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氏新建祠堂庆典需村委会点赞词
一、庆典时间：二、庆典地点：三、就餐地点：四、庆典规模： 人五、参加人员： （详见名单）六、活动安排：1、 祭拜2、致辞3、揭牌仪式4、参观5、就餐
寺庙落成庆典祝贺词
尊敬的富阳双溪的喻氏宗新：十月的富阳山川、层林尽染，富春江水、碧浪滔滔。
在如诗如画的双溪畔，在霜叶如花的十月，迎来了双溪喻氏家庙重建落成典礼我代表中华喻氏族史研究会，对此庆典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对全体宗亲和参加盛典的嘉宾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更要对双溪的喻氏长辈、兄弟姐妹的热情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为喻氏家庭的一员，对双溪家庙的重新建成感到无比的欣喜。
适逢国庆佳节之际、十月四日这一天，耗时七年、耗资百万的《中华喻氏通谱》举行了首发纪念活动，浙江的喻氏宗亲代表，同全国13个省市、78个区县的200多位族人亲身参与、共同见证了这一庆典。
也是在这同一天湖北黄陂区姚集的喻氏祠堂在热烈的鞭炮声中建成剪彩。
喻正其、喻德华、喻友生三位副会长代表“中华喻氏族史研究会”参加了剪彩活动。
在双喜活动余兴未尽之时，又有双溪家庙的落成，三喜齐集，令我万分激动和兴奋，再次向双溪的族人致以热烈的祝贺。
我们喻氏是中华姓氏林中的一棵参天大树，堪与其他姓氏并肩媲美；我们喻氏族人勤劳勇敢、心地善良，重情义、讲信用，识大体、顾大局，我为自己是这个大家族中一份子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富阳的双溪，地处兆吉岭下，双溪曲折蜿蜒，真是“一山雅景开门见，两水清音隔路闻”。
居于此地的宗亲，“夹溪为田，环居皆山”，“自其外而观之，如同山重水复疑元路；自其内而观之，又如与外人间隔，不知柳暗花明别有村”，“仰而观之，林竹葱葱；俯而听之，水声潺潺”。
如此锦绣之地，必定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想喻汝砺先祖，号“扪膝先生”，一生耿介，不附权奸，不苟和议，坚持抗金，为人光明磊落，官居户部尚书。
其后裔喻桓公，任宋朝严州太守；其后人又有喻俊公，明朝时任通城县令，政绩响誉荆楚。
喻氏先贤风范，令我们追摹学习。
富阳双溪家庙的修建，有着悠久的历史，喻俊公于明朝成化15年（公元1479年）就写有《关山喻氏祠堂记》，双溪始祖锦十公之四世孙性道公复修，继之有七世孙孟昂公接续竣工。
清雍正丁未（公元1727年）又遭火灾，十五世孙作上、作则兄弟二公，又肩担重修之责。
反反复复，数次劫难。
面对重重灾难，矢志于家庙的重建。
终于在今天——2010年10月16日，又一座辉煌壮观的家庙得以建成。
我们喻氏干事业持之以恒的精神，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令世人惊叹。
今天，隆重举行家庙落成典礼，这是喻氏宗亲的一件喜事。
它的落成对于追寻双溪喻氏的族史、缅怀先祖开基拓土的丰功伟绩、弘扬他们的高深美德、开创后辈伟业、继承先祖们的优良作风、构建和谐社会，将会赶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我深信双溪家庙的落成，一定会给我们喻氏农亲带来吉祥、带来安康、带来兴旺发达的好运，使我们喻氏在中华复兴的民族大业中，独树一帜，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最后，敬祝全体喻氏宗亲身体健康，家庭美满幸福、万事如意
恭祝我们喻氏万代兴隆、子孙昌盛
宗祠重光庆典的‘重光’是什么意思
泰安历史名人 鲍叔牙(生卒不详) 鲁国平阳(今新泰市汶南镇鲍庄)人，春秋时齐国大夫，以知人善任著称。
少年时与管仲友善，两人合伙经商，每次赚了钱，管仲总是多分给自己，少分给鲍叔牙，鲍叔牙从不计较，这就是有名的“管鲍分金”故事。
齐襄公乱政时，管仲随公子纠奔鲁，鲍叔牙随公子小白出奔莒。
襄公被杀，纠和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得胜即位，即齐桓公。
桓公想任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却力劝桓公释放管仲代己位。
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得以称霸诸侯，齐国成为强国。
司马迁在中说“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少鲍叔能知人也。
” 柳下惠(生卒不详)展氏，名获，字禽，又字季，春秋时鲁国大夫，曾为士师（掌管刑狱的官）。
因食采柳下(今新泰市宫里镇西柳村)，遂姓柳氏，谥号惠，称柳下惠。
他博文达理，外和内介，以善于讲究礼节著称于世。
孟子把他和伯夷、伊尹、孔子并提，称赞他是“圣之和者也”()，“和圣”也就成了柳下惠的美称。
还记载了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于是后人将其誉为作风正派、品德高尚的男子。
柳下惠死后，葬在柳下村北，紧濒汶水，历代对其墓都妥为保护，至清代，墓犹高如山陵，俗称“王坟”。
至今，柳下祠堂尚存，“和圣故里”、“柳下书堂”古碑依在。
柳下跖(生卒不详) 姓展，名雄，鲁国柳下(今新泰市宫里镇西柳村)人。
“跖”，本指赤脚的奴隶，因他住在西柳，故称柳下跖。
他追求“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平等社会，曾领导奴隶起义，“从卒九千人”。
孔子劝他效法“圣人之行”，罢兵休卒，柳痛斥曰：“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走归，无复言之!”柳下跖的事迹，多次提及，荀子也赞扬他“名声如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
”中称“其徒颂义无穷”。
据传，泰山傲徕峰上有柳下跖的插旗石，峰东的“大校场”、“小校场”，峰下的“跑马场”，就是当年柳下跖的练兵场。
泰山西麓和西南麓有当年柳下跖使用和筑造的上马石和川道等遗迹。
在新泰放城，还有传为柳下跖开凿的九龙口等。
师旷(生卒不详)字子野，春秋时期鲁国平阳(今新泰市北师乡北师村)人，晋国乐师。
他精通音律，认为奏乐可卜吉凶，音乐可兴邦，亦可覆国，靡靡之音不可妄听。
他曾劝谏晋平公不要听商纣王的乐师师延所作的靡靡之音，平公不听。
结果晋国大旱三年，赤地千里，国力大损。
师旷也十分关心政治，他认为治国“惟仁义为本”“君必惠民”。
晚年潜心研究音乐，不幸熏瞎双目。
卒后葬于新泰。
墓前有宋代建的师旷庙。
左丘明(约前540～前452)鲁国都君庄(今肥城市石横镇衡鱼村)人，春秋著名史学家，儒学奠基人之一。
著有、，前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后者是中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均是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
孔子视左丘明为君子，尊称其左丘明，谓之与其共好恶。
左丘明病世后，人们将他著述过的地方称作“左传精舍”，予以保护，并代有修葺。
钟离春(生卒不详)战国时无盐邑(今东平县)人，著名才女。
她关注国家大事，曾当面指出齐宣王政治上的“四失”。
宣王听了非常感动，当即让她坐车入宫，拜为无盐君，立为后。
宣王据其言拆渐台、罢女乐、退诌谀、纳忠言、选兵马，用田婴为相国，以邹人孟轲为上宾，齐国从此成为强国。
刘桢(186～217)字公干，东汉末东平国宁阳(今宁阳县)人，东汉著名文学家。
其五言诗颇负盛名，为“建安七子之一”。
被曹操征召，为丞相掾属，行文才思隽锐。
与曹植齐名，性格倔强。
曹丕举行宴会，因“犯”礼制被曹丕以不敬罪下狱。
后复起用为吏。
不久染瘟疫病逝。
后人将刘桢、曹植并举，称为“曹刘”。
羊祜(221～278)字叔子，泰山郡平阳(今新泰市)人，西晋政治家、军事家。
新泰地名来源，即是羊祜取新甫山、泰山合意，上表晋武帝所改。
羊祜出生显贵， 265年被晋武帝司马炎拜为尚书右仆射、卫将军、都督，管理荆州军事，垦田积粮深得百姓拥护，远近人皆来归降。
他不居功，拒绝晋升，曾上奏著名的。
278年病逝。
孟浩然诗中赞其曰：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巾。
僧朗(生卒不详) 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泰山佛教的传入者，北朝高僧。
前秦苻坚皇始元年(351)，移居泰山传经，“孜孜训诱，劳不知倦”，在泰山地区影响很大。
在统治者的支持下，他创立了海岱间第一座佛庙，后寺庙改称灵岩寺，成为唐宋间国内四大名刹之一。
朗公寺的开拓，一度带来泰山佛教的兴盛，谷山玉泉寺、神宝寺、普照寺等大多在北朝后期相继建立。
程咬金(?～665)又改名知节，唐初济州东阿(今东平县斑鸠店镇)人，隋唐时著名将领。
程咬金为灭隋兴唐，屡建伟功，其故事被采入、《说唐全传》、《隋唐演义》等，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清《泰安府志·古迹》载东平县斑鸠店镇有程卢公衣冠冢。
斑鸠店村还有程咬金庙，庙前楹柱镌联云：“偕叔宝翼秦王，悬甲军摧锋陷阵冠诸将；先世南次公仅，凌烟阁图功画像照千秋。
” 梁灏(962～1004)字太素，郓州须城(今东平县州城)人，北宋著名政治家。
雍熙二年（985）中状元。
他关心国事，曾作《听政箴》献给真宗皇帝。
北辽兴兵犯境时，灏主张“明赏罚，斩懦将，重用武勇谋略之士”，很受好评。
灏有吏才，每进朝奏对，词辩明敏，真宗非常赞赏。
景德元年(1004)病卒。
有文集十五卷。
梁固(985～1019)字仲坚，梁灏子。
自幼好学，曾著《汉春秋》。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中状元，后人称颂梁灏、梁固父子状元，在东平州城建有“父子状元”坊。
梁固有吏才，马元方主掌三司，办事粗率，梁固常受命断案，因判案公正，当时被称为“平审”。
年三十四岁病卒。
有文集十卷。
钱乙(1035～1117)字仲阳，宋代东平郡(今东平县)人，宋代著名儿科医学家。
著有《伤寒论指微》五卷、《婴孺论》百篇等书，惜已失传。
其弟子阎季忠搜集钱乙论述、医案、处方及各种资料，于公元1119年整理编辑而成《小儿药证直诀》。
该书比欧州最早出版的儿科著作早三百年，是世界上现存第一部原本形式保存下来的儿科著作。
钱乙对儿科医学贡献卓著，后人称其为“儿科之圣”。
党怀英（1134～1211）字世杰，号竹溪，祖籍同州冯翊（今陕西大荔），后随父迁奉符南城（今泰安市岱岳区邓家庄）。
金代文学家、书法家。
著有《竹溪集》（30卷）、《钟鼎集韵》，《竹溪集》已佚。
党怀英入仕前隐居徂徕山，筑竹溪庵，读书吟诗。
现徂徕山上竹溪庵遗址犹存，庵旁有其篆书“竹溪”二字石刻。
他还工书法，有“独步金代”美誉。
当时泰山一带碑刻多出其手笔。
现存碑刻如岱庙“金重修东岳庙碑”的篆书题额以及谷山寺碑、天封寺碑皆为怀英手迹。
大安三年（1211年）卒，葬于奉符城南四十里（今泰安市岱岳区北集坡乡西旺村），享年七十八岁，谥号文献。
张志纯(1220～1316)字布山，号天倪子，又号布金山人，有张炼师之称。
泰安州埠上保(今肥城市张家安村)人。
元代著名道人。
曾任东岳庙住持；元中统三年(1216)，被宣授为东岳提点监修官，兼东路道教都提点；后又策划监修泰山南天门工程。
他喜爱诗词，是当时著名诗人，《泰山喜雨》、《桃花峪》等诗篇讴歌了东岳泰山的秀丽风光。
晚年，上书皇帝重修蒿里山神祠，获准，未峻即逝。
王祯(生卒年不详) 字伯善，东平人，元代农学家及木活字印刷术的创造者。
曾任泰安州教授，重视教育事业。
著有37卷农学巨著——《农书》(现存36卷)，该书是一部从全国范围总结农业生产的农书，分三部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于皇庆二年(1313)刊行（明初收入《永乐大典》）。
印刷《农书》时创木活字，排印《旌德县志》一百部；又创造转轮排字盘，活字以韵排列，排版时转动轮盘，以字就人，极方便。
还撰写了《造活字印书法》，绘制《活字板韵输图》附载《农书》内，成为印刷史上的珍贵文献。
此外，对冶炼技术也有发明创新。
善篆书、善诗文，著有《农务集》。
萧大亨（1531～1612）字夏卿，号岳峰。
祖籍肥城安驾庄镇夏辉村，后随父迁居泰安州放城(今新泰市放城)。
著有《岳峰萧公奏议》、《夷俗记》等书。
隆庆六年(1572)，萧大亨因念母上书请归养，五百里外闻母病殁，披发赤足，徒步日行百余里奔丧，居丧尽哀，内外称孝。
萧大亨重视保护泰山名胜古迹，泰山道士昝复明在凌汉峰下建三阳庵，萧大亨为其撰碑记，今碑石犹存。
他还主持移建了岱东四阳庵，为岱阴碧峰寺撰立《重修佛殿碑记》。
在他为《泰安州志》题的序中，对泰山历史文化给予高度称誉。
万历四十年（1612）卒。
明神宗敕令在岱阳金牛山下为其建墓，今石坊、石仪、石表尚存。
萧协中(?～1644)字公黼，萧大亨次子，明末著名泰山学者。
他自幼工于诗赋，十八岁时因作《绿远楼赋》而蜚声文坛，后以父荫入仕。
崇祯末年，致仕还乡，寓居泰安城酝檀园，致力于泰山地理风物的研究。
甲申，泰安城被李自成起义军攻破，协中投井自杀。
著有《酝檀集》、《泰山小史》等书。
其中，《泰山小史》“以名胜为纲，每目叙其大略，词简意赅”，收入泰山名胜及名人150余条，每条之下，均作题咏，而且书中记录了一些泰山史料如半山亭秦篆等，对泰山史研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泰山五贤 孙复（992～1057）字明复，北宋初学者，宋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
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讲学，世称泰山先生。
鲁人自石介而下，皆师事之。
范仲淹、富弼言称孙复道德经术宜在朝廷，于是由布衣拜秘书郎、国子监直讲，累官至殿中丞。
孙复治《春秋》，著《春秋尊王发微》12卷。
与石介、胡瑗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以继承儒家道统自居，排斥佛老，抨击祸福报应学说。
嘉佑二年（1057）卒，葬于东平。
欧阳修作《孙明复先生墓志铭》。
旧志载，孙复还著有《睢阳子》10卷、《春秋总论》3卷。
金大定间，在岱庙东建鲁两先生祠，祀孙复与石介，后移泰城东南隅。
明嘉靖年间，佥事卢问在讲学处(今五贤祠旧址)建仰德堂祀孙复、石介，后加奉胡瑗，称三贤祠。
三人并称“宋初三先生”。
清道光九年(1829)，县令徐宗干又奉宋焘、赵国麟入三贤祠，合称为五贤祠。
后人将孙复列为泰山五贤之首。
石介（1005～1045）字守道，一字公操。
北宋初学者。
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
故居在徂徕山西北之桥沟村。
曾讲学徂徕山下，世称徂徕先生。
北宋天圣八年（1030）进士，初任郓州推官、南京留守推官。
在南京任职期间结识孙复，并引为知己，帮助他到泰山讲学，拜其为师。
景佑三年（1036），任嘉州军事判官，因母亲去世，归家奔丧。
居丧期间，在徂徕山长春岭下建徂徕书院，“以《易》教授诸生”。
庆历二年（1042）夏，服丧期满，召为国子监直讲。
庆历新政时，石介作《庆历圣德诗》，积极拥护改革。
新政失败后，受到保守派打击，被迫出任濮州通判。
庆历五年（1045）卒，葬于徂徕山下。
欧阳修作《徂徕先生墓志铭》。
著有《徂徕先生文集》。
泰山五贤之一。
胡瑗（生卒不详）字翼之，北宋初学者，教育家。
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县)人，世居陕西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
曾与孙复、石介讲学泰山，十年不归，得家书见有“平安”二字，不拆阅即投涧中。
现五贤祠旧址东有“胡安定先生投书处”刻石，称投书涧。
后执教太学，四方之士来学者，学舍竞不能容。
以太常博士致仕。
著有《论语说》、《周易口义》、《景佑乐仪》等书。
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
泰山五贤之一。
宋焘(1572～1614)字岱倪，号泽田、青岩，泰安孝门村(今肥城孝门)人。
1600年(明万历二十八年)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后改任御史，巡按江南，兼督学政。
多次仗义直谏，惹怒神宗，被贬为定州刺官，不久辞职隐乡。
在青岩居建书院讲学，搜寻岱故，编著《泰山纪事》、《岱下小史》等，另有诗集《青岩居草》、《落花钱韵》等。
万历四十二年（1614）卒，葬于泰安城西上旺村凤凰岭下。
泰山五贤之一。
赵国麟(1673～1751)字仁圃，号拙庵，泰安人。
清代名臣。
少时家贫，好学。
清康熙年间进士，历任福建、安徽巡抚，刑部、礼部尚书兼领国子监事、文渊阁大学士等职。
后辞官返里，隐居读书。
为启迪后学，在宋焘青岩居故址创办青岩义社，后易名青岩书院，是泰山历史上著名书院之一。
著有《云月砚轩古体诗稿》、《调皖纪行草》、《拙庵近稿》、《塞外吟》、《近游草》、《大学困知录》、《文统类编》等。
泰山五贤之一。
唐仲冕（1753～1827）字六枳，号陶山居士，世称唐陶山。
原籍善化（今湖南长沙），后客居肥城县(今肥城市)涧北村。
清代著名泰山学者。
著有《岱览》、《陶山文录》、《陶山诗录》等。
他主持泰山书院其间，曾参与重修《泰安县志》。
他探访泰山名胜，遍览泰山典籍，历时12载编撰《岱览》（32卷）一书。
全书层次明晰，稽考精审，图文并茂。
史学家钱大昕为此书题诗：“东岱寰中秀，图经手自编。
群山收一览，五岳独自先。
”道光七年(1827)病卒，其子遵遗嘱将其归葬肥城陶山。
毛澄（1843～1906）字蜀云、又字叔云，四川仁寿人。
著有《稚解诗集》等书。
毛澄曾三任泰安知县，在任期间，致力泰山的保护和开发，兴新学，倡新风，为世人称颂。
光绪十九年（1893），岱庙的秦篆刻石失盗，毛澄下令搜寻，查得原石后，移存道院，派人严加看护，幸存至今。
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捐银千两重修“和圣墓”。
毛澄还发动泰安各界在泰山大面积植树造林，重修蒿里山神祠、对岱亭、环翠亭等。
在黑龙潭新建西溪石亭，在云步桥新建酌泉亭，现都已成为著名景点。
毛澄注意革除陋俗，他将岱顶舍身崖改为爱身崖，还查封斗母宫，派道士住持。
毛澄重视文化教育，在天书观旧址创办高小学堂，在泰山上书院旧址创办师范学堂，先后在全县创办初等小学堂185处。
为启迪民智，还在岱庙创办阅报所。
1913年，山东提学陈荣昌撰立《泰安令毛君兴学记》，对其振兴教育事业的政绩给予高度评价。
光绪三十四年毛澄卒于滕县任所。
王价藩(1865～1934)字荩臣，又字建屏，号退轩。
祖籍四川成都，清咸丰年间随父落籍泰安。
先后主办过醴泉义塾、图书社，与范明枢合力创办县劝学所、宣传所等。
民国初年，创办泰安女子小学堂，任校长。
晚年热心于泰山文献的搜集整理，悉心征集泰山史料。
时《泰山述记》版本已不多见，他赴济南辗转借抄，凡8年始得补齐。
历经30年，积书8000余卷，以草屋3间藏之，曰“仅好书斋”。
时人赵正印称其“凡乡先哲之著述佚文，莫不收藏编录，泰山文献赖以保存”。
他还曾担任民国《重修泰安县志》分纂。
一生编著书13种，计60册；抄书66种，计150余册，有《泰山名胜》、《泰山述记》等。
搜集泰山文献50余种，有《泰安州志》、《泰山小史》等。
他从搜集整理的文献中遴选40种、110卷，编辑《泰山丛书》，事未竟病殁。
由其子亨豫克承父业。
范明枢(1866～1947)名昌麟，又名炳辰，原泰安县元宝街徐家花园人。
著名爱国人士、教育家。
光绪三十二年（1906）留学日本，回国后致力于教育事业，先后在泰安、济南、菏泽、曲阜等地建学堂、办书社。
1933年，协助冯玉祥在泰山前麓创办武训小学15处。
“七七”事变后，他呼吁广大民众进行抗日，在西麻塔召开的抗日周年纪念大会上，跪在鹅卵石滩上领众宣誓。
1946年6月17日，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已81岁。
范明枢一生乐与青年接触，故有“老青年”雅称。
他还关心农业及公益事业，农民尤喜与他交谈。
1947年10月病逝乐陵县。
1950年移葬于泰山前麓。
谢觉哉为其墓碑亲题：“永远是人民的老师!”林柏渠为其墓碑亲题：“革命老人永垂不朽!” 赵新儒(1876～1952)原名赵正印，泰安县城(今泰城)人。
著名泰山学者。
幼年列名僧籍，为普照寺俗徒，法名义琳。
1903年乡试中解元，旋赴日本留学，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
1911年任山东提学使司，主办《齐鲁公报》，宣传革命，遭通缉，流亡海外。
辛亥革命后，历任山东省教育会长、师范学堂监督等职。
袁世凯称帝，他借议论时尚予以抨击。
张勋复辟后去职，闲居北平。
1926年他积极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参与南北合作事宜。
军阀混战期间，泰山文物古迹遭破坏，他多次登山，逐段勘估，拟订修缮计划，相继修复岱庙大殿、围墙、包公祠、五贤祠及中天门到南天门盘道，并将岱庙大殿内壁画护以铁栏。
在整修过程中，结合实地考查，他悉心稽查文献，摅述所见，著成《经石峪考》、《泰山灾石记》(未付梓)、《新刻泰山小史》、《新儒联语录》等书和文稿，刊行《石塘老人文集勘本》。
“七七”事变后，他流亡四川，1952年卒于绵阳。
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
出生于河北青县兴集镇。
著名爱国将领。
抗日战争开始后，积极主张抗日，与共产党合作，反对蒋介石消极抵抗政策，受蒋介石排斥，于1932年3月至10月、1933年8月至1935年10月两次寓居泰山普照寺“菊林旧隐”。
在泰期间，他关心群众生活，经常给贫苦人民送衣送粮；出资修建大众桥；办小学14所，免费收取穷苦孩子入校读书；组织官兵疏浚、新建大众泉、朝阳泉；引种烟台苹果、肥城佛桃等优良果树。
他还以民间疾苦为题材，与赵望云合作48幅诗配画，刻成48通诗画碑，立于天外村科学馆内。
为纪念1911年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牺牲的烈士，1933年，在普照寺东北和南部分别建泰山辛亥滦州起义烈士祠、辛亥革命滦州烈士纪念碑。
1946年出国考察水利。
1948年9月，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途中轮船失火遇难。
根据其生前愿望，遗骨安葬在泰山。
、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为其题写了挽联，郭沫若题墓壁“冯玉祥先生之墓”。
马伯声(1890～1966)原名马骏，回族。
民族实业家。
祖籍德州，后移居泰安。
在萃英中学读书时，跟美传教士学英文，为登泰山的外国人当口语翻译。
他善于经营，曾受聘于济南英美烟草公司，后跻身保险业。
后又先后在济南建仁丰纱厂，在青州建永年面粉厂、永年电灯厂，仁丰所产“蜘蛛美人”牌原白布与日本纱厂的大五幅布竞争于国际市场。
1927年出资在泰城办仁德学校。
1937年在泰山南麓创办仁德农场，经营养殖、酿造诸业，并开辟果园，引种优良树种，投资恢复了泰山林业公司。
1937年12月避居天津，期间撰有《泰安建设计划》、《仁丰纱厂创办经过》、《工业管理》等著作和文稿。
1952年，“五反”运动中，因涉嫌贪污敌伪资产，被法院拘留审查。
1966年春病故。
吕彦直(1894～1929)字仲宜，又字古愚。
近代著名建筑师、设计师。
东平县人。
幼时喜爱绘画。
1913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派往美国康南耳(一说康乃尔)大学深造，毕业后被聘为美国建筑大师茂斐的助手，曾协助设计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和北平燕京大学的建筑图样。
回国后，又设计了中山陵墓、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碑。
由于积劳成疾，在中山陵工程临近尾声时，因脑溢血突发与世长辞。
中山灵堂西南休息室里，原有他的浮雕像，抗日战争中雕像不幸丢失，迄今下落不明。
李鹤年(1895～1969)原名李传龄，又名李茂三。
早期共产党员之一。
肥城市边院镇东向村人。
李鹤年出身农民家庭，曾应募去法国当铁路工人，和留法学生先后领导3次罢工。
1924年6月被派往苏联学习。
回国后，辗转北京、张家口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创办“义武团”开展武装斗争。
抗战期间，又积极组织抗日武装，1942年不幸被日伪军逮捕，受尽酷刑，但始终未吐露党的机密。
建国后，曾在华北妇联、中央建工部工作。
1969年12月病逝。
1987年9月8日，中央将李鹤年的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张耀南(1901～1974)长清县纸房村人。
早期农民运动领袖，泰山地区著名抗日领导人，今泰山林场创始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率全家参加革命。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9月，任泰山林场场长。
任职期间，主持制定《1960～1967年泰山林场八年发展规划》，提出了“泰山是旅游胜地，泰山建设要和发展旅游业，美化人民生活相互促进”的设想。
1962年5月，在黑龙潭水库西创建山东社会主义劳动大学三分校，组织学生在水库周围大量栽植苹果树、桂花树，黑龙潭水库西坡成为泰山8年绿化规划的样板。
1962～1965年，他又主持修建建岱桥和天外村至竹林寺简易公路、泰安城至岱阴佛爷寺简易公路、大规模绿化泰山等一系列大型项目。
1974年10月5日在泰安病逝，葬于长清烈士陵园。
王耀武(1904～1968) 字佐民，幼名王哲让，国民党高级将领。
泰安市岱岳区夏张镇上王庄人。
王耀武出生于农民家庭，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崇拜孙中山的革命理论。
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少尉排长，不久升上尉连长。
1927年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任少校营长。
1932年参加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被蒋召见并提升为少将旅长。
后又升任五十一师师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战绩卓著，被称为“抗日铁军”。
1942年11月，常德会战胜利，受蒋介石召见于南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任长衡地区受降长官。
1946年1月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指挥部队进攻解放区，反共气焰嚣张。
后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山东军管区司令等职。
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见大势已去，化装潜逃。
9月24日在寿光被捕获，成为战俘。
1959年被特赦。
1964年任全国政协委员。
1968年7月病逝于北京。
朱霄(1907～1931)原名朱桂生，又名朱啸、张子炎，肥城县(今肥城市)湖屯镇南辛庄人。
早期中共山东党组织领导人。
1922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4年上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共青团济南第三支部书记，发起组织“济南青年读书会”；参与组织济南市学生联合会、育英中学联合分会及其群众组织举行集会，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
1926年成为山东学生联合总会主要负责人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农村发动组织农民运动。
开辟济南以南津浦铁路沿线至鲁南一带党的活动阵地，多次检查巡视泰安县党的工作。
1928年调任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长。
是年冬被捕。
1931年4月5日，与其他21名革命志士，被国民党政府枪杀于济南纬八路侯家操场。
洪涛(1912～1938)原名洪裕良，江西省横峰县青板桥乡排楼村人。
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师师长，著名红军将领，徂徕山起义领导人之一。
洪涛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7年被中共中央派往山东，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8年1月1日，参加领导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
组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任司令员。
1月26日，在寺岭村伏击日军告捷。
2月17日，在新泰境内四槐树村附近伏击日军运输车队，炸死炸伤日军40余人。
洪涛重视部队建设，他带领的队伍由20多人发展到4000余人，成为山东在中共领导下的一支较大的抗日武装。
因连续行军作战，洪涛在部队转移至徂徕山劝礼村(又称圈里村)时，不幸逝世。
现安葬在泰安革命烈士陵园。
赵丹(1915～1980)原名赵凤翱。
祖籍肥城县(今肥城市)安临站镇贺庄村人。
著名电影、话剧表演艺术家。
演出过世界名剧《娜拉》、《大雷雨》，历史剧《屈原》、《林则徐》以及大批抗日救亡剧目，是位很有影响的话剧演员。
1936年，他主演的《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轰动国内外影坛，被誉为“中国影坛上开放的一朵奇葩”。
1968年后，开始从事文艺人才的培养工作，曾随中国艺术团出访朝鲜和日本。
晚年集一生之艺术理论结晶，撰写了《银幕形象塑造》和《地狱之门》两书，是表演艺术理论方面不可多得的专著。
1980年10月10日因病逝世。
夏辅仁(1916～1964)原名夏天庚，泰安城永福街人。
早期中共地方领导人。
1931年加入共青团。
“九一八”事变后，参与南下学生抗日请愿团和纪念巴黎公社等活动。
1932年被捕入狱。
1934年，在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获释后返泰，联络范明枢等成立“泰安县各界抗敌后援会”，开展抗日宣传。
他曾任泰安县委书记、泰山特委书记，1938年1月，带领县委和抗日武装部分成员奔赴徂徕山，参加武装起义。
1939年10月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1945年8月调东北地区工作。
1954年，奉调支援越南土改，荣膺“胡志明一级荣誉勋章”。
1955年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民族室副主任，后任主任。
1961年，调西藏工作。
他具有丰富的民族工作经验，被誉为“民族工作专家”。
1964年11月，在视察公路建设时，不幸被飞石击中头部，殉职.
已去世的人生日那天怎么
冥也叫“阴寿”亡人辰。
为已故的祖父母、父母做寿，称为“冥庆”由给在世人做寿引申出来的礼俗，就其性质来讲，是以家族、家庭为单位对先人的孝念追庆活动，意在“慎忠追远”、“光前裕后”，增辉于门第。
做冥寿一是在家中，二是在寺庙。
家中不拜忏，做水陆道场，或一至三日，或七日不等，以圆满之日为正日。
最隆重者请回四十九位和尚，拜忏四十九天。
事毕，追荐的牌位可以放在寺院中的根本堂，以承受香火。
办冥寿，实际上乃是扩大化的生辰祭。
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阶层的人物，有着各种不同的做法。
形式比较纷杂多样，不像嫁娶、给长辈办寿、给婴儿办弥月、丧葬等礼仪那样规范化。
其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当事人的主张。
但纵观清末以来，在民间已经发生过的事例，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现逐一介绍如下：正统型的冥寿——白事白办正统型的冥寿，即缅怀追念型的冥寿。
一般说来，办冥寿只是家族或家庭内部的纪念活动，所以并不一定大肆撒帖请人，只是口头邀请至亲。
只有个别官僚、富贾大肆操办的，才由操办寿礼的晚辈出名向亲友散发请柬。
文曰：国历×月×日为先严(父)或先慈(母)×秩冥寿。
届夏 × ×期假××街××胡同×号寓所或××饭庄设位追庆。
并延请番、尼、道、禅轮流诵经礼忏，祈祷冥福。
敬治斋筵。
准下午四时入席。
六时送库。
恭请台光 追庆子×××稽首凡是在家里办事的，多要请棚匠搭棚；请彩子局在棚内外扎彩。
新丧未满三年的，席棚上的玻璃窗一律为红寿字加白边或蓝边，无论被追庆的是男是女，均用五只蝙蝠捧一圆寿字的“五福捧寿”图案。
给亡故三年以上的办冥寿则一律用普通办生日搭棚用的红寿字玻璃窗。
棚上的栏杆、挂檐也都是红漆彩绘的。
如门前、棚口及寿堂悬彩，大体上根据给先亡办周年(忌日)的用法。
新丧未满三年吾勺一律用素彩；一年以内，用蓝白地，别彩色花的牌楼；一年以上，三年以内用紫地别彩色花的牌楼，毗卢帽式的上顶，多以黄花拼成寿字或团万字的图案；三年以上的则搭黄红地别彩花的牌楼，顶子上多以粉、红相间的纸花拼成圆寿字或团万字的图案。
有别出心裁者自当例外。
有鼓乐者，多设于二门或垂花门前(丧事多设于大门前或大门内影壁前)。
讲究者，亦设大鼓锣架：门鼓有用单鼓，有用对儿鼓的，鼓身固定为红地金纹，其图案不拘，惟有鼓帘子的颜色须按被追庆人亡故的年限使用。
亡故三年以下的多用青、蓝缎地；亡故三年以上的一律用红缎地。
上面所绣的图案多系折枝花卉。
一般均不再加挂白色孝布。
有的不设大鼓，只在二门设官鼓两对。
门鼓、官鼓俱为前来追庆的亲友作传报使用，有经忏、道场的又可为僧、道送疏时击鼓鸣号“接赞”、“送赞”。
一如丧事与办周年之举。
无论满、汉均用官鼓大乐吹官打(不用花吹儿)，虽然有“庆”的含义，但究属追念祭典的性质，要求庄严肃穆。
官鼓大乐是清代正统型、一．规范化的朝野公认的响器，适合于这种场合使用。
例为：官鼓两对，号筒一对，海笛一对，唢呐一对，笙一对，九音锣一对，跟锣一面(指挥)。
吹鼓手俱穿绿色红光、金圆寿字的袈衣；腰系红缎绣着金寿字的搭帛。
头戴清代官帽，被追庆人亡故不足三年的无帽缨；三年以上的则加上红帽缨。
春、秋、冬三季的均为“秋帽”；惟独夏季戴白蘑菇形的“纬令”(凉帽)。
脚穿青布靴。
白天在垂花门或二门门前设座，跟锣则立于寿堂前。
有来宾行礼时，鸣锣为报，通知门外奏乐，头锣为起乐，三锣为止乐。
本家通于办事前，请冥衣铺以彩纸糊一堂楼库，四只墩箱或杠箱。
于办事之日摆列于重花门或二门之外。
通常楼高一丈一尺；库高九尺。
例为古典宫殿顶盖，黑地蓝瓦，红脊加绘金圆寿字；有椽子者，为绿头金万字；檐下所有仿油漆彩画皆为四季花卉加金圆寿字、长寿字、团万字的剪纸装饰。
蓝墙(仍取“神红鬼蓝”之意)、白砖纹。
红色包金饰的明柱，朱红菱花格式的窗门。
五彩云朵的须弥座；糙活则为橙黄色黑纹的。
虎皮石”方座。
库座上亦立有手执钥匙和账簿的“库官”。
四只箱子为正红色，边沿俱绘万字不到头和福寿如意等吉祥图案；箱盖上各绘“四艺如意”——琴、棋、书、画。
如意则绘于两帮。
间或有绘成“暗八仙”者(即“八仙”所执的八样法物)。
箱身正面以蓝、白、绿为主色的彩绘吉祥图案，如：蟠挑献寿”、“竹梅双喜”、“荣华富贵”、“玉树临风”等，不一而足。
糙活则为四季折枝花卉。
棚内的“官座儿”(指招待来宾喝茶、吃饭的座席)与其他红白喜事基本上相同。
惟有桌帘、椅套在颜色和绣花图案上须根据被追庆人亡故年限，亡故三年以下的用蓝缎、紫缎绣青云白鹤图案的桌帘，蓝布椅套；亡故三年以上者，一律用红缎绣四季花卉或“五蝠(福)捧寿”图案的桌帘，红布椅套。
与给在世人庆寿时使用的设备无异。
凡有经忏法事的，照例要在棚内搭上“经托子”(搭在房上的经台)。
次者则平地设座。
只有一棚经的(多为禅经)搭在南面，面对寿堂。
两棚者则东西各一棚；间有两棚均设在南面，搭成两层台，上边为经托子，下边的为平地座。
照例上层为番(喇嘛)经，下层为禅(和尚)经；、或者上层为道经，下层禅经——禅经为主体道场，放在下边。
番、尼、道、居士等均是客体道场，都放在禅经之上。
因此，四棚俱全者，则正面上层为番，下层为尼，东面为道，西面为禅。
每棚经均在棚顶上悬挂四筒经幡；经坛前悬挂云头幡门一幢，幡条四条，例由经绸局操办。
习惯上，经幡、幡门、幡条都是云缎绣花的，只是缎地颜色不一。
番为黄色、尼为紫色、道为蓝色、禅为红色。
这是旧京经忏道场上的固定套子。
寿堂实际上是个祭堂，其正面所挂的，当做神位的大幅寿幛，与办“阳寿”的大不相同。
被追庆人亡故一年者，用蓝幛，大金寿字镶红边；亡故三年以上者，一律用大红寿幛，大金寿字加蓝边。
幛前应供阿弥陀佛，即为“无量寿佛”，又为“西方接引佛”。
意在祈愿佛陀接引被迫庆人往生净土，不退不转，常安常乐，再无生老病死之忧，真正达到了福寿无尽的境地。
但一般人多不懂这个意义，往往还供寿星、麻姑、八仙等神像。
神佛像前有设被追庆人红纸牌位的，有将祠堂主牌请至寿堂供奉的，有供大幅遗像的，个别的还有在供案前虚设一把加了红披的太师椅，象征是被追庆人受礼的座席。
其后人追庆子、追庆孙必衣冠齐整地站立在供案旁。
来宾前来寿堂行礼，亦谓之“追庆”(不叫“上寿”)，多是素服冠戴整齐，胸前佩戴入门时发予的胸花(被迫庆人为男性戴左边；被迫庆人为女性戴右边)，一律为纸菊花(不用牡丹)。
被追庆人亡故一年男戴蓝花，女戴黄花；三年以上者为红色花加黄心；十年以上者为全红花。
来宾被知宾引进寿堂后，职司赞礼的知宾或茶房便朗声喊道： “请免礼吧您哪!”来宾必俯首以右手将盖在蓝拜垫上的红毡子撩起(如是红垫，上无覆盖的毡子，自当免论)，然后跪拜。
有行两揖三叩的，有行两揖四叩的，以取“神三鬼四”之意。
如是给有爵的王爷追庆须行三揖六叩的“六素礼”。
这时，追庆子、追庆孙即须跪于供案两旁的蓝拜垫或红毡毯上叩首还礼。
来宾行礼之后，凡是事先未将礼物送来的，即亲自到账房交礼，与其他红白喜事同谓之“呈礼上账”。
一般以“份金”为礼的居多。
按民间习惯，份金或礼券都须装在一个封套里，两家过多少钱的份子是根据多年交往的程度，在事先决定好的，临时也不能更改。
由于人们认识不一，使用的封套较为复杂，甚至是各行其是。
按礼俗，被迫庆人亡故一年者，应为黄封套红签；三年者，紫封套红签；三年以上者，一律用红封套红签。
红签上书：“追庆x元”，无上款，封套左边是下款，写出份子人与被追庆人的关系称谓、姓名，如“愚晚×××拜敬”、“年谊×××拜敬”。
封套背面右下角写出份子人的住址，备查。
份金以外的礼物大多是事前派人送来的，以便于本家布置寿堂、寿棚时统一布置陈列。
通常均以花红贺I障为大宗。
被追庆人亡故三年以上的一律用花红幛子，即紫、绿、红、橙等色全都不拘，挂起来五光十色，比一般办喜寿事时的一片大红还要赏心悦目，这是一般红白喜事中的特殊现象。
至于幛光题词，通常仍沿用给世人办寿的题词，但以超世喻仙的为多，有的则是以赞颂被追庆人在世时的德、才、功为主要内容，多系自拟自撰、规范化的题词较少。
有送纸活的，通常为纸糊的尺头桌子，以对为单位，最少送两对，摆列起来好对称。
一般多送两对。
尺头桌子上照例摆有不同器物。
常见的为绸缎尺头(衣料)。
金山、银山，即糊成一对水仙花盆，盆内有小型金、银山子石各一座，上镶五光十色的奇花异草，飞禽走兽，表示是奇珍异宝，放在尺头桌上。
其次是糊一对或两对四季花盆，盆内插着花、叶并茂的花卉，芍药、牡丹、莲、菊、桂、梅不等。
其他纸扎冥品不限。
有送冥钱烧纸的。
被追庆人亡故已满三年者，用紫色大烧纸(以刀为单位，每刀百张——下同)；满三年以上者，送花红(彩色)大烧纸，、简称“花红纸”，或白色大烧纸与红色大烧纸对半使用。
间有送金银纸锭、元宝、纸洋钱、冥钞、佛道两教的“往生咒”等等。
当然，礼物中少不了送寿桃、寿面、寿酒、香烛、应时糕点、鲜果，以及各类礼券、礼帖的，与给在世人祝寿类同。
兹不赘述。
本家既然设账房领帖收礼，所以，不拘丰俭，一定要预备酒席，招待来追庆的亲友们。
一般仍沿用给在世人办寿的席面，不论菜肴丰俭，主食一律为卤面(三鲜卤、白肉卤、素卤均可)。
并有带寿字的扁馒头。
晚席主食则多为米饭、馒头。
有佛、道教信仰的，照例用素席，表示戒杀，给被追庆人做些“身后功德”。
席问例由追庆子、追庆孙等依次至每桌前斟酒布菜，说几句客套话表示谢席，但不见得像丧事中那样向来宾跪拜，来宾也不必全体起立还以注目礼。
办冥寿送圣(焚库)，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炫耀门第的举动，所以多要赶在天黑以前。
如果赶在冬季、初春、深秋等季节，落日较早，送圣的时间可以提前一至二小时。
不一定非等到来宾全坐完晚席，凡是未坐席用饭的来宾可在送圣之后，回棚“找补。
寺院、宫观对于民间斋主应酬性的佛事、法事(如“官经一永日”)，例来是灵活掌握。
随时可以精简，只要了事的(提调)通知各经坛上的“铺排”(伺候僧、道的杂务)需要提前送圣，经忏即可就此结束。
通常只由禅经在楼库前“品咒”，施洒甘露水、米花，进行施法加持后，各经坛即宣告功德圆满，等候送圣。
办冥寿送圣(送库)仪式行列，一律走成双行，其行列顺序例为：(1)官鼓大乐前引。
号筒一对，官鼓四面(缎绣鼓围子不加孝布)，唢呐一对，海笛一对，跟锣(指挥)一面。
(2)有转轮纸车、纸马、纸扎官轿等，雇人牵舁以行。
如接三之仪。
办周年、办冥寿，特殊富户有糊轿车、四轮马车、翻毛大马(坐骑)者。
民国后，有糊汽车、东洋人力车、三轮车者。
个别人家还有糊自行车者。
(车、轿内满装花红纸钱、金银箔叠的元宝、锞子)。
意在请亡魂回家过生日，礼毕仍随送圣的“圣驾”一起归位。
(3)番(喇嘛)：十三众、十一众、九众不等。
俱身披黄袍。
刚冻(大铜号)一对，临时雇二人(此不算番僧数——下同)牵之以行，由二番僧牵嘴而吹；插柄大法鼓一对：临时雇二人肩扛，由二番僧用一弯钩鼓槌敲打；大钹一对，与鼓同时打出节奏。
余者皆手拈佛珠随行。
走在最后的是头戴黄色桃形帽的格司贵大喇嘛。
(4)尼(尼姑)：十三众、十一众、九众不等。
俱身穿灰袍，加披红缎金线福田纹的袈裟。
走在最前面的两尼，右边的打引磬，左边的敲木鱼。
下边依次为铛子两对，镲锅一对，手鼓一对。
走在最后的“放正”的执手炉。
(如为十三众，必有一对徒手相送。
)(5)道(道士)：十三众、十一众、九众不等。
俱身穿蓝袍，加披彩色缎绣法衣，有红、蓝、绿、豆青、自、菊黄，每色一对，均绣青云、白鹤、灵芝及八仙法物图案。
走在最后的“高功”为紫色，八卦图案法衣，手捧如意一柄。
走在最前面的，左边的持铃，右边的敲“嗡子”(比引磬大的铜钟)；下边依次为：铛子两对，镲锅一对，手鼓一对。
(如为十三众，必有两众徒手相送。
)(6)居士(佛教“优婆塞”)十三众、十一众、九众不等。
俱身穿青袍，加披紫色缦衣。
走在最前面的为引磬一对；下边依次为：铛子两对，镲锅一对，手鼓一对。
走在最后的“领众”(不称“放正”)执手炉。
(7)送圣的亲友不举香、不提灯、徒手相送，走成两行。
一般朋情不一定在本家眷属前边行进。
可分别在番、尼、道行列前后，分两行行进。
这样，将经班隔开，既有利于观瞻，又避免两班响器相混。
(8)捧圣的眷属及陪伴眷属的至戚：由追庆子长子用铜茶盘捧着喇嘛用巴拉面捏的灯、塔，次子用铜茶盘捧着尼经大疏，三子用铜茶盘捧着道经大疏，四子用铜茶盘捧着居士经大疏，五子用铜茶盘捧着禅经大疏。
(如长子无弟，可由孙辈充替；如孙辈仍不敷用，方用女眷充替。
)(9)禅(和尚)：十三众、十一众、九众不等。
俱身披青袍。
常住寺的加披红缎金线福田纹的袈裟。
子孙院的则加披彩缎绣花偏衫；每对一色，上绣不同图案。
走在最后的“放正”大和尚，披黄缎绣佛像的偏衫。
常住寺的法器为引磬一对，铛子一对，镲锅一对，手鼓一对。
(如为十三众，当必有两众徒手相送。
)子孙院的法器为：九音锣一对，横笛一对，管子一对，笙一对，镲锅、铙、钹、手鼓各一。
放正大和尚执手炉，炉上插草香一炷。
所要焚化的纸活，除车马与送圣行列随行外，其他如楼库、杠箱、金山、银山、尺头桌子等是预先雇人送往焚化场的。
其摆列方向例为迎着送圣行列到来的方向。
一楼放正中，楼的两旁各放一库；前边放杠箱；金山、银山、尺头等桌子摆成八字形，每面张，将楼库闪开。
送圣行行列到达预定焚化场后，番、尼、道等经班部于上首；鼓手、居士、和尚经班站于下首，送圣亲友则任立一处。
本家眷均跪于正中央的蓝色拜垫上。
由两位茶房急将每位眷属所捧的疏表接过去产，放在纸活内，点火焚化。
本家追庆子、追庆孙等俱行三叩首礼。
鼓手以一捧大锣宣告送圣礼成。
茶房即朗声喊道：“本家向各位送欢声雷动的老爷们道谢啦!”于是，追庆子等跪地一叩。
亲友们或揖或安而退。
凡属这种形式的“追庆”，送圣以后，多在当晚，还要放一台禅经的“瑜伽焰口”，甚至要放番、道、禅三对台的“焰口”，以便给被追庆人做些身后功德。
喜庆型的冥寿——白事红办按理，凡是对葬后亡人的一切悼念活动，都是“白事”的继续，办阴寿这宗“庆典”，实际上是扩大了的生辰祭渗活动，并不应有过多过分的带有庆祝性质的举动。
但是，有的地区人家却主张白事红办——按给在世人祝寿的形式办事。
这大体上有如下几种情况：(1)原来就属于“老喜丧”什么叫“老喜丧”?拙著《红白豆事——旧京婚丧礼俗》一书下卷，丧葬礼俗中已作过较为详尽的注解。
现简言之，例如：大家族中的最高长辈，膝下儿孙成群，几世同堂，自己足以称宗作祖，寿高近百或过百，一生福寿双全，无疾而终(善终)即为老喜丧。
葬前治丧受吊期间，即以“喜事”办理；葬后的阴寿自然更按“喜事”办理。
(2)属于地区性的风俗差异俗云“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北京附近各郊县与城区婚丧嫁娶礼俗既有雷同之处，又有迥然不同之处。
例如：北京西南郊东南召、西南召等地，富户死了人讲究搭台唱戏(当然，所演的剧目与喜寿事的不同，内容多是与悼念有关的，如《双吊孝》；或与孝子报恩有关的，如《三娘教子》。
戏种多为河北梆子。
)，来个“白事堂会”。
这种形式是历史上形成的，已为当地乡民们所认同。
当然，富户如果给亡亲办阴寿，自然也不外乎是请戏班演堂会戏，招待前来参加追庆的乡亲，与给在世人办寿的形式无异。
(3)基于发启人、主办人的认识和主张例如：老头先亡，老太太仍健在，主持家务。
子女们一但发起为自己的父亲办阴寿，必请母亲训示如何办理。
老太太可能图个“吉利”，认为居家过日子不能尽办白事，否则就会起到“烧纸引鬼”的作用。
这样，就很可能说： “给我怎么办的，也给你爹怎么办!”这就不免要按给在世人办寿一样地办喜庆堂会。
即使不办堂会戏，也不会办道场念经、送库。
只是举行个宴会。
(4)由于本人生前有遗嘱：忌日(周年)按白事办，设位追荐；阴寿则按红事办。
在地府阴曹做鬼也要过生日，以延冥寿。
以上两种情况，可能受了道教某些“善书”的影响。
其特征是不承认灵魂不灭，而是架构了灵魂逐渐消亡论(或说是灵魂阶段论)。
《玉历至宝钞》谓“人死为鬼，鬼死为渐，死始无”。
故人们认为，有冥寿(阴寿)才有灵魂的存在，才有超生或转世的可能。
如果傲鬼之后再死一回，成为“渐”，甚至成为“渐”之后又死一回，那就连灵魂也不复存在。
这样，再有任何超生、转世的机缘也没有用了。
所以，延冥寿与延阳寿一样重要。
延冥寿的本身就具有喜庆的含义，予!是一定要按喜事办理。
白事红办型的阴寿，不念经送库。
但最后一天晚上却要随着送灯花——送驾(寿星或麻姑神驾)把给被追庆人供在寿堂上的“红包袱”(内装花红纸钱)一并焚化，表示将请回家过生日的先人送走。
喜庆型的冥寿——红白红办严格地说起来，所有办冥寿的，都是红白混合型的，既有追庆的“红事”含义；又有悼念的“白事”意义。
不过视其红、白形式的比重，把它划分一下罢了。
红白混办，特指给亡亲办冥寿时，既请僧、道办荐亡、祝诞道场，又办戏曲堂会等文娱演出，招待前来参加追庆的亲友们。
但原则上两者不能相混，即不使“两台干扰”。
所以，多是将两者的日期分开，例如：办三天冥寿。
头天家族内部演礼。
迎寿”，次日延请僧、道、番、尼、居士(用其一班或数班均有之)诵经礼忏一永日。
晚间送库后，施放“舍施功德吉祥焰口”一堂。
第三天正日子则办戏曲堂会，酬谢招待亲友们，最后以送灯花——送神(寿星或麻姑)驾来结束庆典。
如果只办一天，道场与堂会戏曲演出就要分院进行，势必正院僧、道设坛诵经作法，而跨院却说书、唱大鼓，甚至来场河北梆子等小戏。
红白混办的冥寿还可能出现许多新点子，例如：有的家主与民间香会(今称“花会”)成员素有交往，或者家庭成员中就有香会里的成员。
届时，必有一两档子，甚至好几档子香会来给“助兴”。
但这可不是像应酬白事那样只出“文场”(给表演者伴奏的乐队)，而是文场、武场一齐出动，而且是彩扮，与进香朝顶无异。
什么高跷、旱秧歌、五虎少林棍、太狮、少狮一齐而上。
白天在院里、院外或附近广场进行表演；晚上，道场圆满送圣——送库时，由高跷秧歌的成员眦跷抬着一楼二库、四杠箱和其他冥活(如金山、银山、尺头桌子、四季花盆等)，走在最前边，后边跟着几档子彩扮的会档儿，边走边表演。
文场猛敲猛打，而且是以“神耳”——大鞭子抽锣开道。
十分喧闹。
中间是前来出份子的亲友们，有的挑着黄钱、元宝、千张等敬神钱粮，有的捧着灯花儿，追庆子、追庆孙等家眷则分别捧着圣驾(指贴着寿星马、麻姑马的纸龛)、黄表、红包袱。
最后才是身披绣花偏衫，敲打着法器的僧众步送。
这乃是典型的怯打怯闹的“野事”。
大多出现于郊区乡间。
韩国人的禁忌
楼主，您好。
如家族兴旺、人丁兴旺、广纳百福、财源广进、望族等。
一家庭不但是社会最基本细胞，也是家族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不断扩大意味着家族势力的日益壮大。
传统上的所谓“家庭”通常是指在一位家长的主持下，共同居住共有财产的血亲组织。
古代家庭结构，一般是由父子两代或父子孙三代构成，其人口数如战国时期孟轲所说的有“五口之家”，或“八口之家”。
汉代晁错在分析自耕农生活水平时，也是以“今农夫五口之家”来计算。
他们的说法常被后代作为推算古代户口的主要依据，可见两代人或三代人所构成的家庭是古代社会比较常见的形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小家庭”。
宋代以前福建也有大姓人家，如林、黄、陈、郑等，但是否存在累世同居的大家庭不见史籍记载，宋代时，朱熹弟子许俭，闽清人，因“三世不分异，庭无间言”，而被时人誉为“孝友”，只三代同居就赢得孝义的美称，可以想象当时福建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并不多见，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值得考虑，就是唐宋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频繁，接连不断的大批难民渡江入闽，这些移民自身缺乏形成大家庭的客观条件，因为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行。
明代时，福建有大家庭始见史书记载，连江县的杨崇家庭，六世同居，男女老幼有70口人，饮食一道，财产共有。
南平廖氏，五代同居，也同耕共食。
大田县吴氏六世同居，男耕女织，不分彼此。
福清县王荣也是六世同居，大小家人七百余口，不曾折箸争吵过，而且这个家庭一直发展到清代，是福建历史上受明清两代封建王朝表彰而名扬一时的大家庭。
这类传统大家庭都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累世同居，二是财产共有，三是饮食合，整个大家庭事无巨细，全由家长定夺，大家庭的日常开支基本上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
正如陈支平教授在《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一书指出的那样：这种理想化、模式化的大家庭制度，只是个别的、临时性的，不可能是普遍的、永久性的。
因为这种大家庭制度严重束缚了家庭成员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抑制了个人私欲的追求，不符合绝大多数人要求发展自己个体经济的愿望，也不切合实际，小农经济的脆弱性是无法为庞大的家庭经济生活提供长期保障的。
所以，这样的大家庭制度在现实生活中难于全面推行，一旦父母去世，兄弟间分家析产就在所难免，分裂为众多的小家庭，以明万历六年福建省人口为例，户数515307，人口1738793，平均每户的有3．3人。
可见明清两代福建社会还是以小家庭占大多数。
当然在闽西南山区，一部分客家人流行聚居一楼的生活方式，即人们所熟知的客家土楼现象。
每座土楼基本上是累世同居，平均居住人口上百个，房间也多达上百间以上。
以邮票上的永定县古竹乡的“承启楼”为典型代表，四环同心圆楼，康熙四十八年动工，历时三年才告竣工，现已居住第十一代人。
目前在福建已知的客家土楼达四千座左右，其聚族而居，历代相沿已成俗例。
客家土楼具有累代同居的特点，但不具备实行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有的学者也持这种看法，“客家人没有形成四世、五世同居共灶的大家庭，而是分门立户”。
宋代以后，福建社会小家庭始终占主导地位，尽管封建王朝不遗余力地旌表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但收效甚微，寥若晨星，更多的人愿意选择两代人或三代人构成的小家庭生活方式。
通过家庭的不断裂变，也使得家族团体不断扩大，同姓不同宗，同宗不同房的家族团体愈分愈细，越来越多，这都与明清时期小家庭的广泛发展管切相关的。
二福建人早在宋代就有零星开发台湾地区的举动，明代荷据台湾时，又有大批闽南人应募入台耕作，其中有的人随后回乡搬善过合安家。
如记载颜开誉就有迁家入台的事例。
记录此时也有郭一程在台娶妻立家。
但估计在台安家立业的人并不会太多，据1649年台湾荷兰长官费尔堡在一封信中所说，纳税的汉人有11339人，其中妇女有838位。
占8％左右，移民台湾的家庭不是很多。
时，有一批家属随郑军渡海入台，根据施琅说，明郑汉移民中，十人中有五、六个没有带家眷，男女比例比荷据时期要改善些，有家庭的人数占近一半，这是由于明末清初战争迫使许多妇女逃离大陆，后来清王朝统一台湾后，有一半以上的台湾汉民家人返回大陆祖籍地，又使台湾社会的家庭数量急剧减少。
清领台湾后采取禁止搬眷人台的措施，进一步扩大了移民中的矛盾。
可见乾隆以前，台湾男女不成比例确实很严重。
清代台湾由于男女数量前后期反差比较大，因此台湾社会的家庭结构就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如果以道光年间为界，其家庭组合的类型就有所不同。
在前期，台湾社会除了一部分传统的以夫妻为主的小家庭外，更多的是其他类型的家庭，如移民时期，单身男子占大多数，造成家庭结构的不正常，有父子移民台湾，构成父子家庭，有兄弟同往台湾，组成兄弟家庭。
说有的兄弟同居长达数世之久。
还有许多是单身汉的家庭，在广大乡村中，四、五十岁仍未娶妻的男子为数不少。
这些上了年纪的单身汉为了老有所靠，过有人祀，往往要设法抱养一个幼童作为继子，“盖台民无子者，买异姓为子，虽富家大族亦继异姓为嗣，谓瞑蛉儿。
”闽南人习惯把抱养异姓的孩童称“螟蛉儿”，有的移民特意返回原籍在亲戚间过继一个幼子，俗称“过房”，有的人到了垂暮之年，才考虑香火传承的问题，便出钱雇了一个青年入门招亲成家，继承家业和祭祀，有的人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继子，就把产业托附给亲朋好友，请他们的后代兼顾烟祀，这就出现了绝嗣的家庭，在中所收录的一批托附字契就证实这一点。
移民的特定环境下，家庭的结构必然是形形色色的，而且来自不同的区域或不同的宗亲，在这种基础上构成的家族形式也与内地有所不同，那种以单纯的血缘关系形成的家族模式，在早期台湾出现得比较少，因为直系血亲关系的人数量有限，往往采取同姓合约式的联合形式，组成一定势力的家族团体，如时人所说：“台群聚族，鸠金建词字，凡同姓者皆与，不必其同技共派也”。
乾隆二十五年，清朝廷再次被迫允许移民携带家眷入台，使搬家入台成为新一轮移民潮的重要表现之一。
到了道光年间，妇女人数迅速增加，以夫妻为主的家庭逐渐普遍，传统的分家析产的习俗也随之流行。
如戴炎辉就认为：“清代台湾，以父祖死后即行分析为普遍现象”。
但那种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即使在后期也为数不多。
记载有八例，五世同堂有四例。
《淡水厅志节孝》记有张氏家庭六世同爨，算是代数延续比较久的大家庭。
其他县志罕见这类记载，在台湾，四世同食共财就可受到朝廷的旌表，但有清一代这类大家庭还是屈指可数。
三从以上有关清代台湾家庭结构演变的初步分析，就可以看出闽台血缘关系是非常密切，大量的福建移民冒险横渡海峡，入台开荒种田，等有了立足之地，又想方设法搬善过台，在台湾安家立业，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新的家族。
这些移民及其后代与祖籍地的家族有没有保持联系和交往呢
台湾学者尹章义先生在《清代台湾移民社会争论》一文中明确指出：在检阅的数千部族谱以及对台湾若干大族的研究报告中，都有记载与大陆家族的联系活动，有的家族与祖籍地租词的交往还十分密切。
台湾有的人认为清代后期台岛移民社会已向定居社会转型，台湾象族只是认同现居地的关系，而淡化了与祖籍地的祖源关系，这种看法显而易见是不确切的，事实是无论是在移垦时期，还是在定居时期；不论是第一代移民，或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后裔，都重视与祖籍地家族的联系，两地家族相互交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乡情族亲隔不断。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讲求宗亲合睦、互助互利的家族关系，不论你走到哪里，这种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是难以改变的。
福建新移民到台湾，总是投亲靠友，寻求乡亲族人的帮助。
为新来的乡亲排忧解难是宗亲间又不容辞的责任，这种事例在台湾各地开发史上比比皆是。
其二，两地经济互补。
明清时期台湾是一处新开发的海岛，生活物品与生产工具极为匾乏，如农耕工具、耕牛、陶瓷、布匹等，移民们都要从内地购置后想方设法带过去，在这方面也会得到家族的资助，而且一些家族比较有钱的人，还携巨资入台募民开垦土地。
其三，两地文化交往。
据史载，台湾在康熙二十六年，才有第一位的乡试举人，叫苏峨，泉州籍，应试以前移民台湾凤山县，后人议论地为冒籍举人，即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士子。
康熙三十三年，台湾始有第一个文进士陈梦球，祖籍同安，也被时人议为“冒籍”。
类似这种所谓“冒籍”应试的事例肯定还有不少，因为当时台湾刚刚开发，文化落后，福建一些家族生员，通过对岸族人的帮助，悄悄移民过去，利用台湾读书人不多的空子，以获取科举功名利禄。
乾嘉以前，台湾地方文化教育不发达，移民到台湾的福建人，大多也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农民。
因此，在这阶段台湾大多数家族缺乏修编族谱的文化条件，而族谱是正源明宗反映家族来龙去脉的关键载体。
“开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
各家族都非常重视修纂族谱，修族语也就成为两地家族间的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
有不少台湾家族是直接将故乡已编印好的族谱带过去，然后再增加台湾新家族的内容。
由此可见，两地家族同修纂族谱在清代已成惯例。
其四，两地祭拜祖宗活动，林其泉教授在《闽台六亲》一书中说：“以前，凡大陆去台人员，每年清明节前后，多派人回祖籍与留在祖家的同族房的人一起到山上祭拜祖宗坟墓，在清代几乎都这样做”。
可见闽台家族交往中最密切又最重要的是两地祭祖拜神活动。
正如台中简家祠堂的一副对联所表达的精神：千秋烟祀永在前，远可追，流可溯； 百世子引能继武，木有本，水有源。
八十年代以来，两岸人民交往日益频繁，家族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