，同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渡黄河东征。
3月，向南京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五点意见。
6月1日，同朱德发布关于救国救民的主张二十条。
6月12日，同朱德发布宣言，对“两广事变”表示支持，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纲领。
7月至10月，在陕北保安多次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8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
8月25日，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一致抗日。
12月7日，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2月中旬，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
和中共中央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往西安参加谈判，促成事变和平解决。
12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7年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延安。
2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国策、四项保证。
这个文件实际成为国共合作谈判的纲领。
3月，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一些问题。
4月至7月，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其中的两节后来整理成《实践论》和《矛盾论》。
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
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
8月22日至25日，出席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阐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任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
8月25日，同朱德、周恩来联名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随后，指导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11月12日，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意见。
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发言，针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重申和坚持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
1938年春，作出八路军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
5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
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总方针。
9月14日至2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
在会上作长篇发言。
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
会议批准以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1939年2月2日，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讲话，号召自己动手，克服经济困难。
2月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
4月下旬，写《五四运动》一文。
5月4日，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作《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
7月至8月，多次作报告，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呼吁继续团结抗战。
9月16日，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重申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10月4日，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阐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1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12月21日，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编印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写《纪念白求恩》一文。
同月，与人合作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2月至次年3月，领导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
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实行“三三制”。
3月11日，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5月4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南局和新四军的指示，强调必须放手扩大军队，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出要采取斗争的方针，“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
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分析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指出：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好转。
11月，起草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报（《佳电》），明确驳斥《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无理指责。
12月，同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谈话，强调干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
1941年1月上旬，皖南事变发生。
1月20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5月1日，审阅改写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发布，规定边区政权建设贯彻“三三制”原则。
5月8日，起草《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提出“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和争取中间派的策略思想。
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阐明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8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9月10日至10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
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成立以为组长的中央学习组。
秋冬，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的历史文献集。
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2月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话。
5月，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并作结论。
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论述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2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提交《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长篇书面报告，论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1943年 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5月26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6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7月1日，致信康生，指出“防奸”工作应调查研究，分清是非，教育群众，反对“逼，供，信”。
7月12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
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召开的会议，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会上多次发言并作小结。
12月，为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题词“实事求是”。
1944年4月12日和5月20日，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作关于学习和时局的讲演。
5月15日，通过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林伯渠，提出由他起草的作为谈判具体内容的意见书。
意见书就关于全国政治和两党悬案问题，提出二十条意见。
5月21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
6月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6月至8月，多次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和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国共关系等问题。
9月8日，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
10月31日，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11月，和周恩来等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多次会谈国共关系，并达成五条协定草案。
这个协定草案被蒋介石拒绝。
1945年4月20日，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基本通过经多次作重要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月23日至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
大会确定以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7月，同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人就国共关系进行会谈。
谈到通过民主“新路”，跳出政党、团体兴亡“周期律”问题。
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8月13日，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对国民党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争取国内的和平与民主。
8月28日，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10月10日，《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在重庆签署。
11日，回到延安。
10月17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中国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2月28日，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