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大记者是谁
黄远生（1885－1915）原名黄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九江人。
民国初年著名记者。
这个人的死是一个谜。
他的生，则是一段被湮没的传奇。
他20岁进京赶考，在清王朝最后一次会试中高中进士。
他不按朝廷惯例接受官职，却赴日留学，后来投身报界。
他在美国旧金山被暗杀，枪手却一直不知是反动的袁世凯所派，还是革命的国民党人。
历史的记叙往往忽略他末代进士的身份，而凸显出一位开山记者———“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因为此前的中国报人多为政论家，自他始方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著名于世，其“远生通讯”被视为民初中国新闻界的一大招牌。
他年少风光，时人赞为“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更誉之为“报界之奇才”。
他宣称，新闻“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
又强调，记者当具备“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的“四能”功夫。
后人总结新闻史，“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确定是他开创了通讯这种新闻文体。
“通讯”一词，此前已见于报刊，但仅指由外埠邮寄传来的新闻，称为“某地通讯”，以区别于电讯。
黄远生在自己开始新文体尝试的开场白中敬告读者：“吾此后所谓新闻者，不必尽为朝章国故也。
市井琐屑，街谈巷议，皆一一作新闻观，此在日报中实为创格。
” 这样一种新闻观的冲击力是不言而喻的。
民国初年，承袭邸报传统、惯登“宫门抄”一类刻板文字的报纸和杂志仍占据主流。
偏偏是进士出身的黄远生，第一个站出来革新，把原先的官样文章变成通俗易懂、为人所喜见的纯粹的新闻文体。
一时间，这种白描式刻画、极具现场感的文字，广受读者追捧。
在黄远生三四年短暂的记者生涯中，他以通讯文体，对同期几乎所有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等。
黄远生有一名文，题为《外交部的厨子》，从一个匪夷所思的角度切入当时中国社会之生态。
此厨子在前清“声势浩大，家产宏富，乃至能力回西太后之意，与中外赫赫之李鸿章对抗”；民国成立，仍盘踞外交部，利用“官长之爱财物未必不同”的心理，优游于官场；及至被开除，“犹可辇致巨金之外国银行，遨游青岛天津上海之间也”。
黄远生的研究者张光芒认为，新闻并非他全部的历史贡献之所在。
“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作为一位新文化先驱者的形象而存在的。
” 张光芒在周恩来1918年的日记中曾见到这样的记载：“……晚间观黄远生遗稿”，“我昨天从任白涛那里取来黄远生从前的通信看了一遍，觉得他所说的元、二年的光景，于我的将来政治生涯有很大关系。
” 黄远生死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其影响所及仍然遍布整个思想文化领域。
仅就当时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新青年》及《新潮》而言，提到他名字或涉及他言论的文章不下30篇。
甚至有人言，《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正是黄远生的未竟事业。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发“先声”的人物。
此种评价为后来的新文学史家所认同，所撰无不视他为先驱人物，甚至连周扬在延安鲁艺的讲义也没有例外。
正如张光芒所说：“可见，新文学史上本已有黄远生的大名。
” 然而这个名字后来被抹去了。
“黄远生为什么在新文学史上突然消失
”张光芒对此唏嘘不已。
网上有人讲过一个故事：在书摊看见一本梁启超题名的书，题的是“黄远庸遗作”，想来梁任公为其题字，作者当非等闲之辈，但却从没听说过。
一问价，五元，在书摊上是高价，犹豫再三，终于没买。
没过多久，得知黄远庸是民初大记者，当日的风云人物。
于是赶紧再到书摊寻觅此书，已不知去向，“只有空留余恨到天明了”。
1915年12月27日，避匿于美国的著名记者黄远生被革命党人以袁党人罪名枪杀于住宅内。
黄远生，中国近代新闻记者。
黄远生，江西九江人，原名黄为基，字远庸，远生是他的笔名。
1885年1月15日生于“文彩秀发”的书香门第之家（一说生于1883年）。
21岁时中光绪甲辰进士，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位。
但他无意仕进，以新进士之资格赴日本留学，1909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
回国后先在清政府邮传部任职，辛亥革命后脱离官场，从业新闻，成为蜚成于世的著名新闻记者和政论家，是中国第一个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著名于世的人，时人誉之为“报界之奇才”。
黄远生先后任《申报》、《时报》、《东方日报》、《少年中国》、《庸言》、《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报刊特派记者、主编和撰述。
所写《官迷论》、《三日观天记》、《外交部之厨子》、《北京之新年》等通讯，对民国初年政局的黑暗和新官僚们的丑态，作了忠实的记录和辛辣的嘲讽。
袁世凯筹备称帝期间，聘他担任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上海版总撰述,坚辞不就,并在上海各报刊登《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以示决绝。
1915年冬赴美访问。
同年12月25日晚，在旧金山被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指派刘北海枪杀。
黄远生以“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的“四能”记者自勉，文字流利、畅达、幽默，深受读者欢迎。
是中国历史上第1个有影响的新闻通讯记者。
所写新闻作品辑为《远生遗著》4卷,以新闻通讯为主,兼收政论、译文等,于1919年出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报刊通讯集。
陈独秀等一辈人受黄远生思想的影响集结起来，组成“新青年”团体，并在《新青年》及《新潮》上广为宣传，单是提到他的名字或涉及他的言论的文章就不下三十篇。
胡适在《五十年来之文学》一书中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先声”的人物。
黄远生的文化活动只有辛亥革命前后短短的几年时间，正是中国文化觉醒前最黑暗的时刻。
这时比其长一代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几乎都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从上个世纪末活跃在时代潮头的思想先驱变为“不进则退”的文化守成主义者；而“五四”一代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此时大都尚处于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未找到中国文化觉醒的突破口，也还未形成新文化运动的庞大阵势。
旧的已去未去，新的将生未生，黄远生在这古与今、旧与新、中与西转折的焦点时刻，以其奔放的激情与深沉的忧患意识填补了时代的一个空白。
其贡献首先表现在首倡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启蒙运动。
在《忏悔录》一文中他指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要改革国家，则必须改造社会，而欲改造社会，最终必须“改造个人”。
邵飘萍（1886～1926），又名镜清、振青、新成，学名锡康，笔名阿平、素昧平生等。
紫溪人，后随父母迁居金华。
14岁进秀才，21岁就读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接受维新共和思想。
民国元年（1912），与杭辛斋在杭州合办《汉民日报》，任主编，被推为省报界公会干事长。
民国2年8月，以“二次革命”嫌疑罪被捕，《汉民日报》遭封。
翌年营救出狱，东渡日本，入法政学校组织东京通讯社。
民国5年春回国，主持《时事新报》笔政。
继应聘为《申报》驻北京特派员，并在京创办新闻编译社。
民国7年10月，独资创办《京报》，受聘为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导师。
民国8年，到北大“五三晚会”发表演说，疾呼“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因遭通缉，《京报》被查封。
再次流亡日本，被聘为《朝日新闻》社特约记者。
在日期间，著书向国人介绍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系统考察和研究日本新闻事业。
民国9年回国复办《京报》，任社长。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北方新闻界中最早和党组织发生联系，为“亢慕义斋”校订马列译著。
民国11年，免费发行《纪念马克思特刊》、《列宁特刊》，利用特殊职业条件，常将情报提供给党组织。
在办报之余，致力于教育事业，曾应聘为北京平民大学和政法大学教授及务本女子大学校长。
民国14年春，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五卅”运动中，多次发表署名评论，又联合同仁拒登英日广告，发起募捐，救恤难胞。
“三·一八”惨案后，直书奉军暴行，《京报》成了讨伐段祺瑞的舆论阵地。
民国15年4月20日，遭张翰举出卖而被捕。
26日，被张作霖杀害于北京天桥。
1949年4月主席亲自批文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著有《新闻学总论》、《实际应用新闻学》等。
林白水（1874-1926年），原名林万里，字少泉，号宣樊、退室学者、白话道人，闽县（今闽侯）青圃村人。
幼承家学，又拜名士高啸桐为师。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应林启之邀，赴杭参与创办求是书院、养正书塾、东城讲舍、蚕学馆4所新式学堂，任求是书院总教习。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任《杭州白话报》主笔，宣扬新政，提倡社会变革，宣传禁烟，倡导破除迷信及妇女缠足等恶习。
受其影响，杭州成立全国第一个“女子放足会”。
光绪二十年（1902年）一月，返福州，与表兄弟黄翼云、黄展云等创办全省第一所新学——福州蒙学堂，在校秘密组织“励志社”。
后到上海与蔡元培、章炳麟等创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女学社”和“爱国学社”，出版《学生世界》杂志。
翌年，赴日本留学，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拒俄排满活动，加入“军国民教育会”。
同年夏返沪，与蔡元培等创办《俄事警闻》。
十二月，自办《中国白话报》，公开鼓吹以暴力推翻帝制。
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任《警钟日报》主编，宣扬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
孙中山曾书“博爱”二字相赠。
后加入光复会。
辛亥（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万里回闽，任福建都督府政务院法制局局长和共和党福建支部长。
民国2年（1913年），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被聘为总统府秘书兼直隶省督军署秘书长。
次年，袁世凯解散国会，万里回到福建。
民国4年，再度入京，附和袁世凯称帝，被袁委为参政院参政。
帝制取消后，万里重操新闻旧业，创办《公言报》，任主笔。
民国8年初，在上海创办《平和日刊》。
民国10年春，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自任社长，以白水为笔名，发表政论文章，揭露军阀政客的黑幕丑闻。
翌年，被查封，万里入狱3个月。
出狱后，《新社会报》改为《社会日报》出刊。
民国12年10月，因刊登揭露曹锟贿选总统的文章，报馆遭封闭，他再次入狱。
出狱后，于民国15年8月5日在该报登载《官僚之运气》一文，揭露潘复与张宗昌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丑闻。
当晚遭军阀张宗昌逮捕，翌晨被杀害于天桥。
北伐成功后，由林森等资助扶柩回乡安葬。
有《林白水先生遗集》传世。
1986年，国家民政部追认为烈士。
其女旅美华人、美国国防大学教授林慰君捐资在故乡建立纪念堂、纪念碑。
清徐中学的清中历史
彭真 彭真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顽强奋斗，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简介彭真同志于1902年10月12日出生于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垤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取彭真名傅懋恭。
参加革命后，他在地下斗争中使用过许多化名，1937年改名彭真。
彭真幼年时白天随父母下田劳动，夜晚全家纺线，饱尝生活艰辛之苦，曾随祖母愤起反抗恶霸欺压。
由于家境贫寒，12岁才开始读私塾。
1919年，考入曲沃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受五四运动影响，带领同学进行反帝爱国宣传。
1922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参加进步组织青年学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西省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
大革命时期，任中共太原支部委员、书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太原地委书记，中共天津地委二部（区）委、一部（区）委、三部（区）委书记，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部长、职工运动委员，在太原、石家庄、天津、唐山等地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学生运动。
1923年，在太原主办以工人为主要学员的成人夜校，参与组织反对曹锟贿选的斗争和成立太原民权运动大同盟。
1924年，参与筹建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开展国共合作工作，同国民党右派排斥共产党员的活动进行斗争，并参加领导成立了太原和山西省的国民会议促成会。
1925年，指导成立山西工人联合会和太原总工会，发动工人群众和各界民众反对阎锡山强征房屋估价税的斗争，五卅惨案后发动山西各界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
在石家庄领导恢复正太铁路总工会，任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
1926年，作为正太铁路总工会代表出席在天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
先后组织领导了石家庄和天津的纱厂工人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书记，中共顺直省委（当时领导北平、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河南等省市党的工作）常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他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中，深入工人群众，继续坚持斗争，组织领导天津近郊农民开展反霸护佃斗争，在农民中发展党员。
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他在天津被捕，遭受酷刑摧残，坚贞不屈，组织被捕同志同叛徒、敌特进行斗争，减少了党的损失。
在狱中秘密组织党支部，任书记，组织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
1935年刑满出狱后，任中共天津工作组负责人，组织领导天津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任中共北方局代表、组织部部长，并直接领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
他支持刘少奇同志提出的白区工作基本方针和策略原则，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评和纠正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及投降主义的错误倾向，为恢复和发展北方地区党的组织，巩固和发展“一二·九”爱国运动的胜利成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白区工作的新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5月，作为白区代表团主席参加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任大会主席团成员。
他在会议上发言强调，党在白区的工作要充分运用统一战线形式，广泛组织发动群众抗日，同时必须坚持党的独立性。
接着，又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
他在聆听了同志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论述后，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认定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抗日战争爆发后，彭真同志参与部署党在北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1938年他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北方分局）书记，同聂荣臻等同志一起，发展、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基本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提出并实施了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武装建设以及土地、经济、劳动、金融等方面的政策，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
他明确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根据地“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
晋察冀边区被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1941年，在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和同志汇报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分析了边区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动向，说明了确定边区党的各项基本政策的根据和不同时期执行政策的重点，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边区建设的基本经验。
这个汇报受到同志的高度评价，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由中央批转各根据地党委。
此后，留在中央，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城市工作部部长，参加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
1944年参加扩大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任历史报告委员会成员、组织委员会成员，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在延安，他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把全党思想统一到以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在全党确立思想的领导地位，为培养党的领导骨干，为开展敌占区、国统区党的地下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出席党的七大，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
他在会上作了《关于敌占区的城市工作》的发言，总结了我党进行地下斗争的历史经验，阐述了精干隐蔽，利用合法形式，团聚群众，蓄积力量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
在党的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8月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实现党的七大作出的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彭真同志任中共中央东 彭真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在矛盾错综复杂、形势变化急剧的情况下，严肃执行中央、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指示、命令，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迅速扩大部队，建立根据地，为最后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7年，回到中央，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并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指导晋察冀工作。
1948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12月兼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1949年9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之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建国初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后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
从1954年起，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6年在党的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央书记处协助同志负总责。
建国后一直兼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从1951年起兼任北京市市长，直至1966年5月。
建国后十七年中，他作为以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成员，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政法工作、统战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理论工作、科学教育文化工作、外事工作，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和平接管北京的过程中，彭真同志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北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实现了翻天覆地的伟大社会历史变革。
解放前，北京是一个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消费城市。
北京刚一解放，他就强调把恢复、改造与发展生产作为北京市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并服从于这一中心任务；并明确提出，首都建设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发展生产服务，同时又要为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机关服务。
到1951年，北京市的国民经济就得到全面恢复，并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市的经济建设持续突飞猛进，由消费城市变成了生产城市。
他从进城不久就开始抓首都城市规划，1956年提出“城市规划要有长远考虑，要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要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的指导方针。
1958年，他领导了十大建筑的建设和天安门广场的规划。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既爱护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又强调必须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他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不犯路线上的错误，根本的问题在于调查研究。
他身体力行，深入农村、工厂，直接听取群众意见，进行调查研究。
十七年中，他为把首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城市，精心擘划，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贡献。
彭真同志一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于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给予高度重视。
他强调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又是高等学校集中的地方，努力办好这些高等学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主持制定了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
他热忱关怀青年的健康成长，连续多年向首都高等院校毕业生讲话，勉励他们自觉地走历史必由之路，同工农相结合，坚决跟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他提出“发展城市人民大众的文艺”，号召文艺工作者像过去深入农村一样深入到工厂中去，反映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新时代；并提出要“推陈出新”，对旧戏加以改造，从改造中提高。
他经常深入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广交朋友，听取意见。
他尊重、团结老的知识分子，关心、培养青年知识分子，重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1965年，在文化领域中“左”的倾向已经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他明确提出：要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
真理要受社会实践检验。
一切人，不管谁，都应该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同志把执政党的建设摆到突出的位置，认为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成败的关键。
1950年，他把新形势下防止党的腐化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指出：保证党永不腐化，一靠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纯洁；二靠跟群众密切联系和广大群众的监督；三靠批评与自我批评；四靠制度、法律和纪律。
他强调，保证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发生严重问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靠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
他要求北京市的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工作”。
他说：要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老老实实，对就对，错就错，有多少就说多少，这是共产党的本色。
不要说瞎话，不要掩盖缺点和错误，更不要文过饰非、讳疾忌医、报喜不报忧。
他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害死人，是要亡国的；严肃地告诫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坚决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 彭真夫妇害，失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和人身自由。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关心、思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
彭真同志恢复工作后，在1979年4月第一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高举马列主义、思想的旗帜。
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革命战线的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
对自由化思潮必须严重注意。
但不能动摇我们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决心，不能动摇我们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用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决心。
1979年9月彭真同志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连任党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0年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1979年6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
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在新的历史时期，彭真同志作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为拨乱反正，确立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反复强调：要“把国家的工作重点坚决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
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重点，为这个重点服务”；“四项基本原则既反映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又是中国亿万人民在长期斗争中作出的决定性选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马列主义、思想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不断改革、发展、完善的”，改革开放“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是从总结我国三十多年实践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不会改变的；“不发展商品经济，我们的经济就搞不活，要从战略上看准这一点，坚决干下去。
”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到全国各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他十分关心经济特区建设，多次进行实地考察。
1987年他到深圳、珠海视察时，指出：特区办得成功，方向对头。
应该允许特区先行试验，大胆改革。
特区要紧紧抓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外向型经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加改革，更加开放，更加搞活。
彭真同志长期领导、主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工作。
1954年，他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并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宪法确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制原则作了深刻的论述。
接着，又领导了刑法等法律的起草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身陷囹圄期间，他对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三个多月就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
1980年，他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直接主持了宪法修改工作。
1979年以来，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机构、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经济、涉外等方面的基本的重要的法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指出：从革命战争时期主要依靠政策办事，到人民掌握全国政权以后，不仅依靠政策，而且依法办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立法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吸取古今中外有益的东西；各级国家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把法律交给群众，这是法律得以遵守、执行的可靠保证；在我们国家，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坚持党的领导，严格依法办事，服从人民意志，三者是统一的。
彭真同志长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对建立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倾注了大量心血。
早在1951年，他就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全国人民管理国家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我们在政权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的最好、最有效、最重要的形式。
在新的历史时期，他提出：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国家的、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证，也是我们的国家能够经得起各种风险的可靠保证；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赋予的职责进行工作，一不要失职，二不要越权；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体行使权力，集体决定问题，在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中统一思想，实行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要不断加强人大常委会的组织、制度建设，使它的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彭真同志长期分管新中国政法战线的工作。
他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关于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为建立和健全政法战线的机构、制度和队伍，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大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为消除“文化大革命”中“砸烂公、检、法”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恢复、健全、加强政法工作和政法队伍，殚精竭虑。
1980年，他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统一领导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工作。
他确定了“严格地把党内、人民内部的错误与反革命罪行分开”的根本原则，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事，从而保证了“两案”审判的巨大成功。
他总结政法工作的历史经验，对新时期政法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和队伍建设作了全面论述，提出：新时期政法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严厉打击破坏经济的犯罪，坚决同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犯罪行为作斗争，保障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从重从快处理；对轻微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则要像父母对待害传染病的孩子、医生对待病人那样，满腔热情、耐心细致地教育、感化、改造他们；政法工作必须紧密依靠党的领导，紧紧依靠群众，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反对和克服神秘主义；必须大力提高政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彭真同志代表党和国家，会见过许多国家的朋友和同志，出访过许多国家，多次参加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问题的会议和会谈。
在外事活动中，他坚持我们党和国家处理党与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为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推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1988年彭真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仍然一直关心着我国的改革开彭真同志与李鹏合影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他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评价1992年初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精神，他说：小平同志讲，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
要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更好，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两手抓。
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要坚持改革开放，一直到共产主义。
近十年来，彭真同志虽然年事已高，仍然以全部的精力读书、看报、阅读文件，外出调查研究，关心国有企业、农业、农村工作和党的建设，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注国际的风云变幻。
由于疲劳过度，1991年4月和1992年9月先后两次突患重病。
他以钢铁般的意志，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两次战胜病魔，创造了奇迹。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关心彭真同志，他也认真地向中央提出建议，坚决支持中央的工作，对党的十四大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
1991年1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彭真文选》。
他的《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三本文集也已先后出版。
[1] 2贡献彭真同志早年在太原求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 1949年，彭真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矢志不移，投身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大革命时期，彭真同志参与领导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在山西开展国共合作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他作为党在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中，继续坚持斗争。
一九三五年后，他参加北方局的领导工作，为恢复和发展北方地区党的组织，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白区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的重要工作。
一九三八年后，他和聂荣臻同志领导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他到中央工作，参加领导延安整风运动，参加七大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抗战胜利后，他到东北担任领导工作，执行中共中央和同志作出的战略决策，迅速打开工作局面，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同志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为政法工作、统战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理论工作和科学教育文化工作，竭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他长期担任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工作，为首都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彭真同志作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
他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不犯错误，根本的问题在于调查研究。
他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和基层单位，直接听取意见。
他一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他坚持实事求是地处理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问题，强调要在学术界、文艺界造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他一贯提倡和坚持客观、全面、本质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强调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探索革命和建设规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的关键。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同志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
但他在逆境中 彭真和周恩来同志始终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坚决的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新的历史时期，彭真同志作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为拨乱反正的进行，为确立和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到各地考察工作，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祖国大地留下了他不倦的身影。
彭真同志长期领导和主持民主法制建设工作，具有丰富的立法工作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主持宪法修改工作，领导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律，极大地推进了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他长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为健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的努力，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他长期分管政法工作，为推动政法战线制度和队伍的建设，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代表党和国家，参与了许多重大的外事活动。
他坚持我们党和国家关于处理党与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推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彭真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非常关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他坚决支持党中央的工作。
他一再强调，我们要永远记住，人民群众是我们共产党的母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事物的本质；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永远在车间里，在田野上。
这些感人的肺腑之言，我们应该永远铭记。
考研 侦查学专业
2017侦查学大学排全国共有7所开设了侦查学专业的大学参与了排名，其中排名第一的国人民公安大学，排名第二的是大学，排名第三的是中法警官学院，以下是侦查学专业大学排名列表：侦查学专业大学排名 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 中国政法大学 3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4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5 华东政法大学 6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7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功夫不负有心人 名人事例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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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才高二
其实吧，选文科高考报专业的时候选择真的没有理科生那么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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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弊端没办法。
但是如果喜欢文科的东西的话，那也没啥，我就是例子。
至于将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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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经济类管理类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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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会计、文秘、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保险业等等。
金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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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可是学术的，研究理论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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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外语的，就当翻译啦、老师啦，或者作为一种技能学法学的就是律师了学新闻的话，记者、主持人（很吃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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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要看你兴趣在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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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理科选择范围那么广，但是只要兴趣对口的话，找个好专业也没啥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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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辩论赛
知难行易\\\/知易 主杨 澜 正方：南京 知难行易 反方：辅仁大学 知易行难 主席：欢迎收看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新加坡电视机构共同主办的‘95国际大专辩论会。
今天 将要进行的是人们期待已久的大决赛，也可谓本届辩论会的高潮。
在过去的6夭当中，8支辩论队伍分别进行了四场初赛和两场半决赛，各队都有出色的表现 ，可谓精彩纷呈。
从表面上来看，辩论赛仿佛是一种高级的智力游戏，然而它所引发出来的知识与智慧，特 别是辩手们表现出来的个性的风采和整体的青春魅力，我认为都超越了辩论本身。
当然， 既然是辩论，就总有胜负之分，所以今天坐在场上的两支队伍都是“过关斩将，志在必得 ”。
双方只要稍一留意就会发现这中间有一个很有趣的巧合，从我这个角度来说，正好是 男左女右，一边是“长袖善舞，中帼不让须眉”，另一边也是“好奇勃发，好男要跟女斗 ”。
过去我们都说“龙虎斗”、“龙虎斗”，看来今天要改成“龙凤相争”了。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辩论双方。
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正方——南京大学队。
她们的4位辩 手分别是：一辩钟婳婳同学，社会学系三年级；二辩邬建敏同学法律系四年级；三辩韩璐 同学，经济系二年级；四辩杨蔚同学，中文系一年级研究生（掌声）。
那么坐在我左手边 的是反方～辅仁大学队。
如果您看过过去几场比赛，对这几位辩手您可能也相当熟悉了。
他们是：一辩顾振豪同学，法律系法学组三年级；二辩林立书同学，法律系财经法学组三 年级；三辩刘伯彦同学，大众传播系新闻学三年级；四辩林正疆同学，法律系财经法学组 三年级。
（掌声） 我们今天的评判团由海内外的知名李者组成，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5位成员分别是：中国 政法大学法律系江平教授（掌声）。
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及哲学教授、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 院士杜维明教授（掌声）。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王元化教授（掌声）。
那鲁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主任孙康宜教授（掌声）。
上海戏剧学院余秋雨教授。
（掌声） 各位观众，知难行易与知易行难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经典命题，历代的诸位贤哲们都为此 发出过深深的感叹，也留下许多著名的论断。
在现实生活当中，知与行究竟孰难孰易，每 个人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都会做出不同的回答。
希望今天的8位辩手在这个问题上也会做出 令人信服的论述。
作为正方的南京大学队的辩论立场是：“知难行易”。
而作为反方的辅 仁大学队的辩论立场是：“知易行难。
”双方的立场由抽签而定。
首先我们欢迎正方一辩钟婳婳发言，时间3分钟。
正方：谢谢主席
尊敬的评委，各位嘉宾，来自宝岛的对方辩友，大家好
洪荒久远的5 0万年前，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 告别了茹毛饮血的过去，他们学会了钻木取火。
火的运用是跨时代的大发现。
然而直到一 百多年前，科学家才揭开了机械能转化为热能规律，从而科学地说明了钻木取火的真正奥 秘。
这就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我方立场：知难行易。
所谓“行”是人对外界事物作用的过程 ，包括对“知”的运用；所谓“知”是指对“行”的认识，解决做什么，为什么做和怎样 做的问题。
知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结果。
所谓“知难行易”，是说求知得知难，行 动使用易。
知难行易与说说容易做起来难的言行观“风马牛不相及”，切不可混为一谈。
我方主张知难行易，理由如下：首先，认识发生学告诉我们，行先知后，知难行易。
人一 生下来便会行，所谓：“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但要成为像对方辩友那样才学渊博 的翩翩君子，寒窗十年苦，谈何容易。
个人求知无穷尽，人类探索亦无止境。
“钻之弥深 ，仰之弥坚。
”①孔子他老人家到了晚年还坚持学习《易传》，纬编三绝。
可见求知难哪
其次，辩证法告诉我们知行密切相关。
人类的行为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其中，知是 关键。
无知之行只是简单重复。
有了知，才有了自觉行为；有了知，才有了开拓引进。
知 作为行的认识、概括和总结，是行路明灯，是行动指南；掌握了行的知识和方法才会有成 就。
知，只有长期艰苦探索才会小有所成，因而知比行显得更难。
再次，日常经验告诉我 们，行之不易，归根到底是不知或知之不足；俗语说得好：“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 说 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旦掌握了行的知识和方法，行起来必然如庖丁解牛般游刃有余；总而 言之，知行相比，知难行易。
谢谢各位
（掌声） 主席：好，各位观众，现在我们来看看反方是如何破题立论的。
、请反方一辩顾振豪同学 发言，时间3分钟。
请
反方：主席，各位评委，大家好
题目把知、行两个东西分开来，就是要我们讨论其中的 难易程度。
如果把纯粹的认知与行动弄得混淆不清，那么难易从何产生
对方辩友所犯的 第一个矛盾就是把知包含在行的过程。
这是还要讨论行的必要吗
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知 行的配合，但不同的时代则需要知行学说。
大体而言，知只有两种，一方面是道德伦理的 良知，一方面是科学经验的所谓知识。
接下来让我从这两方面，分别论述“知”和 “行” 之间的关系．第一，环顾当今社会，教育、科技日渐普及，但是人们的道德行为却是日益 堕落。
所谓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社会不安的秩序才是我们所应当 面临的问题。
这时我们不禁怀疑，真的是知难行易吗
难道是知识教育文化不够
难道问 题不是出在具体的落实与实践方面吗
我们难道不知道所谓的仁义礼智
我们难道不知道 所谓一般的公民道德吗
传统儒家告诉我们什么，所谓：“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下下。
”①孟子不也说。
‘仁、义、礼、智”是人之四端②吗
王阳 明先生更告诉我们，今天所谓的良知是本心所固有的，是生而有之的。
因此对于为人处世 的一些基本道理，对于所谓一般的佛理道德，这些都是我们本来就知道的，良知更是我们 本心所拥用的。
这难道不是很清楚很简单的吗
难在哪里呢
难在“行”啊
难在具体的 实践方面。
由于人心的懈怠，由于外在环境种种的限制以及变数，所以说行难更甚于知难 啊
从第二个方面——科学经验方面来说，也是知易行难。
顶夸克在物理学上早就能够论 证出所谓顶夸克粒子的存在，但是还必须等到加速器产生，我们才能确切真实掌握住这样 的概念。
爱因斯但发明相对论后，人们却要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艰辛过程才能创造出原子弹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一般的通病是什么
一般的通病就是：说是一回事，做又是 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方才要在这里解析什么是知难行易。
什么是知易行难。
唯有认清知易 行难的情况，才能够认清什么情况你不是不知道，你只是不愿意去做。
所以知不单只是知 ，行也不单知行知行必须相互配合。
所以明白了知易行难的道理之后，我们就要对症下药 ，希望能够药到病除
谢谢大家
（掌声） 主席：谢谢顾振豪同学
现在我们请正方二辩 邬健敏同学进一步阐述正方观点，时间也是3分种。
正方：谢谢主席
大家好
对方辩友提出了一个观点说：“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
”显然，他们把今天的“知行关系”偷换成了“言行关系“，嘴上说一说就代表你心里真 的知道吗
鹦鹉经过训练还能说人话呢，但是我们能够说这些鹦鹉像对方辩友一样学识渊 博吗
显然不能啊
（掌声）今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发展高科技，开拓新领域，已 成为世界潮流。
人类已深深懂得知难行易，唯有迎难而上，方能健步而行。
我方之所以认 为知难于行，更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创造知识比运用知识更难。
今天，人们对电灯已熟 视无睹，可当年爱迪生历经磨难，痴心不改，试过1600多种材料，做了：万多次实验，写 下了两万页笔记。
可见知有多难啊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周游列国，潜心于革命 之学，险些命丧于伦敦，终于积心血而成《建国方略》。
面对这样的事实，对方辩友难道 还要告诉大家说知很容易吗
叔本华说得好：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是入类的灯塔，如果 没有他们，人类将在迷茫的大海中飘泊啊
第二，探索方法比运用方法更难。
求知不止包 括一般原理，更要掌握具体的方法。
传说远古时鲧盲目采用水来土掩的方法，结果反而使 洪水泛滥成灾，而禹以父为鉴，摸索出疏导的方法，终于取得了抗洪救灾的全面胜利。
第 三，认识规律比按规律办事更难。
认识规律是一个积沙捡金的过程。
规律不是推销员，不 会自己找上门来，它有待人们不懈探求。
改造利用沙漠资源就是一个认识规律的难题，一 旦人类攻克了这一难题，沙漠变绿洲就不再是海市蜃楼。
综上所述，知是一个艰难曲折过 程，他需要“天将降大任与斯人”的责任感，需要“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勇气，更需要 “ 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毅力。
一次我方认为知难行易
谢谢大家。
（掌声） 主席：谢谢邬建敏同学的发言
现在我们来看看反方二辩邻里属同学是如何反驳正方观点 的。
时间也是3分钟。
反方：大家好
对方辩友告诉了我们怎样的命题呢
对方辩要知是告诉了我们知而不行只 是未知啊
对方辩友，在这样的命题下，我们看看今天的立论点该站在哪里
如果是这样 子的话，对方辩友告诉了我们，所有的知识、所有知道的事情都是假的，除非你一一的去 实现。
举个例子吧。
今天我们知道丢垃圾是不道德的，我也知道不丢垃圾是道德的。
那么 当我在丢垃圾的时候，你能告诉我说：我那个时候已经忘记道德喽，我不知道道德了
等 到丢完的时候才恍然大悟的说：我的道德又重新出现了。
换句话说，对方辩友告诉了我们 什么
对方辩友在这样的架构下，只是告诉了我们：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那么到底什么 是知
什么是未知
不要忘记一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对方辩友 不要混淆了。
好的，再让我们从三个方面告诉大家，知虽然可能是很难的，但是行是更难 的。
首先，在天时方面来讲，孟子说过：“虽有智慧，不如趁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
”若不是三国的时代趋势，刘备的三顾茅庐及赤壁的东风巧现，孔明纵然有运筹帷幄之智 ，也无法大展雄才，大行其道，终将落入“英雄无用武之地”呀
我们再来看看地理环境 的限制。
凭借今日建筑方面的发达科技我们就可轻道建筑长江三峡大坝要用什么办法 ，要用什么材料，但是从动工到完成也必须花上15年的光景。
这工程浩大艰辛，全然都是 环境所致的。
再者，知易行难是我们人类生活中的逻辑。
人人都知道男性女性要互相的关 怀，男性要平等的对待女性，但是经过20年漫长的妇女运动，妇女的地位仍然没有改善， 所以我们才要在北京举行妇女大会继续努力呀! （掌声）再者，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现 今社会的个体不论是环保、女权、民主、法制、教育、和平、文化、道德都体现了知易行 难的道理，而唯有认清知易行难的真正含义，才能使人人去了解，去透悟。
坐而言不起于 行是国人的通病。
我们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使人人勇于立行，耻于空谈，才能 发挥真正中国传统愚公移山的力行精神
我的申论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掌声） 主席：谢谢林立书同学
现在我们请正方三辩韩璐同学发言，时间也是3分钟。
请。
正方：大家好
对方一辩给我们谈到道德伦理，又说嘴上一套做又一套，请问这是真正的 知道道德吗
请对方辩友给我们解释，什么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呢
对方辩友又说，有些人不是不知道，而是说不愿意去做，那么，这是不是要给小偷找借口 呢
因为小偷说“我真的不是不知道偷东西不好，可是我就是忍不住要伸出第三只手” 啊
对方二辩又说到了男性比女性更需要关怀，那么既然对方辨友认为知易行难，我们想要 请教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打开男性封闭的心灵
怎样才能让男性成为一个开放的人呢
好 ，我方认为知难行易。
翻开历史史山，人类求知探索的伟业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 生命诚可贵”，但是李林塔尔为了科学却献出了生命。
“爱情价更高“，但是诺贝尔为了 事业却终生孤独。
李时珍遍尝百草才获得“回春之术”，司马迁励精图治终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