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可染同时代的山水画家，但生前无名，是谁?
你自己挑吧徐悲鸿(18951953年)现代画家术教育家。
1916年入震旦大文系半工半读余苦修素描。
1919年，赴法车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
1927年，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
1929年，由蔡元培推荐担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提倡中国画革新，反对保守主义，倡导现实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徐悲鸿（1895～1953）（1895-1953）江苏宜兴人。
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
曾任北平艺专校长,中央美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
一生创作数千件中国画、油画和素描作品。
一生致力美术教育，有自己一套明确、完整美术教育主张。
他强调师造化，重视绘画基本技能的训练，提倡科学。
所采取办学体制是学年制、年级制、学分制和画室制的结合体，要求学生知识面广、专业基础深厚、文化修养丰富。
在教学法上，他要求学生独立思考，发挥主动的创造精神，全面发展。
亲自培养一批有成就美术家，所建立起来美术教育体系，在中国一直延续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有强大的力量。
俞剑华（1895～1979）山东济南人。
历任华东艺专、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擅画山水，亦工花卉，尤长于美术史论。
俞建华陈之佛雪翁（1896～1962）（1895-1963）浙江余姚人。
历任南京师范学院艺术系主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等职。
“流憩庐”、“养真庐”。
陈之佛(1896～1962)，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家、工艺美术家、中国画家。
又名陈绍本、陈杰，号雪翁，浙江省余姚县浒山镇（今慈溪县）人。
陈之佛先后任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师范学院系主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美协江苏分会副主席、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曾出访东欧，进行学术交流。
程十发，中国现代中国画家。
原名程潼，1921年 3月17日生于江苏省松江县。
9岁开始学画，临摹木版或画谱。
18岁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学习山水和花鸟，同时临摹人物画。
指导教师有王个簃、汪声远、李健等。
书法教师李健为他取名十发。
1941年毕业后在银行当雇员，不久失业，回家乡从事中国画创作，1949年开始创作连环画、插图和年画。
1952年因创作《葡萄成熟时》等，被聘为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员。
1956年参加上海中国画院的筹备工作，并被聘为画师。
现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全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西泠印社副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上海分会名誉理事、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袁松年(1895-1966) 广东番禺人.擅画山水,层次分明,别具一格.解放后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陶冷月（1895-1985）江苏苏州人。
先后在暨南大学、河南大学、四川大学任教授。
尤擅月夜景色。
溥心佘（1887－
）溥儒（1896-1963）北京人。
为恭亲王之孙。
工书善画，与张大千并称“南张北溥”。
溥心畲（1896～1963）【疑录】画中九友现代画家。
中国现代中国画家。
名儒，字心□，号西山逸士。
满族，河北宛平（今属北京市）人。
平生曾多次举办画展，著述有《四书经义集证》《金文考略》《陶文存》《尔雅释言经证》《华林雪叶》《慈训纂证》《经籍择言》《寒玉堂论画》《寒玉堂类稿》《诗文集》等。
汪慎生（1896～1972）（1896-1972）安徽歙县人。
中国美协会员。
北京中国画院画师。
擅小写意花鸟。
汪溶（1896-1972）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画院画师。
秦裕仲文（1896～1974）（1896-1974）1月26日生于河北省遵化县6月23日卒于京。
河北遵化人。
生前为中国美协会员，曾任国立艺专教授，北京画院画师。
秦仲文（1896～1974）中国现代中国画家、美术史家。
以北方人的豪爽气质驾驭南派山水画的技巧，用笔坚挺有力，墨法精微，能在不大的画幅中表现阔大雄浑的气魄。
他还善以行楷笔法画墨竹，风格清劲厚朴。
出版有《秦仲文作品选集》、《秦仲文山水画集》、《秦仲文画选》等。
顾青瑶（1896～1978）王个簃（1896～1988）（1896-1988）江苏海门人。
历任上海画院名誉院长、西泠印社副社长，中国美协理事。
刘海粟（1896-1994）江苏常州人.历任华东艺专校长、南京艺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
1896年－1994年)原名•，又名九，字季芳，后改为海粟。
中国现代美术和美术教育的开拓者，1912年11月23日，中华民国时期第一所正规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成立。
由此揭开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序幕。
1917年，该校学生习作展览中陈列的人体素描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刘海粟被斥为“艺术叛徒”。
刘海粟不畏强权，申明人体模特儿写生是美术学校学习绘画的必修课。
持续10年之久的模特儿事件，以艺术家胜利而告终。
郭沫若在给刘海粟的中国画《九溪十八涧》题诗赞道：“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蹊径作奇画。
”刘海粟（1896～1994）江苏武进人。
（1896～）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
又名九，字季芳。
擅长中国画、油画、书法，并从事美术理论研究。
刘海粟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6岁入私塾，写字习画，初临欧阳询《九成宫》，后临柳公权《玄秘塔碑》、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习画以恽寿平的白描花卉和《芥子园画传》为主。
刘海粟的著述分别集为《海粟黄山谈艺录》、《刘海粟画语》、《海粟诗词选》、《齐鲁谈艺录》、《刘海粟大师论艺类辑》、《刘海粟艺术文选》等十几种出版，他出版的画集有几十种。
叶少秉（1897～1959）、钱瘦铁叔崖（1897～1967）【疑录】（1897-1967）江苏无锡人。
生前为中国美协会员，上海画院画师。
擅山水。
钱瘦铁无锡人，著名篆刻家，“江南三铁”之一。
与吴铁（吴昌硕）、冰铁（王冠山）齐名。
潘天寿(1897年－1971年)现代美术家、美术教育家。
原名天授，字大颐，号寿者。
19岁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受教于李叔同，夏•尊等。
1923年毕业后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与此同时还参与创办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任艺术教育系主任。
此后，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一直献身于美术教育事业，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
潘天寿（1897-1971）（1897～1971）【疑录】浙江海宁人。
师吴昌硕，上溯徐渭、八大、石涛。
其画布局险、大开大合，用笔重“金石味”，朴厚挺劲，赋色沉着斑斓，书法质朴刚劲，个人风格强烈。
曾任中国美协副主席、浙江美院院长。
田登五（1897-1973）河北宁晋人。
曾从齐白石学画。
西安美协会员。
（1897～1996）颜伯龙（1898-1954）居北京。
擅工笔花卉翎毛，笔意韵秀。
曾任教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李耀辰研山（1898～1961）广东新会人。
邓散木（1898-1963）上海人。
著名书画家。
工四体书，亦善墨竹、墨荷。
邱石冥（1898～1970）丰子恺（1898-1975）曾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其画设色平涂,风格朴实.丰子恺(1898年－1975年)原名丰仁。
现代漫画家、翻译家、文学家。
1914年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业于画家李叔同和文学家夏•尊。
1936年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1942年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教务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
丰润子恺（1898～1975）浙江崇德人。
中国现代漫画家、翻译家、文学家。
原名丰仁。
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今桐乡石门镇）人。
生于1898年11月5日，1975年9月15日卒于上海。
博学多能，着译甚丰，在漫画、文学、美术理论、音乐理论、翻译、书法及艺术教育诸方面有突出成就。
尤以富有朴素、细腻、深沉和哲学味的散文和漫画著称，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
“漫画之父”丰子恺擅写意人物小品，寓意深邃，含蓄隽永。
用笔刚劲拙朴，用色沉着单纯，对比强烈，天趣盎然。
陈子奋（1898～1976）李苦禅(1899年－1883年)中国现代中国画家。
原名英杰，后改名英，字励公，号苦禅。
1922年考入北平艺专西画系，曾发起组织九友画会及吼虹社。
翌年拜齐白石为师。
1940年因抗日被捕。
1946年起，任北平艺专教授。
60年代初，绘画步入成熟，形成了醇凝练的个人风格。
这时期的作品有《秋阿之声》、《芭蕉禽戏》、《松风兰气》等。
李苦禅（1899-1983）山东高唐人.生前为中国美协理事,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中央美院教授.李苦禅（1898～1983）高唐县李奇庄人，原名李英，号励公，现代著名画家，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国画教授。
少年时受民间艺人影响，酷爱绘画，1919年到北京，先受教于徐悲鸿，后师从齐白石。
他的绘画艺术继承民族绘画传统，融汇西方技法，独辟溪径，树立大写意花鸟的一代风范。
其草书融汉魏张旭、怀素狂草为一体，博采历代名家精华，朴雅浑厚而又风韵婉约，书与画相得益彰，交相辉映，抗日战争时期，他正直刚毅，清贫自守，曾因抗日爱国罪被捕人狱，受严刑而不屈。
李英苦禅（1898～1983）山东高唐人。
【疑录】（1899.1.11～1983）李苦禅（超三）李苦禅(1899～1983)，中国现代中国画家。
原名英杰，后改名英，字励公，号苦禅。
李苦禅擅长大写意花鸟画。
早期作品洒脱放逸，蜚声画坛，深得齐白石嘉许。
至60年代初期，其绘画已步入成熟，形成了醇厚凝练的个人风格。
《秋阿之声》、《芭蕉禽戏》、《松风兰气》等，为此时期代表作。
黄君璧黄君壁（1898～1991）中国现代中国画家。
本名韫之，别名允瑄，号君璧。
他善写山水，代表作品有《老树隐水湾》、《瀑落云中》、《风正一帆悬》等，笔墨氤氲，水意蒸融，气势雄壮。
黄君璧偶作工笔仕女及花鸟，清新秀逸。
徐操燕荪燕孙（1899～1961）（1898-1961）北深县人。
生前为中国美协理事，北京画院副院长。
冯康侯（强）马晋（1899～1970）（1899-1970）北京人。
曾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荣誉奖状。
中国美协会员，北京画院画师。
陆维钊（1899-1979）浙江平湖人。
生前任教于清华研究院、浙江大学、浙江美院等校，亦擅花卉、山水。
张善子（泽）张大千（1899-1983）四川内江人。
1936年受聘为中央大学美术系教授。
与齐白石并称“南张北齐”。
张大千(1899年－1983年)现代国画家。
名正权，后改作，号大千，小名季。
19岁与兄张泽留学日本，1919年，回上海拜曾熙为师，因未婚妻谢舜华去世，痛而在松江禅定寺出家，法号大千。
1924年，在上海首次举办个人展览。
1929年筹办全国美展，任千事会员。
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张大千画集》，徐悲鸿作序，推誉“五百年来一大千”。
1956年，赴法国与毕卡索会见。
1957年，以写意画《秋海棠》被纽约国际艺术学会选为世界大画家，并荣获金奖。
张爰大千（1899～1983）四川内江人。
张大千（爰）（1899－1983）画中九友现代画家。
中国现代中国画家。
名权，后改作爰，号大千，小名季爰。
张大千毕生的创作，达到“包众体之长，兼南北二宗之富丽。
”境地。
集文人画与作家画、宫廷艺术与民间艺术为一炉，举凡人物、山水、花鸟、虫鱼、走兽，工笔，写意，无一不能，无一不精。
其书法得力于《瘗鹤铭》、《石门铭》，劲拔飘逸，外柔内刚，独具风采。
其题画诗工七绝，诗风真率豪放。
早年多自刻印，清俊灵秀，与画风相一致。
晚年的张大千每每思乡怀旧，黯然伤神。
1979年他81岁时曾自书一联：“独自成千古，悠然寄一丘。
”正写出这位艺术家的性格与心境。
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他在中国传统绘画古今技法上的掌握是第一流的高手，南宗北派、工笔写意、水墨重彩无一不能，功力深厚，画风潇洒风流、秀润艳丽。
他也善泼彩，滋润华丽、清秀纵逸，与刘海粟泼彩的浑厚苍茫形成对比。
钱松岩松岩（1899～1985）钱松岩钱松岩（1899～1986）（1899-1985）江苏宜兴人。
曾任中国美协常务理事，江苏省国画院院长。
中国现代中国画家。
出版有《钱松岩画选》、《钱松岩画集》、《太湖风光》、《塞上春光》、《钱松岩八旬后指画集》、《钱松岩近作选》等11册。
理论著作有《砚边点滴》、《指画浅谈》、《学画溯童年》、《壮游万里话丹青》等30余篇（本）。
钱松岩（芑庐）黄君壁黄君璧（1898-1991）（1899-1991）广东南海人。
生于广州。
画家。
字君翁。
1914年毕业于广东公学。
1927年后任广州...... 1949年赴台，任“国立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兼主任。
黄少强宜仕（1900～1942）（1899－1942）广东南海人，高剑父弟子，为岭南派画家。
曾任广州市立美......张书旗（1900-1957）浙江浦江人。
曾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
工花卉、翎毛。
张书旗（1900～1957）张书祈、张书旗（世忠）中国现代中国画家。
原名世忠，字书旗，后以字行。
浙江省浦江县人。
擅长花鸟画，亦工山水画，尤以画鸽最著名。
技法上工笔、写意兼善，以后者居多。
其画早年醉心于吴昌硕，后又转师潘椒石、朱梦卢和任颐等人，画风改雄健浑厚为明丽清新，秀逸俊雅，加之他学过西洋绘画，能将水彩画的用色方法，融入花鸟画中，进而发展任颐等人在写意花鸟画中用粉的技法，形成了他柔和恬静、又浓丽典雅的绘画风格。
谢之光（1900-1976）生前为中国美协会员，上海画院画师。
吴笰之（1900～1977）吴茀之（1900-1977）浙江浦江人。
生前为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常务理事。
关良（1900-1986）广东番隅人.历任浙江美院教授、上海画院画师、上海美协副主席。
关良（1900～1986）林风眠（1900～1991）（1900年－1990年）原名林风鸣。
1919年由法华协会选送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冬回国，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兼教授。
1927年应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并负责筹备全国美展。
1928年在蔡元培的支援下创建杭州国立艺术院，任校长兼教授。
竖年创作大幅油画《人道》、《痛苦》。
文革期间被打成“黑画家”，许多作品被毁。
黄少强（1901～1942）（1899～1942）【疑录】黄少强（宜仕）黄般若（1901～1968）方人定（1901～1975）梁伯誉（1901～1979）郑慕康（1901-1981）广东潮阳人。
曾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生前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彦涵（1901～）中国美协常务理事。
版画协会主席。
晏济元（1901～）四川内江人。
现为中国美协会员，重庆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国画院顾问。
司徒乔（1902～1958）【疑录】冯伊湄（1908～1976）《我的丈夫司徒乔》王道远（1902～1965）大秦家镇原家村人，著名画家，中共党员。
字履斋，号友石，别署罗峰山人。
自幼勤习画工，曾师陈师曾，兼师齐白石，多年从事艺术教育，曾任北京中国画院教授兼办公室主任。
多次在京津举办个人画展，是全国知名的写意花鸟画家，在中国美术界同齐白石共有“二石”之称。
陈缘督（1902-1967）广东梅县人。
中国美协会员。
曾任教北平艺专，辅仁大学和中央工艺美院。
来楚生（1902-1975）浙江萧山人。
生前为上海画院画师，中国美协会员，西泠印社社员。
丁衍庸（1902～1978）丁衍镛（衍庸）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
字叔旦、肖虎，1902年 4月15日生于广东省茂名县，1978年12月23日卒于香港。
将传统笔墨、传统文人画造型与现代西方绘画的某些观念糅合起来，产生奇倔幽默、稚拙而奔放的特色。
毕生从事美术教育事业，培养许多艺术人才。
丁衍庸还精于鉴赏和治印，收藏大量古印鉴。
惠孝同（1902～1979）诸乐三（1902-1984）浙江安吉人。
生前为浙江美院教授，美协浙江分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
李抚虹（1902～1990）宋吟可（1902-?）江苏南京人。
贵州大学艺术系教授，贵州书画院院长，中国美协理事。
江寒汀（1903～1963）（1903-1963）曾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陆眉小曼（1903～1965）江苏常州人。
陆小曼（眉）顾伯达（1903-1968）生前为中国美协会员，江苏画院画师。
来稷勋楚生（1903～1975）浙江萧山人。
张大壮（1903～1980）王雪涛（1903～1982）（1903-1982）河北成安人。
生前为北京画院院长、中国美协北京分会副主席。
（1903～1989）费新我（1903-1992）浙江湖州人。
生前为中国书协理事，江苏画院一级画师。
（1904～1953）蒋兆和（1904-1986）四川泸州人，生前为中国美协理事，中央美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
蒋兆和（1904～1986）中国现代中国画家、美术教育家。
蒋兆和长期从事美术教育，任教期间致力于中国画教学的改革，在中国画的造型基础课及水墨人物写生课教学原则和实施方案自成体系，颇有影响。
出版有《蒋兆和画集》、《蒋兆和画选》等大型画册。
傅抱石（1904～1965）（1904－1965）（1904-1965）【疑录】中国现代中国画家、美术史论家。
原名长生、瑞麟。
江西新喻人。
1904年10月5日生于江西省南昌市，1965年9月29日卒于江苏省南京市。
绘画艺术开启现代金陵山水画派一代新风，具有强烈民族特点和时代感，个性突出，气魄雄健，淋漓酣畅，豪放洒脱。
还善书法、篆刻。
其篆书基于汉印，化入秦篆、两周金文，典雅端穆。
楷书、行书具晋唐风韵，谨严遒劲，方直险峻。
治印初学赵之谦，后融各家之长，自成一格，雅正刚劲，奇崛多姿。
曾任江苏国画院院长,中国美协副主席傅抱石早年留日，后与钱松岩、亚明、宋文治等被称为“金陵画派”之代表画家。
他所创造的破笔逆锋皴法被称为“抱石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作之山水气势酣畅淋漓，构图饱满奇特，声名远播。
原名长生、瑞麟。
1925年着《国画源流概述》，1929年着《中国绘画变迁史纲》。
抗日战争时期，在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三厅任秘书。
1957年任江苏省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同年率中国美术家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用中国画形式画欧洲风光尚属罕见。
1959年与关山月合作，为人民大会堂绘制了巨幅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表现了祖国河山的雄奇壮美，亲为题句。
吴熙曾镜汀（1904～1972）浙江绍兴人,生于北京。
早年入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又入中国画学研究会。
1922年随金城、陈师曾赴东京参加第二回中日绘画联展。
解放后历任北京画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代表。
北京最富才华与成就的山水画家之一。
张大壮（1904-1980）浙江杭州人。
生前为中国美协会员，上海中国画院院师。
刘开渠（1904－1993）现代雕塑家。
1920年考入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大学部学习油画。
1928年赴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学习。
1933年回国，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雕塑系主任。
1934年受抗日救亡运动的鼓舞，创作了反映抗日战争的巨型雕塑《一•二八淞沪抗战将士英雄纪念碑》。
1953年参加并领导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工程。
周元亮容庵（1904～1995）北京人。
北京市人。
中国美协会员，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中国画研究会顾问。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
沈子丞（1904-1996）浙江嘉兴人。
生前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文史馆馆员。
董寿平（1904-1997）山西洪洞人。
生前为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书协顾问。
（1905～1997）赵少昂叔仪（1905～1998）中国现代中国画家。
现居香港。
在绘画上继承岭南画派革新中国画主张和融汇古今，折衷中外艺术宗旨。
擅长花鸟画，创作中注重对物象的细致观察和对大自然生机活力的把握，强调在概括而又准确地刻画对象形神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书法用笔的表现力，故其笔下花卉翎毛、飞禽走兽，能挥洒自如，收到形神兼备的效果，具有较强的个性。
赵望云（1906-1977）河北束鹿人。
历任中国美协常务理事，美协西安分会第一任主席。
曹汝贤克家（1906～1977）（1906-1979）北京市人。
北京人。
生前为中国美协会员。
擅画猫。
赵望云（1906～1977）邓白（1906～19）邓芬、黄幻吾（1906～1985）（1906-1985）广东新会人。
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国美协会员。
申石伽（1906-）浙江杭州人。
擅画竹、山水，亦工书法，善诗文。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白蕉（1907-1969）上海金山人。
著名书画家。
善画兰，擅行、草书。
曾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刘凌沧刘凌苍（1907～1989）河北固安人。
生前为中国美协会员，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名誉会长，中央美院教授。
西来古岸的石碑记载的是什么故事
西来初地是广州下九路相连内合称，地头上有座建于的华林寺，街口石碑，碑刻“西来古岸”四字，意思是说，古时由印度来华的僧人达摩在此登岸。
去年底，众多专家学者云集此地附近，对西来初地是中国禅宗文化发祥地这一说法作权威认证。
一位学者称：“目前在全国的有关研究专著和刊物中，对于西来初地的介绍竟然是空白
” 那么，可能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认为，有关禅宗的早期传述可靠到什么程度，很可怀疑，没有学者会认真看待这种传述，用不着把神话似的达摩看作它的创始人。
其二，禅宗的有信史可稽的定型者是六祖慧能，慧能首倡“顿悟”，旗帜鲜明地跟源自始祖达摩的“渐悟”传统相颉颃；迄今未发现慧能踏足西来初地寻根的点滴资料。
我非史家，只能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很肤浅地理解前述“空白”的因由。
依据传述，达摩在中国的活动，可以概括为如下4个环节： 首先，南朝梁武帝年间，达摩抵达广州，登岸的那处渡头，日后被称作“西来初地”。
右图：“西来古岸”石碑在今日广州下九路西来正街口 接着，笃信佛教的梁武帝把达摩接到京城建康（今南京）。
但梁武帝崇奉的是佛教中的传统教义，达摩传播的却是新兴的禅学，鸡同鸭讲，话不投机。
达摩遂离开建康，北上魏朝。
据传述，他在滩头折下一茎芦苇，乘纤纤芦苇横渡滚滚长江。
这个环节，被浓缩成一个回目——“一苇渡江”。
后来，达摩在北魏京城洛阳传教，也不如意，遂隐遁于嵩山一个石洞里潜修。
他的修炼方式是面壁坐禅，谓之“壁观”。
据传述，他一经禅定，连鸟雀在他肩头上筑巢，蜘蛛在他手掌上结网，他都浑然不觉。
9年以后，达摩离开石洞，在他坐禅面对的那块石头上竟留下了他的影像。
这个环节，被浓缩成另一个回目——“面壁九年”。
最后，达摩为教派争斗的对手所不容，惨遭毒杀，葬于河南省陕县定林寺。
但蹊跷的是，当时北魏有一位使臣自西域回国，在帕米尔高原看见达摩赤着双脚，手挽一只鞋，往西踽踽踱去。
使臣回到洛阳，向皇帝说起此事，皇帝好生诧异，让人把达摩的棺柩起出来查核，只见棺中并无尸体，只有一只鞋。
这桩奇案，被浓缩成压轴回目——“只履西归”。
若拿以上4个环节搞场讲故事接力赛，抓阉决定谁讲哪一环，哪位抓着“西来初地”的，恐怕是最难开讲了。
其实，达摩在广州有故事，不过并不发生于“城外头”的西来初地。
《南海县志》载，达摩曾在六榕寺住过，该寺从此无蚊。
同书又载，光孝寺内有洗钵泉，相传达摩洗钵于此。
《白云粤秀二山合志》载，达摩曾在光孝寺指着一块地说，地下有黄金。
众人争掘，掘至数丈，但见清泉喷涌却不见黄金闪烁。
众人责骂这和尚打诳，达摩的回答禅机十足：“此金不可以斤两计
”所掘之处，日后成井，称“达摩井”。
左图：一苇渡江 此外，六榕寺的建寺缘由，是梁武帝的母舅昙裕法师奉旨从柬埔寨求得舍利子，武帝诏令他留在广州，筹建后来改称六榕寺的宝庄严寺以供奉之；而主持建寺者，乃梁武帝宗亲、广州刺史萧誉。
达摩居留广州10年，且为宝庄严寺座上客，他跟昙裕、萧誉当有交情。
由此可以推估，梁武帝是通过这两位显贵介绍而知道有达摩其人的。
诸如此类，用编剧界的行话说——里头有戏
遗憾的是，擅长配料煲靓汤的广州人却不擅长配搭素材编靓戏。
索隐钩沉，发现西来初地还藏有另类故事。
故事之楔子：西来初地地面上的华林寺，乃来自福建的宗符禅师于顺治十二年（1665年）所建。
故事之起：该寺为何取名华林寺
故事之承：因为福州早有北宋始建的千年古刹华林寺（该寺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宗符把经他之手而建于广州的新寺取名“华林”，其理念，跟例如原居英国约克郡（York）而移民新大陆某处女地的英国人把该地命名为NewYork略同。
故事之转：宗符禅师建新寺，为何选点西来初地
右图：面壁九年 故事之合：首先，宗符是禅宗支系第三十二传法嗣，光宗耀祖乃人之常情。
此外，更有深层原因如下： 清初，郑成功尚在福建沿海跟清兵作拉锯战，清廷在福建厉行海禁，闽省外贸从业人员蜂拥广州谋出路；彼辈皆大款，聚居西关千年古巷绣衣坊。
当时有《西关竹枝词》云：“阿姨家近绣衣坊，嫁得闽商惯趁洋
”足显闽商在绣衣坊人数之众，声势之大，闽僧宗符得以“克隆”华林于兹，其社会背景不难想见。
绣衣坊跟西来初地为同一地域上两个前后更替的地名——推平绣衣坊兴建华林寺，西来初地随之出焉
这一大手笔，更新了当年西关腹地的面貌。
扩大一圈范围看，福建人对开发西关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十三行四大首富潘、卢、伍、叶，除卢家外，其余三家均于清初来自福建。
广州历来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城市，例如光塔路周遭带有伊斯兰文化印记，惠福西路周遭带有满族文化印记，禺山市周遭带有潮州文化印记……城区色彩因多元而绚丽。
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认证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西关风情”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八闽文化的影响，有更深刻的学术价值。
演讲稿的格式及范文
1、具有这一形象的人物是刘姥姥，关于她的主要故事是三进荣国府。
2、这个人物的特点： 1）地位低下的贫苦农妇，但却颇有见识。
正是她给女婿出了个去贾家打秋风的主意，并带了外孙板儿亲自前往。
第一次进贾府她聪明的利用了王夫人的陪房见到了主人，虽然局促不安，说话也不着道，但还是得到了凤姐20两银子的帮助。
第二进时，刘姥姥毫无打秋风的意思，她对上次打秋风感到不好意思，这次是诚心诚意来感恩的，她带了自产的新鲜优质瓜果（“打的尖儿”）登门表示感谢。
不料正好遇到凤姐偶然的怜贫之心和贾母的趣味，被留下来住了两天并游赏了大观园。
在和贾府老少主人们的聊天过程中，她很快就摸清了主人们的爱好，讲的村野故事很吸引人。
在宴饮过程中她很懂得如何凑趣，让主人们开怀大笑，甚至应对酒令也毫不逊色，体现了幽默风趣和识趣。
也进一步验证她有见识。
最后，精明、聪明、同样有见识的凤姐甚至让她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并欣然采纳了“巧姐”这个名字。
同时刘姥姥降辈份成为了巧姐的干妈。
2）侠义而有感恩之心。
三进荣国府时，却是贾府败落正处在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悲惨境地。
刘姥姥因为凤姐的偶然善心付出，却救了巧姐报恩。
不管高鄂的续书还是脂砚斋批注的原著推测，虽然故事情节完全不同，巧姐都是为刘姥姥所救。
泉州市丰泽区圣墓凤山社区是铁路以南还是铁路以北
一九二○年八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了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倾向的青年政治团体??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带动了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并为统一的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本文试图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历史条件及其过程进行探讨，以揭示青年团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总结建团的历史经验。
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历史背景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现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并非偶然，它与上海在旧中国的特殊地位和五四运动之后上海的阶级斗争形势直接关联；它的创建，是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青年中传播的一大成果。
第一，上海是当时最大的口岸城市。
在这里，帝国主义势力顽强，资产阶级集中，无产阶级强大，是阶级斗争最复杂、最激烈的漩涡，也是当时中国青年运动最发展的中心地区之一。
二十世纪初，上海早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上海地处中国中部，是中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信息交流的中枢之一，上海在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海又是一座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各个阶级的政治力量，在这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当时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北京，处于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而上海却存在着各种互相矛盾的政治力量，这就在客观上给中国的革命者从事政治活动造成了一定的空隙。
五四前后，上海出现了政治团体林立，思想流派纷呈的局面。
上海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基地。
比如，孙中山先生设中华革命党总部于上海，他本人也长期驻足上海。
一九一八年，当他在南北军阀威逼之下，被迫辞去护国军政府大元帅后，更是公开定居于上海的莫里哀路二十九号（今香山路七号）。
“五四”之前，陈独秀也曾长期在上海活动。
一九一五年，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迁往北京，并取名《新青年》，一九二○年春，又迁回上海），是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之发轫。
上海也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
这里，拥有着中国最强大的工人阶级的队伍，这是五四运动爆发后，其中心很快移至上海的最重要的根据。
五四前后，上海出现了一批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进步刊物，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于中国的中心之一。
全国各地许多有志于改造中国的热血青年，不远千里来到上海，寻求革命的真理，会聚了一批中华民族的精英，正如李达所说：“五四运动后，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有不少青年对旧社会不满，要求思想解放。
……许多人脱离了家庭和学校，到上海找《新青年》、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邵力子等人主办的）、《星期评论》（李汉俊等办的）”①。
上海成了中国青年运动最发展的地区之一，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爆发后，当学生运动不断高涨，一些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感到必须及时地建立全国学联时，大家就把建立全国学联的地点选在了上海。
他们认为，上海的“一举一动可以影响全国。
”②中国早期的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以上海为活动基地，中国早期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上海的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
因此，上海终于成了中国共产党和第一个青年团组织的诞生地。
第二、由五四开始的青年运动的实践，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产生的前提。
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青年运动也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中国青年要求改造社会的呼声响彻祖国大地。
从五四运动爆发到一九二○年五月，一年之中，各地出版的刊物骤增四百余种③，其中大多数皆由各种进步的学生社团所创办。
五四之后的青年运动，与五四之前的青年运动相比较，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中国青年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造社会的实验。
五四以后，在中国青年中出现了一个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
“社会主义”成为青年最向往的理想社会。
不过，当时的“社会主义”还是一股包含着庞杂内容的新思潮，其中除科学社会主义的成份外，还包括当时被人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流派：如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或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等等。
对这种现象，表示：“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④。
瞿秋白也曾回忆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同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
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然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
”⑤正是在这样的庞杂的“社会主义”新思潮的鼓荡下，中国青年们勇敢地进行了改造社会的试验。
从一九一九年底到一九二○年春，全国不少城市出现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式的工读互助团及性质相近的团体，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工读互助运动，那些团体的具体章程和做法虽有所不同，但原则和指导思想却大体一致。
它们的原则是半工半读，收入公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指导思想是首先由少数人本着互助的精神，组织半工半读的新生活，然后依靠这种新生活的扩张逐渐改造整个社会。
这些无政府共产主义、合作主义和新村主义试验，得到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也得到一些社会名人，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的支持或赞助。
除了北京，上海也是中国青年进行工读互助试验的中心之一。
北京工读互助团建立后，陈独秀、王光祈等人紧接着就筹备建立上海工读团。
也曾列名上海工读互助团。
北京工读互助团失败之后，一部分学生又幻想在“经济会枢”的上海或许能够成功，结果又在上海组织了有名的“沪滨工读互助团”，后来也失败了。
工读互助运动是中国青年改造社会的一次重要实践，它的出现，是中国青年运动深化的一个标志，而它的失败，则促使大批青年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北京工读互助团团员施存统就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底下，靠少数人组织工读互助团和诡诈百出的万恶社会奋斗，没有不失败的道理。
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
（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之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
”⑥从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北京工读互助团建立之时，千里迢迢从杭州赶到北京参加工读团的俞秀松，在工读团失败后，也很快抛弃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空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不久来到上海，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工作。
总之，跟着青年运动的实践与发展，尤其是经过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促使先进的中国青年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形式的空想理论的界限，清除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青年逐步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随着大批决心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青年队伍的壮大，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青年政治团体，也就成为历史的要求了。
第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青年运动相结合，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产生的根本原因。
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影响，迅速扩大。
当时出现了三家宣传社会主义并在青年中影响极大的社团及其刊物：一是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等编辑出版的《新青年》月刊（此刊于一九二○年初从北京迁回上海，李大钊在北京负责组稿）。
李大钊、陈独秀成了当时青年的崇敬的思想领袖。
二是戴季陶、沈玄庐等组织的“星期评论社”及其《星期评论》周刊。
五四运动后，《星期评论》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特别是介绍世界和中国的劳动运动而获盛名。
三是邵力子主编、陈望道助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在当时也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著称。
这些社团和刊物对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起了极大作用。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运动的结合，其间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一九二○年五月一日，上海、北京和广州的许多青年学生积极参加了由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组织的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
各地的学生们以“劳工神圣”为旗帜，去工厂宣传，或与工人们一起举行纪念大会。
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最初尝试，也预示了中国青年运动的一个新方向。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青年运动的初步结合，使中国青年运动突破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围，开始转向共产主义。
各地优秀青年在上海的相对集中和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积极分子的涌现，为在上海成立一个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领导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创造了条件。
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及其初期活动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创造了可能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则使可能性转变成现实。
一九二○年三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偕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也夫、马迈也娃、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人、俄共党员）一行，肩负着“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的使命⑦来到中国。
维经斯基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维经斯基和李大钊讨论了中国的建党问题，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于同年四月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
在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等的积极活动下，六月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开始筹建，八月正式形成。
在酝酿组建共产党组织的同时，维经斯基还向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介绍了苏俄共青团组织情况⑧。
为了更好地在青年中进行社会改造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更好地团结和教育集于上海的大批优秀青年，并从中“培养挑选预备党员”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成立的同时，决定组建青年团。
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⑩。
当时团组织成员有八人：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另说是陈独秀、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八人）（11），二十一岁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俞秀松担任书记。
团的机关设在法租界的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今淮海中路铭德里北六号）。
为了掩护革命活动，培养干部和输送优秀青年到苏俄学习，一九二○年九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团的机关所在地，公开创办了外国语学社，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任俄语教员。
上海团组织在外国语学社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团员，计有：李中、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桢、傅大庆、周兆秋、柯庆施、粱百达、卜士奇、袁达时、彭述之、廖化平等。
建团不到一个月，团员已达三十多名。
初创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革命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建团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团的基本工作是接近劳动群众和研究共产主义、社会科学等，……青年团为本团提出的任务是帮助工人争取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等。
”（12）青年团员们在党的引导下，深入劳动群众，广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开拓了上海工人运动的新局面。
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团员李中（即李声?，后为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是工会的具体组织者，他先后担任工会筹备会的临时主席、成立大会的主席，同年秋，团员李启汉（后为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在沪西工人区举办工人半日学校（13）（后一度改名为工人游艺会）。
这个团体在工人中很有影响。
俞秀松也积极参加了开展工人运动的工作，他协助李汉俊等编辑的通俗工人刊物《劳动者》，在工人群众中影响很大。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许多团员，经常深入工厂作社会调查，写出了一批抨击社会黑暗，启发工人觉悟的调查报告和文章，如《我们底劳动力哪里去了
》（陈为人撰）、《黄包车夫拉车吐血》（卜士奇撰）、《失业问题与社会主义》（柯庆施撰）等等（14）。
文章涉及上海各行各业，也反映了工人的劳动、生活的实际状况，语言通俗，很受工人们的欢迎。
初期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刊物，但团员们通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共产党》和《劳动界》等刊物，发表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青年团的一些工作报告、决议、文件大都刊登于《共产党》月刊。
在团结和教育青年方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更是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相当成绩。
仅外国语学社，就输送了大批优秀青年去苏俄学习。
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二一年夏季先后到达俄国的团员青年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任岳、周兆秋、胡士廉、韩慕涛、蒋光慈、傅大庆、彭述之、卜士奇、韩平的、蒋热血、吴葆萼、曹靖华、韦漱园、任作民、王一飞、谢文锦、许之桢、粱柏台、华林等三、四十人。
这些青年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
在党的领导下，初创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本身也得到迅速壮大。
到一九二一年初，团员达到二百余人，少共国际东方部书记格林赞誉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并邀请上海团派代表参加一九二一年七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5）（三月二十九日，俞秀松应邀作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和留俄学生代表，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参加大会）。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带动了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
上海团建立后，便向各地共产主义者寄发团章和信件，希望要求各地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上海团的影响下，北京、长沙、武汉、广州、天津、济南等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纷纷建立。
各地团组织建立后，上海团经常与之互通情况，交流经验。
正是因为在各地建团的过程中，上海团客观上起了发起与指导的核心作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由张太雷主持制定的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中，明确规定：在“正式团的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团的机关代理中央职权（16）。
总之，尽管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一个地方性的组织，但它对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它的初创活动，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一九二五年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
三、几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1、关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称问题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倾向的青年政治团体，但为什么不称“共产主义青年团”，而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呢
原因有这样几条：一是因为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一词在中国青年心目中实际上是“改造社会”的同义词。
对大部分青年来说，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并不清晰。
正如本文前面所提及的那样。
由于“社会主义”一词对青年具有着极大的号召力，所以当时许多共产主义者都愿意袭用“社会主义”一词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比如，陈独秀的文章一度以“社会主义者”和“社会党”自称，即为一例。
一九二一年，在俞秀松（也可能是张太雷）提交给少共国际“二大”的报告中，曾经提到，上海团的名称最初曾定为“青年社会革命党”，以后才确定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17）二是尽管在当时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马克思主义占了主导地位，但仍有不少的无政府思想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而且当时的许多共产主义者本身，也还残存着不少非马克思主义思想。
他们需要进一步的实践与学习，并对各种繁复的“社会主义”流派作理论上的分析、概括。
三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
中国是一个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共产”两字，对小资产阶级意识浓重的群众来说，是一时难以理解的。
正如后来恽代英撰文解释的，采用“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名字，“是因为防着许多人对于共产主义有很多误会的原故”（18）。
2、党团关系问题 毋庸置疑，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上海党组织所缔造和领导的。
党的领导人陈独秀不光是建团的倡导、支持者，也是积极的组织筹划人。
团建之后的活动也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展开的。
据包惠僧回忆：“当时青年团每星期举行一次会议，是学习性质，每次都有政治报告，报告的内容多半是由党规定下来的”（19）。
许多当时留下的文件也明显地反映了党团关系：“团接受党给予的组织罢工和进行其他政治活动的任务。
同时，团在自己的工作中保持独立性。
”（20） 当时党是秘密的，而团是半公开的。
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进行，如曾以青年团的名义举行过“马克思诞生纪念会”、“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会”、庆祝“三八妇女节”和“五一国际劳动节”等重要活动（21）。
当时，许多党员保留着团籍，同时参加党、团组织的活动；许多会议与革命活动是党、团组织联合举行的。
青年团紧跟共产党，成为党的忠实助手的原则与传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关于是否“暂时解散”的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称：由于初建时期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思想信仰不统一，“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
”内部思想冲突激烈，“到了一九二一年五月，看看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只得宣告暂时解散
”（22）但许多当时人均回忆没有“暂时解散”一事。
李达回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年成立后，一九二一年五月并未取消过，记得一九二一年左右，我们经济很困难，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社’的房子与环龙路新渔阳里六号S．Y的房子，每月要化不少的线，房子租不起了，而且有的青年走了，但是青年团组织并未取消。
一九二一年秋冬，还曾派人到苏联去学习”（23）。
施复亮回忆：“有人说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起来以后，在一九二一年又被解散，这种说法不对，我认为，最多只能说成‘无形停顿’和‘没有活动’，造成这种情况不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是因为缺乏领导骨干。
”（24）此外，罗章龙、柯庆施等人的回忆也都否定了“解散”的说法。
就目前笔者所见的材料分析，“宣告暂时解散”一说似有所误，但是，一九二一年五月之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一度陷于低潮，却是事实。
这是什么原因呢
把现有材料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如施存统所回忆的那样，团的领导骨干离开了上海，一九二一年春，上海团的主要负责人俞秀松去了莫斯科，同一时期，上海团的骨干分批去苏俄学习，这就影响了上海团的活动。
第二，新渔阳里六号团机关的丧失，暂时打乱了团的活动节奏。
一九二一年四月，上海的党团组织为了举行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曾召集了一批学校、社团、报馆的进步人士在新渔阳里六号开过三次庆贺五一劳动节的筹备会。
五一那天，举行了一次颇有影响的庆祝活动。
因此，引起了法租界当局的注意。
五月二日中午，法国巡捕搜查了新渔阳里六号。
尽管事先有了准备，法国巡捕一无所获，但由于此地已受注意，团的机关不能再继续在此活动下去了。
但当时经费困难，没有办法另找活动地点，对团的活动也造成影响。
第三、更深刻的原因是团的“一大”文件所指出的，即团内思想信仰的不统一。
所以在讨论问题时，常常彼此互相冲突。
在这种状态下面，“团体规律和团体训练，就不能实行。
团体的精神，当然非常不振。
”（25）这种状况，在一九二一年春天大批骨干离去之后，更显突出，开展活动更加困难。
总括上述种种，我们不难看到，初创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尚属幼年时期，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占了主导地位，但又间杂了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成份；组织形式亦不严密。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决定加强对青年团的领导。
十一月，从苏俄参加少共国际“二大”回来的张太雷，根据少共国际的指示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意见，主持恢复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制定了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使团的性质得到进一步明确。
同时，也比较严格确定了团员的标准和义务（26）。
这一临时团章的制定，正是对前一时期青年团活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从此，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思想信仰达到了初步的统一，上海团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涨时期。
求名人故事的演讲稿。
急
急
八岁的高斯了数学定理 德国著名大科学家(1777～1855)出一个贫穷的家庭。
高斯在还不会讲话就自计算，在三岁时有一天晚上他看着父亲在算工钱时，还纠正父亲计算的错误。
长大后他成为当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
他在物理的电磁学方面有一些贡献，现在电磁学的一个单位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
数学家们则称呼他为“数学王子”。
他八岁时进入乡村小学读书。
教数学的老师是一个从城里来的人，觉得在一个穷乡僻壤教几个小猢狲读书，真是大材小用。
而他又有些偏见：穷人的孩子天生都是笨蛋，教这些蠢笨的孩子念书不必认真，如果有机会还应该处罚他们，使自己在这枯燥的生活里添一些乐趣。
这一天正是数学教师情绪低落的一天。
同学们看到老师那抑郁的脸孔，心里畏缩起来，知道老师又会在今天捉这些学生处罚了。
“你们今天替我算从1加2加3一直到100的和。
谁算不出来就罚他不能回家吃午饭。
”老师讲了这句话后就一言不发的拿起一本小说坐在椅子上看去了。
教室里的小朋友们拿起石板开始计算：“1加2等于3，3加3等于6，6加4等于10……”一些小朋友加到一个数后就擦掉石板上的结果，再加下去，数越来越大，很不好算。
有些孩子的小脸孔涨红了，有些手心、额上渗出了汗来。
还不到半个小时，小高斯拿起了他的石板走上前去。
“老师，答案是不是这样
” 老师头也不抬，挥着那肥厚的手，说：“去，回去再算
错了。
”他想不可能这么快就会有答案了。
可是高斯却站着不动，把石板伸向老师面前：“老师
我想这个答案是对的。
” 数学老师本来想怒吼起来，可是一看石板上整整齐齐写了这样的数：5050，他惊奇起来，因为他自己曾经算过，得到的数也是5050，这个8岁的小鬼怎么这样快就得到了这个数值呢
高斯解释他发现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古时希腊人和中国人用来计算级数1+2+3+…+n的方法。
高斯的发现使老师觉得羞愧，觉得自己以前目空一切和轻视穷人家的孩子的观点是不对的。
他以后也认真教起书来，并且还常从城里买些数学书自己进修并借给高斯看。
在他的鼓励下，高斯以后便在数学上作了一些重要的研究了。
小欧拉智改羊圈 欧拉是数学史上著名的数学家，他在数论、几何学、天文数学、微积分等好几个数学的分支领域中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不过，这个大数学家在孩提时代却一点也不讨老师的喜欢，他是一个被学校除了名的小学生。
事情是因为星星而引起的。
当时，小欧拉在一个教会学校里读书。
有一次，他向老师提问，天上有多少颗星星。
老师是个神学的信徒，他不知道天上究竟有多少颗星，圣经上也没有回答过。
其实，天上的星星数不清，是无限的。
我们的肉眼可见的星星也有几千颗。
这个老师不懂装懂，回答欧拉说：天有有多少颗星星，这无关紧要，只要知道天上的星星是上帝镶嵌上去的就够了。
欧拉感到很奇怪：天那么大，那么高，地上没有扶梯，上帝是怎么把星星一颗一颗镶嵌到一在幕上的呢
上帝亲自把它们一颗一颗地放在天幕，他为什么忘记了星星的数目呢
上帝会不会太粗心了呢
他向老师提出了心中的疑问，老师又一次被问住了，涨红了脸，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老师的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怒气，这不仅是因为一个才上学的孩子向老师问出了这样的问题，使老师下不了台，更主要的是，老师把上帝看得高于一切。
小欧拉居然责怪上帝为什么没有记住星星的数目，言外之意是对万能的上帝提出了怀疑。
在老师的心目中，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
在欧拉的年代，对上帝是绝对不能怀疑的，人们只能做思想的奴隶，绝对不允许自由思考。
小欧拉没有与教会、与上帝保持一致，老师就让他离开学校回家。
但是，在小欧拉心中，上帝神圣的光环消失了。
他想，上帝是个窝囊废，他怎么连天上的星星也记不住
他又想，上帝是个独裁者，连提出问题都成了罪。
他又想，上帝也许是个别人编造出来的家伙，根本就不存在。
回家后无事，他就帮助爸爸放羊，成了一个牧童。
他一面放羊，一面读书。
他读的书中，有不少数学书。
爸爸的羊群渐渐增多了，达到了100只。
原来的羊圈有点小了，爸爸决定建造一个新的羊圈。
他用尺量出了一块长方形的土地，长40米，宽15米，他一算，面积正好是600平方米，平均每一头羊占地6平方米。
正打算动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材料只够围100米的篱笆，不够用。
若要围成长40米，宽15米的羊圈，其周长将是110米（15+15+40+40=110）父亲感到很为难，若要按原计划建造，就要再添10米长的材料；要是缩小面积，每头羊的面积就会小于6平方米。
小欧拉却向父亲说，不用缩小羊圈，也不用担心每头羊的领地会小于原来的计划。
他有办法。
父亲不相信小欧拉会有办法，听了没有理他。
小欧拉急了，大声说，只有稍稍移动一下羊圈的桩子就行了。
父亲听了直摇头，心想：世界上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
但是，小欧拉却坚持说，他一定能两全齐美。
父亲终于同意让儿子试试看。
小欧拉见父亲同意了，站起身来，跑到准备动工的羊圈旁。
他以一个木桩为中心，将原来的40米边长截短，缩短到25米。
父亲着急了，说：那怎么成呢
那怎么成呢
这个羊圈太小了，太小了。
小欧拉也不回答，跑到另一条边上，将原来15米的边长延长，又增加了10米，变成了25米。
经这样一改，原来计划中的羊圈变成了一个25米边长的正方形。
然后，小欧拉很自信地对爸爸说：现在，篱笆也够了，面积也够了。
父亲照着小欧拉设计的羊圈扎上了篱笆，100米长的篱笆真的够了，不多不少，全部用光。
面积也足够了，而且还稍稍大了一些。
父亲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孩子比自己聪明，真会动脑筋，将来一定大有出息。
父亲感到，让这么聪明的孩子放羊实在是及可惜了。
后来，他想办法让小欧拉认识了一个大数学家伯努利。
通过这位数学家的推荐，1720年，小欧拉成了巴塞尔大学的大学生。
这一年，小欧拉13岁，是这所大学最年轻的大学生。
报效祖国宏愿------ 华罗庚的故事 同学们都知道，华罗庚是一位靠自学成才的世界一流的数学家。
他仅有初中文凭，因一篇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得到数学家熊庆来的赏识，从此华罗庚北上清华园，开始了他的数学生涯。
1936年，经熊庆来教授推荐，华罗庚前往英国，留学剑桥。
20世纪声名显赫的数学家哈代，早就听说华罗庚很有才气，他说：“你可以在两年之内获得博士学位。
”可是华罗庚却说：“我不想获得博士学位，我只要求做一个访问者。
”“我来剑桥是求学问的，不是为了学位。
”两年中，他集中精力研究堆垒素数论，并就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奇数哥德巴赫问题发表18篇论文，得出了著名的“华氏定理”，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数学家出众的智慧与能力。
1946年，华罗庚应邀去美国讲学，并被伊利诺大学高薪聘为终身教授，他的家属也随同到美国定居，有洋房和汽车，生活十分优裕。
当时，不少人认为华罗庚是不会回来了。
新中国的诞生，牵动着热爱祖国的华罗庚的心。
1950年，他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裕生活，回到了祖国，而且还给留美的中国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动员大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他在信中坦露出了一颗爱中华的赤子之心：“朋友们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
归去来兮……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虽然数学没有国界，但数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
华罗庚从海外归来，受到党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他回到清华园，被委任为数学系主任，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
从此，开始了他数学研究真正的黄金时期。
他不但连续做出了令世界瞩目的突出成绩，同时满腔热情地关心、培养了一大批数学人才。
为摘取数学王冠上的明珠，为应用数学研究、试验和推广，他倾注了大量心血。
据不完全统计，数十年间，华罗庚共发表了152篇重要的数学论文，出版了9部数学著作、11本数学科普著作。
他还被选为科学院的国外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家的院士。
从初中毕业到人民数学家，华罗庚走过了一条曲折而辉煌的人生道路，为祖国争得了极大的荣誉。
阿基米德（约公元前287~212年） ——希腊物理学家、数学家。
阿基米德的父亲是一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喜爱数学。
有一次，国王请他去测定金匠刚刚为其做好的王冠是纯金的还是掺有银子的混合物，并且告诫他不得毁坏王冠。
起初，阿基米德茫然不知所措。
直到有一天，当自己泡大一满盆洗 澡水里时，溢出水量的体积等于他身体浸入水中的那部分体积。
那么，如果把王冠浸入水中 ，根据水面上升的情况算出王冠的体积与等重量金子的体积相等，就说明王冠是纯金的；假如掺有银子的话，王冠的体积就会大一些。
他兴奋地从浴盆中跃出，全身赤条条地奔向皇宫，大喊着：我找到了
找到了
他为此而发明了 浮力原理。
除此之外，他还发现了著名的杠杆原理。
伴随着这一发明，还产生了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
在阿基米德的老年岁月里，他的祖国与罗马发生战争，当他住的城市遭劫掠时，阿基米德还专心地研究他在沙地上画的几何图形，凶残的罗马士兵刺倒了这位75岁的老人，伟大的科学家扑倒在鲜血染红了的几何图形上…… 阿基米德死后，人们整理出版了《阿基米德遗著全集》，以永远缅怀这位科学巨匠的伟大业绩。
牛顿（1642～1727） 牛顿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
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
牛顿是举世公认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他的幼年充满了辛酸，在他出生前3个月父亲便去世了，之后母亲改嫁，他是由外祖母抚养成人的。
23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后留校工作。
后因逃避伦敦流行的鼠疫来到母亲的农场里。
在这里，他被一个常人熟视无睹的现象吸引住了。
有一次，他看到一个熟透了的苹果落在地上，便开始思索为什么苹果会垂直落在地上，而不是飞到天上去呢
一定是有一种力在拉它，那么这种将苹果往下拉的力会不会控制月球
他就是通过这个看起来十分简单的现象，发现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
这个定律的巨大作用，很快就显示了出来。
它解释了当时所知道的天体的一切运动。
同时，牛顿又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光学实验，从而证明了白光是由以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顺序排列的合成光。
1687年，牛顿出版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在这里，他钻研了伽利略的理论，并归纳出著名的运动三大定律。
除此之外，他发现的二项式定理，在数学界也有一席之地。
1704年，出版《光学》一书，总结了他对光学研究的成果。
牛顿61岁那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此后年年连任直至逝世。
作为举世公认的、最卓越的科学巨匠，他仍谦逊地说：“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
”1727年3月20日，84岁的牛顿逝世了。
作为有功于国家的伟人，他被葬在了英国国家公墓，受到世人的瞻仰。
欧拉（1707～1783） 欧拉瑞士数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欧拉从小着迷数学，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数学天才。
他13岁便成为著名的巴塞尔大学的学生，16岁获硕士学位，23岁就晋升为教授。
1727年，他应邀去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工作。
过度的劳累，致使他双目失明。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工作 。
欧拉具有惊人的记忆力。
氢说，1771年圣彼德堡的一场大火，把他的大量藏书和手稿化为灰烬。
他就凭着惊人的记忆，口授发表了论文400多篇、论著多部。
欧拉这们18世纪数学巨星，在微积分、微分方程、几何、数论、变分学等 领域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而确定了他作为变分法的奠基人、复变函数先驱者的地位。
同时，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科普作家，他发表的科普读物，在长达90年内不断重印。
欧拉是古往今来最多产的数学家，据说他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够当时的圣彼得堡所有的印刷机同时忙上几年。
欧拉作为历史上对数学贡献最大的四位数学家之一（另外三位是阿基米德、牛顿、高斯），被誉为数学界的莎士比亚。
高斯（1777～1855） 高斯是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高斯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幼年时，他在数学方面就显示出了非凡的才华。
3岁能纠正父亲计算中的错误；10岁便独立发现了算术级数的求和公式；11岁发现了二项式定理。
少年高斯的聪颖早慧，得到了很有名望的布瑞克公爵的垂青与资助，使他得以不断深造。
19岁的高斯在进大学不久，就发明了只用圆规和直尺作出正17边形的方法，解决了两千年来悬而未决的几何难题。
1801年，他发表的＜＜算术研究＞＞，阐述了数论和高等代数的某些问题。
他对超几何级数、复变函数、统计数学、椭圆函数论都有重大贡献。
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他与威廉.韦伯合作研究电磁学，并发明了电极。
为了进行实验，高斯还发明了双线磁力计，这是他对电磁学问题研究的一个很有实际意义的成果。
高斯30岁时担任了德国著名高等学府天文台台长，并一直在天文台工作到逝世。
他平生还喜欢文学和语言学，懂得十几门外语。
他一生共发表323篇（种）著作，提出了404项科学创见，完成了4项重要发明。
高斯去世后，人们在他出生的城市竖起了他的雕像。
为了纪念他发现做出17边形的方法，雕像的底座修成17边形。
世人公认他是一位和牛顿、阿基米德、欧拉齐名的数学家。
祖冲之(429～500) 中国南北朝时代南朝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
范阳遒（今河北涞水）人 祖冲之(429-500)的祖父名叫祖昌，在宋朝做了一个管理朝廷建筑的长官。
祖冲之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读了不少书，人家都称赞他是个博学的青年。
他特别爱好研究数学，也喜欢研究天文历法，经常观测太阳和星球运行的情况，并且做了详细记录。
宋孝武帝听到他的名气，派他到一个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华林学省”工作。
他对做官并没有兴趣，但是在那里，可以更加专心研究数学、天文了。
我国历代都有研究天文的官，并且根据研究天文的结果来制定历法。
到了宋朝的时候，历法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祖冲之认为还不够精确。
他根据他长期观察的结果，创制出一部新的历法，叫做“大明历”（“大明”是宋孝武帝的年号）。
这种历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只有五十秒；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不到一秒，可见它的精确程度了。
公元462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历，孝武帝召集大臣商议。
那时候，有一个皇帝宠幸的大臣戴法兴出来反对，认为祖冲之擅自改变古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
祖冲之当场用他研究的数据回驳了戴法兴。
戴法兴依仗皇帝宠幸他，蛮横地说：“历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代的人不应该改动。
”祖冲之一点也不害怕。
他严肃地说：“你如果有事实根据，就只管拿出来辩论。
不要拿空话吓唬人嘛。
”宋孝武帝想帮助戴法兴，找了一些懂得历法的人跟祖冲之辩论，也一个个被祖冲之驳倒了。
但是宋孝武帝还是不肯颁布新历。
直到祖冲之死了十年之后，他创制的大明历才得到推行。
尽管当时社会十分动乱不安，但是祖冲之还是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学。
他更大的成就是在数学方面。
他曾经对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作了注释，又编写一本《缀术》。
他的最杰出贡献是求得相当精确的圆周率。
经过长期的艰苦研究，他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成为世界上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七位数字以上的科学家。
祖冲之在科学发明上是个多面手，他造过一种指南车，随便车子怎样转弯，车上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他又造过“千里船”，在新亭江（在今南京市西南）上试航过，一天可以航行一百多里。
他还利用水力转动石磨，舂米碾谷子，叫做“水碓磨”。
祖冲之晚年的时候，掌握宋朝禁卫军的萧道成灭了宋朝。
华罗庚（1910～1985） 中国数学家、数学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苏金坛人。
华罗庚的父亲是经营杂货店的小业主，由于经营惨淡，家境每况愈下，致使上中学不久的华罗庚辍学，当了杂货店的记账员。
在繁琐、单调的劳作中，他并没有放弃最大的嗜好－－－数学研究。
正在他发奋自学时，灾难从天而降－－－他染上了可怕的伤寒症，被医生判了“死刑”。
然而，他竟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但左腿却落下了终生残疾。
他常挂在嘴边的是这样一句话：“所谓天才，就是靠坚持不断的努力。
”这位没有大学文凭的数学家，凭着坚持不懈的努力，刻苦自学，于1930年，以《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不能成立的理由》的论文，而使中国数学界刮目相看。
后被熊庆来教授推荐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任助教 。
在这里，他得益于熊庆来、杨武之的指导，学术上得以长足进步，并逐渐树立起他在世界数学界的地位。
1948年应美国一所大学骋请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放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携妻儿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后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
他十分重视和倡导把数学理论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并亲自组织和推广“优选法”、“统筹法”，使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
他一生勤奋耕耘，共发表200余篇学术论文、10部专著。
作为数学教育家，他培养出陈景润、王元、陆启铿等一批优秀的数学家，并形成了中国数学学派，有的人已成为世界级的数学家。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日本讲学时，因突发心肌梗塞而去世，终年75岁。
一生以“最大希望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自勉的华罗庚，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陈景润（1933～1966） 中国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福建闽候人。
陈景润出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上有哥姐、下有弟妹，排行第三。
因为家里孩子多，父亲收入微薄，家庭生活非常拮据。
因此，陈景润一出生便似乎成为父母的累赘，一个自认为是不爱欢迎的人。
上学后，由于瘦小体弱，常受人欺负。
这种特殊的生活境况，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极为内向、不善言谈的人，加上对数学的痴恋，更使他养成了独来独往、独自闭门思考的习惯，因此竟被别人认为是一个 “怪人”。
陈景润毕生后选择研究数学这条异常艰辛的人生道路，与沈元教授有关。
在他那里，陈景润第一次知道了哥德巴赫猜想，也就是从那里，陈景润第一刻起，他就立志去摘取那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1953年，他毕业于厦门大学，留校在图书馆工作，但始终没有忘记哥德巴赫猜想，他把数学论文寄给华罗庚教授，华罗庚阅后非常赏识他的才华，把他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当实习研究员，从此便有幸在华罗庚的指导下，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
1966年5月，一颗耀眼的新星闪烁于全球数学界的上空------陈景润宣布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1972年2月，他完成了对1+2证明的修改。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外国数学家在证明1+3时用了大型高速计算机，而陈景润却完全靠纸、笔和头颅。
如果这令人费解的话，那么他单为简化1+2这一证明就用去的6麻袋稿纸，则足以说明问题了。
1973年，他发表的著名的陈氏定理，被誉为筛法的光辉顶点。
对于陈景润的成就，一位著名的外国数学家曾敬佩和感慨地誉：他移动了群山
诺伊曼 诺伊曼（1903~1957），美籍匈牙利数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
诺伊曼出生在一个犹太银行家的家庭，是位罕见的神童。
他8岁掌握微积分，12岁读懂《函数论》。
在他成长的道路上，曾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1913年夏天，银行家马克斯先生登出一则启示，愿以10倍于一般教师的聘金，为11岁的长子诺伊曼聘请一位家庭教师。
尽管这诱人的启示，曾使许多人怦然心动，但终没有人敢去教导这样倾城皆知的神童……他在21岁获得物理-数学博士之后，开始了多学科的研究，先是数学、力学、物理学，又转到经济学、气象学，而后转向原子弹工程，最后，又致力于电子计算机的研究。
这一切，使他成为不折不扣的科学全才。
他的主要成就是数学研究。
他在高等数学的许多分支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最卓越的工作 是开辟了数学的一个新分支------对策论。
1944年出版了他的杰出著作 《对策论与经济行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作出重要贡献。
战后 ，运用他的数学才能指导制造大型电子计算机，被人们誉为电子计算机之父。
历史上的和坤是个怎样的人
听说是一个挺俊秀的，很有才干的一个人。
初期为官尚算廉洁，还来傍上乾隆这个大靠山后，逐渐演变为中国大一大贪官。
其实现在的贪官演变历程基本都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