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亮剑小说中赵刚和冯南自杀的那一部分
此时，在北京西郊的一所军事机关的将军楼里，赵刚和冯楠正相拥而坐。
赵刚的脸上到处都是青紫色的伤痕。
他的嘴唇上有一道可怕的裂伤，露出残缺的牙齿。
在白天的批斗会上，赵刚被揪到台上喝令跪在地上，他倔强地直挺挺地站着，连腰也不肯弯，被几个造反派成员死死地按跪在地上，他又挣扎着站起来，参加批斗的人们大怒，因为这样死硬的反革命分子还很少见，他们一边高呼着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一边冲上去把赵刚打倒在台上，谁知一顿拳打脚踢后，赵刚又晃晃悠悠站了起来，造反派们气疯了，他们又冲上来一顿毒打，如此这般，反复多次，最后批斗会的主持人见影响太坏，便宣布暂时散会。
赵刚硬是坚持一步步走回家，进门后才颓然倒下。
冯楠用温水浸湿手巾，给丈夫轻轻擦拭着，嘴里安慰着：“老赵，忍一会儿，我再给你上药。
”赵刚笑笑，用手拍拍肚子说：“这点儿伤算什么
我这肚子上中过一发9毫米口径的子弹，五脏六腑都打烂了，这条命本来就是拣来的，又活了这么多年，我已经赚了嘛。
”冯楠轻轻靠在丈夫身上说：“歇一会儿再上路，好吗
“”孩子们安排好了吗
“”放心吧，我早安排好了。
是个古道热肠的人，孩子们交给他没什么不放心的。
你呀，在军队这么多年，过命交情的老战友，只有一个。
真怪，一个大学生和一个粗鲁的军人结成生死交情。
“”战争是最好的粘合剂，我和老李的交情也是吵出来的。
三八年我刚调到独立团当政委，那天老李正盘腿坐在炕上喝酒，见了我二话不说就递过了酒瓶子，我说谢谢，我不会喝。
老李阴着脸哼了一声，说不会喝你到独立团干吗来了
我当时也不高兴了，回了他一句，独立团是打仗的，又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这家伙当时就被噎住了。
我看出来了，他是个顺毛驴，在这个团里称王称霸惯了，听说前几任政委就因为和他搞不到一起去，被他挤走的。
刚到独立团时，我的工作开展得很难，老李也打定主意想挤走我，那时我对他印象也不好，觉得这人毛病挺多，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团长呢
他的特点是见了上级就发牢骚，明明已经执行了命令，还要唠叨几句，好像不发牢骚就亏了似的。
对下级就更不像话了，张嘴就骂人，粗话连篇，有时还动手打人。
可奇怪的是，这家伙在团里的威信还很高，全团的干部战士都很尊敬他，甚至是崇拜他。
当时我想，这人恐怕还是有些独到之处的。
后来，我参加了独立团的几次战斗才明白，老李打起仗来真有点儿鬼才，点子多，善于逆向思维，从不墨守成规。
“一提到，满脸伤痕的赵刚立刻神采飞扬：”我和老李的性格，他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而我却是个理想主义者。
这两种类型的人一旦相遇，碰撞是免不了的。
老李这个人极务实，他嘲笑理论，一概斥之为‘大道理‘或‘狗皮膏药‘。
而我那时书生气十足，偏偏爱搬弄理论。
“”我猜，后来你们成了好朋友，主要还是因为你也现实起来，再不搬弄理论了。
“冯楠问道。
。
”是呀，战争的环境太严酷了，理想主义应付不了这种残酷的现实。
坦率地说，当时的独立团没有我赵刚一样能打胜仗，要是没有李云龙，独立团在晋西北那种严酷的环境里连一个月也生存不下来。
关于这一点，我对老李心服口服，在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军人方面，我承认他是我的老师。
“冯楠依便着赵刚道：”我看，你们俩都是悲剧人物。
赵刚，你恐怕至死都是个理想主义者，你参加革命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准备为了某种理想而献身，当现实违反了你的初衷时，你便有了一种破灭感。
因为你无力阻止现实的发展，那种无奈和痛苦是很深刻的，如果带着这种痛苦活着，你会感到生命变得毫无意义。
“ 赵刚用一种极为复杂的眼光注视着冯楠，嘴里叹道：”咱们生活了十几年，你在我面前始终扮演一个温柔妻子的角色，几乎使忽略了你的另一面，难道你要到最后时刻才亮出你的剑锋
真可谓后发制人呀…… 冯楠露出凄楚的笑容道：“性格即命运。
我没有能力改变你，惟一能做到的是，始终伴陪你直至死亡。
”赵刚痛苦地流下眼泪：“你这样做毫无意义，这是有意让我的良心负债，为什么不给我一些自由的空间
给我一些选择的权力
”“赵刚，你知道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吗
”“当然知道，那也是一群充满理想主义的革命者。
”“我在想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在想他们的妻子，那可真是一群高贵的女性。
失败后，被沙皇流放到，他们的妻子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和丈夫断绝关系，继续留在彼得当贵族。
要么被剥夺贵族身份，伴陪他们的丈夫去服苦役。
这些高贵的、柔弱的女性表现出极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者。
陀思妥也夫斯基都感动得流泪了，他说：她们抛弃了一切贵族身份、财富、社交和家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义举，为了争取自由而牲了一切。
无辜的她们在漫长的二十五年里，经受了她们‘罪犯丈夫‘所经受的一切……你看，一百多年过去了，在人们心中，那些英勇的十二月党人反而不如他们妻子的历史形象完美。
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成了一个群体，成了一种英雄主义的象征，历史也牢牢地记住了这些伟大的女性。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假如没有了你，我活着便没有任何意义，思想的孤独和对你的怀念同样也会杀死我，还记得吗
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
那时我就想，感谢上苍，是上苍恩赐于我的。
”赵刚轻轻搂住妻子，环视着客厅，被抄家后，客厅里已面目全非，藏书被撕成一堆堆的废纸，赵刚穿着礼服，佩着少将军衔的大照片上被打了红色的叉。
赵刚轻轻笑了：“人生真像场梦啊……”“告诉我，当年你投笔从戎，投身一场革命，几十年的征杀，落得如此结局，你后悔吗
“冯楠问。
“不后悔，我尽了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当时民族危亡，强敌压境，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可能置身于事外。
在侵略者面前，我们没给中**人丢脸。
至于那场推翻统治的战争，我为能参加那场战争而感到自豪。
那是一个**的、不得人心、腐透顶的政府，那个政府不垮台，天理难容。
我这一生参加了两场战争，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没什么可后悔的。
我只是感到痛心，我想起那些为了建立这个政权牺牲的战友，想起他们心里就受不了。
从三八年我进入八路军直到四九年建国这11年里，我换过的警卫员就有13个，他们都是死在我眼前，大部分是为了掩护我才牺牲的，直到今天，我一闭上眼睛，那些生龙活虎的面孔就出现在我脑子里，我能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清楚地记得他们牺牲的顺序和地点。
时，牺牲的那些战士何止成干上万。
那些刚从火线上抬下来，蒙着白布的尸体在田野里摆得一片一片的，数都数不过来，我亲眼看见一个伤员在担架上拼命挣扎哭喊，放下我，我要回去，我们全连都牺牲了，我要去报仇哇。
担架旁的一个老人哭着催促担架员，快，快，这孩子快不行了，快点儿啊，孩子你等等，快到医院了，你不能这就死呀。
当时呀，我已经是纵队副政委了，应该在下级面前保持点形象了，可我当时……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哭得连话也说不出来。
这些为了理念而捐躯的人们，他们本以为通过自己的牺牲能换来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可他们的希望实现了吗
“说到这里，赵刚不禁泪流满面，他使劲擦去眼泪道：”我想起田先生，十年前，就是在这座房子里，我和田先生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现在想起来，田先生真是个少见的智者，他的眼光真能透过重重的迷雾看到未来。
他在十年前就担心我们的民族会出现一场浩劫，现在还真不幸被他言中了。
我明白了，革命也许是个中性词。
它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光明，也可以制造人间灾难。
革命必须符合普遍的道德准则即人道的原则，如果对个体生命漠视或无动于衷，甚至无端制造流血和死亡，所谓革命无论打着怎样好看的旗帜，其性质都是可疑的。
我现在终于理解丁当年的大声疾呼：在这些普遍兽性化的日子，让大家变得更人道一些吧……如果拒绝人性，没有爱与同情，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的。
冯楠，我没有能力阻止灾难的蔓延，但我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尊严、没有了尊严我宁可选择死亡。
“冯楠注视着赵刚说：”我对你们共产党人最初的印象是解放军进上海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战士都露宿街头，连我家的门洞里都躺满了，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啊。
我早晨出门没看见地上躺着的战士，差点被绊倒，一个年青的团长向我立正敬礼，一个劲儿地道歉，感动得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啊。
那个团长顶多，英俊潇洒，口才真好，好像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待女士很有点绅士的派头。
那时我想，共产党里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啊。
能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由弱变强，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的政府，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没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参与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遇见你以后，我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我丈夫这样优秀的人都是共产党员，这个党执政还会犯错误吗
那时真幼稚。
其实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可能犯错误，以我一个党外人土的眼光看，这个政党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自觉地进行了一场素质逆淘汰。
渐渐地把党内富于正义感的、敢于抵抗邪恶势力的、置生死于不顾为民请命的优秀人物都淘汰掉了，这样，灾难就不可避免了。
我说得对吗
“”对了一半，优秀人物还有的是，而且是在不断站出来。
至少，我相信李云龙就是一个。
他是条硬汉子，比我有勇气。
“赵刚挺直身子，不料碰了伤口，疼得直抽冷气。
冯楠心疼地扶住丈夫：“别动，静静地坐着，休息一会儿。
”赵刚合着眼，仿佛已经睡了过去……一缕思绪搀杂着淡淡的忧伤将他带回了当年的延安“抗大”，他曾在那里学习过，他忘不了那陕北的黄土高原，那纵横起伏的山细就像在一妻间被凝固的波浪，缺少植被而贫瘠的坡地，瘦骨鳞响的老牛拖着古老的木犁。
似乎是从天外传来的高亢苍凉的信天游调子：羊肚肚手巾哟，三道道蓝，咱们见个面容易，拉话话难。
…… 看不见那山上哟，看不见人，我泪个蛋蛋抛在那沙篙篙里。
安塞的腰鼓在震天轰响，漫天黄尘中白羊肚手巾在点点跳跃，绥德的精壮后生，米脂的俊闺女，硝烟中的《黄河大合唱》，刀枪铿锵的《大刀进行曲》……千里淮海大平原，几十万野战军官兵高唱着：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气，不让敌人跑掉……陇海线两侧，数十万大军卷起两股狂潮，扬起漫天尘土，呼啦啦地南北呼应，昼夜兼程，席卷而去。
强悍的黄百韬兵团顷刻间灰飞烟灭…… 节日的礼花，五彩缤纷，阅兵式上炮车磷磷，飞机呼啸，坦克纵队隆隆碾过，观礼台上，无数颗金色的将星在秋日的阳光下焰焰生辉…… 此生足矣啊，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为壮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为壮乎
硝烟战火，百战搏杀，胜利之喜悦，亡友之哀痛，横眉冷对强敌，温柔乡中风光旖旎，欢乐与痛苦交织，青春、友谊和爱情相伴……此生夫复何求
… 赵刚睁开眼，两眼炯炯有光，他拍拍冯楠的后背，轻轻说道：“喂：十二月党人该上路了，黎明可是上路的好时候。
”冯楠此时已泪飞如雨，她猛地抱住赵刚痛哭道：“赵刚啊，我害怕，这是我的一块心病，我只怕当咱们的肉体消失后，灵魂也会飘散，没有了你，我太孤独了。
”赵刚微笑道：“你放心，我会紧紧地抓住你，想跑都跑不掉。
”冯楠擦去眼泪，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真的
你可要说算数，让我放心啊。
”她轻轻扶起赵刚说：“走好，我亲爱的十二月党人，咱们就要去风雪茫茫的西伯利亚了……”
广播站音乐之声栏目的开场白
主持人1：人的生命是不能没有音乐的。
人的生活里是不能拒绝音乐的。
刀耕火种的远古，先民们唱着歌，吟唱着至今不灭的《诗经》；主持人2：烽火连天的古战场上，也有人们吟唱不完的乐府古辞；在那黄土高原上，一声声清脆的《信天游》从天的那一边直飘到我们这里……主持人1：我们喜爱音乐主持人2：我们享受音乐主持人1、2：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愉悦走进今天的“音乐之声”
论述题：新中国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包括20世纪下半叶、近三十年，如贾湖骨笛等?
在五、六十年代的歌曲创作中，抒情风格的歌曲也占有很大的比重。
这些歌曲以其清新、舒广、秀丽和富于生机的旋律，歌颂了美丽的祖国和可爱的家乡，表达了步入新中国后人民喜悦的心情和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的愿望。
如《歌唱二郎山》（洛水词，时乐濛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美丽其格词曲）、《淮河两岸鲜花开》、（何彬、石梅、向异词、向异曲）、《桔子熟了》（张继楼词、刘兆江曲）、《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权浮宽词，石夫曲）、《真是乐死人》（林中词、生茂曲）、《马儿啊，你慢些走》（李鉴尧词、生茂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管华词，瞿希贤曲）、《三杯美酒敬亲人》（杨华词，晓河、茹辛曲）、《我为祖国献石油》（薛国柱词，秦咏诚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蕉萍词，践耳曲）以及《槐花几时开》（丁善德编曲）、《嘎俄丽泰》（黎英海改编）和《在银色的月光下》（黎英海改编）等。
此外，像《小河水呀静静流》（福庚词、陈大荧曲）、《祖国大地任我走》（倪维德词，欧阳谦叔曲）、《玛依拉》（丁善德编曲）和《岩口滴水》（任萍、田川词、罗宗贤曲）、《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吕远词曲）等艺术歌曲不仅真挚地抒发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有的歌曲还成为音乐会的保留曲目。
《歌唱二郎山》在50十年代是一首流传很广的男声独唱曲，委婉的河南豫剧间奏和曲调使作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组成了中华民族灿烂的音乐文化。
对于各民族民歌的整理、挖掘、改编和发展，是对中国丰富音乐文化宝藏的一项高层次建设，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五、六十年代前后，中国广大音乐工作者在这方面取得了大面积丰收，他们把自己的双脚深深地插入民歌这一民族文化肥沃的土壤之中，用民歌的营养滋润自己，并创作了许多歌颂新生活、抒发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真情实感的歌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如《牧马之歌》（石夫词曲）、《新疆好》（马寒冰词、刘炽曲）、《克拉玛依之歌》（吕远词曲）、《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吕远词曲）和《乌苏里船歌》（郭颂、胡小石词，汪云才、郭颂曲）等。
《牧马之歌》是一首采用新疆维吾尔族音调而创作的分节歌式乐段结构的歌曲，具有淳朴的民歌特点。
而《克拉玛依之歌》也同样采用了民歌音调，给人以既有新疆的民族风格，又不完全是新疆风格的感受，形象地赞颂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石油工业的巨大发展。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一部分作曲家开始为同志的诗词谱曲，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艺术作品。
这些艺术歌曲把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使中国的歌曲创作又增添了一个新园地。
在为诗词谱曲的歌曲中，李劫夫和生茂、唐诃分别谱曲的《沁园春·雪》，在掌握和表现诗词总体意境和所反映的思想感情方面也比较出色，这两首歌曲都以开阔、豪放的旋律，充分表达了诗人宽广的胸怀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热爱的思想感情。
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在1963年和1964年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中对中国文联所属各协会提出了“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艺术”，甚至“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的批评，所以从1966年到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文艺界开刀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像狂风暴雨般席卷中国，“语录歌”在“文革”的第一阶段（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至1969年4月党的“九大”）盛行中国。
1966年9月，被林彪在“文革” 之前倡导编制的《毛主席语录》中一些政治语录由李劫夫等人谱写后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从此，“毛主席语录歌”便在中国上下流传。
三年中，《毛主席语录》中的重要段落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几乎都被谱成歌曲，甚至连“老三篇”（即毛主席的《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也被整篇谱上了曲，在政治高压下，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要学唱“语录歌”，中国到处都掀起了高唱“语录歌”的浪潮。
“语录歌”是为政治语录和论文谱曲的歌曲，因此在音乐章法结构方面并不讲究，加上曲调粗厉、句法紊乱介乎于口号和音乐之间，其艺术价值极低，所以很快就被强化兴起的“革命样板戏”的唱段取而代之，逐渐便消声匿迹了。
随着“语录歌”的泛滥，“文革”中的政治歌曲也畸型发展，当时出现的《造反歌》、《红卫兵战歌》等歌曲，将杀气腾腾的恐怖气氛熔入其中，与“语录歌”所掀起的政治狂潮，形成了一种典型的“高、硬、尖、快”的“文革音调”，并成为林彪、“四人帮”搞政治阴谋的工具。
1969年，江清曾在审查歌颂“九大”的工农兵文艺节目时，批评那些宣传思想的歌曲和舞蹈是“黄色歌曲”和“摇摆舞”，“……用这种调子唱‘九大’，唱‘语录’，不是歌颂毛主席，是诬蔑思想的”。
使语录歌从高潮转向了沉寂，其它的歌曲创作也从此沉默。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只准许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3 首中国歌曲和《国际歌》。
此后不久，一部分历史歌曲，如《救国军歌》、《大路歌》等10首歌曲被集体改词进行歌唱，中国上下音乐创作万马齐喑。
“四人帮”所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举世罕见，人民的音乐生活几乎成了空白。
1971年，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曾针对歌曲的“喊、尖、快”提出了批评，并鼓励广大音乐工作者创作新的歌曲和舞蹈音乐。
从1972年到1976年，一批题材和体裁多样的新作品相继问世，并被编为5集（即每年1集）《战地新歌》出版发行。
新作品的问世，对几乎处于空白的人民音乐生活起到了一些活跃作用，但由于这些新作品受政治因素影响，所以自然地、或多或少地带有“文化大革命”的色彩。
这些歌曲是中国广大作曲家在极其特殊和困难情况下创作出来的，有一部分作品不仅具有真挚的感情，同时也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在中国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有许多作品至今仍在传唱。
如《北京颂歌》（洪源词，田光、傅晶曲）、《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于宗信词，钊邦曲）、《解放军野营到山村》（石祥、洪源词，唐诃曲）、《回延安》（陈宜、陈克正词，彦克曲）、《远航》（陈除词，践耳曲）、《半屏山》（于礼厚词，李焕之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王倬词，尚德义曲）、《打起手鼓唱起歌》（韩伟词，施光南曲）等。
但是到1975年底，“四人帮”又策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歌咏运动，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歌曲。
这些歌曲感情干瘪，节奏死板，又一次把“文革”的歌曲创作引进了死胡同。
也使人们从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中看到在“四人帮”法西斯政治压力下音乐艺术被严重扭曲的情况。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国的音乐创作和人民的音乐文化生活才得到复苏并逐步获得了重要发展。
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和深入，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被逐步摆脱，人们的思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音乐创作和人民的音乐生活也从封闭状态中走了出来。
首先出现的是一批欢呼“十月胜利”的优秀歌曲。
如《祝酒歌》（韩伟词，施光南曲）、《十月里响起一声春雷》（章明词，郑秋枫曲）等。
《祝酒歌》的音调是多种音乐风格的有机结合，其中既有新疆和西藏的民歌音调，又有江南民歌风味，既有抒情歌曲、舞蹈音乐的风格，又有进行曲的特点。
在词曲的结合方面还运用了不少戏曲、曲艺的处理手法，表达了亿万人民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喜悦心情，唱出了对未来美好前程所充满的无比信心。
1977年前后出现的以歌颂周总理和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歌曲，由于作曲家把握了时代脉搏，所以在表达人民群众的真情实感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也为后来的歌曲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最突出的作品如《周总理，您在哪里》、《送上我心头的思念》（均柯岩词，施万春曲）等。
《周总理，您在哪里》不仅感情真挚，在结构上也采用了带再现的多段体结构，创作中还注意了借鉴中国戏曲中词曲配置的手法等突出了重要的词与字，很好地体现了原诗中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歌颂，其艺术形象感人至深，留下了永久的魅力,在当代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中也是一首水平较高的歌曲。
1978年9月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在武汉召开的“声乐作品创作座谈会”，可以说是粉碎“四人帮”后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号召中国歌曲作家要打破框框，解放思想，创作思想开始活跃起来。
特别是同年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拨乱反正，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为歌曲创作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在此后的数年间，歌曲创作出现了一个崭新局面，各种不同题材、体裁的歌曲相继问世，中国的歌坛开始活跃起来。
一批歌颂祖国、歌颂党的作品以其优美、抒情的旋律出现在人民中间。
如《党啊，亲爱的妈妈》（龚爱书、佘致迪词，马殿银、周右曲）、《祖国，慈祥的母亲》（张鸿喜词，陆在易曲）、《我和我的祖国》（张藜词，秦咏诚曲）、《可爱的中华》（马金星词，刘诗召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晓光词，施光南曲）、《我爱你，塞北的雪》（王德词，刘锡津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火华词，阿拉腾奥勒曲）、《故乡是北京》（严肃词，姚明曲）等都以抒情的风格、流畅的旋律歌颂了伟大的祖国、可爱的家乡，充满了诗情画意。
《在希望的田野上》是这一时期众多歌曲中一首优秀的歌曲。
原是一首合唱曲，后来作为一首女声独唱曲被广泛传唱。
歌曲作者将中国南、北方民歌的风格揉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个极为生动而朴实的音乐主题，富有浓厚的乡土色彩，生动地描绘了80年代中国农村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后所带来的兴旺景象和广大农民喜气洋洋对农业实行现代化前景充满希望的心情。
《我和我的祖国》也是一首歌颂伟大祖国的优秀歌曲。
其歌词淳朴秀美，歌曲旋律流畅抒情，特别是采用了带有圆舞曲的结构，更为歌曲增添了艺术魅力，在广大群众中广为流传。
在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中，还有一批歌颂青春的美丽和军旅生活的歌曲，这些歌曲也反映了这一时代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如《金梭和银梭》（李幼容词，金风浩曲）、《新的长征，新的战斗》（乔羽词，瞿希贤曲）、《再见吧，妈妈》（陈克正词，张乃城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魏宝贵词，铁源曲）、《十五的月亮》（石祥词，铁源、徐锡宜曲）、《血染的风采》（陈哲词，苏越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等作品以不同的角度和音乐风格歌唱了新时代青年的生活。
《新的长征，新的战斗》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等采用了合唱的形式，进行曲的速度唱出了向现代化前进的中国人民豪迈心情。
而《十五的月亮》等歌曲则表现了新时期军旅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了革命军人和他们的家人为“祖国昌盛”和为“万家团圆”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
曲调以沂蒙山区的民间音调为素材，风格鲜明，感情真挚，深受广大战士和人民的欢迎。
这一时期出现的《大海一样的深情》（刘麟词，刘文金曲）等歌曲则是在1979年中国人大和中国政协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之后而创作的，歌曲具有闽南民间音乐特色，亲切柔和，表达了大陆人民对台湾同胞深切的思念和真挚的思想感情。
在80年代前后的歌曲创作中，还出现了一批大胆借鉴外国创作经验、探索新的表现技法的歌曲。
最有成绩的要数《涉江采芙蓉》（《古诗十九首》之一，罗忠熔曲），这是一部运用十二音序列作曲技法，完全打破传统和声与调性、调式的成功作品。
作品充分发挥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使歌曲的旋律乐器化，其演唱技巧的难度和表现力得到增强，开创了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创作艺术歌曲的新路。
八十年代前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通俗音乐”大潮，来势凶猛，几乎达到了铺天盖地势不可当地步。
这是一股世界性潮流，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从不同角度都感受到了它的存在、蔓延的广度和深度。
有人为此拍手称快，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音乐”，有的则认为这种音乐格调不高，其中有些庸俗之作与现实生活相差甚远，有的则认为这是“黄祸蔓延”而对此大批特批。
“通俗音乐”，也叫“流行音乐”，是一种轻松活泼、短小单纯而富有节奏性并具有独特风格的音乐形式。
由于它的内容大多取材于人们日常生活，其表现手法和风格比较自由又富于变化，结构和织体比较短小精练又具有很强的即兴性，演唱上口语化，以情为主，音域不宽，节奏性强烈和以情为主等特点，再加上用现代电子工业高度发展的产物——电声乐器甚至是电子合成器、电子音乐以及其它特殊的音响和复合音响作为伴奏乐器，使之成为在世界范围内一种受到普遍欢迎的歌曲创作和演唱形式。
“流行音乐”就其形式和体裁而言，80年代前后在中国出现应无可非议。
但当大潮涌来，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精华与糟粕俱存，与古典、传统音乐曾经历过历史检验不一样，来不及让历史去进行推敲，很难从整体上把其形式和体裁作以定论，所以应根据具体作品来进行区分，而不应一概定为“黄祸”。
早在本世纪30年代前后，由黎锦晖等音乐家把这种音乐形式引进中国，曾在中国流行，并在当时都市音乐生活中存在。
但在当时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它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显得格格不入，有些歌曲甚至还起到了很大消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这种音乐形式也几乎处于“绝迹”的境况。
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的贯彻实施，国门被打开，沉寂了几十年的“流行歌曲”乐坛也开始复苏。
首先是港、台“校园歌曲”和“时代曲”的涌入，形成了对中国“通俗歌曲”兴起的强烈冲击和刺激，并把《乡间小路》、《赤足走在田埂上》、《外婆的澎湖湾》和《小城的故事》等歌曲以及台湾歌星邓丽君演唱的卡式录音带给了大陆，为年轻人带来了低缓轻柔的旋律和明快的节奏。
这对于刚从“文革”的恶梦中醒来，听惯了“高、强、响、快”式的“文革”歌曲的中国大陆人来说，无疑是清新抒畅的。
这些歌曲对中国80年代歌曲创作和其它音乐创作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配器成为日后中国不少音乐工作者创作可借鉴的有声教材，邓丽君的声音也影响了大陆许多歌星，成为摹仿的典范。
80年代前后出现的几部电影中的插曲，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电影《甜蜜的事业》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电影《小花》插曲）、《太阳岛上》（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插曲）等优秀歌曲，虽然是抒情歌曲，但也确实具有通俗音乐的品格，为后来中国的通俗歌曲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由于这些歌曲通过电影和电视等传播煤介推向社会，立即受到了广泛欢迎。
不仅如此，这种音乐形式也成为后来中国电影、电视音乐创作效仿的格局和模式。
中国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朱逢博、于淑珍、关牧村等对这一新形式歌曲的出现给予了热情支持，同时在对用通俗唱法与民族、美声唱法的结合等方面也进行的探索，也为后来中国通俗音乐大潮的出现起到了奠基作用。
但是，这股大潮来的太猛烈了，人们对它的到来没有来得及作迎接的准备，以至于谁也没有想到：在短短的几年间，中国音乐舞台几乎全部被通俗音乐占领。
因此，困惑、耽心和不理解也随之出现，有的人甚至惊呼“‘黄祸’又要来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一批专业作曲家认为中国必须有自己的通俗音乐，并开始进行创作尝试。
1979年底，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联合举办的“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所评出的15首优秀歌曲，对推动中国的通俗音乐走向兴旺起了很大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音乐茶座”的出现以及各种音像公司的建立，更为这一大潮的到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一时期出现的《乡恋》（马靖华词，张丕基曲）拉开了通俗歌曲全方位展示的序幕。
接着，《军港之夜》（马金星词，刘诗召曲）、《大海啊，故乡》（王立平词曲）、《请到天涯海角来》（郑南词，徐东蔚曲）等以其轻松、抒情的风格登上中国歌坛，在通俗歌坛上掀起了一个高潮。
到80年代中期，由世界著名歌星演唱的《我们同属一个世界》和《明天会更好》的大型演唱会，以及1986年举办的“中国青年首届民歌通俗歌曲大选赛”，把中国的通俗音乐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到这一时期，通俗音乐在题材上已不再是以单一的爱情题材为主，而是朝着多元题材和形式发展。
特别是1986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献给“国际和平年”的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上推出的以世界和平为主题的通俗歌曲《让世界充满爱》（陈哲等词，郭峰曲），使通俗歌曲从此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的音乐舞台。
到这时，“通俗唱法”已成为与“民族唱法”、“美声唱法”相提并论的一种唱法。
《让世界充满爱》是一首以世界和平这一现实生活中重大题材为主题的歌曲。
全曲由三个对比性段落组成，结构庞大，口语化的歌词亲切动听，朴实自然，加上易于上口的旋律和轻松活泼的节奏，以及不拘形式的演唱方式，不仅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同时也显示了通俗音乐旺盛生命力和中国通俗歌坛的创作、演唱实力。
1986年以后的几年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通俗音乐的创作也异常活跃，以《一无所有》为代表的具有中国“摇滚”风格的音乐出现，使通俗歌坛又异常活跃起来。
虽然《一无所有》具有明显的西方痕迹，但其中国风格鲜明，充满了中国西北高原那种苍劲悲凉韵味。
紧接着，《信天游》（刘志文、侯德健词，解承强曲）、《黄土高坡》（陈哲词，苏越曲）、《心中的太阳》（李文歧词，李黎夫曲）等在中国通俗歌坛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西北风”。
这股“西北风”以其粗犷、豪放、略带有悲凉的音调，表现了居住在黄土高原的人们那坦诚、直率的性格。
随着通俗歌曲“西北风”的出现，又出现了“南国风”、“东北风”等。
这些歌曲把通俗音乐与中国各地（包括一部分少数民族）的音乐相结合，使中国的通俗音乐摆脱了港、台歌曲的创作风格和前一阶段那种柔媚纤弱的歌风，并逐步与民间音乐相结合，形成了具有独特个性的中国通俗音乐风格。
1990年在北京举办的“亚运会”以《亚洲雄风》为主题标志的一系列歌曲向世人表明，中国的通俗音乐已趋向成熟。
纵观从80年代前后出现“通俗音乐”大潮的涌起，从中可以看出，这是商品经济所带来的一种世界性文化现象。
历史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一种文化现象充满活力与生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而无暇对其进行冷静地考证它的来龙与去脉，更无暇对其内含意蕴进行必要思索；当这种文化现象开始或已经退出人们的生活领域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对其进行研究和思索，但到这时，这种文化现象所带给人们那种实际、丰富的体验和感受已经没有了，留下的只是抽象的感受和经验。
从80年代前后开始到进入90年代，通俗音乐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在这十多年中，通俗音乐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勃兴，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严肃音乐与传统音乐，但严肃音乐和传统音乐经过了长期的历史积淀和检验，才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和组成部分的，所以，它的生命力相对来说是长久的。
同任何事物一样，有勃兴就会有萎顿，通俗音乐也不可能永远站在高峰中，在新的时期必然还会有新的音乐形式来取代它，这是历史的必然。
但通俗音乐创作所蕴含的内容、风格、体裁应该是多方位的，只要中国的音乐工作者把自己的立足点踏在中华民族的民族民间音乐土壤之中，广泛地向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学习，就一定能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繁荣中国的音乐文化事业。
2、合唱音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合唱音乐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新发展，并在中国众多作曲家的努力下逐渐形成了中国自己的合唱音乐传统与风格，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合唱音乐由于其结构复杂，具有交响性，善于表现深刻的题材和内容，一直是作曲家们长于运用的一种创作体裁，同时也是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音乐文化水准的一种艺术。
五、六十年代，随着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和音乐表演艺术事业的发展，合唱艺术及其创作有了一定物质基础和条件，并在长期艺术实践中，使其创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形式、风格也更加丰富多样。
许多作品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浓郁的民族色彩、强烈的生活气息和动人的音乐形象，表现出较高艺术水平，一部分作品走上了世界舞台。
如《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魏风词，罗宗贤、时乐濛曲）、《江上的歌》（放平词、郑律成曲）、《森林啊，绿色的海洋》（金帆词，陈田鹤曲）、《祖国颂》（乔羽词、刘炽曲）、《幸福河大合唱》（肖白词、肖白、王强曲）、《飞虎山大合唱》（管桦词、张文纲曲）、《红军根据地大合唱》（金帆词、瞿希贤曲）、《英雄的诗篇》（词、朱践耳曲）和《红军不怕远征难》（简称《长征组歌》，萧华词、晨耕、生茂、唐诃、遇秋曲）等。
《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是建国后不久流传最广的一部单乐章大合唱，创作于1951年，这部单乐章合唱描写了建国初期人民解放军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进军路上与大渡河的激流进行搏斗的英雄气概和战斗精神。
在这部作品的第二部分，作者以川江号子的音调为基本素材，以领唱与合唱对答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人民子弟兵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江上的歌》和《森林啊，绿色的海洋》也是这一时期优秀合唱作品。
前者虽然也以川江号子作为基本素材，但与《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中的川江号子不同。
在这里，曲作者所采用的是川江上悠扬的劳动呼声，抒发和刻画了劳动人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的开阔胸怀；而后者则完全摒弃了以音乐作任何状物的描绘，自始至终以明朗的笔调深情地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在合唱技巧、声部色彩的对比、情绪的转换、模仿复调的运用以及曲式结构的完整严谨等方面，都别具匠心，独树一帜。
在五、六十年代的合唱作品中，广大作曲家还以中国的民歌和少数民族音乐的音调为基础或素材来反映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性格。
在这些作品中，作曲家们以各具特色的音乐语言和概括性的艺术构思，加上对位化和声的合唱编配，使合唱这一外来音乐体裁在中国出现了质朴、清新的音乐风格，富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合唱艺术作出了许多大胆尝试。
如程云根据苗族民歌改编的混声合唱《炉边歌唱毛主席》、麦丁根据撒尼族民歌改编的混声合唱《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罗忠熔根据彝族民歌改编的《阿细跳月》、杨嘉仁根据新疆民歌改编的《半个月亮爬上来》和瞿希贤根据东蒙民歌《牧歌》所改编的无伴奏合唱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好作品。
小合唱《牧歌》《牧歌》是中国东蒙昭乌达盟地区一首长调民歌。
这首民歌曲调绵长、柔美、舒展、自由，经作曲家瞿希贤改编成无伴奏合唱后更具艺术魅力，已成为中国现代合唱音乐文献中得到国内外听众和音乐界一致好评和欢迎的曲目。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一批根据汉族民歌、方言特点改编的合唱曲，在人民群众中间也颇有影响。
如王方亮根据陕北民歌改编的合唱《兰花花》、《三十里铺》、《信天游》、《红军哥哥回来了》等。
1965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30周年而产生了由10个乐章组成的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萧华词，晨耕等曲。
原诗作共12首，作曲者选取了其中的10首），是建国后一部成功的大型史诗性作品。
8月1日在北京首演后，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广泛欢迎。
作品用严谨的格律，清新的词意，鲜明的形象，浓郁的民间色彩，和富有感染力的音乐，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10个乐章分别是：①《告别》（混声合唱）；②《突破封锁线》（二部合唱与轮唱）；③《遵义会议放光辉》（女声二重唱）；④《四渡赤水显奇兵》（男女声独唱与合唱）；⑤《飞越大渡河》（混声合唱）；⑥《过雪山草地》（男高音独唱与合唱）；⑦《到吴起镇》（齐唱与二部合唱）；⑧《祝捷》（男声独唱与合唱）；⑨《报喜》（女声独唱与合唱）；⑩《大会师》（混声合唱）。
这10个乐章把红军在长征中10个不同的战斗生活画面环环相扣地结合在一起，生动地描绘了长征这一举世闻名的壮阔图景，展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英雄性格，塑造了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是一部史诗性和抒情性相结合，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结合，形式新颖、风格独特、民族性极强的大型声乐套曲。
在“文化大革命”中，合唱艺术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与其它音乐创作一样，处于一种同样境地。
1971年，政治形势开始有些松动，出现了像《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陕西文艺工作者集体重新填词和改编）等合唱歌曲。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虽然其合唱手法比较简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部合唱以其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高亢、清丽的陕北民歌旋律，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反响。
此外，像《三湾来了毛委员》（山樵编词，焕之、颂刚编曲）、《浏阳河》（徐叔华词、湖南省文工团歌舞队改词编曲）等也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文革”中出现的合唱作品中，以田丰《为毛主席诗词谱曲五首》的大合唱格外引人注目。
这部把的五首诗词——①《沁园春·雪》、②《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③《忆秦娥·娄山关》、④《清平乐·六盘山》、⑤《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组成的合唱，气势雄伟， 带有很强烈的史诗性和戏剧性。
作者在合唱中成功地运用了交响乐队的烘托作用和京剧音乐的组织结构及唱腔特点，以其丰富的合唱技巧形象地体现了这五首诗词的意境和诗人博大胸怀。
其中的《沁园春·雪》、《忆秦娥·娄山关》和《清平乐·六盘山》写得尤为成功和出色。
在“文革”中被奉为“革命样板戏”的交响音乐《沙家浜》以及后来出现的交响乐《智取威虎山》，实际上都是一种大型清唱剧形式。
中国民歌的主要形式并举例说明
中国民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诗歌创民歌民间歌谣，属于民间中的一种形式，能够歌唱或吟诵，多为韵文。
中国民歌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体裁的一种，是人民群众在生活实践中经过广泛的口头传唱，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歌曲艺术我国民歌有着悠久的传统，远在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搬运、祭祀、娱神、仪式、求偶等活动中开始了他们的歌唱。
由于民歌是劳动人民的歌，劳动人民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被人看不起的，他们的歌也就遭受到同样的命运。
甚至在元、明、清三代屡遭帝令禁唱。
有关它的历史很少有文字记载。
从出土文物考察，有关古代乐器的较多，而歌唱活动的较少。
青海大通县出土的那个有歌舞图像的陶盆实在非常宝贵，它显示的是六千年前母系社会的图腾崇拜歌舞活动。
在原始时期歌与舞是结合在一起的。
直至今天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保持歌舞不分的古老传统。
古代有文字记载的《淮南子》这本书上，曾提到古人抬木头时唱着劳动号子，可见早期民歌与劳动紧密相连。
从兄弟民族来看，如阴山岩画上的歌舞图像、瑶族的《盘王歌》、苗族的《古歌》、满族的《萨满调》等，又可看出原始民歌与巫等原始宗教活动有关。
概述我国各民族的民间歌谣蕴藏极其丰富，从《诗经》里的《国风》到解放后搜集出版的各种民歌选集，数量是相当多的。
至于当今仍流传于民间的传统歌谣和新民歌，更是浩如烟海，这些民歌就形式而言，汉族的除厂民谣、儿歌、四句头山歌和各种劳动号子之外，还有“信天游”、“爬山歌”、“赶五句”以及“四季歌”、“五更调”、“十二月”。
“十枝花”、“盘歌”等备具特色的多种样式。
至于像藏族的“鲁”、“协”，壮族的“欢”，白族的“白曲”，回族的“花儿”，苗族的“飞歌”，侗族的“大歌”，布依族的“笔管歌”，瑶族的“香哩歌”等，都各具独特的形式。
就风格而言，苗歌瑶歌古朴浑厚，藏歌傣歌光丽优美。
蒙古族民歌健朗悠扬，鄂伦春族民歌则粗犷有力。
同是“花儿”，保安族和东乡族的韵味不同，宁夏和青海的也各有异。
同是汉族民歌，北方的以豪放见长，南方的则比较委婉。
民歌的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按民歌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六类，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情歌、儿歌、生活歌。
我国民歌有几种体裁和形式
1、民曲的定义 民间歌曲是相对作歌曲而言的概念，如间音乐是相对于专业创作音乐的概念。
民间歌曲简称民歌，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和劳动中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歌曲。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民歌以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方式生存于民间，并在流传过程中持续不断地经受着人民群众集体的筛选、改造、加工和提炼。
因此，流传至今的民歌集结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民群众集体的智慧和情感体验，日臻完美，成为人民群众思想情感表达的结晶。
民间歌曲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早形成的音乐形式，并由此孕育出其他民间音乐体裁以及专业音乐形式。
可以说，民间歌曲是一切音乐艺术的基础。
2、民间歌曲的多功能性 除了娱乐作用外，民间歌曲还具有如下多种社会功能： 1、 教育与传承功用。
我国一些少数民族，流传着歌唱长篇叙事诗、历史诗的民歌，其中记载了人类的起源、民族的发展与变迁、英雄史诗、生产生活和礼仪知识等内容。
2、 人生礼仪功用。
在诞生、成年、婚姻和死亡四个人生的重要阶段，民间歌曲常伴随礼仪活动，成为其中重要的程序。
3、 祭祀与驱邪功用。
一些民族常在由巫师、神婆主持的祭祀、驱邪仪式中歌唱。
4、 交际功用。
包括恋爱、交流、送往迎来和对歌斗智等，常在传统歌唱节日或日常生活中歌唱。
5、表达人民的心声。
民歌是劳动人民心声的代言者，许多传统民歌表达了人民对旧时代不合理制度的反抗。
3、少数民族历史诗和英雄史诗 在我国一些民族中，流传着歌唱历史诗的民歌，例如彝族的《梅葛》、苗族的《古歌》、瑶族的《盘王歌》、哈尼族的《开天辟地歌》、景颇族的《木瑙斋瓦》、独龙族的《创世纪》，等等。
这些民歌记述了有关宇宙和人类起源的古代神话和传说，以及先民对一些自然现象的认识等。
这些歌曲多在节日、祭祀或婚丧仪式中由巫师或德高望重的老人主唱，气氛肃穆。
其曲调接近口语，吟诵性较强；歌词篇幅长大，有的长达数万行，需要数小时甚至几天才能唱完。
英雄史诗是在民歌民谣和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神话产生的稍晚些。
英雄史诗描写氏族、部落和民族在形成过程中发生的战争，以及战争中英雄人物所创造的业绩。
例如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傣族的《召树屯》等。
4、传统歌唱节日 我国许多民族有自己的传统歌唱节日，例如壮族的歌墟、苗族的游方、仫佬族的走坡、西北地区土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及汉族的花儿会，等等。
在节日的那一天，成百上千名青年男女聚集到专设的户外歌场嬉戏和对歌，一方面展示自己的才华，另一方面在对歌活动中寻找情投意合的异性伴侣。
5、唐代曲子 唐代曲子出于原始民歌，但又脱离了民歌的原始形态。
它是人们在众多流传的民歌中，挑选出来的特别受到喜爱的曲调。
人们对这些曲调进行了更多的加工和改编，为其填入多种唱词，在演唱上也精心处理。
到了宋代，这些曲子更加深入人心，成为戏曲、说唱等多种民间音乐形式的构成基础。
当时的文人们也竞相模仿曲子的形式写作歌词，成为词牌。
唐代曲子的这种由原始民歌发展、变异，又被戏曲、说唱音乐吸收的途径，与明清后的民歌时调相类似。
6、民歌的体裁 我国汉族民歌有多种分类方法，民歌的体裁划分是其中一种以音乐的艺术样式分类的方法。
这种分类方法将汉族民歌主要划分为劳动号子、山歌、小调三类。
民歌体裁的形成与不同的生活和劳动场景有关，这些背景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民歌各种体裁的基本表现方法和艺术特征。
例如劳动的强度和节奏使劳动号子形成了坚定、有力的性格；田野、山间的广阔使歌唱者为了山歌的远传而把音区提高、节奏拉宽；城市内或者室内的歌唱，以及有乐器伴奏相随，使小调的歌唱节奏较规范；艺人的职业性演唱使小调的行腔较细腻。
但另一方面，民歌体裁的实际应用，又不完全受生活和劳动场景的制约，人们经常在相同的生活、劳动场合中歌唱不同体裁的民歌，作为劳动过程的调剂，丰富文化生活。
7、劳动号子 劳动号子是产生并应用于劳动的民间歌曲，具有协调与指挥劳动的实际功用。
在劳动过程中，尤其是集体协作性较强的劳动，为了统一步伐，调节呼吸，释放身体负重的压力，劳动者常常发出吆喝或呼号。
这些吆喝、呼号声逐渐被劳动人民美化，发展为歌曲的形式。
从最初劳动中简单的、有节奏的呼号，发展为有丰富内容的歌词、有完整曲调的歌曲形式，劳动号子体现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并通过劳动号子表现出劳动人民的乐观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8、劳动号子的双重功用 劳动号子的双重功用即实际功用和艺术表现功用。
在劳动中，劳动号子的双重功用表现在：一方面，它可以鼓舞精神，调节情绪，组织和指挥集体劳动；另一方面，它也具有一定的艺术表现价值。
这二者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排斥的，劳动的强度越大，对劳动号子音乐表现的制约也就越大。
反之，劳动强度较小，劳动号子的歌唱者就可以有较大的余力去斟酌和发挥劳动号子音乐的艺术表现。
9、劳动号子的种类 劳动号子主要有以下几类： （1） 搬运号子，在装卸、扛抬、挑担、推车等劳动中歌唱； （2） 工程号子，在打夯、打硪、伐木、采石等劳动中歌唱； （3） 农事号子，在农业劳动中歌唱，如打麦、舂米、车水、薅草等。
（4） 船渔号子，伴随水运、打渔、船务等劳动。
10、律动性 律动性是劳动号子音乐中的典型节奏形态，也是劳动号子音乐的主要特点之一。
劳动动作的不断重复及其节奏感，赋予劳动号子节奏的律动性。
所谓律动性，是指号子音乐中常常出现的某种较固定的、周期反复的节奏型。
这些律动单位不仅时值大致相同，而且常常有相对统一的旋律材料安排。
劳动号子的节奏律动型大致有三类： 1、 长律，律动单位的长度一般相当于一个乐句； 2、 平律，律动单位的长度一般相当于一个乐节； 3、 短律，一般一拍为一个律动单位。
11、一领众和 一领众和是劳动号子音乐的另一主要特点。
劳动号子的歌唱形式有独唱、对唱、齐唱等，但一领众和是最常见、最典型的歌唱方式。
领唱者往往就是集体劳动的指挥者。
领唱部分常常是唱词的主要陈述部分，其音乐比较灵活、自由，曲调和唱词常有即兴变化，旋律常上扬，或比较高亢嘹亮，有呼唤、号召的特点；和唱的部分大多是衬词或重复领唱中的片段唱词，音乐较固定，变化少，节奏型强，常使用同一乐汇或同一节奏型的重复进行。
劳动号子歌唱中的一领众和主要有三种类型：1、交替呼应式；2、重迭式；3、综合式。
12、山歌 山歌是劳动人民自由抒发情感的民歌种类。
传统山歌中最常见的内容是爱情和苦难。
山歌常在户外歌唱，曲调多高亢、嘹亮，节奏多自由、悠长，歌词多为即兴创作。
山歌的歌词具有纯朴的情感、大胆的想象和巧妙的比喻等特点，生动鲜活，真切感人。
山歌往往在音乐的一开始处便出现全曲的最高音，感情充沛，表达强烈。
在高音区，山歌还常常会有自由延长音。
有的山歌因音域较高而使用假声或真假声结合的歌唱方法。
13、山歌的歌种 山歌的歌种是不同地区民间对本地山歌的独特称谓，例如陕北的信天游，山西的山曲，内蒙古的爬山调，青海、甘肃等地的花儿、少年，湖北的赶五句，四川的晨歌，安徽的挣颈红，等等。
14、头尾齐、两担水、折断腰 头尾齐、两担水和折断腰是流行在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山歌花儿的歌词结构形式。
花儿唱词的结构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头尾齐式，由4句唱词、即两对上下句组成，每句字数大体一致，但上下句唱词的词组结构在节奏上形成相互交错的效果，单数字或词组与双数词组相对；第二种歌词结构形式被当地群众形象地称为两担水或折断腰，是六句式的结构，也就是在头尾齐式的每对上下句之间，加进一个3至5字的半截句，不仅增加了歌词的容量，而且节奏富于变化，念起来朗朗上口。
15、加垛 加垛是民歌中经常使用的手法。
垛句一般为密集型节奏，常常一字一音，旋律性不强，节奏上处理得整齐一致，顿挫有力，类似于朗诵式的数板。
垛句不追求旋律的起伏变化，而是突出节奏的动感。
垛句常常插在民歌乐段的中间，其铿锵整齐的节奏与前后舒展悠扬的旋律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又扩展了词句的容量。
垛句还有为其后的舒展旋律重新积蓄动力的作用。
加垛又写作夹垛。
它是民歌乐段结构之外增加的部分，同时它又常常夹在一个段落的中间。
16、连八句 连八句又写作联八句，是一种山歌的结构类型，流行在四川和陕西南部地区。
其结构形式为：前后是两个上下句乐段，第二个乐段是第一个乐段的反复或变化反复；中间插入一段数板性质的部分，节奏比前后两个乐段相对密集，句幅紧凑。
全曲一共8句。
有的连八句的中段构成完整的4句乐段，便形成了带再现的三部曲式结构。
17、五句子歌 五句子歌也是山歌的一种结构类型，流行在四川、湖北、湖南和陕西南部等地区。
它的结构形式是：第1、2句是一个上下句的对应式乐段，第4、5句是第1、2句的反复或变化反复，中间的第3句或是第1句的变尾（即乐句的尾部发生变化），或是第1、第2乐句的综合（比较常见的是第1句的头加第2句的尾），或者使用新的材料。
同时，第3句的落音常为调式主音，有时是调式主音的上、下二度音或四度音。
这样，五句子歌的落音就形成了如下的规律：五度音-主音-主音（或二度音、四度音）--五度音-主音。
18、山歌的自由节奏 自由、悠长的节奏形态是典型山歌体裁的特征，它主要表现在两个互相依存的方面。
第一，在陈述唱词的部分，山歌音乐的节奏接近自然语言的节奏，目的是直接而清楚地说出心中的话；第二，在唱词的词组或句读（dòu）的后面，也就是旋律的乐节或乐句的尾部，山歌常常出现自由延长音，为的是尽情抒发心中的慨叹。
唱词陈述部分有规律的密集型节奏，与感情咏叹时的自由延长音形成了密集与宽放、规律与自由的鲜明对比，并且由于二者频繁而多样化的交替，丰富了山歌的节奏布局，强化了山歌音乐的表现力。
19、小调 小调又被称为小曲、俗曲等，是在农村和城市集镇上广泛流传的民间歌曲。
与劳动号子和山歌不同之处有： 1、小调的流传和发展，反映了城市和乡村音乐文化的交互影响和密切联系。
小调的流传遍及城乡不同阶层，并有广泛的社会阶层直接或简介参与创作与加工； 2、小调有固定的唱词和唱本； 3、除了一般群众外，小调有职业和半职业艺人在热闹的公共场所进行商业性演唱，并常有乐器伴奏。
小调常用四季、五更、十二月等形式连缀为多段分节歌。
其曲调旋律性强，节奏、结构 规整匀称，艺术手法比较丰富多样，情感的表达比较委婉，寄抒情于叙事之中。
20、民歌中的对应式两句体及其变化形式 民歌中的所谓对应式结构，即两个乐句构成的乐段，又叫上下句。
这两个乐句相互应答，相互补充，共同表达一个音乐内容。
在对应式的两句体结构中，上下句的句尾落音常常构成四、五度的关系。
北方山歌大多是对应式的两句体结构，例如陕北的信天游、山西的山曲、甘肃和青海等地的花儿等。
南方山歌则常见四句结构，它们也与两句体结构有密切关系。
有的是两句体的重复或稍加变化的重复，有的第3句变化大些。
湖南、湖北、四川、陕西南部流行的五句子歌和连八句，也是以两句体结构为基础的。
小调中也多有对应式两句体乐段，同时还有这种乐段的变化发展形态。
例如一个上下句结构再加它们的变化反复，形成四句体对应式结构；一个上句两个下句的结构；两个上句一个下句的结构等。
21、民歌中的起承转合式乐段及其变化形式 民歌中的起承转合式乐段主要有如下特征： 1、 落音：第2、第4句句尾落音相同，第1句与第2、第4句的句尾落音为四、五度的对应关系，第3句落音与其他各句均不同； 2、 旋律：第2、第4句之间或是重复（包括变化重复）的关系，或者有某些相同或相似的音调。
第3句在旋律线、节奏等方面与前后乐句形成一定的对比关系。
山歌中即有起承转合式乐段，例如江浙的徵调式山歌。
小调中这种结构更加多见，还有 这种结构的变化发展形式。
22、民歌的流变 民歌的流传变异情况十分普遍，在各个类别中均广泛存在。
在小调的时调中，流变表现得更加突出，包括：地域性变异、情感渲染性变异、表现功能拓宽性变异、体裁交叉渗透性变异等。
这些变异类别具体表现在音乐中，有如下手法： 1、 加花； 2、 减缩； 3、 扩展； 4、 改变音乐结构； 5、 改变调式或调性； 6、 改变体裁或不同体裁之间相互渗透等。
23、时调 时调是小调类民歌中发展得最为规范和成熟的类型。
它有如下特点： 1、 流传时间悠久，传唱范围十分广泛。
2、 不仅有一般群众歌唱，还有职业或半职业艺人在热闹的公共场所进行商业性演唱。
3、 由于流传的时间久，范围广，同一首时调多具有多种歌词内容。
为适应不同的题材、 不同的音乐性格和不同的地方风格，时调在基本旋律框架大体稳定的基础上，以音乐的其他因素的变化予以调整和适应。
有些时调的变体变化更大些。
因此一首时调往往具有弹性的表现功能。
4、由于艺人的商业性演唱，为争取效益，艺人下工夫对时调进行加工改造，使其具有严谨规整的结构，变化丰富的节奏和音调，细致讲究的润腔等。
5、由于上述原因，时调常被戏曲、说唱及民间器乐吸收，成为曲牌。
24、长调和短调 长调和短调是蒙古族民歌的传统体裁分类。
长调民歌是反映蒙古族游牧生活的牧歌式体 裁，有较长大的篇幅，节奏自由，气息宽广，情感深沉，并有独特而细腻的颤音装饰。
短调民歌篇幅较短小，曲调紧凑，节奏整齐、鲜明，音域相对窄一些。
不论是长调民歌或短调民歌，都有大量蒙古族音乐中具有特征意义的大跳音程。
25、哈萨克族弹唱歌曲 弹唱歌曲是哈萨克族民歌演唱的形式之一，以哈萨克族弹拨乐器冬不拉为伴奏，由歌唱 者自弹自唱。
弹唱歌曲无固定歌词，由歌手即兴编唱。
其曲调篇幅较长大，音乐结构不很规整，节奏比较复杂，常使用以3\\\/8拍为主的混合节拍，曲调的语言性、叙述性较强。
26、中立音 中立音又叫做3\\\/4音或活音，是维吾尔族音乐中典型的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的特征之一。
由于历史发展过程的复杂性，维吾尔族民歌囊括了世界上三大音乐体系，即：中国音乐体系、欧洲音乐体系和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
其中，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是其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音乐体系。
中立音比通常的全音升高或降低1\\\/4，同时又在1\\\/4-2\\\/4全音的范围内上下游移。
27、藏族酒歌 藏族酒歌是喝酒、敬酒时唱的民间歌曲，有时伴随简单的舞蹈动作，是藏族城乡人民非常喜爱的艺术形式。
每逢传统节日、亲友聚会或举行婚礼时，人们以辈分大小为序围坐在藏式方桌旁。
斟酒人一般由妇女担当，按年龄大小轮流给每人斟酒，并载歌载舞。
饮酒人则要 按照歌声和词意依次完成接酒杯、用无名指向天上弹酒三下、喝三口酒、干杯等程序。
28、四大腔 四大腔产生于云南彝族的尼苏支系中，是与青年男女传统风俗性社交和爱情活动紧密相连的民间套曲形式。
这种风俗性活动被尼苏人称为吃火草烟，一般是傍晚在郊外、庙宇、祖祠或村头公房内举行，共有三项内容：款白话、对唱曲子、跳弦。
其中对唱的曲子，即四大腔。
四大腔是《海菜腔》、《山药腔》、《四腔》和《五山腔》的总称，分别流传于尼苏人居住地的四个区域，是四种不同的声腔和套曲形式，具有篇幅长大、结构严谨、曲调深沉、演唱技巧较高等特点。
29、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 从目前收集的资料看，我国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更多集中在南方，例如壮族、侗族、毛南族、土家族、苗族、瑶族、畲族、彝族、纳西族、高山族等等。
多声部民歌主要产生于传统的群体劳动和群体风俗性聚会（如歌会、祭舞、伴嫁等）中。
这些多声部民歌的织体结构，有轮唱式、主旋律与模仿旋律相结合式、持续低音或固定音型与主旋律相结合式、支声旋律与主旋律相结合式，以及和声式和对位式五类。
30、呼麦 呼麦是蒙古族民歌中一种特殊的多声部唱法，即由一个人同时唱出两个声部。
在声带持续发出实音的同时，通过气息的冲击再发出高声部泛音，并调整气息使泛音形成旋律，实音则为持续低音。
技巧高潮的呼麦歌唱家，可以在自己发出的持续低音的基础上，同时唱出旋律优美、润腔丰富的泛音曲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