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有什么意义
钱学森 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 浙江杭州人，1938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1950年开始争取回归祖国，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历经5年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
1958年起，钱学森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
1965年，钱学森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和规划，建议把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
在实施人造卫星研制计划中钱学森在许多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上贡献了智慧。
钱学森对科学技术的重大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以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计算机、质量控制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组织领导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的研究发展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迅速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李剑英的颁奖词： 烟笼大地，声震蓝天。
星陨大地，魂归长天，他有22年飞行生涯，可命运只给他16秒
他是一名军人，自然把生命的天平向人民倾斜。
飞机无法转弯，他只能让自己的生命改变航向。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小川，在推荐李剑英的时候这样写到：李剑英说过这样的话：“老百姓对我们那么好，我们要常怀感恩之心。
”正是军人的沛然正气与感恩之心，塑造了一位真正的英雄。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任卫新，对李剑英这样评价：生为国生，荣为国荣，碧空长剑，英雄不死。
永恒的十六秒，他用军人的生命谱写了热爱人民炽烈的壮歌。
李剑英 英雄试飞员 李剑英，河南郑州人，空军上校军衔，历任飞行员、飞行中队长、领航主任等职。
2006年11月14日，李剑英在完成训练任务驾机返航途中，遭遇鸽群撞击，发动机空中停车。
此时，飞机高度194米，跳伞就能保住自己的生命。
从鸽群撞击点到飞机坠毁点2300米跑道延长线的两侧680米范围内，分布7个自然村，居住着3500口人。
当时飞机上还有800多公升航空油，120余发航空炮弹，1发火箭弹，还有易燃的氧气瓶等物品，如果跳伞后的飞机失去控制，坠入村庄，后果不堪设想。
16秒的时间内，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国家财产，他先后三次放弃了跳伞逃生的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迫降。
迫降过程中，飞机受到高出地面水渠护坡阻挡，爆炸解体，李剑英同志壮烈牺牲。
在16秒时间里，他用生命写出了人民军队爱人民的优美赞歌。
李剑英曾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
2006年12月6日，空军党委为他追记一等功，并追授“空军功勋飞行人员”金质荣誉奖章。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钟期荣 胡鸿烈的颁奖词： 狮子山下的愚公，香江边上的夫子。
贤者伉俪，本可锦衣玉食，却偏偏散尽家产，一生奔波。
为了学生，甘为骆驼。
与人有益，牛马也做。
我们相信教育能改变社会，而他们为教育做出楷模。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淮，对钟期荣、胡鸿烈两位老人这样评价：作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作好事，始终不渝的作好事，把一件好事做到终生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王晓晖，在推荐两位老人的时候这样写：他们的信仰观照了许多社会无力的角落，当我们每个人都去弥补社会缺位的时候，其实也弥补了更多缺位的人心。
他们为百年树人，更树仁义于百年。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王振耀，在推荐两位老人的时候这样写：我想到了中国的武训。
胡钟夫妇本为青年才俊，意气风发，但感于贫困学子，即抛家舍业，投身教育，一座树仁学院就是一座丰碑，永远感动中国。
钟期荣 胡鸿烈 香港教育界的传奇夫妻 两位均已89岁高龄，香港树仁大学创办人。
1987年胡鸿烈获委任为第六届的全国政协委员。
1993年第八届开始，他连续两届获委任为全国政协常委。
胡鸿烈及钟期荣夫妇青年时代已经是民国司法外交界的青年才俊， 1953年两人学成回香港后，一直是执业律师。
因感于许多年轻人没钱上大学，1971年他们自资创办树仁学院，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健康，为香港社会培养数以万计的人才。
35年来，胡氏夫妇为学校拼尽心力，生活非常节俭。
胡鸿烈更不惜以迟暮之年，回律师楼工作，出入法庭打官司，为学校大楼挣工程费。
据估算，两人创立树仁学院，奉上毕生积蓄估计至少4至5亿元。
1979年，胡博士获邀回大陆，出席中国国庆三十周年纪念，获接见，成为第一位踏足内地的立法局议员，并在1987年获委任为第六届的全国政协委员。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孟祥斌的颁奖词： 风萧萧，江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
同样是生命，同样有亲人，他用一次辉煌的陨落，挽回另外一个生命。
别去问值还是不值，生命的价值从来不是用交换体现。
他在冰冷的河水中睡去，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启示。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彭长城，对孟祥斌这样评价：我们常常无时无刻地追问自己人生的意义，也许意义不在于追问，而在于行动。
而孟祥斌用纵身一跃放大了自己生命的价值。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纪宝成，在推荐孟祥斌的时候这样写到：真的仁者视他人的生命如自己的生命，真的勇者愿为他人的生命付出自己的生命。
（纪宝成） 孟祥斌 为救落水者牺牲的年轻军人 男，28岁。
第二炮兵某旅机要参谋。
2007年11月30日上午，孟祥斌带着妻子叶庆华和女儿到市区购物。
11时20分左右，在经过通济桥时，一名轻生女青年从10余米高的桥上跳下，孟祥斌一边冲向桥边，一边脱掉身上的衣服，不顾江水寒冷，跳水救人。
10分钟后，前来救援的摩托艇渐渐靠近了他们，孟祥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女青年托出水面，交到救援人员的手中，自己却再次沉入水中。
13时40分，被打捞起来的孟祥斌被送往医院急救，但是却没能挽留住他年轻的生命。
12月4日，在孟祥斌的葬礼上，浙江金华市近3万名群众自发从四面八方赶到金华市殡仪馆，为舍己救人的英雄孟祥斌送行。
孟祥斌1997年12月入伍，山东齐河人，爱学习、肯钻研，曾当选第二炮兵工程学院第七次党代会代表。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方永刚的颁奖词： 一个真正的战士，在和平年代也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一个忠诚的战士，在垂危的时候，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他是一位满怀激情的理论家 ，更是敢于奉献生命的实践者。
在信仰的战场上，他把生命保持在冲锋的姿态。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陆小华，对方永刚这样评价：有人说，理论是灰色的。
他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以他的实践和人生告诉人们，理论是彩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小川，在推荐方永刚是这样写到：他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中，思考中国的今天和未来，他是伟大理论的真诚播火者，他所传播的理论和他的道德人品一起，赢得了青年一代。
方永刚 把忠诚献给最壮丽的事业 男，44岁，中共党员，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研室教授。
方永刚入伍20多年来，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立足本职岗位，深入学习、积极传播、模范践行党的创新理论，在党的理论武装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方永刚热爱本职，兢兢业业，在军校教员岗位上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他把业余时间全部用在了刻苦学习和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上，正是凭着这种水滴石穿的精神，从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党的创新理论每前进一步，他的学习研究就会跟进一步、深入一层，不断推出研究成果。
他先后出版16部政治理论专著，完成10项国家和军队重点科研项目，发表100多篇学术论文，荣获全军院校育才银奖、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方永刚作为辽宁省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大连市委讲师团成员、沈阳军区联勤部客座教授，先后为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社区、企事业、干休所、学校等单位作辅导报告1000多场，从军队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从北国的漠河边防到南疆的海防哨卡，都留下他传播创新理论的足迹，被官兵群众誉为“平民教授”、“大众学者”和“科普专家”。
2006年11月，被确诊为晚期结肠癌的方永刚，仍然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抗争。
他坚持从医院回到学院，为学生上完最后两节课，还躺在病床上完成了对3名研究生的学期教学和毕业论文写作辅导任务。
方永刚真学、真信、真情宣传、真诚实践党的创新理论，用生命的激情诠释了一名军校教员的敬业奉献精神和高尚师德师风。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李丽的颁奖词： 残疾打不垮、贫困磨不坏、灾难撞不倒，坚强和她的生命一起成长。
身体被命运抛弃，心灵却唱出强者的歌。
五年时间，温暖八万个冰冷的心灵，接受、回报、延伸，她用轮椅为爱心画出最美的轨迹。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王振耀，对李丽这样评价：我们从李丽的事迹中感到了爱的力量。
李丽也证明这样一点，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凡，无论多么孱弱，只要孜孜不倦，奉献爱心，就一定能够促成社会的良好道德风尚的广大。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于丹，在推荐李丽的时候这样写：孱弱的身体，强大的心灵，这个座标对太多健康的躯体是一个提示，让我们更多自省，看到真诚与善良的心灵力量是无边的。
李丽 湖南张海迪 女，45岁，衡阳人，1岁患小儿麻痹症，童年从未站起来过；40岁时再遭厄运，车祸让她下半身完全瘫痪，从此与轮椅为伴。
在多舛的命运里，她不仅没有怨天尤人，还选择了一条向社会传播爱心之路。
她创办了“李丽家庭教育工作室”和公益网站“丽爱天空”，长期从事公益事业和青少年心理教育工作，先后义务深入省内外100多个学校、企业、社区、监狱开办家庭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系列讲座，听众达10万余人次；帮助近百名厌学孩子重返校园、数十名中学生戒除网瘾，为近万名学生树立自信。
4年多时间里，她的善行使得20多万人获得心灵的洗礼。
她还成了很多服刑人员的“偶像”，被人们誉为“感恩天使”、“湖南的张海迪”、“中国的海伦•凯勒”。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闵恩泽的颁奖词： 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他站出来
燃烧自己，照亮能源产业。
把创新当成快乐，让混沌变得清澈，他为中国制造了催化剂。
点石成金，引领变化，永不失活，他就是中国科学的催化剂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陆小华，对闵恩泽这样评价：归国五十多年，奠基中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以知识报效国家，一生成果难数，开发生物柴油推动绿色化工，凭贡献乐享人生。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任卫新，在推荐闵恩泽的时候这样写：青春投学，爱国有志；耄耋赤子，报国有恒。
成就卓著，贡献卓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闵恩泽 2007年国家科学技术大奖获得者 男，84岁。
石油化工催化剂专家，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奠基人。
200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他成为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位获奖人之一。
闵恩泽1955年在美国学成后冲破重重阻碍回国。
60年代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为中国自主开发了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满足了国家的急需，为我国炼油催化剂制造技术奠定了基础。
70年代，在特殊的政治条件下，他没有忘记科研工作，领导了多种催化剂等的研制和开发，也均投入生产和应用，使我国炼油催化剂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了我国炼油催化剂跨越式发展。
1980年以后，他指导开展己内酰胺磁稳定床加氢研究，使我国裂化催化剂生产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满足了我国炼油工业的发展和油品升级换代的需要。
闵恩泽院士是德高望重的著名专家，为我国石油化工工业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凝聚了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团队，近年来，他进入绿色化学的研究领域，把催化剂科学技术扩展到了应用于生物质资源的加工利用。
2001年起，他指导的生物柴油生产和应用的研究已经取得长足进展。
从60年代，闵恩泽已经多种疾病缠身，并被发现有肺癌，切除两片肺叶和一根肋骨。
但是他没有放弃中国的石油催化事业，一直坚持工作并不断取得突破进展，至今仍工作在科研第一线。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陈晓兰的颁奖词： 虽千万人，吾往矣
曾经艰难险阻，她十年不辍，既然身穿白衣，就要对生命负责，在这个神圣的岗位上，良心远比技巧重要的多。
她是一位医生，治疗疾病，也让这个行业更纯洁。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彭长城，对陈晓兰这样评价：她只是一个弱女子，却挑起了维护医疗环境纯洁的大任，屡遭报复，陷入困窘，依然坚持，无怨无悔，最终推动主管部门出台多个法规性文件。
她所作的对得起作为一位医生的良知。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于丹，在推荐陈晓兰的时候这样写到：一个弱妇女子冒着生命危险揭露行业潜规则，她代表了这个社会核心价值的方向。
陈晓兰 坚守医德无私无畏医生 陈晓兰，女，55岁，原上海一家地段医院的理疗科医生。
近年来，陈晓兰一直从事医疗器械行业打假，被她揭露的各种医疗器械达20多种，其中8种假劣医疗器械被查处，因此被央视评为2006年度“3•15质量先锋” 。
在她与假劣医疗器械10年的斗争中，为了取得一手证据，她曾假扮病人，冒着危险 “以身试针”。
在她的推动下，国家专门多次下发文件，取缔和查处了七种一度使用很广的伪劣医疗器械和治疗方法，曾受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肯定和奖励。
目前，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已经正式聘请她为“食品药品安全社会监督员”。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谢延信的颁奖词： 当命运的暴风雨袭来时，他横竖不说一句话，生活的重担压在肩膀上，他的头却从没有低下
用33年辛劳，延展爱心，信守承诺。
他就像是一匹老马，没有驰骋千里，却一步一步地到达了善良的峰顶。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杜玉波，对谢延信这样评价：这个人对爱情忠贞，对老人孝顺。
谢延信，人如其名，信守一生。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淮，在推荐谢延信的时候这样写到：家庭是什么，是人世间最可信赖的社会细胞。
谢延信作到的不仅仅是孝，这是对家庭亲人的忠诚，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就是这种忠诚。
谢延信 细心侍奉亡妻家人33年 男，55岁，河南焦作煤业（集团）鑫珠春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机电科工人。
1973年，刘延信与同村姑娘谢兰娥喜结良缘，第二年7月，谢兰娥去世前，嘱咐丈夫要好好照顾自己的爹妈和智障兄弟。
此后，刘延信付出了33年的忠贞与孝心，成就了一个大孝至爱、感天动地的谢延信（刘延信后改姓为谢）。
1979年岳父患重度脑中风，再也没有站起来。
一老，一瘫，一傻，一幼，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了谢延信的肩上。
谢延信老了，病倒了，但他的意志没有垮、孝心没有变、责任没有失、良心没有丢。
他隐藏起最沉重的哀愁，担负起让希望生生不息的重任。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罗映珍的颁奖词： 把爱人从沉睡中唤醒，是生命的奇迹，还是心灵的力量
她用一个传统中国女人最朴素的方法诠释了对爱人不离不弃的忠贞。
甜蜜不是爱情的标尺，艰难才能映照爱情的珍贵。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刘姝威，对罗映珍这样评价：谁说久病床前无贤妻
罗映珍用行动告诉我们：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王晓晖，在推荐罗映珍的时候这样写：苦难磨励爱情的坚强，爱情总因苦难而显光芒。
她不仅唤醒了丈夫，也唤醒了许多人在这纷杂时代中对内心情感最深处的拷问。
罗映珍 700个日夜唤醒沉睡爱人 女，27岁，中共党员，从1998年9月起在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小勐统镇计生服务所工作。
罗映珍的丈夫罗金勇是云南省永德县公安局民警。
作为一名警察的妻子，罗映珍模范遵守社会公德，积极弘扬家庭美德，不但热心本职工作，而且热爱公安事业、关心支持缉毒工作。
多年来，她以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当代女性的奉献之歌、正气之歌、爱心之歌。
2005年10月1日，罗金勇与妻子罗映珍回家探望父母，途中罗金勇临危不惧与3名毒贩进行了殊死搏斗，因寡不敌众身受重伤，成了植物人。
从那以后，罗映珍肩负起了照顾丈夫的责任，不离不弃，精心呵护，无怨无悔。
罗金勇在医院接受治疗期间，罗映珍在医院附近租了一套房子，省吃俭用，每天全身心地守候在丈夫身旁，和丈夫说话，并含泪写下了600多篇爱的日记，用日记呼唤着丈夫意识深处的觉醒。
现在，罗金勇已从深度昏迷的植物人状态中苏醒过来，能眨眼，能开口讲你好、是、累了等几个简单的字，并在特殊的体位下能喝水。
见证了这个奇迹的人们都说，是罗映珍的坚持和爱，唤醒了沉睡的丈夫。
2006年，她被评选为感动云南十大人物。
2007年，全国妇联、云南省妇联分别授予罗映珍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临沧市公安局还授予罗映珍二级警司警衔。
罗金勇及其妻子罗映珍的先进事迹经全国各大新闻媒体宣传报道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社会各界纷纷伸出关爱和援助之手，积极支持好警嫂罗映珍。
谈谈你对电视媒体工作的认识
空说无益处，多收集些实例，让学生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包括班会和集体活动。
如何提高综合写作能力
一、文化知识的雄厚积累是写好文章的基础，因此要多读书，读好书，会读书。
人们常说，书籍是精神食粮，要把读书当做生活的一部分，求知上进，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养成读书的好习惯。
书籍浩如烟海，而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要处理好泛与精、博与专的关系。
胡绳同志在介绍他的读书经验时说，博和专要结合，在比较集中地攻一门知识的同时，应尽可能广泛地把各种门类的书籍都读一些。
顾名思义，泛读是指阅读不同内容、不同体裁的书籍和文章，目的在于获取广泛的信息，扩大知识面。
有的名家说，应该养成快读的习惯，比如一小时读两万字，大家不妨一试。
有的书籍和文章即使浏览一下也是有好处的。
世界在变化，国家在发展，知识在不断更新，如果只是整天忙于应付具体事务，不注意学习和补充新知识，不接触新事物，原有的知识不够用，思想观念就跟不上形势，也就谈不上开阔视野。
我们全国人大机关，不论是搞法律的、搞经济的，还是搞外事或其他方面工作的，都应大力提倡多读书，真正成为“学习型”机关。
如果不提高文化素质，孤陋寡闻，我们就很难有大的进步和作为。
多读书、勤学习，是提高文化知识水平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
各个领域的知识是相通的。
搞外交的人读一些经济、历史、哲学方面的书，可以从中得到启迪，开阔视野，有助于更敏锐、更全面、更深刻地观察形势，分析形势，高质量、高效率地开展对外工作。
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读点历史书和人物传记有助于增强历史感，从历史演进和时代变迁的对比思考中认识今天，展望明天。
大家一定会发现，领导人对外活动中精彩的谈话和高质量的外交文件，都是各种知识的有机结合，无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搞法律的同志读一些有关哲学和逻辑学方面的书有助于端正思想方法，提高理性思维的能力，养成严谨的作风，提高起草法律文件的水平；我们虽不是搞文学创作的，但读一些好的文学作品，如好的散文和报告文学以及诗词等，不仅有助于丰富词汇的积累，而且有益于升华形象思维，提高文字表达能力；我们虽不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但读点经济方面的书有助于了解我国和世界波澜壮阔、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
泛读是要花时间的，与日常工作可能会有矛盾，但这并不要紧，因为此种阅读不是硬性任务，因人而异、视情而为就是了，当然，多读一些必定是大有裨益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习惯和阅读重点。
以我个人为例，过去读过一些大部头的书，现在读大部头的书没有时间和精力，中短篇居多，人物传记和回忆录是阅读重点之一。
除外交业务方面的书籍和材料外，也看散文、评论之类。
我有几个常读不厌的期刊和专栏，如《作家文摘》、《读者》、《环球时报》、《中国新闻周刊》以及《人民日报》开辟的《思想纵横》、《人民论坛》、《国际论坛》和《北京日报》的《理论周刊》等栏目。
人民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共同编写的《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前后共出了十多种，内容非常丰富，全部读完有困难，我是有选择地阅读，重点读了《当代世界问题概论》等。
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理论热点面对面》，我初读之后，很受启发。
总之，凡有兴趣的东西，我只要有时间就拿出来看看。
2006年，我阅读了张传玺教授撰写的《新史学家翦伯赞》。
翦伯赞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其学术生涯和革命活动交织。
阅读此书，不仅可以了解一位史学大师令人震撼的一生，更难得的是通过对史学研究的了解，认识我国历史演进中的重大事件和经验。
此书文笔流畅、生动，结构也很严谨，读起来很舒服，对我的写作有启示和帮助。
2007年9月17日《北京日报》的《理论周刊》的文章就很好，其中一篇是王梦奎同志写的《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政策取向》，另一篇是俞可平同志写的《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都值得一看。
《人民日报》的《思想纵横》等栏目多为议论性短文，充满哲理，把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提高到理性认识的高度，能帮助我们点燃思维的火花。
《思想纵横》栏目刊载过一位作者叫邓清柯的文章，题目是《思维关系成败》。
文章说：有时，我们需要直线思维的执著；有时，我们需要逆向思维的睿智；有时，我们需要系统思维的缜密。
他用通俗、简洁的语言阐释了“存在决定意识”这个认识论方面的基本原理，对我思考问题、为人处世，乃至写文章都有启发作用。
好的例子俯拾即是。
例如，2007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题为《回归十周年献辞》的文章。
全文如下： 2007年7月1日，标志着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10周年，是一个历史的里程碑。
这个历史性的日子，对我们整个国家，特别是香港市民，都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10周年，大家都期待借此大好时机，审视我们经历过的挑战和取得的成就，并展望更光辉、繁荣的未来。
香港的庆祝活动自4月开始，持续至12月。
特区政府在内地和海外的办事处，也会借着这个重大日子，以不同的活动展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的各方面实力和优势。
所有庆祝活动的核心，是确认“一国两制”的成就。
回归10年，“一国两制”的理念，已从未经实践的构思变为活生生的事实。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一兑现了，中央政府对所作的承诺，没有丝毫动摇。
如基本法所规定，我们的自由与生活方式，我们的司法、社会与经济制度，一如既往，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重要而不可分割的部分。
我们凭着众所周知的奋发创新、自强不息精神，继续兴旺、繁荣。
我们继续与祖国拓展及加强联系，同时保持着作为亚洲的国际金融、商贸、物流、旅游中心的地位。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10周年，是香港全城欢庆的大事，我们大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都会参与。
我们非常欢迎在内地、海外的亲友及支持者与我们一起共同庆祝。
这是一篇497字的短文，但做到了立意不凡、言简意赅、用语贴切、逻辑严密。
由此可见，短文亦可高深，短文亦可出彩。
我为什么不惜篇幅全文引述这篇文章，原因是它一下吸引了我。
再谈谈精读。
精读主要是指在泛读的基础上重点阅读一些与本职业务和当前主要工作有关，以及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书籍和材料。
比如，法工委的同志精读法学和法律方面的书，财经委的同志攻读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方面的书，搞外事的同志着重阅读有关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方面的书，包括外交文电和调研材料。
这都是分内之事，不阅读业务范围内的书，不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就不可能胜任本职工作，遇事就会一筹莫展，无从下手。
凡文章名家，无一例外地都是多闻博识的高人。
他们知识丰富、思维敏捷、下笔自如，而且还能恰到好处地旁征博引，产生出妙笔生花的效果。
文字上的功夫主要不是靠天资的。
文字表达、遣词造句、内容取舍、逻辑推理、段落组合等各项写文章的要素，都是先从书中学来，然后亲自动手、反复实践、不断提高的。
写作有迟速、文野之分，写得既好又快都是长期潜心学习的结果，熟了才能生巧。
文字功底的练就和夯实没有速成和突击的办法，只能靠知识、技能和经验的长期积累，非下苦工夫不可。
不仅要多读书，还得会读书。
王梦奎同志谈到他读书的体会时说，读书不能只记结论，更重要的是掌握方法。
要细心揣摩作者研究问题的方法和写作技巧。
如果把读书仅仅看做消遣，那对自己扩充知识、搞好写作是不会有帮助的。
所以，读书要用心，善于在阅读中思考。
应该承认有无悟性对写作是有影响的。
悟性是通过知识和经验的积累而来的。
会读书的人都很注意在阅读过程中揣摩和学习写作技巧，勤记、勤查、勤写。
积累和学习的方法很多，没有定式。
最好能形成自己的资料检索体系，便于查阅和使用。
至于积累什么，要看你工作的需要。
积累应结合专业和分工。
比如，外事局、外事委的同志，应重点积累有关国际形势、外交政策方面的材料，重要的情况和表态口径要记在脑子里，至少有个小本子放在手头，使用时就方便多了。
手头没有的，也知道去哪里查找。
凡具有综合职能的部门，如研究室、秘书局、新闻局等，积累的范围应更宽一些。
研究室写总结报告、调研文章和讲话稿，新闻局写新闻稿，外事委和外事局写谈话参考要点，内政外交都会涉及，临时冥思苦想，不仅费力，可能还会误事。
没有平时的积累，就寸步难行了。
有了厚实的积累，就能做到一点就明，就能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一个文稿出手快不快、好不好，既要看有无内容，也要看写作技巧是否熟练。
写作技巧的积累，方法之一是善于模仿，善于借鉴别人的经验，细心揣摩别人是怎么写的。
外事新闻稿能否做到在篇幅、字数有限的情况下，以精炼的语言传达最有意义的信息，一是看你能不能抓住领导人和外宾谈话的重点，二是看你平时学习和积累的功夫，会不会选择和组织材料。
在见诸报端的重要新闻报道中，有一些是上品或精品，都是我们新闻稿和纪要写作的教材。
比如，每次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或举办集体学习的报道，我很注意新闻稿的内容和结构，发现不同题材的新闻稿的写作方法既有同也有异。
细心揣摩其特点很有好处。
比如，2007年7月26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这篇短文先以两个自然段分别讲成绩和问题，第三段讲做好工作的指导思想，第四段提出具体步骤和措施，最后一段提出要求。
思路非常清晰，语言非常简明。
搞新闻或写纪要的同志不妨每天花一点时间仔细研读一下当天见诸报端的此类稿件，你可作些比较，进行评价。
对好的作品要着重看人家的写作技巧和方法。
二、把握好公文写作的政治性和政策性。
撰写公文是一项体现综合能力的工作。
文章的好坏，政策把握至关重要。
一定的文字基础和写作能力是必须具备的，但没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不熟悉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本部门工作的实际情况，也是万万不行的。
公文的政治性、政策性几乎体现在机关各类文件中。
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央的文件，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强，不能有半点含糊。
就以我们人大机关而言，把握好文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是第一位的。
在立法工作中，我们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坚持走群众路线。
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的法制工作要反映和适应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
我们强调文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就是说要很好地把握和体现上述精神。
撰写重要公文是要花一番心思和工夫的，关键是要把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得明白，说得正确。
此类范文很多。
举两个例子，一是胡锦涛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7年7月1日），二是吴邦国委员长在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07年6月6日）。
胡主席在概括10年的基本经验时讲了四点：坚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坚持集中精力发展，改善民生；坚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吴委员长在谈到基本法的重大意义时强调：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体现，基本法是依法治港的法律基石，基本法是香港繁荣稳定的法律保障。
在谈到基本法的精神实质时，吴委员长着重讲了三点：维护国家主权，实行高度自治，保障繁荣稳定。
在谈到继续把基本法实施好的要求时，吴委员长提出：一要牢固树立基本法意识，二要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三要不断丰富基本法实践。
两位领导人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方针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非常完整、准确、科学的概括，是把握政治性和政策性的杰出范例。
再以外事工作为例。
大家知道，中美关系是我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重要性已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事关重大，牵动全局。
中美政府间关系、议会交往，乃至民间交往，都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
中美议会交往是两国关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双方在机制框架下开展定期政治对话，已成为我全国人大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形式。
大凡对美工作的文件，无论是综合的还是个案的，都应放在中美关系的大格局中思考，不能就事论事。
外事接待不是简单的迎来送往，而要讲政治和政策。
接待美国议员和政要来访，要从政治高度确定我方的接待方针、草拟对敏感问题的对应方案。
即使礼宾安排，也要考虑政治因素。
起草这类文件不是个人创作，而是一项要求缜密的集体劳动。
尽管此类请示性文件一般不进行理论上的全面演绎和阐述，但对所涉事项应有理论上的认识，对问题的分析应有理论上的高度。
我们所呈请示，是直接为决策和指导工作服务的公文，一俟批准，就成为我们工作的政策依据。
所以分析和建议必须是经过深思熟虑、经得起推敲的。
2006年和2007年，全国人大均派代表团访美。
在确定出访方案时，我们既把握当前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发展的基本面，又指出美国中期选举后中美关系面临的新形势和可能遇到的挑战和困难，对会谈中可能涉及的重要和敏感问题认真研究，拟就了有理有据的对策。
为起草好请示和准备相关资料，我们的工作班子查阅一切必要的资料，既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既有整体性的，也有个案个例的。
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批示也一并找出来，以便准确把握中央意图。
为准备出访美国和接待重要的美国议员代表团来访，盛华仁同志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方案，并请外交部负责同志介绍情况，给予指导。
重要事项直接请示胡锦涛总书记和吴邦国委员长，并向国务院主管外事的领导同志汇报。
访问归来，及时向常委会领导和中央作出报告。
我们的立法工作，从根本上讲就是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确定下来，成为国家的意志和公民行为的准则。
因此，法律的起草和审定工作政治性和政策性是很强的。
检验我们工作质量的标准，一要看是否体现了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二要看是否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三要看是否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四要看是否真正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五要看是否做到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
可见立法方面的公文写作要求是很高的。
我们人大机关处理的文件种类很多。
凡重要的文稿，作好写作的前期准备十分必要。
在掌握材料和信息的基础上，要充分酝酿，认真研究，把好政治和政策关。
要按照文件的主题和政策要求，并考虑文件呈送的对象和使用的场合，先把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和结构框架等确定下来，然后动手起草，切不可草率动笔，无功而返。
俗话说，“意在笔先，以文传意”，就是这个道理。
三、勤于修改，一丝不苟。
文学家何其芳早年在谈到修改文章时说，古今中外，凡是文章写得好的人，大概都在修改上下过工夫。
怎样才算修改的工夫够了呢
改的遍数多还不等于改得够。
衡量够不够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内容正确，一个是读者容易接受。
马克思写《资本论》，从构思到写出草稿经过了多年和无数次的修改。
不同语种的文本出版时他还要再作修改，为的是让那些有不同语言习惯的人都能看懂。
在我们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文件，从构思、写作到定稿都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反复酝酿、讨论，初稿形成后又广泛征求意见，多次修改、加工。
我们的党代会和人代会的重要文件都是改了许多遍才上会的。
这使我想起同志在他的著名报告《反对党八股》中说的，反复研究、反复修改、恰当反映客观事物是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研究和写作，都应提倡一丝不苟的精神。
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个文件的稿子，过目和画圈的人不少，但错误依旧。
问题主要出在缺乏责任心，当然与水平有限、看不出问题也不无关系。
有的同志草拟文件，除了粗心大意外，还爱犯急性病，草稿一旦写出，就匆匆交给领导，自己不愿意再多看几遍，检查有无重要的遗漏和错误，这是一种写作的浮躁心理。
修改过程中要有否定自己的勇气，有的稿子明显不合要求，就应立即去改，即使是全盘否定、作颠覆性改动也在所不惜。
改稿不能怕麻烦，也不能护短。
有的文稿问题出在内容上，而有的则出在体例不规范、错别字多、乱用标点符号等技术性毛病上。
人名、地名、数字、引文要准确。
引用公文应当先引标题，后引发文字号。
引用外文应当注明中文含义。
日期应当写明具体的年、月、日。
应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标点符号的使用一定要恰当，有人把标点形容为一个人的五官，不能因为五官不是心脏就认为不重要，也不能因为标点不是字就无足轻重。
标点错了，轻则行文混乱、显得滑稽，重则意思改变、贻害不浅。
这类问题不能忽视。
老作家孙犁曾说过，真正读书的人，最怕有错字，一遇错字就像遇到拦路虎，兴趣索然。
勤于学习、不耻下问、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问题就能解决，错误就可避免。
大凡从事文字工作的人，不犯点写作错误的恐怕没有，关键是能否及时加以纠正。
有人说，好文章是改出来的，此话有道理。
自己要勤于修改，同时要虚心请别人修改。
文章写好后多推敲、多琢磨是必要的。
千锤百炼做不到，但像同志说的，至少看它三遍。
听说有个部委的主要领导号召大家对部里的重要文稿挑毛病。
我听后大受启发，因为通常写东西征求别人意见并不难做到，而动员大家只挑毛病不讲优点，倒是颇有独到之处。
经常接触文字工作的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写了改、改了写，直至基本满意，不厌其烦。
虽然辛苦，但也能尝到日进有功的甜头。
我同外事局和外事委工作机构的同志座谈时讲过，要多练习写东西，从写小文章开始，多做“小品”，电话记录、便函写好也是本事。
经领导改过的旧稿子不要急于销毁，应该回过头来再看看，想想为什么这样改，新稿比原稿好在什么地方。
人的本事都是学来的，初学走路不要怕摔跤。
记得1970年我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时写了一篇调研文章，准备刊登在部内刊物《新情况》上。
自己是尽了力的，感觉也不错，但到了处长杨虎山手里被改了很多。
最后印发时杨处长还鼓励我，夸我写得不错，文字虽然散了一些，但思路还是比较清楚的，有些点子也有新意，要继续努力。
他还顺便给我讲了一些写此类调研文章的套路和要领。
当我看到正式铅印的这期《新情况》时，既高兴又感慨，高兴是因自己毕竟努力了，大小也是件作品；感慨是因我在想文章里自己的东西究竟有多少。
这是一段领导提携后生的小插曲，至今难忘。
我在全国人大机关讲座时列了不少写文章常见的缺点和毛病，并不是说我已经做得很好了，只是想说写文章是一个坚持不懈、不断进步的过程，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
我搞了这么多年，才觉得对写文章的基本知识有了些许领悟。
活到老，学到老。
我现在仍有一个习惯，案头常备几样工具书，如《现代汉语词典》、《英汉双语词典》、《成语词典》、《标点符号用法》等。
我与不少同志有同感，搞了多年的文字工作，仍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慨。
放几本工具书，遇到没有把握的字和词，随时翻一翻、查一查，一则遣词造句更准确一些，二则避免一些不该出现的差错。
四、提高公文写作水平重在严要求、抓落实。
办文、办会、办事是机关工作的三个方面。
办会、办事都离不开办文，所以办文是一项最基础的工作。
要做好办文工作，关键是三条：一是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二是要不断提高业务素质，三是要完善办文制度，建立激励机制，培养一批写手。
全国人大机关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工作群体，肩负着为常委会领导及时、准确、全面提供信息和服务的责任，发挥着参谋助手的作用，在日常工作中还有督促、检查、协调运作的任务。
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及常委会各项决定和常委会领导同志指示的落实。
因此，增强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是做好办文工作的关键；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和能力，是做好办文工作的重要条件。
我认为，在我们人大机关应大力提倡学习写作的风气。
全才不多见，偏缺总是难免的，要提倡向实践学习，向他人学习，取长补短。
人大机关的学习材料和信息资源是很多的，信息中心、图书馆、资料室等，条件都是很好的，应充分有效利用。
以外事委为例，可看的材料太多了。
十届以来，在领导同志亲自关心下，外交部等部委给予大力支持，文电增加很多，信息量很大。
就整个机关来说，现有的信息资源很丰富，应努力形成服务研究、服务决策的科学体系，让分散的信息资源有效整合、有效利用，不要让现成的资源白白浪费掉。
如何才能做到有效检索、资源共享，需要认真研究。
关于制度保障和激励机制，我想到以下三点： 一是加强写作队伍的培养。
目前，人大机关各部门情况不尽相同，一个单位内部发展也不甚平衡，原因是多方面的。
据了解，中青年同志中有些人写作基础不错，是有培养前途的，需要领导给予提携和扶持，不妨选一些人进行定向强化培训。
还可搞一些专题案例的研讨，选一些几易其稿才定稿的精品进行比较，这样做估计效果将会是明显的。
二是领导干部要带头。
中层干部中有些同志文字基础不错，也有思想，写出的东西质量较高。
有的同志有写作的才气，欠缺的是不扎实，发挥不稳定。
有的同志很努力，但因文化水平所限，写作感到吃力，对他们也不能过分强求，提高要有个过程，要紧的是这些同志不能放弃努力。
也有个别同志是思想认识问题，见了文字工作就躲，或有畏难情绪。
对他们加些担子，给点压力，恐怕是必要的。
三是要有一套有效的办文制度。
全国人大机关经过长期的工作实践，在办文方面已经有一些好的做法，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继承。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加重，办文的方式、方法、要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去适应和面对，认真研究和总结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文规律和做法。
这里，我想应该特别强调严格制度、履行职责两条。
这就是说，从公文起草、校对、审批到公文处理、运转，每个环节、每个层次都有人把关，把好政治关、政策关和文字关，还要加上落实关。
要提倡兢兢业业、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建立办文的问责制看来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杜绝失职、堵塞漏洞、避免出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