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航到底怎么样
30年前的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
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四部宪法，与广纳民意、深得民心的1954年宪法一脉相承，同「文革」色彩鲜明的1975年宪法、「左」的思想尚未彻底清除的1978年宪法进行了果断切割。
现行宪法根据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使命和任务，全面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和社会活动的根本准则，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保证。
可以说，这是一部改革色彩鲜明的宪法，是一部开放思维贯穿的宪法，更是一部人的尊严彰显的宪法。
30年来，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又於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对现行宪法进行了四次修改，形成31条修正案，与时俱进地实现了宪法规范与社会实践的紧密衔接。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1982年宪法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克服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缺陷，总结了建国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丰富经验，集中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既考虑到当时的现实情况，又照顾到将来的发展前景，同时注意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是一部中国特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长期稳定的宪法，也是建国以来最完善的一部宪法。
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在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周年这个特殊时点，我们更要深思，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应当如何进一步发挥应有作用，在全社会形成尊崇宪法、遵守宪法、施行宪法、捍卫宪法的良好氛围和自觉意识，从而凝聚社会共识、引领改革发展、有效制约权力、充分保障人权。
凝聚社会共识 古往今来，不论中西，每一个国家要独立生存、向前发展，前提就是全体国民要形成最起码的社会共识，比如一国以什麼为最终目标和基本底线，内部的政治权力如何分配、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如何规范，等等。
很难想象，一个缺乏基本社会共识或者只能用武力来获得暂时社会共识的国家，能够自主、和平、可持续地发展，而不陷入战争内耗、四分五裂的泥潭。
因此，立宪承载著一项最基本的政治功能——凝聚社会共识。
产生於中世纪的宪法性文件——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是世界上第一部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虽然主要限於保护封建贵族的权力，但充分体现了当时英国绝大多数国民反对王权专横的意愿。
此后的1628年《权利请愿书》、1689年《权利法案》以及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与大宪章的精神一脉相承，构成了限制包括王权在内的公权力，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权的宪法性法律，为英国从封建传统社会和平过渡到现代法治国家、开启强国之路奠定了政治基础。
如果说英国宪法是国王与贵族、精英与平民「妥协」的产物，那麼美国宪法则是吵架「吵」出来的共识。
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13个州先后各自制定了自己的宪法。
1780年，各州代表又制定了《邦联条约》，建立了一个权力孱弱、缺乏权威的中央政府：它无力控制各州的立法权力，任凭各州议会干预司法程序；它无权向各州徵税，以致退伍军人一度因为得不到欠付军饷而威胁兵变；它无权调节州际贸易，无力阻止各州之间的保护主义和贸易战争；它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无力保卫美洲疆土和各州治安。
这充分说明，现有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既不能解决当时的内忧外患，也不能体现未来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大州与小州之间、南方与北方之间、开拓者与后来者之间、农场主与实业家之间、推崇大政府者与偏好小政府者、浪漫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之间，都存在著难以调和的立场分歧和利益冲突。
怎麼办
既然不准备武力解决，那麼只能「打嘴仗」——各州派代表在费城召开制宪大会，吵得天昏地暗、不可开交，好几次差点就散了夥，但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杰弗逊等先贤最终以纯熟的政治手段和难得的妥协精神，完成了美国立宪进程，建立起权力相对集中但又有效制约的联邦政府。
美国联邦宪法是美国社会达成基本共识的产物，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裏虽历经沧桑，但保持了国家的基本稳定，虽经历南北内战却未分崩离析，虽经历经济萧条却未丧失信心。
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之所以被称为「好的宪法」，正是因为它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各方面的共识，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成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已经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走到了极为关键的历史关头。
可以说，当今世界剧烈变动，当代中国深刻变革，社会思想复杂多远，社会矛盾叠加碰头。
关於中国的走向、改革的步骤和顶层的设计，也是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有人怀念建国初期虽然封闭隔绝、物质匮乏却精神丰富、平均分配的类似田园牧歌、乌托邦式的「美好年代」，提出要重回「时代」；有人痛感当前官员腐化堕落、权力不受制约、公平正义匮乏，一厢情愿地想照搬照抄，走西方「三权分立」、「两院制」和「联邦制」的道路；也有不少人因为户籍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的滞后，背负种种压力，成为「漂族」、「蚁族」、「留守儿童」、「空心家庭」，既想要有所改变，又觉得无能为力。
对此，执政党在刚刚闭幕的十八大上已经明确回应，中国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为未来施政设定了方向、划出了底线。
可以说，当前中国纷繁复杂的利益诉求和思想观念，更加迫切地需要宪法发挥凝聚社会共识的功能；也唯有如此，中国这艘大船才能排除「左」与「右」、「中」与「西」的干扰，轻装上阵、乘风破浪，驶出一条最适合国情、最有利於人民的路。
引领改革发展 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的30年，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特殊时期，可以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改革」是检索中国这三十年发展历程的关键词，也是对宪法稳定性和生命力最大的挑战。
纵观美国1787年宪法颁布实施后的两百多年裏，共历经18次修改形成了27条修正案，平均13年修改一次，每形成1条修正案平均需要8年时间。
而我国现行宪法通过以后，至今已作过4次修改，形成了31条修正案，平均每7.5年修改一次，平均每年修改1处。
以修宪频率和幅度作比较，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宪法稳定性与变动性的剧烈冲突，以及这一冲突背后，中国社会因为改革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般而言，改革有三种基本方式：第一种是先修法后改革；第二种是一边修法一边改革，两者同步进行；第三种是先改革后修法。
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改革就意味著必须突破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法律制度或政策底线，「摸著石头过河」的试错模式一直存在并被默认，「先改革后修法」成为无奈而又必须的选择。
在这一背景下，「先违宪违法（或违反政策），既成事实后再修宪修法」的突破和创新成为常见的改革模式。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看来则是弊多利少。
第一，让改革在没有相应宪法依据和法律保障的情况下进行，使改革者心有余悸，反对改革者理直气壮，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影响了改革的深入发展。
第二，让改革处於无序状态，「改革允许试错」、「改革要付出成本与代价」等藉口之下产生了不少监管真空和灰色地带，加大了权钱交易和权力失控的腐败风险，形成了既得利益格局，也给下一步深入改革增加了难度。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三，虽然有些明显违反法律甚至宪法的改革，在事后被证明是有利於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於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良性违宪」、「良性违法」，但这从客观上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助长了法律虚无主义，从长久来看不利於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建设法治国家。
从整体趋势上看，经过多年的改革，目前我国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已经形成，正在逐步走出「摸著石头过河」的历史阶段，现在的任务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在法治框架内进行改革创新。
因此，「先改革后修法」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先修法后改革」、「边修法边改革」应当成为必然的趋势。
我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改革者，非常重视改革的正统性和合法性，都把改革称之为变法，凡要进行改革，都先通过皇权颁布法律，用法律取信於民，用法律与保守势力作斗争，从而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比如说，商鞅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主持了两次大规模变法，推行建立县制、奖励军功、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推动了秦国社会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奠定了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宋中期，面对尖锐的阶级矛盾、严重的民族对立以及财政困境、军事危机，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
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明朝中叶，土地兼并日盛，大量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流民日益增多，政府税赋收入不断减少而开支却不断增加。
为了扭转国家衰亡的趋势，张居正推行了一系列变法措施，比如通过实行考成法，裁减冗员，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颁布清丈条例，清查田地，增加赋税；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税，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改革需要合宪性和合法性作保障，宪法法律必须走在改革的前面，为改革提供依据，用宪法法律推进改革、保护改革、规范改革，决不能把有利於生产力发展的改革置於违宪违法的境地，更不能让不适应的宪法法律影响改革的进程。
因此，我们在按法定程序及时将成熟的改革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通过宪法法律巩固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宪法法律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引作用，通过宪法法律来规范和引导改革开放的发展，依靠国家的力量排除改革中的阻力。
尤其是应兴应革的事情，要尽可能先修宪修法或者先释宪释法后改革，避免宪法法律滞后於改革，削弱改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对於需要在一定地区、一定范围内先行先试的，在注重灵活性和改革勇气的同时，也要确保在法治框架之内有序推行，通过授权决定、宪法解释、法律解释等方式赋予其合法性和正当性。
有效制约权力 宪法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因此宪法很重要的一项功能，就是通过各种监督机制有效约束权力的运行，确保政府的各项权力依法行使并对人民负责，真正建立起一个法治的政府、一个透明的政府、一个服务型的政府。
但中国的法治政府建设模式，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
由於我国特殊的政党制度以及长期以来党政不分的现实，政府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调动能力，「强政府、弱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大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等宪法确立的监督机制贯彻不力。
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往往不是监督的结果，而是政府的自觉行动。
比如说，在2003年《行政许可法》的基础上，2012年10月10日《国务院关於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取消171项行政审批，调整143项行政审批，同时明确指出：「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
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
」这一表述的力度，前所未有，被舆论普遍视为政府自我改革的决心和魄力。
但不可忽视的是，直到现在，中央政府层面的审批事项还有1000多项，而地方政府层面的审批事项则多达1.7万项。
可以说，没有外部的监督，没有权力的制约，光靠政府自上而下的自我改革，很难真正建成法治政府。
将宪法中的权力监督原则和运行机制落到实处，还有待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进一步深化和推进。
一是，继续加强监督权力运行尤其是规范行政权运行的立法，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当前，尤为迫切的就是推动行政程序法的出台，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规范行政权运行的法律法规形成合力，给作为「双刃剑」的行政权力套上法律的笼头和韁绳，努力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必赔偿」，推动「良法善治」的实现。
此外，还要在行政权运行过程中，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二是，加强人大监督的成效和「刚性」。
过去，人大监督采取的主要是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即执法检查）、对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等一些看上去缺乏「刚性」的措施，类似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等「刚性」的手段很少采用。
从2010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监督法的规定，结合听取审议中央决算、国家粮食安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报告，选择人民群众和人大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了多次专题询问，并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现场直播或报道，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面对面地提出很多敏感问题，指出政府工作的不足，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这一监督形式推动了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工作的改进，加强了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也丰富了人大监督的形式。
同时，也给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等刚性监督手段的运用，积累了实践经验。
下一步，应当循序渐进地激活人大的各种法定的「刚性」监督手段，确保权力得到正确行使，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还要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管好政府的「钱袋子」。
三是，依照宪法的规定，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在任何一个追求司法的公正性和现代化以实现社会治理方式合理化的社会中， 司法独立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
但是由於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等各方面的原因， 我国并不存在而且在现有制度框架内也不可能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司法独立。
我国宪法和法律并未肯定司法机关在国家基本权力结构中的独立。
因为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
司法机关相对於权力机关并非相互制衡的分权关系而系下位对上位的关系。
司法官员受人大任免， 司法机关对人大报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
但在这个整体框架之下，审判权和检察权应当依宪独立公正行使。
尤其要避免党政领导干部的干涉，避免法定程序之外救济手段和渠道的冲击，避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蔓延，真正做到执政党所承诺和宣示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充分保障人权 人权的核心是使每个人的个性、人格、精神、道德和能力获得最充分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并加以保障。
虽然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才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人权入宪，但人权的理念、原则和精神早在1982年宪法中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比如说，与前几部宪法相比，1982年宪法在宪法结构上，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置於国家机构之前，表明国家权力来源於人民的委托和授予；在宪法内容上，增加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公民有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等规定；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增加了基层自治制度；等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和完善的进程中，依据宪法制定的法律法规，从不同方面对公民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等进一步作了具体规定，从实体上和程序上切实保证公民享有广泛的、充分的、真实的自由和权利，为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人权的优越性，有利於依宪依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可以说，人权保障已经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但关键在於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在实践中，公民的民主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纸面上和形式中，离「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目标还有距离。
不少地方的主政官员还习惯於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俯视」民众而不是「仰视」民众。
公民的平等权利还屡受侵犯。
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地域歧视、城乡歧视等还大行其道，且难以得到有效的法律救济。
宪法所规定的、物权法所强调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原则还未落到实处。
在「土地财政」的巨额利益驱动之下，一些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紧密合作」，导致「野蛮拆迁」、「带血拆迁」、「自焚抗拆」屡禁不止。
社会各界广泛期盼下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徵收与补偿条例》，在实体和程序上尚有规避空间，「公共利益」在实践中也时常被随意解释和肆意滥用。
公民的人身自由保障有待加强。
从制度上看，虽然因孙志刚案所引发的舆论狂潮，「收容遣送」已被「救助管理」所取代，但劳动教养制度已经饱受诟病仍在广泛使用。
公民因为上访而「被精神病」或者被「安元鼎」等黑保安公司非法拘禁的案例层出不穷，不仅影响了公民表达自由尤其是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批评建议权的有效行使，而且激化了社会矛盾，恶化了治理生态，不利於坚持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
人权的充分保障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基石，但也是一个艰难且漫长的过程。
不仅需要立法上的道德自觉和法律理性、执法上的权力制约和程序制衡，更需要建立有效的宪法实施监督制度，保证宪法正确实施，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确保一切侵犯人权的组织和个人都得到法律的严惩，让每一个公民都能生活在安定平和、免於恐惧的社会之中。
法治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和长治久安，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富有的国家不一定强大，国家要「富」且「强」且「久」，就必须由稳定可靠的法治来支撑。
因此，执政党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
宪法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规定的是对人民、国家、民族最重要、最应该铭记的事项，是我们民族历史经验教训最深刻的总结。
因此，大家才会公认，宪法既是国家的根本法，也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凝聚社会共识、引领改革发展、有效制约权力、充分保障人权，既是宪法功能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对现行宪法的合理期待。
但归根结底，离不开宪法全面的贯彻和有效的实施。
唯有如此，宪法规范的最高效力才能够变为现实。
一方面，宪法要始终与时俱进，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宪法不是完美无缺的，宪法内容要随著时代的进步和实践的发展，吸纳共识、不断完善、凝聚力量、明确方向，从而充分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迫切期待。
此外，为了保证宪法在与时俱进中保持稳定，应当充分发挥宪法解释的作用。
无论是改革创新还是推进法治，只要遇到与宪法条文与精神不一致的，执政者都应有宪法思维和宪法意识，先问「宪」於释宪机关，由释宪机关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使宪法的规定更好地得到贯彻和落实。
另一方面，宪法要健全监督机制，具备必要的威慑力。
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纠正和追究。
只要宪法「有牙齿」、「能管用」，宪法就会树立起极大的权威。
宪法也是法， 也具有法律效力，违反宪法同样要承担责任。
但不同於民法、刑法等一般法律不一样，最可能违反宪法的并不是普通公民，而是国家机关；最可能违反宪法的也不是具体的行为，而是抽象的行为。
如果国家机关的抽象行为违宪而没有审查监督和救济渠道，人权就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国家根本大法就会威信扫地。
因此，必须尽快健全宪法监督机制，明确宪法监督程序，坚决纠正违宪行为。
对於为违宪、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人大常委会既可以通过内部沟通的方式督促制定机关自行纠正，也可以依法行使撤销权，逐步建立健全审查的标准和后续的程序，为宪法的有效实施和严格遵行树立「标尺」。
中国古代历史的大纲
“植树节”是一些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的以宣传森林效益，并动员群众参加义务造林为活动内容的节日。
按时间长短可分为植树日、植树周或植树月，总称植树节。
通过这种活动，激发人们爱林、造林的感情，提高人们对森林功用的认识，促进国土绿化，达到爱林护林和扩大森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为了动员全民植树而规定的节日。
中国曾于1915年由政府颁令规定清明节为植树节即3月12日。
后来到了1928年的4月7日，民国政府颁布了植树令：以后旧历清明植树节应改为总理逝世几年植树式。
”民国政府之所以颁布这道令，是因为孙先生幼年就对“树艺牧畜”十分热爱的缘故。
他在海外留学时，经常利用假期回故乡种植桑树。
1979年2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仍以3月12日为中国的植树节，以鼓励全国各族人民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改善环境，造福子孙后代。
杭州西湖城隍庙历史
西湖（浙江省杭州市西湖） 锁定同义词 杭州西湖一般指西湖（浙江省杭州市西湖）西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面，是中国大陆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
它是中国大陆主要的观赏性淡水湖泊之一，也是现今《世界遗产名录》中少数几个和中国唯一一个湖泊类文化遗产。
西湖三面环山，面积约6.39平方千米，东西宽约2.8千米，南北长约3.2千米，绕湖一周近15千米。
湖中被孤山、白堤、苏堤、杨公堤分隔，按面积大小分别为外西湖、西里湖、北里湖、小南湖及岳湖等五片水面，苏堤、白堤越过湖面，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三个小岛鼎立于外西湖湖心，夕照山的雷峰塔与宝石山的保俶塔隔湖相映，由此形成了“一山、二塔、三岛、三堤、五湖”的基本格局。
中文名称杭州西湖外文名称West Lake Cultural Landscape of Hangzhou地理位置中国浙江杭州市气候类型亚热带季风气候占地面积约6.4平方千米开放时间全天开放景点级别国家A级风景名胜区门票价格免费著名景点西湖十景 新西湖十景 三评西湖十景遗产名录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湖泊长度3.2千米（南北）湖泊宽度2.8千米（东西）湖泊面积6.39平方千米平均深度2.28米库容量1429万立方米湖岸线长度15千米经纬度30°14′45″N 120°8′30″E名 诗《饮湖上初晴后雨》等湖中一山孤山湖中二塔保俶塔，雷峰塔湖中三岛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湖中三堤白堤，苏堤，杨公堤环湖名街北山街，南山路，湖滨路建议游玩时长3-6小时适宜游玩季节3-5月、9-11月目录1 历史沿革▪ 名称由来▪ 秦汉到唐▪ 五代两宋▪ 元明清时期▪ 近代时期▪ 解放后▪ 21世纪▪ 列入世界遗产2 地质3 山水西湖▪ 一山▪ 二塔▪ 三岛▪ 三堤▪ 西湖十景▪ 环湖街道4 人文西湖▪ 宗教艺术▪ 文学作品▪ 美术▪ 民间传说▪ 名人故居▪ 西湖游船5 生态西湖▪ 植物▪ 动物▪ 人工治理历史沿革名称由来西湖图出自《咸淳临安志》清同治六年补刊《汉书·地理志》：“钱唐，西部都尉治。
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
”[1] 后又有钱水、钱唐湖、明圣湖、[2] 金牛湖、石涵湖、上湖、潋滟湖、放生池、西子湖、高土湖、西陵湖、龙川、销金锅、美人湖、贤者湖、明月湖诸般名称，但是只有两个名称为历代普遍公认，并见诸于文献记载：一是因杭州古名钱塘，湖称钱塘湖；一是因湖在杭城之西，故名西湖。
最早出现的“西湖”名称，是在白居易的《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和《杭州回舫》这两首诗中。
北宋以后，名家诗文大都以西湖为名，钱塘湖之名逐渐鲜为人知。
而苏轼的《乞开杭州西湖状》，则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
秦汉到唐2000多年前，西湖还是钱塘江的一部分，由于泥沙淤积，在西湖南北两山——吴山和宝石山山麓逐渐形成沙嘴，此后两沙嘴逐渐靠拢，最终毗连在一起成为沙洲，在沙洲西侧形成了一个内湖，即为西湖，此时大约为秦汉时期。
张岱《西湖梦寻》记载：“大石佛寺，考旧史，秦始皇东游入海，缆舟于此石上。
”此处所言大石佛寺，即位于西湖北侧的宝石山下，尚有“秦始皇缆舟石”之景。
自从隋朝大业六年（610年）开凿江南运河，与北运河相接，沟通南北五大水系，便捷的交通也促进了杭州的经济发展和旅游活动。
唐朝，西湖面积约有10.8平方公里，比近代湖面面积大近一倍，湖的西部、南部都深至西山脚下，东北面延伸到武林门一带。
香客可泛舟至山脚下再步行上山拜佛。
因为当时未修水利，西湖时而遭大雨而泛滥，时而因久旱而干涸。
建中二年九月（781年），李泌调任杭州刺史。
为了解决饮用淡水的问题，他创造性地采用引水入城的方法。
即在人口稠密的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六井，采用开阴窦（即埋设瓦管、竹筒）的方法，将西湖水引入城内。
六井现大都湮没，仅相国井遗址在解放路井亭桥西。
其余五井是：西井（原在相国井之西），方井（俗称四眼井），金牛井（原在西井西北），白龟井（原在龙翔桥西），小方井（俗称六眼井，原在钱塘门内，即今小车桥一带）。
长庆二年十月（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
在任期间，白氏兴修水利，拓建石涵，疏浚西湖，修筑堤坝水闸，增加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杭州）至盐官（海宁）间农田的灌溉问题。
其实白居易主持修筑的堤坝，在钱塘门外的石涵桥附近，称为白公堤，并非近代的白堤。
白氏在钱塘门外修堤，建石涵闸，把湖水贮蓄起来，还书写《钱塘湖闸记》刻于石碑，写明堤坝的功用，以及蓄放水和保护堤坝的方法。
如今白公堤遗址早已无存，但后人却借白堤（当时称“白沙堤”）以缅怀白公。
白氏不仅留下了惠及后世的水利工程，还创作了大量有关西湖的诗词。
最为著名的作品有《钱塘湖春行》、《春题湖上》和《忆江南》。
五代两宋历史上对西湖影响最大的，是杭州发展史上极其显赫的吴越国和南宋时期。
西湖的全面开发和基本定型正是在此两朝。
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907—960年）以杭州为都城，促进与沿海各地的交通，与日本、朝鲜等国通商贸易。
同时，由于吴越国历代国王崇信佛教，在西湖周围兴建大量寺庙、宝塔、经幢和石窟，扩建灵隐寺，创建昭庆寺、净慈寺、理安寺、六通寺和韬光庵等，建造保俶塔、六和塔、雷峰塔和白塔，一时有佛国之称。
灵隐寺、天竺等寺院和钱塘江观潮是当时的游览胜地。
由于西湖的地质原因，淤泥堆积速度快，西湖疏浚成了日常维护工作，因此吴越国王钱镠于宝正二年（927年）置撩湖兵千人，芟草浚泉，确保了西湖水体的存在。
北宋后期，著名诗人苏轼对西湖治理做出了极大贡献。
从五代至北宋后期，西湖长年不治，葑草湮塞占据了湖面的一半。
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上《乞开杭州西湖状》于宋哲宗，断言：“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
”同年四月，动员20万民工疏浚西湖，并用挖出来的葑草和淤泥，堆筑起自南至北横贯湖面2.8公里的长堤，在堤上建六座石拱桥，自此西湖水面分东西两部，而南北两山始以沟通。
后人为纪念他，将这条长堤称为“苏堤”。
相传杭州名菜“东坡肉”，就是苏东坡犒赏疏浚民工的美食。
与白居易一样，大诗人苏轼也在杭州留下了众多诗篇，其中最有名的有《饮湖上初晴后雨》、《望湖楼醉书》。
1127年，南宋定都临安后，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激增，经济繁荣，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
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
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
”杭州的旅游者，每年除香客外，又增加了各国的使臣、商贾、僧侣，赴京赶考的学子，国内来杭贸易的商人。
西湖的风景名胜开始广为人知。
当时，西湖泛舟游览极为兴盛，据古籍记载，“湖中大小船只不下数百舫”，“皆精巧创造，雕栏画拱，行如平地。
”南宋诗人林升在诗《题临安邸》对当时的盛况做了生动的描绘。
另外，诗人杨万里也曾作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盛赞西湖美景。
元明清时期元朝，西湖依然是歌舞升平的“销金窟”。
据《元史》卷23记，在至大二年（1309年），“江浙杭州驿，半岁之间，使人过者千二百余，有桑兀、宝合丁等进狮、豹、鸦、鹘，留二十有七日，人畜食肉千三百余斤。
”西域和西欧各国的商人、旅行家，来杭州游览的增多。
最为闻名的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在游记中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
元朝后期，继南宋“西湖十景”，又有“钱塘十景”，游览范围比宋朝有所扩大。
元世祖至元期间，曾一度疏浚西湖，作放生池，部分湖面又逐渐葑积成桑田。
但到了元朝后期，西湖疏于治理，富豪贵族沿湖围田，使西湖日渐荒芜，湖面大部分被淤为茭田荷荡。
直到明朝宣德、正统年间（1426年—1449年），杭州开始恢复繁荣，地方官也才开始关注西湖。
弘治十六年（一说：正德三年，即1508年），知州杨孟瑛冲破来自豪富们的巨大阻力，在巡按御史车粱支持下，奏请疏浚西湖，由工部拨款。
据明《西湖游览志》卷一载：“是年二月兴工，……为佣一百五十二日，为夫六百七十万，为直银二万三千六百零七两，拆毁田荡三千四百八十一亩……，自是西湖始复唐宋之旧。
”疏浚工程使苏堤以西至洪春桥、茅家埠一带尽为水面，疏浚挖出的葑泥，除加宽苏堤外，在里湖西部堆筑长堤，后人称杨公堤。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钱塘县令聂心汤在湖中的小瀛州放生池外自南而西堆筑环形长堤，形成的独特景观。
三十九年，杨万里继筑外埂，至四十八年而规制尽善。
池外造小石塔三座，谓之三潭。
清朝，因康熙、乾隆两皇帝多次南巡到杭州，促进西湖的整治和建设。
康熙五次到杭州游览，并为南宋时形成的“西湖十景”题字，地方官为题字建亭立碑，使“双峰插云”、“平湖秋月”等未定点的景目，有了固定的观赏位置。
雍正年间，还推出“西湖十八景”，使杭州的游览范围进一步拓展。
乾隆六次到杭州游览，又为“西湖十景”题诗勒石；又题书“龙井八景”，使偏僻山区的龙井风景为游人注目。
乾隆年间，杭州人翟灏、翟瀚兄弟合著《湖山便览》一书，记载西湖游览景点增加到1016处，为杭州最早的导游书籍。
乾隆年间兴建的北京皇家园林颐和园的昆明湖东西两堤也是模仿西湖苏堤六桥而建的。
明清两代，西湖又经历了几次疏浚，挖出的湖泥堆起了湖中的湖心亭、小瀛洲两个岛屿。
雍正年间，西湖面积尚有7.54平方公里，但葑滩20多公顷，经过大规模的疏浚后，面积广及近代的西山路以西至洪春桥、茅家埠、乌龟潭、赤山埠一带。
雍正五年（1727年），浙江巡抚李卫用银四万二千七百四十二两，开浚西湖湖道，在金沙港、赤山埠、丁家山、茅家埠筑石堰各一座，用以蓄泄沙水入湖。
嘉庆五年（1800年），浙江巡抚颜检奏浚西湖兴修水利，后由浙江巡抚阮元主持，用疏浚挖出的泥土堆筑土墩（即阮公墩）。
至此，现代西湖的轮廓已经形成。
同治三年（1864年），创立西湖浚湖局，委钱塘丁丙主事。
近代时期自清朝末期至中华民国迁台前时期，沪杭、杭甬、浙赣等铁路线以及杭州至上海、南京、宁波等地的公路相继建成，便利的交通条件促进了杭州旅游的发展。
除传统的香客外，上海、南京等地游客以及欧美、日本等国的游客也日渐增多。
《杭州市政府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民国19—25年（1930—1936年）外地人到访杭州累计为32,845人。
民国时期杭州旅游资源日益丰富，西湖景点和文物古迹不断增多。
政府将孤山的清朝行宫中的御花园辟为公园，民国16年，改称中山公园，公园左侧辟为浙江忠烈祠，祀浙军攻克金陵阵亡将士，还在西泠桥附近建徐锡麟、秋瑾等烈士墓。
民国6年，修建了灵隐寺的大悲阁，数次翻修岳王庙、岳坟。
民国12—20年间，修建黄龙洞。
民国12—13年，修整倾废的钱王祠，并构筑园林。
民国22年，修护已倾斜的保俶塔。
民国时期，杭州的公园建设始于湖滨公园。
1912年浙江军政府拆除钱塘门至涌金门城墙和旗营城垣，沿湖筑湖滨路，离湖20米处设栏，广种花木，称湖滨公园。
长约一里的湖滨公园共分为一至五公园。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湖举行特别会议，决定有条件地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史称“西湖会议”。
1930年春，杭州市政府在长生路之北至钱塘门头，用浚湖之泥填为平地，约21亩余，辟为六公园。
1928—1933年，浙江省政府分别在第三公园码头、第二公园码头和第五公园码头建立“陈英士像”、“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和“八十八师淞沪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
1924年9月25日下午1时40分，有近千年历史的雷峰塔因塔基长期遭盗挖而倒塌，惊动社会舆论。
鲁迅为此还特地两度撰文评论此事，而“雷峰夕照”也因此有名无实。
1929年6月6日—10月20日，浙江省政府举办首届西湖博览会，参观人数总计达2千余万人次。
博览会会址设在断桥、孤山、岳王庙、北山等沿湖地区，旨在提倡国货、奖励实业，除全国一千多个代表团外，还有美国、日本、英国、印尼等国组团参观，为民国时期杭州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盛会。
1937年3月下旬，蒋介石与周恩来在西湖边的烟霞洞举行秘密会谈，商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史称“西湖会谈”。
[3] 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杭州为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旅游城市之一。
杭州市政府实行封山育林，植树绿化，对西湖进行全面疏浚。
在西湖风景区，开辟植物园、花圃，兴建花港观鱼、柳浪闻莺公园，改建玉泉观鱼、涌金公园，整修灵隐寺、净慈寺、岳庙、三潭印月、湖心亭、印月亭等风景点，在亭子里还可以看见好多的鱼。
修筑环湖西路（西山路）、龙井路、九溪路。
1959年杭州西湖共接待外国游客1,400余人，港澳同胞2,300余人，国内游客500余万人次。
杭州西湖的秀丽风光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青睐。
这其中尤以经常下榻的刘庄（现为西湖国宾馆）、汪庄（现为西子国宾馆）和林彪建造的七零四工程（现为浙江宾馆）最为知名。
1953年12月末，在杭州西湖边的刘庄（一说汪庄），主持起草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72年2月末，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周恩来在刘庄的八角亭内草签了《中美联合公报》，这是中美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文化大革命”后，来西湖旅游人数迅速增加，1978年接待外宾、港澳同胞共计5.3万人次，国内游客约有600万人次。
1983年5月，国务院明确杭州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
1984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指出：“把杭州建设成为我国东南部的旅游中心和国际上第一流的风景旅游城市”。
此后，杭州政府修复灵隐寺、天竺寺、净慈寺、岳庙、大成殿和“西湖十景”碑亭等古迹，扩建虎跑等名胜，新建曲院风荷等公园，开辟“灵峰探梅”景点，在黄龙洞、阮公墩创办仿古游乐活动，还办起夜花园、音乐夜市等夜游活动。
1949年时，西湖污泥淤塞，湖水平均深度仅0.55米，湖底水草遍生，大型游船很难畅行。
1976年，国家拨专款200万元，开始第二次疏浚西湖。
结合驳墈还整修或新建湖滨公园、中山公园、岳坟、苏堤两侧等供游船停靠的大小埠头10余处。
另外，1978年至1985年期间，西湖还进行了环湖污水截流工程和西湖引水工程，提高了西湖水体的质量。
1984年，杭州日报社等五家单位发起新西湖十景评选活动。
由于兼具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人文底蕴，杭州西湖在1982年被评选为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并在1985年入选中国十大风景名胜。
2000年，时隔71年后，西湖博览会再度在西子湖畔举行。
新西湖博览会（正式名称为“中国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4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11.2亿人民币。
此后，西湖博览会被确定为杭州一年一度的大型会议展览活动。
21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数项整治西湖环境的大型工程被启动。
首先是“西湖南线整合工程”。
2002年2月至10月，杭州对西湖南线的四大公园（柳浪闻莺、老年公园、少年公园、长桥公园）进行整合。
共拆除围栏2.25公里，拆除建筑6.57万平方米，开挖水系2.60万平方米，新种乔木8000株，草坪和地被植物4.5万平方米。
四大公园均实现二十四小时免费开放。
杭州西湖是中国首家也是至今唯一一家不收门票的5A级景区。
同年10月25日，在78年前倒塌的雷峰塔旧址上，71.7米高的新雷峰塔建成竣工。
从此，雷峰塔与保俶塔“南北相对峙，一湖映双塔”的美景重现西湖，缺失了近80年的西湖十景自此成为完整的全景。
2002年底，杭州市政府启动“西湖西进工程”（即杨公堤景区）、新湖滨景区和梅家坞茶文化村等三大综合整治保护工程。
在杨公堤景区建设中，主要恢复了茅家埠、乌龟潭等共计70公顷的水面面积，并与西里湖互相沟通，改善和复原了周边的生态湿地。
西湖水面已由原先的5.6平方公里扩大为6.5平方公里，基本上达到了300年前西湖的面积。
新湖滨景区包括从断桥起，沿白沙路、圣塘闸、环城西路、湖滨路至二公园的沿湖地带，工程将湖滨机动车通道移入地下隧道，路面改造成为综合性休闲购物步行街。
梅家坞地处西湖风景区腹地，为西湖龙井茶的重要产地，通过本次整治，景区恢复了茶文化和农家旅游的风格。
2003年起，靠近湖滨路与平海路交叉口附近的西湖水面上建立了音乐喷泉系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去观赏。
2004年国庆节起，杭州花圃、曲院风荷、花港观鱼公园免费向游客和市民开放。
加上2002年开放的南线四大公园，西湖沿线成了开放式大公园。
2009年3月20日，太子湾公园免费对游客开放。
2014年1月中旬起，杭州市政府开始对包括西湖景区在内的高档会所等服务场所展开关停整改等专项行动，以实现“还湖于民，还园于民，还景于民”的反腐和走群众路线工作目标。
列入世界遗产2011年6月24日在法国巴黎举办的第3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被列入目录的景观范围共计3322.88公顷（包括“西湖十景”以及保俶塔、雷峰塔遗址、六和塔、净慈寺、灵隐寺、飞来峰造像、岳飞墓\\\/庙、文澜阁、抱朴道院、钱塘门遗址、清行宫遗址、舞鹤赋刻石及林逋墓、西泠印社、龙井等其他文化史迹均在这个景观范围之内），缓冲区7270.31公顷，列入的依据标准包括(ii)（即在某期间或某种文化圈里对建筑、技术、纪念性艺术、城镇规划、景观设计之发展有巨大影响，促进人类价值的交流）、(iii)（即呈现有关现存或者已经消失的文化传统、文明的独特或稀有之证据）、(vi)（即具有显著普遍价值的事件、活的传统、理念、信仰、艺术及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连结）。
[4]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是浙江省境内的首例世界文化遗产，同时也是继江山江郎山（中国丹霞的一部分）后，省内的第二处世界遗产。
地质关于西湖生成的原因，古代有关书籍记载都较简略。
明朝《西湖游览志》卷一载：“西湖三面环山，溪谷缕注，下有渊泉百道，潴而为湖。
”近代学者从地形、地质、沉积及水动力学等方面进行了考证，其中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西湖是由海湾逐渐演变而生的一个潟湖。
民国九年（1920年），科学家竺可桢考察西湖地形后发表了《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其称：“西湖原是钱塘江左边的一个小小湾儿，后来由于钱塘江泥沙沉淀下来，慢慢地把湾口塞住，变成一个潟湖。
”竺可桢还从沉积率推断，西湖开始形成年代距今一万二千年前。
竺氏认为西湖形成之初，后由于三面山区中的溪流注入，所挟沙逐渐填充西湖，湖面随之逐渐缩小，倘若没有历代的不断疏浚，西湖早已湮废。
1924年，地质学者章鸿钊发表《杭州西湖成因一解》，对竺氏的观点又进行了补充：西湖之成，其始以潮力所向而积成湖堤，其继以海滩变迁而维持湖面，二者为形成西湖之重要条件。
但是，潟湖说在现代科学考察中受到了怀疑。
1950年以后，地质部门对西湖湖中三岛和湖滨公园地质钻孔取样分析，认为距今一亿五千万年的晚侏罗纪时，以今湖滨公园一带为中心，曾发生过一次强烈的火山爆发，宝石山和西湖湖底（大部分）堆积下大量火山岩块，由此，曾出现火山口陷落，造成马蹄形核心低洼积水，即西湖雏型。
1979年，地质工作者对湖滨钻孔采取的岩样作微体古生物分析后著文认为，根据不同化石的组合，西湖的形成过程可划分为早期潟湖、中期海湾、晚期潟湖三个阶段，随着钱塘江沙坎的发育，西湖终于完全封闭，水体逐渐淡化，形成近代的西湖。
西湖周围的群山，属于天目山余脉。
根据岩性差别和山势高低，可分为内、外两圈。
外圈有北高峰、天马山、天竺山、五云山等，属高丘陵地形，山体主要由志留、泥盆纪岩屑砂岩、石英砂岩构成，岩性较坚硬，不易风化侵蚀。
峰峦挺秀，溪涧纵横，流水清洌，是西湖泉水最多地带。
内圈有飞来峰、南高峰、玉皇山、凤凰山、吴山等，山势较低，属低丘陵地形。
山体均为向斜山地，主要由石炭、二迭纪石灰岩构成，易受水流溶蚀，形成了烟霞、水乐、石屋、紫来、紫云等溶洞。
内圈的群山，除岩溶丘陵外，还有横亘西湖北缘的葛岭、宝石山，由火山碎屑岩组成，海拔在百米左右。
山水西湖一山主条目：孤山中山公园原为清朝行宫御花园，1927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公园命名“中山公园”。
公园进门迎面石级上书有“孤山”两大字，其中孤字没有一点，人们猜测其意为“孤山不孤”。
放鹤亭在孤山东北角，为纪念宋朝以“梅妻鹤子”闻名的林逋而建。
浙江省博物馆在孤山南麓，现有各类文物藏孤山位于北侧外西湖中，海拔35米，面积约0.22平方公里，为栖霞岭的支脉，也是西湖中最大的岛屿。
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三：“一屿耸立，旁无联附，为湖山胜绝处。
”今山上林木葱蔚，多历代人文古迹留存。
孤山东西分别以白堤和西泠桥与湖岸相连，且岛上名胜古迹甚
百日大会战口号、标语
你好
看看这个你能不能用上1、大干100天，实现XX目标。
2、开展大，夺取XX工作新胜利。
3、开展百日大会战，开创xx工作新局面。
4、抓打击、出重拳，优化发展环境。
5、积极投身百日会战，掀起工作新热潮。
6、对照目标，强势推进，确保“百日会全面胜利。
7、又好又快、不断提升，确保“百日会战”全面胜利。
8、上下一心，紧密配合，确保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9、攻坚克难、强势推进，深化百日会战。
10、部署、层层落实，夺取百日会战全面胜利。
11、破解难题、早出成效，又好又快地做xx事。
12、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继续深化百日会战。
13、抓重点、重推进，确保“百日会战”全面胜利。
14、争分夺秒、克难攻坚，夺取“百日会战”全面胜利。
15、夯实发展基础，增强竞争力，全力抓好“百日会战”。
黄河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母亲河，为什么人们对她又爱又恨
爱她培育了中华文明，恨她泛滥成灾，祸害了两岸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