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主持词及讲话
2017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主持词及讲话同志们： 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统一部署，今天，县委召开2017年度乡镇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
这既是贯彻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求的实际行动，也是践行两学一做”的实际体现，更是对各位党委书记一年来履行抓基层党建工作责任的实际检验。
市委组织部对这次述职评议高度重视，今天，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同志，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科长同志专程到会指导。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和感谢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县委常委，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县委组织部领导班子成员；各乡镇党委书记、组织委员；部分“两代表一委员”和基层党员干部群众代表。
今天的会议共有四项议程，一是由乡镇党委书记就2017年度抓基层党建工作进行述职；二是请市委组织部部长作点评，提出重要指导意见；三是由我进行集中点评、分析；四是投票评议。
下面进行第一项议程，请9位乡镇党委书记逐一述职 下面进行第二项议程，请作重要讲话，大家欢迎；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刚才，的讲话，既肯定了大家一年来抓基层党建工作取得的成绩，也客观深刻的点出了我们在抓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更指明了下一步抓基层党建的努力方向，提出了严格要求，寄予了厚望。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付诸行动，抓好整改，以实际行动和实实在在的成效，回报市委和市委组织部一直以来对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初级中学组织生活会主持稿
XX中学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组织生活会主持词（2017年3月14日）各位领导、同志们：经XX乡党委同意，今天我们召开XX中学党支部领导班子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专题组织生活会。
本次会议应到会X人，实到会X人，X人因事（学业水平考试研讨会）请假，符合规定，可以开会。
今天的会议，上级党委极为重视，XX乡党委书记XX同志、乡党委XXX同志、乡人民政府XXX同志亲临会议进行全程指导。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各位领导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
会议共有五项议程：一是由联系学校支部的领导XX同志作动员讲话；二是由我代表学校领导班子作对照检查；三是学校班子成员作对照检查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四是由乡联系领导XXX同志（党员领导）作点评；五是由我作表态发言。
六是进行党员民主评议；七是分组继续进行党员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学校党支部高度重视这次专题组织生活会，会前，广泛征求了群众意见，开展了个人自学与集中学习，并组织班子成员深入开展交心谈心，认真撰写个人简要对照检查材料，查找四讲四合格方面存在的问题。
今天的会议，希望各位党员干部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原则，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相互批评时，被批评的同志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虚心接受其他同志的批评意见。
大家的发言要以简要对照检查材料为主，但不要照着念，主要讲存在的问题、表现和例子，以及产生问题的原因。
发言时间在5分钟左右，每位同志对照检查进行完后，其他同志一一对他提出批评意见，
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主持词
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主持词 支部主题党日接地气、有实效，是党的组织生活方式的重要创新。
下面是由XXXX整理的“”。
各位党员： 根据教育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20XX年X月重点工作的通知精神，今天，我们XX小学党支部今天在此集中开展以“带头学法律，宣传进校园”为主题的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按照程序，下面我们依次进行： 第一项：全体起立齐唱国歌； 第二项：重温入党誓词； 由赵XX同志领誓。
第三项：现场交纳X月份党费； 第四项：集体诵读党章：第一章第五条 发展党员，必须经过党的支部，坚持个别吸收的原则。
申请入党的人，要填写入党志愿书，要有两名正式党员作介绍人，要经过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组织批准，并且经过预备期的考察，才能成为正式党员。
介绍人要认真了解申请人的思想、品质、经历和工作表现，向他解释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说明党员的条件、义务和权利，并向党组织作出负责的报告。
党的支部委员会对申请入党的人，要注意征求党内外有关群众的意见，进行严格的审查，认为合格后再提交支部大会讨论。
上级党组织在批准申请人入党以前，要派人同他谈话，作进一步的了解，并帮助他提高对党的认识。
在特殊情况下，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可以直接接收党员。
高安历史上有什麽名人,现在有什麽高官?
契嵩(10071072) 北宋僧人。
李。
藤州镡津人（今广西藤县。
7岁出家,13岁落翌年受具足戒。
19岁游方，于筠州（今江西高安）洞山晓聪禅师门下得法。
庆历间 (1041～1048)至钱塘（今浙江杭州）,居灵隐寺永安精舍。
时著《原教》、《孝论》等十多篇，力陈佛教的“五戒”、“十善”与儒家的“五常”义理相通，驳排佛之论。
又著《禅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等，对禅宗史有较大影响。
观察李公谨奏请赐紫方袍。
开封府尹王仲义复奏,请诏付传法院将其著述编次入藏,赐号明教大师。
朝中自丞相韩琦以下,莫不崇敬。
后辞返钱塘,受太守蔡君谟礼遇，住佛日山。
数年后仍退居灵隐寺永安精舍。
校定《六祖坛经》，并著《六祖法宝记叙》。
后人集其论著、书启、叙记、诗歌、碑志为19卷行世，题为《镡津文集》。
朱轼 三朝帝师---朱轼墓 朱轼（1665-1737），字若瞻，号可亭，江西高安市村前镇艮下人。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重臣，经学家、文学家。
生于清圣祖康熙四年，卒于高宗乾隆元年，年七十二岁。
康熙三十三年（公元一六九四年）进士。
由庶吉士改授湖北潜江知县，有惠政。
陕西学政、奉天府尹、浙江巡抚、左都御史。
雍正时，充圣祖实录总裁。
行取授刑部主事，督学陕西。
累官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与怡贤亲王共治畿辅营田水利，蓄泄得宜，溉田六十顷。
卒，谥文端。
任浙江巡抚时，首创用水柜法修筑海塘，为治理沿海水患功垂后世。
康熙推崇朱熹学说，朱轼为当时朝廷御用程朱学派的重要代表。
朱轼生活俭朴，高安民间旧时流行的酒席朱公席，待客时多为四盘两碗，据说是朱轼宴请乾隆时所创。
轼工古文，学宗横渠，著有周易注解、周礼注解、仪礼节略、历代名儒循吏传等，《清史列传》及文端公集，并传于世。
邓璠 邓璠（822～893） 原籍筠州(江西高安），字韫玉，唐懿宗咸通六年（865）科举进士，以才能和道德并优，选任官至尚书。
唐僖宗中和元年（881）由尚书特授江西节度使，权知袁州（军州）事。
邓璠-功绩 在任兴办学舍，振兴教育，感化民众，有奉职循理之风。
权知袁州刺史6年，诏敕复任。
时遇王仙芝、黄巢农民起义，政局动荡，社会难以治理。
唯独邓璠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善治袁州，获得“更待皇恩酬善政，拥篲贲临郡齐迎。
”的极高声誉。
因赣东北战乱，璠携家安居袁郡宜春白芒，成为江西分宜白芒邓家的始祖，享年72岁，葬于白芒蟠龙形。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5）袁州郡守葛德溥为其封禁题碑。
璠夫人李氏，诰封韩国夫人，唐宝历元年（825）生，唐天复三年（903）殁，享年79岁，亦葬白芒蟠龙形。
璠有二子：次子霁，字光岚，任福建建宁刺史，在任而卒，未详其后；长子霖，字光瑞，居白芒繁衍生息，荫授从事郎，任湖北黄州知事，享年70岁，葬白芒蟠龙形。
璠第六代孙梅魁从白芒迁居安福瓜畲，其后在吉安庐陵等地繁衍发展。
释惠洪 惠洪字觉范，俗姓彭，北宋筠州（今江西高安）人。
少年时尝为县小吏，黄山谷喜其聪慧，教令读书。
后为海内名僧。
以医识张天觉。
大观中入京，其得祠部牒为僧，往来郭天信之门。
政和元年，张、郭得罪，觉范决配朱崖，著有《筠溪集》、《冷斋夜话》等书。
释惠洪-简介 青玉案——释惠洪 绿槐烟柳长亭路，恨取次分离去。
日永如年愁难度。
高城回首，暮云遮尽，目断知何处。
解鞍旅舍天将暮，暗忆丁宁千万句 一寸柔肠情几许
薄衾孤枕，梦回人静，侵晓潇潇雨。
刘恕 刘恕（1032─1078），字道原，筠州（今江西高安）钧山人。
父亲刘涣为人志洁高尚，刚廉不挠，有文词，精于史学。
刘恕以后的成才及为人无不受其父的影响。
刘恕从小就十分聪慧，读书过目成诵。
八岁时，家有客人说孔子没兄弟，他立刻举《论语》“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句以对，一座皆惊，可见他幼时即已熟读经书。
十三岁时，他想应制科考试，一次他去拜谒宰相晏殊，向他请教，反复诘难，连这位著名的词人也被问住了。
皇元年（1049），十八岁的刘恕登进士第。
当时皇帝有诏，能讲经义的考生另外奏名，应诏的只几十名。
主考官赵周翰向刘恕提了二十几个关于《春秋》和《礼记》的问题，他对答如流，先谈注疏，再列举先儒们各种不同的看法，最后发表自己的见解。
主考官大为惊异，遂擢他为第一。
其他文章也被列为高等，但廷试却没有考中，便再让他到国子监试讲经书，又列为第一，一时名动望洋兴京师。
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司马光始修《资治通鉴》，英宗命他自选馆阁英才当助手，刘恕首先入选，迁为著作佐郎，专在史局修书。
后司马光因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
刘恕也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师难留，便请求到南康（今星子）监酒税，归养自己的父母。
熙宁末年，刘恕改任秘书丞，赐五品服色，诏他在家修书。
元丰元年（1078年）九月，刘恕以风挛疾病逝，享年四十七岁。
其父刘涣将他葬于星子城西。
元八年（1092）十一月，其了羲仲又将他迁葬于江州德化县（治所在今九江市—）之龙泉。
刘恕为人廉洁刚直，是是非非，未尝以语假人，很有其父的遗风。
他曾当过巨鹿主簿和和川县令，史书说他“严簿书，束胥吏，抚鳏寡，绳豪猾，纤细曲直，可为后世法”。
因此，一时能吏都自以为不如。
在政治上，虽然他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并不象某些人那样，当面表示赞成，背后进行诋毁，口是心非。
他总是“面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议其得失无所隐”。
对质朴厚道者，他会亲之如兄弟；而对那些奸佞谄谀之徒则疾之如仇（雠）。
他家非常贫困，可他为官清正，一毫也不妄取于人，与“不持一石砚”的包拯同以廉吏著称。
有次他从洛阳南归，时令已届初冬，可还没有有御寒的衣物。
临行之时，司马光送给他几套衣袜和一床旧的豹皮褥子，他再三辞谢，但司马光执意要送，只好勉强收下，可他下次到颖州时，将司马光所赠全数奉还。
司马光是他的最知己者，送点衣物都不肯接受，可见其廉洁之甚了。
他的自我批评精神是极佳了。
他曾著书自讼，称自己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自攻其短，不舍秋毫”。
他这种坦荡的胸怀，令人肃然起敬。
刘恕不仅廉洁奉公，勤于政事，而且博览群书，深明史法。
当时史书非科举所急，学者多不读。
独刘恕能笃好史学，并对上下几千年间的史事，不论巨细，了如指掌。
请看当时人张耒的概括：“其学自书契以来，于今国家治乱、君臣世，广至于郡国山河之名物，详至于岁月日时之先后，问焉必知，考焉必信，疑焉必决。
其言滔滔汩汩，如道其里闾室堂事。
”这样博闻强识的人才汉色是难得的。
难怪司马光对刘恕这个比自己小十三岁的晚辈推崇备至，他曾对英宗说：“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惟刘恕耳。
”在《资治通鉴》的编修过程中，刘恕也最受倚重。
司马光遇到纷杂难治的史实，多由刘恕处理。
比如五代十国这段历史，“群雄竞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简编缺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
司马光认为“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因此五代的编写任务就交给了他。
至于编书的通部义例、编次安排、编修断限等问题，司马光都和他进行过专门的讨论。
“实系全局副手”。
所以，同修刘等人都共推刘恕为先，认为刘恕”功力最多。
” 刘恕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哈史学，献给了《资治通鉴》。
熙宁三年（1070年）冬，司马光出守京兆，第二年改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一直退居洛阳，仍以书局自随。
已告归南康的刘恕遥隶局中。
为了与司马光面商修书事宜，于熙宁九年（1076年）不远千里，风尘仆仆前往洛阳。
在南归途中，刘恕不幸遭母丧，悲痛欲绝，兼之一路风寒，不久就得了风挛疾，右手足偏瘫。
可病魔并不能夺去他著作史书的坚强意志。
虽卧病在床，仍然“苦学如故，少闲，辄修书，病亟乃止。
”除负责所编的《通鉴》长编未完稿外，原计划撰写的《通鉴后记》也没完成，便赍志而殁了。
对于他的死，司马光感到非常痛惜，在为刘恕《通鉴外纪》定的序中，他叹道“嗟乎
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于人、龃龉以没固宜，天何为复病而夭之耶
此益使痛惋惝恍而不能忘者也。
” 刘恕还非常好学爱书。
他自己虽藏书不少，“百楹书万卷”，但犹嫌不足，往往求书不远数百里，亲自去抄、读。
毫州（今安徽亳县）知州宋次道家有不少藏书，刘恕便亲自绕道到毫州借阅。
宋次道每天设馔款待，以尽主人之谊，他却辞谢说：“此非吾所为而来也，殊废吾事。
”是把自己关在藏书阁里，“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
”平时在家读书也总是废寝忘食。
“家人呼之食，到羹冷而不顾；夜则卧思古今，或不寐达旦。
“到病情恶化的时候，还在借别人的书来参校自己所著之书的是非得失。
周德清（1277-1365） 周德清，字日湛，号挺斋。
高安市杨圩镇睱塘周家人。
元代卓越的音韵学家与戏曲作家。
周德清生平，文献纪录不多，大概是位布衣之士。
然其编著的《中原音韵》在中国音韵学与戏曲史上却有非凡影响。
《中原音韵》是为北曲用韵而作，纠正作曲家用韵不一，其正音依据是中原语音。
成书后，戏曲作曲、唱曲都有了规范，促进了戏曲用韵的统一。
《中原音韵》以当时北方实际语音为标准，所定之韵接近今北京音，因而此书是研究近代以北方音为主的普通话语音的珍贵资料。
1987年，纪念周德清诞辰710周年暨学术讨论会在高安召开，来自全国23个省市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日本学者亦提交了论文。
柯茂谦，字退子，瑞阳（今江西高安）人。
芝子。
宋遗民。
事见《忠义集》卷六。
吴有训，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
以系统、精湛的实验为康普顿效应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曾先后在多所高等学校任教，培养了几代科学人才。
是中国科学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和组织者，对中国科学事业特别是新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高安最早的诗人任涛 在高安的诸多诗人中，最早的当属晚良的任涛。
他从小就喜欢读诗写诗，乾符中(公无877年前后)，数次应举，都名落孙山，常侍李骘视察江西，听说任涛诗作得好，就差人取来，读至“ 露搏沙鹤起，人卧钓船流”的诗句大为赞赏，说：“任涛真是奇才，为什么成不了名呢
我当极力举荐。
”特令免去任涛的乡里杂役，并命县令对任涛加以礼遇，乡里的人听了，不免有些非议，李骘得知，又下令：“江西境内，有诗如任涛者，就和任涛一样，免去其役。
”结果，没有一个人敢应，任涛一生和诗结缘，与当时郑谷、喻坦之等齐称“芳林十哲”。
可惜去世得早，留有诗集传于后世。
比任涛晚些时候，高安又出了一位诗人，名叫沈彬，他在唐末，也是多次应举，都榜上无名，他写诗，记其实：“曾任大中天子举，四朝风月鬓萧疏。
不随世祖重携剑，却为文皇再读书，”(《纳省卷赠为首刘象》)。
从此绝意功名。
后来，南唐李升镇守金陵，罗织知名突儒，沈彬献《山水园诗》有句“须知笔力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顿难。
”李升大喜，授秘书郎。
南唐保大中(公元945年前后)以吏部侍郎致仕江西，时年八十多岁，沈彬的诗有不少广为传诵的丽句、警句，如“数家渔网疏云外，一岸残阳细雨中” ；“清占月中三峡水，筑偷去外十洲青”；“幽鸟唤人穿林去，野狼寻果出去来“等等。
沈彬的儿子沈鳞，有道术，也喜欢诗，出口成章，有次回高安，没向县令打招呼，直诣办事厅。
县令对这个不速之客很不高兴，戏之曰：”沈道士何时成道
”沈鳞当即以四句诗回答：“何须问我道成时，紫府清都自有期。
手握药苗人不识，体含金骨俗争知
” 原江西省教育厅厅长---漆权 男 1952年12月生， 江西高安人，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学士学位，原江西省教育厅厅长，主要从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主要成果： 1、政府要切实承担起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 （《求是》杂志2003.3,《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2、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高科技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3、主持完成《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教学改革研究》课题，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省级一等奖。
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高校党的建设》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高级会员--陈幼平教授 1957年1 月出生,江西高安人。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导。
1982年上海交通大学学士，1984年上海交通大学硕士，1990年华中理工大学博士，1991-1992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后，1998-1999年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科学家。
现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高级会员，武汉市科技专家委员会委员，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le Manufacturing等3个国际学术刊物的特约审稿人。
主要研究方向为机电控制及自动化、虚拟制造、网络制造、网络安全、智能控制及数控技术。
主编或参编的学术著作或教材有：虚拟现实与虚拟制造、现代制造系统的监控与故障诊断、机电一体化控制技术与系统、中国模具设计大典等。
以项目负责人或主要参加者完成的科研项目40多项，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200余篇（其中被SCI收录9篇，EI收录32篇，ISTP收录6篇），获实用新型专利1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项，并获各类科技成果奖励3项，其中“高功率激光切割、焊接及切焊组合技术与装备”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柔性制造环境下基于质量控制的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系统研究” 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贰等奖，“机械制造系统监控与故障诊断基础理论与系统”获湖北省自然科学叁等奖。
著名高校教育管理学者--游涛 1956年元月出生，江西高安人，中共党员，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大学本科学历，副教授。
1974年3月参加工作。
1998年5月任南昌教育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2002年主持学院行政工作。
长期从事高校教育管理工作，曾任江西省高校人事管理研究会理事，江西省高校基建管理研究会理事，市委驻湾里区罗亭镇“三个代表”学教活动督察团团长。
曾获南昌市优秀教育管理工作者，南昌市职工技术协作先进工作者，学院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在省市级刊物发表《学校领导应重视非权利因素影响力的作用》，《学校管理应用激励机制应平衡三大关系》，《以就业为导向，以素质为核心》、《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论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股份合作制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一种创新》、《做学习型领导干部》、《牢记“两个务必” 树立正确权利观》等论文10余篇。
主持省科技厅科研课题《南昌市建设现代制造业重要基地与发展职业教育研究》的研究工作。
目前，还在进行《南昌市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研究》的课题研究工作，并正在向省科技厅申请立项。
为什么要学习《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通过代表了党中央“从严治党”的决心，是党中央对严肃党风党纪的进一步提升，是党中央为广大党员干部划定的一道政治红线。
以下是YJBYS小编整理的5篇心得体会，欢迎参考。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全文学习心得(一)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一贯要求和根本方针。
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
今年1月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的工作报告中，明确今年要制定党内问责条例，将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制定问责条例，是继2015年修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后，中央就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又一重要部署。
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是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又一利器，为防止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权力脱缰”加上了一把锁。
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就要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
总书记指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纪律执行的主体是全体党员，问责条例贯彻党章，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问责，就是要倒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始终将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让领导干部在用权时多一份敬畏和担当，不能再拿纪律和规矩不当回事，也不能再游离于管党治党责任之外了，切实做到发现苗头及时提醒，违反纪律立即处理，严格以纪律为标尺管住全体党员特别是80多万名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真正把纪律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
将制度执行抓严抓实。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
问责条例作为管党治党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只有落地才能见效。
如果仅仅停留在有了制度规范，而不去狠抓重抓执行，管党治党的责任依然难以真正归位到位。
要狠抓制度执行，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使制度真正成为硬约束而不是“软皮筋”。
各级各地党组织，特别是组织、纪检、宣传、统战、zd等党的工作部门，要克服“老好人”思想，以担当精神抓好问责条例的贯彻落实，要严字当头、实字打底，抓严管严、抓实抓好，坚持“一碗水端平”，杜绝特殊化和“破窗效应”，尤其是对于那些在执行制度方面失职失责的，要敢于碰硬、敢于亮剑，坚决做到执纪必严、失责必究，让党纪党规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让有责必问成为常态。
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
无数事实证明，只有通过层层筑牢防线、层层压实责任，将监督管理的网织得越来越密，让管党治党真正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才能最大程度阻止党员干部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避免违规违纪违法的各类悲剧反复上演。
各级党组织要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层层压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
失责就必须被问责。
少数地方单位的领导干部缺乏担当精神，对于班子成员和下属职工的监督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失之于松，满足于你好我好大家好，而实际上是你不好，我不好，大家不好。
问责条例的审议通过，将从根本上打破这一“僵局”，这也是倒逼解决“为官不为”、“为官乱为”以及腐败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
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从而倒逼各级党组织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担当责任，在党忧党，为党尽职、为民尽责。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党内问责由规定升格为条例，层级更高，覆盖更广，权威性也更强，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器，必将为全面从严治党再加制度砝码。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只有让问责条例的各项要求落地生根，才能真正发挥好重器的重磅作用以及“利器”的利剑作用。
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以及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担当精神抓好落实，让问责条例真正发挥治党、管权、治吏的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全文学习心得(二)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8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忠诚干净担当是党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
自从我党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以来，我们党对于政府、党员干部及全体党员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对于责任担当也在通过相应的党内主题教育进行专项培养，这其中就包括“群众路线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主题教育活动”以及今年伊始开展至今的“两学一做教育实践活动”等等。
本次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将这些零散的规定串联起来，使他们形成一个有条理的制度。
在会议上提出“要整合问责制度，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问责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
”权利的行使就是责任的担当，在党的培养下树立新时期一名党员应有的社会担当精神是当今社会所必需的，同时也是“两学一做”活动倡导的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所应有的。
在十八大以来，我党反腐的力度是空前的，许多“老虎”级官员落马，但是我党明确强调，抓、打不是反腐的目的，反腐是为了治病救人，是在反腐的过程中将正确的价值观传输给腐败的人，在惩处的同时给予相当一部分人以警醒，使得在内心深处重视我党的纪律，使得他们深刻的意识到我党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与决心。
与此同时党纪的严明是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讲会有更好的政府、党员干部来接待他们，会感受到我们党在历经95年峥嵘岁月后仍然不忘初心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想《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审议通过给我们党又增加了一副“镣铐”，她的实施也给许多党务部门以震慑，在实践中必然是问责一人，警示一部分人，对于党员干部或机关行为规范的指引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于《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这种强有力文件的出台必然会让我们的老百姓在未来的生活更加的幸福，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时代担当!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全文学习心得(三) 再过3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就在6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在这个时刻出台《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标志着什么呢?有网友这样评论说，“这下可要动真格了，又会出现那些问题官员呢?” 问责也并非新鲜事，我们对于问责并不陌生，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严和实”已经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热词。
早在以前，也有一些官员因问责从省级降至科员。
如：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从副省级连降7级到科员，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由副省级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遍览古今中外列国,莫不以问责追责为治国之利器。
问责追责之要,本质上就是人们所形成的关于问责追责的理性。
因此,只有实现问责追责的理性化,才能用好问责追责这件利器。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更像一把规尺，对责任有一个法度。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明确规定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使“有权必有责，有错必问责”成为治党法规、执政定律。
然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出台，更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坚定决心和维护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执政信心，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全文学习心得(四)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8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
《问责条例》的通过代表了党中央“从严治党”的决心，是党中央对严肃党风党纪的进一步提升，是党中央为广大党员干部划定的一道政治红线。
从去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到今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从对党员要求进行自我行为规范和对违纪行为划定界限到今年释放出的强烈的“失责必问，问责必严”信号都表明着党中央对于当前广大党员在生活中、工作上的高标准严要求，随着《问责条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通过，接下来各级党组织必将组织党员对《问责条例》进行学习理解贯彻，在实施《问责条例》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应当做到“问”更应做到“责”。
《问责条例》落点在“问”。
要在“问”字上，做到能问、勤问、敢问。
完善监督制度，以制度为基准保障广大党员干部问的权利和义务。
在责任问题上要充分发挥制度作用，对领导干部要能问工作问题、勤问经济问题、敢问敏感问题，要鼓励党员干部直面询问、善于接受询问。
将“问”在党员干部的生活工作中作为常态化机制。
《问责条例》重点在“责”。
“问”能保证对问题进行深入的了解，但只问不责在实施过程中会导致《问责条例》缺乏足够约束力，较难形成有效的约束制度同时在对广大党员干部中间也难以形成心理威慑。
因此，《问责条例》要“问”更要“责”。
要完善已有的问责制度，量化问责标准，保证问责有章可循，有例可依;要加强问责延续性，对已达处理期的同志要加强考核管理，保证达到条例入心，不再触犯的效果。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全文学习心得(五)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8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忠诚干净担当是党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
我们党95年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关键是各级党组织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担当责任，做到在党忧党，为党尽职、为民尽责。
只要各级领导干部心系使命、扛起责任，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要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永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应届.毕业生网YJBYS.com校园招聘会信息一网打尽，校园招聘微信号|xiaoyuan_zhaopin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纪念日，在95年的光辉岁月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跨越道道险阻，将曾经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文明的国度，让人民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始终坚持从严治党，从而拥有一支纪律严明、思想过硬、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让人民有信心、国家有希望、民族有未来。
能否拥有一支深受群众信赖的干部队伍，不仅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
虽然从总体上讲，建党95年来，绝大多数广大党员干部都能够克己奉公、一心为民，始终怀揣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来开展工作，但是仍有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够坚定，政治立场有所动摇，在开展工作时急功近利、患得患失。
特别是近些年来，一些党员干部受不良习气的影响，放松了世界观改造，不仅贪图享乐安逸，甚至还沾染上了腐败习气，工作上更是消极应付，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败坏了党风、疏远了党群关系，党的队伍建设因此面临新的挑战。
当下，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时期，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不行，这是由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实际决定的。
因此，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我们更需要通过从严治党来提升党的战斗力，更好地为来百姓服务。
而在建党95周年纪念日来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无疑释放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为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从严治党的强烈信号。
这次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贯彻党章，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问责。
应该说，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有利于打造更廉洁、更高效、更主动的党员干部队伍。
但是笔者觉得，要想使问责条例能够真正成为推动并改进党的工作，更好服务身边百姓的重要力量，关键还是要强化执行。
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敢于较真、敢于碰硬，始终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指导思想，以强有力的执行让问责条例落地生根，锤炼出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带领全国人民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小学班级特色介绍
在蔚蓝的天空中，一群勇敢的小雏鹰正迎着阳光自由地飞翔。
这群小雏鹰正是我们勒流中心小学三年（2）班的同学。
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是我们的做人原则；学会学习，学会休闲是我们的班级特色；遇难不退，遇苦不怕，绝不向困难低头是我们的行动口号；“努力学习，超越自我”是我们的班级格言；创建一个具有浓厚学习氛围的和谐集体则是我们的目标。
在过去的一个学期里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挺好的成绩。
如曾获表扬班级，班级墙报获得好评等。
瞧
生活在我们这个班集体里的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你看我们生活在一起，有多么的快乐
多么的团结友爱
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