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操 桑兰
女士们、先生们，新闻界的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北京御生堂中医药博物馆举行“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科普宣传活动新闻发布会。
首先，我代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活动组委会，对各位记者、各位来宾前来出席今天的发布会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刚才大家参观了御生堂中医药博物馆，尽管这里展出的只是中医药百花园中的一朵，但我想大家一定都对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中医药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在博物馆里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原因。
此次中医药“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科普宣传活动，是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牵头，17个部门和单位共同主办的一次面向全社会的大规模中医药宣传活动。
经过长时间的策划和近几个月以来的积极努力，现在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将于7月上旬正式拉开帷幕，在北京举行启动仪。
下面，我就这项活动的有关情况向大家作一通报。
一、活动的目的和意义 中医药是我国的国粹，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防治疾病的实践中创造的独具特色的医学科学，千百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在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医中药中国行”活动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次举办的全国性科普宣传活动。
局党组对此高度重视，把它作为今年的一项重要工作，要求精心策划，认真组织，周密实施，务求取得实效。
各主办单位积极响应，给予了大力支持。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传承中医国粹，传播优秀文化，共享健康和谐”。
举办“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科普宣传活动，就是要大力宣传党的中医药方针政策，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集中展示中医药悠久的历史、科学的理论、独特的方法、良好的疗效，让社会更加了解中医药，让中医药更广泛地进入农村、进入社区、进入家庭，为维护人民健康服务。
我认为，举办这项活动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是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一项重要举措，是落实吴仪副总理在今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的一次实际行动。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制订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丰富和发展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理论和实践。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充分发挥祖国传统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
吴仪副总理在今年初召开的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医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了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中医药方针政策，切实加大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力度，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大力推进继承创新，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医药事业。
为了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研究解决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今年4月还成立了中医药工作部际协调小组。
与此同时，国家各有关部门也从许多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大力支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国中医药事业当前正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
“中医中药中国行”就是在新形势下，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中医药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对百姓健康的关心和重视的一项实际行动。
第二，是宣传中医药科学文化、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需要。
人民群众的需求、理解、认同和支持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几千年来，中医药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防病治病的实践，不断发展进步，逐渐形成了完整而独特的医学科学体系，为维护人民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因此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信赖。
特别是在我国广大农村，中医药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举办这项活动，就是要进一步加强中医药科普宣传工作，集中展示中医药的科学价值、特色优势、历史贡献，展示中医药在当前维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医药、认识中医药、感受中医药，享受到中医药服务，提高健康水平，从而为中医药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三，是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满足群众医疗保健需求，提高群众健康水平的需要。
满足医疗保健需求，提高健康水平，让老百姓切实得到实惠，是发展中医药的根本出发点。
近年来，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有了较快发展，但是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已经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关注。
吴仪副总理明确指出，在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中医药大有可为。
中医药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医学科学体系，应当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为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作出贡献。
举办这项活动，就是要通过义诊咨询、健康讲座、发放科普宣传资料以及送医送药等形式，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特色优势以及在预防、保健、养生、康复等方面的独特魅力和作用，进一步推动中医药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更好地回报社会，惠及百姓，为提高群众健康水平服务。
二、活动的主要内容和形式 “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科普宣传活动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教育部、科技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卫生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总后卫生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慈善总会等17个部门和单位共同主办，整个活动计划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完成。
2007年先期在北京、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厦门、香港等九地举行。
主要活动包括： 一是举行现场活动。
在今年先期开展活动的省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90多个城市的中心广场、4000多个城市社区和村镇举办现场活动。
现场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专家义诊、健康咨询、科普讲座、文化展示、文体表演、知识竞答、发放健康科普资料等。
二是开展赠书和培训活动。
这项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向基层中医人员赠送《乡村中医实用技术》和《社区中医实用技术》，向广大群众赠送《中医药知识普及读本》。
这三本手册，是由本次活动组委会委托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组织专家专门编写的，适用性强，对乡村医生、社区卫生人员和广大群众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同时，活动组委会还将组织开办中医药知识讲座，培训基层中医药人员，提高他们的中医药理论素养和诊疗技术水平。
三是开展“中医大篷车万里行”活动。
本项活动启动后，由活动组委会组建的中医大篷车队将深入到北京、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市的农村、厂矿、部队、学校和基层医疗单位，送医送药，发放科普宣传资料，慰问贫困家庭、困难职工、残疾人及军烈属等。
四是开展捐赠活动。
本次活动得到了一些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
活动组委会将把他们提供的药品、医疗设备、生活用品和学习文具等物资捐赠给基层医疗单位和贫困群体。
五是举办大学生中医药文化辩论赛。
邀请部分综合性重点大学和中医药院校组成大学生代表队，围绕中医药文化中大学生所关心的问题展开辩论，决赛实况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此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还将与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中华医圣》、《中医堂文化》电视纪录片和专题片，在活动期间播出；《中国中医药报》将推出“中医中药中国行”系列特刊，刊载各地中医药发展成就及特色优势，并将举办“我与中医药”有奖征文活动。
三、活动的主要特点 本次活动的层次高，规模大，范围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一是各地政府高度重视，相关部门大力支持。
这次活动的17个主办单位相互协作，精心组织，共同推动将中医药科学文化知识和服务送到千家万户；各地中医药管理部门作为具体承办单位，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精心指导。
这是办好此项活动的根本保障。
二是全国联动，共同推进。
在重点省市开展规范统一的启动仪式和现场活动，全国其它省（区、市）广泛动员，配合开展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科普宣传活动，形成点面结合，上下呼应，共同推进的互动格局。
三是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各地的工青妇等社会团体和计划生育协会等群众组织将积极参与进来，志愿者也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还有很多企业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以各种方式对活动予以支持。
四是服务百姓，回报社会。
这次科普宣传活动突出服务性，核心是让百姓得到实惠。
活动将在90个城市的4000多个社区和乡镇举办大型义诊活动，开展900场卫生培训和健康讲座，并发放科普宣传小册子300万份，宣传单页3000万份，印发《中国中医药报》“特刊”500万份，赠送中医药手册20多万册；中医大篷车队预计行程达15000公里；向基层医疗单位捐赠价值2000余万元的物资。
总之，这次“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科普宣传活动，是一次中医药文化之旅，一次中医药科普之旅，一次惠及百姓、服务大众的健康之旅。
我们将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团结协作，开拓进取的精神，确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并积极探索中医药科普宣传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新机制，力争把“中医中药中国行”活动打造成一项影响广泛持久的品牌活动。
最后，我代表组委会再次向在座的记者朋友和支持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希望大家对这项活动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希望记者朋友们对这项活动进行更多的采访报道，以进一步扩大中医药文化的影响，扩大活动的影响。
我们将积极配合你们的工作，并尽最大努力为大家提供工作便利。
谢谢大家
2007年表彰的劳动模范的人名
1．丁晓兵，入伍20多年，武警8722部队政治委员。
事迹：在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中，身为侦察大队“第一捕俘手”的丁晓兵，在敌人阵地生擒一俘虏回撤途中，为掩护战友和俘虏，抓起敌人投来的手雷向外扔的刹那间，手雷突然爆炸，右臂被炸得只存一点皮肉。
为了把任务完成到底，他以惊人的毅力用匕首割下残臂，扛着俘虏，冒着炮火翻山越岭4个多小时才与接应分队碰上头。
而就在此时，他一头栽倒在地，战友们以为他牺牲了，含泪为他化妆，紧紧抱着迟迟不忍就此让他而去。
路过的前线医疗分队被这个场面深深感动，切开腿部动脉血管强行压进2600CC血浆。
死神就这样与这位独臂英雄擦肩而过。
2003年，部队在淮河流域抗洪抢险，丁晓兵一只胳膊不能挖土，就扛包运土；不能打桩，就潜到水里垒围堰。
其身如令，其势似锋，18天时间，他在抗洪一线表现着他的人格官品。
二十多年来，他把对党的忠诚、对国家的热爱、对部队的责任，全部倾注于他军人生涯中的每一个细节，付诸于部队生活中的每一个举动。
284面奖牌证书见证了他以残缺之躯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的不平凡历程。
铁流纵横在于每一滴水的顽强，军威浩荡在于每一个兵的忠诚。
丁晓兵用自己独特的姿态，诠释了共和国军人的顽强与忠诚。
感动印象：这个用左手敬军礼的人，我们以他为骄傲。
战时敢舍身，平时忘我，从逆境中挣扎启程，在顺境中保持清醒，沙场带兵敢称无愧无悔，把守国门能说有骨有节，他象一把号角，让理想与激动，在士兵心中漫延，颁奖词：一条臂膀，也能撑起血染的军旗，他是真的勇士。
2．孔祥瑞 蓝领专家：1972年，孔祥瑞初中毕业后到天津港码头当了工人。
他放弃了多次学习深造的机会，始终坚持在实践中学习，把工作岗位当课堂，把生产实践作为教材，把设备故障作为课题，把身边怀有一技之长的工友作为老师，努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2001年，他主持创新门机主令器星形操作法，使门机每一次作业可节省时间15.8秒，当年创效1600万元；2003年，他主持的门座式起重机中心集电器技改项目，被授予国家级实用型发明专利。
……一名仅有初中学历的普通工人，34年创造了150多项科技成果，为企业创造效益8400多万元。
孔祥瑞在为企业创出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使他所在部门的机械设备使用管理跨入同行业全国领先、世界一流的水平。
感动印象：不管什么时代，劳动者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但是在今天更值得尊敬的还应该是那些，不仅贡献汗水，还贡献智慧的人，150项革新，给国家带来8000万效益，这就是一个蓝领工人的成就。
颁奖词：在轻视铁锤的时代，工人何为
他说：全世界的门吊我能开
在英雄辈出的年代，工人有为
3．王百姓全国知名排爆专家：河南省公安厅治安总队调研员，三级警监警。
曾荣获“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从1969年参军至1985年转业到河南省公安厅至今，已经在爆破、防爆和排爆这个令人肃然的岗位上工作了37年。
感动印象：十年时间，15000颗炸弹，专门与危险打交道，谁能不害怕，平常人只有一次遭遇炸弹，已经够惊心动魄的了，而他和我们一样，有家，有妻，有娃，只不过头顶上有警徽，警徽上有国徽，所以他才把家人的担忧，战友的期盼，一肩担起。
颁奖词：王百姓时时命悬一线，老百姓才能天天平安。
4．叶笃正 科学前沿：荣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国际大气科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学术巨匠之一，为全球变化、大气环流和气候变化研究做出了开创性重大创新贡献，在全球变化领域提出了新的系统创见，对大气环流和气候变化研究做出了重大原始创新贡献，也是国际全球变化研究的创始人之一。
他在国际前沿的工作，并不是跟在外国人后面的所谓“同国际接轨”，而是做出了系统的原始创新成果，并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同，从而成为这些前沿领域科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就是叶先生常说的，“要让外国人来同我们接轨”。
他先后从事动力气象、高原气象、海气关系、大气与地表面过程、全球变化等专业方向的研究工作，共发表专著6册、科学论文90余篇。
因叶笃正先生的杰出贡献，他曾于198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并于1995年获得第一届何梁何利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和陈家庚地球科学奖。
感动印象：风华正茂时，已是奠基人，古稀之年依然是开拓者，让外国人同我们接轨，这是一个年过九旬的大学者的大气象，笑揽风云动，睥睨大国轻。
颁奖词：定力与信念，让他上下求索，天间的路上，生命融入科学。
5．华益慰：人民的好军医：著名医学专家、北京军区总医院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常务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专长为普通外科：胃肠道、乳腺、甲状腺疾病的外科诊断治疗。
华益慰同志从医56年来，始终忠诚实践党和军队的根本宗旨，自觉恪守人民军医的行为准则，以高超的医术救治了众多患者，以高尚的医德温暖了千万人的心，书写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壮丽篇章，为医生这个神圣职业树起了一座道德丰碑，为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增添了光彩。
他不愧是共产党员的优秀楷模，不愧是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杰出代表。
胡主席充分肯定了华益慰同志为医疗卫生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精辟概括了华益慰同志先进思想的本质内涵和时代价值，要求全国全军卫生战线深入开展向华益慰同志学习的活动。
许多人在病房前都是泪流满面，但是在进门前他们忍住悲伤，擦干眼泪，因为他们知记得，华主任在给他们治疗时始终是面带微笑。
一个医生的微笑可以让患者感觉什么都不怕了，这就是爱的力量。
看到他的人总是不自觉的将双手合十，因为他们相信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华主任救过这么多人的命老天会救他的。
2006年8月12日18时华主任病逝，他在遗言里说过：我这个病如果治不好，死后的处理不要保留尸体不留骨灰，搞那些形式主义没什么意义，试题解剖是我自愿要做的，大家对我的关心我也很知足了。
感动印象：不拿一分钱，不出一个错，这种极限境界，非有神圣信仰不能达到。
他是医术高超和人格高尚的完美结合，他用尽心血，不负生命的嘱托，颁奖词：一辈子做一件事：就是对得起病人。
知人爱人，医乃仁术，大医有魂。
6．季羡林东方学大师：季羡林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
曾在济南三合街小学、济南一中、山东大学就学。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
1941年获哲学博士位。
1946年，季先生回国，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
1984年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
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等。
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
季羡林创建了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
是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季老不仅学贯中西，融会古今，而且在道德品格上同样融合了中外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
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这些优秀传统都凝聚融化在季老身上。
所以，他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他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和榜样。
感动印象：智者永，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德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
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荣辱不惊。
颁奖词：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说，把心留在东方。
7．林秀贞孤寡老人的好女儿：林秀贞30年如一日，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义务赡养了6位与自己及家庭成员无任何血缘关系的孤寡老人，在精神和物质生活等各方面对6位老人付出了儿女般的照料和孝道。
林秀贞学科技、学经济，带头创办个体企业，并把经营企业作为扶贫济困奉献社会的基础。
多年来，为8位残疾人传授了玻璃钢和橡胶生产技术，不但在自己的企业为他们安排就业岗位，还帮助他们解决了婚姻、疾病救治等许多生活困难。
林秀贞热心乡村教育事业，先后出资4万多元帮助乡村中小学改善办学条件。
还资助本村和邻村14名贫困家庭子女步入大中专院校，收养救治了一名出生仅40天的患病弃婴。
她热心公益事业，积极为村里修路、打机井、文化娱乐队伍建设等公益事业捐资出力。
感动印象：用三十载爱心，让一村之中，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富人做这等事是慈善，穷人做这等事是圣贤，农人做这等事是伟人，这等农妇让九州动容。
颁奖词：善良在村庄流淌，她用三十年的热心，来温暖世道。
8．黄舸 父子感恩之旅：黄舸，生于1988年10月30日，7岁时被确诊为先天性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据医学专家介绍，这种病只能活到18岁，黄舸现在离医学界同类患者最长生命记录仅差两年时间。
一个生命就要走到尽头而只有十六岁的男孩，为了对他进行过帮助的人说声谢谢，而不顾自己的身体已经进入倒计时和父亲踏上了“感恩之旅”。
疾病早已剥夺了黄舸站或坐的能力。
每天，父亲必须小心翼翼地把他抱上轮椅，用绳子仔细地“固定”，以保证他不致滑落。
父子俩从2003年开始走遍全国寻访素未谋面的恩人。
因为没有钱，父亲用一辆三轮摩托车载着儿子黄舸走过了82个城市，行程13000多公里，向30多位当年给他们汇款的恩人当面道了谢。
黄舸说：“坐着父亲开的三轮车，到好心人的家门口亲自说声谢谢，送上一束鲜花表达我深深的谢意，是我最大的心愿。
”这个心愿一直支持着他走到今天。
感动印象：我们需要静下心来体会这个场面，一个四肢无力的孩子，每天都在和死神赛跑，跋山涉水，万里迢迢，他就像一小截被命运丢弃的蜡烛，善良的人点亮他，他就欢快的燃烧起来，藏起眼泪，还给人们光明和希望。
颁奖词：生命的到计时，滴答滴答扯动人们的心弦，人生路上，他是阳光少年。
9．青岛“微尘” 爱心团体：起初，是青岛一位数次捐款不留姓名的普通市民；后来，扩散成一个爱心群体；再后来，扩展成一个关爱他人的爱心符号；以微尘命名的募捐箱、徽章，走进青岛的大街小巷。
“微尘”在印度洋海啸、湖南水灾、喀什地震以及非典时期数次向灾区捐款，多次救助贫困患病儿童和福利院孤儿。
大家都觉得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有公益心的人，不一定要有多少钱才可以，重要的是有这样的爱心。
微尘是个值得尊重的人，她不图名、不图利，只想以自己的方式做善事，同时大家希望微尘这两个字成为青岛公益事业的一个符号。
在她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热心公益、无私奉献、关爱他人。
“微尘”已成为青岛市一个体现爱心的公益品牌，当选为2005年“全国十大社会公益之星”，并荣获中华慈善奖。
感动印象：他来自人群，像一粒尘土，微薄，微细，微乎其微。
寻找不到，又随处可见。
他自认渺小，却塑造了伟大，这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这是一个城市的良心。
颁奖词：微尘有心，微尘有情。
尘埃落定，大爱无声。
10．霍英东慈善家：一生爱国的香港慈善家，过去数十年里，霍英东用作慈善的捐款超过150亿港元，在推动各地教育、医疗卫生、体育、山区扶贫、干部培训等方面，做出了许多的贡献。
霍英东一向对推动教育工作出钱又出力，过去数年巨额捐款包括先后两次向香港科技大学捐款，2003年先捐赠3000万元，两年后又向科大捐出一笔总值8亿元的巨额捐款，支持该校未来的发展，这笔捐款更创下该校十多年来接获捐款的最高额纪录。
除了对本地教育支持，霍英东对内地教育也不遗余力，尤其钟情他的家乡—番禺南沙。
过去他曾捐款予南沙建中学，拨款支持香港大学北上南沙，与内地专家合作研究科研发展，其中包括“南沙信息科技园”等项目。
霍英东曾捐赠兴建的道路、大桥、基建更是不胜其数，例如英东体育馆、泳池、医院等社会设施，另又捐资兴建洛溪大桥、大石大桥，拨款抵押建南沙大道。
二十多年来，单是在家乡已投资建设超过40亿元。
以霍英东的名字命名的“霍英东基金会”于1977年正式成立，基金会一直以捐献和非牟利投资形式，策划了数以百计的项目。
有一次，某媒体记者问霍老一共向内地捐赠了多少钱，他回答不出来，只是谦虚地说：“我的捐款，就好比大海里的一滴水，作用是很小的，说不上是贡献，这只是我的一份心意
”感动印象：生于忧患，以自强不息成就人生传奇，逝于安乐，用赤诚赢得身前身后名。
他有这样的财富观：民族大义高于金钱，赤子之心胜于财富。
他有这样的境界，达能兼济天下。
颁奖词：聚散有道，义利兼能。
五星和紫荆维系他一生的光荣。
试述第三部门兴起的原因。
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1647 更新时间：2006-10-17 ——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公益事业发展史的西方模式 两种“第三部门”观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这一概念如果按它的提出者T.列维特等人（Levitt,1973）的定义，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那末它就应该是个古已有之的现象。
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区，国家（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人们组织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种类繁多的。
而且严格说来，“民族国家”在西方被认为是近代现象，在中国固然“国家”早熟而且形成了前近代世界罕见的官僚机构，但其组织的发达也不能与现代国家相比。
而“私营企业”的严格定义几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其广义的所指尽管可见于古今中外，毕竟也以近代为繁荣。
所以从逻辑上讲，如上定义的“第三部门”应当是时代越古、社会越“传统”它就越兴盛才对。
我们的祖先（西方人的祖先也一样）活动在“衙门与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宗族、部落、村社、教会、帮伙、行会等等——中的时候，实比如今的人们为多。
就是在加上附加条件（如必须是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等）之后也如此：毕竟那个时代如果有“公共产品”的话，也恐怕更不能指望衙门与公司来提供的。
然而，通常人们都是把“第三部门”作为一种现代（近代）现象，乃至“后现代”现象来描述的。
其中有的主要把“第三部门”的成长与国家干预、国家控制的退缩和公民自治、社会自治的扩张联系起来，因而非常强调它的“现代性”意义或“市民社会”意义——这两个词在这种语境中一般都是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西方现存社会相联系的。
这种观点往往直接指出“第三部门”之发展与“私有化”进程的关系、与福利国家的消亡之关系，并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替代物”、“非计划的（个人志愿）合作”与“制度化的私有化”等等。
（Kramer [et al],1993）相反地，有的人则主要强调“第三部门”的成长是对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私人企业等“市民社会”古典原则的否定，把“第三部门”的兴起与社群主义、合作主义、“新社会主义”、“现代性批判”或“后现代趋向”联系起来。
这种观点往往把非私有（当然，也非官办）经济当作“第三部门”的主要构成，从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英国的工合运动与费边主义经济直到以色列的基布兹公社，都被视为“第三部门”的事例。
有人还归纳出了“第三部门”的三种类型：“合作经济”、“混合经济中的合作成份”和“与利润分配相结合的参与制中的合作利益”。
（Clayre,1980） 显然，这两种“第三部门观”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
它不仅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差异，而且也导致了事实判断、包括“什么是第三部门”这一判断的差异。
象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与以色列的基布兹这类虽非私有但仍是“企业”、虽未必追求利润极大化但绝对具有法人经济效益目的的“部门”，在克莱尔眼中是第三部门的典型，但在克莱默看来恐怕是根本不能列入第三部门范畴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为新左派的第三部门观与新右派的第三部门观，或者“非个人主义”的第三部门观与“非国家主义”的第三部门观。
按玛利琳·泰勒的说法，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提供公共产品的途径：在公共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方面，新左派（书中称为“福利多元主义”）期待于“志愿部门”，而新右派期待于“具有志愿部门社会保障网络的赢利部门”。
在财政来源方面，前者期待于政府而后者期待于私人来源。
在规则方面，前者主张按政府与作为“中介结构”的志愿部门的规矩，后者则主张按市场规则通过个人交易来进行。
当然，有别于这二者的是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它在所有这三个方面都只期待于政府。
（Gidron [et al],1992:150） 可见，如今人们讲的“第三部门”具有时代之根（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和结构之根（政府和企业之间，或更本质地说，是国家与个人之间）。
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生活日益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即个人主义的或个人本位的社会）二元格局的结果。
也正是作为这种二元格局中的一种“中介”组织和对二元紧张的现代社会症状的一种治疗尝试，“第三部门”中才会存在“非国家主义”与“非个人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这样两种方向。
从“共同体”公益到“国家+市场”公益 而在近代以前的传统西方，这种二元格局是不存在的。
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F.滕尼斯曾指出：“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结合类型。
前近代的传统文明中没有“社会”而只有“共同体”，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以习惯性强制力为基础的血缘、地缘或宗教缘集体纽带，它不是其成员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是一种“人们意志的统一体”。
只是到了近代化过程中，一方面交往的发达突破了共同体的狭隘界限，发育了大范围的（地区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一方面人的个性与个人权利发达起来，于是形成了“社会”。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习俗的产物，而社会则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础上结成的“有目的的联合体”。
共同体是整体本位的，而社会则是个人本位的，“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
共同体是相对狭小的群体，而社会则大至与民族国家相当，并由此形成“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
“共同体是古老的，而社会是新的”。
（滕尼斯，1999） 滕尼斯的这种分析，我以为是大体符合西方社会史的实际的。
在这一进程中既然国家与“社会”（个人本位的公民社会）的二元格局是近代（现代）化的产物，那么这二元之外（或之间）的“第三”部门也只能是近现代的产物。
而在传统的“共同体”时代既然没有民族国家与公民社会这“二”元，当然也就不会有“第三”部门。
因此尽管西方传统时代也存在着“衙门与公司之外”的组织（即“共同体”），存在着由它提供的“公共产品”即传统的公益、慈善事业，但现代第三部门并不是它的后继。
而“第三部门史”的研究者在论述当代第三部门发育的时代、社会根源的同时，也很少要涉及它的“历史根源”。
当代史学对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等其他各国）前近代的公益、慈善事业或“社会工作”事业的历史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如J.B.施尼温德等对西方博爱与救济意识演进史的研究（Schneewind,1996）、A.E.C.麦坎茨对17-18世纪荷兰自治市阿姆斯特丹等地市民慈善组织与孤儿救助事业的论述（McCants,1997）、M.道顿等的英国公益慈善史探讨（Dauton,1996）、W.K.约尔丹的1480-1660年间伦敦慈善团体研究（Jordan,1960）、S.卡瓦罗对1541-1789年意大利都灵地区慈善医院文献的考证（Cavallo,1995）、T.M.萨弗利关于德国奥格斯堡地区济贫抚孤公益事业历史的描述（Safley,1997），P.加维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贫儿、弃儿与孤儿养济院的研究（Gavitt,1990），等等。
从这些研究看，西方近代以前的传统时代慈善、公益事业除技术上的落后特征（活动领域狭小，主要限于救济孤儿、施舍医药等等）外，在观念形态与社会组织层面更有明显的特点：在观念上慈善过份依赖于宗教意识，被看作是一种单方向的“赐与”（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
（Schneewind,1996）活动局限于狭小的群体，而且往往被纳入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保护关系中，施舍者与被施舍者间形成一种人身依附纽带。
如16世纪都灵地区“慈善与权力”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捐助者建立免费医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为通往统治者地位的桥梁。
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最著名的慈善机构英诺森养济会，则是直接受庇于教皇的。
它虽然也由教会募捐来支持，但那时的认捐属于对教会尽义务，并无“志愿”性质。
西欧以外不少其他民族的传统公益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共同体”性质，束缚——保护纽带而非志愿合作纽带成为这些活动的基础。
如俄国传统的米尔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劳动组合、连环保等经济职能外，还有十分发达的社区公益职能。
米尔专门预留有“共耕地”，其收获用作公益金（即各家在共耕地上出工相当于公益捐助），诸如老弱病残、意外灾难的补助、公医、公匠、公牧的雇请、节庆典仪的开支等，均可承担（Figes,1986）。
日本传统时代的町与印度的村社，也有类似的公益职能。
（吉田久一，1994；Wadia,1968）。
然而进入近代化过程后，传统共同体趋于解体，人们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包括相当一部分原由传统共同体提供的“公共物品”。
于是许多国家的人们在由“共同体的附属物”变成自由公民的同时便“享受”到了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
传统共同体的公益职能一部分由新兴的国家机器来承担，一部分则成了市场交易物而改由赢利部门来提供。
至于公共物品供求中的“搭便车”问题在这个时期是不会引起太大注意的。
原因很简单：在由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时代向个人本位的市民社会过渡时由于旧的身份、等级、特权、共同体等壁垒的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比比皆是，因“搭便车”而造成的“失灵”因而易于被掩盖。
只有到旧时羁绊已不存在、交易自由充分发展、社会经济机制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完全市场”的状态下，那些不是因为非市场力量的干扰，而是由于市场逻辑本身的固有缺陷所致的“失灵”才会凸显。
同样道理，在“民族国家”职能初具、政府干预力量还未充分施展之时，“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是难以凸显的。
直至“二战”以前的情形的确如此。
那时“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一样处在上升期。
从19世纪英国的迪斯累里、德国的俾斯麦分别建立福利国家的雏形（即“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保守的福利国家”和“父权式的托利党社会主义”）、20世纪的美国新政、北欧社会党福利体制、英国劳合乔治与麦克唐纳的“工党社会主义”、德意法西斯的“法团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直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欧美的左派（社会党）、右派（保守党）、极左派（共产党）与极右派（法西斯）都出台了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设计。
另一方面，传统的共同体公益日渐衰落，如17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传统社区捐赠基金与教会慈善基金尚处在“黄金时代”，但18世纪后因“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社会出现了“财政上的保守与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与金钱”的关系日显，传统慈善基金制度随即衰落了。
（Mccants,1997）在英国，原由教会主持的慈济诊所与药房在18世纪大都世俗化，转由世俗政府及企业支持，当时在约克、利兹、赫尔、设菲尔德等地的这类医疗公益还带有行会性，到19世纪这种行会性也趋于消除。
如在哈德菲尔德的纺织业慈济诊所中，1841年还有57%的病人是纺织业雇员，到1871年这一比例降至22%；但诊所超越行会性而向社会开放的同时，慈善性也逐渐为商业性所取代了。
（Barry and Jones,1991:149-169）19世纪法国的传统社区互助协会在摆脱村社、行会、教会的色彩后也发展迅速，其数从1852年的2488个发展到1902年的13673个，会员由23.9万增至207.4万。
但同时其慈善色彩也大为减退。
到1910年，这类协会总预算收入达6298万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万，即18.8%来自捐赠、遗产赠与及成员的自愿奉献；另有1172万（18。
6%）来自政府资助，3936万（62.5%）来自带有自惠性的入会费或会金——而这部分取之会员，用之会员的资金作为入会条件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同上，172-186）。
总之在欧美社会“走入现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业的共同体基础逐渐为国家+市场（或政府+“社会”、国家+个人）基础所取代。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这一时期公益组织的特征是“非制度性的自由捐助作用很小，大多数组织处于政府的监督下”。
法国在1882-1902年间“经批准的”公益会社成员增加了100万，而“自由的”公益组织成员只增加10万。
解释很简单：国家的资助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能使用。
而若无国家支持，极少有组织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因此从国家与私人（市场）那里得到收入并不是“非正常”的。
这一时期“互助主义”（mutualism）公益的实践实际上是战后福利国家体制的序幕，“它使人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一条介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道路”。
（同上：184-185） 对于西方历史上从传统公益向现代公益的演变，以往学者有多种表述，如“从教会慈善向世俗控制转变”（Weaver,1967:14），“从父爱主义的福利形式向职业化管理与保险——融资体制过渡”（Barry and Jones,1991;190），从“救助个人的慈善”到“作为社会责任的慈善”和“作为道德责任的慈善”、最后到“福利国家中的慈善”的演变（Alvey,1995），以及从“近似原则”向“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发展（同上；26）等等。
但从根本上讲，笔者认为这种转变的本质在于“共同体失灵”所导致的对国家与对市场的二元崇拜。
西方的现代公益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国家+市场”公益到第三部门：否定的否定
现代公益模式的形成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传统慈善观念的变革。
西语中“慈善（harity）”一词现在的辞书中都释为“仁爱”、“基督之爱”、“为上帝而普爱众生”等，带有浓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
但实际上它早于前基督教的古典文明时代已经流行，在早期拉丁语（caritas）及希腊语（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着一种珍贵的情怀与高尚行为，它与恩惠及感恩相联系，但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这个词都从不用来表达一个家庭（家族）内的施惠关系，而只是用以表达一个人对他自己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之善意行为。
可见，这时的慈善虽然含有受者对施主的依附性含义，但也反映了一种突破共同体中自然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局限之意图。
（Weaver:6）这时也已经出现了西方公益史上著名的“近似原则”（cy-pres doctrine）：这一原则认为施主的直接救助目标不能达到时，有势力的组织者可以征集其所施并用之于“近似于施主原意的其他目的”。
（Alvey;8）这就为慈善信托基金的发展开了路。
但到19世纪，与感恩相联系的慈善观念已越来越为两个方面所排拒：对弱者而言，他们“对于受惠的民主化预期”已使“慈善”变得像是“对贫穷阶层的侮辱”（Barry and Jones,1991:190）。
对于强者而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也造成了一种对所谓不争气者的一种“维多利亚式的厌恶”；而倾向于“对受惠者更具选择性的博爱”。
正如英国学者安德烈·里德所言：“它不打算帮助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浪荡子、二流子或纯粹的贫民，土地法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东西。
它只打算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天意神旨以不可抗拒的突发灾难挡住他们的路”。
新的博爱要帮助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乞讨，因为他们习惯于工作，他们拒绝成为穷人，因为他们已经为更好地生活而追求了独立性”。
（Alvey,1995:26） 由于这种“福音主义”拒绝救助所谓“自已弄穷的人”，而并非“自己弄穷”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残疾人、孤弃儿等）的救助又被认为应当是当时职能日趋发达的国家的责任，因而19世纪兴起的私人捐助信托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渐退出传统慈善领域即对特殊不幸者的施舍，而转向了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则是20世纪兴起的环保等领域。
现代公益的特点在与宗教的关系上表现尤为明显。
如前所述，中世纪西方慈善事业的最大施主是教会，“教会资助社会事业”是那时的传统。
但英国在16世纪、荷兰在18世纪、其他西欧国家大致也在此期间都出现了来自宗教的慈善基金日益减少的趋势。
由大笔私人遗产（资本主义积累的产物）捐赠而设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之而成了救济事业的支柱。
（Alvey:1995:12,19）但随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兴起，济贫施药养老育孤这类事业逐渐转由国家主办，民间世俗基金便更多地关心公众的精神需求，同时现代化要求的政教分离趋势也使国家不便支持教会，民间世俗基金便成为宗教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资者。
基督教博爱思想、救世情怀与利他主义虽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为的精神动力之一，但教会本身已由施助者变成了主要是受助者。
“教会资助社会事业”遂为“社会事业资助教会”所取代而成为现代公益的一大特征。
在美国这一点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国全国公益来源有80%来自个人捐赠，而在公益开支中宗教占了将近一半（49%），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
（Weaver,1967:62-65） 在传统慈善的重要领域医疗事业中，“父爱主义”的施医舍药也逐渐变成了“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医学研究资助。
1888年法国出现的巴斯德研究所便被视为“20世纪医疗慈善事业所继承的模范”。
这个私人投资、吸纳志愿捐助的非赢利机构除以一系列科研成就闻名于世外，还开展了预防白喉（1894年起）等社会公益活动并为狂犬病等患者提供免费医疗。
但它的主办者始终认为科学是“消除贫困与疾病之根”的希望，而慈善则是次要的。
它开创了此后一大批类似机构之先河，如法兰克福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保罗·埃里克研究所等。
与此类似，传统的施舍济贫也发展成以民间公益组织扩大就业机会的努力，工合运动的发展便是一个典型。
（Barry and Jones,1991:195-196） 现代公益的另一重要活动领域是教育。
随着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以市场规则运作的“教育产业”和国家主办的“教育事业”同时勃兴并排挤了传统时代以教会、村社为主角的共同体教育。
但“教育产业”与官办“教育事业”之间仍有很大的空缺需要第三种力量来填补，这是工业化时代教育成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的结果，因此也正是在这一领域较早兴起了新的公益组织形式。
19世纪前期，英国出现了拥有数千捐助人的“要求关心穷人教育的皇家慈善委员会”、布罗哈姆委员会等组织，从事对学校与对学生的教育资助。
当时一份调查显示，英国有4100多所学校受到资助，这些学校共有学生16.5万。
在另外约14300个未受资助的学校中，则有31万交费生与16.8万慈善资助生。
受资助学校的学生与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计33.4万人，已经超过了交费生人数。
除此之外，在主流教育系统之外的非英国国教徒中还有许多受资助的初级学校，分别由战憟教徒、犹太人与胡格诺教徒建立（Alvey,1995:28-31）。
教育、宗教、科研领域的这些情况表明，即使在“国家+市场”被寄以最高期望的“走进现代化”时期西方也存在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民间公益力量。
它无疑是当代第三部门的先驱。
无疑，就西方文化的继承性而言它与前近代传统文化并不是毫无瓜葛，正如保尔·魏德林所说：基督教人道主义遗产与更早时代商业主义的大众参与到工业时代“与其说被拒绝了，不如说是在更现代的指导下被改造了”。
（Barry and Jones,1991:190）但如果就实践的指导思想、组织资源、动员方式与行为规则等方面看，父爱主义与理性福音主义、共同体慈善组织与公民公益组织、“教会资助社会”与“社会资助教会”等区别的断裂性还是很明显的。
正因为如此，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一直有所谓“慈善终结论”、“慈善失败论”之说。
正如英国讨论公益问题的拿旦（Nathan）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提到的：“我们历史中最悲壮的失败之一，就是这些慈善者所作出的努力。
尤其是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由私人努力来提供学校、医院、施药所、济贫院、孤儿院的普遍服务、发放养老年金、以及救济其他范畴的‘应当贫穷者’（deserving poors）”。
而历史证明民间的这些努力终结了，“如今国家的法定服务——新的或旧的——现在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福利，……（于是）困扰委员会的基本问题是：慈善者还有什么事可做
” 但委员会主席、英国著名律师与议会法学家拿但认为旧慈善的终结恰恰意味着新型志愿行动的兴起。
有趣的是：他在论证这一点时并未强调“市场失灵”与“国家失灵”，而恰恰论述了志愿行动与这二者的契合。
他认为志愿服务与国家服务相互排斥的观点已经过时，这两者并无明显界限：“历史上（民主）国家行为就是志愿行为的结晶与普遍化”，“如所周知，如果没有志愿服务的渠道相配合，民主国家很难有效地发挥职能”。
福利国家制度应当由志愿努力来补充，这不仅由于作为民间力量的志愿组织可以作为压力团体对国家构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国家的忙：“志愿部门不像政府衙门，它有自由去进行实验，能成为开创性的先锋，而国家可以接着干——如果这种开创被证明有益的话”。
与之相比，赢利部门虽然也有“实验的自由”，但其实验的目的是产出私人物品，因此即使实验成功，国家也无法“接着干”。
反过来讲，志愿部门因其不具强制性，其实验如果失败，也不致造成严重后果，而国家如果胡乱搞“实验”，那就要酿成灾难了。
换言之，志愿部门再不济，顶多成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而国家若搞乌托邦就可怕了——有过这种经历的中国人对此应当比拿但更有体会——这是从“消极自由”的角度肯定志愿部门。
若从“积极自由”的角度志愿行动当然就更值得肯定。
因为这种自由观不仅讲“有权做什么”，而且更讲“应当做什么”，而志愿者的利他向善、服务公众显然是“应当做”的。
可见，拿但委员会眼中的志愿部门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在“积极自由”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它以（民主）国家有效、市场有效为前提，即它首先是（民主）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的，然后才在一更高层次上体现其非国家主义、非个人主义的色彩，发挥其弥补“国家失灵”、“市场失灵”缺陷的功能。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才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过去的好心能更自由地服务于现时变化了的新需求”。
（Alver,1995:38） 因此，现代西方的志愿部门或第三部门是在公民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无论它的创新实验是成功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还是流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它与前公民社会的传统慈善都已判然为两。
只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下，传统慈善的若干特点有时会“复归”，如“近似原则”如今已成为志愿捐助信托基金的通行准则。
依靠这一原则，分散的捐助者的个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这些捐赠整合为统一的资助意向并服务于更大的社会目标。
古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的这一原则在“理性福音主义”时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为那时更强调遗嘱自由和对捐赠者特定选择的尊重。
但在战后，第三部门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赠者个人意志分散的局限，“近似原则”也就日益扩大了适用性。
如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组织之一“富兰克林基金”（正式名称为美国仁爱协会），以富兰克林捐赠的遗产为本金，富氏原定的资助对象是：波士顿、费城两地“有优良声誉的已婚青年发明家”。
但到1962年，富兰克林基金会终获法律许可，在cy pres的原则下把最初专为青年发明家而设的这笔钱用于资助医学院学生及医院职员，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于支持开办富兰克林学院。
（Weaver,1967:21-22） “近似原则”赋予民间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动员志愿捐赠资源用于事前并未设想的各种公益目标的权利，明显地扩大了志愿部门的能量。
可以说没有这一原则就没有今天的第三部门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拿但委员会曾主张：如果志愿的公益应受到鼓励的话，则公益信托基金必须被赋予“它们的古代特权”（指cy pres等）。
（Alvey,1995:38）但这种“古代特权”已经是公民社会条件下经过二次创新即“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已不是“传统的”简单延续了。
二、公益事业发展史的中国模式 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 如上所述，共同体——（个人本位）社会的纵向二分法与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横向二分法是解释西方社会变迁的有效模式。
因而从传统共同体公益向近现代国家+社会（个人、市场等）公益转变，再从国家与市场之外发展出第三部门便成了西方公益事业发展的主线。
然而中国的情形则全然不同。
正如笔者曾论证的（秦晖，1998-9），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并非滕尼斯所讲的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但地缘、血缘等“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也并无西方中世纪那样发达。
在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下无数小农的个体家庭直接作为“编户齐民”而隶属于皇权及其下延权力组织（吏权）。
在这种结构中，小共同体无法取得本位地位，但这并非意味着个性自由与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恰恰相反，正是早熟的集权国家作为一个大共同体的强控制使小共同体权利的成长都成为不可能，就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成长了。
于是在微观层面，传统中国因缺乏强固的小共同体纽带而呈现出与西方近代化过程以个人本位消解了传统共同体之后的状况具有某种表面相似的“伪个人主义”状态，“编户齐民”之间无法发生广泛的横向依附（如西方中世纪在村社、采邑、教区、行会与宗族等类群体中所见的那种依附），因而彼此间显得很“自由”，中国也因此很早就产生了西方直到近代化过程开始后才习见的许多现象如“自由租佃”、“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等等。
但这种一盘散沙式的“自由”却以宏观层面上的某种“普遍奴隶制”为前提。
(
《爱的奉献》晚会资料
史上最大规模义演募款15亿 本报驻京记者郑照魁 故事多过表演,感动多过娱乐。
昨天晚上举行的央视赈灾晚会上,来自全国宣传系统的各路人马为全国人民奉献了一场极为感人的晚会。
灾区的感人故事,让整台晚会的现场几乎所有人———包括就坐的以李长春为首的中央领导,文化艺术界的各路嘉宾,甚至现场的摄影和保安以及记者都洒下了热泪。
晚会现场捐款15亿1400万元；电话热线捐款1835万元。
这一数字也是中国慈善募捐晚会之最。
晚会由罗京、李瑞英、董卿、朱军、白岩松、周涛、张泽群、朱迅主持,500余名各界名人明星和其他行业代表参加赈灾。
引人注目的是,退出歌坛3年之久的王菲昨晚复出舞台,含泪献唱一曲。
捐款箱很快就被塞满了 这台晚会与其说是演出,不如说是一次最大规模的筹款仪式。
活动现场,在歌声背景下,中央领导李长春、刘云山、刘延东、陈魁元等同志带头捐款,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因出差在外,委托中国文联代为捐款。
上台捐款的首先是传媒系统,向灾区捐款5000万元,这是内地传媒系统中迄今为止捐款最多的。
作为其中的代表,由杨兴锋社长代表集团全体员工,向灾区人民捐献了500万元人民币,其捐款数额为本集团历史之最。
刘欢:个人捐款50万 随后演艺界人士一一上前捐款,每人的捐款都用纸包包着,里面都是现金。
刘欢个人捐献了50万元,由于捐款箱开口不够大,光是一包包地往箱子里塞钱就花费了不少时间,现场的捐款箱很快就被塞满。
残疾人代表邰丽华代表也向灾区捐出了自己的爱心。
她说:“我们从以往的演出收入中拿出100万元捐赠灾区,7天后,我们会到英国7个城市巡演,我们还会将演出收入160万元再次捐赠给灾区。
”张艺谋因忙于奥运开幕式无法出场,他委托人替自己捐出了10万元。
于洋说:“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父母和子女,这些我都经历了,我觉得灾区人民教育了我,他们那么坚强勇敢……我们总说灾区孩子不要哭,但我们的总理却老泪纵横,感谢党和政府,灾区的孤儿不孤,老年人老有所养!” 因拍摄曾九次进出汶川的导演金韬则号召,尽快组建文化艺术团,尽早走进灾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为军队驻京文艺单位代表,李双江则代表广大文艺战士表示,他们时刻准备着,接到军委的命令就开赴灾区现场,作为文艺工作者奉献自己的力量。
周华健:台湾同时募捐 周华健、、容祖儿、林俊杰、张明敏、等港台明星也作为代表,向灾区人民捐款,周华健向大家宣布,台湾在昨晚同时举行的募捐活动中,捐款已经超过了2亿台币。
体育界代表许海峰、高敏、刘国梁等也送上自己的祝福,罗雪娟更是哽咽着建议,愿意将自己在今年奥运第一棒所传递的火炬拍卖,她会把所得收入捐出。
刘国梁更是带领中国乒乓球队从长春赛场直接赶来现场,将比赛所有收入捐出。
铁凝:作家不能缺席 在演艺界和体育界之外,书法界、戏曲界、以及作家代表也都纷纷上台捐款。
作协主席铁凝宣布,人民养育了作家,在这种时候,作家不能缺席,作协已经组织了采访小分队到灾区,希望用文学鼓舞士气。
“相信爱,奉献爱,我们的四川一定能雄起,我们的中国一定能挺住!” 史上最大义演催人泪下 在昨晚活动开始前,本次募捐活动负责人秦新民对记者表示,这次赈灾晚会,央视并没有花多大精力,因为文化宣传系统要搞这个募捐活动的消息一传开,主动跟央视联系的人太多了,“人多得足够办3个这样的活动,所以我们只能挑选一些代表,婉言谢绝一部分人的热情,就算这样,还是有近500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所以,晚会上演出的节目大多以合唱为主。
由于场地、时间所限,只能一部分明星表演节目、一部分明星上台发言。
参加募捐活动的所有人都捐了款,这绝对是我国文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抗灾募捐活动。
” 故事:短信“妈妈是爱你的” 与以往的文艺晚会不同,昨晚的晚会一开始,在场的全体人员集体起立默哀一分钟,主持人白岩松呼吁,所有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一起默哀。
随后,田华等老艺术家们集体合唱了《我们众志成城》,而朱军则眼含热泪讲出了灾区一位母亲为救三四个月大的孩子匍匐着死去,却在婴儿襁褓中留下一则短信的感人故事。
短信中说:“孩子,如果你能幸免于难,你要记住,妈妈是爱你的。
”随着朱军的讲述,不少人哭了起来,甚至朱军自己都有些哽咽。
随后,韦唯带领一些影视演员再次合唱了《爱的奉献》,他们不少人之前已经出现在不同的捐款晚会上了。
而陈道明、宋春丽、王刚等则朗诵了临时创作的抗震诗歌。
虽然名为“晚会”,但昨晚活动显然是故事多过演出。
除了朱军讲过的故事,倪萍、周涛等主持人也都轮流讲述了发生在灾区的感人故事,而演出现场不但与前方连线,向大家通报最新的灾区情况,还邀请了正在救灾的两位武警官兵,其中来自汶川灾区的羌族人武部长,地震发生后,他36位亲人中只有7人幸存,但他依然在第一时间率领100多人的队伍进行救灾行动。
而北川中学的几个孩子也来到现场,其中一位学生讲述了地震发生时极为惨烈的一幕,尽管他们都与自己的亲人失去了联系,但几位学生都表示,如果他们还在,将肯定好好孝敬父母；如果他们已经不在,将努力学习,建设家园。
有两位学生下个月即将参加高考,他们都表示,会努力考上大学,以后好回家重建家园。
奇迹:直播现场找到父亲 而一位名叫白灵的学生,甚至成功地通过昨天的晚会找到了正在北川灾区派出所看电视的父亲。
得知父母无恙之后,她立刻表示要当志愿者,帮助其他人。
北大学生谭君子的父亲因为用身体护住了4个学生而牺牲,谭同学表示,虽然还有两年才毕业,但她一定会回到故乡,重建家园。
现场所有的故事都异常感人,现场几乎所有嘉宾都在掉眼泪,就连正在赶稿的一些记者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之后,晚会播出了失去亲人却依然在灾区连续坚持工作的民警蒋敏的故事,当时她几乎都有些站不稳了,在接受采访时,她甚至不得不用手扶住旁边的帐篷,而在接受完采访之后,她就晕了过去。
昨天现场所见,蒋敏依然十分憔悴。
当她讲述自己的故事时,记者身边的几位女记者甚至感动得无法继续工作。
演出:王菲唱《但愿人长久》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晚会上,一大批久未露面的演艺界人士再度站到了前台:著名歌唱家郭兰英老师与张也等一起演唱了《我的祖国》；刘欢、那英等一起演唱了新创作的抗灾歌曲《人在青山在》；戏曲界的一些名家大腕联手奉上重编新词的唱段《我是中国人》；周华健、谢霆锋和容祖儿等合唱了一曲《明天会更好》；更令人惊喜的是,天后王菲在时隔几年之后,终于露面开腔,与陈奕迅、杨乃文、阿牛一起演唱了《但愿人长久》,虽然她声音有些生涩,但她眼含泪水深情演唱,让观众无不为之动容……
中国近代爱国名人
1、1880年李鸿章为建设北洋水师而搜集人才，因邓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而将其调至北洋属下，先后担任“飞霆”、“镇南”蚊炮船管带。
同年冬天北洋在英国定购的“扬威”、“超勇”两艘巡洋舰完工，丁汝昌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舰，邓世昌随往。
1881年11月安然抵达大沽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完成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邓世昌因驾舰有功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图鲁”勇名，并被任命为“扬威”舰管带。
1887年春，邓世昌率队赴英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是年底回国。
归途中，邓世昌沿徒安排舰队操演练习。
因接舰有功，升副将，获加总兵衔，任“致远”舰管带。
1888年，邓世昌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
是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邓世昌升至中军中营副将，1891年，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邓世昌因训练有功，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名。
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
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
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
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
”，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2、钱学森1911年出生在上海市，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他为了更好地报效祖国，于1935年考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深造学习，并于1936年转入加州理工学院继续学习，并拜著名的航空科学家冯·卡门为师，学习航空工程理论。
钱学森学习十分努力，三年后便获得了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钱学森对火箭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研究领域中突飞猛进。
不久，经冯·卡门的推荐，钱学森成了加州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3、改革开放之初，霍英东便率先投资祖国内地，从广州白天鹅宾馆到中国温泉宾馆，从公路到桥梁，从体育基金到残疾人福利基金，从暨南大学到英东游泳馆……迄今为止，霍英东投资捐赠内地已超过50亿元。
而在众多内地投资中，以南沙的投入资金最为庞大，十年总计26亿元人民币，霍氏的不计回报的执着投入使南沙由一个不毛之地变成了珠三角最具活力的区域。
4、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女英雄刘胡兰,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八日生于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她从小接受党的教育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一九四六年,在她年仅十四岁时就被吸收为中共候补党员,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在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军队突然袭击云周西村时被捕.刘胡兰在敌人的威胁面前,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说: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还说,怕死不当共产党员!我死也不'自白',绝不投降.阎军计穷,又将同时被捕的六个农民当场铡死,但她毫不畏惧,从容地躺在铡刀下,壮烈牺牲.中共中央主席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5、少年抗日英雄。
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
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
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
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
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
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气急败坏地用刺刀挑死了王二小，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人。
6、詹天佑为国不计名与利：近代科学先驱、著名工程师詹天佑，在国内一无资本、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的艰难局面面前，满怀爱国热情，受命修建京张铁路。
他以忘我的吃苦精神，走遍了北京至张家口之间的山山岭岭，只用了500万元、4年时间就修成了外国人计划需资900万元、需时7年才能修完的京张铁路。
前来参观的外国专家无不震惊和赞叹。
当时，美国有所大学为表彰詹天佑的成就，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并请他参加仪式。
可是，詹天佑正担负着另一条铁路的设计任务，因而毅然谢绝了邀请。
他这种为国家不为个人功名的精神，赢得了国内外的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