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简介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本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满族正红旗人，原姓舒舒觉罗氏，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
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66年8月24日深夜，老舍含冤自沉于北京西北的太平湖畔，终年67岁。
夫人胡絜青（1905-2001）。
中文名： 舒庆春 别名： 老舍 国籍： 中国 民族：满族（正红旗） 出生地： 北京 出生日期： 1899年2月3日 逝世日期： 1966年8月24日 职业： 作家 主要成就： 发表了大量影响后人的文学作品 代表作品： 《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享年67岁，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
满族，北京人正红旗人，人民艺术家。
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
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老舍的作品很多，代表作有《骆驼祥子》、《老张的哲学》、《四世同堂》、《二马》、《离婚》、《猫城记》、《正红旗下》《猫》，剧本《残雾》、《方珍珠》、《面子问题》、《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戏剧集》、《柳树井》、《女店员》、《全家福》、《茶馆》，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出口成章》，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16卷）等。
其中，最著名的是：《茶馆》、《龙须沟》、《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人生经历 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
襁褓之中的老舍，家曾遭八国联军的意大利军人劫掠，还是婴儿的老舍因为一个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难。
老舍九岁得宗月大师资助始入私塾。
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
于1918年毕业。
工作经历 曾任小学校长（北京东城区方家胡同路小学）、中学教员（北京市第一中学）、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师，任教5年。
笔名来历 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絜青、絜予、口青等笔名。
因为老舍生于阴历年底，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含有庆贺新春、前景美好之意。
舒庆春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舍弃；予，我。
含有“舍弃自我”，亦有“忘我”的意思。
“老舍”这一笔名，是他在1926年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首次使用的。
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后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现今人们熟知的“老舍”。
这个“老”并不表示年龄大，而是含有一贯、永远的意思 老舍，合起来就是一贯、永远“忘我”。
他用“老舍”这一笔名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以致不少人只知道他的笔名. 闽剧情缘 1952年10月，全国首届戏曲观摩大会在北京召开。
福建省闽剧代表队晋京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闽剧《钗头凤》中的“赠钗·泣别”一折。
生角名宿李铭玉饰陆游，名旦郭西珠饰唐蕙仙，“福州之梅博士”林芝芳（此雅号是郁达夫称的）反串陆母。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文艺专家出席观看。
老舍看后大加赞赏。
十年后的1962年，老舍偕同戏剧活动家田汉、戏剧家曹禺、剧作家阳翰笙、戏剧理论家张庚来闽视察，路过福州时，五老在省交际处礼堂观看了原福州闽剧院一团演出的讽刺喜剧《贻顺哥烛蒂》。
“闽剧三宝”之一林务夏饰马贻顺，著名小生邱少峰饰陈春生（后由著名小生陈小言饰陈春生），名旦严美丽饰林春香，头牌老生洪深饰王绍兰，名旦傅玉凤饰白恭人，名彩旦黄碧岩饰道士婶。
名丑林务夏的表演自然含蓄，清淡脱俗，雅中含趣，成功地塑造了闽剧舞台上的“悭吝人”。
五老对他的表演十分赏识。
演出结束时，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
第二天，五老邀请林务夏老师一道上福州鼓山涌泉寺开座谈会。
会上，他们对剧团几位主要演员的表演十分满意，予以很高的评价。
老舍先生欣然赋诗一首赠给林务夏老师。
诗曰：十年尚忆钗头凤，今日欣看烛蒂哥。
宜喜宜悲情更切，轻愁微笑澜春波。
1987年9月下旬，福建省闽剧实验剧团赴港参加“中国地方戏曲展”。
林务夏老师为随团顾问，其弟子朱善根在《贻顺哥烛蒂》中饰马贻顺，他深得老师的艺术真谛，大受港台观众欢迎。
1996年，82岁高龄的林务夏为了庆祝福建省闽剧老艺人之家建家十周年，重施粉黛，再演《贻顺哥烛蒂》中的“说亲”，名旦周淑琴（大扁）饰道士婶。
务夏师的风采不减当年，博得领导、专家和同行的赞美。
1997年三月，福州西子湖畔春光明媚。
福建省电视台正为著名闽剧表演艺术家林务夏老师拍摄专题片。
笔者有幸与剧作家陈明锵先生（《贻》剧二稿作者，原著邓超尘）及林老的学生杨铁城、朱善根应邀参加。
专题片需要将老舍先生赠林务夏老师的诗，书写成中堂。
我自告奋勇，书写一幅。
后因务夏师要我用草书再写一幅挂在卧室，我实在不擅草书，就是楷书也不堪补壁，只好向我省著名书法家、擅写草书的陈清狂老师索求墨宝。
幸蒙清狂老师示复：“光耀兄，遵嘱书中堂一幅。
老舍为我国文学大师，务夏师亦我闽剧名丑，二人均名闻天下。
弟随骥尾，欣然作书。
润笔随意，不可因市场经济忘了老朋友也
匆此，即颂，文礼。
弟陈清狂5·30”不几天，清狂老师大作问世。
务夏师满意之余，向我们致以感谢之忱
于今，这幅老舍先生的诗仍挂在已故的林务夏老师的房间。
家庭成员 妻子：胡絜清，满族正红旗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
1958年受聘于北京中国画院，为一级美术师。
历任中国画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满族书画研究会会长、北京文联顾问、中国画研究会顾问、北京中国花鸟画研究会顾问等。
大女儿：舒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编审，；儿子：舒乙，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二女儿：舒雨，教授；小女儿：舒立。
个人作品 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他自己说：“我终年是在拼命地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
”正因为如此，他勤奋笔耕，创作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二马》《龙须沟》等大量文学作品，创作的短篇小说《月牙儿》、《断魂枪》 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崇高赞誉，受到人们的喜爱。
其中，多个作品被编入小学课本，如《我们家的猫》《北京的春节》等等。
“舍予”“老舍”，就是他一生忘我精神的真实写照。
曾经担任齐鲁大学等名校教授。
一生主要作品有：《猫城记》《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及未完成的《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茶馆》等,还有很多著名的文章，如：《济南的冬天》等被选入小学中学的课文中。
其中《茶馆》极为著名。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 老舍在伦敦大学侍奉老母，规规矩矩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
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
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
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
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
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做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
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
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
1930年回到中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老舍的写作风格： 1、北京的风俗文化、市民形象、的人生步履与作者的主观情愫水乳交融，三位一体，调配出老舍小说特有的“北京味儿”。
2、以通俗化得幽默为重要特征的讽刺色彩，是老舍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
这一特色是狄更斯等英国讽刺小说中夸张、廓大、漫画化的讽刺手法与北京市民文化中的“打哈哈”两者糅合而成得。
这种幽默既是以笑代愤，又是一种自我解嘲，即老舍自己所说的把幽默看做生命的润滑剂。
3、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这种地方特色是以北京市民语言及俗文学语言为原料，加以煅烧锤炼的结果。
语言平易而不粗糙，俗而通雅，清浅而又韵味十足。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
1924年夏，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并从事文学创作。
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17卷第7号上连载时，署名为“舒庆春”。
但自定8号起连载上的署名改为“老舍”，直一小说全部载完。
这标志着老舍文学创作道路的开端。
接着，又发表了《赵子曰》 《二马》，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
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
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
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
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
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他作出了新的抉择。
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
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
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
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
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9年，老舍取道新加坡回国。
在新加坡写了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描写了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侨少年与各被压迫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反对强权奴役的故事，体现了团结奋斗、强国救民的思想境界。
1930－1936年，老舍先后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
此间，他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日 本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明湖》，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抒发愤慨。
在这部小说里，他第一次描写了共产党人的形象。
此后四年，他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 。
还出版了包括《黑白李》《微神》等15部短篇小说在内的短篇小说集《赶集》以及幽默诗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
1936年老舍辞职，从事专业写作。
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
他先后编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蛤藻集》，收入中短篇小说17篇。
创作了《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我这一辈子》《老牛破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杰作《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
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坠落的故事，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老舍告别妻子，只身前往武汉，投入到文艺界的抗日洪流之中。
在1938年成立 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担任负责人――总务部主任。
之后，又转到重庆，“文协”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坚持七年时间，直到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
老舍以满腔热情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团结各个方面的文艺家，共同致力于推动抗战的文艺活动。
并以笔为武器，进行多种文艺形式的创作。
长诗《剑北篇》用大鼓体写成， 《王家镇》《忠烈图》用京剧形式写成，《残雾》《归去来兮》《面子问题》用话剧形式写成。
先后出版了短篇集《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偷生》和《惶惑》。
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杂文、散文、诗歌。
1949年10月，老舍回到祖国。
创作话剧《方珍珠》。
1951年，又创作了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龙须沟》。
该剧上演后，老舍获得了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之后，他还 老舍在写作创作了歌剧《消灭细菌》《大家评理》，话剧《生日》《春华秋实》等。
建国后，老舍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他先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职。
自1950年至1955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话剧、京剧、儿童剧。
其中话剧《茶馆》把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我国戏剧艺术殿堂的一颗璀璨明珠。
1961年至1962年，老舍创作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
遗憾的是未完成，就被迫停笔。
文革中，同许多老一辈爱国文艺家一样，老舍遭到了恶毒攻击和迫害。
1966年，他被逼无奈，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享年67岁。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
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
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
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
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
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
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
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
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
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5年。
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
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
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
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 的高潮。
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
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
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
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
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
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
《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
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
《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
《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 《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
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
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
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
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
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
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
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了。
”(《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
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
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
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
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
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
这 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
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
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
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
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
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
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
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
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
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
《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
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9日抵达天津。
“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
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备注：这是本人的研究哦
段祺瑞是个什么样的人
·顺治--大清朝最为多情哀愁的帝王 清世祖章皇帝爱新觉罗·福临，6岁登极，是清代历史上有名的少年天子。
年号顺治：顺，意顺利；治，意治理。
就是顺利治国，华夏一统的意思。
少年福临的命运，真如同他的名字一样：“福”从天上降“临”。
为什么这样说呢
清世祖章皇帝爱新觉罗·福临，6岁登极，是清代历史上有名的少年天子。
年号顺治：顺，意顺利；治，意治理。
就是顺利治国，华夏一统的意思。
少年福临的命运，真如同他的名字一样：“福”从天上降“临”。
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大清皇位，从天而降。
如前文所说，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夜亥刻， 皇太极带着“储嗣未定”的遗憾猝死。
皇太极在白天还处理政务，夜里就离开人世。
他死之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也没有交代由谁继位。
由于事出突然，诸王贝勒也没有一点准备。
经过一段时间的忙乱和哀悼，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在皇宫崇政殿打响。
那一天是八月十四日，也就是皇太极死后的第六天。
努尔哈赤有遗诏，规定皇位的继承要满洲贵族来讨论。
当时主要有七个人的意见举足轻重：四个亲王，就是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还有三位郡王，就是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颖郡王阿达礼。
当时，最有希望夺得大位的是肃亲王豪格和睿亲王多尔衮。
豪格(1609～1648年)的有利条件主要是： 第一，为皇太极长子，35岁(比多尔衮年长3岁)，正值壮年； 第二，人才出众，史称他“容貌不凡，有弓马才”，“英毅，多智略”； 第三，久经战阵，屡获军功；第四，皇太极生前亲掌的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大臣拥护豪格继位，尤其是两黄旗贝勒大臣更是誓死效忠。
多尔衮(1612～1650年)的有利条件主要是：第一，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时年32岁； 第二，受到父亲的钟爱。
史载，努尔哈赤曾留下遗言：九王子(多尔衮)当立而年幼，由代善摄位。
而代善鉴于当时情势，转而拥立皇太极； 第三，多尔衮兄弟为正白旗和镶白旗的旗主贝勒，这两个旗支持多尔衮； 第四，有二位胞兄弟阿济格和多铎的支持，在上述七王中，多尔衮兄弟占了三个席位；第五，多尔衮多次统军出征，“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屡立大功。
八旗甲胄从实力对比看，豪格有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的支持，多尔衮有正白、镶白两旗的支持。
那么，其余三旗——代善父子掌管的正红和镶红两旗、济尔哈朗掌管的镶蓝旗——的意见就至关重要。
十四日黎明，两黄旗大臣在大清门盟誓，拥护豪格继承皇位，并部署两黄旗巴牙喇(即护军营,为禁军中护卫皇帝的部队)张弓挟矢，环卫崇政殿。
图尔格、遏必隆又传令其牛录下的护军，备好甲胄弓矢，护卫大清门。
议商皇位继承人的贵族会议在崇政殿的东庑殿举行，由年纪最长(61岁)、地位最高的礼亲王代善主持。
黄旗索尼和鄂拜首先倡言“立皇子”，多尔衮以其资历不够，令他们退下。
索尼和鄂拜虽然退出，但两黄旗巴牙喇包围了宫殿。
两黄旗暂时占了上风。
但两白旗并不示弱，豫郡王多铎、英郡王阿济格弟兄发言，力劝多尔衮即帝位。
多尔衮见形势紧张，正在犹豫。
多铎声言：“你如果不答应，应当立我。
我的名字在太祖遗诏
”多尔衮不同意立多铎，说：“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也在遗诏里，不独王(多铎)也
”多铎又说：“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代善)
”礼亲王代善表示自己老了，提出豪格为“帝之长子，当承大统”。
豪格觉得有两黄、正蓝和两红旗的支持，大局可定。
于是，表示谦辞，说：“福少德薄，非所堪当
”他本来是假意谦让，想让众人“坚请不已”，然后顺势登上皇帝宝座，这样不是显得既谦恭又众望所归吗
但是，两白旗并不相让。
他内心愤懑，随即暂退。
在争执激烈的气氛下，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说：“我们这些人吃先帝的，穿先帝的，先帝对我们的恩情有天大。
要是不立先帝的儿子，我们宁可以死追随先帝于地下
”这时，礼亲王代善见形势不对，以年老不预朝政而离席，英郡王阿济格随后以不立多尔衮而退出，豫郡王多铎沉默不发一言。
这就出现“定议之策，未及归一”的僵局。
在这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紧要关头，表面憨厚而内心机敏的郑亲王济尔哈朗，提出一个折衷方案：让既是皇子、又不是豪格的福临继位。
多尔衮权衡利弊：如果自己强行继位，势必引起两白旗与两黄旗的火并，其后果可能是两败俱伤；让豪格登极，自己既不甘心，还怕遭到豪格报复；而让年幼的福临继位，则可收到一石三鸟之利——打击豪格，自己摄政，避免内讧。
所以，多尔衮说：“我赞成由皇子继位，皇子当中豪格提出他不继位，那就请福临继位。
福临年纪小，郑亲王济尔哈朗和我辅政。
”豪格也不好反对。
于是，6岁的福临意外地坐上了大清国皇帝的宝座。
这有点像天助神佑，但也并非找不出事理的根据来。
正如一位哲人说过的，在权力争夺的平行四边形诸力中，两条边的两个不同方向的分力，斗争的结果，既不是这条边的力，也不是那条边的力，而是对角线的力，就是两个分力所产生的一个合力。
福临，幸运地成了这条权力斗争中的“对角线”。
第二，迁鼎燕京，从天而降。
清顺治元年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带领农民军下太原、占大同，陷宣府、破居庸，掠昌平、焚皇陵。
三月十九日黎明，李自成军攻陷北京。
崇祯帝朱由检在疯狂杀死、杀伤自己的妻女之后，在煤山(今景山)自缢而死，276年的大明皇朝灭亡。
李自成攻占北京城的军报，传到大清的都城盛京。
多尔衮急召智囊范文程等决策。
范文程分析了明崇祯帝死后军事与政治的形势，建议利用忠于明朝的官吏、缙绅、儒士、百姓对农民军的不满，兴师入关，逐鹿中原。
他起草宣谕官吏百姓的布告说： 我们的军队是为你们的皇帝报仇的，不是来杀你们的百姓的。
现在我们要诛灭的，只有闯贼
官吏归顺我们，还是官复原职；百姓投奔我们，还让你们重操旧业。
我们的军队有严格的军纪，肯定不会加害你们
于是，摄政睿亲王多尔衮于四月初九日领大将军印，统率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等共约14万大军，奔向山海关。
这时，山海关聚结三大军事集团：第一个是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所统领的明军；第二个是李自成亲自带领讨伐吴三桂的20万大军；第三个便是多尔衮所率领的清军。
他们代表三种政治势力——大明、大顺、大清。
这三个军事集团，反映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从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展开山海关大战。
吴三桂降清，与清军联合。
经过激战，李自成大败。
多尔衮取得山海关大捷后，以吴三桂军为先导，率领八旗军向北京进发。
沿途官兵，献城投降，奉表称臣。
李自成则于四月二十六日败归北京，四月三十日，匆匆称帝，放火烧毁紫禁城一些宫殿，弃京西走。
五月初二日，多尔衮率领清军，从朝阳门进北京城。
多尔衮进紫禁城，临武英殿御政。
多尔衮御政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定都的问题。
睿亲王多尔衮建议迁都北京，但英郡王阿济格表示反对：“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故清人多为辽民所杀。
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
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
”多尔衮以太宗皇太极遗言回答了其胞兄：“先皇帝尝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
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
” 年方7岁的顺治帝，自然采纳多尔衮迁都的意见。
同年十月初一日，顺治帝因皇极殿(今太和殿)被李自成焚毁，便在皇极门(今太和门)张设御幄，颁诏天下，“定鼎燕京”。
祖、父28年奋争未能实现迁鼎燕京，7岁的福临却实现了。
他在多尔衮的辅佐下，“入关定鼎，奄有区夏”。
所以，福临身后得到的庙号是“世祖”，而他的父亲皇太极的庙号仅是“太宗”。
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甚至于令人来不及思索；这一切又来得太轻易了，让人不能不怀疑这是“天福降临”。
福临戏剧性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活动了18年。
这18年，他做了8年傀儡，其间主要是摄政王多尔衮在发号施令；后10年才逐步实现乾纲独断，当上了主角。
顺治朝的18年：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逋逃，是其六大弊政；定鼎北京，保护皇宫；攻占南京，统一中原；废除三饷，兴利除弊；亲善蒙古，治理西藏；惩治贪官，整顿吏治；崇文兴教，倾心汉化，则是其六大功绩。
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可说是毁誉参半。
福临在人生的舞台上活动的时间十分短促，24岁时就匆匆谢幕。
福临的人生，短暂却绝不平淡，他的亲情，他的爱情，甚至他的死，都让人褒贬不一，一言难尽。
同母后的关系 顺治的生母，就是有名的庄妃，也就是后来的孝庄太后。
她13岁嫁给皇太极，后来住在永福宫，被封为庄妃，所以称她为永福宫庄妃。
皇太极登极为天聪汗时，她才14岁。
夫君死得太早，刚满30周岁就守寡，是她的不幸；但她的大幸却是儿子做了皇帝，自己则做了皇太后。
庄妃本身不是皇后，儿子也不是皇长子，却一口吞下两枚幸福之果——儿子做皇帝和自己当太后。
在当时，一个30岁的寡妇带一个6岁的儿皇帝实在是不容易，让人不由得联想起明朝万历皇帝和他母后的故事：万历皇帝10岁继位，上皇后尊号为“仁圣皇太后”，上生母尊号为“慈圣皇太后”。
他的生母李太后原是宫女，在宫中没有地位，吃饭时仁圣太后和万历帝坐着，慈圣太后却站着。
内廷有仁圣皇太后，外朝有大学士张居正，万历皇帝才10岁，她依靠什么巩固自己的地位
这个女人太有心计了
一天，她说，夜里做了一个梦，梦中神托言，自己是九莲菩萨转生。
于是，她捐资在北京阜成门外修建一座慈寿寺，供奉九莲菩萨。
寺中还修建一座高塔，名“永安万寿塔”，又叫“慈寿寺塔”。
从此，再没有人敢欺负这位现世“九莲菩萨”。
孝庄太后倒没有用诸如此类的策略。
她深知，同摄政王多尔衮搞好关系才是自己最为稳固的靠山。
关于孝庄后和多尔衮的关系，历来有种种传闻和猜测，最有名的是“太后下嫁”的公案。
民国初年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有三条专记太后下嫁一事。
民国八年署名“古稀老人”编写的《多尔衮轶事》则更记得如同亲闻目睹，说“当时朝廷情势，危于累卵”，“太后时尚年少，美冠后宫，性尤机警，……故宁牺牲一身，以成大业”。
而多尔衮本来就好色成性，此时更以陈奏机密为由，出入宫禁。
至今仍有人认为所谓“太后下嫁”确有其事，并提出种种理由，但是还没有一条铁证。
提出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条：第一，庄妃下嫁为保全儿子的皇位。
这点前面已经讲过，顺治继位是多种政治势力复杂斗争和相互妥协的结果。
第二，兄死弟可娶其嫂是满洲习俗。
满洲确实有这样的习俗，但有这样的习俗并不能证明多尔衮就一定娶了他的嫂子。
第三，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
这是尊称，如同光绪称慈禧为“皇阿玛”一样。
如果说，称多尔衮“皇父摄政王”就说明太后下嫁的话，那么叫慈禧“皇阿玛”，恐怕要得出慈禧变性的结论来了。
第四，蒋良骐所辑《东华录》里记载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云云。
高阳认为，极有可能是指孝庄与多尔衮相恋的事实。
相恋的事可能有，也可能无，但相恋不同于下嫁。
第五，孝庄死后埋在清东陵的昭西陵(在皇太极昭陵西面)。
孝庄和康熙都做了解释：太皇太后不愿意惊动太宗的亡灵，而愿意同儿孙在一起。
第六，有人说见过《太后下嫁诏》。
历史不能凭某人一说，这根本没有任何证据。
第七，惟一比较直接的证据是明末张煌言(苍水)的一首七言绝句《建夷宫词》：“上寿觞(shāng)为合卺(jǐn)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我们做一个分析吧。
它的标题叫《建夷宫词》，“建”是建州，“夷”就是夷狄，明显地带有民族偏见。
这个时候，张苍水在江南，南明势力和清朝是对立的，所以出在敌人之口，记在异国之文，不能成为历史的证据。
而且诗词也不能直接作为历史的证据，因为诗可以夸张，可以比附。
孟森先生早就指出：“远道之传闻，邻敌之口语，未敢据此孤证为论定也
”可以说，至今还没有见到一条关于“太后下嫁”的史证。
特别是当时作为清朝属国朝鲜的《李朝实录》没有“太后下嫁”颁诏告谕的记载，而像这样的大事，如果有，照例是应当诏谕属国的。
：孝庄太后同多尔衮的情愫可能有，“太后下嫁”的事确实无。
不管下嫁与否，孝庄太后出于母子命运和大清江山的考虑，尽量笼络多尔衮，倒是不用怀疑的。
这样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子，按理说应当母慈子孝、关系融洽。
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关于顺治皇帝和母后的关系，《清史稿·后妃传》仅有四句话的记载：第一句是“世祖即位，尊为皇太后”，这是例行公事；第二句是“赠太后父寨桑和硕忠亲王，母贤妃”，这也是例行公事；第三句记载：“太后万寿，上制诗三十首以献”，这仍是例行公事；第四句记载：“上承太后训，撰《内则衍义》，并为序以进。
”仅仅以上四句话、60个字而已。
而同一篇传记，记载康熙同他祖母关系的则有715个字。
从中透露出顺治同母后的关系并不太协调。
可能有的冲突是： 第一，顺治小时候贪玩，母后管教过严，这是家庭中的常理。
第二，顺治的皇后是母后和叔父多尔衮给指定的。
小皇后出身蒙古科尔沁贵族，从小娇生惯养，顺治不喜欢。
虽然勉强成了亲，但婚后经常发生口角。
顺治不顾母后和大臣的反对，强行废掉了皇后。
直到顺治病危的时候，被废的小皇后想要见他一面都不行。
后来再立一个皇后，顺治还是不喜欢。
在皇后问题上母子有矛盾。
第三，顺治喜欢董鄂妃，爱得死去活来。
太后干涉，母子又发生矛盾。
矛盾最激烈的就是第四个，顺治放着皇帝不做，要出宫做和尚，母后当然坚决反对。
第五，母后同多尔衮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也让小皇帝心里不愉快。
总之，母子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太好。
同皇叔的关系 福临的登极，既是有幸的，又是不幸的。
说他有幸，是因为他小小年纪，大福降临，成了皇上；说他不幸，是因为他做个儿童皇帝，无权无势，形同傀儡。
他与叔父多尔衮的关系也是双重的：没有多尔衮的支持，他无法登上皇帝宝座；但是只要有多尔衮在，他就要生活在皇叔摄政睿亲王的阴影里，有名而无实。
未成年的小皇帝，起初还有两把保护伞：一是两黄旗大臣的效忠，二是有皇兄豪格作为坚强后盾。
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经过几年谋划，运用各种手段对这些小皇帝的保障，同时也是自己的阻碍的政治势力，逐个加以翦(jiǎn)除。
多尔衮在宣誓辅政之后，就一步一步地将朝政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第一步，取消了军国大事由八旗贝勒共议的制度，而由两位摄政王决断。
这样一来，二位摄政王就凌驾于诸亲王、郡王、贝勒之上。
第二步，独揽大权。
谕告各衙门办理的事务，有需要向睿、郑二王报告的，都先向睿亲王汇报。
这样一来，多尔衮实际上成了“首席摄政王”。
第三步，分化黄旗。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初一日，多尔衮利用都统何洛会等讦告豪格，把豪格定罪幽禁。
通过这个案子，将豪格进行降罚。
对像索尼这样豪格的两黄旗亲信，或处以死刑，或籍没家产，或贬官远放。
而对首先讦告者，给予升官、晋爵。
这就严重地分化、削弱了两黄旗。
第四步，整死豪格。
豪格的存在，对于多尔衮来说，是最大的政治威胁。
先是，尽管豪格被废降罚，但在清军入关用人之际，还是让豪格随军从征。
豪格作战勇敢，立下大功。
顺治在北京登极，分封诸王大臣，复封豪格为和硕肃亲王。
不久，派豪格西征。
豪格下西安，平陕西。
又击败大西军，射死张献忠。
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豪格凯旋归京，即被讦告。
多尔衮藉此又将豪格定罪，下狱。
三月，豪格猝死，年仅39周岁。
一说豪格带了大军凯旋的时候，到了卢沟桥，在宴会当中，被用弓弦给勒死的。
还有一种传说是在凯旋的时候多尔衮设伏兵把豪格给杀了。
多尔衮杀掉豪格后，还霸占了豪格的妃子作为自己的福晋。
经过一番经营，多尔衮真正做到了大权独揽，小皇帝也真正成了孤立无援。
多尔衮的尊号从“叔父摄政王”到“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再尊为“皇父摄政王”，成了名义上的“太上皇”，实际上的皇帝。
而小皇帝的处境则危如累卵，只有仰人鼻息，任人摆布了。
多尔衮摄政王做了七年，在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死于喀喇城。
第二年正月，顺治亲政。
二月就宣布多尔衮十大罪状。
籍其家产，罢其封爵，撤其庙享，诛其党羽。
不仅如此，传教士卫匡国《鞑(dá）靼(dá)战记》一书记载说：据传多尔衮的坟被挖了，多尔衮的尸体被抛弃荒野，还用棍子打多尔衮的尸体，用鞭子来鞭尸。
更有甚者，把他的头割下来，令他身首异地。
我们不评论这件事情是不是过分，但是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顺治对多尔衮之恨可谓咬牙切齿。
同爱妃的关系 《清史稿·后妃传》记载顺治帝有两后、十五妃。
但他的婚姻生活是个悲剧。
顺治先后册立两位皇后。
一位是他母亲的侄女博尔济吉特氏，由多尔衮做主定婚、聘娶。
顺治亲政，册为皇后。
二人性格不合，顺治废掉皇后，降为侧妃。
另一位是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年十四，聘为妃。
六月，册为皇后。
她不久又受到顺治帝的责斥。
但这位皇后能委屈圆通，又有太后呵护，才没有被废掉。
顺治真正视为国色天香、红粉知己的是董鄂妃。
顺治帝对董鄂妃可谓是一见钟情，至死不渝。
有几件事可以说明少年天子对董鄂妃的恩爱逾常。
一是晋升之速和典礼之隆。
董鄂氏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二十五日被册为“贤妃”，仅一月有余，即九月二十八日再晋为“皇贵妃”。
这样的升迁速度，历史上十分罕见。
十二月初六日，顺治帝还为董鄂妃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册妃典礼，并颁恩诏大赦天下。
在有清一代近300年的历史上，因为册立皇贵妃而大赦天下的，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二是尽改恶习、专宠一人。
据当时的传教士汤若望记述，少年福临“和一切满洲人一个样，而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别发达”，结婚之后，“人们仍听得到他的在道德方面的过失”。
可见，福临确实沾染了满洲贵族子弟那种好色淫纵之习。
可是奇迹出现了，自从遇到董贵妃后，少年天子变得专一起来。
两人情投意合，心心相印。
可谓“长信宫中，三千第一”、“昭阳殿里，八百无双”，真是六宫无色、专宠一身。
枕上春梦刚三年，贵妃撒手绝人寰。
董鄂妃本来就体弱多病，生了一个男孩儿又百日而殇，这种打击使得她一病不起，22岁就告别了深爱着她的少年天子。
顺治得知噩耗，痛不欲生，“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
顺治帝辍朝五日，追谥其为端敬皇后。
并在户部资金极为短缺的情况下，在景山建水陆道场，大办丧事。
将宫中太监与宫女30人赐死，让他们在阴间侍候自己的爱妃。
同时令全国服丧，官员一月，百姓三日。
顺治帝让学士撰拟祭文，“再呈稿，再不允”。
后由张宸具稿，“皇上阅之，亦为堕泪”。
以顺治帝名义亲制的董鄂妃《行状》数千言，极尽才情，极致哀悼，历数董鄂氏的嘉言懿行，洁品慧德。
贵妃辞世，留给少年天子无尽的哀思。
4个多月之后，福临就溘然离世，追随爱妃而去。
董鄂妃是何许人
她运用了什么样的魔力令这位至高无上的君主甘心为之生，为之死
董鄂妃，又作栋鄂妃。
她的来历有三说： 一说是《清史稿·后妃传》的记载：“孝献皇后栋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
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
” 二说是董鄂妃为秦淮名妓董小宛。
董小宛原为江南名士冒辟疆之妾。
江南名妓知书多艺，倾慕东林，如李香君与侯方域、柳如是与钱谦益、卞玉京与吴伟业、顾眉生与龚鼎孳，都是佳人配才子。
持此说者认为，清军南下，董小宛被掳到北京，先留在王府，后被太后要了去。
顺治看了喜欢，就从孝庄太后那里要到自己身边，用满洲姓董鄂氏。
其实，只要用一些史料排比看一看，就知道这个说法站不住脚。
根据冒辟疆《影梅庵忆语》记载，冒辟疆初识董小宛在崇德四年(1639年)，那一年董小宛16岁，顺治帝才2岁。
而顺治娶董鄂妃时是19岁，董鄂妃18岁。
如果董鄂妃就是董小宛，那么此时她应当是33岁了，显然年岁不合。
同时，《影梅庵忆语》对董、冒二人从相识、完婚、蒙难到董小宛病死，都有比较详尽的记录。
大致的情形是： 崇德四年(1639年)，董小宛16岁。
冒辟疆初遇董小宛。
崇德六年(1641年)，冒辟疆又邂逅陈圆圆，称其“令人欲仙欲死”，于是疏远了董小宛。
崇德七年(1642年)，陈圆圆被周奎购京师，冒辟疆重逢董小宛。
崇德八年(1643年)，董小宛20岁，入冒辟疆家，为其妾。
董小宛“却管弦，洗尽铅华，精学女红”，一心一意做良家妇女。
顺治二年(1645年)，董小宛22岁。
清豫亲王多铎率军渡江，破南京。
冒辟疆在逃难中患病，“此百五十日，姬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
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摸，或枕其身，或卫其足，或欠身起伏，为之左右翼”。
董小宛辛苦侍疾，无微不至。
顺治四年(1647年)，董小宛24岁。
冒辟疆再病，“勺水不入口者二十余日”。
“姬当大火烁金时，不挥汗，不驱蚊，昼夜坐药炉旁，密伺余于枕边足畔六十昼夜”。
董小宛二度侍疾。
顺治六年(1649年)，董小宛26岁。
冒辟疆患病，董小宛三度侍疾。
顺治八年(1651年)，董小宛28岁，病死。
这不仅有冒辟疆的笔记，还有当时不少文人学士的悼念诗词，均可证明当时董小宛确实死在冒府。
董小宛比顺治大14岁，同冒辟疆结婚9年未生育，并于顺治八年已病死，所以董小宛即董鄂氏之说实属望风捕影，不能成立。
三说是董鄂妃原为顺治的弟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
这种说法主要来自于《汤若望传》的记述：“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刮。
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
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底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
”根据陈垣先生的考索，她似乎就是顺治夺十一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之爱，但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
董鄂妃，这位神秘的女子，让那么多文人墨客梦绕魂牵，赋诗寄情；又让那么多历史学家费尽心思，苦心考索。
但直到今天，她的身世依然是个待解之谜。
清代，清代，一场爱恋与诗词的烟火
1。
纳兰痛到骨头，可谓泣血的每一个字，句子的泪水，读纳兰，让我难过阅车。
偏见让我读出一个悲哀的那种豁达。
纳兰“人生若只如初见的东西秋悲伤的画扇
”损伤痛悔，火车读。
“像星星一样的非昨晚，为谁风露，黎中小。
”深情走向内存。
纳兰代表火车，大恨忧。
2。
尽管纳兰写的激情，触动你的心，在我看来，还是更喜欢火车。
“开明的情况下，虽然伤势，莫执着，林，淡淡的微笑，还是，天高水。
问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到了一首诗：林风千山夕阳混乱，雨，展馆阴影憔悴。
只是是凄凄路边的草总是出现紧急情况复杂的晃动。
梦想古镇，客人的生命和死亡，孤独的爱与恨。
在这里漂流的变化被用来在明代的轻笑，风和雨。
清朝皇帝在宫里祈福拜的是什么神像
是满族信服的的满教人物。
一般认为，萨满教起于原猎时代。
萨满理论根基是万物有灵论。
但是，直到各种外来宗教先后传入之前，萨满教几乎独占了我国北方各民族的古老祭坛。
它在我国北方古代各民族中间的影响根深蒂固。
直到后来，甚至在佛教或伊斯兰教成为主流信仰的我国北方一些民族当中，仍可明显见到萨满教的遗留。
满、锡伯、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维吾尔、乌孜别克、塔塔尔、朝鲜、以及大和等民族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萨满教信仰活动。
但是，相对地说，在三江流域的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以及在部分锡伯族当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继承。
萨满教在韩国保存的最为完整，日本的神道教也是萨满教的变体。
近存晚期原始宗教的一种。
曾广泛流传于中国东北到西北边疆地区操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蒙古、突厥语族的许多民族中，鄂伦春、鄂温克、赫哲和达斡尔族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尚保存该教的信仰。
因为通古斯语称巫师为萨满，故得此称谓。
通常泛指东起白令海峡、西迄斯堪的纳维亚拉普兰地区之间整个亚、欧两洲北部乌拉尔一阿尔泰语系各族人民信仰的该类宗教；也有广义地借指今天世界各地原始社会土著民族信仰的原始宗教，特别是北美爱斯基摩、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原始宗教。
十二世纪中叶，中国南宋徐梦莘所撰《三朝北盟会编》中己用“珊蛮”一词，记述了女真人信奉的萨满教。
萨满教建立在认为可见的世界充满影响生物体生活的不可见的力量或者灵魂的前提上。
与其他任何的(通常是全部社会成员笃信的)万物有灵论或称泛灵论（animism）不同，成为萨满要求专业的知识和能力。
但是，萨满们不会像牧师那样组成全职的仪式或者精神类组织。
哈萨克人中间有一种名为巴克什的人，即是巫医。
他们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萨满，就连保加尔汗国也有这种人与俄罗斯东正教也有圣愚，证明萨满教的影响无远弗至。
有些萨满是一夜之间成为，有些是要拜师。
萨满与世界其他地区巫医不同之处是他们的意识可随时进入癫狂状态。
“萨满”来自女真语和其他通古斯语族语言。
这字在通古斯语中是“智者”、“晓彻”的意思。
蒙古语为孛额，回纥牟羽可汗是此字转音。
至于这个词的来源，学术界众说纷纭，一部分学者认为“萨满”来自梵语的sramana“沙门”，并可能是通过汉语被借入通古斯语言中，而其他学者则认为这个词是通古斯语族的本土词，和动词sa-mbi“知道”的词根同源。
不少学者通过综合地质考古的资料、历代文献的记载、以及各地区民间传说，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萨满教源自东夷-九黎-蚩尤部落，阪泉大战之后，南迁为蛮，北迁为胡，至今南北少数民族风俗都有有萨满文化遗存。
佛教在14世纪后在相信萨满教的族群例如藏族人（藏人称之为苯教）、蒙古人、满洲人中变得流行。
萨满教仪式与藏传佛教结合在一起的宗教形式被中国的元代和清代制度化为国教。
虽然在中华民国推翻清朝统治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萨满教几乎销声匿迹，但是现今仍然可在北京故宫里找到当年皇族供奉萨满教及举行仪式的神殿（坤宁宫）。
萨满教是在原始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信仰活动。
流传于中国东北到西北边疆地区操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蒙古语族、突厥语族的许多民族中，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和达斡尔族到20世纪50年代初尚保存该教的信仰。
对这些民族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习俗等各个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
因为通古斯语称巫师为萨满，故得此称谓。
萨满曾被认为有控制天气、预言、解梦、占星以及旅行到天堂或者地狱的能力。
萨满教传统的隆重祭祖仪典，全体氏族或部落成员参与祈祷人畜平安、农牧丰收。
氏族新萨满领神仪式亦常同时举行。
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民族多于春季举行，又称“四月会”。
届时众人携带牛羊、兽肉、粮食和酒前往参加连续数日的聚会。
内蒙古额尔古纳河林区鄂温克人举行祭祖议典时，将祖神偶像挂于树梢，东、西两侧分别挂日、月和大雁、布谷鸟等木制模型各一个，树间皮绳上悬挂驯鹿或犴等兽头、喉、舌、心、肺、肾脏以及四肢和尾巴，兽头朝向祖神；禁用他们认为不祥的四爪兽供祭。
祭祀场所附近的树干涂抹兽血。
草原的鄂温克人常于农历八月聚会。
场地装饰如林区景象，祭品丰盛。
聚会期间纵情歌舞、赛马、摔跤，交结情侣。
萨满们穿戴神衣、面具，到各户跳神念经表示驱邪纳吉，各家主人向他们泼酸奶讨吉利。
达斡尔人在聚会的第三天举行“库热”仪式，届时萨满将本氏族男女老幼集中在一处，绕以皮绳，三次将皮绳收紧又再放松，若质绳长度每次都有所增加，即认为是人丁兴旺的预兆；众人从绳下钻出，可免灾祸。
当夜，萨满模仿飞禽的动作和鸣叫，举行吃血仪式，并将牛羊血抹在众神偶像嘴上，以求福佑。
满音乐是歌、舞、乐的综合体；也是宗教、民俗和艺术的综合体。
在萨满教里，音乐就是生活本身。
在这种音乐观支配下的萨满跳神音乐，是一种与神沟通的特殊语言；而神鼓和腰铃则是萨满使用这种语言的专用工具。
也许正是这种近乎达到迷信程度的观念的延续，使萨满音乐屡遭劫难而未灭绝。
不难看出，萨满的音乐观与萨满文化圈以外的音乐观是有所不同的。
因此，人们不要期望以自己生活其中的价值体系为参照系去分析和评价它能够奏效；就如同欧洲人不能用自己使用刀叉进餐的习惯试图去解释、或者矫正中国和日本人使用筷子吃饭的风俗一样。
刀叉与筷子虽然都是相同功用的餐具，却又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
神鼓和腰铃作为满洲萨满跳神的代表性乐器，在萨满的手中只是个通神的祭器。
忽略了这一点，它那变幻莫测、简朴粗犷而又充满野性的音响，便失去了慑人魂魄的魅力和威力。
所以，我们应当看看它做为通神祭器所表达的意念及其作用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