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知识讲座主持词 消防安全讲座主持词 消防工作会议主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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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禁烟主题班会主持稿
甲：给大山种一首诗歌，给小鸟种一片欢乐乙：给白云种一份留恋，给阳光种一份柔和合：青春的花季，拒绝香烟。
甲：给河流种一片碧波，给大地种一份肥沃乙：给春天种一份生机，给祖国种一份祥和合：青春花季，拒绝香烟。
甲：下面我宣布1205《青春无烟更靓丽》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乙：下面请大家看一条小宣传片。
事，一边唱着“早起一支烟，舒坦大半天；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睡前一支烟，梦里乐无边”，一边吸食起了香烟。
还有的同学认为吸烟是有风度的表现，是成熟的气质。
其实，吸烟并不会让我们看起来成熟，更不能让我们获得成功。
我们最好的、最受同学们喜欢的形象，不是吸烟时的模样。
而是运动场上，意气风发、英姿飒爽的形象；是竞赛场上，沉着冷静、机智对答的形象；是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的形象。
乙：下面让我们进入第一章 《现状堪忧，心里复杂》 甲：我们通过上网查询了解到：学生吸烟率为22.5%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对天津、山东、重庆、广东4个省市的200所中学的11957名13岁~15岁的中学生进行了青少年与烟草使用状况的调查，结果是：现在我国中学生初次吸烟的年龄是10.7岁，比六七十年代的调查结果早了2.3岁。
中国20%以上的初中生尝试过吸烟，其中32.5%的男生和13%的女生尝试过吸烟，总吸烟率为22.5%，其中超过一半的学生说他们在1周内至少有1天会吸烟。
[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青少年吸烟情况这么严重呢
有谁愿意赌一下。
请看一下青少年吸烟心理解剖。
甲：因此，针对青少年的吸烟心理活动特点，“有的放矢”帮助他们戒烟很有必要。
乙：下面让我们进入第二章《吸烟有害，远离吸烟》甲：了解了青少年吸烟的现状和心理根源，我们再来看看吸烟，尤其是青少年吸烟的害处。
请看大屏幕乙：吸烟对我们青少年有很大的危害，吸烟可以导致我们1、味觉和嗅觉功能紊乱。
2、消化系统易出现溃疡和功能紊乱。
红十字会管理制度
红十字会各项规章制度会议制度一、每2年召开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理事会，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
参加对象：会员代表。
二、每年召开一次理事会，根据需要选举会长,增补、更换理事；制定工作规划；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参加对象：全体理事成员。
三、根据需要随时召开工作会议，安排布置一段时间的工作任务，总结经验；参加对象：常务理事。
会员登记制度一、本人提出书面申请二、单位红十字会审批三、报上级红十字会备案四、进行必要的相关知识培训五、举行入会宣誓仪式六、登记造册，发给会员证七、按时收缴会费八、及时给予办理会员转会手续会费管理制度一、根据《厦门市红十字会会费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加强会费的收缴、使用与管理并坚持取之有度、用之得当的原则。
二、学校红十字会负责收缴个人会员会费和团体会员会费，个人会费的20％缴纳上一级红十字会，80％留本级红十字会。
团体会员会费全数上缴上级红十字会。
三、个人会员的会费标准：成人会员年度会费不超过10元；青少年会员年度会费一般为2元。
四、团体会员的会费标准按《厦门市红十字会会费管理实施细则》上交上一级红十字会。
五、个人会员自愿缴纳会费超过年度会费标准的，应予以鼓励，并视情况给予表扬或奖励。
六、个人会员会费由个人负担。
团体会员会费，从单位管理费或自有资金中开支。
七、会费用于开展与红十字会宗旨相一致的各项活动，不得挪作他用。
八、会费使用须经学校红十字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集体研究决定。
九、设专人负责会费收缴、使用与管理工作，建立收支明细账目。
每年将会费收支情况向理事会报告。
十、主动接受上级红十字会的监督检查。
学习培训制度一、每届理事会的理事在任期内必须进行至少一次红十字运动的知识学习和培训。
二、新会员入会时必须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和培训。
三、具体负责红十字会工作的秘书长或专干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的学习和培训。
四、学校的救护组织成员每学期必须进行一次相关知识的培训和演练。
五、学校要组织红十字志愿服务者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
六、学生每学年应接受不少于10个小时的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宣传、培养自救互救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学习和培训，达到了解红十字会的性质，增强自我保护和关心他人、关爱生命意识的目的。
社会服务制度一、学校红十字会积极发动会员参与社会服务活动，每学期不少于四次。
二、广泛宣传参与社会服务活动的目地、意义，培养学生会员树立乐于奉献、助人为乐的精神，使会员自觉参与社会志愿服务活动。
三、开展社会服务活动，要有针对性，可以结合各种纪念日开展适合学生特点的活动。
四、组织活动要严密，要有计划有部署有小结，保证效果。
档案管理制度一、红十字工作的各种文字、音像、图片等资料及时按时间顺序保存并分类归案，指定专人负责。
二、档案的借阅、使用应登记。
三、要有专用的档案柜，要防火、防潮、防虫蛀。
四、变动时应及时做好移交工作。
宣传制度一、学校红十字会应广泛宣传国际红十字运动知识，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宣传活动。
二、每年至少一次对全体会员进行知识宣传，让每个会员对红十字运动有初步的了解。
三、利用国旗下讲话、小广播、宣传栏、板报、卫生课等形式对学生进行艾滋病预防、远离毒品、远离烟草等知识的宣传教育。
四、学校要有专门的红十字知识宣传栏，每月出一期宣传报。
五、积极向市红十字会投稿，每学期不少于二篇。
评优制度一、学校红十字会要结合学校每年的总结进行一次评优活动。
二、个人一次捐款超过500元者，应报上级红十字会进行表彰。
三、班级红十字活动搞得好，有特色，成效突出的可评为先进小组。
四、对红十字工作认真负责，积极参与各项红十字活动，圆满完成工作任务，成绩突出者，可评为先进工作者。
五、理事会健全、领导重视、工作主动、红十字活动气氛浓，各项工作指标达到要求的可推荐上报评选先进单位。
辩论的要素有哪些
辩论的要素：一场辩论，必须包括三个要素，这就是辩题、辩论规则、辩论人，这里，我们通过辩论与演讲的比较来分析这些要素。
演讲赛也是一种智力的竞技运动，从比赛的进行形式看，我们可以把演讲看成是表演式的智力竞技运动，而辩论是对抗式的智力竞技运动。
【辩题】 辩题是辩论的中心，整场辩论都是围绕辩题进行的。
无论辩论赛还是演讲赛，题目都是事先确定的，通常由比赛的组织者拟定后让参赛者抽签选定，辩论赛还要确定各方所持的立场。
辩题的对抗性：辩题与演讲题不同，演讲题诸如“我有一个梦”、“为了孩子”、“还我地球”、“长江：1998”或者“长江：2025”、“我爱珞珈”、“我是武汉一市民”、“澳门，你好”等等，都是直接以肯定或者否定的形式表达一种观点、愿望、理想，题目不需要包含冲突。
而辩题则必须设置冲突，形成对抗，这好比赛跑只能有一个终点，而足球则必须有两个相对的球门。
参辩双方的观点必须是对立的或者分歧的，这是辩论的前提。
双方围绕这种对立或分歧展开对抗，进行论述、反驳和辩护。
因此，辩题总是要求双方在对立和分歧中作出选择，选择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种类型：是与非，如“高薪是否能够养廉”、“电脑是否将取代书本”；正与反，如“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美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受”的问题；此与彼，如“愚公应该移山还是应该搬家”、 “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还是主要靠道德”。
辩题的这种对抗性，也可以称之为“可辩性”。
可辩的辩题可能是千年辩题，世世代代，永无终结，如“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问题。
通过辩论，尽管不可能达成最终的统一，却有助于深化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充实其内涵。
更多的是社会热点问题，在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社会变革的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这类问题层出不穷，举不胜举，从这些年的各类辩论来看，辩题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如环境保护、安乐死、艾滋病、克隆人、因特网、“女士优先”、发展小汽车、进口消费品、流动人口、打假、反腐败、教育、出国热、现代化，等等，等等。
辩题的平等性：仅仅具有对抗性还不一定就是可辩的，下面几类题目就不可辩：一是尚无结论而需要通过科学实验和发现来决定的命题，如“UFO（不明飞行物）是不是星外来客”、“神农架有没有野人”，就是不可辩的。
二是需要通过定量才能得出确定结论的问题，也是不可辩的。
三是属于常识性的或已有定论的或已形成人们共识的命题同样是不可辩的，譬如 “地球是否围绕太阳转”。
这些题目之所以不可辩，就因为对辩论双方不平等。
任何一个辩题，都必须对双方平等，使正方和反方都能在平等立论的基础上展开。
不过，同样一个问题，如果设计得好，不可辩也可以成为可辩的。
例如，在“为了预防洪水，人类是否应该保护环境”、“武汉大学是否应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样的辩题下，反方几乎是没有展开空间的。
但是，如果把这两个题目改为“预防长江洪水，保护上游植被比疏通下游河道更重要”或者“抵御洪水：修筑堤坝还是疏浚河道”，“建设一流大学：本科教育比研究生教育更重要”或者“教学比科研更重要”，也许就可辩了。
此外，意识形态色彩过浓的题目也不宜用作辩题。
辩手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辩题对我方有利还是不利。
任何一种竞技运动，总会存在有利与不利的问题，就体育竞赛来说，尽管竞赛规则对双方同等适用、一视同仁，但天气、场地、观众都可能给参赛双方带来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
譬如足球，在客场踢球，面对对方的观众和狂热的球迷，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
但就对方的球员来说，由于在自己的家门口踢球，心理压力可能更大一些。
而球迷的狂呼乱叫，其实对双方的球员都是一种干扰。
因此，所谓有利和不利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辩论赛也是如此。
从辩论赛的组织来看，除了规则对双方同等适用外，辩题都是“中性”的，双方的获胜机会的是同等的。
当然，辩题给双方留下的发挥余地有时会有些差异，大众对辩题的认同会有所不同，民族文化传统所提供的思想资源也会有多有少。
但这种差异不会对比赛结果产生根本影响。
而且，立场处于不利一方的辩手，如果在辩论中发挥正常，表现出较好的素质，雄辩有力，自圆其说，就更能赢得评委和观众。
这好比跳水运动中，难度大的动作，评分的难度系数也大。
辩论的规则中虽然没有规定难度系数，但它在客观上可能无形地存在于评委和观众的潜意识中。
更重要的是评委的评判表决，不是依据他们对双方立场观点是否认同，而是依据双方是否能自圆其说以及在辩论中的综合表现。
事实上，立场处于不利一方的辩论队获胜的例子是很多的，如，1994年长虹杯全国电视辩论赛有这样一道辩题：“烟草业对社会利大于弊”，中山大学对南开大学，应该说对正方比较不利，但中山大学队以烟草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行业，国家的发展根本是发展经济作为展开的基点，立论巧妙，发挥很好，赢得了这场比赛。
更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另一个例子是：1993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半决赛辩题“艾滋病是医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复旦大学队作为反方，立场是“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
这个辩题属于“片面深刻”型，“艾滋病不是医学问题”这个判断把一种立场推向了极端，有违常识，几乎是不可辩的，如果把题目改为“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但更是医学问题”，给双方的发挥余地似乎更公平一些。
然而，复旦的辩手们居然赢了，这正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准确性：辩题必须准确，经过字斟句酌，反复推敲。
演讲题则可以有模糊性、隐喻性、象征性。
如“我有一个梦”，这里“梦”指什么，可以由演讲人自由想象和发挥。
辩题就不行，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必须经得起推敲，而不能有任何模糊。
就辩论的参赛者来说，就得对辩题的每一个字、词和每个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都进行一番仔细的分析推敲，譬如，1998年全国大专辩论赛的决赛辩题是“高薪能够养廉”（西安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这一辩题中包括的概念就有“薪”、“高”、“高薪”、“廉”、“养”、“养廉”以及“能够”七个，任何一个概念都不能忽视或漏掉。
通过对辩题的分析推敲，辩论队从教练到每一个辩手应在以下几个问题上统一认识，保持高度的一致：一是基本立论，二是底线，三是基本战线，四是思想境界。
这几点，在场上任何辩手都无权改变，必须密切配合，相互呼应，尤其是底线，一经确定，就得严防死守。
所谓基本战线，就是要确定几个战场以及哪个是主战场，哪个是辅战场，一场辩论往往存在几个焦点，相互联系，相互呼应，辩论中就要抓住要害，避开己方的弱点，充分发挥优势，根据场上形势及时转移战场。
关于思想境界，往往容易被忽视，因此，辩论中的一个通病是纠缠于细枝末节。
譬如，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常常成为辩题的内容，如95国际大专辩论赛辩题：“女性比男性更需要关怀”（波恩大学－辅仁大学）、98全国大专辩论赛辩题：“未来社会：女性比男性压力大”（电子科技大学－同济大学）。
这种辩题不仅富有时代感，而且视野应该是非常广阔的，然而，持正方即维护女权立场的一方总是提出女人生孩子的问题，更不幸的是，反方在这种情况下又很容易跟着正方跑，双方似乎都对生孩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结果双方就在产房门前兜来兜去，纠缠不休。
再如，1997年武大第六届红枫杯决赛的辩题“现代社会，竞争比合作更重要”，辩论双方似乎都忽视了在“现代社会”的概念上展开，只是就竞争谈竞争，就合作谈合作，未能在“现代社会”这个时代的高度展开自己的论点。
正方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所说的竞争与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弱肉强食。
反方则一再抓住环境这个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似乎强调合作就是因为人类需要保护环境，时而又把合作说成是参加竞争的集体的内部的合作，这就对辩题有所偏离，也缺乏时代感，从而降低了辩论的思想境界。
辩题的措词必须准确、严谨，但不等于说没有给予辩论的参赛者主动定义的余地。
定义得好，可以为己方造成有利的辩论基点，如上面说到的把烟草业定义为国民经济的一个行业，就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例子。
但是，也不能为了辩论就任意定义，前面提到的以“大学生兼职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为题的辩论中，正方把学生担任学生干部也作为兼职的内容，就违背了人们已有的的约定，失去了本来有利的地位。
辩论中的另一个通病，是纠缠于辩题中的某个定义，例如，“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个辩题，正方为了说明利大于弊，主张流动人口应包括流进和流出，而一方定义后另一方也上来跟着跑，在是否采纳这个定义的问题纠缠不休，听众听起来感到没有意义。
【辩论规则】 演讲比赛是由参赛人各自独立地完成，然后由评委们作出评判，演讲比赛的规则比较简单，主要是对演讲的时间作出限制。
而辩论的规则显然比演讲更复杂，因为它更多地是一种游戏，游戏的博弈过程千变万化，就得事先立下一些约定，制定出比较复杂的规则。
辩论的规则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比赛的组织规则，主要涉及组队资格、报名程序和赛制，赛制包括对阵图格局和抽签办法等，由辩论赛的组委会负责执行。
赛制目前采用的多为淘汰制，经过初赛、半决赛、决赛，从八个参赛队中产生出冠军。
1994年长虹杯全国电视辩论赛则采用了小组循环赛、半决赛、决赛，从六个队中产生出冠军。
二、赛场规则，涉及辩论的模式，主要是包括双方上场人数，发言的次序和次数，每一阶段的时间等。
从亚洲大专辩论赛开始，新加坡模式比较流行，为四对四阵式，辩论过程包括陈词、盘问、自由辩论、总结陈词。
后来，北大模式在此基础上做了修改，增加了盘问，意图在于加强辩论的对抗性。
1996年的第二届中国名校辩论邀请赛又尝试了一种新模式，即三对三阵式，除了保留上述辩论过程外，在赛前增加了双方教练的辩论方案介绍。
赛场规则由主持人监督执行。
主持人与裁判不同，其职责主要是程序性的，没有裁决胜负的实权，主要负责在辩论开始前讲明比赛规则和注意事项，并主持比赛的全过程。
对主持人的基本要求是公正、中立。
为了活跃赛场气氛，他（她）可以适当地、用最简洁的语言对辩手的表现给以鼓动，但不可使用评论性语言，更不能对辩手的发言加以褒扬或贬抑，而对辩论某一方的偏袒或刁难，则是绝对不能有的。
1996年的红枫杯决赛，有一位辩手在时间用完时未能讲完他事先准备好的辩词，主持人在终止他的发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位辩手准备得太充分了，以致于时间都不够用了”。
她主观上是想诙谐一点，活跃气氛，但不经意之间对辩手有所揶揄和嘲讽，这是不应该的。
在我校举行过的辩论赛中，还有不少主持人似乎控制不住赛场的秩序，尤其是当辩手用完了规定的时间时，有的主持人往往不能果断、干脆地终止他的发言。
作为主持人应该记住的是：执法如山。
三、关于参赛选人语言和行为的规范和评判，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一是所使用的语言为普通话（华语大专辩论称之为现代华人的共同语，就是汉语的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不能宣读事先准备的辩论稿，不能对对方进行人身攻击，等等。
这些内容通常也构成赛场规则的一部分，但要在评判中得到贯彻，是评分的依据。
二是评判规则，包括评判团的产生和组成、评分标准和评分程序等。
演讲和辩论都需要评判，评判不同于裁判，体育中的裁判有许多硬性的指标，可以根据这些指标作出判断和裁决。
而演讲和辩论的评判所依据的标准大多是软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评判团成员的主观判断。
这种评判也不同于批阅试卷，没有时间进行比较斟酌，但相比之下，辩论中双方对阵，变局较多，而且辩论的语速比演讲更快，观众和评委都更难与辩论参赛者进行同步思考，因而评判时不可能进行仔细的斟酌和推敲，评判中的主观性更多一些，依据更多的是印象和感觉，而不是精确的量度和计算。
认识这一点，对制定辩论的战略和策略是很重要的。
【辩论人】 辩论人是辩论的主体，包括参辩双方，可以分为个人的和团体的两种，具体有一对一、二对二、团体对团体，好比球类中的单打、双打和团体赛，但乒乓球中的团体是以单打和双打的积分确定胜负，辩论赛中的团体赛是一起上阵。
作为辩论的参赛双方，应是来自同一个层次的，在文化、理论和道德修养以及气质、涵养诸方面应是相当的，否则辩论就不能形成交锋和高潮，不可能真正展开，也就没有了观赏价值。
辩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辩论人的素质，辩论是一种综合素质的较量。
这种素质可以分为三个方面：.①知识性素质，有文化积累、知识结构和知识面等；②技巧性素质，有逻辑思辨、语言艺术、幽默感等；③人格性素质，有道德涵养、心理心态、合作精神、风度气质、仪表仪态等。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一下辩论队员的人格性素质。
辩论与演讲的重要区别在于存在一个对手，既要与对方唇枪舌剑，决一雌雄，又要与对方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对对方的人身、人格、知识层次、文化水准及场上表现都应给以充分的、真诚的尊重。
任何人身攻击、有损人格或者挖苦对方的语言、措辞、手势和动作都是应该绝对避免的。
可以以姿势助说话，但比演讲要少一些，更不要有夸张性的姿势，做怪相、拍桌子、张牙舞爪都是有失体面的。
1995年的首届中国名校辩论邀请赛，我校的一位辩手在陈词时，上来第一句话就是“对方今天可是开口千言，离题万里”，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真是这样，对方岂不是根本没有资格来与你辩论，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因此，这就意味着根本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因此是不适合的。
1997年我校辩论与演讲协会成立时举行了一次明星队的辩论，总的说来辩得还是不错的，但在自由辩论中双方论到了法律问题，这时反方的一位辩手站起来说，“我是学法律的，……”，也显得是在以势压人。
俞吾金先生在他的《辩论中的十大关系》中谈到，复旦大学队在训练时非常注意纠正队员的不当用语，不允许队员指责对方“篡改辩题”，而要求使用“改变”这类中性词，也不允许队员用“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样的话批评对方。
做一个辩手，首先要学会做人，要体现出受过高等教育的气质和涵养，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和熏陶，具有现代人的风度、礼貌和宽容，场上场下都彬彬有礼，而不要盛气凌人，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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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厨房辩论”
【史海钩沉】有名的美苏首脑“厨房辩论”说，导弹这玩意儿，意外事故随时都可能发生。
尼克松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爆发战争，我们两国谁也当不了赢家。
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1959年5月10日至8月25日，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日内瓦举行会议，柏林危 机得到初步的缓解。
美、苏两国开始了战后第一次文化交流与人员互访，双方各在对方国举办一个展览会。
尼克松于1959年 7月去莫斯科主持美国展览会开幕式。
在尼克松访苏前几天，签署了题为1959年被奴役国家周的第 303 号公告。
公告促请美国人研究受苏联统治的国家的困难境况，再次承担义务，支持那些被奴役国家的正当愿望。
当时，正是的高峰时期。
苏联的导弹不仅使西德、法国、英国感到害怕，即使美国，也为此感到恐惧。
苏联是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对手，尼克松不敢掉以轻心，而且对这次访问作了前所未有的认真准备。
为此，尼克松要求国务院与专门作苏联领导人的情况简介，尽可能熟悉可能会面的苏联领导人的背景。
对于苏联的第一号领导人尼基塔·，尼克松没有见过。
1956年的后，尼克松曾称呼他为的刽子手。
在许多西方观察家眼里，赫鲁晓夫讲话文法混乱，穿着过时，风度不雅，而且酗酒，态度生硬，连给擦靴子都不配。
但尼克松认为他们的观察太肤浅了，他想起了一些西方记者叙述过的赫鲁晓夫在两次外交宴会上讲的故事。
赫鲁晓夫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有一次，一所监狱里关了几个人，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一个是卑贱的小个子犹太人--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名叫皮尼亚的小矮个儿。
他们决定选出一个头来分发食品、茶叶和烟草。
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是反对任何人掌权的，于是便轻蔑地提议选卑贱的皮尼亚当头头，大家照办了。
不久，他们决定挖一条通到监狱院墙外面的地道，可以越狱。
但是，他们知道狱警必定会向第一个逃跑的人开枪。
所以，看来没有人愿带这个头。
突然，那个卑贱的小个子犹太人皮尼亚挺直身子，说道：'同志们，你们用民主程序选了我当你们的领导，因此我应该第一个去。
'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不管一个人出身多么低微，只要选到某个岗位上，他就会成为无愧于他的职位的人物。
讲完后，赫鲁晓夫又补充一句说：那个小个子皮尼亚就是我。
的确，赫鲁晓夫放过猪，打过工，出身卑微。
做了苏联领导人后，举止粗鲁，而且常常发表轻率失当的声明，讲起话来无所顾忌，言过其实。
因此，许多西方外交官看不起他。
然而，尼克松却不这样看，能在的血腥清洗中幸存下来并爬上政治高位的人，必然具有过人的才智、韧性和钢铁般的意志。
面临1960年的大选，尼克松把访问苏联看成是扩大自己政治影响的大好时机。
此时尼克松的心里，还有一个不愿为人所知的秘密：竞选总统。
因此，在访苏过程中，尼克松的政治表演对选票有很大的影响。
涉及到自己的政治前途时，尼克松是丝毫也不愿意马虎的。
他向见过赫鲁晓夫或与他谈过话的为数不多的西方人士请教，问他们赫鲁晓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并估计自己能从赫鲁晓夫那里得到些什么。
这些人为尼克松分析赫鲁晓夫时说，他会注意你的一举一动，是否流露出好斗的神气，他会抓住你身上任何示弱和姑息的迹象，来为他所用。
这些人建议尼克松应该尽量不挑衅，使赫鲁晓夫思想上绝不怀疑我们是真心真意献身于和平的。
7 月24日，也就是尼克松动身去莫斯科前两天，尼克松去沃尔特·里德医院拜望国务卿杜勒斯。
杜勒斯已是癌症晚期，说话有气无力，十分痛苦。
尼克松到来的时候，杜勒斯裹着一件红色格子绒浴衣，佝偻着身子坐在轮椅上。
见他那么虚弱，尼克松心里有些不忍，但杜勒斯的外交天才，令尼克松十分佩服，出访苏联，不能不征询一下他的意思。
要是想让赫鲁晓夫理解我们的意图，什么是最重要的?尼克松问。
考虑了一会，杜勒斯打起精神回答道：用不着去说服赫鲁晓夫相信我们的善意，他知道我们并非侵略者，我们没有威胁苏联的安全。
他了解我们。
但需要让他知道我们也了解他。
当他说他主张和平竞赛时，他确实是指他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之间的竞赛，但这只是在我们的世界内进行，不在内进行。
必须使他明白，他不能两者兼得。
向他指出过去的记录，关于克里姆林宫在全世界的活动，我们有具体的证据。
应该告诉他，除非停止此类活动，否则，他那缓和紧张局势与和平共处的呼吁，只能是一套骗人的空话。
杜勒斯不愧是冷战的行家，也不愧是尼克松的知心朋友，两人的反共立场非常一致，他的这段话已注定尼克松的这番访问，不会是一场愉快的旅行，而是针锋相对的一场辩论。
尼克松动身去莫斯科时，对赫鲁晓夫可能提出有关美苏关系的问题，已准备了一百多个以上，可以随时就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展开讨论。
尼克松的莫斯科之行 7月22日，尼克松在友谊机场登上了艾森豪威尔的新的空军波音707喷气飞机，飞往莫斯科。
代表团成员，艾森豪威尔的弟弟米尔顿·艾森豪威尔称这次旅行是希望、神秘、可怕俱全。
所谓希望，是因为这是美国副总统一级代表团对苏联的首次访问；神秘是他们对苏联的生活所知甚少，更不了解铁幕后面的领导人物；可怕是因为尼基塔·赫鲁晓夫对他的权势洋洋得意，毫不理睬西方关于裁军与缓和的建议，堂而皇之地继续大量储存导弹，建造潜水艇，进行核武器试验，说不准谈崩了他会毫无顾忌地利用火箭发动一场核战争。
尼克松心里也犯嘀咕，因为就在前几天，国会通过了一个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艾森豪威尔根据这个决议发表了一项声明，要求美国人研究受苏联统治的国家的困难境况，再次承担义务，支持那些被奴役国家的正当愿望。
决议和声明的确不是时候，也是不恰当的，赫鲁晓夫自然会把它理解为蓄意的敌对行动。
当尼克松的专机在莫斯科机场着陆时，尼克松立即就感受到了莫斯科的冷漠。
机场上没有欢迎的人群，也没有军乐，更不用说奏美、苏两国国歌了，只有美国与苏联的国旗在夏日的阳光下懒洋洋地飘扬。
副总理弗洛尔·科兹洛夫表情严肃地宣读了冗长的欢迎词。
一切都是冷淡而节制的，但却合符礼仪，无可挑剔。
当天晚上，尼克松与美国驻苏联大使卢埃林、汤普森在大使官邸的一间保密室长谈。
这是一间由美国特工人员日夜警卫，排除一切窃听装置的屋子，驻每一个国家的美国使馆都有。
汤普森告诉尼克松，在他抵达莫斯科的一个半小时之前，赫鲁晓夫才从波兰访问归来，发表了一篇猛烈谴责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的讲话。
机场的冷淡也许只是他们表示不满的第一个迹象。
尼克松明白，与赫鲁晓夫的交锋已经不可避免。
第二天上午10时，尼克松来到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的办公室，举行第一次会谈。
尼克松进门的时候，赫鲁晓夫正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仔细端详苏联几个月前发射到月球的卫星模型。
得知尼克松来到办公室时，他才把模型放回原处，向尼克松走来，表示欢迎。
尼克松第一眼的印象，觉得赫鲁晓夫比人们所介绍的要稍矮一些，大腹便便，粗短的双腿，走起路来有些凌乱。
当赫鲁晓夫握住尼克松的手时，尼克松感到十分有力。
圆圆的脸上，一双锐利的小眼睛扫来扫去，使人感到有些不自在。
但他对尼克松的谈话十分亲切、和蔼，并称赞尼克松1958年11月 7日在伦敦市政厅的演说。
那篇演说的结尾，尼克松是这样说的： 我们应当少谈共产主义的威胁，多谈给人们以自由；我们的首要目标不是击败共产主义而是让富足战胜匮乏，让健康战胜疾病以及让自由战胜暴政。
赫鲁晓夫与尼克松闲聊一阵之后，挥手让记者与摄影师退出去。
等赫鲁晓夫再度转过脸时，已布满了乌云，紧接着就是电闪雷鸣。
赫鲁晓夫对美国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进行了猛烈地抨击，不时用拳头敲打着桌子，质问尼克松：第二步是否就是战争
在此之前，苏联政府认为美国国会决不会通过一项发动战争的决议。
但目前的情况似乎表明，虽说参议员麦卡锡已经死去，但他的阴魂不散。
为此，苏联不得不时刻准备着。
尼克松向赫鲁晓夫竭力解释那个决议只是表达美国的看法，而不是号召采取行动。
但尼克松的解释显然不能说明问题，他自己也觉得无力说服对方。
尼克松试图换一个问题，但没有成功。
最后，尼克松说：在白宫，每当一个问题讨论了很久可是看来还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时候，有一句话可以中断讨论。
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过，'我们都快把这匹马给鞭死了，让我们换一匹吧
'或许你我现在也该这么做了。
译员翻译这句话时，赫鲁晓夫一直不动声色，但他仍然不肯罢休。
我同意总统说的不要把一匹马打得太狠，但我还是不理解你们的国会干吗要在这么重要的一次国事访问前夕，通过这种决议。
这使我想起俄国农民的一句谚语'不要在茅房吃饭'。
说到这里，愤怒已使赫鲁晓夫的脸涨得通红，不由大声地嚷了几句。
尼克松猜出这几句一定是很粗鲁的话。
赫鲁晓夫的译员奥列格·特鲁扬诺夫斯基的脸红了，有些尴尬地望了望懂俄语的美国大使汤普森，汤普森已咧着嘴笑起来。
过了几秒钟，奥列格还是译出了这些话：这个决议臭极了，就像刚拉下的马粪一样臭，没有比这更难闻的了。
在译员翻译这几句话时，赫鲁晓夫的小眼睛紧紧地盯着尼克松。
尼克松决定以牙还牙，揭他的老底。
尼克松想起一个简介材料中说赫鲁晓夫小时候放过猪，还想起自己小时候亲身经历的事情：大家都用马粪作肥料，但是有一次邻居用了一担猪粪，结果弄得臭气熏天。
尼克松也盯着赫鲁晓夫，以交谈的口气说：恐怕主席先生搞错了，还有一种东西比马粪更臭，那就是猪粪。
译员把这句话翻译出来后，赫鲁晓夫刹那间怒不可遏，几乎要拍桌而起，但最后却控制住了自己，脸上堆下笑容：这个你说对了，也许我们现在应该换一个问题谈谈。
不过，我必须警告你，你在这儿访问期间，还会听到关于这一决议的议论。
接下来的讨论要轻松了。
尼克松仍然感到这次为访苏所作的空前的准备工作，实在算不上充分。
因为赫鲁晓夫是一个根本无法预料的人物。
礼节、礼仪和活动过程，他都不当一回事，随时可以改变。
下午，赫鲁晓夫陪同尼克松去美国展览会参观。
他们见到的第一件民品是座电视台的模型。
一位年轻的技术人员问他们要不要试一下一种新式彩色电视录制装备，把他们互致问候的场面录下来，在整个展览会期间向所有的参观者播放。
尼克松还没有反应过来，赫鲁晓夫已登上讲台，对着摄影机，问尼克松：美国建国多少年了?300年? 尼克松不懂他要干什么，老实地回答：180年。
哈哈，这么说，美国存在 180年了，而这就是它达到的水平。
说着，他用手向整个展览厅挥了一大圈，我们只不过建国42年，再过 7年，我们就将达到美国的同等水平。
听众为他的话所鼓舞，纷纷鼓掌。
他更兴奋地说：当我们赶上你们，从你们身旁走过的时候，我们会向你们挥手的。
说完，他一边转过身来，一边挥手向想象中的美国告别。
尼克松没有料到赫鲁晓夫会如此精明地利用美国先进的电视技术装备为自己的宣传服务，而且语言生动，动作表情十分丰富，心头也暗自叹服。
赫鲁晓夫赢了第一回合，十分得意。
他指着站在人群前面一个结实的俄国工人问尼克松：难道这个人像奴隶劳工?有这样精神的人，我们会失败吗? 尼克松不甘示弱，也指着一个美国工人说：有像他这样的人，我们是强大的
但这些人，苏联人与美国人，可以一起为和平很好地工作，正像他们为建造这座展览馆而一起工作一样。
如果你打算赶上我们的这场竞赛，要为我们两国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造福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自由交流思想。
你不用害怕思想交流嘛，毕竟你也不是样样都懂嘛。
赫鲁晓夫听出尼克松话中有话，怒吼道：如果我不是样样都懂，那你对共产主义，除了害怕它之外，也一窍不通。
厨房辩论 尼克松与赫鲁晓夫争论最激烈的一次是在一套厨房模型前，这里的对话经记者的渲染后，成为全世界纷纷议论的一次厨房辩论。
辩论的场面极不调和，一个是表情激动的65岁的苏联首脑，一个是神情认真的46 岁的美国副总统。
辩论的起因是讨论洗衣机的质量。
赫鲁晓夫说一件洗衣机样品自然要比一般洗衣机的质量高。
尼克松说：谈谈我们的洗衣机的相对优点岂不是比谈我们的火箭的相对威力更好?这难道不是你们所希望的那种竞赛吗? 赫鲁晓夫很生气地用大拇指戳着尼克松的胸口嚷道：是的，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那种竞赛。
但是，你们的将军们说，非同我们比赛一下火箭不可嘛。
他们说那些火箭可以摧毁我们。
我们也可以拿出点东西给你们看看，让你们知道什么是俄罗斯精神。
我们是强大的，我们能打败你们。
尼克松觉得赫鲁晓夫是在虚声恫吓，便回击说：我觉得，你们是强大的，我们也是强大的，谁都不应使用武力逼人太甚，让别人感到像是收到了最后通牒似的。
尼克松边说边用手指戳着赫鲁晓夫的胸膛来加重自己的语气，在今天这个时候讨论谁更强大是没有意义的，如果爆发战争，我们两国谁也当不了赢家。
尼克松停顿了一下，似乎是想等着赫鲁晓夫的反应。
赫鲁晓夫莫测高深地笑了一下，让尼克松继续说下去。
我希望总理理解我们讲话的全部含义，若是把我们这两个强国中的任何一个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不听从摆布就得一战，除此别无选择，那就是在玩世界上最具破坏性的把戏。
这话听来就是威胁，赫鲁晓夫嚷了起来。
我们也是巨人，你想威胁我们，我们将以威胁回答威胁。
尼克松见赫鲁晓夫显出感情失去控制的样子，很冷静地回答：我们在这方面决不会进行威胁。
赫鲁晓夫继续指责道：你刚才讲什么'含义'，想用间接方法来威胁我。
我们手上有可以使用的手段，我们的手段比你们的强。
尼克松说：我们很了解苏联的力量。
但是，在核时代微小的差别无关紧要。
争论到最后，赫鲁晓夫觉得再争论下去没有什么实际好处，便说：我们想和一切国家和睦友好，尤其是和美国。
在这场争论激烈进行的时候，尼克松注意到有一个人从人群中挤到把厨房同过道隔开的栏杆旁，聚精会神地听他们的争论。
当赫鲁晓夫大声说我们也是巨人的时候，他使劲地点了点头。
过后，尼克松才知道此人名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到19 72年重新见面时，两人都已是超级大国的首脑了。
赫鲁晓夫乡间别墅的午餐 激烈的争论结束之后，赫鲁晓夫又变成了一个友好快活的主人，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尼克松夫妇及其代表团成员，还有美国大使汤普森夫妇。
席间，赫鲁晓夫和米高扬频频祝酒，似乎厨房辩论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痛饮伏特加之后，赫鲁晓夫要尼克松同他们一样，把美丽的水晶酒杯扔进壁炉，发出劈里啪啦一阵脆响。
什么是构成主义
构成主义的背内容一、定义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又名结构主义；发展1913~20。
构成主义是指由一块块金属、玻璃、木块、纸板或塑料组构结合成的雕塑。
强调的是空间中的势(movement)，而不是传统雕塑着重的体积量感。
构成主义接受了立体派的拼裱和浮雕技法，由传统雕塑的加和减，变成组构和结合；同时也吸收了绝对主义的几何抽象理念，甚至运用到悬挂物和浮雕构成物，对现代雕塑有决定性影响。
二、构成主义的背景与内容构成主义是兴起于俄国的艺术运动，大约开始于1917年受到马克思主义刺激之下的俄国革命之后，持续到1922年左右(G.Julier, 1993:56)。
对于激进的俄国艺术家而言，十月革命引进根基于工业化的新秩序，是对于旧秩序的终结。
这个革命被视为俄国无产阶级的一大胜利。
革命之后 ，大环境提供了信奉文化革命和进步的观念的构成主义在艺术、建筑学、和设计实践的机会。
构成主义对于工业设计的重要意义为：他们的目的是将艺术家改造为「设计师Designers」。
但是这是以我们现在可以理解的语句所言，事实上，在当时「设计Design」的观念仍未成形，当今所谓的设计的意义并未充分浮现，因而他们采取不同的说法：「生产艺术Production Art」。
俄国构成主义者高举着反艺术的立场，避开传统艺术材料，例如油画\\\\颜料、画布，和革命前的图像。
因此，艺术品可能来自于现成物，例如：林材，金属，照片，或者纸。
艺术家的作品经常被视为系统的简化或者抽象化，在所有领域的文化活动，从平面设计到电影和剧场，他们的目标是要透过结合不同的元素以构筑新的现实。
虽然所有的前卫俄国艺术家有着共同的热情，但是他们对于新共产主义社会里的艺术家和艺术的角色却有不同的观点。
在革命后早期，他们充满热情的辩论，刺激出构成主义的不同的意识型态。
在一方面是「纯粹主义者」的马勒维其(Malevich)，康丁斯基(Kandinsky)，和佩夫思那(Pevsner)兄弟。
他们争辩说艺术基本上是一个精神上活动，它的工作是为了要整理出人对世界的洞察。
尤其是马勒维其，他宣称工业设 计不可避免地取决于抽象性的创造。
而且它是「个二手(再造)活动，它取汲于对当代环境的研究而将之理想化的描绘出来。
」 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因为这些艺术家不认同产品主义者的观点，这种主张导引出与社会的真实生活脱节。
相对于「纯粹主义者」的观点，是塔特林(Tatlin)和热切的共产主义者罗钦可(Rodchenko) ，他们坚持艺术家必须成为技术纯熟的工匠，他必须学习用现代工业生产的工具和材料，提供他的热情与能力，直接为无产阶级的最大利益 服务。
这些「艺术家\\\/工程师」必须为生活本身带来和谐，把工作转变成艺术，将艺术转变成工作。
这边的论点成为构成主义的主流。
三、构成主义的政治动机与风格 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和文化的理论决定了构成主义的内容。
这些论述围绕在政治动机与风格。
构成主义者认为：所有艺术家应该「进入工厂，在那里才有真实的生命。
」艺术同时也将为构筑新社会而服务。
因此，传统提供愉悦经验的艺术概念必须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生产和工业，这与新社会和新政治秩序是密不可分的。
这些清楚的政治动力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
例如塔特林为某类型的热炉发明和建造不同的设计，意图以消耗最小量的燃料而输出最大的热值。
而热炉在当时普遍贫困的民间是非常普遍的用品，甚至有人拆掉家具充当燃料。
马克思主义意识型态在设计上的另一个展现是罗钦可的「工人俱乐部The Workers' Club」，在1925年的巴黎艺术与工业国际博览会的俄国馆中展出。
这是最早的构成主义者室内环境设计的尝试之一。
工人的俱乐部的概念在二十年代出现了，作为「共产主义生活模式的中心」，不只是要提供一个政治活动的空间，它也必须提供娱乐和休闲。
如果可以的话，俱乐部必须展现出新生活将会如何。
依照罗钦可的意识型态概念，俱乐部应该是构成主义设计原则的实务示范。
俱乐部设计的规划原则和家俱设计有着经济性的考量：让楼板和空间发挥最大的用途，它涉及如何让木制家俱达到使用上的简易性、制作上标准化、能够有弹性的容易扩展。
实务上设计出许多可折迭的部件，当不使用时容易移走和储存。
例如讲坛，折迭屏幕，展示板和长凳。
为顾及各种类型的活动和俱乐部的所有活动，俱乐部摆设了桌椅、书与期刊的柜子、当代文学的储存空间、海报展示窗、地图和报纸、和「列宁角落」。
为了交谈、会议、与简报，设计了演说者的讲坛，以及电影与幻灯片的活动屏幕。
至于风格部分，李思兹基 ( EL Lissitzky ) 对大量生产产品的布尔乔亚式设计发出谴责：因为当时的设计只是把古典式样、歌德式样、或洛可可式样的造形包覆于产品。
他指出：艺术家不需要的是所谓外在的唯美、艺术性的流行，而需要的是对风格的根本有着深一层的了解 (C.Loddor, 1983:155~157)。
他透过检查一系列的物质，对基本风格得出如下结论：不细节雕琢、是诚实的。
重视整体、是精确的。
不是来自于黔驴技穷的形式或者虚构的幻想，而是简洁中的丰富性。
整体或细节上，能由圆与直线所构成、是几何学的。
是由双手借助现代机器所打造的、是工业的。
基于上述的特质，对于家俱设计得出如下结论：它包含了对结构、体积, 体积的结合和空间的轮廓、尺度、比例、模块和节奏的表达。
在艺术的检验、材料的本质、与材质色彩之下，这些原素最终的基本仍在于：机能。
透过如此的方法，设计师能便能生产出传达新苏联生活的产品。
充分执行这个设计原则的最好例子就是罗钦可的工人俱乐部内的家俱设计。
他的家俱是由严谨的欧几里德几何学形式的直角直线组合而成，而且诚实地对待材料的使用。
开放式的骨架—明显地使得重量减轻，更容易去折迭。
家俱全由木头制造，形式简单，因而才能在遍及全苏联的低技术的小工厂中生产，而且不需要昂贵的大量生产线。
这些考量充分反映了以下几点：结构的重思考、严格地注重材料使用的经济性、使用上与生产时的功能考量、精巧的节省空间的设计。
家俱涂上了四个颜色：白、红、灰、黑，这种搭配似乎成为结构主义的标准色。
四、构成主义的问题与其没落 李思兹基在1940年回顾自己的设计活动，批评自己和其它的艺术家对于家俱设计的问题太过理论化。
假如确实花费了钱，却是在演讲与设计活动中，而非打造模型之上。
他们忽略实务上的生产与制造，忽视了木工的实际现实 (C.Loddor, 1983:155~157)。
结构主义者产出许多计划、构想图、和模型，然而，这些从未真正大量生产出来，甚至罗钦可的工人的俱乐部也一样。
在俄国的工业设计里，他们从未实践彻底贡献新社会的理想。
另一方面讽刺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出结构主义的出现，但是共产党严格实施马克思主义却导致结构主义的结束。
保达诺夫(Bogdanov)，无产阶级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宣称无产者艺术家是独立的个体，独立于党的领导之外。
但是，这种意识型态的思想被列宁所否决，列宁坚持所有组织都应该置于党中央的管理之下，而且如此的控制也能避免行成新的独立、没有生产力的艺术家阶级。
由于冲突不断，在俄国的平面艺术里，由社会写实主义逐步地取代了结构主义。
最后在1932年，官方决定：社会写实艺术为唯一合法的风格。
保达诺夫宣称：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阶级艺术，以组织用于社会主义斗争的力量。
矛盾的是，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主义者创作了许多艺术，由于作品的抽象，而无法被工人不能理解、欣赏。
即使工人的俱乐部中的家俱，所谓的严谨的欧几里德几何线条与诚实材料，看来都对无产阶级太抽象了。
最后，纯粹的视觉形式被痛斥为 颓废的形式主义 和 脱离社会现实 。
据报导，列宁曾说这样的艺术无论在思想上或在实践上都是有害的。
如此的意识型态和政治因素都导致构成主义的结束。
这其中与受其影响的包浩斯的矛盾有异曲同工之妙。
包浩斯的原本目的在于创造服务社会大多数一般人民的产品，但由于其造型的抽象以及其艺术性，却造成他的售价高昂，无法为大众接受，反而成为资本家展现财富的收藏。
五、构成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起，维斯宁三兄弟分别在莫斯科技术学校、莫斯科高等技术学院和莫斯科建筑学院任教。
B.A.维斯宁曾任全苏建筑师协会第一任主席和苏联建筑科学院第一任院长。
维斯宁兄弟的建筑创作活动开始于十月革命前。
在府邸、银行等民用建筑中，他们采用俄罗斯古典主义风格，而在工业建筑中则采用适应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和轻质墙的简洁风格。
20年代初至30年代中期，他们是构成主义建筑派的代表，对苏联建筑的现代化起了积极作用，也同西欧的现代主义建筑互有影响。
A.A.维斯宁领导构成主义建筑师组织现代建筑师联盟（OCA，1925～1930）。
构成主义者倡导把生活环境建成铸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模子，主张用现代的物质和技术手段解决现代生活对建筑提出来的功能要求和经济要求，主张用工业化的方法进行大规模的建造。
维斯宁兄弟提倡建筑设计的功能方法，即把目的、手段和建筑形象统一起来，把内容和形式统一起来,不使它们互相矛盾的方法。
所谓内容,就是建筑物里面进行着的功能过程和思想、感情的总和；新生活要求新的造型，这种造型只能求助于新材料和新技术。
所谓新生活，就是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生活。
维斯宁兄弟认为工业建筑和大规模建造的工人住宅是社会主义时代建筑的主要任务。
他们从事城市和工人村的规划时，把它们当作具有劳动、教育、居住、文化娱乐等功能的综合体，探讨有利于培养人们集体精神的公共住宅形制。
他们设计了不少文化宫和剧场。
维斯宁兄弟的主要建筑作品有：沙土尔水电站（1919），莫斯科无产阶级区文化宫（1931年设计，局部建成）和第聂伯水电站1929年开始建造），主持规划水电站旁的扎波罗热城（1929～1931）。
他们1923年设计的莫斯科劳动宫是构成主义建筑早期的代表作，按照功能安排内部空间,外部形体则是它的直接表现,完全摆脱了传统的建筑构图。
利用框架结构提供的可能性，内部空间开畅流动，大小两个观众厅之间用活动隔断，可分可合。
哈尔科夫群众性音乐剧场的观众厅跟莫斯科劳动宫的一样，只有池座和散座，不设楼层和包厢，旨在表现平等一致的民主精神。
舞台跟观众厅连成一片，适合群众性的盛大演出，机械化水平很高，可适应多种变化。
第聂伯水电站给工人创造了良好的劳动环境，形象洗练。
旁边的扎波罗热城，一方面采用标准设计，推广工业化施工，另一方面注意城市面貌的多样性，以大面积的绿化、完善的生活设施和新的布局形式设计住宅区。
它和水电站一起，是苏联早期建设的一项代表性成就。
后期活动 从1932年的莫斯科苏维埃宫设计竞赛开始，苏联把大型公共建筑物首先当作艺术纪念碑并且特别强调古典遗产的继承。
一般民用建筑也纷纷效法。
构成主义建筑和整个的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受到猛烈批判。
维斯宁兄弟坚持认为：古典形式的语言是过去了的语言,尽管它们以前是完美的,但它们不能表现今天。
他们继续用功能方法设计公共建筑，但大都没有建造。
在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前期约10年时间里，B.A.维斯宁任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建筑管理局总建筑师，直接领导了大量工业中心的城市规划和工业，厂房、公共建筑、居住建筑的设计工作。
从1936年起，他再度担任苏联建筑科学院院长，致力于组织建设和学术建设。
在卫国战争时期，他领导建筑科学院从事后方建设工作，研究地方材料、轻质结构、简易房屋等。
战后，为遭受战争毁坏的地区做城市规划工作，推行工业化的施工方法。
维斯宁三兄弟都曾获红旗勋章；B.A.维斯宁还获得列宁勋章。
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1868-1940） 德国著名建筑师，工业产品设计的先驱，德国制造联盟的首席建筑师。
他是一代人的宗师，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密斯·范·德·罗和勒·柯布西耶早年都曾在他的设计室工作过，他对德国现代建筑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贝伦斯早年在汉堡的艺术学校学习，1897年赴慕尼黑，1900年黑森大公召他到达姆施塔特艺术新村，在那里他由艺术转向了建筑。
1903年他被任命为迪塞尔多夫艺术学校的校长。
1907年他被德国通用电气公司聘请担任建筑师和设计协调人，1909－1912年参与建造公司的厂房建筑群，其中他设计的透平机车间成为当时德国最有影响的建筑物，被誉为第一座真正的现代建筑。
贝伦斯后期作品有圣彼得堡的德国大使馆（1911－1912）、奥地利烟草公司（1930）等。
1922－1927年任维也纳美术学院教授。
塔特林（Tatlin,V）马利维（Malevich ,K）罗德契科（Rodchenko,A ）李奇扎斯机（Lissitzky,E ）嘉宝（Gabo,N）帕夫斯那（Pevsner,A ）康丁斯基（Kandinsky, W ）构成主义的起源乔治·瑞克在俄罗斯，立体主义的绘画和雕塑的突破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1914年马利奈蒂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给未来主义讲演时做的宣言。
另一部分来自于康定斯基所著的《论艺术的精神》，这本书写于1910年在德国完成，1912年部分翻译成俄文。
俄罗斯艺术家就此完成了步入完全的非客观世界的所有前期准备。
1913年，塔特林在莫斯科制作并展出了构成作品《悬挂的木与铁的形体》，波丘尼曾画过类似的东西。
同时，塔特林杜撰了“构成主义”一词。
作品和词都源于拼贴向三维的发展，因为塔特林曾在巴黎参观过毕加索的工作室。
毕加索致力于立体主义时偶尔也接触一下没有主题的艺术。
使用术语“非客观主义”的是罗德琴柯，他是塔特林的同事。
他用圈和直线组成一幅作品，不过，只能算是对欧几里得几何构成的模仿。
1913年的军械库现代艺术展轰动了整个纽约。
马列维奇为一个未来主义戏剧设计的布景上，只画了一个黑和白的方块。
他又用铅笔色块继续这样的创作，后来的一张涂得满满的作品被放在莫斯科“标耙”展上展出。
同时，马列维奇把“至上主义”公式化，就像他后来写的：“极力解放具象艺术中的形式，我在正方块的形式中寻求一处避难的空间。
”他表达对未来主义的感激之情：“我们时代对和谐的表达……已指向了抽象艺术，把所有的现象和相关问题归结为一种新的文化——‘非客观至上主义’”。
用正方形、三角形、十字形之类简单的形式作画，马列维奇在几个月后投入了一个彻底非客观艺术怀抱之中。
年龄稍长，神秘莫测的蒙德里安花了好几年时间才跨跃这一步骤。
至上主义是非客观、非社会、非功利的。
马列维奇“把整个画面都压缩进了白画布上的一个黑色方块之中。
”他说：“我感觉只有黑夜属于我，它是我想象的新的艺术，我称之为至上主义……。
至上主义的方块……可以比拟为原始人的符号。
他们并不想制造装饰，而是想表达和谐感。
”他认为艺术优于宗教，至上主义是艺术中最具灵性和纯粹的形式。
另外，他相信，其中最为纯粹的范例就是用铅笔涂的方块。
“对至主义说，客观世界的可视现象的自身是没有意义的；有重要意义的东西是感觉。
因此，与具体环境关系不大，至上主义不研究也不接触它，他们只*感觉。
”尽管这些叙述有巨大影响力，但马列维奇还是承认自己感觉到“当我想离开自己生活过、工作过并且曾信以为真的理想世界之时，恐惧就会降临。
但自由的非客观世界的幸福感带着我进入了除感觉之外一无所有的‘沙漠’，感觉成了我生命的内容。
我所展出的‘空方块’都具有这种非客观的感觉。
”像柏拉图一样，他认为知觉的世界是虚幻的，真实还很遥远。
他的几何构想，包括《白方块上的白》（1918），蕴含着当时最纯粹非客观表述。
他把自己的至上主义定义为：①所有现象的普遍性；②“至上主义者的直线（动态特征）”；③“平面图上的动态至上主义”；④“空间静态的至上主义——抽象建筑（带有额外的至上主义方块因素）……一种在画布上的塑造感可以被带到空间中去”；⑤“（黑）方块=感觉，白底=不存在感觉”。
马列维奇的艺术和理论上的冲突很快就出现了。
1917年，嘉博在出国三年后又回到俄罗斯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中说过，他发现在莫斯科的先锋派之中至上主义毫无疑问是占统治地位的艺术哲学。
尽管是个俄国人，命运决定他是作为一个抽象画家而著名，但康定斯基并没有直接卷入这些莫斯科的经历之中。
这些年里，他几乎都在国外，但他的《论艺术的精神》已经被广泛阅读，它的“内在需要”的教条已经引导他的同胞为非客观艺术尽更大的努力。
内部需求起源于三个因素①作为创造者，每一个艺术家内心都有要表达的东西……；②每一个艺术家童年的时候都有表达童心的愿望……；③每一个服务于艺术的艺术家，必须从心理需求的视角为艺术的缘由奉献自己，不会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
艺术家表达需求时可以用任何形式，他的内部冲动必须找到恰当的外部形式。
早在1908年，康定斯基就显然预想到了抽象艺术。
在他的自传《Ruckblick》中，叙述自己曾在傍晚回到画室，意想不到地看见画架上陌生但美丽的画面。
“这张画缺少所有的内容，描绘无法名状的东西，完全由亮丽的色块构成……。
我越来越清晰地发现——客观，对客观的描述，是我的画面容纳不了的，对客观的描绘实际上对画面是有害的。
”他后来知道是自己把自己的一张画作放倒了。
对康定斯基来说，三角形有其“特殊的精神芳香”，“一个圆圈上的三角形的锐角的冲力所产生的效果，并不比米开朗基罗绘画中上帝的手指及亚当的手指的力量小”。
1921年，他回国后一段时间的作品显示出他早期影响下的痕迹。
但是最终，他接受的构成主义因素，要比他给予它的更多。
他的诗化自然塑造了充满情感和象征主义艺术，这些后来至少在原则上成为抽象表现主义的基础，它是与构成主义对立的。
康定斯基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纯”艺术形式的观念从几个方面展现。
塞尚在写实艺术中提供给立体主义者的几何基础，虽然伟大的作品依旧来自于它，但作为一种理论，很快就湮灭了。
一种非客观艺术的清晰，持久的理论根基将要在俄国宣布，而后在1914——1918年的战争及其后的革命中显现。
革命之后到1920年，在莫斯科艺术家的界线明确了。
虽然有不少议论，但关于艺术的方案和哲学的讨论非常开放。
一种观点认为，工作的艺术将服务于大众，应该所有人能够领会，应该使用工业材料和技术。
这种意见被塔特林、罗德琴柯及后来的李西茨基所推动。
1919年李西茨基曾会见过马列维奇，但第二年又转向了“客观”意识。
在嘉博的眼里，塔特林算不上思想家；他既没有构成作品的思想背景，也没有相应的训练；不过，他进行实验，显得并不愚笨，技术上也是一致的。
佩夫妻斯奈尔在1956年的一次采访中回忆：尽管他有大套的功利主义理论，塔特林还是从来没有做出一个能够衽的设计。
不过，塔特林和他的助手成功地把他们的美学的观念紧密地与马克思主义相连，以至于抨击他们如同抨击教理。
实际上，塔特林的官方地位是至高的，以至于被赋予设计巨大的《第三国际纪念碑》的使命。
另一种观点是那些在思想观念上把非客观艺术看作纯粹的自由诗，这是马列维奇表现出来的。
1915年，他曾出版了《至上主义宣言》，他已经声名在外（已参与蓝骑士派在慕尼黑的展览），正在描绘着世界上未曾见过的如此简捷的方块。
支持他的是佩夫斯奈尔兄弟，在此时，从战时的流亡回到了俄国。
1917年，当他们到达莫斯科的时候，佩夫斯奈尔·瑙姆改称自己为嘉博，就是他，于1920年作了精神饱满的宣言：“我们对世界的感受以空间和时间的形式实现恰是我们的描绘与塑造艺术的唯一目的……。
我们构造自己的作品就象宇宙自身的构造，象工程师建造自己的桥梁一样。
……在创造事物时我们摒弃……所有偶然的和局部的，只留下其中力的永恒节奏。
”这是嘉博写的《现实主义宣言》的一部分，由佩夫斯奈尔签名，在第一次政治革命高涨和国内战争期间，它被贴到了莫斯科的墙上。
它明确地划定了外延，指出了非客观艺术的可能性，它适应于雕塑远甚于绘画，如此单纯，以至于它的教条对以后的两代人依然有用。
他规定的传统和义务，目前的一代艺术家仍然继续发扬。
这篇宣言的标题带有歧义，把当时的苏维埃文化官员引入了歧途，官员们允许把宣言印在匮乏的纸张上，只因为这是现实主义的。
事实上，它是构成主义的宣言，这个词被用在了正文当中。
“现实主义”在俄语中是一个重要的词，大概源于法语“realiser”，有“实现”的意思。
嘉博说，他知道什么是能够触摸和感觉的东西，什么是物质的，这是与马列维奇的形而上思想相反的。
“我们都把自己叫做构造者……，我们把雕塑在空间中构建，而不是通过雕和塑……，我们一直都在使用‘现实主义’一词，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表现了新的现实。
”嘉博曾一直怀疑既成价值，1910年起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思想，当他留学慕尼黑学习工程的时候，这种兴趣也一直相伴于他。
1912年，嘉博学习了沃尔夫林的艺术史课程，在他的触动下，嘉博满怀神秘与饥渴进行了到意大利的旅行，1914年，又回到了家里，当讨论艺术时他的兴趣、知识、创造性给家人极深的印象。
嘉博很熟悉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认为它们都不是未来的风格。
他曾于1913年在慕尼黑于青骑士派接触过。
1912年，拉里昂诺夫、冈查洛娃、马列维奇曾与这个团体一起粉过展览。
但嘉博1917年回到俄罗斯前，没见到过康定斯基。
1913年，他就阅读过《论艺术的精神》，并不同意康定斯基所写的用声音作色彩的鉴别的所有理论，虽然他喜欢康定斯基的思想和沃尔格的那些论述，这些论述就是康定斯基在《抽象与移情》里叙述的许多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