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7月31日都发生过什么事
7月31日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时间： 2016-07-30 08:24 来源：未知 大家都说时间会冲淡一切，或许会吧，但是有些深刻的事情，再怎么冲，也会留下印记。
我们都有自己的人生，从小到大发生的事情太多，能被我们记住的，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一定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历史上的7月31日，发生过哪些时间难以淡化的历史事件呢
（1）2012年7月31日美国小说家戈尔·维达尔逝世 戈尔·维达尔1925年出生在纽约西点的军人之家。
2012年7月31日，他因肺炎并发症在位于好莱坞的家中去世，享年86岁。
维达尔被认为是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反叛的作家之一。
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的同性恋小说曾开创同性恋书写先河。
他也毫不掩饰对美国政府的不满，对历届美国总统的批评毫不留情。
维达尔共出版了25部小说、数部剧本和200多篇散文，他的作品被译成中文版的甚少。
“我最喜欢的当代美国作家是戈尔·维达尔，他是美国文坛的元老，我特别喜欢他满含幽默讽刺的杂文，很有味道。
他泼辣的文笔与机智的谈话使之成为美国文学界的明星。
” （2）2007年7月31日联合国派遣混合维和部队，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取得进展 2007年7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约2。
6万人的联合国－非盟混合维和部队。
10月27日，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派别在利比亚苏尔特恢复和谈，这是国际社会推动达尔富尔和平进程的新起点，是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派别对话的新契机。
中国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中国首批维和工兵分队先遣分队于11月24日抵达南达尔富尔州首府尼亚拉，成为联合国第一支进驻该地区的维和部队。
（3）2002年7月31日香港演员陈宝莲自杀死亡 陈宝莲1973年出生于上海，1990年亚姐大赛名落孙山，1991年拍三级片，从此一脱成名，踏上拍三级片之路。
代表作有《聊斋三之灯草和尚》、《我来自北京》、《现代应召女郎》及《兰桂坊七公主》等。
2002年7月31日傍晚，有过多次自杀和自残经历的陈宝莲，在上海一幢24层高楼跳下自杀身亡，终年29岁。
7月31日傍晚5时半，生产后才坐完月子的香港艳星陈宝莲，从上海市静安区南阳路一幢公寓的24楼跳下去，从而结束了不到30岁的年轻生命。
事情过去半个多月后，陈宝莲的亲友包括外界人士，对陈宝莲自杀的原因有很多版本的说明，但大都认为陈宝莲与“干爹”黄任中的那段亦“父女”亦“情人”的感情，是导致这位香港艳星失去寄托、陷入自虐深渊最终走向毁灭的根源。
（1）1989年7月31日永济县出土唐代铁牛 1989年7月31日四尊唐代开元年间铸造的黄河“镇河大铁牛”在距山西省永济县城12公里的古蒲州城遗址西门外的黄河滩出土。
（4）1987年7月31日麦加惨案 1987年，一年一度的麦加朝觐活动就要进入最后高潮的7月31日，在做完下午祈祷后，几千名伊朗朝觐者突然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城大清真寺外发起游行示威，他们高呼“打倒美国”、“打倒苏联”、“打倒以色列”的口号，同时梵烧美国总统里根的画像。
沙特警察对此进行了干预，双方发生激烈冲突，造成402人丧生，649人受伤。
死亡者中有275人是伊朗人，85人是沙特警察，还有42名其他国家的朝觐者，造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流血惨案。
这一惨重事件震惊全球，在伊斯兰世界激起强烈反响，使海湾形势骤然紧张。
麦加冲突也是一次宗教战争。
在伊斯兰教中，有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派，分别在伊朗和沙特各居统治位，这两派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矛盾和斗争。
而且伊朗对沙特执掌麦加和麦地那极为不满，主张伊斯兰圣地管理国际化。
麦加惨案就是在这些综合因素相互作用下发生的。
（5）1987年7月31日着名作物育种和细胞遗传学家戴松恩逝世 戴松恩，1907年1月6日出生于本市沙家浜镇。
于1987年7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主要从事农业科学技术领导工作，并进行了作物遗传育种的研究。
在新中国建立前即开始从事农业科研的管理工作。
他在担任湖北农业改进所所长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倾其全部精力组织全所力量为抗战时的湖北省农业增产服务，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1944年3月28日《新湖北日报》编者以《送戴松恩博士》为题刊文，充分肯定了他为湖北农业做出的贡献。
（6）1985年7月31日南非进入紧急状态 1985年7月31日，南非再次变成了骚乱不安、暴力和严厉的政府强制干预的场所。
P－W博塔总统的政府11天前发布一个紧急状态令，以制止社会动荡。
今天政府又阻止群众为黑人骚乱的受害者举行葬礼。
仪式已经变成反对种族隔离法的聚会，但现在警察可以驱散他们。
自从9月份以来，有500多人在反对种族隔离法的斗争中死亡。
里根政府是南非仅有的几个同盟者之一，继续保持它的“建设性约束”政策，就是对比勒陀利亚的种族政策努力说服而不是对抗。
（7）1975年7月31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制度化 1975年7月31日，在赫尔辛基的英国大使馆的午餐会上，德斯坦总统向前来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福特总统、威尔逊首相和施密特总理，正式建议召开一次由西方五大国（法国、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日本）首脑参加的会议，得到了这三位首脑的响应和支持。
从经济角度考虑，首脑会议是此时西方各国所能采取的摆脱经济困境最有效的办法。
西方各国经济面临的是一场并发性危机，任何一个经济部门都无力单独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而政府首脑则拥有使各部门协调行动的权限；造成各国这种经济困境的原因，不仅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要摆脱之，除了国内的努力外，必须还有国际间的合作，而协调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关系，显然超出了外交部长的权限，非政府首脑莫属。
这大概是处于困境中的西方对朗布依埃会议寄于很高希望的重要原因。
（8）1971年7月31日人类首次月球车行驶 1971年7月31日，“阿波罗15”号宇航员戴维斯－R－斯科特和詹姆斯－B－欧文进行了人类首次月球车行驶，他们驾驶着4轮月球车，在崎岖不平的月球表面上，越过陨石坑和砾石行驶了数公里。
斯科特和欧文成为在月球上漫步的第7位和第8位人，而且是第一个在月球上驾车行驶的。
当宇航员们在埃尔鲍陨石坑的边沿停下时，位于休斯顿的任务控制台打开了游车的电视摄影机，向地球传送非常清晰的彩色图像。
电视观众可以看到宇航员挑选和采集月石标本。
（9）1963年7月31日非洲发展银行决定成立 1963年7月31日，在喀土穆举行的非洲国家财政会议通过协定，决定成立非洲发展银行。
1964年9月正式成立。
1966年7月开始营业。
原规定只吸收非洲独立国家为成员国，1979年作修改，美、日、西德、加、法等21个非本地区国家加入。
1985年5月有成员国75个（其中非洲国家54个）。
其宗旨是“帮助非洲大陆制定总体战略”，“协调各国的发展计划”，为成员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资金，以便达到“非洲经济的一体化”。
与非洲发展基金等4个金融机构组成“非洲发展银行集团”。
1980年为止已为非洲国家提供贷款达25亿美元。
（10）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访华 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中国。
访问期间，赫鲁晓夫同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并发表了《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
在这以前，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于4月份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建议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以使苏联红军能同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苏联潜艇保持通讯联系。
苏联提出，由苏方出大部分费用，中国负担部分费用，6月，中共中央答复，同意建设该项设施，但一切费用由中国负担，可以共同使用，所有权归中国。
苏方提出交涉，全部费用仍由苏方出。
此事未达到一致而被搁置。
7月21日，苏联大使尤金在会见时，就中国所需的海军援助问题提出苏中联合舰队。
指出，这是政治问题，你们要把俄国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海岸，是要控制我们。
他拒绝了这一损害中国独立主权的要求，并要尤金大使把他的话如实向赫鲁晓夫转告。
7月31日，赫鲁晓夫就此事秘密来华。
在与毛泽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否认了要搞共同舰队是苏联领导人的意思，责怪尤金大使不懂军事，没传达清楚，苏联只有提出共同研究舰队的问题。
严词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驳回了苏方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申明了中国党的立场。
会谈不欢而散。
（11）1958年7月31日伊拉克政变 7月31日，伊拉克发生的流血政变不仅推翻了那里的亲西方政权，而且在中东地区引起了新的紧张局势，把美国和苏联推到新的冲突的道路上。
苏联用激烈的言辞攻击美国，谴责美国海军陆械队的行动是“严重危及世界和平”的“公开侵略”。
艾森豪威尔则反驳说，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对全面战争的担心是“言过其实”。
艾森豪威尔说：“如果小国一个接一个地被苏联支持的扩张主义势力和侵略势力所吞并，那才会带来真正的战争危险。
” （12）1958年7月31日拒绝苏方建立联合舰队建议 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到中国进行访问。
访问期间，中共中央主席及其他领导人同赫鲁晓夫论讨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发表了《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
会谈中，拒绝了苏方在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
赫鲁晓夫否认了要搞联合舰队是苏共领导人的意见，说是尤金大使不懂军事，没传达清楚，他们只是提出共同研究舰队的问题。
尖锐地指出这是政治问题，你们要把俄国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海岸，是要控制我们。
他拒绝了这一损害中国独立主权的要求。
并要尤金大使把他的话如实向赫鲁晓夫讲。
（13）1955年7月31日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1955年7月31日，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同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的报告，全面阐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号召全党必须相信：一、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二、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报告认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但报告对“右倾”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
1955年下半年出现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同时也出现了要求过高，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单一的问题。
（14）1950年7月31日美国开始干预朝鲜战争 1950年7月3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集结军事力量去朝鲜作战，并授予军方发动战争的权力，于是强大的美国战争机器开始运转。
杜鲁门下令动员海军陆战队和国民警卫队征集11.4万美国男子入伍，另外还有10万人将通过选征兵役制很快补充到部队。
计划还包括陆军增兵24万人，使陆军总数达到834万。
在向朝鲜战场投入更多兵力的同时，杜鲁门还增加了资金。
美国国会批准了他提出的12亿美元的要求以继续实行互助防务计划，援助反共的国家。
这次资金和人员动员是按照联合国安理会7月7日的表决结果进行的。
会议授权美国完全指挥联合国军保卫南朝鲜。
投票表决的结果是七票对零票。
埃及、印度和南斯拉夫弃权，而苏联继续进行抵制，没有投票。
经过表决同意由美国担负“特殊的责任”。
他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为联合国军司令。
（15）1950年7月31日彭德怀被授予“朝鲜英雄”称号 1950年7月31日，彭德怀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授予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一级国旗勋章。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彭德怀慨然受命，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队奔赴朝鲜战场，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
他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以卓越的指挥艺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有计划地组织了五次战役，把美军和南朝鲜军队赶回到“三八”线地区，迫使美军代表不得不同意签订停战协议。
（16）1946年7月31日汉奸殷汝耕被判死刑 1946年7月31日，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殷汝耕一案。
7月31日，判处殷汝耕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没收。
殷汝耕系浙江平阳县人。
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国民政府驻日特派员、航政司司长、总司令部参议等职。
1935年他曾策划冀东自治，但未成功，便私自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改悬五色旗。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与日军紧密勾结，后应汪精卫的邀请，出任中日合办山西煤矿公司董事长，不久又充任伪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
1941年1月，任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
同年5月，特任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
6用辞职。
1947年12月1日，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被处决。
（17）1941年7月31日纳粹将大批犹太人赶往死亡集中营 1941年7月31日，德国开始执行“最后解决”行动，即从肉体上消灭欧洲包括西欧和中欧的犹太人。
（18）1930年7月31日中共党组织领导敦化额穆民众发动起义暴动 1930年7月31日由中共党组织组成的敦化额穆暴动总指挥部下令，在敦化县所属的新开道、马号、南黄泥河子及额穆县所属的官地四处，同时发生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农民武装袭击了驻军的防所。
在新开道暴动处，40余名暴动人员越墙进入位于新开道的保安团第一正队第一分队防所院内，向屋内投弹、射击。
因保安团分队于7月28日进山搜烟，仅有5个团丁留守，不能抵御。
暴动队缴获了16支步枪，千余发子弹，烧毁了营房。
集中于黄泥河的400余名敦化农民，冲入镇内，缴得公安局5支枪，成立苏维埃临时组织，分配粮食；集中于新开道的250名额穆、蛟河农民，包围保卫团防所，缴获部分枪支。
（19）1920年7月31日伯尔尼国际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社会党多数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边，反对外国无产阶级。
社会党第二国际破产。
大战结束后，原第二国际社会党领袖于1919年2月在瑞士伯尔尼开会，主张重建社会党国际。
1920年7月31日至8月4日，他们在日内瓦举行大会，正式从组织上恢复第二国际。
由于倡议重建的会议在伯尔尼举行，故称伯尔尼国际。
新的国际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衣钵，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停止活动。
（20）1919年7月31日德国国民议会在魏玛投票通过《魏玛宪法》 《魏玛宪法》是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年—1933年）的宪法。
作为德国历史上的第一部付诸实施的民主宪法，它建立起了一个议会民主制和联邦制的共和国。
现今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德国基本法》仍保留着魏玛宪法的部分章节。
1919年1月19日，德国举行国民议会大选。
1919年2月6日德国国民议会举行，由于首都柏林时局动荡，国民议会改在魏玛召开，共和国的非正式国名和宪法的名称由此而来，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宪法。
1919年7月31日，国民议会以262人支持、75人反对、84人缺席通过魏玛宪法。
1919年8月11日魏玛宪法正式生效，8月11日因此被定位魏玛共和国的国庆日，用以纪念「德国民主诞生之日」。
（21）1913年7月31日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 民国2年（1913年7月31日），熊希龄任国务总理。
民国3年2月，熊希龄辞职，3月，又被袁世凯委为参政院参政全国石油矿督办。
民国6年（1917）夏秋，京律一带水灾严重，熊希龄负责督办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并主持募捐，救济灾民，倡议在北京设立慈幼局。
民国7年，香山静宜园改为慈幼院，收养、教育受灾的流浪贫苦儿童。
熊希龄掌管一切院务，长达20年之久。
他还从事各种社会公益事业，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长及民办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等职。
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熊由北平到上海，负责战地救护工作。
上海沦陷后，欲取道香港返内地，12月5日病世于香港。
（22）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 1911年7月31日，为将革命的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一带，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正式成立。
自同盟会成立以来，以华南为重点的武装活动屡遭失败。
1910年5、6月间，谭人凤、宋教仁等同盟会部分骨干，认为“革命地点宜居中”，应从长江流域着手，遂召集11省区同盟会会长会议，讨论筹组同盟会中部总会。
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四川路湖北小学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由谭人凤、宋教仁分别起草的章程和宣告。
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潘祖彝、杨谱笙被推举为总务干事。
中部总会章程称，总会机关内部实行“议会制”，是为防止独断。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积极在长江流域的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各省设立分会，收揽人才，以共造革命时机。
同时，总会加强与武汉地区其他革命党人的联络，促成武汉革命势力的联合。
（23）1906年7月31日沙皇下令解散杜马 1906年7月31日。
沙皇尼古拉二世解散了俄国第一个民主机构－－杜马，使该议会的中间派和激进派领导人十分愤慨。
因此他们发表了一项革命宣言。
宣言号召俄国人民拒绝纳税，拒服兵役。
宣言是在芬兰的维堡市由代表们起草的。
维堡市是俄国警察深入到的城市。
沙皇于7月9日宣布解散杜马以图取消对土地改革所提出的讨论。
但是沙皇与杜马间的紧张关系早在5月份杜马成立的第一天就形成了。
那一天，代表们起草了答沙皇开幕词书，要求大赦政治犯，实行君主立宪制和对皇室和教会财产进行拍卖等。
沙皇拒绝了所有要求，双方从此陷入僵局。
沙皇已宣布将在1907年3月5日成立第二届杜马。
（24）1903年7月31日沈荩被刑部杖毙 1903年7月31日，沈荩为中国近代的新闻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沈荩，湖南善化（今长沙）人。
戊戌变法时，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交往甚密。
后留学日本。
1900年回上海后，与唐才常等共同组织正气会，旋易名自立会。
致力于勤（王）运动，任自立军右军统领。
事败后，继续从事反清活动。
1903年年初，天津《新闻西报》披露了沈荩搜集到有关《中俄密约》的内容。
国人无不愤怒，指斥清廷卖国。
清政府恼羞成怒，遂将沈荩逮捕入狱，处以死刑。
此时，正值清廷操办慈禧太后生辰庆典之际。
惟恐行刑会影响“庆典”，慈禧下旨将沈荩杖毙。
于是，刑部的官吏用竹鞭捶击沈荩，酷刑连续四小时，打得沈荩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沈荩骂声不绝，尚未气尽，最后竟被绳索勒死，时年31岁。
（25）1894年7月31日中日平壤战役打响 1894年7月31日，中国清军将领卫汝贵率领先头部队最先抵达平壤，将日军前哨部队击退，占领了平壤。
中日平壤战役拉开序幕。
（26）1886年7月31日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李斯特逝世 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
出生于贵族管家家庭。
6岁起学钢琴，9岁公开演奏。
先后跟车尔尼、萨里叶里学钢琴、作曲。
1823年迁居巴黎。
以卓越的钢琴琴艺驰誉欧洲各国，亦从事创作与评论。
深受圣西门学说和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影响。
法国七月革命时，写了《革命交响曲》（未完成）。
1834年里昂纺织工人起义时，写了钢琴曲《里昂》，以示同情。
后在瑞士和意大利旅行途中，写了许多钢琴小品。
1938—1847年间从事频繁的演奏活动，遍及全欧洲。
多次将演出收入捐赠匈牙利灾民。
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消极悲观，笃信天主教，放弃演奏活动，主要从事创作、指挥和教学。
1861年迁居罗马。
1865年在梵蒂冈受剪发礼，成为修士，但仍继续创作。
1875年创办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并任院长。
他是西洋音乐史上重要的浪漫派音乐家，曾丰富和革新钢琴演奏技能，首创交响诗体裁，倡导标题音乐，创用单一主题发展手法等。
代表作品有：交响诗《前奏曲》、《塔索》、交响曲《但丁》、《浮士德》，19首《匈牙利狂想曲》、2部钢琴协奏曲、b小调钢琴奏鸣曲、《高级技巧练习曲集》、《巡礼年代》曲集等。
（27）1849年7月31日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作战时牺牲 裴多菲·山陀尔，匈牙利的爱国诗人和英雄，匈牙利伟大的革命诗人，也是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奠基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
1847年起诗歌创作涉及当时政事，如《致十九世纪的诗人》《以人民的名义》等诗篇。
1848年3月15日裴多菲领导有学生参加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抗奥地利的市民起义，向起义者朗诵政治诗篇《民族之歌》，并写下诗篇《大海沸腾了》《把国王吊上绞架》，激励人民为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而斗争，被誉为“匈牙利自由的第一个吼声”。
9月，加入革命军队，投身匈牙利民族独立战争。
在1848年至1849年由科苏特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裴多菲于1849年1月参加了贝姆将军的部队，作为贝姆将军的少校副官同俄奥联军英勇奋战，1849年7月，创作了最后一首诗歌《恐怖的时刻》，同年7月31日在瑟什堡战役中失踪，多数学者认为他牺牲在瑟什堡大血战中，尸体埋葬在1050名英烈的大坟冢中。
鲁迅十分推崇裴多菲，说“争的擅长之处，自然是在抒情的诗”，欧洲一些文艺评论家称赞裴多菲是“马扎尔的抒情诗王”。
（28）1667年7月31日第二次英荷战争结束 1667年7月31日，英国和荷兰签订《布雷达和约》，和约规定英国占有新阿姆斯特丹，但将英军在战争期间占领的苏里南（在南美）归还荷兰。
第二次英荷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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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斯基简介
创建平安家庭工作总结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妇女是社会的“半边天”。
近年来，街道妇联坚持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创建“平安家庭”为目标，按照“党政所急、妇女所需、妇联所能”的原则，发挥妇联组织联系妇女、联系家庭的优势，以“内强家庭成员素质，外树巾帼文明形象”为目标，以“弘扬家庭美德、建设家庭文化、美化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为重点，以“平安家庭”创建活动为载体，把创建“平安家庭”创建作为参与“平安江口”建设的切入点，发挥妇女组织优势，动员妇女积极参与平安家庭创建，提高了家庭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提升了家庭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以家庭的文明促进了社会的平安稳定，以家庭的平安促进社会的和谐，以家庭的小平安促进社会的大平安。
一、强化领导、深化认识，形成创建平安家庭强大合力。
家庭平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前提。
“平安家庭”是“平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形势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载体，也是动员千家万户参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街道妇联对“平安家庭”创建活动高度重视，首先认真学习市妇联关于创建“平安家庭”活动的文件和精神要求，做到了明确思想、统一认识，把这项工作的成败提升到一个关乎社会稳定发展、关乎社会和谐进步的高度，做到“三个牢固树立”：一是牢固树立在大局中思考、定位妇女工作的理念，提高服务大局的自觉性；二是
我们为什么不使用七十士译本
从一种文字翻译成另一种文字，总会有遗漏，尤其是宗教的经文的翻译，即使是标榜有所谓的“圣灵”的启示的译文，也不会与原文一致，甚至会与原文有相当大的出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任何一种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诠释，而上号称受了“圣灵”启示的众多“圣经”译本也表明，所谓的“圣灵”启示，不过是挂了一个“圣”字的人意。
七十士译本的译者之一、天主教“圣经”中作者耶稣瓦·本·西拉的孙子就早已经意识到，原文语言和译文语言不可能完全一致，希腊文译文和希伯来原文有不小的差别。
但是，我们知道，早期基督教传教引用旧约时引用的就是七十士译本，这个译本在上的作用和地位不可低估，因此，现代神学研究中早已出现了专门的七十士译本研究。
最近学习神学系教授 Martin R??sel 在 Brücke zwischen den Kulturen: ??übersetzung“ als Mittel und Ausdruck kulturellen Austauschs \\\/ hrsg. von Hans Jürgen Wendel... – Rostock: Univ., Phil. Fak, 2002. – XI, 311 S. – (Rostocker Studien zur Kulturwissenschaft ; 7) ISSN 1433-4550 ISBN 3-86009- 一书中对七十士译本的翻译研究介绍，作了一些笔记，贴出来与大家分享。
第一部分：七十士译本的诞生1. Aristeas 信件希腊化的犹太人可能认为圣经翻译成希腊文是很重要的事件，所以有了关于这一事件的传说。
按 Aristeas 致 Philokrates 的信（此信后世被确认为伪造）的描述，翻译托辣（不是全部的“圣经”）是由在托勒密二世时担任亚历山大成图书馆馆长的哲学家 Demetrius 倡议的，所以国王邀请的 72 位学者到埃及，这些学者在 72 天的时间内完成了翻译工作。
今天通用的七十士译本 (Septuaginta) 这个名称及其用于简写的 LXX 就来自这一传说。
据说，托辣译本完成后，得到了国王和犹太社团的认可，为了防止改动，还对译本加了咒语的保护。
后人的传说中，比如亚历山大城的 Philo，又增加了新的细节，比如，说经文译者各自独立工作，最后做出来的结果却是一致的，因为神的灵（犹太人说的“神的灵”就是的灵，相当于人有灵一样，不同于后世基督徒们所说的圣灵）启示了他们。
不仅“圣经”的原文是神启的，而且其译文也是神启的，这种设想对后世基督徒使用希腊文旧约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Aristeas 致 Philokrates 的信与历史事实的矛盾太多，比如 Demetrius 从来没当过的馆长，所以现在被多数学者认为是伪造的。
这封信的出现，其实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就是阻止已有的七十士译本被增加新内容或被改动。
2. 目前关于五经翻译的解释既然 Aristeas 的信不可信，那么，就有理由来问七十士译本产生的原因和时间。
许多细节观察表明，摩西五经并不是一部统一的译作。
可以肯定地说，五经是由不同的译者完成的，因为其中的希腊语风格不一，忠于原著的程度不同，在各卷中显现出来的译者的神学倾向也不同。
至于五经的翻译时间，很有可能是在公元前 250 年前后，这一点可以通过与同时期的莎纸文献的语言风格和用词习惯的比较以及在其他文献中的引用基本上确定，而且，可以基本确定的是，第一卷被翻译的是创世纪。
那个时代人们感兴趣的是宇宙历史，希腊文的律法不可能是五经翻译的开始，而创世纪不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律法条文。
这也是说明 Aristeas 信件不可信的迹象之一。
译文的不同特点表明，翻译的地点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利未记 11:17 中属于不洁净的猫头鹰在译本中被鹭代替——鹭在埃及是文书神 Thot 的象征，在虔诚的犹太人看来这种鸟只能是不洁净的。
除了已经提到的耶稣瓦·本·西拉的孙子，其他的译者情况不详，学术界现在倾向于用“文士”来称呼他们，但是这个称呼没有新约中的那种贬义，而只是要说明译者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人，因为，这些人已经在用后世拉比解经时用的某些规则，有的译者对希腊哲学思维方式也比较熟悉。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有些翻译者的母语更有可能是亚兰语，而不是希伯莱语，另有译者以希腊语的“普通话”为母语。
至于翻译所用的底本，可能与现代犹太教的 masoretes 本大体相符，字句上常与撒玛利亚圣经相符，但与撒玛利亚本意思上的改变不同。
随后我们会看到七十士译本与现在通行的 masoretes 本相比有众多的差别，不能笼统地说两者如何完全一致。
3. 先知书与书卷的翻译a. 经卷托辣的翻译完成后，可能很快就开始了其他书卷的翻译。
具体的时间没有办法确定，只有语言分析能够显示经卷翻译的大致顺序，对于翻译地点也只能根据译文的用词进行判断。
这方面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就是，除了摩西五经，其他书卷哪些属于经哪些不属于，在当时还没有确定下来，就是说，希腊时期的犹太人所用的经是不同的。
比如我们现在知道，当时的撒玛利亚人和撒度该人除了摩西五经不承认其他的书卷为经，而亚历山大的 Philo 虽然知道其他经卷的译本，但论理的时候主要还是引用五经的希腊文译本。
另一方面，七十士译本的经卷从第一部合集开始就明显多于希伯来-亚兰语所传的“圣经”，除了希伯来圣经所包含的经卷，亚历山大传承还包括一些所谓的伪经和次经，比如托比亚、尤迪特、玛迦伯一书和二书、智慧书、希拉赫的智慧书、巴鲁赫、耶力米书信，此外还有附加于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的东西（这些内容未收入新教的旧约，因为当时没有这些内容的本。
天主教“圣经”因为继承拉丁文武加大本的传统还保留了这些内容，但从 Trient 会议后被列入次经）。
另外，七十士译本的大多数版本还包括玛迦伯三书和四书、以斯拉记三书、索罗门的雅歌和索罗门诗篇。
开罗、昆兰和马萨达发现书卷后，基本上可以肯定，上述的书卷中有些是以或亚兰文钞本为底本，如托比亚、德训篇和玛迦伯，而另外有个别书卷有可能是用希腊文写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经书中书卷的次序。
希伯来圣经的次序是：托辣——先知书——圣录，其中约书亚记和撒母耳记等史书被列入先知书，而亚历山大传承的圣经中，先知书被列在旧约的末尾，后一种排列次序所显示的神学思想是，先知们的预言还没有得到实现。
但是，这种排列是来自基督教还是来自希腊时代的犹太人，现在有争议。
没有争议的是，现存的亚历山大译本的所有抄本都是由基督教传下来的。
b.各书卷翻译的问题对经书注重程度的不同，对托辣之外的经卷的翻译有直接的影响。
现在虽然还无法确定五经翻译之后第一部得到翻译的经卷是哪一个，可以设想的是，要么是约书亚记直接在申命记之后，要么是某部先知书或者诗篇。
显而易见的是，不论是在底稿这一层次还是在翻译方式这一层次，都存在着显著的区别。
的发现为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决定性的动力，但是，可靠的研究结果现在还远远没有取得。
首先，希伯来圣经中五经之外的传承要比五经的传承有更多的层次，一些经卷显然曾经同时有过不同的版本，有些书卷的版本与现在通行的、在中世纪定型的希伯来文本相近，学术界称之为 protomasoretic 本，而另有一些版本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篇幅上都与通行本有明显的区别，七十士译本中的一些经卷就是以这种与通行本有差别的抄本为底本的，比如，希腊文耶利米书与通行希伯来文相比篇幅明显短，而且结构也不一样。
其他的经卷不存在这么大的区别，其差别主要体现在段落上，比如，七十士译本的撒母耳记上16-18明显较短，也更通顺 —— 从历史批评方法的角度看，这样的版本是比较原始的。
另一方面，七十士译本的约书亚记包括许多现在的希伯来本所没有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和列王记等其他的经卷有内容上的联系。
另外，约书亚记的希腊文本可能是按照单行本的模式编辑的，所以其中也包括一些士师记的内容。
另外的差别主要体现为章节的划分，比如希腊文本的诗篇的第9+10和第114+115各被合并为同一章，但是把第116和147章又分裂开来，这样诗篇的总数还是150章，同时还附有“编号”外的一章，而这一章存在于中。
还有一个问题是译者的理解和解释，比如以赛亚的译本中有一系列旨在将预言现实化的“非字面”翻译，其中最著名而且历史影响最大的就是 7:14中关于处女生子的预言。
这种自由翻译涉及的面很广，从个别单词、章句到全书的新创作都有，后者以约伯记为最：其希腊本不仅篇幅明显小于希伯来本，而且通过使用词汇而完全变了调，此外有些段落还包括了复活的念头：七十士译本在这里为上帝全能-全知-全善悖论提供完全另样的神学解释。
基于这样的观察，学术界认为不能再笼统地说七十士译本，而是认为要根据翻译所用的底本和翻译方式对不同的经卷分别对待。
第二部分：修订本与最初译本的问题1. kaige 修订翻译者显然意识到了译本与原本有差别的问题，同时，希伯来本之间的差别也开始成为问题，标准本和解经规则逐渐开始形成，希腊文译本与希伯来文本的差别就更为明显。
这样，希腊文译本也开始通过修订向希伯来文本靠近。
文本研究界早已经怀疑，七十士译本可能在公元前就已经有了修订本，其主要依据是新约所引用的旧约章句，1952 年死海西岸的 Nahal Hever 发现12小先知的希腊文手抄本后，就已经可以确定，希腊文译本很早就有了修订，修订的目标是译文自身更统一、更接近希伯来文本。
这种修订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在七十士译本中翻译不同的希伯来词 we-gam （而且也，同时又）在修订时基本上统一为希腊文的 kai ge。
所以，从 D. Barthélemy 开始，这种修订被称为 kaige 修订本。
以这一手卷为出发点，学术界可以确定这种修订在其他书卷中留下的痕迹，比如，七十士译本中的撒姆耳记和列王记的一些部分在修订中完全用新译本代替，士师记、耶利米哀歌和诗篇也有修订的痕迹。
但以理书的情况比较特殊。
这一经卷有两种希腊文本传世：大多数手抄本是带有 kaige 修订本特征的所谓 Theodotion 本，只有两个希腊文手抄本和叙利亚译本还是\\\/用七十士译本的原本。
正是这一经卷显示，公元前的“圣经”修订是很全面的。
2. Aquila, Symmachus 与 Theodotion七十士译本传承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早期基督教很快就开始用希腊文译本传教，并且对希腊文译本进行修订。
传统上讲公元2世纪有三位重要的译者\\\/修订者，后世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不知道他们的生平细节。
第一位是 Aquila。
Aquila 是拉比 Akiba （Akiba 据说是现代犹太教的始祖，曾经支持 Bar Kochbar 反抗罗马的起义，并将后者称为弥赛亚）的学生，曾经皈依基督教。
他的修订工作继承了 kaige 修订的特点，同时在解经方面也深受拉比 Akiba 的影响。
所以，他的修订工作的特点是极端尊重原文的直译，经文中的字词总是用同样的方式翻译，因为，经文的每一个细节在解经上都很重要。
这样产生的译文肯定生硬异常。
公元2世纪末的 Symmachus 的修订只有很小的残留传世。
Symmachus 是一个 Ebionite —— Ebionite 是生活在以色列和叙利亚的犹太人，他们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不接受处女生子等教条，被保罗派的基督教称为异端。
他在尽量直译的同时采用意译，以求使译文具有可读性。
第三位修订者是 Theodotion。
Theodotion 是希腊化的犹太人，其活动时间也是在公元2世纪末之前，传统上认为他修订了但以理书，其他的修订和翻译工作很难确定。
他的修订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相对常用音译。
3. 基督教方面的修订： Origenes, Hesychius, Lukian七十士译本随后的传承主要取决于基督教方面的修订，这一发展的起因可能是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神学论争：七十士译本已经完全成为基督教的“圣经”，而犹太教方面则认为，托辣的翻译如同以色列人在出埃及时围着金牛犊起舞一样严重。
基督教方面在这方面最重要的结果是奥利根在公元220年后完成的六版对观本 Hexapla。
所谓六版对观就是将六种不同的版本并列在一起：希伯来文、音译、Aquila、Symmachus、七十士译本和 Theodotion。
在七十士译本一栏，他用文本批判标记标示出希伯来文与希腊文的差别，以求使七十士译本更接近希伯来原文。
但是，奥利根所用的希伯来本不是各种译本所依据的底本，而且，他自己也对七十士译本作了更改，却没有标示出来，所以，他究竟做了哪些修改有时也很难确定。
这一努力的结果是七十士译本又多了一个版本，学术界称这个版本为奥利根本或六版对观本。
此外，教会之父 Hieronyumus 还提到了 Hesychius 和 Lukian 的修订本。
前者通行于埃及，学术界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这一修订的范围和特色，现在一般称为亚历山大修订本。
后者通行于小亚细亚和北叙利亚，其修订工作主要是在史书，当然也有以赛亚书和十二小先知书的修订，其特点是，七十士译本中撒姆耳记和列王记的原始译本全部用 kaige 修订取代。
因为 Lukian 这个人还不能完全确定，所以这个版本现在通称安提亚修订本。
七十士译本的修订工作终结于 Hieronymus 的拉丁文译本武加大。
这个译本与其他拉丁文译本不同的是，他直接翻译于希伯来文，但翻译时参考并顾及了七十士译本。
此后，西部教会开始用拉丁文，而东正教至今还在用七十士译本，而且译本也经过了加工，但这种改动还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
4. 七十士译本研究与新译本一览七十士译本从最初译本开始，经历了一系列的修订，由此产生了众多的不同版本，而各种修订反映了古代晚期犹太教、尤其是早期基督教在不同阶段的神学发展。
研究七十士译本时最重要的问题是，七十士译本最初的译本是什么样的。
只有把最初译本从后人的修订中剔除出来，才能确定翻译者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翻译方式，他们翻译时所用的希伯来底本是什么样的，然后才能确定最古老的希伯来文本是什么样的，因为，希伯来“圣经”从公元前一世纪开始也经过了修改和标准化的过程。
修复七十士译本的设想开始于 Paul de Lagarde，随后成为哥廷根七十士译本规划的目标。
这一工作可以这样简单概括：搜集所有的手抄本和古人的引用（比如古代教会之父的引用），根据特色对这些文字进行分门别类，剔除明显的修订，然后得出最可能接近原始译本的文本。
1935年，由 A. Rahlfs 主持出版了七十士译本简本，这个版本就是按照这种原则编辑，但是其基础仅仅是少数几种重要的手稿。
从1922年（路德记）和1947年（创世纪）开始，旧约各卷开始有单行本，并且附有详细的文本批判注解。
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远远没有作完，尤其是从文本批判角度来看非常困难的史书部分。
其他的书卷因为有新的考古发现和新的研究方法，已经有多种版本（创世纪，但以理书）。
另外，英国剑桥有手抄本的出版（1906-1940），用梵蒂冈抄本为底本，附有广泛的文本批判注解，但是只包括创世纪到托比特；安提亚版的撒姆耳记-列王记并历代记已经由 N. Fernández Marcos 和 J.R. Busto Saiz (1986-1996)出版。
在新的翻译本方面，有三个大型的国际项目值得一提。
首先，法国正在出版七十士译本的法语版 La Bible d’Alexandrie，其中对希腊文本与希伯来文本的重要差别进行标示和解释，另一个重点是教会之父对七十士译本的诠释。
从1986年开始，这个译本已经出版10卷。
其次，美国正在出版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eptuagint，这一版本没有注解，语言上以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为标准，以求显示译文与底本的关系。
最后，德国正在加工出版七十士译文德文版，附有包括解经及历史诠释的详细的注解卷，其特点将是通过字体提醒读者注意译本与希伯来本的不同及增删情况。
第三部分：七十士译本精神世界举例虽说每一种翻译都是一种诠释，而且即使一对一的字面直译也不能与原文相符，但是七十士译本的研究一直以文本批判为主，注重译本在内容上的改动，而这种改动正反映了译者和编辑者的神学观点的发展。
应该是很早就得到翻译的创世纪第一和第二章，就反映了一种神学思考，比如希伯来文第一章中缺乏的或表达得不明确的一些因素在译文中得到了增加。
这种把没有明说的细节显现出来的“和谐化”倾向实际上贯穿了五经的翻译。
更重要的是，译文的用词很“讲究”，一个典型的范例是，希伯来文中祭坛用的是同一个词，而七十士译本就有了分别：异教的祭坛被称为bomos，以色列的祭坛用一个新造的词 thysiasterion 来表达，通过用词的选择来表达译者对可疑的祭坛的态度，比如约书亚记 22:10-11 中东约旦的以色列部落所建的祭坛就被称为 bomos，尽管从上下文的关系中可以很容易理解这个祭坛的建造。
创世纪中的两个不同的创世故事一样令翻译者头疼，毕竟两个故事的内容差别太明显，这可能是译者在用词选择上的考虑：创世纪1中的两个希伯来文动词 bara’ （创造）和 ‘asah （做）在希腊译文中用同一个动词 poieo，创世纪2中的希伯来文 jazar （造）用希腊语的 plasso 翻译。
有意思的是，柏拉图在 Timaios 中就是用这样的概念分别来区分 Demiurg 和后起诸神的造世行为的。
其他的一些用词选择也表明，创世纪的译者有可能把前后两个不同的创世故事看成了理念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创造。
后来的 Philo 也确实是这样理解的，而更早一些的希腊化犹太人则明确表示，“柏拉图遵从我们的律法了”（Aristobul）。
用希腊思维来解释希伯来“圣经”的另一个迹象是大洪水故事的翻译（创世纪6-9）：大洪水被翻译成了 kataklysmos，而这个词是柏拉图描述 Atlantis 沉没时所用的。
这个词的运用同时为大洪水提供了一种理性的解释，因为，kataklysmos 这个词背后是所谓的世界年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当所有的星辰回到起始时的位置时，世界年就到了头，这时候将会发生世界大火和大洪水，如同普通的年一样。
同样的趋势也显现在该隐和亚伯故事的翻译上。
希伯来原文并没有提到耶和华不喜欢该隐的祭品，而译者通过对原本没有元音的希伯来原文略微另样的断节，就读出了耶和华在第7节中对该隐的指责：该隐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式切割自己的祭品，所以，尽管没有明说，他的祭品是不 rite （合宜
）的。
对原文作更明显的改动的地方，是创世纪第5章和第11章。
在涉及到远古族谱的这两章，不论是 masoretic、撒玛利亚本还是七十士译本，都有各不相同的数字，七十士译本甚至还捏造了一位先祖 Kenan，以加大族谱的绝对年数，使第二神殿的建造正好在创世后5000年，同时也避免与埃及的传承有过于明显的冲突，因为，与埃及的传承相比，希伯来的年数偏低。
涉及到上帝的形象，希腊文译本与希伯来文本也有明显的区别。
希腊文译本虽然也用了希伯来文的因素，但是作了非常自由的阐释。
希伯来文本中，JHWH 和 Elohim 这两个名字都用，而且意思几乎是一样的，而七十士译本则非常有规律地用 kyrios 和 theos 这两个词：凡是述说上帝恼怒生气的时候，比如在诺亚的故事里，希腊文译本一律用 theos，即使希伯来文本用的是 JHWH；而上帝显示慈悲的时候，则一律用 kyrios，即使希伯来文本用的是 Elohim。
从七十士译本开始的这种对上帝性质的认识，据说曾经在拉比中很盛行，而且至今还有追随者。
另一处明显的改动是，希伯来本出埃及记 24:10 写的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看到了上帝，而七十士译本则把这一处改成了他们看到了上帝站立过的地方。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希腊时期的犹太思维中的末日论的加强，而这种思维在七十士译本中也得到了体现，特别是在民数记第24章，七十士译本认为巴兰在第7和17节预言了将要拯救以色列的一个人的到来，一个弥赛亚。
在历史上作用特别深远的是以赛亚书 7:14。
希伯来文本中预言的是当时的一位年轻妇女将要生子，而七十士译本则将这个预言翻译成了拯救者在世界末日时将由一位处女所生，而从解经的角度看，实际上这一章已经完全被改写为对拯救的预言。
原始基督教把这一段当成对耶稣的预表就毫不奇怪了，尽管这种说法并不是基督教最原始的说法，比如，加拉太书 4:4 所说的还不是处女生子。
乡下人总结：根据现在的研究情况看，七十士译本与现在通行的希伯来文“圣经”有众多的区别。
从宗教改革开始，普遍的看法是，七十士译本的译者们偏离原文太远，甚至歪曲、篡改了原文的意思。
但死海古卷发现后，这种观点基本上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死海古卷中虽然有些经文与现在通行的希伯来文相符（比如以赛亚书，除少数不重要的区别，基本上与此前最古老的列宁格勒本一致），但也有许多与七十士译本相符（比如撒姆耳记，其中多的残片与七十士译本相符，与通行的希伯来文本不符）。
这种情况说明，希伯来文“圣经”在正式定型之前可能有不同的版本同时存在，七十士译本所依据的是与现在通行的希伯来文本不同的底本，而现在的希伯来文本在七十士译本出现后的定型过程中也进行了修改增删（比如撒姆耳记就有后人增加的段落）。
这说明，不论是犹太教方面还是基督教方面关于“圣经”在历史上只字不改、死海古卷证明“圣经”传承的可靠的宣称，不仅不可信，而且也不符合事实。
小手拉大手 文明一起走致家长的一封信
小手拉大手 一起走亲爱爸.妈妈： 在同一片蓝天下，我们有着共同的：让佛山更文让生活更幸福
第一，口不说脏话粗话，不随地吐痰手不乱扔杂物，不损坏公物；脚不乱穿乱行，不踩踏花草。
第二，从今天起，积极参与从我做起。
学校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建设文明校园需要大家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通过自己的文明行为，来为我们的校园增添光彩。
我们要主动参与，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从身边的每一点一滴做起。
第三、积极参与，从我做起。
首先要知晓创建，关心创建，融入创建，不断增强主人翁意识，提高参与创文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努力形成“人人想，人人干，人人创”的良好氛围，争做文明师生。
情牵大家，共创文明。
手手相牵，带动家庭、学校和社会齐心共创，形成全民讲礼仪、守秩序、齐清洁、传爱心的良好氛围，勇于指出和纠正身边人的不文明举止，提高创文的知晓率、参与率和支持率，为创文齐喝彩，为创文齐出力，为创文添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