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为什么总是觉得很多年轻女人很幼稚和很做作
什么是装嫩症
据说，装嫩是一种病，叫彼得潘装嫩症。
最近有研究称“装嫩是种病”。
据媒体报道称，25%的人有非常突出的装嫩心理，通常会持续8-12年，同时女性装嫩的时间要长于男性。
这种长时间的装嫩心理，被心理学定义为“彼得潘症”，来源于于苏格兰作家詹姆斯·巴里的同名童话故事，故事里的彼得·潘生活在梦幻般的“永无乡”里，永远也不想长大，现实中患彼得潘症的人同样心理不成熟、同样喜欢逃避现实。
西班牙心理学家阿奇立诺勃拉伊诺-罗兰特在他的专著《彼得·潘情结：拒绝离家的孩子》里认为，装嫩是种病，失败的教育模式才是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
与他一样，阿根廷心理健康协会主席、精神病学专家佩伊鲁教授也把“彼得·潘症候群”的形成归咎于家庭教育。
他认为，对于父母而言，在孩子青春期采取两种错误的教育方法：过于冷漠或呵护过度，都有可能造成他们心理上的“晚熟”，因为这两种方法都会使孩子缺乏与外界沟通及与其他人共处的能力。
彼得·潘综合症的形成与家庭环境、教育有非常大关系。
在过分保护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已经形成了依赖行为模式，习惯于让别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患有这种病的人往往一生无所作为，他们的症状及对感情问题处理的不成熟，往往难有固定的人生伴侣，就算结了婚，也容易令家庭破碎，同时也容易让自己沉湎于酒精和药物，为了在失落中获得暂时的满足。
心理学专家们列举了“彼得潘”的装嫩症有如下特征： 1、不负责任：表现任性、散漫，过于自我中心，出了差错老爱怪罪别人。
2、缺乏自信：恐惧失败，不敢勇于承担，面对挑战会找借口逃避。
3、依赖心强：害怕孤单、寂寞，希望随时有人可以帮忙，满足任何需求。
4、难于坚持：挫折忍受度低，行事稍有不顺或遭批评便易情绪化或放弃。
5、关系障碍：与异性交往到需给予承诺时，便会临阵脱逃，故不时更换伴侣，且对象越来越年轻，借以缓解被要求结婚组织家庭的压力。
6、其他：穿着打扮如青少年，与本身年纪有所出入；迷恋卡通、漫画、电玩、玩偶；好奇心强，爱尝试新奇事物，喜欢热闹气氛等
女人为什么喜欢装嫩
女人装嫩心理学，女人喜欢装嫩10~12年 这是一篇关于女人心理的短文。
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话题“装嫩”，大意是讲一个人的行为与举止与她的生理年龄不相称。
而且这样的行为或许在女性中间更会引人注意，对此人们的褒贬不一。
看看心理学专家是如何看待女人装嫩这个事情的： 女人比男人更喜欢装嫩，女人一般“装嫩”10~12年 与张爱玲“8岁我要梳爱司头，10岁我要穿高跟鞋，16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的渴望相比，现在的女生喜欢“装嫩”，包上总是挂满小猫小狗，卧室放满毛绒玩具，喜欢穿卡哇依(日语“可爱”的意思)服装，这些现象在三十多岁的女人中也十分常见。
一项研究表明，在我们的人群中间有25％左右的人有非常突出的“装嫩”心理，其中男人的“装嫩”周期是8年，也就是说如果他是40岁的话就愿意表现出来是32岁，女人比男人还厉害，一般是装10～12年。
心理学家对“装嫩”似乎忧心忡忡，他们认为，这是人们潜意识里拒绝长大，渴望被保护，逃避现实，不敢承担责任的一种表现。
他们认为，目前社会上存在两种心理错位，即小孩大人化和大人儿童化。
他们认为，小时候盼长大，长大了留恋无拘无束的童年，这都是很正常的。
不过，每一个时期还必须保持自己的本色，做自己该做的事，说自己该说的话，这样身心才健康。
其实，对所谓的“装嫩”真的不需要如此紧张。
人类比其他动物聪明就体现在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汽车是代步的工具，筷子是吃饭的工具，奶瓶也同样是一种喝水的工具，并非婴儿专用，它喝水方便不外洒，最符合喜欢在床上、沙发上活动的人的需求，所以成年人用奶瓶喝水也很正常。
喜欢毛绒玩具，喜欢穿卡哇依服装，这都是纯属个人喜好或是单纯追求一种流行风尚，与心理健康关系不大。
女人天真浪漫那是天性，纯真，并不代表幼稚。
装嫩，秀的只是一种心态，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心态上的年轻，言行上的体现，给自己快乐，给大家快乐，让世界更加多姿多彩，何乐而不为呢
女人装嫩用奶瓶喝水——因为方便 《南京晨报》曾经有一篇报道称，在南京林业大学大门口，几个穿着时尚的女大学生胸口竟挂着奶瓶喝水。
在南京大学周围，许多商店都有奶瓶出售，常有学生光顾买奶瓶，其中女生占了多数，她们往往喜欢外表漂亮、价格较高的仿真型奶瓶，有的干脆挂在胸前，这样的奶瓶在南京市场上至少要20元钱。
在北京的高校，大学生用奶瓶喝水也经常看到。
有一个小调查发现，某高校大学二年级的67名女生中，曾经用过或正在用奶瓶的有30多人。
同学们说，选择奶瓶喝水是因为奶瓶设计得很可爱，无论从造型、颜色还有使用价值来说都很新鲜；其次它很轻，随身携带很方便，就算躺在床上喝水，也不会洒漏在床上。
而且有一点，用奶嘴喝水口感非常好，这是用杯子喝水体会不到的。
女人装嫩小猫小狗满身挂——因为可爱 裙裾下摆的上衣和一条深蓝色牛仔裤，挎着一个白底带红、粉色小花的包，包两边分别挂着一个青蛙王子和小熊饰物——走在大街上，如此这般包上挂着各式各样卡通小饰物的女生举目皆是，无论是双肩背包、斜挎包、挎包还是手提包，都是那些小公仔的“栖息”地。
很多女生都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小公仔和大公仔，其中有不少人只收集某种最喜欢的品牌，比如HelloKitty、加菲猫或Snoopy之类，并且只收集原装正品，这些饰品大都与流行文化有关。
除了包上挂的，女生的闺房里一般总有那么一些毛绒玩具，诸如小猪、沙皮狗、维尼熊之类。
网友Hellen已经三十岁了，但仍是极喜欢毛绒玩具，冰箱上、电视机上、床头都快摆成动物园了，她说：“我家的沙发都被这些小东西占了，客人来了还得求它们腾地儿。
” Hellen说，喜欢用这些东西来装饰包、手机和家，是因为它们可爱，能给所装饰的东西带来活力，这纯粹是个人喜好，与年龄无关，也不存在心理不成熟的问题，“我从没想过用它们来逃避现实”。
女人装嫩说话嗲声嗲气——个性使然 “你这个包包好漂亮”、“你这双鞋好Q哦”、“这个东西好好玩”……无论是电视上年轻的男女节目主持人，还是女孩堆里时不时飘出的惊叫，或是在大街上与你擦肩而过的两个女孩之间的对话，这种用嗲嗲的声音发出的叠声词可谓是“不绝于耳”。
这种说话方式与泡泡袖一样，成为如今年轻人的一种时尚和习惯，有些叠词甚至已经成为口头禅。
这样说话，无关心理问题，不过听众则需要一个心理适应。
这样说话，从不同人嘴里发出会给人不同的感受。
有些是地方的差异性，如南方人说话声调和语气较柔和，听上去让人觉得好像很嗲，其实这是“发乎自然”。
其实在父母面前，女儿无论多大，仍然嗲嗲地和他们说话、撒娇，会让他们更高兴，更怜爱。
作为妻子，偶尔以这种方式向老公撒娇，也是一种情趣。
女人装嫩穿着喜欢卡哇依——因为舒服 背个双肩包、身着牛仔便装、头戴棒球帽——这样的装束不仅仅来自时尚的青年学生，如今，走在都市街头，青春靓丽的装扮随处可见，尤其是学历高、收入不菲的白领一族，更是从头到脚穿着、行事“装嫩”成风。
每一个时代都有显著的时尚特色，继“嬉皮”、“雅皮”之后，由大量丝带、蝴蝶结、泡泡袖点缀的A字娃娃裙，配合广告少女撅嘴、叹气或天真无助的茫然表情为主打的都市装嫩一族，成为新的潮流走向。
某网站编辑丽霞认为，穿衣打扮一般都是依自己的长相特征来的，与心理问题关系不大。
“我喜欢纯真的生活，我拒绝长大，并不代表我的心智不成熟，并不代表我的智商也像一个孩子。
”她说，就在今年元旦，她还和一帮同龄朋友在西湖边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呢，路过的陌生人觉得好玩也加入进来，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穿着休闲运动，不喜欢职业装高跟鞋，除了流行因素外，还有就是因为穿在身上舒服，弄脏了好洗，走路也舒服。
阿米说：“穿上套装，我就浑身不自在，束手束脚的。
这就更谈不上心理问题了吧
” 心理专家说：女人“装嫩”没有错，但要“嫩”得健康 武警总医院心理科大夫史宇是一位年轻的心理医生，对于“装嫩”一族，她是颇有心得。
她认为，在校园里到处能看到抱着奶瓶喝水、穿着可爱娃娃装、脚踩大头鞋的女生，有时说话偶尔也会带一点奶声奶气。
这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说是一种潮流，其实也可以说成是一类现象。
对于粉色纯棉长裙、平底娃娃鞋和婴儿奶嘴也分人，绝大部分人的确是纯粹追求流行。
很多人认为年轻打扮是一种时尚，于是也将自己置身其中；也有一部分人是有心理问题的，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她们是在追求一种童年期的安全感，往往这种人不能接受现实中存在的压力，期待能像孩童时期一样能够得到别人的保护，是儿童期滞留的现象。
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业、生活的压力是我们必须承担面对的，躲过去一时不能躲一辈子，所以，年龄在增长，最好的办法是要自己内心也成长起来，足够成熟地处理应对外面世界的压力。
史宇表示，对于如何分辨自己的“装嫩”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如果你在面对巨大压力时还是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也能够正视自己犯的错误，这就是一种健康成熟的心态，外表的“装嫩”只是一种纯粹的个人爱好、追求流行。
如果面对压力，你总想逃避，想找一个依靠；在犯错时，也总以“我还小”这种借口来原谅自己或求得别人的原谅。
那就表示，你在用外表的“装嫩”来表达“我还是个孩子”的心理，希望别人让着你、宠着你，这就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了。
她说，这种心理问题是一种儿童期滞留的状态，主要是非常怀念童年无忧无虑的时光，想逃避现实，没有克服困难的坚强心理、没有责任感，渴望被保护、被宠爱，面对现实的压力时，希望寻找幼时的那种安全感。
巴金是谁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今并入临清市）。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
叔季嗣诚。
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
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
10岁，开始学英文。
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
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
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
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
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
同学中还有胡乔木。
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
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
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
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 。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
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
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
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
”（《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
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即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
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
因此，非读梵文不行。
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
”（《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
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
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
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
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
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
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
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
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
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
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
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
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
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
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
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
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
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
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
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人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
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
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季羡林是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季羡林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
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
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
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叶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留学德国是季羡林学术生涯的转折点。
留学德国后，季羡林走上东方学研究道路。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
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
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
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
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
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
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
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
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
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
》（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
与此同时，季羡林兼治梵文文学，翻译出版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1956）和《优哩婆湿》（1962），并撰写有《印度文学在中国》、《印度寓言和童话的世界“旅行”》、《〈五卷书〉译本序》、《关于〈优哩婆湿〉》和《〈十王子〉浅论》等论文。
季羡林随着80年代进入古稀之年，但他学术生命仿佛进入了黄金时期。
尽管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缠身，他依然故我，“咬定青山不放松”，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潜心研究，勤奋写作。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
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
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
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
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
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
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
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
什么样的人算国宝级人物
没有硬是说谁是国宝。
对国家和人类都有贡献的人就可以称为国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