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了什么经济历史事件，其主要内容是
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经济历史事件：二战结束到6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风靡美国。
主要内容：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注重以解决就业问题来促进生产和消费，并保持财政预算平衡。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分别提出“新边疆”和“伟大社会”施政纲领，把大规模赤字财政最为经常性政策，以降低失业率、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
这些手段虽然减轻了危机但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赤字、高额国债、严重的通货膨胀。
特点：持续发展，西部和南部繁荣，从1961年的5233亿美元到1971年的10634亿美元、战后美国的国内政治局面相当稳定。
原因：1.美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占据了广阔的国际市场；2.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发展新兴工业和军事工业； 3.改善人民生活，创造经济发展环境 美国战后的经济政策按照时间划分的话，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二战结束到6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风靡美国。
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注重以解决就业问题来促进生产和消费，并保持财政预算平衡。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分别提出“新边疆”和“伟大社会”施政纲领，把大规模赤字财政最为经常性政策，以降低失业率、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
这些手段虽然减轻了危机但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赤字、高额国债、严重的通货膨胀。
第二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滞涨”困境，凯恩斯主义失灵。
这时候政府交替使用紧缩财政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但并没有根本消除“滞涨”。
第三个阶段，80年代，里根上台，实行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理论主张，用大规模削减政府开支和紧缩货币来抑制通货膨胀；用大规模减税和加大国防开支来医治生产停滞。
美国经济在此时开始回升并持续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得到缓解，但因为加大国防开支导致财政赤字年年增加。
第四个阶段，90年代，克林顿上台后实施“宏观调控、微观自主”的经济政策，大力扶植高新技术产业，消灭财政赤字，解决就业问题，美国进入“新经济”时代。
第四个阶段，是当时刚刚经历全球金融危机上任的奥巴马政府提出的经济刺激计划方案得到美国参议员、众议院的协议，这是号称二战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计划资金总额高达7872亿美元。
历史上的今天7月31日都发生过什么事
7月31日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时间： 2016-07-30 08:24 来源：未知 大家都说时间会冲淡一切，或许会吧，但是有些深刻的事情，再怎么冲，也会留下印记。
我们都有自己的人生，从小到大发生的事情太多，能被我们记住的，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一定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历史上的7月31日，发生过哪些时间难以淡化的历史事件呢
（1）2012年7月31日美国小说家戈尔·维达尔逝世 戈尔·维达尔1925年出生在纽约西点的军人之家。
2012年7月31日，他因肺炎并发症在位于好莱坞的家中去世，享年86岁。
维达尔被认为是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反叛的作家之一。
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的同性恋小说曾开创同性恋书写先河。
他也毫不掩饰对美国政府的不满，对历届美国总统的批评毫不留情。
维达尔共出版了25部小说、数部剧本和200多篇散文，他的作品被译成中文版的甚少。
“我最喜欢的当代美国作家是戈尔·维达尔，他是美国文坛的元老，我特别喜欢他满含幽默讽刺的杂文，很有味道。
他泼辣的文笔与机智的谈话使之成为美国文学界的明星。
” （2）2007年7月31日联合国派遣混合维和部队，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取得进展 2007年7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约2。
6万人的联合国－非盟混合维和部队。
10月27日，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派别在利比亚苏尔特恢复和谈，这是国际社会推动达尔富尔和平进程的新起点，是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派别对话的新契机。
中国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中国首批维和工兵分队先遣分队于11月24日抵达南达尔富尔州首府尼亚拉，成为联合国第一支进驻该地区的维和部队。
（3）2002年7月31日香港演员陈宝莲自杀死亡 陈宝莲1973年出生于上海，1990年亚姐大赛名落孙山，1991年拍三级片，从此一脱成名，踏上拍三级片之路。
代表作有《聊斋三之灯草和尚》、《我来自北京》、《现代应召女郎》及《兰桂坊七公主》等。
2002年7月31日傍晚，有过多次自杀和自残经历的陈宝莲，在上海一幢24层高楼跳下自杀身亡，终年29岁。
7月31日傍晚5时半，生产后才坐完月子的香港艳星陈宝莲，从上海市静安区南阳路一幢公寓的24楼跳下去，从而结束了不到30岁的年轻生命。
事情过去半个多月后，陈宝莲的亲友包括外界人士，对陈宝莲自杀的原因有很多版本的说明，但大都认为陈宝莲与“干爹”黄任中的那段亦“父女”亦“情人”的感情，是导致这位香港艳星失去寄托、陷入自虐深渊最终走向毁灭的根源。
（1）1989年7月31日永济县出土唐代铁牛 1989年7月31日四尊唐代开元年间铸造的黄河“镇河大铁牛”在距山西省永济县城12公里的古蒲州城遗址西门外的黄河滩出土。
（4）1987年7月31日麦加惨案 1987年，一年一度的麦加朝觐活动就要进入最后高潮的7月31日，在做完下午祈祷后，几千名伊朗朝觐者突然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城大清真寺外发起游行示威，他们高呼“打倒美国”、“打倒苏联”、“打倒以色列”的口号，同时梵烧美国总统里根的画像。
沙特警察对此进行了干预，双方发生激烈冲突，造成402人丧生，649人受伤。
死亡者中有275人是伊朗人，85人是沙特警察，还有42名其他国家的朝觐者，造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流血惨案。
这一惨重事件震惊全球，在伊斯兰世界激起强烈反响，使海湾形势骤然紧张。
麦加冲突也是一次宗教战争。
在伊斯兰教中，有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派，分别在伊朗和沙特各居统治位，这两派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矛盾和斗争。
而且伊朗对沙特执掌麦加和麦地那极为不满，主张伊斯兰圣地管理国际化。
麦加惨案就是在这些综合因素相互作用下发生的。
（5）1987年7月31日着名作物育种和细胞遗传学家戴松恩逝世 戴松恩，1907年1月6日出生于本市沙家浜镇。
于1987年7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主要从事农业科学技术领导工作，并进行了作物遗传育种的研究。
在新中国建立前即开始从事农业科研的管理工作。
他在担任湖北农业改进所所长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倾其全部精力组织全所力量为抗战时的湖北省农业增产服务，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1944年3月28日《新湖北日报》编者以《送戴松恩博士》为题刊文，充分肯定了他为湖北农业做出的贡献。
（6）1985年7月31日南非进入紧急状态 1985年7月31日，南非再次变成了骚乱不安、暴力和严厉的政府强制干预的场所。
P－W博塔总统的政府11天前发布一个紧急状态令，以制止社会动荡。
今天政府又阻止群众为黑人骚乱的受害者举行葬礼。
仪式已经变成反对种族隔离法的聚会，但现在警察可以驱散他们。
自从9月份以来，有500多人在反对种族隔离法的斗争中死亡。
里根政府是南非仅有的几个同盟者之一，继续保持它的“建设性约束”政策，就是对比勒陀利亚的种族政策努力说服而不是对抗。
（7）1975年7月31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制度化 1975年7月31日，在赫尔辛基的英国大使馆的午餐会上，德斯坦总统向前来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福特总统、威尔逊首相和施密特总理，正式建议召开一次由西方五大国（法国、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日本）首脑参加的会议，得到了这三位首脑的响应和支持。
从经济角度考虑，首脑会议是此时西方各国所能采取的摆脱经济困境最有效的办法。
西方各国经济面临的是一场并发性危机，任何一个经济部门都无力单独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而政府首脑则拥有使各部门协调行动的权限；造成各国这种经济困境的原因，不仅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要摆脱之，除了国内的努力外，必须还有国际间的合作，而协调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关系，显然超出了外交部长的权限，非政府首脑莫属。
这大概是处于困境中的西方对朗布依埃会议寄于很高希望的重要原因。
（8）1971年7月31日人类首次月球车行驶 1971年7月31日，“阿波罗15”号宇航员戴维斯－R－斯科特和詹姆斯－B－欧文进行了人类首次月球车行驶，他们驾驶着4轮月球车，在崎岖不平的月球表面上，越过陨石坑和砾石行驶了数公里。
斯科特和欧文成为在月球上漫步的第7位和第8位人，而且是第一个在月球上驾车行驶的。
当宇航员们在埃尔鲍陨石坑的边沿停下时，位于休斯顿的任务控制台打开了游车的电视摄影机，向地球传送非常清晰的彩色图像。
电视观众可以看到宇航员挑选和采集月石标本。
（9）1963年7月31日非洲发展银行决定成立 1963年7月31日，在喀土穆举行的非洲国家财政会议通过协定，决定成立非洲发展银行。
1964年9月正式成立。
1966年7月开始营业。
原规定只吸收非洲独立国家为成员国，1979年作修改，美、日、西德、加、法等21个非本地区国家加入。
1985年5月有成员国75个（其中非洲国家54个）。
其宗旨是“帮助非洲大陆制定总体战略”，“协调各国的发展计划”，为成员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资金，以便达到“非洲经济的一体化”。
与非洲发展基金等4个金融机构组成“非洲发展银行集团”。
1980年为止已为非洲国家提供贷款达25亿美元。
（10）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访华 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中国。
访问期间，赫鲁晓夫同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并发表了《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
在这以前，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于4月份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建议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以使苏联红军能同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苏联潜艇保持通讯联系。
苏联提出，由苏方出大部分费用，中国负担部分费用，6月，中共中央答复，同意建设该项设施，但一切费用由中国负担，可以共同使用，所有权归中国。
苏方提出交涉，全部费用仍由苏方出。
此事未达到一致而被搁置。
7月21日，苏联大使尤金在会见时，就中国所需的海军援助问题提出苏中联合舰队。
指出，这是政治问题，你们要把俄国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海岸，是要控制我们。
他拒绝了这一损害中国独立主权的要求，并要尤金大使把他的话如实向赫鲁晓夫转告。
7月31日，赫鲁晓夫就此事秘密来华。
在与毛泽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否认了要搞共同舰队是苏联领导人的意思，责怪尤金大使不懂军事，没传达清楚，苏联只有提出共同研究舰队的问题。
严词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驳回了苏方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申明了中国党的立场。
会谈不欢而散。
（11）1958年7月31日伊拉克政变 7月31日，伊拉克发生的流血政变不仅推翻了那里的亲西方政权，而且在中东地区引起了新的紧张局势，把美国和苏联推到新的冲突的道路上。
苏联用激烈的言辞攻击美国，谴责美国海军陆械队的行动是“严重危及世界和平”的“公开侵略”。
艾森豪威尔则反驳说，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对全面战争的担心是“言过其实”。
艾森豪威尔说：“如果小国一个接一个地被苏联支持的扩张主义势力和侵略势力所吞并，那才会带来真正的战争危险。
” （12）1958年7月31日拒绝苏方建立联合舰队建议 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到中国进行访问。
访问期间，中共中央主席及其他领导人同赫鲁晓夫论讨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发表了《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
会谈中，拒绝了苏方在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
赫鲁晓夫否认了要搞联合舰队是苏共领导人的意见，说是尤金大使不懂军事，没传达清楚，他们只是提出共同研究舰队的问题。
尖锐地指出这是政治问题，你们要把俄国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海岸，是要控制我们。
他拒绝了这一损害中国独立主权的要求。
并要尤金大使把他的话如实向赫鲁晓夫讲。
（13）1955年7月31日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1955年7月31日，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同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的报告，全面阐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号召全党必须相信：一、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二、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报告认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但报告对“右倾”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
1955年下半年出现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同时也出现了要求过高，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单一的问题。
（14）1950年7月31日美国开始干预朝鲜战争 1950年7月3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集结军事力量去朝鲜作战，并授予军方发动战争的权力，于是强大的美国战争机器开始运转。
杜鲁门下令动员海军陆战队和国民警卫队征集11.4万美国男子入伍，另外还有10万人将通过选征兵役制很快补充到部队。
计划还包括陆军增兵24万人，使陆军总数达到834万。
在向朝鲜战场投入更多兵力的同时，杜鲁门还增加了资金。
美国国会批准了他提出的12亿美元的要求以继续实行互助防务计划，援助反共的国家。
这次资金和人员动员是按照联合国安理会7月7日的表决结果进行的。
会议授权美国完全指挥联合国军保卫南朝鲜。
投票表决的结果是七票对零票。
埃及、印度和南斯拉夫弃权，而苏联继续进行抵制，没有投票。
经过表决同意由美国担负“特殊的责任”。
他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为联合国军司令。
（15）1950年7月31日彭德怀被授予“朝鲜英雄”称号 1950年7月31日，彭德怀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授予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一级国旗勋章。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彭德怀慨然受命，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队奔赴朝鲜战场，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
他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以卓越的指挥艺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有计划地组织了五次战役，把美军和南朝鲜军队赶回到“三八”线地区，迫使美军代表不得不同意签订停战协议。
（16）1946年7月31日汉奸殷汝耕被判死刑 1946年7月31日，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殷汝耕一案。
7月31日，判处殷汝耕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没收。
殷汝耕系浙江平阳县人。
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国民政府驻日特派员、航政司司长、总司令部参议等职。
1935年他曾策划冀东自治，但未成功，便私自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改悬五色旗。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与日军紧密勾结，后应汪精卫的邀请，出任中日合办山西煤矿公司董事长，不久又充任伪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
1941年1月，任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
同年5月，特任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
6用辞职。
1947年12月1日，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被处决。
（17）1941年7月31日纳粹将大批犹太人赶往死亡集中营 1941年7月31日，德国开始执行“最后解决”行动，即从肉体上消灭欧洲包括西欧和中欧的犹太人。
（18）1930年7月31日中共党组织领导敦化额穆民众发动起义暴动 1930年7月31日由中共党组织组成的敦化额穆暴动总指挥部下令，在敦化县所属的新开道、马号、南黄泥河子及额穆县所属的官地四处，同时发生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农民武装袭击了驻军的防所。
在新开道暴动处，40余名暴动人员越墙进入位于新开道的保安团第一正队第一分队防所院内，向屋内投弹、射击。
因保安团分队于7月28日进山搜烟，仅有5个团丁留守，不能抵御。
暴动队缴获了16支步枪，千余发子弹，烧毁了营房。
集中于黄泥河的400余名敦化农民，冲入镇内，缴得公安局5支枪，成立苏维埃临时组织，分配粮食；集中于新开道的250名额穆、蛟河农民，包围保卫团防所，缴获部分枪支。
（19）1920年7月31日伯尔尼国际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社会党多数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边，反对外国无产阶级。
社会党第二国际破产。
大战结束后，原第二国际社会党领袖于1919年2月在瑞士伯尔尼开会，主张重建社会党国际。
1920年7月31日至8月4日，他们在日内瓦举行大会，正式从组织上恢复第二国际。
由于倡议重建的会议在伯尔尼举行，故称伯尔尼国际。
新的国际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衣钵，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停止活动。
（20）1919年7月31日德国国民议会在魏玛投票通过《魏玛宪法》 《魏玛宪法》是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年—1933年）的宪法。
作为德国历史上的第一部付诸实施的民主宪法，它建立起了一个议会民主制和联邦制的共和国。
现今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德国基本法》仍保留着魏玛宪法的部分章节。
1919年1月19日，德国举行国民议会大选。
1919年2月6日德国国民议会举行，由于首都柏林时局动荡，国民议会改在魏玛召开，共和国的非正式国名和宪法的名称由此而来，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宪法。
1919年7月31日，国民议会以262人支持、75人反对、84人缺席通过魏玛宪法。
1919年8月11日魏玛宪法正式生效，8月11日因此被定位魏玛共和国的国庆日，用以纪念「德国民主诞生之日」。
（21）1913年7月31日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 民国2年（1913年7月31日），熊希龄任国务总理。
民国3年2月，熊希龄辞职，3月，又被袁世凯委为参政院参政全国石油矿督办。
民国6年（1917）夏秋，京律一带水灾严重，熊希龄负责督办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并主持募捐，救济灾民，倡议在北京设立慈幼局。
民国7年，香山静宜园改为慈幼院，收养、教育受灾的流浪贫苦儿童。
熊希龄掌管一切院务，长达20年之久。
他还从事各种社会公益事业，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长及民办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等职。
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熊由北平到上海，负责战地救护工作。
上海沦陷后，欲取道香港返内地，12月5日病世于香港。
（22）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 1911年7月31日，为将革命的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一带，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正式成立。
自同盟会成立以来，以华南为重点的武装活动屡遭失败。
1910年5、6月间，谭人凤、宋教仁等同盟会部分骨干，认为“革命地点宜居中”，应从长江流域着手，遂召集11省区同盟会会长会议，讨论筹组同盟会中部总会。
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四川路湖北小学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由谭人凤、宋教仁分别起草的章程和宣告。
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潘祖彝、杨谱笙被推举为总务干事。
中部总会章程称，总会机关内部实行“议会制”，是为防止独断。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积极在长江流域的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各省设立分会，收揽人才，以共造革命时机。
同时，总会加强与武汉地区其他革命党人的联络，促成武汉革命势力的联合。
（23）1906年7月31日沙皇下令解散杜马 1906年7月31日。
沙皇尼古拉二世解散了俄国第一个民主机构－－杜马，使该议会的中间派和激进派领导人十分愤慨。
因此他们发表了一项革命宣言。
宣言号召俄国人民拒绝纳税，拒服兵役。
宣言是在芬兰的维堡市由代表们起草的。
维堡市是俄国警察深入到的城市。
沙皇于7月9日宣布解散杜马以图取消对土地改革所提出的讨论。
但是沙皇与杜马间的紧张关系早在5月份杜马成立的第一天就形成了。
那一天，代表们起草了答沙皇开幕词书，要求大赦政治犯，实行君主立宪制和对皇室和教会财产进行拍卖等。
沙皇拒绝了所有要求，双方从此陷入僵局。
沙皇已宣布将在1907年3月5日成立第二届杜马。
（24）1903年7月31日沈荩被刑部杖毙 1903年7月31日，沈荩为中国近代的新闻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沈荩，湖南善化（今长沙）人。
戊戌变法时，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交往甚密。
后留学日本。
1900年回上海后，与唐才常等共同组织正气会，旋易名自立会。
致力于勤（王）运动，任自立军右军统领。
事败后，继续从事反清活动。
1903年年初，天津《新闻西报》披露了沈荩搜集到有关《中俄密约》的内容。
国人无不愤怒，指斥清廷卖国。
清政府恼羞成怒，遂将沈荩逮捕入狱，处以死刑。
此时，正值清廷操办慈禧太后生辰庆典之际。
惟恐行刑会影响“庆典”，慈禧下旨将沈荩杖毙。
于是，刑部的官吏用竹鞭捶击沈荩，酷刑连续四小时，打得沈荩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沈荩骂声不绝，尚未气尽，最后竟被绳索勒死，时年31岁。
（25）1894年7月31日中日平壤战役打响 1894年7月31日，中国清军将领卫汝贵率领先头部队最先抵达平壤，将日军前哨部队击退，占领了平壤。
中日平壤战役拉开序幕。
（26）1886年7月31日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李斯特逝世 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
出生于贵族管家家庭。
6岁起学钢琴，9岁公开演奏。
先后跟车尔尼、萨里叶里学钢琴、作曲。
1823年迁居巴黎。
以卓越的钢琴琴艺驰誉欧洲各国，亦从事创作与评论。
深受圣西门学说和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影响。
法国七月革命时，写了《革命交响曲》（未完成）。
1834年里昂纺织工人起义时，写了钢琴曲《里昂》，以示同情。
后在瑞士和意大利旅行途中，写了许多钢琴小品。
1938—1847年间从事频繁的演奏活动，遍及全欧洲。
多次将演出收入捐赠匈牙利灾民。
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消极悲观，笃信天主教，放弃演奏活动，主要从事创作、指挥和教学。
1861年迁居罗马。
1865年在梵蒂冈受剪发礼，成为修士，但仍继续创作。
1875年创办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并任院长。
他是西洋音乐史上重要的浪漫派音乐家，曾丰富和革新钢琴演奏技能，首创交响诗体裁，倡导标题音乐，创用单一主题发展手法等。
代表作品有：交响诗《前奏曲》、《塔索》、交响曲《但丁》、《浮士德》，19首《匈牙利狂想曲》、2部钢琴协奏曲、b小调钢琴奏鸣曲、《高级技巧练习曲集》、《巡礼年代》曲集等。
（27）1849年7月31日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作战时牺牲 裴多菲·山陀尔，匈牙利的爱国诗人和英雄，匈牙利伟大的革命诗人，也是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奠基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
1847年起诗歌创作涉及当时政事，如《致十九世纪的诗人》《以人民的名义》等诗篇。
1848年3月15日裴多菲领导有学生参加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抗奥地利的市民起义，向起义者朗诵政治诗篇《民族之歌》，并写下诗篇《大海沸腾了》《把国王吊上绞架》，激励人民为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而斗争，被誉为“匈牙利自由的第一个吼声”。
9月，加入革命军队，投身匈牙利民族独立战争。
在1848年至1849年由科苏特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裴多菲于1849年1月参加了贝姆将军的部队，作为贝姆将军的少校副官同俄奥联军英勇奋战，1849年7月，创作了最后一首诗歌《恐怖的时刻》，同年7月31日在瑟什堡战役中失踪，多数学者认为他牺牲在瑟什堡大血战中，尸体埋葬在1050名英烈的大坟冢中。
鲁迅十分推崇裴多菲，说“争的擅长之处，自然是在抒情的诗”，欧洲一些文艺评论家称赞裴多菲是“马扎尔的抒情诗王”。
（28）1667年7月31日第二次英荷战争结束 1667年7月31日，英国和荷兰签订《布雷达和约》，和约规定英国占有新阿姆斯特丹，但将英军在战争期间占领的苏里南（在南美）归还荷兰。
第二次英荷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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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的佛在三国瓦解之后，（公元265316年）曾经想重新统一中国，但接着却因蛮族的入侵而又一次分裂为南北朝（公元317—589年）。
在这个时期，南方与北方的文化和宗教生活都越来越显出了重大的差异。
南方的建康是六朝（公元222—589年）的首都，它坚持国家的正统；北方却是杂凑的许多国家，兴亡相继，大小不一，但都是异族人而又都多少有些汉化，都称为帝国，而都城各异，但主要仍是都洛阳和都长安。
毫无疑问的是，从体制上来说，这种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有利于佛教的普及。
异族人没有汉族人那种反对外国宗教的偏见；相反地，比如公元333—349年统治过匈奴后赵王朝的嗜血的暴君石虎，就这样说过：为什么外族人不欢迎一个外族上帝，甚至也为了他们的汉族臣民
①佛教最初因为它的魔力和占卜术而受到珍视，这也是它的代表们所引以自豪的；当佛教最初介绍到日本和西藏的时候，它也在那些地方起着同样的作用。
佛教僧侣变成了野蛮民族酋长们的顾问；这方面的第一个例子便是佛图澄，这位西域僧人于公元310年正当洛阳被洗劫而西晋政府逃亡的前夕来到了洛阳；他供职于后赵王朝，被人们全身心地尊奉为法师和神圣。
①可是，他也是道安的师傅。
后赵王朝据有中国的东北部。
在公元4世纪的下半叶，北方的权力中心移到了长安，另一个蛮族——即原始藏人的苻族——在这里建立了中文名字的苻秦王朝。
②这些以领土征服而与中亚相接壤的强大的波斯式统治者都皈依了佛教，因此许多外国宣传家带着大队翻译人员前来向他们宣教。
翻译人员最初是在道安的指导下工作，后来从公元402年起又在伟大的鸠摩罗什领导下工作；关于后者，我们回头再谈。
在中国南方，佛教的中国化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仍在进行下去。
官方正史不是没有恶意地渲染了南方朝廷和浙江显贵——特别是梁武帝（公元502—549年在位）的佞佛行为，他纵情地对僧人滥加施舍，因而引起了儒术官吏们的一片抗议声。
他的朝臣们在向僧徒、佛教社团组织及其庙宇布施时，夸耀豪富，争相以压倒对方为能事。
梁武帝是第一个开办“四部无遮大会”的人，这有些类似印度僧伽每五年一度的大法会，因而所费不赀。
无遮大会在公元529年举行时，据说参加者逾五万僧尼和善男信女。
皇帝穿长袍祈祷，他的众臣下以10亿钱赎金从僧伽把他赎回。
当533年无遮大会举行时，据说有30万人参加，均得“法定布施”的丰厚财物和饮食；会上还有娱乐奇观，展示了驯象等等。
有几种材料还说到佞佛的贵族们所乐此不疲的做法，即舍身给寺院，再用现金付给僧伽来赎身。
①这种自己献身的办法走得甚至比印度的做法还远。
有些狂热分子断残肢体，甚至把自己的整个躯体都作为祭祀的奉献，因此被儒家人士视为亵渎神明；还有些人则舍身自焚；②这种自杀的方式直到不久以前还存在于中国和越南，其目的或者是想避免天灾或战争，或者是用作政治讹诈的一种形式。
在印度，大乘教英雄们的赎罪的自我牺牲多半是神话式的，但是，现实主义的中国人却把这些传奇当做真人真事，他们总是渴望要做到言行一致。
关于这种拘泥字句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它具体表现于儒家的古老品德“诚”字之中（在语源学上，这个字的写法意味着“已诺必诚”）。
就教义方面来说，印度一位大师于公元546年来到广州，于是南方经义出现了一大转折点。
此人即是真谛，一位原是有极高教养的婆罗门教徒，后来皈依了佛门。
③他通过扶南（Bnam，下柬埔寨）而来，随身携带240捆梵文贝叶经。
在使南中华不得安宁的政治动荡中，他借助于口译者和有学问的高僧以其余年翻译和解释了这些经文；后者对他的译文写下了注疏，也摘取了这位大师的教导作为评注夹杂在译文之内。
它的大部分经文属唯识宗（vijňā-na-vāda），也称为瑜伽行派（yogācāra）。
在中文里它被特称为法相宗（dharma-laksana），因为它着重分析认识的材料，而不太着重设想无分化的绝对——万物的本质（法相，dharmatā）——的综合方面。
这种分析式的认识论，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崭新的东西。
它最初是在6世纪之初通过北方的印度大师们所作的翻译介绍进中国来的；它在北方曾引起很活跃的辩论。
它特别讨论的是所谓的基本知识（阿赖耶识，ālaya-vijnāna），这个学派对基本知识的论证比对产生于感觉的经验主义知识的论证要更深一些（或者更高一些）。
这种精妙的心灵本质论，即“贮藏”事物的“种子”（它们使因果报应得以连续下去）的下意识行为只有使中国人手足无措。
它是好是坏
是真是假
是纯洁的还是不纯洁的
这个问题当时正在中国北方进行讨论，正巧传来了真谛的新译文和他的教导，因而更加促进了辩论的复杂化和尖锐化；因为真谛还在他的学说体系中加入了一个更升华了的认识论范畴——即纯洁无瑕的知识（无垢识；阿末罗识，amala-vijnāna）。
不管中国在政治上的分裂，北方与南方佛教徒之间就用这种方式继续进行交流，从而在宗教方面为隋、唐的政治统一准备着道路。
真谛据认为也“翻译”了出色的哲学论文《大乘起信论》。
批评家们马上说它是中国的伪经，但它却表明了中国人在6世纪中叶的时候是怎样融会贯通印度的思想的，不但在它的最深奥的思维方式上如此，甚至在它的表达方法上也是如此。
①伪经经文在中国佛教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
②它们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体系（的确象在道教中，甚至在儒家中那样），并且在六朝时期更加丰富起来。
“伪经”一词特别表明这种经文意在冒充佛陀的教言，而以印度的原著为基础或者用印度语言写成，但它们事实上却是中国人的伪作或代用品。
有的时候伪造者相信，他们的灵感得之于上天，因此能滔滔不绝地写出伪经来，正象道教的经文是由神灵传授给中介人一样。
例如，有一个名僧法的尼姑死于16岁；她是在阴魂附身时，口诵一系列偈语而被周围的人们虔敬地记录下来以后死去的。
①在那时的佛教伪经中有形形色色的内容，包括许多特别是论述长生术的道教的成分；这部分地说明了中国人普遍信仰弥勒佛或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原因。
但是，其中也有儒家的因素，例如有赞扬孝道、敬拜祖先和殡葬礼节等这些在印度不时行的东西。
佛教书籍中充满了敬神术、占星术、占卜术以及各种各样中国人特有的迷信，这就从中世纪早期起预示了“三教”合一的发展，后来便以此形式侵入了民间宗教之中。
但是，在文人学士之中，正是象《大乘起信论》这类伪作取得了，而且继续取得例外的成功。
他们在这部经中找到了经过过滤后能为自己所用的一种佛教的形式。
在12世纪，甚至大哲学家朱熹（公元1130—1200年）在批评佛教的时候，也几乎只提到它的伪经；印度经院哲学中那些伟大的论文已经从梵文翻译出来，但他实际上并不知道。
②毫不奇怪，佛教书籍对他为来说不过是一堆剽窃物而已。
在真谛在南方展开工作的50年以前，鸠摩罗什已经在北方介绍了另一种形式的印度佛教哲学。
鸠摩罗什③原为一个印度婆罗门教徒之子，后来皈依了佛教，曾卜居西域诸王国之一的库车，这里无疑地既使用梵文，又使用中文。
他在这里娶了当地一位已经削发为尼（就象其夫已为僧那样）的公主；当时在西域并不严格奉行僧侣的独身生活，因此鸠摩罗什也生了孩子。
当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被他的母亲带到克什米尔作见习僧，同时在那里研习小乘教经典。
在他返回库车的路上，他在喀什噶尔停留了下来并开始研究大乘教，特别是其中由龙树（Nāgārjuna）及其继承人所建立的中观学派（Mādhyamika）的学说；他是一位很出名的教主，但在历史上又很模糊不清。
这个学派曾就《大般若波罗蜜多经》（Praj■āpāramitā-sūtra）中的教义做了极精详的系统化工作；它宣扬在相对和绝对之间的中道（madhymā pratipad）；它的出发点是对两“边”（anta）和任何二元性实行归谬法的辩证法；它依靠悖论来否定被排除的第三者。
绝对和相对之间的对立、常（■ā■vata）与断（uccheda）之间的对立、菩提（bodhi）与烦恼（kle■a）之间的对立、死（nirvāna）与生（sam-sāra）之间的对立，都可归结为空（■ūnyatā）。
①公元384年，库车被前秦的一位将军所攻克，鸠摩罗什也被俘获；这位宗教大师是他们急需的人材。
这位将军回到中国的时候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自治国家——后梁（公元386—403年），其地在梁州的姑臧（今甘肃的武威）。
鸠摩罗什在那里呆了约20年，他在这期间多半完善了他的中文知识，因为如若不然，就很难说明他会翻译得那么优秀了。
后来他再次被后秦的姚兴（后秦的高祖，公元394—406年在位）所组织的一支军事远征队所俘获。
姚兴是一位狂热的佛教徒，他在他的京城长安给鸠摩罗什加了许许多多荣衔；罗什于402年被带到长安，并被委托带领一支已由道安训练出来的第一流的翻译队伍。
这支翻译队伍不仅在规模上引人注目（他们有三千人），而且其成员的素质很高 鸠摩罗什的译文经过他的合作者的一再修饰和润色，中文的行文非常优美流畅，它们超出了前辈（因为鸠摩罗什的许多译文在他以前已有别人译过），也使后来的译文为之逊色。
它们终于变成了中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例如，他所译的《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ndarika）、《维摩诘所说经》（Vimalak■rti-nirde■a）、《净土经》（Sukhāvat■-vyūha）即是如此。
但是，他译的中观学派的论文才使得中国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的运动。
这里主要有“三论”。
②除此之外，恐怕应该加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注释（计25000偈），③它据说为龙树所著，但恐怕是4世纪初在印度西北部写成的。
这样就构成了大乘教哲学的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可视为小乘教《阿毗达磨》的一种补充，这在《十诵律》的经文中体现了出来。
④鸠摩罗什对大、小乘教都很精深；这两种教义在他那个时代已开始在他的本土西域彼此竞争。
这种巨帙注释本技术性很强，又不少于百万汉字，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公元404—406年）译成，在当时确实是创世界纪录的译作；只有玄奘在公元7世纪的翻译工作做得比这更好一些。
让我们想象一下，在这个大都市郊区渭水岸上的皇家庭园中的阁子里有一位库车大师，环绕着数以百计的汉族合作者——由这位异域主持者亲自指挥的长安的文化菁英人物；让我们判断一下，中国人当认为自己需要向外邦人学点什么东西而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中华中心论的民族——那是多么有意思啊
鸠摩罗什在他的合作者中有几位著名的中国弟子，例如竺道生，①特别是僧肇（公元374—414年），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作用可以比之于王弼（他有时被人称为“王弼第二”）。
僧肇出身于长安的寒素之家，幼年被迫给人做抄写工作维生。
这使得他有机会读到中国的经籍和史书，然后读《道德经》和《庄子》，最后才皈依佛门。
这是符合通常的学习进程的，但是他没有象道安和慧远那样成为中国文化的饱学之士。
大约在公元398年，他前往姑臧进入了当时在长安有口皆碑的鸠摩罗什的学校；4年以后，鸠摩罗什和他一起返回了学校。
僧肇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有创见的论著，②它们是用强烈的道家精神和语气来阐发中观学派的伟大论旨，可是显示出他比南方的任何“玄学”门人或庐山慧远派的门人弟子们更熟谙印度的哲学。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到，竺道生曾把僧肇的一篇文章给慧远看过。
③僧肇在他的文章中又讨论了王弼和郭象所曾经讨论过的主要问题，如“体”与“用”等。
僧肇把这和佛教中诸如“慧”（praj■ā）与“方便”（upāya），或“真谛”与“俗谛”之间的对立联系起来。
④在他的著作中，新的“理”还带有大大不同于印度哲学的宇宙秩序的意味，因此有时使人怀疑他究竟是一位佛教徒还是一位道教徒。
他似乎没有学过梵文，但他吸收了中观学派的分别推求法，这是向逻辑学的挑战，同时利用了印度形式的三段论，即“四难推理”：有；无；有和无；非有非无。
他的著作确实是中国人在理解印度思想方面一个显著的进步，给中国佛教留下了持久的痕迹。
甚至迟至唐代，禅宗还从僧肇吸取灵感。
公元417年，长安一度被南方的武人刘裕所占领；他不久又返回浙江，利用他的军事优势建立了南朝时代的宋王朝（公元420—479年）。
后秦王朝灭亡了；长安又被一个匈奴领袖所重新占据，鸠摩罗什的社团不得不向南或向东北流落到北魏地区（公元386—534年）。
①北魏王朝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在公元5世纪中叶统治并统一了整个中国北方。
它的第一个首都是在山西（平城，今大同附近），但在495年迁到了旧都洛阳，此地现在已变成了北方的佛教中心。
北魏王朝从一开始就左袒佛教，但对它的实际活动则控制得更严厉。
它采用了汉人的制度，这时面临着南方早已爆发的国家和佛教教会之间的冲突。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②在东晋王朝，慧远如何为僧徒赢得了“不敬王者”的特权。
这种政教冲突总是削弱中国佛教的力量，并且将最后使它濒于毁灭。
③印度没有发生过这种问题，因为印度的国家不象中国的那样是皇权的和视国家为神圣的；在那里，国王们很自然地向宗教领袖致敬。
但在中国，反对佛教徒的主要之点是因为他们信奉外国的宗教，它不服从皇帝和他的政府；在私生活方面，它反对作为公民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并且反对祖先崇拜。
它的反对者最不满的是佛教僧侣的寄生性质，因为他们可以不纳税，或者不服国家的任何徭役，特别是不服其中最重要的兵役。
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世俗富豪给寺庙的极大量捐赠，使得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处于危殆之中。
所有这些不满大部分都是一篇小小的辩白文章——即《牟子理惑论》——中提出的，它据推测写于汉末，出自远在南方的一位皈依了佛教的学者之手；从它的现存形式看似不早于六朝时代。
①北魏王朝所最关心的是帝国的和平与安定不受干扰。
为了终止政教之间的这种斗争，政府企图设立一种国教，把僧侣置于一个民政部门的管理之下。
它的负责人是一名僧侣，同时又是一名政府官吏，各外州府也有其下属来负责管理地方佛教团体。
除了或许在阿育王时代以外，印度从来没有这种设置，而即使在那时，公元前3世纪的这位佛教徒大君主所采用的监督权也不象北魏王朝管理僧众的人具有的职责那样广泛和重要。
②这样把佛教教会置于国家之下的办法马上给佛教徒带来了麻烦。
公元5世纪中叶，两种敌对的宗教掀起了反佛教运动：一为儒教，其目的是想接收北魏的政府机器，使之不利于外夷人；一为道教，因为它嫉妒佛教的大受群众欢迎。
太武帝（公元424—452年在位）之排抑佛教是受了他的谋臣崔浩（公元381—450年）的影响；后者被教养成一名道士，但他的目的是想汉化这种外夷制度，并且直接以儒教原则为法式在北魏帝国建立它的行政制度。
他赢得了道教天师寇谦之③对他的事业的支持。
公元455年当皇帝扑灭了长安的一起叛乱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座佛教寺庙里藏有武器。
在那个时候，许多叛乱都是佛教徒煽动起来的。
皇帝下令将长安的所有和尚一律处死，以后又下令杀尽全帝国的和尚，并且尽毁一切佛教寺院、佛像和佛典。
①这道命令看来似未严格执行；可是，它是被中国佛教史学家称为第一次“法难”。
几年以后这道命令被取消了，佛教随着和尚昙曜（可能是汉人）在460年当上了沙门统而重新得宠。
②正是此人开始了云冈石窟的开凿；此地距北魏在山西的都城不远。
这些佛窟的装饰受到印度、西域风格的影响，甚至也受到希腊化时期风格的影响。
里面的佛像都再现了魏王朝诸帝的形象，③因为他们已被神化为佛祖了（这就在神权政治上解决了和尚该不该敬奉世俗君主的问题）。
到了公元4世纪之末，北魏的第一任道人统法果（约在公元348—420年）就已经把皇帝和佛祖合二而一了。
据说：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
遂常致拜。
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
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半个世纪以后，昙曜也精明地在教会和国家之间的碰撞处加上了安全垫。
为了表示佛教徒不是寄生虫，他也建议让他们做工作。
大约在公元469年，建立了“僧祗户”制度。
④这种户包括应向教会当局交纳“僧祗粟”的世俗佛教徒。
这种交纳是储积之物，以备在荒歉之年用来分给人民和寺院。
昙曜还建立“浮图户”，招募刑徒和官奴来寺院服役，使之垦田、开荒和运输粮谷。
①这意味着佛教教会必须在公共福利上做些事情。
那些生产僧祗粟的 田免除其他一切杂赋，僧祗户则免除了兵役，这就引起了地方官员很大的嫉妒，又使得大批为非作歹的人和无所事事的人涌入僧祗户，甚至也涌入了正式的僧侣队伍。
据公元477年的人口统计，北魏帝国估计有6478座寺院，僧尼共67258人。
公元512至515年之间，寺院又增长一倍多，到了北魏王朝的末年寺院达30000座之多，僧侣总数200万人。
南朝在此时期的统计数字则要少得多；寺院的数字约在1768到2846座之间，僧尼数目约在24000至82700人之间。
在北方，僧侣数目的大量增长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腐化现象。
和尚们中间兴起了经商热和高利贷行为；企图逃避赋税和兵役的伪滥僧越来越多。
拉帮结伙的佛教伪滥僧是北魏末年的一大灾祸。
据记载，公元402至517年之间至少有九起被佛教徒引发的农民叛乱。
②这种叛乱可能是由一些目不识丁的和尚发动的，他们把自己视为弥勒佛转世，或弥勒佛的先驱，或者是想要创建太平盛世的一个新王朝的开国之君，象汉末的道教叛乱者那样。
和黄巾军一样，这些佛教徒帮伙是军事和宗教组织，按杀敌——即魔鬼（Māra）——的多寡而给予武士以佛教等级中的相应名号。
叛乱者不仅反对政府，也反对依附政府的教会。
寺院被劫掠，僧官被困扰。
毫无疑问，叛乱者的被激怒是因为甚至这个非汉人政府也在搞苛捐杂税，这些外夷贵族也在搞豪华建筑作为敬神的表示，而这就意味着人民的赋税和徭役的增加。
洛阳的寺院充塞着财富，①公元6世纪初年在洛阳附近建造的龙门佛窟是为新的首都服务的，正象云冈佛窟是为山西的旧首都服务一样；这些佛窟中的雕刻显示了多么挥霍无度的气概。
据说，在公元518年，洛阳超过三分之一的地面上布满了佛教建筑物。
16年以后，北魏王朝便覆灭了。
几经变化之后，中国北部分成了两个新的外夷王朝：东为北齐（公元550—577年），西为北周（公元557—580年）。
北周都长安，因迫害佛教而知名，这被称为第二次“法难”（公元574—576年）。
北周的武帝（公元561—578年在位）希望自己比汉人更加汉人，他想给儒、释、道三教排个队，并组织了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各教共同参加的会议，它的记录已留传至今。
佛教的主要反对者有已被开除僧职的卫元嵩，他想借拥护儒教来达到自己升迁的目的；还有一个反对者为道士张宾。
这种情况很象北魏王朝时代的公元446年，那时反对佛教的汉人联合起来博取一位外夷君主的欢心；后来在公元13世纪蒙古人的统治时代也有类似的情况。
公元573年，皇帝宣布支持儒教。
佛教徒被贬到第三位，他们提出了抗议。
第二年他们又被禁止进行活动。
僧尼必须还俗；他们的建筑物、圣像和经籍被销毁；他们的货物被没收。
甚至道教也未能幸免于被排斥。
②当北周于577年破灭了北齐以后，此举波及整个中国北方。
大量僧尼被勒令还俗，其数达二三百万人。
直到578年武帝死去以后才废除这道禁令。
三年以后，即581年，他的王朝被隋所取代；这个新王朝是北周的高级官员所建立的，他是汉人，但婚媾于有外夷血统的一个佛教徒。
他本人生于一座寺院内，由一位尼姑所抚养，他很快又重建了佛教，并依靠佛教的支持重新统一了中国。
在中国南方，没有发生象北魏和北周那样大规模迫害佛教的事情。
这里的佛教社团要小一些，也不准备以叛乱向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挑战。
但是，北方的叛乱使我们大致了解大多数信佛教的居民用什么形式起事，但其详我们迄无所知。
那时的碑铭和敦煌发现的手稿也对人民的信仰有所揭示。
我们在还愿的铭文中看到，那些奉献佛像的人都祈求在弥勒佛的天上——或者后来是在阿弥陀佛的净土——得到超生，不仅为了他们自己，根据回向①之说，而且也是为了他们的亲属、祖先，甚至也是为了全人类。
突出祖先，这是地道的中国人的做法。
也有一些地方的社团是由一个和尚主持它们的活动。
信徒们可能聚集在一起制作圣像，抄写经文，给香客布施或为他们的同道出资做殡葬法事；或者他们甚至用道教的守斋名义聚会在一起；虽然这些活动应该是素食，但他们往往大吃大喝，和道教的守斋一样。
②这种社团活动也称为“社”，这个名词是指佛教以前的古代的土地神和农民社团聚集在这里敬拜的社稷坛；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一种古代中国的制度仍然在佛教环境中留存的情况。
③法术也还在民间的信仰中起重要作用。
许多和尚有法术，并变成了传奇人物。
比如，宝志（公元425—514年）就以他的奇特行为被称为“神僧”而知名于建康（极象唐代的禅宗大师们）。
他被认为是救苦救难的观音（Avalokite■vara）的化身，后来他才变成了对死者的崇拜的守护神。
①公元6世纪，北方兴起了一个千年至福运动；这是一种外教，即隋代和唐初极为流行的三阶教。
②这是一种印度的传统，它主要按照《妙法莲华经》的说法把佛教的人世演变分为三级或三个连续的时期：正法时期、象法时期和末法时期。
③不能肯定的是，每一个时期到底是500年还是1000年（甚至末法时期是一万年），而且根据正法的最后代表释迦佛“涅槃”之绝对日期来算也有不同的算法。
据说有一位慧思和尚（公元515—577年），生于北魏时期的河南，后来流寓南方的湖南，他第一次提出了末日即在眼前的想法。
他把末法时期的开始定在公元434年。
公元574—578年北周的迫害佛教的运动可能助长了这个教派人数的扩张。
它的真正组织者是信行（公元540—594年），也是出自河南的一位怪僧，他在589年被隋王朝邀请到了长安。
可是，隋王朝马上就谴责了他的教派，所以它很快转入了地下并有搞颠覆活动的迹象，特别是它认为政府应对法律的败坏负责，而且它变得异常地富有。
因为按照信行的劝告，这个教派的成员都奉献财物来建立不可剥夺的“无尽藏”，以备正法的第二位佛祖弥勒佛到来时用。
这些宝藏成了私人资本主义的种子，同时由于六朝末年货币和商业经济的增长，国家是不能容忍这种发展的。
唐王朝也可能严厉地对付这个教派，并且可能有几次没收了它的货财。
对于唐代的民间佛教的形式我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是可以肯定，它们的起源都在南北朝时期。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各宗派在唐代已或多或少地形成了制度化的形式。
它们也发源于南北朝，①当然在南北朝时期它们仅仅是一些偶然聚集在某些外国或中国大师周围的佛教社团而已。
另外也有一些社团专门研习某一部特别译经，例如对鸠摩罗什的“三论宗”，或是对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的“十地经论”（地论宗）的注疏，或是对真谛的摄论宗的注流均有研习；另有一些人则更专注于研习寺院的纪律（vinaya；律宗），或冥思的实践（dhyāna；禅宗）。
佛教历史编纂学家决心编造他们的被称为“祖”的那些大教长的谱系时，他们自然不难于把大唐时代各宗派的渊源上推到5世纪或6世纪。
例如禅宗就是这样，它在八世纪才发展起来，它说它的中国初祖是来自南印度的菩提达摩大师（据推测，他在6世纪时先住在中国南方，后来移住北方），但是，他的历史真实性已坠入原始神话的迷雾中而模糊不清了。
求中世纪西欧官职，
**大体：皇帝》国王》领主&总督（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时期有差异，领主类似诸侯，总督就是一个地区的最高官，但不是家族式的继承）》将军、元帅（不同的国家有点差异）》骑士团长（欧洲圣战兴盛的时候，在靠近东欧的一些地方以不同的形式由骑士组成了骑士团，多是效忠十字军的圣战，出名的有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爵位：还有一些对于对国家有功劳的人、或是贵族（和皇家能沾上边的那种）爵位只有三级——公、伯、男，侯和子爵**详细：在英国5级贵族中，伯爵出现最早。
个别学者认为伯爵爵位来自欧洲大陆，至迟在公元900年的法国，伯爵已成为公爵的封臣。
但更多的学者认为英国伯爵（Earl）与法国伯爵（Count）并无继承或连带关系；而且英国伯爵称号是5种贵族称号中惟一的英文词，是由古英语eorl转化而来；大约在盎格鲁一撒克逊时代后期，因王权不够强大，英格兰广大地区曾划为几个较大的伯爵管辖区（great earldom）。
而伯爵爵位却是在 11世纪初由丹麦国王克努特引进英格兰的。
11—12世纪中叶之前的伯爵多是镇守一方的诸侯。
他们大多是一人治理数郡，所以又被称为“方伯”。
诺曼大公威廉侵人英国后，担心他们权势过重，危及王权和国家统一，遂将方伯权力加以分割，移交给他的亲信，每个伯爵的辖区仅限一郡，与国王有着极其明确的封君封臣关系，伯爵倘敢兴兵作乱便会被王军镇压，或受其他贵族制裁。
伯爵职权名号可由后代继承，但会因为有的伯爵缺少继承人而使总数有减无增。
斯蒂芬在位时，破格加封格奥弗雷。
德。
曼维尔为艾塞克斯伯爵。
14世纪以来，伯爵数目攀升。
1307年计有9名。
1327年爱德华三世即位时仅余6名，10年后增至12名；爱德华在位晚期增至14名。
14世纪20年代之前，伯爵作为高级贵族，是男爵的“天然领导人”，在地方上负有对男爵、骑士的管理责任。
但在1327年政治危机[指爱德华三世废黜其母法国伊沙贝拉公主的摄政，登极亲政时，伯爵曾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政治群体独立行动，与男爵们的“距离感”突然产生。
1328年由亨利三世增封玛奇伯爵领地之后，伯爵不必行使地方管理的职责。
学者大都认为早期中世纪或封建主义的第一阶段西欧基本上没有较为完备的行政制度，由于权力的分割，国家对于地方的行政基本处于无力控制的状态。
但自12世纪始，西欧开始国家重建，国家行政制度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12、13世纪国家行政制度在西欧的发展虽然因国情不同而有不少差异，但也有一些共同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央行政管理制度日渐走向专门化和正规化。
早期的王室官员只是国王的侍从而非国家行政管理人员，但从12世纪始，这些官员的职责相对明朗，出现了一些常设性的机构和官员。
英国表现得最为突出和明显。
在英国一些机构逐渐脱离国王宫廷管理者的性质，而取得国家行政机关的名分与职能。
中书省有中书令、副中书令等主要官员，他们负责王廷文书的颁发。
文书分证书及令状两种。
缮写文书是文书室主管及若干名文书之事。
一般文书都盖有国王的玉玺，掌玉玺者为副中书令。
后来因文书繁多，乃有锦衣库兴起，且有小玉玺出现，以便随王出巡时及时发出各种文书。
财政署的出现则标志着独立的财政机关的逐渐建立。
早期国王的国库被12世纪初年的财政署所取代。
后者成为国家财政收支管理中心，形成了一整套复杂而准确的收支计算方法，并裁决有关王室负担的各种案件，建立起自己的档案制度。
从著名的《财政署对话集》中我们可以较为详尽地了解财政署的情况，它的成员分为上下两部，上部组成实际上是小会议的成员，主持者一般为宰相，参加者有中书令、司宫、司厩、国库长及其他贵族。
下部称收支部，主要成员为国库长及司宫的代表。
负责整个收支部的活动。
上部是财政署的神经中枢，下部是其执行机构，做技术性的工作。
其他机构还有锦衣库，它本是国王存放行李的地方，后来地位日重，发展到能够取代财政署而主管国家的财政税收。
另有所谓的宰相一职也曾短暂地设置过，它在帮助国王主管司法财政等重大事务方面，代王行使职权，权力极大，后来废止。
虽然这些机构及其官员往往相互重叠，但国家行政制度发展是明显而有效的。
法国的情形与英国类似，虽然它没有英国那样完备，但更具有代表性。
法国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的兴起是在12世纪初。
1105年或1106年法国曾设置王家中书令一职，但1127年被废止。
该机构负责国王的文书之类的事务，这类令状由文书们草拟，由国王的掌玺官加盖印玺，然后颁行。
直到菲力普·奥古斯都和路易九世时的大量文书语言和格式统一的令状的颁布证明该机构是常设的，由一班专门官员组成。
与西欧其他国家一样，法国直到13世纪仍然是国王的内府与国家政府没有明确地区分，国王的周围有一大帮亲戚朋友。
但随着国事日增，尤其是像菲力普四世这样爱旅行、朝圣和战争的国王，使跟随国王行动的那些机构从其庞大的家庭成员中分离出来而成为常设的行政机构。
档案材料的保管有专门的官员，财政官员也出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是外国人在国王的宫廷出现了。
既能持刀舞剑又懂法律的骑士、大量的民法专家也出现在国王的宫廷，由他们丰富的罗马法知识为国王服务。
法国中央政府制度发展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是王室代理人贝利斯（Baillis）的出现。
代理人为国王的代表。
当时因为国王常常要到东方参加十字军或者到各地打仗，故将王室事务委托给一些重要人物，他们或是国王的亲属或是亲信。
他们有解释王国事务之权力，他们的职位不能任意罢免，除非证明他们犯下滔天大罪。
他们代王在国内各地行使各种权力，尤其是司法审判权。
他们将审判情形做下记录，并呈之于国王。
这一机构虽是临时的，却也反映国家行政制度的发展。
地方行政机构的发展以英国为先。
早在盎格鲁萨克森时期，英国就有郡、百户区、村之类的行政区划。
诺曼征服之后，三级行政管理系统仍然得以保留。
郡的长官为郡长；早期虽曾有郡长封建化的倾向，但在英国诸王的努力下，对其有很大的遏制。
1170年亨利二世曾把几乎全部的郡长及其下属撤职，然后组织人员调查郡长是否有侵吞国王应得收入及榨取钱财等其他恶行。
这就奠定了郡长一职成为国家公职的基础，避免了封建化的命运。
郡长的职责包括行政、司法、军事等，相当广泛。
郡下面是百户区，郡的百户区的大小及数目不一，有大至60多个百户区的郡，也有小至6个百户区的郡。
虽然有不少百户区赐给个人，由私人掌握，但国王对它们的控制仍然很紧。
一般百户区由郡长派管家管理，负责执行郡长所发布的各项行政财政指令，主持百户区法庭。
最基本的行政单位是村，它是一种组织共同体。
它实际上是古代农村公社的变形，它履行着国家的一些行政管理职能，如维持治安、抓捕盗贼及其他罪犯、出席郡长及百户区法庭和郡法庭，还要分担各种罚金及财政负担等。
因此，英国地方行政管理相当发达，尽管人们对是否有村一级行政单位尚有疑问，但近来的研究证明它是存在的。
比较于英国，法国没有明确而清晰的地方行政管理系统。
早期法国地方管理的代表是相当于郡长的伯爵，但这一职务已经完全封建化，他们成为地方上的封建主，是私法意义上的统治者，而非公共权威的执行者。
但法国也在发展地方行政管理系统。
这种尝试首先出现于王室领地。
11、12世纪一种被称为普雷沃（Prevots）的人物出现在王室领地上代王行使权力，从税收到司法都管。
但是他们的职位及其作为报酬的采邑被世袭化了，所以难以称其为纯粹意义上的国家行政管理官员。
贝利斯作为国王的代理人出现，他们起先有盎格鲁诺曼人的巡回法官的某些职能，与英国郡长相类似，能够在许多事务上代表国王，他接受国王的指导．监督国王的财务并向国王报告工作，可审理国王中央王室法庭的诉讼。
并且他们的职位由巡回变为固定，每一位代理人都有固定的管区，在此管区他为王室施政且是一名法官。
而普雷沃则渐渐变成了贝利斯的下属。
他们继续负责地方事务的管理，执行国王的命令。
他们由当地那些谨慎守法和受人尊敬的人士担任，在地方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英法两国的情况可以看出西欧国家行政制度发展的大概轮廓和主要特点。
第一，王室官员逐渐分离发展为国家官员，国家行政机构增加，与之相适应的是大量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进入国家机构，成为国家行政官员。
他们在从司法到财政的诸多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国家的职能越来越明显，国家处理一应事务也就相应增加，司法审判在增加，颁布发行的令状在增加，征收税款也在增加。
这些官员大都出身于中下阶层，但在当时兴起的大学中接受过教育，尤其是法律方面的教育。
这些人在政府中的存在及大量增加事实上已经改变了国家政府的形象与职能。
受他们的影响，从中央到地方都有相当多的王室及政府的支持者。
他们不是政府官员，但在帮助政府履行其职能上起了重大的作用。
如英国各种法庭上的陪审员，他们成了国家行政事务事实上的帮助处理者，是行政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而法国在许多时候的征税工作若少了那些估税人的帮助是难以完成的。
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帮助政府征收税款的列，如1314年征收一项骑士协助金，仅在巴黎近郊就有322名征税人。
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当时西欧各国行政制度发展的普及状况。
第二，行政制度的发展不仅是一个与封建世俗势力争夺权力及利益的过程，也是一个与教会势力争夺权力与利益的过程。
前者可称为封建私法权力的公法化，后者则可称为政治力量的世俗化。
教会是西欧各国不容忽视的政治实体，它在各国从中央到地方的事务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12世纪开始，西欧各国王权不断削弱和限制教会的力量。
这种斗争的直接后果是教会只能在其有限的范围内行使权力。
中央政府与教会做斗争的重要武器是那些来自下层的地方世俗小官员，他们到地方上代理国王行使权力，干预教会事务，限制教会权力，使王权大伸。
以至像图卢兹大主教那样的封建主必须寻求皇家枢密院的干预来保护其教会的基本权利。
不仅如此，人们对世俗政府的观念已经有了改变，人们选择国王的政府而不是教会作为服役的对象，更有甚者，许多宗教人士也来到国王的世俗政府，而将其教会的义务抛诸脑后。
第三，虽然国家行政制度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显然不能对此夸大。
此时的行政制度表现出相当模糊、不定型、临时以及重叠、职责不分等较为原始的特征。
它表明中央政府机构仍然没有完全从王室家庭中分离出来。
地方行政系统则即使在英国也没有上通下达的管理制度。
英国的郡长之于其下的百户区或村，没有如中国那样明确而直接的统辖权力。
管理在更多的时候仍然靠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个人能力的表现，王权的发展也因此受到限制。
古代罗马的政治制度P171. S平民与贵族的矛盾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即土地问题、债务问题、平民向贵族争取政治权利问题。
其中心内容是土地问题2. S古罗马王政时代政治制度的内容;它是氏族制度向国家的过渡时期,其特征是军事民主制;主要内容有:1.库里亚大会即罗马的人民大会;2.元老院即长老院(相当于库里亚大会的预决机构);3.王或勒克斯(军事首长,身兼最高祭司和审理某些案件的审判长);3. S古罗马共和时代政治制度的内容;它打破了由氏族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是以大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新老贵族联诀执政,全体罗马公民有限参与的寡头民主制;其内容有:1.人民大会(两种形式:森杜里亚大会即百人队大会;以及特里布大会即平民大会);2.元老院:处于权力的中心地位;3.行政官吏:执政官(两人组成,拥有军事权和民政权),独裁官(国家紧急状态下元老院任命的特殊官职,有最高的军事权和民政权),行政长官(诉讼方面的最高长官),监察官,保民官,4. S古罗马帝国时代政治制度的内容;实行的是军事独裁统治.先后采取了三种体制: ⑴元首体制（奥古斯都体制），他只用元首，保民官和军事长官的称号，实际上凌驾于元老院、一切官员和全体人民之上⑵四帝共治体制，戴克里先把帝国划分四个部分，由四个统治者治理，两名为奥古斯都，两名为凯撒⑶君士坦丁体制，他废除四帝共治体制，从而成为罗马世界唯一的统治者，是彻底的君主专制政体5. S古罗马帝国军事独裁统治元首体制的含义;即奥古斯都体制,奥古斯都保留共和制的形式,人民大会,元老院,执政官,监察官,保民官等机构仍然存在,他本人通过共和制的合法程序当选为元老院的首席元老,人民大会的首席公民,并被任命为终身执政官(兼监察官),终身保民官,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称号;实际上是凌驾与元老院,一切官员和全体人民之上.同时还建立了一套与共和制政权并存的元首制新机构:元首的督办员,元首的御前会议,元首的内务府.帝国的实质在于行省.6. S古罗马帝国军事独裁统治四帝共治体制的含义;宫廷卫队首领戴克里先由军队拥立为帝从此君主取代元首成为帝国君王的称号,罗马进入正式的君主制统治时代.他把罗马分为4个部分由4个统治者治理,2名为奥古斯都,两名为凯撒,他掌握帝国的最高权力.在四帝共治体制下,元老院的权力被剥夺,所有与共和制相关的职位均成了荣誉称号,全部权力集中在君主和以君主为首的官僚机构中.7. S古罗马帝国军事独裁统治君士坦丁体制的含义; 君士坦丁废除了四帝共治制,从而成为罗马世界唯一的统治者,所有高级军政官员完全由皇帝指派,皇帝的意志成为唯一的法律,皇帝本身也已神话. 君士坦丁体制是彻底的君主专制政体.8. L古罗马氏族社会解体向城邦过渡的必然性;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某些氏族逐渐变成氏族贵族,并掌握权力,而平民无权分得公地且无权参加库里亚大会和担任公职,却要纳税和服兵役,这种只尽义务不享有权力的地位引起平民和贵族间的斗争.随着平民的人数超过贵族,且在经济和军事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对于政治上受排挤受摆布和受歧视的地位越来越不能忍受,他们要求形成中的罗马城邦国家按照财产的多寡而不是按照氏族门第来确定管辖下的居民的权力和义务.此外,氏族制度也越来越表现出它不适应罗马统治和扩张的性格.导致了罗马第六王塞维.图里乌的改革,并且打乱了氏族血缘关系.9. L古罗马政治制度发展的三个阶段; 经历了王政时代、罗马共和国时代、罗马帝国时代10. Y古罗马政治制度对现代西方国家共和政体的影响和意义:⑴古罗马政治制度第一次以共和国概念替代城邦概念，是国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⑵古罗马共和政体被认为是一种混合政体⑶罗马法是古代世界各国法律中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备，对资本主义法权概念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法律，是罗马人留给人类最宝贵的遗产之一11. B帝国时代军事独裁制的社会根源:⑴土地私有制运动造成的贫贫富极化趋势愈演愈烈，一方面导致贵族和富有者进一步垄断政权，另一方面削弱了平民参政的经济基础⑵罗马的对外扩张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股役的军人本是各等级的产者和自耕农。
马略改革把征兵制改为募兵制，形成了职业军队⑶共和国晚斯不断发生的奴隶起义沉重打击了贵族势力动摇了贵族寡头的统治。
罗马在这种紧急状态下，不得不任命军事统帅为独裁者 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君主制1. S封建君主制的含义: 是对5-17世纪中叶西欧封建国家的主要的政治形态的一种统称。
它是西欧封建社会的产物.它先后出现过封建割据君主制,等级君子制和专制君主制三种形式.2. B封建领主占有制:是西欧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居支配地位的土地占有形式.即土地由享有特权的大地主占有者占有.3. S封建割据君主制的含义;它出现于9-13世纪,是封建君主制的一种早期形态.不同等级的领主统治,大领主的势力日益扩大,他们与小领主在契约的基础尚结成封主与附庸的关系,割据一方以对抗国王.大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的行政,司法,经济与政治权力不受国王的干预,大领主只是按照封建契约规定的义务服从国王.国王与大领主之间的松弛的主从关系是封建割据君主制的核心.4. S等级君子制的含义; 即议会君主制,是封建割据君主制与专制君主制之间的过渡形态.设立等级代表机构,由确定的等级选派代表组成. 法国的等级代表机构称作三级会议，即贵族、僧侣和市民三个等级的代表机构,英国是国王,骑士和市民.5. S专制君主制的含义;是封建君主制的最高和最后形式,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部集中在君主一个人之手,君主的权力伸展到全国各地,成为一国之君. 专制君主制的特点:一是等级会议对王权的牵制作用丧失；二是君主建立起直接对国王负责的官僚机构；三是确立了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6. S分封采邑制的含义;7. B墨洛温王朝的土地分封采邑制及特点:法兰克王朝的宫相查理马特，对统治阶级内部的土地占有关系进行改革，实行新的封建土地占有形象即分封采邑制。
采邑是连同居住其上的农民一起分封的，农民过去对国家履行的赋役，现在全部转移到采邑主手里。
特点：国王是全国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他把大部分土地分封给教俗大封建主－＞公爵、伯爵和大主教及修道院长；大封建主把土地留下一部分，其余的分封给中等封建主－＞男爵和子爵；中等封建主也把土地留下一部分，其余的分封给小封建主－＞骑士. 8. 中世纪欧洲封建领主土地分封制的结果：在各个封建领地内，政治统治权力与土地所有权实现高度合一，而整个国家层面上，王权或国家权力则极为分散。
第一在这种政治结构中，没有一个人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第二这使封建领地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实体，而且成为一个政治实体9. S领主和附庸臣属关系的含义: 采邑制建立了以土地关系为纽带的领主与附庸之间的臣属关系.各个等级依照一定的契约关系享有较大的独立性.10. L欧洲封建君主制形成过程中教权与王权的关系及其作用; 从封建领主制到封建君主制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这一个过程中,封建主始终面临着基督教会的强大的政治压力,基督教会凭借上帝的权威威慑和索取封建王权的合作,而王权在与教会合作的同时也依持从封建经济中积累起来的种种优势试图抵御教权对世俗领域的侵夺.这种教权和王权既合作又抗衡的政治互动是推动封建君主制形成的重要原因.11. B欧洲封建君主制形成过程中教权与王权的冲突:教权与王权的冲突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王权的来源上，即世俗君主的权力是谁授予的。
教权至上论认为教会把治理国家的权力委托君主，而把管理精神事务的权力留予自己；君权神授论认为无论是教皇还是国王的权力都来自上帝，在上帝面前，教权和王权都是平等的。
主教授职权之争是教权与王权冲突的一个重要事件，它的中心内容是关于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等职务是由皇帝任命还是由教皇任命12. L封建君主制的历史演变过程:p37先后出现过封建割据君主制,等级君子制和专制君主制三种形式. 封建割据君主制是封建君主制的一种早期形态、等级君主制是封建割据君子制与专制群主制之间的过渡形态、专制君主制是封建群主制的最高和最后形式
2011年8-9月时事政治
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说的是：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边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几下翅膀，就有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
原因在于：蝴蝶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引起微弱气流的产生，而微弱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它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变化，由此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
“蝴蝶效应”听起来有点荒诞，但说明了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
“蝴蝶效应”一词来源于“混沌理论”，是气象学家洛仑兹(Lorenz)1963年提出来的。
洛伦兹1917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一生致力于研究“混沌理论”，称他为“现代混沌之父”可谓当之无愧。
“蝶蝴效应”还有另一种说法：断了一枚钉子，掉了一只蹄铁；掉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摔死了一位将军；摔死了一位将军，吃了一场败仗；吃了一场败仗，亡了一个国家……有人又称之为“蹄铁效应”。
无论“蝴蝶效应”还是“蹄铁效应”，讲的都是一个道理：如果对一个微小的纰漏(关键性的纰漏)不以为然或听任发展，往往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引起崩溃。
一颗雪球可能引发一场雪崩，一根火柴可以点燃整个森林。
2003年，美国发现一宗疑似疯牛病案例，马上就给刚刚复苏的美国经济带来一场破坏性很强的飓风。
扇动“蝴蝶翅膀”的，是那头倒霉的“疯牛”，受到冲击的，首先是总产值高达1750亿美元的美国牛肉产业和140万个工作岗位；而作为养牛业主要饲料来源的美国玉米和大豆业，也受到波及，其期货价格呈现下降趋势。
但最终推波助澜，将“疯牛病飓风”损失发挥到最大的，还是美国消费者对牛肉产品出现的信心下降。
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恐慌情绪不仅造成了美国国内餐饮企业的萧条，甚至扩散到了全球，至少11个国家宣布紧急禁止美国牛肉进口，连远在大洋彼岸中国广东等地的居民都对西式餐饮敬而远之。
这让人联想到时下的禽流感，最初在个别国家发现的禽流感，很快波及全球，就算在没有发现禽流感的地区或国家，人们也会“谈鸡色变”。
再比如，你能想像得出一个美国人抽烟和中国的通货膨胀有什么关系吗
假设美国现在有一个人抽烟，不小心把没熄灭的烟头扔在了床边，然后出门上班了，大约20分钟后，烟头慢慢引燃床单，火越来越大，逐渐蔓延到左邻右舍，引起煤气罐的连环爆炸。
这时的美国人已经对“恐怖袭击”胆战心惊，而这个肇事者(扔烟头的人)却忘了自己曾扔过烟头，于是在一时无法查明原因的情况下，暂时被定为“恐怖袭击”。
这样，惊恐万状的人们纷纷抛售股票，引起股市大跌。
人们下降的消费信心影响了整个美国经济，最后造成美元贬值，由于美元的持续贬值，使得以美元标价的基础性原材料价格上扬，盯住美元的人民币价格也相应上扬。
从而导致以原材料为基础的商品价格上涨，引发中国的成本拉动型通货膨胀。
这个例子比较夸张，为的只是说明：我们在解释某种经济现象时，如果无法从常规的分析中找到答案，就要考虑那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因素，然而这种因素太多了，也太不可预测了，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家总是难以精确地预测具体经济指数的原因。
但也正是这种不可预测性造就了变化多端而丰富多彩的世界。
蝴蝶扇动翅膀都有可能引起龙卷风，那还有什么不可能呢
“没有什么不可能”，恐怕这就是“蝴蝶效应”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唐斯斯) 一颗小雪球可能引发一场雪崩，一根火柴可以点燃整个森林 节俭悖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勋爵(1883～1946)，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一生对西方经济学做出了极大贡献，一度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
“节俭悖论”是凯恩斯最早提出的一种理论，也称为“节约反论”、“节约的矛盾”。
凯恩斯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勤俭节约对于个人或家庭来说是美德，然而对整个社会来说，节约意味着减少支出，迫使厂商削减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减少了收入，最终减少了储 蓄，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阻碍经济发展和产量、就业增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德宾(E.F.M.Durbin)甚至将“储蓄”说成“一个特别危险的自我毁灭过程”。
凯恩斯则鞭挞了节俭的储蓄者，1931年1月他在广播中断言，节俭将促成贫困的“恶性循环”。
他还告诉大家，如果“你们储蓄五先令，将会使一个人失业一天”。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人一度陷入悲痛与绝望中，对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失去信心，不敢轻易投资和消费，个人储蓄增多，以防不可预测的因素。
这种保守消费心态的蔓延一时间就使美国经济真正跌入低谷。
后来美国一些知名企业家联合起来投资股票市场，并呼吁大家松开钱袋子，加大消费和投资，拯救美国经济。
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中国出口受到一定影响，而我国经济发展更要仰仗内需和投资拉动。
如果我们花钱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就大，因为额外的需求将拉动生产和就业。
比较起“储蓄是恶习”的说法，勤俭节约一直作为我国的传统美德被颂扬。
然而现在，在我国的一些大城市里，出现了一群独特的“都市新贫族”，他们薪水丰厚，却几乎没有存款，一发薪就立即花到服饰、化妆品、餐馆酒吧、旅游等方面，一旦花完就开始过着数日子等发薪的贫穷生活，他们年轻、浪漫，有着体面的工作，秉着“钱就是用来花的”心态，周期性经历着从有钱到赤贫的过程。
这样盲目地消费、支出而不留储蓄，一旦碰上需要用钱的时候，马上就会断粮而陷入困境，因为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可能把他们的问题全包下来。
中国现在大多数家庭还没有真正迈入小康，一部分人还在贫困边缘挣扎，如果没有平时一分一厘的节省，又怎能拿出钱来支付孩子高额的上学费用，又怎能在有病时买得起昂贵的药品
事实上，对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迫切需要积累资金(资本)，应该提倡节俭，鼓励储蓄，通过降低利率而增加厂商对资金的需求，总支出不一定会下降。
要解决“节俭悖论”，关键在于不要让储蓄的资金闲置起来，而是要把储蓄转化为投资，扩大和提高生产能力。
因此重要的是银行应增加有效贷款，把钱用到刀刃上。
(唐斯斯) 与人交往，不要去想他可以怎样帮你，要想你可以怎样帮他，为他服务。
霍桑效应 霍桑效应的发现来自一次失败的管理研究。
1924年11月，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组织了以哈佛大学心理专家梅奥为首的研究小组进驻西屋(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的霍桑工厂，他们的初衷是试图通过改善工作条件与环境等外在因素，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
他们选定了继电器车间的六名女工作为观察对象。
在七个阶段的试验中，主持人不断改变照明、工资、休息时间、午餐、环境等因素，希望能发现这些因素和生产率的关系——这是传统管理理论所坚持的观点。
但是很遗憾，不管外在因素怎么改变，试验组的生产效率一直在上升。
后来这个令人困惑的结果引发了管理学上一场革命。
历时九年的试验和研究，学者们终于意识到了人不仅仅受到外在因素的刺激，更有自身主观上的激励，从而诞生了管理行为理论，开始把人当作“人”而不是机器的附属物来看待了。
就霍桑试验本身来看，当这六个女工被抽出来成为一组的时候，她们就意识到了自己是特殊的群体，是试验的对象，是这些专家一直关心的对象，这种受注意的感觉使得她们加倍努力工作，以证明自己是优秀的，是值得关注的。
另一方面，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得六个女工之间团结得特别紧密，谁都不愿意拖这个集体的后腿，她们之间甚至形成了一种默契。
就这样，个人微妙的心理和团队精神促使着她们的产量上升再上升
由于受到额外的关注而引起绩效或努力上升的情况我们称之为“霍桑效应”。
这在学校教育中极为普遍。
有一所国外的学校，在入学的时候会对每个学生进行智力测验，以智力测验的结果将学生分为优秀班和普通班。
结果有一次在例行检查时发现，一年之前入学的一批学生的测验结果由于某种失误被颠倒了，也就是说现在的优秀班其实是普通的孩子，而真正聪明的孩子却在普通班。
但是这一年的课程成绩却如同往年一样，优秀班明显高于普通班，并未出现异常。
原本普通的孩子被当作优等生关注，他们自己也就认为自己是优秀的，额外的关注加上心理暗示使得丑小鸭真的成了白天鹅。
基于霍桑效应的心理暗示还可以治疗抑郁、自卑、紧张等各种心理疾病，霍桑效应在企业管理应用和领导行为上也卓有成效。
霍桑效应告诉我们：从旁人的角度，善意的谎言和夸奖真的可以造就一个人；从自我的角度，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陈哲) 与命运争吵的人，永远无法了解自己。
——(美)惠特曼 鲶鱼效应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这是唐代诗人卢纶写的《塞下曲》，说的是飞将军李广一次夜里外出，猛见前方草丛里卧着一只“老虎”。
李广大惊失色，吓出一身冷汗，随即引弓射虎。
第二天早晨，当他们去寻找“死虎”时，发现卧在地上的不过是一块巨石。
敢情是晚上看走眼了。
再看那枝箭，箭镞竟然深深地埋进石头里。
李广暗暗称奇，随即再引弓射石，无论使多大的劲，箭都再也射不进石头了。
人在受到惊吓或精神高度紧张、亢奋时，会迸发出超常的能量。
医学界认为人们受到惊吓或刺激时，肾上腺会分泌出大量的激素，使人产生前所未有的能量和生存力。
人如此，动物亦如此。
鲶鱼效应与李广射石异曲同工。
挪威人喜欢吃沙丁鱼，尤其是活鱼。
市场上活沙丁鱼的价格要比死鱼高许多。
所以渔民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法让沙丁鱼活着回到渔港。
可是虽然经过种种努力，绝大部分沙丁鱼还是在中途因窒息而死亡。
但却有一条渔船总能让大部分沙丁鱼活着回到渔港。
船长严格保守着秘密。
直到船长去世，谜底才揭开。
原来是船长在装满沙丁鱼的鱼槽里放进了一条以鱼为主要食物的鲶鱼。
鲶鱼进入鱼槽后，由于环境陌生，便四处游动。
沙丁鱼见了鲶鱼十分紧张，左冲右突，四处躲避，加速游动。
这样一来，一条条沙丁鱼欢蹦乱跳地回到了渔港。
可见，沙丁鱼是受了外界刺激才保持了生机与活力。
“鲶鱼效应”是企业领导层激发员工活力的有效措施之一。
它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企业要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把那些富有朝气、思维敏捷的年轻生力军引入职工队伍中甚至管理层，给那些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的懒惰员工和官僚带来竞争压力，才能唤起“沙丁鱼”们的生存意识和竞争求胜之心。
二是要不断地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管理观念，这样才能使企业在市场大潮中搏击风浪，增强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
许多人都知道草原狼的例子。
澳大利亚某牧场上狼群出没，经常吞噬牧民的羊。
牧民于是求助政府和军队将狼群赶尽杀绝。
狼没有了，羊的数量大增，牧民们非常高兴，认为预期的设想实现了。
可是，若干年以后，却发现羊的繁殖能力大大下降，羊的数量锐减且体弱多病，羊毛的质量也大不如从前。
牧民这才明白，失去了天敌，羊的生存和繁殖基因也退化了。
于是，牧民又请求政府再引进野狼，狼回到草原，羊的数量又开始增加。
急中生智、置之死地而后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些词语讲的都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引进外国“鲶鱼”，对我国企业的成长壮大，未必是坏事。
(门睿) 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
梅菲定律 人生有很多没有道理的道理，最著名的一个是梅菲定律，是管理大师梅菲提出的。
意思是说，你预料之中的事没有发生，而你预料之外的事却发生了。
梅菲定律据说是这样发现的：有一天，他伏案写稿，刚刚写了两行，感觉不满意，就一手揉烂，想扔出窗口，但却掷打在窗框上。
他于是又捡起来，瞄准窗框一掷，竟然飞出窗口。
这一件小事启发了他的灵感，由此归纳出一个人生定律：凡事好像罚点球，平时怎么踢怎么中，但是越有名的球员，在关键的时刻越容易失手。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关键时刻准掉链子。
在生活中，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怕什么来什么”，用中国人的话说，人倒霉时，喝凉水也塞牙。
比如：穿着件新衣服怕弄脏，处处小心，偏偏一滴油掉在衣服上；早上出门时阳光明媚，没有带伞，心里想着可别下雨，可偏偏到下午阴云密布，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老师上节课留的课文没背会，上课时心里嘀咕可千万别叫到自己，这时却偏偏听到老师叫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和男朋友约会，心里七上八下，就怕撞见熟人，却正好和熟人走个对面，好不尴尬。
人生的得失进退也往往是歪打正着，寄希望越高，失望越大。
在生意场上也同样，有时你越看准的赢利项目，却赔了个血本无归；你越看不好的、不愿投资的股票，却常常牛气冲天，让你肠子都悔青了。
梅菲定律告诉人们，你设计的人生目标有时并不能实现，而你没想到的果子有时会掉到你嘴里。
这就叫“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李军) 我不去寻找好运——我就是好运
——沃尔特.惠特曼 帕金森定律(金字塔在上升) 1958年，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诺斯科特.帕金森(C.Northcote Parkinson)出版了《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一书。
帕金森经过多年调查研究，发现一个人做一件事所耗费的时间差别如此之大：他可以在10分钟内看完一份报纸，也可以看半天；一个忙人20分钟可以寄出一叠明信片，但一个无所事事的老太太为了给远方的外甥女寄张明信片，可以足足花一整天：找明信片一个钟头，寻眼镜一个钟头，查地址半个钟头，写问候的话一个钟头零一刻钟……特别是在工作中，工作会自动地膨胀，占满一个人所有可用的时间，如果时间充裕，他就会放慢工作节奏或是增添其他项目以便用掉所有的时间。
由此得出结论：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越来越低下。
这条定律又被称为“金字塔上升”现象。
帕金森举例说：当官的A君感到工作很累很忙时，一定要找比他级别和能力都低的C先生和D先生当他的助手，把自己的工作分成两份分给C、D，自己掌握全面。
C和D还要互相制约，不能和自己竞争。
当C工作也累也忙时，A就要考虑给C配二名助手；为了平衡，也要给D配两名助手，于是一个人的工作就变成七个人干，A君的地位也随之抬高。
当然，七个人会给彼此制造许多工作，比如一份文件需要七个人共同起草圈阅，每个人的意见都要考虑、平衡，绝不能敷衍塞责，下属们产生了矛盾，他要想方设法解决；升级调任、会议出差、恋爱插足、工资住房、培养接班人……哪一项不需要认真研究，工作愈来愈忙，甚至七个人也不够了…… 帕金森用英国海军部人员统计证明：1914年皇家海军官兵14 6万人，而基地的行政官员、办事员3249人，到1928年，官兵降为10万人，但基地的行政官员、办事员却增加到4558人，增加40%。
帕金森定律深刻地揭示了行政权力扩张引发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官场传染病”。
如何消灭帕金森定律的负作用是我国各级政府及国有企业面临的紧要问题。
建国初期，一个县的行政管理人员只有几百人，而现在则有上千人乃至几千人。
庞大的行政管理开支必然落到每个纳税人身上，过多的行政干预必然制约经济的发展，还会给下面没事找事。
在计划经济时代，有的公社连每株玉米的间距多少厘米都要制订计划，还要层层落实，确实大大地辛苦。
然而，由于土壤肥瘠、气候旱涝等诸多因素，谁也不买领导的账。
还有一则计划经济时代的真实笑话，说上海某厂盖厕所，报告经过层层审批，经费总算批下来了，但只够盖一间的，经过厂领导反复研究拍板，先盖一间男厕所，至于女厕所，只有明年再说了…… 帕金森定律都影响到了厕所建设，方便的事不方便了，的确该引起重视，应反复讨论研究、制定切实计划加以解决。
(门睿) 把一堆螃蟹放进一只篓子里，即使不盖上盖，螃蟹也爬不出来。
蘑菇管理 蘑菇管理这一说法来自20世纪70年代一批年轻的电脑程序员的创意。
由于当时许多人不理解他们的工作，持怀疑和轻视的态度，所以年轻的电脑程序员就经常自嘲“像蘑菇一样的生活”。
蘑菇管理其实是许多组织对待初出茅庐者的一种管理方法，初学者被置于阴暗的角落(不受重视的部门，或打杂跑腿的工作)，浇上一头大粪(无端的批评、指责、代人受过)，任其自生自灭(得不到必要的指导和提携)。
卡莉.费奥丽娜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地产经纪公司做接线员，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接电话、打字、复印、整理文件。
尽管父母和朋友都表示支持她的选择，但很明显这并不是一个斯坦福毕业生应有的本分。
她毫无怨言，在简单的工作中积极学习。
一次偶然的机会，几个经纪人问她是否还愿意干点别的什么，于是她得到了一次撰写文稿的机会，就是这一次，她的人生从此改变。
这位卡莉.费奥丽娜就是现在惠普公司的CEO。
一个组织，一般对新进人员都一视同仁，无论你是多么优秀的人才，都只能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
“蘑菇”的经历，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就像蚕茧，是羽化前必须经历的一步。
如今就业形势非常紧迫，刚出校门的毕业生由于没有从业经历，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于是有些人选择了先就业后择业的道路。
在社会上工作和在学校里生活有天壤之别，首先需要的就是磨去棱角适应社会，把年轻人的傲气和知识分子的清高去掉，摆正心态，放低姿态。
这些社会新人如果明白蘑菇管理的道理，就能从最简单最单调的事情中学习，努力做好每一件小事，多干活少抱怨，更快进入社会角色，赢得前辈们的认同和信任，从而较早地结束蘑菇时期，进入真正能发挥才干的领域。
蘑菇管理是一种特殊状态下的临时管理方式，管理者要把握时机和程度，被管理者一定要诚心领会，早经历早受益。
(陈哲) 独自一人走，今天就能出发。
和另一个人同行，就得等他准备好。
——梭罗 皮格马利翁效应 皮格马利翁是古希腊神话里的塞浦路斯国王，他爱上了自己雕塑的一尊少女像，并且真诚地期望自己的爱能被接受。
真挚的爱情和真切的期望感动了爱神阿芙罗狄忒，就给了雕像以生命，皮格马利翁的幻想也变成了现实。
我们把由期望而产生实际效果的现象叫做皮格马利翁效应。
皮格马利翁效应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发现的。
一次他来到一所小学，声称要进行一个“未来发展趋势测验”，并以赞赏的口吻将一份“最有发展前途者”的名单交给了校长和相关老师，叮嘱他们务必要保密，以免影响实验的正确性。
其实他撒了一个“权威性谎言”，因为名单上的学生根本就是随机挑选出来的。
8个月后，奇迹出现了。
凡是上了名单的学生，各科成绩有了较大的进步，且各方面都很优秀。
显然，罗森塔尔的“权威性谎言”发生了作用，因为这个谎言对老师产生了暗示，左右了老师对名单上学生的能力的评价；而老师又将自己的这一心理活动通过自己的情感、语言和行为传染给学生，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来自老师的热爱和期望，变得更加自尊、自爱、自信、自强，从而使各方面得到了异乎寻常的进步。
这和霍桑效应是异曲同工的，只不过前者是发现于教育界，后者产生在工业化车间。
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人性最深切的渴望就是获得他人的赞赏，这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地方。
对于孩子来说，由于年龄小，心理幼稚，他们最强烈的需求和最本质的渴望就是得到别人的称赞，尤其是来自父母的鼓励。
一个人如果在童年时代很少被称赞，就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发展，甚至导致他一生的个性缺陷。
顽童当州长的故事是皮格马利翁效应的一个典型。
罗杰?罗尔斯出生在纽约的一个叫做大沙头的贫民窟，在这里出生的孩子长大后很少有人获得较体面的职业。
罗尔斯小时候，正值美国嬉皮士流行的时代，他跟当地其他孩子一样，顽皮、逃课、打架、斗殴，无所事事，令人头疼。
幸运的是：罗尔斯当时所在的诺必塔小学来了位叫皮尔.保罗的校长，有一次，当调皮的罗尔斯从窗台上跳下，伸着小手走向讲台时，出乎意料地听到校长对他说，我一看就知道，你将来是纽约州的州长。
校长的话对他的震动特别大。
从此，罗尔斯记下了这句话，“纽约州州长”就像一面旗帜，带给他信念，指引他成长。
他衣服上不再沾满泥土，说话时不再夹杂污言秽语，开始挺直腰杆走路，很快成了班里的主席。
四十多年间，他没有一天不按州长的身份要求自己，终于在51岁那年，他真的成了纽约州州长，而且是纽约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州长。
对少年犯罪儿童的研究也表明，许多孩子成为少年犯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不良期望的影响。
他们因为在小时候偶尔犯过的错误而被贴上了“不良少年”的标签，这种消极的期望引导着孩子们，使他们也越来越相信自己就是“不良少年”，最终走向犯罪的深渊。
皮格马利翁效应表明：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非凡的人，一个孩子能不能成为天才，关键是家长和老师能不能像对待天才一样地爱他、期望他、教育他。
(陈哲) 夸奖有时是最好的贿赂。
霍布森选择 1631年，英国剑桥有一个做马匹生意的商人名叫霍布森，他在卖马时承诺：买或是租我的马，只要给一个低廉的价格，可以随意选。
但他又附加了一个条件：只允许挑选能牵出圈门的那匹马。
其实这是一个圈套。
他在马圈上只留一个小门，大马、肥马、好马根本就出不去，出去的都是些小马、瘦马、懒马。
显然，他的附加条件实际上就等于告诉顾客不能挑选。
大家挑来挑去，自以为完成了满意的选择，其实选择的结果可想而知。
这种没有选择余地的所谓挑选，被人们讥讽为“霍布森选择(Hobson’s choice)”。
一个企业家在挑选部门经理时，往往只局限于在自己的圈子下挑选人才，选来选去，再怎么公平、公正和自由，也只是在小范围内进行挑选，很容易出现“霍布森选择”的局面，甚至出现“矬子里拔将军”的惨淡情况。
现在选“马”，就要当个好“伯乐”，跳出马圈的圈子，到大草原去选“马”、到全世界去选“马”，打开思维空间，扩大资源的配置半径，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一般地讲，配置资源的半径越大，企业就越处于优势，反之，配置资源的半径越小，企业就往往会处于劣势。
只有放宽眼界，打开思维，放眼世界，才能选到世界级的“千里马”。
管理上有一条重要的格言：“当看上去只有一条路可走时，这条路往往是错误的。
”毫无疑问，只有一种备选方案就无所谓择优，没有了择优，决策也就失去了意义。
一些经理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往往在危急关头拍脑袋、灵机一动，以此来进行决策，这其实是一种领导艺术不高或没有领导艺术的表现。
经理还是应当在已有知识、经验基础上，运用直觉、想像力、创新思维，找出尽可能多的方案进行抉择，防止自己陷入没有余地的“霍布森选择”。
在“霍布森选择”中，人们自以为做出抉择，而实际上思维和选择的空间都是很小的。
有了这种思维的自我僵化，当然不会有创新，所以它更是一个陷阱，让人们在进行伪选择的过程中自我陶醉而丧失了创新的时机和动力。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曾指出，高科技产业中竞争非常激烈，要想生存下来，企业必须在政府及企业自己资助的基础研究项目中，最大限度地投入资金，开发新材料、新设备、新系统、新方法和新模型。
换句话说，要么创新，要么束手待毙，这一著名的“霍布森选择”促使全球研发投入最大的100家公司在2003年投入2150多亿美元用于技术开发。
(蒋丽梅) 很多人走过的路肯定最安全，但这条路不会有很多猎物。
——纪德 二八法则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现一些有趣现象：看电视，80%的时间花在20%的节目上；外出吃饭，80%的时候会前往20%的餐馆；阅读，80%的书籍取自书架上20%的书…… 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便是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之一：二八法则。
二八法则又叫80\\\/20原理，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统计学家、经济学家维尔弗莱多.帕累托提出的，他指出：在任何特定群体中，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数，而不重要的因子则占多数，因此只要能控制具有重要性的少数因子即能控制全局。
这个原理经过多年的演化，已变成当今管理学界所熟知的二八法则——即80%的公司利润来自20%的重要客户，其余20%的利润则来自80%的普通客户。
有人说：“美国人的金钱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
”为什么
犹太人认为，存在一条78∶22宇宙法则，世界上许多事物，都是按78∶22这样的比率存在的。
比如空气中，氮气占78%，氧气及其他气体占22%。
人体中的水分占78%，其他为22%等等。
他们把这个法则也用在生存和发展之道上，始终坚持二八法则，把精力用在最见成效的地方。
美国企业家威廉.穆尔在为格利登公司销售油漆时，头一个月仅挣了160美元。
此后，他仔细研究了犹太人经商的“二八法则”，分析了自己的销售图表，发现他80%的收益却来自20%的客户，但是他过去却对所有的客户花费了同样多的时间——这就是他过去失败的主要原因。
于是，他要求把他最不活跃的36个客户重新分派给其他销售人员，而自己则把精力集中到最有希望的客户上。
不久，他一个月就赚到了1000美元。
穆尔学会了犹太人经商的二八法则，连续九年从不放弃这一法则，这使他最终成为凯利—穆尔油漆公司的董事长。
不仅犹太人是这样，许多世界著名的大公司也非常注重二八法则。
比如，通用电气公司永远把奖励放在第一，它的薪金和奖励制度使员工们工作得更快、也更出色，但只奖励那些完成了高难度工作指标的员工。
摩托罗拉公司认为，在100名员工中，前面25名是好的，后面25名差一些，应该做好两头人的工作。
对于后25人，要给他们提供发展的机会；对于表现好的，要设法保持他们的激情。
诺基亚公司也信奉二八法则，为最优秀的20%的员工设计出一条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