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辩论的要素有哪些
辩论的要素:一场辩论,必须包括三个要素,这就是辩题、辩论规则、辩论人,这里,我们通过辩论与演讲的比较来分析这些要素。
演讲赛也是一种智力的竞技运动,从比赛的进行形式看,我们可以把演讲看成是表演式的智力竞技运动,而辩论是对抗式的智力竞技运动。
【辩题】 辩题是辩论的中心,整场辩论都是围绕辩题进行的。
无论辩论赛还是演讲赛,题目都是事先确定的,通常由比赛的组织者拟定后让参赛者抽签选定,辩论赛还要确定各方所持的立场。
辩题的对抗性:辩题与演讲题不同,演讲题诸如“我有一个梦”、“为了孩子”、“还我地球”、“长江:1998”或者“长江:2025”、“我爱珞珈”、“我是武汉一市民”、“澳门,你好”等等,都是直接以肯定或者否定的形式表达一种观点、愿望、理想,题目不需要包含冲突。
而辩题则必须设置冲突,形成对抗,这好比赛跑只能有一个终点,而足球则必须有两个相对的球门。
参辩双方的观点必须是对立的或者分歧的,这是辩论的前提。
双方围绕这种对立或分歧展开对抗,进行论述、反驳和辩护。
因此,辩题总是要求双方在对立和分歧中作出选择,选择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种类型:是与非,如“高薪是否能够养廉”、“电脑是否将取代书本”;正与反,如“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美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受”的问题;此与彼,如“愚公应该移山还是应该搬家”、 “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还是主要靠道德”。
辩题的这种对抗性,也可以称之为“可辩性”。
可辩的辩题可能是千年辩题,世世代代,永无终结,如“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问题。
通过辩论,尽管不可能达成最终的统一,却有助于深化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充实其内涵。
更多的是社会热点问题,在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社会变革的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这类问题层出不穷,举不胜举,从这些年的各类辩论来看,辩题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如环境保护、安乐死、艾滋病、克隆人、因特网、“女士优先”、发展小汽车、进口消费品、流动人口、打假、反腐败、教育、出国热、现代化,等等,等等。
辩题的平等性:仅仅具有对抗性还不一定就是可辩的,下面几类题目就不可辩:一是尚无结论而需要通过科学实验和发现来决定的命题,如“UFO(不明飞行物)是不是星外来客”、“神农架有没有野人”,就是不可辩的。
二是需要通过定量才能得出确定结论的问题,也是不可辩的。
三是属于常识性的或已有定论的或已形成人们共识的命题同样是不可辩的,譬如 “地球是否围绕太阳转”。
这些题目之所以不可辩,就因为对辩论双方不平等。
任何一个辩题,都必须对双方平等,使正方和反方都能在平等立论的基础上展开。
不过,同样一个问题,如果设计得好,不可辩也可以成为可辩的。
例如,在“为了预防洪水,人类是否应该保护环境”、“武汉大学是否应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样的辩题下,反方几乎是没有展开空间的。
但是,如果把这两个题目改为“预防长江洪水,保护上游植被比疏通下游河道更重要”或者“抵御洪水:修筑堤坝还是疏浚河道”,“建设一流大学:本科教育比研究生教育更重要”或者“教学比科研更重要”,也许就可辩了。
此外,意识形态色彩过浓的题目也不宜用作辩题。
辩手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辩题对我方有利还是不利。
任何一种竞技运动,总会存在有利与不利的问题,就体育竞赛来说,尽管竞赛规则对双方同等适用、一视同仁,但天气、场地、观众都可能给参赛双方带来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
譬如足球,在客场踢球,面对对方的观众和狂热的球迷,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
但就对方的球员来说,由于在自己的家门口踢球,心理压力可能更大一些。
而球迷的狂呼乱叫,其实对双方的球员都是一种干扰。
因此,所谓有利和不利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辩论赛也是如此。
从辩论赛的组织来看,除了规则对双方同等适用外,辩题都是“中性”的,双方的获胜机会的是同等的。
当然,辩题给双方留下的发挥余地有时会有些差异,大众对辩题的认同会有所不同,民族文化传统所提供的思想资源也会有多有少。
但这种差异不会对比赛结果产生根本影响。
而且,立场处于不利一方的辩手,如果在辩论中发挥正常,表现出较好的素质,雄辩有力,自圆其说,就更能赢得评委和观众。
这好比跳水运动中,难度大的动作,评分的难度系数也大。
辩论的规则中虽然没有规定难度系数,但它在客观上可能无形地存在于评委和观众的潜意识中。
更重要的是评委的评判表决,不是依据他们对双方立场观点是否认同,而是依据双方是否能自圆其说以及在辩论中的综合表现。
事实上,立场处于不利一方的辩论队获胜的例子是很多的,如,1994年长虹杯全国电视辩论赛有这样一道辩题:“烟草业对社会利大于弊”,中山大学对南开大学,应该说对正方比较不利,但中山大学队以烟草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行业,国家的发展根本是发展经济作为展开的基点,立论巧妙,发挥很好,赢得了这场比赛。
更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另一个例子是:1993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半决赛辩题“艾滋病是医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复旦大学队作为反方,立场是“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
这个辩题属于“片面深刻”型,“艾滋病不是医学问题”这个判断把一种立场推向了极端,有违常识,几乎是不可辩的,如果把题目改为“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但更是医学问题”,给双方的发挥余地似乎更公平一些。
然而,复旦的辩手们居然赢了,这正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准确性:辩题必须准确,经过字斟句酌,反复推敲。
演讲题则可以有模糊性、隐喻性、象征性。
如“我有一个梦”,这里“梦”指什么,可以由演讲人自由想象和发挥。
辩题就不行,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必须经得起推敲,而不能有任何模糊。
就辩论的参赛者来说,就得对辩题的每一个字、词和每个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都进行一番仔细的分析推敲,譬如,1998年全国大专辩论赛的决赛辩题是“高薪能够养廉”(西安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这一辩题中包括的概念就有“薪”、“高”、“高薪”、“廉”、“养”、“养廉”以及“能够”七个,任何一个概念都不能忽视或漏掉。
通过对辩题的分析推敲,辩论队从教练到每一个辩手应在以下几个问题上统一认识,保持高度的一致:一是基本立论,二是底线,三是基本战线,四是思想境界。
这几点,在场上任何辩手都无权改变,必须密切配合,相互呼应,尤其是底线,一经确定,就得严防死守。
所谓基本战线,就是要确定几个战场以及哪个是主战场,哪个是辅战场,一场辩论往往存在几个焦点,相互联系,相互呼应,辩论中就要抓住要害,避开己方的弱点,充分发挥优势,根据场上形势及时转移战场。
关于思想境界,往往容易被忽视,因此,辩论中的一个通病是纠缠于细枝末节。
譬如,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常常成为辩题的内容,如95国际大专辩论赛辩题:“女性比男性更需要关怀”(波恩大学-辅仁大学)、98全国大专辩论赛辩题:“未来社会:女性比男性压力大”(电子科技大学-同济大学)。
这种辩题不仅富有时代感,而且视野应该是非常广阔的,然而,持正方即维护女权立场的一方总是提出女人生孩子的问题,更不幸的是,反方在这种情况下又很容易跟着正方跑,双方似乎都对生孩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结果双方就在产房门前兜来兜去,纠缠不休。
再如,1997年武大第六届红枫杯决赛的辩题“现代社会,竞争比合作更重要”,辩论双方似乎都忽视了在“现代社会”的概念上展开,只是就竞争谈竞争,就合作谈合作,未能在“现代社会”这个时代的高度展开自己的论点。
正方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所说的竞争与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弱肉强食。
反方则一再抓住环境这个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似乎强调合作就是因为人类需要保护环境,时而又把合作说成是参加竞争的集体的内部的合作,这就对辩题有所偏离,也缺乏时代感,从而降低了辩论的思想境界。
辩题的措词必须准确、严谨,但不等于说没有给予辩论的参赛者主动定义的余地。
定义得好,可以为己方造成有利的辩论基点,如上面说到的把烟草业定义为国民经济的一个行业,就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例子。
但是,也不能为了辩论就任意定义,前面提到的以“大学生兼职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为题的辩论中,正方把学生担任学生干部也作为兼职的内容,就违背了人们已有的的约定,失去了本来有利的地位。
辩论中的另一个通病,是纠缠于辩题中的某个定义,例如,“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个辩题,正方为了说明利大于弊,主张流动人口应包括流进和流出,而一方定义后另一方也上来跟着跑,在是否采纳这个定义的问题纠缠不休,听众听起来感到没有意义。
【辩论规则】 演讲比赛是由参赛人各自独立地完成,然后由评委们作出评判,演讲比赛的规则比较简单,主要是对演讲的时间作出限制。
而辩论的规则显然比演讲更复杂,因为它更多地是一种游戏,游戏的博弈过程千变万化,就得事先立下一些约定,制定出比较复杂的规则。
辩论的规则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比赛的组织规则,主要涉及组队资格、报名程序和赛制,赛制包括对阵图格局和抽签办法等,由辩论赛的组委会负责执行。
赛制目前采用的多为淘汰制,经过初赛、半决赛、决赛,从八个参赛队中产生出冠军。
1994年长虹杯全国电视辩论赛则采用了小组循环赛、半决赛、决赛,从六个队中产生出冠军。
二、赛场规则,涉及辩论的模式,主要是包括双方上场人数,发言的次序和次数,每一阶段的时间等。
从亚洲大专辩论赛开始,新加坡模式比较流行,为四对四阵式,辩论过程包括陈词、盘问、自由辩论、总结陈词。
后来,北大模式在此基础上做了修改,增加了盘问,意图在于加强辩论的对抗性。
1996年的第二届中国名校辩论邀请赛又尝试了一种新模式,即三对三阵式,除了保留上述辩论过程外,在赛前增加了双方教练的辩论方案介绍。
赛场规则由主持人监督执行。
主持人与裁判不同,其职责主要是程序性的,没有裁决胜负的实权,主要负责在辩论开始前讲明比赛规则和注意事项,并主持比赛的全过程。
对主持人的基本要求是公正、中立。
为了活跃赛场气氛,他(她)可以适当地、用最简洁的语言对辩手的表现给以鼓动,但不可使用评论性语言,更不能对辩手的发言加以褒扬或贬抑,而对辩论某一方的偏袒或刁难,则是绝对不能有的。
1996年的红枫杯决赛,有一位辩手在时间用完时未能讲完他事先准备好的辩词,主持人在终止他的发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位辩手准备得太充分了,以致于时间都不够用了”。
她主观上是想诙谐一点,活跃气氛,但不经意之间对辩手有所揶揄和嘲讽,这是不应该的。
在我校举行过的辩论赛中,还有不少主持人似乎控制不住赛场的秩序,尤其是当辩手用完了规定的时间时,有的主持人往往不能果断、干脆地终止他的发言。
作为主持人应该记住的是:执法如山。
三、关于参赛选人语言和行为的规范和评判,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一是所使用的语言为普通话(华语大专辩论称之为现代华人的共同语,就是汉语的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不能宣读事先准备的辩论稿,不能对对方进行人身攻击,等等。
这些内容通常也构成赛场规则的一部分,但要在评判中得到贯彻,是评分的依据。
二是评判规则,包括评判团的产生和组成、评分标准和评分程序等。
演讲和辩论都需要评判,评判不同于裁判,体育中的裁判有许多硬性的指标,可以根据这些指标作出判断和裁决。
而演讲和辩论的评判所依据的标准大多是软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评判团成员的主观判断。
这种评判也不同于批阅试卷,没有时间进行比较斟酌,但相比之下,辩论中双方对阵,变局较多,而且辩论的语速比演讲更快,观众和评委都更难与辩论参赛者进行同步思考,因而评判时不可能进行仔细的斟酌和推敲,评判中的主观性更多一些,依据更多的是印象和感觉,而不是精确的量度和计算。
认识这一点,对制定辩论的战略和策略是很重要的。
【辩论人】 辩论人是辩论的主体,包括参辩双方,可以分为个人的和团体的两种,具体有一对一、二对二、团体对团体,好比球类中的单打、双打和团体赛,但乒乓球中的团体是以单打和双打的积分确定胜负,辩论赛中的团体赛是一起上阵。
作为辩论的参赛双方,应是来自同一个层次的,在文化、理论和道德修养以及气质、涵养诸方面应是相当的,否则辩论就不能形成交锋和高潮,不可能真正展开,也就没有了观赏价值。
辩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辩论人的素质,辩论是一种综合素质的较量。
这种素质可以分为三个方面:.①知识性素质,有文化积累、知识结构和知识面等;②技巧性素质,有逻辑思辨、语言艺术、幽默感等;③人格性素质,有道德涵养、心理心态、合作精神、风度气质、仪表仪态等。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一下辩论队员的人格性素质。
辩论与演讲的重要区别在于存在一个对手,既要与对方唇枪舌剑,决一雌雄,又要与对方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对对方的人身、人格、知识层次、文化水准及场上表现都应给以充分的、真诚的尊重。
任何人身攻击、有损人格或者挖苦对方的语言、措辞、手势和动作都是应该绝对避免的。
可以以姿势助说话,但比演讲要少一些,更不要有夸张性的姿势,做怪相、拍桌子、张牙舞爪都是有失体面的。
1995年的首届中国名校辩论邀请赛,我校的一位辩手在陈词时,上来第一句话就是“对方今天可是开口千言,离题万里”,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真是这样,对方岂不是根本没有资格来与你辩论,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因此,这就意味着根本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因此是不适合的。
1997年我校辩论与演讲协会成立时举行了一次明星队的辩论,总的说来辩得还是不错的,但在自由辩论中双方论到了法律问题,这时反方的一位辩手站起来说,“我是学法律的,……”,也显得是在以势压人。
俞吾金先生在他的《辩论中的十大关系》中谈到,复旦大学队在训练时非常注意纠正队员的不当用语,不允许队员指责对方“篡改辩题”,而要求使用“改变”这类中性词,也不允许队员用“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样的话批评对方。
做一个辩手,首先要学会做人,要体现出受过高等教育的气质和涵养,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和熏陶,具有现代人的风度、礼貌和宽容,场上场下都彬彬有礼,而不要盛气凌人,咄咄逼人。
关于尊干爱兵演讲稿
尊干爱兵--革命处理内部关系的态度目的要求:通习了解我军尊干爱兵的优良传引导官兵懂得尊干爱兵是我军处理内部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密切官兵关系、增进战友情谊、增强部队凝聚力的重要前提。
军官要切实端正对战士的根本态度,自觉尊重、关心、爱护士兵,坚决防止和纠正打骂体罚士兵、侵占士兵利益等现象;战士要不断增强组织纪律观念,自觉服从军官的领导和管理,共同营造健康纯洁的内部关系。
尊干爱兵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是我军性质和宗旨在军队内部关系上的具体体现。
在我们这支队伍里,不管你来自何方,哪个民族,也不管你年龄大小,职务高低,都是为了共同的理想而聚集,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奋斗,相互之间是一种纯洁的、平等的、高尚的新型同志关系。
官兵关系是军队内部之间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在军队中存在多种内部关系,有兵兵关系、官官关系、官兵关系、上下关系、友邻关系、新老关系,等等。
在这些关系中,官兵关系体现军队的性质,是军队成员的道德品质、道德修养在人际交往中的集中体现。
官兵关系处于各种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对其它关系起到决定和示范作用。
因此,我军历来十分重视官兵关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尊干爱兵都是处理我军内部关系的基本准则。
(一)尊干爱兵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 尊干爱兵,就是官兵政治平等,军官爱护士兵,做士兵的表率,以深厚的感情对待士兵,依法带兵,文明带兵;士兵尊重军官,服从军官的领导和管理,支持军官做好工作,形成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思想基础和强烈的主人翁意识。
红军时期,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这正是我军官兵关系的生动写照。
1、尊干爱兵是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 我军在创建初期就开始在内部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
三湾改编明确指出,反对军阀作风,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
规定军官不许打骂士兵,废除肉刑,士兵有开会说话的权利和自由。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官兵之间实行了政治上和生活上一律平等的原则。
《古田会议决议》从理论上阐述了红军内部关系的原则,首次从官兵平等角度对军官和士兵双方提出了不同的道德要求,第一次完整表达了尊干爱兵的具体内容。
《决议》指出: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以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员,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子。
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遵守纪律。
尊干爱兵就是肃清封建主义、军阀主义,根除打骂现象,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建立自觉的纪律,官兵团结互助,同甘共苦,相互尊重,相互关心和爱护,团结奋斗。
朱德一条扁担的故事,就是当时军官以身作则,官兵同甘共苦的生动体现。
抗日战争时期,官兵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度难关,使尊干爱兵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丰富。
1942年,八路军政治部在《关于巩固部队政治工作指示》中指出:在部队中应强调关心战士与爱护战士,提倡干部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更多地照顾到战士的切身利益,经常注意对其困难的解决,并不断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
1944年底,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全军每个部队都要进行尊干爱兵运动。
1945年,朱德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指出:近年来,我们在带兵方面的新发展、新创造,就是尊干爱兵活动的开展。
尊干爱兵就是说士兵要尊重干部,干部要爱护士兵。
这一活动,大大地加强了部队的团结,提高了官兵的积极性,使军队各方面的工作有了飞跃的进步。
从此,尊干爱兵作为我军思想政治建设和政治工作道德规范的一个重要内容,不断发扬光大。
解放战争时期,尊干爱兵工作在战争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其主要标志是我军开展的团结互助和新式整军运动,王克勤就是当时著名的团结互助模范。
他当班长期间,用他在两种不同军队的亲身感受和体验,教育启发新战士的觉悟,创造性地实行了思想、技术、体力的三大互助活动。
他处处关心同志,亲自为新战士端水洗脸洗脚,并带出了一个紧密团结、屡建战功的战斗模范班。
在这个时期,我军官兵之间、新老战士之间的团结互助蔚然成风。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军继承和发扬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不断充实新内容,取得新发展,并通过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的颁布实施,使这项工作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轨道。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为了解决新时期官兵关系出现的新问题,1986年,中央军委根据新的情况做出了八个不准的规定,即:不准打骂士兵、不准接受士兵礼物、不准侵占士兵利益、不准对士兵罚款、不准酗酒、不准赌博、不准看淫秽物品、不准弄虚作假。
这对于继承和发扬尊干爱兵传统,协调军队内部的关系,巩固官兵之间、上下之间的团结,增强部队凝聚力、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军各部队总结出了许多新经验、新方法,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典型事迹和模范个人,把尊干爱兵工作推向新高潮。
爱兵模范苏宁就是突出的代表之一。
1991年4月21日,沈阳军区某炮团正在进行手榴弹投掷训练。
一名战士挥臂过猛,碰撞在堑壕石岩的手榴弹滚落下来,已拉开弦的手榴弹即将爆炸,苏宁冲上去奋力推开战友。
轰的一声,战友得救了,而苏宁却倒在血泊之中。
苏宁,这位年轻的团参谋长,为了战士的生命安全,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以自己的行动奏响了新时代爱兵的最强音。
2、尊干爱兵是加强新时期部队建设的本质要求 当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全面而深刻的伟大变革时期,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发展,我军面临着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艰巨任务。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弘扬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更加需要坚强的官兵团结。
历史的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偏离了这一传统,部队军阀习气就会抬头,官兵关系就会紧张,部队的战斗力和拒腐防变能力就会削弱。
尊干爱兵是新时期保持人民军队本色的基本要求。
尊干爱兵是由我军性质决定的,是我军同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一个根本区别。
在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各种腐朽思想不可避免地会渗透进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不良倾向也会有所滋长。
这些倾向会影响部队的建设,淡化一些官兵的尊干爱兵观念,影响官兵关系。
现在,我们一些干部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对士兵缺乏基本的感情,有的甚至把官兵平等、互爱、互助的关系看成庸俗的金钱物质关系,就是一种具体的表现。
这是与我军性质相背离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和平时期同战争年代相比,我军的地位和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军队的任务和官兵的成份也发生了变化,但人民军队的性质没有变,根本宗旨没有变,尊干爱兵的传统美德不能丢,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新型的人民军队。
江主席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爱护士兵的教育和工作极为重要,只能加强和改进,而决不可以忽视和削弱。
江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正确处理官兵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要在继承我军尊干爱兵的传统美德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方法新经验,使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
尊干爱兵是凝聚军心稳定部队的重要因素。
部队稳定的首要条件在于军心的稳定,而军心稳定的基础在于融洽的官兵关系。
官兵关系好,大家心齐气顺,团结一致,部队稳定就有了坚实基础。
如果官兵关系紧张,相互之间矛盾重重,不仅完不成教育训练等各项任务,还容易导致官兵冲突甚至严重的对立,引发事故案件。
我军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军队不同之处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能达到军队内部真正团结。
尊干爱兵就是达到这种团结的坚强基础。
首先,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政治基础。
我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党指挥枪是我军的根本原则。
我党的政治主张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体现了官兵的根本利益。
因此,广大官兵都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党的领导把官兵统一在共同的政治方向、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上,官兵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基础,官兵之间的团结就是真正的团结,尊干爱兵就体现了官兵之间有共同的政治方向和目标。
其次,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思想基础。
我军的成员在战争年代大多来自农民、工人和其他阶层的劳动人民,和平时期我军的成份大多是青年学生,要使他们在军队中形成一种真正的团结,不加强思想教育,不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官兵的头脑是不行的。
尊干爱兵正是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一种内部关系,通过尊干爱兵的教育和活动,形成军队内部团结的坚强思想基础。
第三,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道德基础。
尊干爱兵是调节军队内部关系的一种重要道德规范,它要求官兵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种道德规范根源于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形成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传统美德之中,也是在批判地继承历史上名将用仁爱方式来调整军队内部关系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在无产阶级的道德原则指导下形成的。
第四,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利益基础。
我军自建立以来,官兵之间就有着共同的利益。
战争年代,这种共同利益达到了空前一致,和平时期,官兵的价值观念虽然呈现出多元化,但根本利益始终是一致的,其他利益都是受这种根本利益的支配,官兵能正确认识这一点,就能产生增强官兵团结的巨大动力。
第五,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的感情基础。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官兵之间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结下了牢固的友谊和信任,这种友谊和信任,为我军内部形成同志式关系、战友般情谊,奠定了深厚的感情基础,使尊干爱兵成为官兵的自觉行动。
3、尊干爱兵是我军强大战斗力的根本保证 同志说过: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我军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艰苦的岁月里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和必胜的坚定信念,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主要是靠全体官兵团结一致,形成了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强大战斗力。
尊干爱兵、官兵一致,有助于激发官兵主人翁精神,最大限度地发挥士兵的聪明才智。
开展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平等,能充分调动和挖掘广大官兵的智慧,群策群力,圆满完成作战和其它各项任务。
我军的许多战略战术的灵活运用,都来源于军队基层的革命实践,许多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和原则,都是官兵的发明创造。
尊干爱兵、官兵一致,能够减少内耗,产生巨大的协同力,保持部队的集中统一和稳定。
部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群体的力量并不是个体的简单组合,群体成员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一心,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
我军官兵之间的团结互助,各部队之间的团结协作,就是催生部队战斗力的无尽源泉。
尊干爱兵、官兵一致,有助于增强部队的凝聚力。
我军是在长期艰苦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封建军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派都不能阻挡我军的前进步伐,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军官兵同生死、共患难,军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凝聚出了任何力量都无法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斗志。
正如毛主席说的: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败,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
只有官兵共同努力,巩固和发展我军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新型官兵关系,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才能在新的形势下不断发扬光大,才能确保在未来战争中打得赢。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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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讲稿概念 所谓领导讲,领导者实施领导各种议所作指示性发言领导讲稿指各级领导各种重要议所作带指示或指导性讲所用文稿领导讲稿领导者事领导管理重要载体手段 二、领导讲稿基本类 领导讲稿适用范围相广泛种类比较般*类: ()导向性讲议始召识背景、缘由、目、议要求发表讲议主持或执行主席身份讲;议进行讨论提问题结合关文件精神进行针性讲引导与者用文件、级指示精神统认识 (二)指导性讲工作报告议议题作重点阐发结合前形势本区本单位实际向与者提应析认识些具体问题其往往提某些实质性问题处理原则具明显指示、指导性质 (三)总结性讲阶段性总结议总结讲议进行所作阶段性讲般按议议程转入议程前议已经讨论问题针讨论发言、讲情况作客观评价肯定绩指足作阶段结;议结束议进行总结提贯彻议精神意见要求 按照所参加议性质工作议讲稿、专题议讲稿、代表讲稿、座谈讲稿、研讨讲稿等等 三、领导讲稿主要特点③ 权威性讲历政治家各级领导宣传政见、安排部署工作效形式领导讲同于般演讲发言目贯彻级指示精神实施本级决定管工作提科性、指导性意见领导讲具定权威性全局性、综合性、指导性、效性领导者职务同讲权威效同 二思想性领导讲要定思想性、理论性、教育性起点要高立意要深才能让思考让信服让知道其所打听众家听讲 三鼓性领导者要达某种政治目、部署某项任务、针形势、问题或某种思想态展富启发性、示范性议论提目标发号召通讲起激励、鼓作用领导讲具鼓性 四、起草领导讲要处理三关系 权威与平易关系篇讲稿总权威性与平易性相结合产物领导讲疑要具权威性种权威与讲身份、位、所代表面相符合立场坚定原则性强严肃、认真、鲜明、力展示自观点起应强调、号召作用种权威确实种原则握领导与听众由于职务差异客观极易产距离领导讲再居高临处处炫耀自身份、位措辞硬发号施令更拉远彼距离阻碍双情交流思想共鸣起应影响、教育引导作用所起草领导讲要注意教诚领导讲坦率、诚挚能够快沟通、缩短与听众间距离自亲切气氛传达自思想、观点特别起草领导干部进行批评教育讲稿要自摆受教育位置进行换位思考揣摩干部真实想要握语言轻重寸既能点痛处要尊重善意贯穿于施教全程使能领导真诚所乐意接受领导批评二要注意理领导讲离讲道理要始终站比普通更高角度必须要握寸要恰其高要高合情合理道理拆便于家理解道理让更容易接受仅要言理要善于理说透各种事理渗透亲切、自语言诱导便于领导权威自贯彻消除逆反理起讲应权威效 二庄重与幽默关系领导讲疑要庄重能拉家式漫谈、闲扯要严肃、认真、准确传达级指示精神阐明自思想领导讲所必须握原则原则要求领导者论何种社环境运用语言都能超越定原则限度阐述、说明、表现领导者思想意识领导者既能原则评价某些事、某些能原则按照自思想意识味表现自或我起草领导讲定要坚持原则行文沉稳、扎实、郑重其事随所欲使领导严肃、认真、原则性强达预期目讲稿味照本宣科或讲些、套、空始说通形势何何结尾原则性提提要求套没点灵性打听众灵性原则性运用程种必要补充基本原则指导具体问题进行具体析灵处理幽默性灵性种绝妙体现讲适增强语言幽默性提高语言染力且领导者风度增添异彩 三深入与浅关系领导讲总要通阐明定道理说服、教育理服说讲所必须遵循条原则仅仅根据通篇都名词、定义、概论味进行简单满堂灌使觉深奥难懂起草领导讲稿要说理性与通俗性结合起使所要阐明道理、明听众易于接受高深道理讲明白流畅、简单透彻首先需要宽广知识面具灵运用语言功力撰写讲要想事理严明深入浅、明白通畅撰稿必须要具备定知识素养平注意积累各科知识并实践注意培养自悟性与灵其掌握语言技巧重要面讲语言技巧种借题发挥、引经据典、用数字说明等掌握定技巧并起草灵应用使领导讲理据趣具较强吸引力 五、起草领导讲三点要求 ()避免雷同领导者参加议应邀讲遇位领导讲同问题种情况再重复讲势必使听众失兴趣场产关注局面起草员应预先考虑点避免雷同功夫使领导讲既全面独特紧紧抓住观众收效般讲独辟蹊径避免雷同现象乎意料受欢迎些议主办单位请领导席并讲所送相同背景材料缺乏总体设计起草讲稿能重复避免雷同确实需要脑筋、想办般说撰稿几面功夫:根据领导者特定身份议主旨阐发观点展议论较自家言;二适变换议题角度用独特角度看待问题、阐发观点使耳目新;三选择些富新意材料说明问题同程度满足审美求异思维需要使听众拓视野味穷;四议组织者要总体设计撰稿仅要拥议背景材料应该议组织者研究讲内容、侧重点避免重复式种需要撰稿预先着手角度展同主题同论述使领导讲独具色彩富效 (二)独树风格领导讲忌千篇律发表意见平淡奇每都异于品格异于特点风格、性领导讲要风格、性客观实践所决定传达贯彻级指示安排部署工作每领导都各自式能千面领导者讲突性才能够紧紧抓住听众引起听众强烈共鸣使讲化作听众意愿自觉行促进工作目标实现强力整篇讲都文件搬家、照抄报纸听众觉便始终处于麻木、未触状态毫新意讲使听众越越没耐任何篇功讲稿都其独具风格或真挚细腻或警喻深刻或文采飞扬起草领导讲应拘于章限制束缚应随讲内容场合随变化仅要逻辑严明、思路清晰且要泼、文采盎使讲更富气富染力、号召力 (三)适调剂由于议同领导讲短遇些讲般讲与者疲劳精力往往象始集特别议主要东西已经讲完听众情绪始松弛至台台抽烟、闲聊、打瞌睡甚至收拾东西准备走讲需要调剂情绪气氛点撰稿要预先考虑适较讲增加些调剂品激发听众情绪注意力运用即兴调剂要领导讲内容变化听众同变化用用间用结尾讲即兴调剂领导者机智灵表现能够借鉴使用调剂艺术使领导讲自始至终保持力富吸引力家知道西幽默位著名神父讲经台教徒玩笑问教徒:知道今我要讲众答:知道神父说:知道我给讲呢转身走台看着中国:神父要走请给我讲讲吧神父再问:知道我今要讲众改口:知道神父笑着说:知道我讲转身要走教徒恳切挽留神父三问:究竟知道知道我今要讲呢教徒想:我玩脑筋中国转弯啊商量些答知道另些答知道想总抓着柄料神父言道:请知道讲给知道听难倒玩笑才给教友讲经用说讲经效非能辈都忘记所适调剂十必要说家许已经明白许同志明白边我所讲其实适调剂呀 六、起草领导讲应注意几问题(几点体)⑦ ()要服务意识奉献精神 起草领导讲项重要辅助决策种代言行项复杂劳程领导讲稿用指导工作稍松懈都能造弥补损失起草领导讲责任重于泰山其位要谋其政要关起门书记县、局做点要种主服务意识私奉献精神要想能够自技领导服务民服务种机遇、种荣誉自身价值展示应该抓住机献身领导交给材料任务要种信任、份责任、种义务能按完应该种夜能寐、食甘味觉讲起草任务躲着走尽、尽力仅工作负责任自负责任往失领导信任业务提高、政治进步谈起所同志定要能吃苦苦能坐冷板凳流状态、作风敬业精神待搞领导讲起草工作特别目前社各级领导者秘书员政治、业务素质奉献精神要求高严秘书员薪酬、待遇却与工作性质、工作负荷相称秘书员价值没全面承认干我行工作要求、辛苦程度比般高工资高提拔困难职权磨屁股熬眼能愿干笨干说我四种:政治红工作忙穷身体病同志整处于高度紧张夜继废寝忘食付确实辛苦、艰苦、清苦谨向各位同行表示慰问种情况我应该清灯孤影苦思寻字斟句酌撰公文暑寒饥渴浑顾错晨曦黄昏工作精神耐寂寥与清贫虽苦犹荣坦荡蛰身栖居文秘苑耗尽青春亦恨崇高境界 (二)要切实吃透级精神 领导讲般都传达落实级文件或议精神本单位展项工作必须保持级精神相致所定要明确级精神总体讲重点前做应注意些问题等都要反复习紧紧握才能写高质量讲稿打基础何吃透级精神呢要注意准确归纳级文件、议精神往往博精深要善于抓住握主题突重点否则觉句句都重要难取舍要领面能照搬照抄同基本精神、关键论述等必须适用关键要掌握度我两面入手:起草文稿着力研究级精神深刻理解精神实质握政策准确全面引用政策原汁原味落实政策折扣确保级精神文稿切实体现二文稿审核看其内容否符合级精神所提措施办否与现行政策相悖、否具操作性做贯彻级精神全面变形体现级政策规定具体走 (三)要准确领领导意图 起草领导讲稿特点要我写我要写属于种型写作要想笔写领导所想变主必须领导意图吃透、弄准言道:定位准累死三军、理定辞畅、领摸清两碰才写能否领领导意图决定讲稿写作功与否重要面我必须握领导思想表现领导主张体现领导要求认真按照领导思路打磨文稿做领导思考深入层讲稿准确表达层;领导指向触及位讲稿准确跟进位;领导要求具体程度讲稿准确反映程度 ⒈要进步明确讲稿写作与领导意图关系讲稿般授命写作命题作文讲稿功与否程度取决于领导认程度满意程度言说:三匠七主受命于谁文章思维特征服于谁授命写作重要原则基础融关政策、精神理论领导意图进行阐述发挥授命写作才能打住决能固执已见自观点强加于领导写进文稿 ⒉要明白领领导意图主要途径 ⑴习党家路线、针、政策律、重要规划解每期突强调针政策领导意图本质讲党、家民意志具体体现,要握住面握住领导意图总体 ⑵主扑捉机参加些议解期级领导拟安排工作重点、原则、要求、措施掌握领导层意向态领导行政领导意图具体体现形式解领导态助于加深领导意图理解同利于领导意图具体化 ⑶积极参与领导参加与领导谈论些问题解领导者思考热点问题要掌握领导谈论重要思路观点并其连贯思索领导思想情况系统、整体理解 ⑷直接具体领受领导指示面征询领导者些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关解决措施些模糊问题要及予澄清与其文章写作相比领导自要作讲提比较熟见解构思更候要点甚至连要点都没领导已熟见解构思比较容易处理需毫遗漏其记录并转化顺畅文字;领导要点式意图则要敢于自考虑、拟稿能遇各种问题性提请领导明确指示处理意见办切忌笔再三番五找领导问问;连要点都没拟稿任务文秘员则要全面思考、深刻析及请示领导征求各意见切忌唯唯诺诺、懂装懂白白放弃深入解领导意图良机否则写文稿作改甚至推倒重 ⒊要熟悉领导者领导习惯领领导意图应熟悉领导者思维式、用工作讲习惯所要讲并习惯坏问题讲者自身些特东西讲报告类文字材料由于领导者亲自讲要根据思维习惯、讲习惯写作使文稿与讲者特征基本吻合起求达更效要通听、谈、议、读等渠道领导者讲解特点再些特点反映文稿否则文与习惯特征统领导者听众都产种陌或习惯觉达预期效另面讲文稿特征与领导习惯相差太远领导者看接受难完任务起草者影响熟悉领导思维讲习惯并难要留亲耳仔细听几领导者脱稿讲熟悉基本特征再琢磨析般都适应其程缩短 总讲稿表达领导思想、体现领导性、展示领导风采重要载体领领导意图写文稿至关重要要断解领导、适应领导、习领导解领导要解其理论素养、思想内涵、决策取向;适应领导要适应其思维特征、性格特点、语言习惯;习领导要习其领导艺术、道德品质、格魅力讲稿充体现领导特点与领导风格充接要握*字:知意图、看象、轻重知意图领导提重要观点、想及近期其场合讲精神领领导未想清楚、说明白问题弄清楚明确表述并随藤摸瓜完善领导意图领导暂尚未谈、且比较重要问题补充讲;看象根据特定场合特定象设计讲内容使讲紧扣议议题;轻重篇讲各部作深入析应突重点找力气写深写透 (四)要量搜集写作素材 言道:巧妇难米饮素材写作基础同搞建筑必须水泥钢筋、木石砖瓦等建筑材料起草讲决凭主观想象要建立充素材基础实际素材归纳、消化、加工升华程搜集素材两含义要众文本材料另平注意思考进形独特见解观点群 ⒈注意平收集析材料收集材料掌握素材包括综合情况、重要数据、事例及重要思想观点备料定要充裕收集材料觉并重要事写作运用却新认识使用价值悔没积累再找间及甚至找积累些材料能平用关键候能用观点事例句材料没白白积累积累嫌运用能许素材积累与使用间特点收集材料途径三: 调查研究取第手现实材料特别写讲稿、意见、规划特别需要依据通调查取第手材料往往具体真实靠印象深受深言说涉浅水者鱼虾入深水者蛟龙调查研究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现场沉摸实情要坚持实事求思想路线唯唯书坚持真理看风使舵随风倒更能带着各种框框找材料削足适履歪曲事实要客观倾听平等讨论适提问注意点面情况结合调查材料要做必要核实 二广材源积累第二手材料即收集些与所写公文关事物变革情况便析其发展变化作确析判断提见解观点报纸、文件、议材料信息、简报等与自工作关材料等等都及记门别类积累起用非便 三备患储备基础材料积累些与文稿写作关公文包括规、政策、文件、讲、纪要等甚至收集些古今外精辟议论作形文稿观点进行综合析依据或直接引证所用 调查、收集、积累材料三忌忌凭兴趣发要工作需要、贯彻执行党针政策需要发;凭兴趣发能片面、狭隘甚至意意歪曲材料二忌听风雨道听途说知半解凭想办事三忌实用主义调查收集材料 总调查积累材料要靠勤看、勤问、勤想要广二要实要养勤奋读书、阅报、看文件、记笔记思考习惯些词语、语要读读、看看些重要文件、讲关键段落要能够背诵使材料库思想库应尽俱全绪清晰备患用才信手拈脑怕用怕空其记忆力容量比巨相于全世界图书馆信息储存总量数字计算机***万倍要用积累量语言材料丝毫没问题 家都知道省委办公厅办公厅(室)层干部提目标要求三条:政策水平达同级服务象所要求水平;二政治理论水平达同级党校讲师水平;三全局情况解掌握程度达同级综合部门水平要达要求勤奋习认真钻研积累量知识肯定行厚积才能薄发嘛 2.注重系统思索储蓄观点文章要真知灼见要思想认识达定程度形观点群并较强逻辑线索才能形历史朽名作都相思想积累、积累、性积累、观念积累经提练加工完些作家写两本书再写新东西积累足或者耗尽缘故我所讲观点问题实际客观事物析认识结论认识客观事物运规律前提何结合实际针性认识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思路 (五)要认真细致构思谋篇 (六)要精益求精反复修改 文稿草须丝苟、字斟句酌搞修改遍写稿往往及仔细推敲难免毛病少问题修改发现订少内容修改充实完善即使起草字斟句酌毕竟功力智慧仍要进行反复修改反复推敲精雕细刻才能精品古所言:玉琢器文字频改工夫自修改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