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建立学堂的故事是怎样的
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虽说他“述而不作”，但他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
后世并尊称他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认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作《春秋》。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
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
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
《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
而且古代，小孩进学堂第一个拜的就是孔子。
美国诗人、哲学家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集会，会议结束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全世界“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
”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
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
”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
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
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
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怀着 与人为善的理念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给你一点素材
陈立夫、陈果夫是哪里的人，祖籍哪里
陈立夫（1900年8月21日－2001年2月8日），名祖燕，字立夫，浙江省吴兴人。
父陈其业，字勤士，兄陈祖焘，字果夫。
另外曾化名李融清、辜君明。
陈立夫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中国国民党政治家，大半生纵横政海，曾历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秘书长、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各项要职。
尤其作为有留美背景的教育部长，在战乱期间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陈立夫成立了中统[1] 。
国民政府迁台后移居美国，潜心研究中华文化，推动中医药的发展和国际认可。
1969年，陈立夫回台定居[2] 。
晚年竭力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
提出“中国文化统一论”，使他在两岸关系中占据了一个颇为特殊的位置[3] 。
他的这一主张，在两岸都得到积极回应，他也因此当选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会长[3] 。
2001年2月8日逝世于台湾台中，年101岁。
陈果夫（1892－1951），名祖焘，字果夫。
浙江吴兴东林镇人。
民国时期政治人物，是国民党内右派。
1926年，陈果夫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任中央组织部代部长[1] 。
1929年，35岁的陈果夫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干部学校[1] 。
两兄弟掌管国民党党务机构，至此有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1] 。
陈果夫及其弟陈立夫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在大陆时期为蒋所倚重，负责国民党内组织及党务，有“二陈”、“CC系”之称。
1907年入浙江陆军小学堂，受陈其美革命活动影响，加入同盟会。
1911年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
辛亥革命爆发后，赴武汉参加革命军，后随陈其美参加讨袁斗争。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凯派的枪手所杀[1] 。
1918年起在上海经商，与蒋介石等从事交易所投机买卖。
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在上海为军校招募新生兼采购物资。
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掌管国民党党务，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
陈果夫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后于1935年控制中国农民银行。
抗日战争期间在川、云、桂等省兴办和投资许多企业；抗战胜利后主持经营“党营生产事业”，接管大批敌伪资产，开办公司、银行等；还将文化、新闻、电影、广播单位改为“党营”。
1949年去台湾，1951年8月25日病逝于台北。
一生写有各种体裁的文字一百九十余万字，台湾当局将其编成“全集”十册。
《梁山伯与祝英台》作者是谁，是什么时写的
一、张恨水、赵清阁、顾志坤这三位作家写过小说《梁山伯与祝》。
二、《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汉族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其他三个是《白蛇传》、《孟姜女哭长城》、《牛郎织女》。
其中，《梁祝传说》是中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唯一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
自西晋始，在民间流传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可谓中国家喻户晓，流传深远，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
三、史籍记载 1．唐初（公元705-732年）梁载言《十道四番志》记载：“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2．南朝梁元帝时（公元552-554年）《金楼子》一书中有记载。
明代徐树丕《识小录》中记叙：“按，梁祝事异矣
《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
（二书已失传） 3．晚唐（公元851年）张读《宣室志》记载：“英台，上虞县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
……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忍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
晋丞相谢安表其墓曰‘义妇冢’”。
4．北宋徽宗大观年间（公元1107-1110年）明州（今宁波）郡守李茂城写的《义忠王庙记》记载：“神喟然叹曰：‘生当封候，死当庙食，区区何足论也。
’后简文帝举贤，郡以神应君，诏为鄮令。
” 5．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张津《乾道四明图经》称：“义妇冢，即为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
在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庙存焉。
……按《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 6．南朝齐武帝时（公元483-493年）《善卷崇记》：“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寺” 7．唐初（公元705-732年）梁载言《十道志》记载：“善权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台读书处’。
” 8．北宋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咸淳毗陵志》记载：“祝英台读书处，号‘碧鲜庵’。
皆有诗云：‘蝴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坛。
’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
然考《寺记》，谓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
9．明代作家冯梦龙（公元1574-1646年）《古今小说》记载：祝英台为宜兴人，梁山伯为苏州人。
并说祝英台是哥嫂将其许于马家，文中还有地裂、入坟、化蝶之说。
10．明朝著名文学家张岱（浙江绍兴人）在其著作集《陶庵梦忆》第二卷《孔庙桧》一文中写道：“己巳，至曲阜谒孔庙，买门者门以入。
宫墙上有楼耸出，匾曰‘梁山伯祝英台读书处’，骇异之。
”据济宁市文物局副局长、著名的梁祝文化研究专家樊存常先生考证：梁祝二人在济宁市邹县峄山读书，曾慕名而至济宁市曲阜孔庙拜祭过孔子，并参阅过孔庙的经文藏书，后梁祝二人因相互思恋而死，惊天动地，曲阜孔庙为了表彰纪念他们忠义精神，特地于二人在曲阜孔庙读书的地方标以牌匾，以示纪念。
我国古代私学最早兴盛于什么时代
时期 私学产生于春秋时期，以孔学最大，影响最深。
那时的奴隶制国家西周日趋衰落，礼崩乐坏。
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
原来西周的官吏到各诸侯国去谋出路，各诸侯国甚至各卿大夫的私门需要士为他们服务，争相养士，士的出路渐广，于是出现了“士”阶层。
士的培养也就成为迫切的要求，私学便应运而生。
士阶层中出现了各种学派，代表着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利益。
各个学派为了培养自己的人才，向各诸侯宣传各自的主张，求各诸侯采纳，以扩大政治上的势力。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在学术上各家有长短。
历代封建帝王基本上并非专取一家，乃合各家成帝王之术，为巩固封建制度和各个王朝的统治服务。
这四家均有私学。
到了战国时期，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争雄，“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士的声价越来越高，养士的风气有增无已，私学更加盛行。
“从师”之风盛极一时，于是私学更多，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汉朝 汉武帝时虽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并没有禁止私学。
私学内多传授古文经学。
由于私学力量日益增强，至东汉末到了压倒官学的地位。
汉代太学生可以向校外的著名经学专家学习，经师大儒往往自立“精舍”、“精庐”，开门授徒。
学习经学是做官的唯一途径，经学极盛，经学大师的学生多至无法容纳，有的可以及门受业，而有的则只要挂上一个名字，便叫做著录弟子，不必亲来受业。
儒家经学的发展历史，就是中国古代私学发展的历史。
官学虽然也起了一定作用，然而对学术发展的最大功劳在于私学。
尤其是儒家以外的各家，所以能保存下来，全赖私学，并形成许多新的流派。
两晋私学颇发达，名儒聚徒讲学，生徒常有几百或几千人。
南朝的官学时兴时废，教育多赖私学维持。
北魏虽曾一度禁止私学，整个北朝为了促进汉化，官学比较发达，但私学也颇盛。
隋唐官学极盛，私学亦盛。
隋朝王通是一个大儒家，门弟子遍及全国，唐代众卿相多出其门下。
唐代 唐代，佛教极盛，每一个寺庙实即一个佛教学校。
唐代佛教产生了天台宗、唯识宗、禅宗、华严宗等宗派，对佛教哲学进行独立发挥，对宋明理学和书院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宋代 宋代，书院成为私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势大，其日久，影响很大。
书院初为私立，后来才由政府控制了一部分，作为聚徒讲学的书院开始于五代，宋兴之初最著名的有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四书院。
后来书院超过了州县学。
南宋书院尤多。
编辑本段私学兴衰交替历史轨迹 中国的私学源远流长，在2000年的时间里大致经历了如下兴衰交替的过程。
发轫于春秋中叶，勃兴于战国中期。
当时，日渐衰微的官学，已不能满足社会各阶级（阶层）出于政治斗争对人才的需要，于是私人养士之风盛行；及至战国中期，诸侯争雄加剧，养士之风更盛，私学发展而至勃兴。
秦废百家而独重法，私学受挫。
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政府倡导私学，私学开始复兴，蒙学也已出现。
魏晋南北朝，儒道佛玄四家私学规模巨大，堪称战国之后私学的再度繁荣。
唐宋时期，官学强盛至极，科举制也日臻完善，高、中级私学的发展受到抑制，但层次较低的蒙学却获得发展。
南宋的蒙学已开始分化出村学、义学、族塾、冬学等各种形式。
到元代，私学继续得以蓬勃发展，社学、庙学等特殊私学呈现繁荣景象。
明清时期的私学表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特点，除蒙学之外，高级私学的发展也呈兴旺之势。
但清初的高级私学，明显地受到了当时政府文教政策的限制。
从晚清至1949年，具有民主色彩和自由精神的新式私学开始出现并获较大发展，标志着中国的私学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层次。
编辑本段私学兴衰规律 1．私学的兴盛一般都出现在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且其生存与发展，与宽松、宽容的文化氛围成正比例关系；每当一统化的意识形态重建或强化时，则表现为私学教育特别是高级私学的衰微。
从战国、汉魏晋和宋代私学的繁盛来看，私学所涌动的每一次浪潮，均与文化开放、学术争鸣和宗教昌炽相关。
近现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都会同民间财力的积聚，西方文化联袂而来，思想的相对活跃，是近代新式私学炽盛的背景。
而秦及前清私学不兴的原因，就在于当时高压专制的文教政策。
2．当考选制度体现了公平竞争精神时，官学则相对发达；而考选死板、偏狭、腐败之时，则私学较盛。
例如科举制度，它把读书、应考、做官联构一起，刺激了广大士人求学的积极性，因而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但后来却发展成畸形，学校教育日益失去了主体意识和追求学问的相对独立性。
官学失去了活力，私学却焕发了生机。
如宋南渡之后，科举日趋腐败，官学一蹶不振，于是精庐、精舍等高级私学重又复现，稍后更有六大书院的崛起。
编辑本段私学特点 私学既是由私人（或民间团体）办理的学校，从而表现出许多与官学迥然而异的特点。
经费和师资 1．私立教育经费基本为自筹，但也不排斥官方资助。
早期开办私学的代表人物孔丘，招收学生的条件很简单，只要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魏晋南北朝时，儒家私学有的要求学生兑资入学，有的酌收束修，有的接收帝王的资给或馈赠。
元代庙学多为民间捐资或集资兴建、维持。
历代书院经费来源有的是政府拨给的，有的是私人筹措、捐献的，有的则是通过学田自给自足。
到近代，新式私学的开创者多为地方绅士或文化名人，其办学经费多与工商业有关。
如张謇创办通州师专，马相伯兴办复旦公学，张伯苓、严修开办南开学校，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和一个规模恢宏的学校网等。
现代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学校和育才学校，也主要是通过募捐、集资等形式来解决办学经费。
2．师资。
早期私学师资来源于平民学者。
私学的宗师，有入仕做官兼领官职或短期为官者，但是，为师的资格不以入仕与否为先决条件。
唐宋以后，随着科举制的强化和读书人的增加，许多科举落第者选择教书谋生，这是私学特别是蒙学教育师资的主要来源。
私学大多有自己的学术追求，急功近利情绪相对淡漠，这一特征显示了私学教师的品格。
如孔丘，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培养目标，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矣。
又如墨子，为培养急公好义、济世利民和勇于献身的兼士或贤士，主张贵义兴利、食力节用、耻过谤非。
现代的陶行知，为造就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革社会的精神的乡村教师，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创办晓庄学校、育才学校。
教育对象去贵族化 私学的有教无类冲破了种族、地域和阶级界限，平民布衣受教育的机会显著增加。
有教无类来自孔子的教学实践。
孔子有形同乞丐者，甚至还有犯人和大盗。
孔门弟子三千，不分老少（颜路小孔子6岁，公孙龙小孔子47岁），不分智愚（柴也愚，参也曾）、不分勤惰（颜回者好学，宰予昼寝）。
魏晋南北朝时，寒门子弟入学率呈上升趋势。
如家贫早孤的邴原亦入学肆习，学生尚可根据自身情况择师。
元代的庙学，其招生对象包括平民百姓；而社学，从其教劝农桑的教学内容和只在农闲时开办的特征，可以看出其对象是农民及农家子弟。
至于近现代所涌现出来的新型私学，更是体现出了教育对象广泛性的特点：如平民学校和劳动补习学校，都是以普通劳动者为教育对象。
陶行知所创办的晓庄学校，招收农民的子弟，为广大农村培养人才；育才学校则是为了培养人才幼苗而从难童救济院和孤儿院中招收有特殊才能的难童。
教学内容异彩纷呈 由于私学大多有自己独立的学术追求又由于教育对象的广泛性，私学教育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方式上，都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1．蒙养教学。
蒙学始于汉代，至宋日益完备，元、明、清又有所发展。
中国古代重视教材建设，蒙养教材按其内容可分为五类：一是综合各种常识的识字课本，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最为有名。
二是诗文教学的课本，可以《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唐宋八大家文钞》为代表。
三是历史知识教材，如晋人李瀚编纂的《蒙求》。
四是博特常识教材，最为著名的是宋代方逢辰编写的名物蒙求》。
五是封建伦理道德教育教材，此类教材多为宋明理学家所编。
蒙养教育阶段，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与习惯。
近现代私学教育更为丰富。
私学学堂 蒙养教学，概括起来是读、写、作三事。
读是阅读，包括教书、背书、理书、讲书几个环节。
写是习写字，习字教学在蒙学中形成了一定的程序，有切实的要求，具体的指导，有持之以恒的训练。
作是写作的训练。
相对于近现代新型私学，古代蒙学教学更注重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学方式的讲授法为主要手段。
2．高级私学。
早期高级私学内容，都是以诸子著作为依据的。
春秋战国之际，儒家重仁重礼，以《六经》为教材，以六艺为课程。
墨家在重武和重辩的同时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培养也是相当重视的。
道家若以老子论之，他反对一切人为教育，天地本原书可以作为老聃的经典。
其后的道家人物，大多以老子的《道德经》为教材。
法家除以法为教外，诉讼、兵法、耕战等一切实用知识也是兼摄并取的。
其余各家，均以所属诸子的思想和著作作为研习内容。
春秋战国之后，历代私学教育内容体现着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东汉出现综合古、今的趋势；魏晋南北朝儒道佛玄四家并兴；唐宋重视诗文辞赋和经义、时务的传播；明代朱学、王学分庭抗礼，清代以考据为务。
及至近现代的新式私学，更是主张以对国家社会有用的知识为教学内容。
注意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自然科学、社会政治学说，改革传统教育内容。
注意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自然科学、社会政治学说，改革传统教学内容。
古代高级私学教学上值得一提的还有稷下学宫的期会与书院的讲会制度。
期会，是定期举行的论辩会，它是不同学术论点的坦诚交锋，不仅吸引了稷下师生的踊跃参加，而且吸引四方游士驻足聆听参加辩论。
所谓讲会，是书院与书院或精舍之间举行的学术论辩会，它往往事先约定时间、地点、宗旨、规约和论辩的主题，由书院或精舍师生共同参加，并吸引社会贤达与会。
此制始创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时由吕祖谦在江西信州主持，邀约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刘清之等前往辩驳，使之成为学术界的盛事，史?quot;鹅湖之会。
讲会制度的确立，不仅可以丰富教学内容，活跃学术空气，而且还有利于扩大巩固书院的社会影响和地位。
私家蒙学和高级蒙学管理方法不同 蒙学的教育对象是不谙世事的蒙童。
管理方式多是封建家长式管理。
注重对学生进行体罚，这是私人蒙学管理的最大的特点。
私学 高级私学中的相当部分，弟子与先生，是一种类似朋友的同志关系；而教与学，也非一个严密、复杂的过程。
这类私学管理松散，基本上是以伦理和人情维系。
办学形式灵活多样 如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私学，其开办不受时间、地点、人员、经费等的限制。
孔子周游列国，随时收徒，随地就业。
从其他诸家的周游来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旅行修学形式，似是有普遍意义的。
从校址和师资的选择、规模的大小、种类的多少等方面看，唐代私学的办理表现得灵活多样，显示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转轨的便利。
如私学仿科举考试采用贴经、诗赋等方法，使人对它刮目相看。
唐代私学有经学、文史、诗赋、道玄、科技等五种类型。
明代高级私学有结庐授徒讲学和官余教学三种形式。
近代新式私学有政治社团、有科技、女子、工矿、师范等性质的学校，学生人数少则数十人，多则数千人。
仅现代教育家陶行知所创办的私立学校，就有科普性质的儿童通讯学校，乡村教育性质的晓庄师范，国难教育时期的中华业余补习学校、育才学校，民主教育运动中的夜大性质的重庆社会大学等。
关系制度 私学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教育制度，虽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其兴衰发展乃至具体的教学内容，不可避免地总要受制于当时政府的文教政策。
私学的兴衰与政府文教政策的宽容与否成反相关。
历代政府对于私学的态度不外乎两种：一是扶植利用，一是禁止压制。
私学 春秋时期私学所以兴盛，就在于它的出现满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出于政治斗争对人才的需要，因而得到了政府的扶植。
其时私学与政府的关系，在稷下学宫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稷下学宫的初创，是出于田齐政权招致闲人的目的，因此齐国官方对其教学和学术活动并不多加干涉。
相反，齐国君主还在政治和物质上给予学者们以很高的待遇。
齐宣王承认士贵，并表示愿请为弟子；对邹衍、淳于髡等各派学者76人皆赐列第为士大夫，并在宽广的大道旁为之修建高大第府以示尊宠。
另一方面，稷下学宫的兴盛，也为齐国造就了大量的济世之才，当时齐能成为东方强国，稷下学宫应说是功不可没。
战国以后的历代政府（除秦、前清）都对私学采取了扶植、进而利用的政策，如汉代对著名学者的礼遇，宋代对书院的资助，民国对私立学校的改造等。
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官学的不足，对人才的培养、文化的传播和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而秦和前清，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对私学采取了严厉禁止和软硬兼施的政策。
秦统一中国后，废百家而独重法，焚书坑儒、禁游宦、书同文、行同伦，强化吏师制度，秦所以速亡，与其高压专制的文教政策不无因果关系。
清朝一方面通过开科取士、设制科、编纂书籍等措施来笼络士人；另一方面，又对私学采取了高压手段，如严禁立盟结礼（《卧碑文》）销毁异端书籍、大兴文字狱。
这种文教政策，严重阻碍了学术的发展，也加剧了民族间的心理隔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