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改革开放30周年歌咏大会主持词
开场词： 男：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女：同志们，朋友们； 合：大家好
（鞠躬） 男：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享受缘分带给我们的欢乐 女：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一起用心来感受真情 男：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敞开你的心扉，释放你的激情 女：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这里将成为欢乐的海洋，让快乐响彻云霄 男：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共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女：我们用歌声、用音乐、用舞蹈，抒发对伟大祖国的深深挚爱，倾诉对民政事业的拳拳之情； 男：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我们“改”出了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女：我们的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改善；综合国力大幅增长；国人精神面貌深刻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明显提高增强
男：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烟台民政事业在服务大局、维护民利上解放思想、加压奋进、不断实现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女：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摆脱贫困，民富国强。
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国人民享有更多福祉，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的潮流，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男：为了讴歌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烟台民政事业取得的骄人业绩，烟台市民政局举办这次文艺汇演，旨在服务烟台，总结过去，放眼未来 女：然而，5月12日，当无情的震灾摧毁了四川同胞的家园，当坍塌的楼屋埋藏了四川同胞的身骨。
民政人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组织捐款捐物，把烟台人民的爱心在第一时间送到灾区去。
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民政人众志成城，跨越了艰难险阻，创造了抗震救灾的烟台速度，保障民生，尊重民权，维护民利，我们民政人用辛勤和汗水架起了党和政府关爱弱势群体、救助困难群众的连心桥； 女：为了神圣而伟大的民政事业，我们在多个岗位上付出过艰辛劳动，洒下了辛勤汗水，民政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成绩斐然。
男：赞祖国盛世，我们倍感骄傲；展民政风采，我们无比自豪。
让我们放歌，让我们起舞，让我们倾诉，奉献我们民政人对党、对人民的赤诚之心。
合：文艺汇演现在开始
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结束语： 男：金秋辉煌，我们不仅收获了生活的富足，也收获了精神的硕果； 女：我们同唱一首歌，歌唱祖国的繁荣与发展； 男：伟大的祖国乘着歌声的翅膀，向着更加美好的明天飞翔； 女：让我们把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为改革开放的未来奋发图强； 男：让我们把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为魅力烟台的明天增光添彩； 女：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男：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全面落实“以人为本，为民解困”宗旨，推动烟台民政事业更快更好发展。
合：祝愿我们的事业更加灿烂辉煌，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男：本次文艺汇演到此结束； 女：让我们下次再会
合：谢谢大家
开场词： 男：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女：同志们，朋友们； 合：大家晚上好
（鞠躬） 男：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女：秋天，是团聚的时刻
男：今天，我们相聚一堂，享受喜悦
享受收获
女：今天，我们欢欣鼓舞，感动中国
感受真情
男：今天，让我们载歌载舞，敞开你的心扉，释放你的激情
女：今天，让我们纵情歌唱，歌唱伟大祖国，共庆改革开放
女：三十年
我们用热血，用激情，抒发着对伟大祖国的深深挚爱， 男：三十年
我们用汗水，用付出，倾诉着对民政事业的拳拳之情； 男：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敲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钟声
从此我们吹响号角，万帆竞发
走进新时代
女：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改善；综合国力大幅增长；国际地位逐渐提高；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摆脱贫困，步入小康。
男：奥运的成功举行
更让亿万华夏子孙，心绪飞扬，豪情满怀
女：收获百枚奥运奖牌，更显我中华儿女，神采奕奕，国富民强
男：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烟台民政事业在服务大局、维护民利上解放思想、加压奋进、不断实现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女：当无情的震灾摧毁了四川同胞的家园，当坍塌的楼屋埋藏了四川同胞的身骨。
民政人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组织捐款捐物，把烟台人民的爱心在第一时间送到灾区。
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民政人众志成城，跨越了艰难险阻，创造了抗震救灾的烟台速度。
女：保障民生，尊重民权，维护民利，我们民政人用辛勤和汗水架起了党和政府关爱弱势群体、救助困难群众的连心桥。
男：为了神圣而伟大的民政事业，我们在多个岗位上付出过艰辛劳动，洒下了辛勤汗水； 女：我们烟台的民政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成绩斐然。
男：赞祖国盛世，我们倍感骄傲； 女：展民政风采，我们无比自豪。
合：让我们放歌，让我们起舞，让我们倾诉赤诚，让我们奉献爱心。
女：为了讴歌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烟台民政事业取得的骄人业绩， 男：为了总结过去，放眼未来
由烟台市民政局举办的服务烟台文艺汇演； 合：现在开始
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概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2008-9-1 12:10:23 [会员服务]对新购置车辆提供挂牌服务沙漠玫瑰 等级：版主 文章：629 积分：3724 魅力：1604 现金：8267 金币：10 近访：2008-9-1 14:43:26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08年4月9日 第 7 楼 字号 14pt 16pt 18pt 20pt 22pt 24pt 30pt 34pt 38pt 45pt -------------------------------------------------------------------------------- 结束词： 女：美妙的歌声化作深情的祝福,祝福我们的祖国昌盛安康, 男：动人的舞姿融入衷心的祝愿,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女：我们骄傲，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男：我们自豪，因为我们是中国的青年。
女：让我们把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为魅力烟台的明天增光添彩， 男：让我们把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为改革开放的未来奋发图强。
女：让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全面落实“以人为本，为民解困”宗旨，推动烟台民政事业更快更好发展。
男：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永葆先进,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合：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明天更加辉煌
女：本次文艺晚会到此结束 男：感谢各位领导和各位嘉宾的光临，谢谢大家
合：让我们期待再相聚。
再见
适当根据晚会内容改改即可
有关于联合国的资料
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人生观,是科学高尚的人生观 为人民服务作为道德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和优越于其他社会形态道德的显著标志。
在我们国家，为人民服务不仅是对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要求，也是对广大群众的要求。
每个公民不论职位高低、能力大小，都能够在不同岗位、不同层次，通过不同形式做到为人民服务。
在新的形势下，必须继续大张旗鼓地倡导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融会贯通在各种具体道德规范中。
要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后福、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关系，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为人民服务做好事，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形成展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良好道德风尚。
2008年1月29日，安徽省建设厅副厅长李玉华带领政府工作组到颍上县督查冬春救灾及困难群众生活安排工作，深入到西三十铺镇洪单敬老院、八里河镇邵圩敬老院和十八里铺镇花园村、十八里铺村及八里河镇邵圩村、潘郢村等地，走访抽查了宋传海、胡新安、汪继宇、胡仁安、黄学金等困难农户家中，详细了解了困难群众冬春口粮、过冬衣被、住房、救济资金、建房补贴等落实情况，并检查了各地救灾责任制和救灾热线电话制度实施情况。
工作组听取了县委副书记、县长刘树生和副县长张华久同志的工作汇报，查阅资料。
元月12日至28日，颍上县积雪达23厘米，降水量达79毫米，雪压倒房71间，损毁115间，受灾人口4787人，转移146人，直接经济损失568万元。
面对灾情，颍上县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扎实有效地开展了各项生产救灾工作，通过组织捐赠、对口帮扶等共筹集452.36万元，其中县政府下拨冬春救助款70万元；已落实2007年冬春救济口粮132.6万公斤。
通过筹集、自购等方式，解决困难群众过冬棉衣1.45万件，棉被1.23万床。
目前，县政府正把2008年第一季度493.2万元五保户供养资金和289万元农村低保资金全部打卡发放到户，确保困难群众能够安全渡过冬春。
通过现场检查和听取汇报，李玉华指出颍上县冬春救助工作不仅完成了各项任务，而且还有创新，把救灾工作做得很扎实、细致。
他要求颍上县要继续深入到每家每户去检查，体察民情，掌握灾情信息情况，把灾情上报网络机制建立好，确保各项救灾措施及时到位，确保灾区困难群众安全度过雨雪关，欢度新春佳节。
王瑛：女，回族，（1961年11月~2008年11月27日）王瑛，女，回族，1961年11月出生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198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7月参加工作。
王瑛同志1982年7月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畜牧系；1982年8月至1986年3月在原巴中县畜牧局工作；1986年4月至1987年4月在原巴中县整党办工作；1987年5月至1994年4月在原巴中市纪委工作，历任纪委委员、信访室副主任、纪委常委；1994年5月至1997年11月在原巴中地区纪委工作，任信访室主任；1997年12月至2000年1月在中共南江县委工作，任县委常委、县直工委书记；2000年2月至2001年2月任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2001年3月至2002年7月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2002年8月至2006年11月任县委副书记、县纪委书记、县总工会主席；2006年12月至2008年11月任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
王瑛同志系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市第一届、第二届纪委委员。
王瑛同志生前曾先后多次荣获上级表彰： 2002年10月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表彰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2003年被巴中市委、市政府表彰为“巴中十年创辉煌”劳动模范，被省纪委、省监察厅表彰为“办案先进个人”。
2007年1月被中央纪委、人事部、监察部表彰为“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标兵”。
2008年11月27日，党的好女儿，领导干部的楷模--南江纪委书记王瑛同志在赴重庆治病途中，不幸逝世。
王瑛在思考纪检监察工作服务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简称为“五个零”的王瑛工作法。
即：建立投诉中心，为民服务零距离；召开专题听证会，干群关系零隔阂；开展“三最佳”创评，监督监察零空档；评选诚信先进，再塑形象零起点；实行投诉查结制，案件查处零搁置。
（1）独特的王瑛工作方法 通过开展“五个零”的活动，南江的投资环境大大改善，2003年以来，先后有15多个省市的50多家客商来南江投资兴业，总投资达到6个多亿。
（2）坚强的人格魅力 记者在采访王瑛书记的生前好友时，发现许多人都用一个相同的词来描述王瑛，那就是----坚强。
作为王瑛的上级，巴中市纪委副书记雷超这样评价她：作为一个女性，她却有着令人佩服的果断和理性；她体弱带病，却有着顽强不屈的精神和毅力。
王瑛的坚强超乎她身边所有人的意料，朋友们因此形象地把她称为“铁骨”。
（3）对他人无尽的关爱 王瑛是一个十分具有爱心的人。
在生活中，王瑛象对待亲人一样关心机关干部职工，心里更装着山区的老百姓。
资助家境贫寒的黄霞上大学。
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爱戴。
2008年11月底，当听闻王瑛书记去世的噩耗后，数名背二哥（从事搬运工作的苦力）赶赴巴中，代表数百名南江背二哥，在灵前打出“王瑛书记，一路走好”的标语，感动了无数巴中人。
做时代先锋 为党旗增辉 —观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有感 寒假期间，作为一名共青团员的我，有幸来到位于黄浦江畔的上海档案馆参观共产党员先进事迹的文献图片。
走进展览大厅，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许多优秀共产党员的照片、事迹和荣誉。
有为困难群众的温饱而牵肠挂肚的市民政局救灾处处长杨长海；有三顾家门而不入，以“平凡的工作中追求不平凡的事业”为信念的好刑警董福明；还有为我国4500万亩低洼盐碱地开发水产养殖让千百万生活在哪里的贫困农民脱贫致富而不懈努力，无私奉献的水产研究员王慧……。
看着这些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我颇有感触，我想正是因为有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具有立党为公、勤政为民的思想，正是因为他们具有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正是因为他们具有奋发有为、顾全大局的意识，使得我们的党和国家茁壮成长。
作为新一代的接班人，我应当要此机会学习他们先进的精神，学习他们认真扎实求真务实的良好作风，为上海早日实现 “两个率先”，建成“四个中心”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2\\\\ 参观上海档案馆 感受党员先进性 4月6日，我校全体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怀着激动的心情，参观了“做时代先锋，为党旗增辉——上海市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档案文献图片展”。
走进红色的展厅，首先吸引大家目光的是一根泛出光泽的扁担。
人们不会忘记，杨怀远36年来用57根扁担演绎出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崇高责任：“宁愿自己多吃苦，不愿乘客一时难。
”转过了一个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突兀地跃入了记者的眼帘。
这辆自行车属于被称为“生命保护神”的全国优秀医务工作者、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俞卓伟。
“全天候、全方位，一线作战、靠前指挥”，这辆自行车正记录着他在医院来回奔波的路程，更承载着他对病人真诚的爱。
在众多的展品中，还有一本独特的帐册——黄浦区豫园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春根的《社情民意记事帐》。
帐册的第一页，赫然写着“关于对当前动迁的一点思考”。
这本独特的帐册上每一笔都实实在在地记录着这位好干部为民的衷肠柔情和做人的凛然正气。
一句句体现党员崇高品质的语言，一幅幅生动感人的图片,一篇篇弥足珍贵的文献,一件件凝聚着对人民群众款款深情的实物,讲述了一个个真实动人的故事，展现了上海解放以来全市各条战线具有时代特征和代表性的50名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
老师们参观后纷纷表达参观感想。
作为一位已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顾爱琴书记表示：先进性是历史的，也是具体的，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李钰老师刚入党，她觉得看了展览很受教育，也很受鼓舞，使广大党员学有榜样，赶有方向。
年轻的入党积极分子们也说，看了展览后觉得对自己的思想触动很大，认识又提高了一个层次，这些党员的人生格言应成为自己的座右铭，他们也要成为这些优秀党员的“追星族”。
3\\\\ 1月26日，浦东分局党总支组织系统内党员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前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海档案馆参观学习。
档案馆中的珍贵档案文献和历史照片，展示了近200年来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发展的脉络。
同志们看老照片、读历史资料、观老电影，静心品味着历史，追溯上海的“记忆”，深切的感受到了上海的风度、上海的速度、上海的高度和“海纳百川，服务全国，追求卓越，艰苦奋斗”的上海精神。
展览中，我们既看到了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展，也看到了浦东开发开放以来的沧桑巨变。
尤其是现在的浦东，已成为人才和财富的聚集之地，先试先行的创新之地，超常发展的腾飞之地。
通过参观学习，大家表示：身为浦东的食品药品监管人员，要努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关、地位观、利益观。
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为浦东的食品药品监管事工作更上一楼层而努力。
月25日下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草案）》等法案，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列席会议。
中新社发 任晨鸣 摄 中新社北京二月二十五日电 (记者 孙宇挺 周兆军)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二十五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主持会议。
这次常委会会议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即将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做准备。
为此，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议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列席人员名单草案。
同时，会议继续审议食品安全法草案、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保险法修订草案。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锡荣向今天的全体会议作了关于食品安全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汇报了草案关于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加强保健食品监管、强化食品安全全程监管、加强食品广告管理、减轻食品生产经营着负担、明确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等方面的修改情况。
法律委员会认为，目前草案已比较成熟，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适时、孙安民分别作的关于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保险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法律委员会认为，这两部法律草案已经比较成熟，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国和秘鲁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国和墨西哥引渡条约、中国和日本领事协定的议案。
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就上述议案作了说明。
会议还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黄镇东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了有关任免案等。
(完 谭老伯是一名老党员了，有38年的党龄。
尽管不住在这个小区里，但他却坚持义务扫地已经有6年多了。
除了在丽珠小区里义务扫地之外，谭老伯在自己居住的玻璃厂宿舍区里也同样义务扫地，还因为宿舍楼的水压低，高层的住户经常没有水用，谭老伯就义务帮开电抽水，一天三次，每次都要看守三四十分钟，虽然没有任何报酬，谭老伯却能坚持多年. 我觉得这个人相当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簸箕，扫把这些工具全部是他的。
星期天休息时间，他照样骑自行车过来，把街道清扫干净，再骑自行车回去。
我觉得他这种精神相当可嘉。
2012年2月-3月的时事政治谁有啊
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1647 更新时间：2006-10-17 ——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公益事业发展史的西方模式 两种“第三部门”观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这一概念如果按它的提出者T.列维特等人（Levitt,1973）的定义，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那末它就应该是个古已有之的现象。
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区，国家（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人们组织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种类繁多的。
而且严格说来，“民族国家”在西方被认为是近代现象，在中国固然“国家”早熟而且形成了前近代世界罕见的官僚机构，但其组织的发达也不能与现代国家相比。
而“私营企业”的严格定义几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其广义的所指尽管可见于古今中外，毕竟也以近代为繁荣。
所以从逻辑上讲，如上定义的“第三部门”应当是时代越古、社会越“传统”它就越兴盛才对。
我们的祖先（西方人的祖先也一样）活动在“衙门与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宗族、部落、村社、教会、帮伙、行会等等——中的时候，实比如今的人们为多。
就是在加上附加条件（如必须是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等）之后也如此：毕竟那个时代如果有“公共产品”的话，也恐怕更不能指望衙门与公司来提供的。
然而，通常人们都是把“第三部门”作为一种现代（近代）现象，乃至“后现代”现象来描述的。
其中有的主要把“第三部门”的成长与国家干预、国家控制的退缩和公民自治、社会自治的扩张联系起来，因而非常强调它的“现代性”意义或“市民社会”意义——这两个词在这种语境中一般都是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西方现存社会相联系的。
这种观点往往直接指出“第三部门”之发展与“私有化”进程的关系、与福利国家的消亡之关系，并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替代物”、“非计划的（个人志愿）合作”与“制度化的私有化”等等。
（Kramer [et al],1993）相反地，有的人则主要强调“第三部门”的成长是对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私人企业等“市民社会”古典原则的否定，把“第三部门”的兴起与社群主义、合作主义、“新社会主义”、“现代性批判”或“后现代趋向”联系起来。
这种观点往往把非私有（当然，也非官办）经济当作“第三部门”的主要构成，从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英国的工合运动与费边主义经济直到以色列的基布兹公社，都被视为“第三部门”的事例。
有人还归纳出了“第三部门”的三种类型：“合作经济”、“混合经济中的合作成份”和“与利润分配相结合的参与制中的合作利益”。
（Clayre,1980） 显然，这两种“第三部门观”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
它不仅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差异，而且也导致了事实判断、包括“什么是第三部门”这一判断的差异。
象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与以色列的基布兹这类虽非私有但仍是“企业”、虽未必追求利润极大化但绝对具有法人经济效益目的的“部门”，在克莱尔眼中是第三部门的典型，但在克莱默看来恐怕是根本不能列入第三部门范畴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为新左派的第三部门观与新右派的第三部门观，或者“非个人主义”的第三部门观与“非国家主义”的第三部门观。
按玛利琳·泰勒的说法，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提供公共产品的途径：在公共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方面，新左派（书中称为“福利多元主义”）期待于“志愿部门”，而新右派期待于“具有志愿部门社会保障网络的赢利部门”。
在财政来源方面，前者期待于政府而后者期待于私人来源。
在规则方面，前者主张按政府与作为“中介结构”的志愿部门的规矩，后者则主张按市场规则通过个人交易来进行。
当然，有别于这二者的是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它在所有这三个方面都只期待于政府。
（Gidron [et al],1992:150） 可见，如今人们讲的“第三部门”具有时代之根（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和结构之根（政府和企业之间，或更本质地说，是国家与个人之间）。
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生活日益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即个人主义的或个人本位的社会）二元格局的结果。
也正是作为这种二元格局中的一种“中介”组织和对二元紧张的现代社会症状的一种治疗尝试，“第三部门”中才会存在“非国家主义”与“非个人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这样两种方向。
从“共同体”公益到“国家+市场”公益 而在近代以前的传统西方，这种二元格局是不存在的。
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F.滕尼斯曾指出：“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结合类型。
前近代的传统文明中没有“社会”而只有“共同体”，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以习惯性强制力为基础的血缘、地缘或宗教缘集体纽带，它不是其成员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是一种“人们意志的统一体”。
只是到了近代化过程中，一方面交往的发达突破了共同体的狭隘界限，发育了大范围的（地区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一方面人的个性与个人权利发达起来，于是形成了“社会”。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习俗的产物，而社会则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础上结成的“有目的的联合体”。
共同体是整体本位的，而社会则是个人本位的，“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
共同体是相对狭小的群体，而社会则大至与民族国家相当，并由此形成“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
“共同体是古老的，而社会是新的”。
（滕尼斯，1999） 滕尼斯的这种分析，我以为是大体符合西方社会史的实际的。
在这一进程中既然国家与“社会”（个人本位的公民社会）的二元格局是近代（现代）化的产物，那么这二元之外（或之间）的“第三”部门也只能是近现代的产物。
而在传统的“共同体”时代既然没有民族国家与公民社会这“二”元，当然也就不会有“第三”部门。
因此尽管西方传统时代也存在着“衙门与公司之外”的组织（即“共同体”），存在着由它提供的“公共产品”即传统的公益、慈善事业，但现代第三部门并不是它的后继。
而“第三部门史”的研究者在论述当代第三部门发育的时代、社会根源的同时，也很少要涉及它的“历史根源”。
当代史学对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等其他各国）前近代的公益、慈善事业或“社会工作”事业的历史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如J.B.施尼温德等对西方博爱与救济意识演进史的研究（Schneewind,1996）、A.E.C.麦坎茨对17-18世纪荷兰自治市阿姆斯特丹等地市民慈善组织与孤儿救助事业的论述（McCants,1997）、M.道顿等的英国公益慈善史探讨（Dauton,1996）、W.K.约尔丹的1480-1660年间伦敦慈善团体研究（Jordan,1960）、S.卡瓦罗对1541-1789年意大利都灵地区慈善医院文献的考证（Cavallo,1995）、T.M.萨弗利关于德国奥格斯堡地区济贫抚孤公益事业历史的描述（Safley,1997），P.加维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贫儿、弃儿与孤儿养济院的研究（Gavitt,1990），等等。
从这些研究看，西方近代以前的传统时代慈善、公益事业除技术上的落后特征（活动领域狭小，主要限于救济孤儿、施舍医药等等）外，在观念形态与社会组织层面更有明显的特点：在观念上慈善过份依赖于宗教意识，被看作是一种单方向的“赐与”（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
（Schneewind,1996）活动局限于狭小的群体，而且往往被纳入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保护关系中，施舍者与被施舍者间形成一种人身依附纽带。
如16世纪都灵地区“慈善与权力”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捐助者建立免费医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为通往统治者地位的桥梁。
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最著名的慈善机构英诺森养济会，则是直接受庇于教皇的。
它虽然也由教会募捐来支持，但那时的认捐属于对教会尽义务，并无“志愿”性质。
西欧以外不少其他民族的传统公益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共同体”性质，束缚——保护纽带而非志愿合作纽带成为这些活动的基础。
如俄国传统的米尔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劳动组合、连环保等经济职能外，还有十分发达的社区公益职能。
米尔专门预留有“共耕地”，其收获用作公益金（即各家在共耕地上出工相当于公益捐助），诸如老弱病残、意外灾难的补助、公医、公匠、公牧的雇请、节庆典仪的开支等，均可承担（Figes,1986）。
日本传统时代的町与印度的村社，也有类似的公益职能。
（吉田久一，1994；Wadia,1968）。
然而进入近代化过程后，传统共同体趋于解体，人们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包括相当一部分原由传统共同体提供的“公共物品”。
于是许多国家的人们在由“共同体的附属物”变成自由公民的同时便“享受”到了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
传统共同体的公益职能一部分由新兴的国家机器来承担，一部分则成了市场交易物而改由赢利部门来提供。
至于公共物品供求中的“搭便车”问题在这个时期是不会引起太大注意的。
原因很简单：在由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时代向个人本位的市民社会过渡时由于旧的身份、等级、特权、共同体等壁垒的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比比皆是，因“搭便车”而造成的“失灵”因而易于被掩盖。
只有到旧时羁绊已不存在、交易自由充分发展、社会经济机制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完全市场”的状态下，那些不是因为非市场力量的干扰，而是由于市场逻辑本身的固有缺陷所致的“失灵”才会凸显。
同样道理，在“民族国家”职能初具、政府干预力量还未充分施展之时，“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是难以凸显的。
直至“二战”以前的情形的确如此。
那时“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一样处在上升期。
从19世纪英国的迪斯累里、德国的俾斯麦分别建立福利国家的雏形（即“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保守的福利国家”和“父权式的托利党社会主义”）、20世纪的美国新政、北欧社会党福利体制、英国劳合乔治与麦克唐纳的“工党社会主义”、德意法西斯的“法团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直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欧美的左派（社会党）、右派（保守党）、极左派（共产党）与极右派（法西斯）都出台了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设计。
另一方面，传统的共同体公益日渐衰落，如17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传统社区捐赠基金与教会慈善基金尚处在“黄金时代”，但18世纪后因“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社会出现了“财政上的保守与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与金钱”的关系日显，传统慈善基金制度随即衰落了。
（Mccants,1997）在英国，原由教会主持的慈济诊所与药房在18世纪大都世俗化，转由世俗政府及企业支持，当时在约克、利兹、赫尔、设菲尔德等地的这类医疗公益还带有行会性，到19世纪这种行会性也趋于消除。
如在哈德菲尔德的纺织业慈济诊所中，1841年还有57%的病人是纺织业雇员，到1871年这一比例降至22%；但诊所超越行会性而向社会开放的同时，慈善性也逐渐为商业性所取代了。
（Barry and Jones,1991:149-169）19世纪法国的传统社区互助协会在摆脱村社、行会、教会的色彩后也发展迅速，其数从1852年的2488个发展到1902年的13673个，会员由23.9万增至207.4万。
但同时其慈善色彩也大为减退。
到1910年，这类协会总预算收入达6298万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万，即18.8%来自捐赠、遗产赠与及成员的自愿奉献；另有1172万（18。
6%）来自政府资助，3936万（62.5%）来自带有自惠性的入会费或会金——而这部分取之会员，用之会员的资金作为入会条件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同上，172-186）。
总之在欧美社会“走入现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业的共同体基础逐渐为国家+市场（或政府+“社会”、国家+个人）基础所取代。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这一时期公益组织的特征是“非制度性的自由捐助作用很小，大多数组织处于政府的监督下”。
法国在1882-1902年间“经批准的”公益会社成员增加了100万，而“自由的”公益组织成员只增加10万。
解释很简单：国家的资助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能使用。
而若无国家支持，极少有组织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因此从国家与私人（市场）那里得到收入并不是“非正常”的。
这一时期“互助主义”（mutualism）公益的实践实际上是战后福利国家体制的序幕，“它使人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一条介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道路”。
（同上：184-185） 对于西方历史上从传统公益向现代公益的演变，以往学者有多种表述，如“从教会慈善向世俗控制转变”（Weaver,1967:14），“从父爱主义的福利形式向职业化管理与保险——融资体制过渡”（Barry and Jones,1991;190），从“救助个人的慈善”到“作为社会责任的慈善”和“作为道德责任的慈善”、最后到“福利国家中的慈善”的演变（Alvey,1995），以及从“近似原则”向“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发展（同上；26）等等。
但从根本上讲，笔者认为这种转变的本质在于“共同体失灵”所导致的对国家与对市场的二元崇拜。
西方的现代公益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国家+市场”公益到第三部门：否定的否定
现代公益模式的形成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传统慈善观念的变革。
西语中“慈善（harity）”一词现在的辞书中都释为“仁爱”、“基督之爱”、“为上帝而普爱众生”等，带有浓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
但实际上它早于前基督教的古典文明时代已经流行，在早期拉丁语（caritas）及希腊语（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着一种珍贵的情怀与高尚行为，它与恩惠及感恩相联系，但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这个词都从不用来表达一个家庭（家族）内的施惠关系，而只是用以表达一个人对他自己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之善意行为。
可见，这时的慈善虽然含有受者对施主的依附性含义，但也反映了一种突破共同体中自然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局限之意图。
（Weaver:6）这时也已经出现了西方公益史上著名的“近似原则”（cy-pres doctrine）：这一原则认为施主的直接救助目标不能达到时，有势力的组织者可以征集其所施并用之于“近似于施主原意的其他目的”。
（Alvey;8）这就为慈善信托基金的发展开了路。
但到19世纪，与感恩相联系的慈善观念已越来越为两个方面所排拒：对弱者而言，他们“对于受惠的民主化预期”已使“慈善”变得像是“对贫穷阶层的侮辱”（Barry and Jones,1991:190）。
对于强者而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也造成了一种对所谓不争气者的一种“维多利亚式的厌恶”；而倾向于“对受惠者更具选择性的博爱”。
正如英国学者安德烈·里德所言：“它不打算帮助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浪荡子、二流子或纯粹的贫民，土地法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东西。
它只打算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天意神旨以不可抗拒的突发灾难挡住他们的路”。
新的博爱要帮助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乞讨，因为他们习惯于工作，他们拒绝成为穷人，因为他们已经为更好地生活而追求了独立性”。
（Alvey,1995:26） 由于这种“福音主义”拒绝救助所谓“自已弄穷的人”，而并非“自己弄穷”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残疾人、孤弃儿等）的救助又被认为应当是当时职能日趋发达的国家的责任，因而19世纪兴起的私人捐助信托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渐退出传统慈善领域即对特殊不幸者的施舍，而转向了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则是20世纪兴起的环保等领域。
现代公益的特点在与宗教的关系上表现尤为明显。
如前所述，中世纪西方慈善事业的最大施主是教会，“教会资助社会事业”是那时的传统。
但英国在16世纪、荷兰在18世纪、其他西欧国家大致也在此期间都出现了来自宗教的慈善基金日益减少的趋势。
由大笔私人遗产（资本主义积累的产物）捐赠而设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之而成了救济事业的支柱。
（Alvey:1995:12,19）但随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兴起，济贫施药养老育孤这类事业逐渐转由国家主办，民间世俗基金便更多地关心公众的精神需求，同时现代化要求的政教分离趋势也使国家不便支持教会，民间世俗基金便成为宗教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资者。
基督教博爱思想、救世情怀与利他主义虽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为的精神动力之一，但教会本身已由施助者变成了主要是受助者。
“教会资助社会事业”遂为“社会事业资助教会”所取代而成为现代公益的一大特征。
在美国这一点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国全国公益来源有80%来自个人捐赠，而在公益开支中宗教占了将近一半（49%），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
（Weaver,1967:62-65） 在传统慈善的重要领域医疗事业中，“父爱主义”的施医舍药也逐渐变成了“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医学研究资助。
1888年法国出现的巴斯德研究所便被视为“20世纪医疗慈善事业所继承的模范”。
这个私人投资、吸纳志愿捐助的非赢利机构除以一系列科研成就闻名于世外，还开展了预防白喉（1894年起）等社会公益活动并为狂犬病等患者提供免费医疗。
但它的主办者始终认为科学是“消除贫困与疾病之根”的希望，而慈善则是次要的。
它开创了此后一大批类似机构之先河，如法兰克福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保罗·埃里克研究所等。
与此类似，传统的施舍济贫也发展成以民间公益组织扩大就业机会的努力，工合运动的发展便是一个典型。
（Barry and Jones,1991:195-196） 现代公益的另一重要活动领域是教育。
随着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以市场规则运作的“教育产业”和国家主办的“教育事业”同时勃兴并排挤了传统时代以教会、村社为主角的共同体教育。
但“教育产业”与官办“教育事业”之间仍有很大的空缺需要第三种力量来填补，这是工业化时代教育成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的结果，因此也正是在这一领域较早兴起了新的公益组织形式。
19世纪前期，英国出现了拥有数千捐助人的“要求关心穷人教育的皇家慈善委员会”、布罗哈姆委员会等组织，从事对学校与对学生的教育资助。
当时一份调查显示，英国有4100多所学校受到资助，这些学校共有学生16.5万。
在另外约14300个未受资助的学校中，则有31万交费生与16.8万慈善资助生。
受资助学校的学生与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计33.4万人，已经超过了交费生人数。
除此之外，在主流教育系统之外的非英国国教徒中还有许多受资助的初级学校，分别由战憟教徒、犹太人与胡格诺教徒建立（Alvey,1995:28-31）。
教育、宗教、科研领域的这些情况表明，即使在“国家+市场”被寄以最高期望的“走进现代化”时期西方也存在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民间公益力量。
它无疑是当代第三部门的先驱。
无疑，就西方文化的继承性而言它与前近代传统文化并不是毫无瓜葛，正如保尔·魏德林所说：基督教人道主义遗产与更早时代商业主义的大众参与到工业时代“与其说被拒绝了，不如说是在更现代的指导下被改造了”。
（Barry and Jones,1991:190）但如果就实践的指导思想、组织资源、动员方式与行为规则等方面看，父爱主义与理性福音主义、共同体慈善组织与公民公益组织、“教会资助社会”与“社会资助教会”等区别的断裂性还是很明显的。
正因为如此，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一直有所谓“慈善终结论”、“慈善失败论”之说。
正如英国讨论公益问题的拿旦（Nathan）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提到的：“我们历史中最悲壮的失败之一，就是这些慈善者所作出的努力。
尤其是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由私人努力来提供学校、医院、施药所、济贫院、孤儿院的普遍服务、发放养老年金、以及救济其他范畴的‘应当贫穷者’（deserving poors）”。
而历史证明民间的这些努力终结了，“如今国家的法定服务——新的或旧的——现在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福利，……（于是）困扰委员会的基本问题是：慈善者还有什么事可做
” 但委员会主席、英国著名律师与议会法学家拿但认为旧慈善的终结恰恰意味着新型志愿行动的兴起。
有趣的是：他在论证这一点时并未强调“市场失灵”与“国家失灵”，而恰恰论述了志愿行动与这二者的契合。
他认为志愿服务与国家服务相互排斥的观点已经过时，这两者并无明显界限：“历史上（民主）国家行为就是志愿行为的结晶与普遍化”，“如所周知，如果没有志愿服务的渠道相配合，民主国家很难有效地发挥职能”。
福利国家制度应当由志愿努力来补充，这不仅由于作为民间力量的志愿组织可以作为压力团体对国家构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国家的忙：“志愿部门不像政府衙门，它有自由去进行实验，能成为开创性的先锋，而国家可以接着干——如果这种开创被证明有益的话”。
与之相比，赢利部门虽然也有“实验的自由”，但其实验的目的是产出私人物品，因此即使实验成功，国家也无法“接着干”。
反过来讲，志愿部门因其不具强制性，其实验如果失败，也不致造成严重后果，而国家如果胡乱搞“实验”，那就要酿成灾难了。
换言之，志愿部门再不济，顶多成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而国家若搞乌托邦就可怕了——有过这种经历的中国人对此应当比拿但更有体会——这是从“消极自由”的角度肯定志愿部门。
若从“积极自由”的角度志愿行动当然就更值得肯定。
因为这种自由观不仅讲“有权做什么”，而且更讲“应当做什么”，而志愿者的利他向善、服务公众显然是“应当做”的。
可见，拿但委员会眼中的志愿部门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在“积极自由”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它以（民主）国家有效、市场有效为前提，即它首先是（民主）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的，然后才在一更高层次上体现其非国家主义、非个人主义的色彩，发挥其弥补“国家失灵”、“市场失灵”缺陷的功能。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才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过去的好心能更自由地服务于现时变化了的新需求”。
（Alver,1995:38） 因此，现代西方的志愿部门或第三部门是在公民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无论它的创新实验是成功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还是流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它与前公民社会的传统慈善都已判然为两。
只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下，传统慈善的若干特点有时会“复归”，如“近似原则”如今已成为志愿捐助信托基金的通行准则。
依靠这一原则，分散的捐助者的个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这些捐赠整合为统一的资助意向并服务于更大的社会目标。
古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的这一原则在“理性福音主义”时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为那时更强调遗嘱自由和对捐赠者特定选择的尊重。
但在战后，第三部门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赠者个人意志分散的局限，“近似原则”也就日益扩大了适用性。
如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组织之一“富兰克林基金”（正式名称为美国仁爱协会），以富兰克林捐赠的遗产为本金，富氏原定的资助对象是：波士顿、费城两地“有优良声誉的已婚青年发明家”。
但到1962年，富兰克林基金会终获法律许可，在cy pres的原则下把最初专为青年发明家而设的这笔钱用于资助医学院学生及医院职员，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于支持开办富兰克林学院。
（Weaver,1967:21-22） “近似原则”赋予民间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动员志愿捐赠资源用于事前并未设想的各种公益目标的权利，明显地扩大了志愿部门的能量。
可以说没有这一原则就没有今天的第三部门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拿但委员会曾主张：如果志愿的公益应受到鼓励的话，则公益信托基金必须被赋予“它们的古代特权”（指cy pres等）。
（Alvey,1995:38）但这种“古代特权”已经是公民社会条件下经过二次创新即“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已不是“传统的”简单延续了。
二、公益事业发展史的中国模式 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 如上所述，共同体——（个人本位）社会的纵向二分法与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横向二分法是解释西方社会变迁的有效模式。
因而从传统共同体公益向近现代国家+社会（个人、市场等）公益转变，再从国家与市场之外发展出第三部门便成了西方公益事业发展的主线。
然而中国的情形则全然不同。
正如笔者曾论证的（秦晖，1998-9），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并非滕尼斯所讲的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但地缘、血缘等“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也并无西方中世纪那样发达。
在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下无数小农的个体家庭直接作为“编户齐民”而隶属于皇权及其下延权力组织（吏权）。
在这种结构中，小共同体无法取得本位地位，但这并非意味着个性自由与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恰恰相反，正是早熟的集权国家作为一个大共同体的强控制使小共同体权利的成长都成为不可能，就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成长了。
于是在微观层面，传统中国因缺乏强固的小共同体纽带而呈现出与西方近代化过程以个人本位消解了传统共同体之后的状况具有某种表面相似的“伪个人主义”状态，“编户齐民”之间无法发生广泛的横向依附（如西方中世纪在村社、采邑、教区、行会与宗族等类群体中所见的那种依附），因而彼此间显得很“自由”，中国也因此很早就产生了西方直到近代化过程开始后才习见的许多现象如“自由租佃”、“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等等。
但这种一盘散沙式的“自由”却以宏观层面上的某种“普遍奴隶制”为前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