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当好离退休人员党支部书记
一、坚持政治学习,坚定理想信念,是做好支部书记工作的精神支柱。
1991年退休后,我在思想上曾发生过变化,开始认为干了40年的工作,现在退休了,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可是在家休息没多久,心情就一天天的烦躁起来,情绪上消沉,精神上觉得没什么寄托,思想上一度产生了失落感。
1992年下半年,经区委老领导推荐,先后到区退协办、区建委帮助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我有较多的机会,经常和老同志们进行思想交流、互相谈心、互相帮助,逐渐我的失落情绪有所缓解。
同时我也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有计划的进行读书学习。
几年来,我先后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史、纪念中国共产党80周年党员教育读本、同志论党的“三大作风”,有重点的选学了马克思哲学学习纲要,特别是近两年对新修改的《党章》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反复学习,对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的进行了学习。
通过以上的学习,我的思想认识也有了很大提高,在精神状态上有了很大转变,对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有了正确的理解。
现在我认识到,我们共产党员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要在社会主义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这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
在这个不可逾越而又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每个共产党员,不论是在岗还是退休的党员,都必须要立党为公,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
我是怎样当好退休党支部书记的我是怎样当好退休党支部书记的我还认识到,我们党是领导全国13亿人民并拥有6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她必须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提高执政能力和各项政策水平,这样才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作为党的基层组织,是具体贯彻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践者、组织者,我们退休支部同样也不例外。
作为一名退休党员也要根据自身条件,也要发挥余热,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另外,我还进一步认识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经过全国人民80多年的艰苦奋斗和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们要无比的珍惜。
要作到经常今昔对比,不断的清洗自己思想上的污尘。
以上是我坚持政治学习的收获。
在我尝到了学习甜头的同时,我还积极地组织好支部全体党员的学习,以便共同进步、共同提高,跟上形势,作到理想永存、思想常新。
所以,我从2001年到2004年,先后为支部全体党员选定了答卷试题,有党的基本知识、新党章、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报告、江总书记同志“七一”讲话,新修改的宪法等文章的考试答卷七篇,通过答卷学习,不仅让同志们得到了很好的学习,自己也得到了新的认识和提高。
为此,我深深地体会到,一名党员如果不坚持政治学习,不断的改造世界观,理想信念就会动摇,党员意识就会淡薄,党员的模范作用就难以发挥,就谈不上支部书记怎样发挥作用了。
只有坚持勤奋的学习,才能站的高,看的远,理想就会更加坚定,精神上有寄托,做好支部工作也就更有力量。
二、从退休党员的实际情况出发,增强责任感,书记才能发挥应有作用。
为了能具体的落实《党章》规定,作为支部书记,必须尊重客观现实,有的放矢的组织党员开展活动,这样才能得到党员的支持和积极参加各项活动。
我们支部共有退休党员18名,具体情况是:年龄偏高,平均年龄68.7岁;身体欠佳,有二分之一的老同志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同志行动不便;居住分散,东到河东区大桥道、万新村,西到南开区、西青区王顶堤、杨楼;有少数同志在退休前后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思想情绪。
上述问题的存在,给支部工作的开展带来一定的困难,管得严了,不符合实际情况,放手不管,有违反党章规定。
经过支委们的研究和征求党员们的意见后,我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党员们的实际情况,我坚持了凡原则问题必须按党章规定进行说服教育;非原则性问题,坚持灵活掌握的精神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要立足于多关心、多帮助,创建支部工作有一个和谐的政治气氛。
具体做法是:第一,对待老同志们,在生活上和政治感情上,要多关心点,老同志们在我是怎样当好退休党支部书记的文章我是怎样当好退休党支部书记 岗的时候,除了紧张的工作之余还可以和同志们进行思想交流,退休后这样的机会太少了。
虽然支部也组织活动,但一两个月才能活动一次。
对此问题,我作为支部书记,必须引起足够的关注,并付诸实际行动。
所以,几年来我始终坚持有计划地对身体欠佳的老同志进行家访或电话慰问,了解身体状况,沟通思想以增进同志间的友谊,对患病、住院或做过手术的老同志,如樊永泰、靳荣基等人,我都是亲自到医院或去家里带点慰问品,三番两次的去看望,本人和家属对此都非常感谢。
患病到病危。
我和其他支委也是几次的到家中和医院去慰问,老刘同志病危时还表示说谢谢同志们,谢谢街党工委对的关心和照顾。
病故后,我和街里的有关领导亲至送到火化场,丧事办完后,我又到家里对其家属进行慰问,家属非常的感谢。
以上的做法和方方面面的感激之声,我认为这不是对某个人的赞扬,而是给我们党的形象留下了比较好的影响。
第二,要尽职尽责,为老同志们服务是我应尽的义务。
我们退休支部的组织活动,和机关党支部是无法比拟的。
机关党支部想开会,马上就能集中起来,退休支部要开会是比较麻烦的,就是定期的组织活动,老同志们还经常忘掉了。
如果临时召开全体会,要通过电话网通知,我们支部联络网有四个小组,我负责通知四个小组长,然后由组长依次往下传,但在实际的电传中,经常出现中间传不下去的现象,一停就是一串。
为了能保证全体参加会议,能让同志们了解会议精神,受到应有的教育,我每次都要从倒数第一名检查一次,如果发现没接到通知,还要再通知一遍。
经常打电话从上午到下午,从下午到晚上,用的都是自己家的电话,电话费经常超支.这样的工作看起来是很简单的小事,做起来很麻烦,也很辛苦,但我毫无怨言。
再有就是当前开展的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春节前后,街党工委召开了支部书记会,传达了中央、市区委的精神和街里的工作安排,并强调了要把《教育读本》春节前要送到每名党员手中,并要求自学、写好学习笔记。
我认识到这次学习活动,关系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人民事业的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必须及时把党的声音让全体党员都能知道。
可是春节即将来临,每个党员都在忙碌着过好春节的准备。
为了确保每个党员在春节前都能看到文件,我决定凡是身体较好,离街居住近的同志通知本人到街领取;对患病和家居住较远的8名同志,我骑自行车用了一天半的时间一一送到本人手中。
9点出发先到王顶堤、红旗南路,下午一点赶到了杨楼,在齐秀芳同志家吃了两块饼干,接着又赶到了西南楼康秀芳同志家召开了支委会,时针正好是下午两点办,也是召开支委会约定的时间。
当时确实是又累又饿,康秀芳的爱人说:“老魏同志的精神就是党的先进性的表现。
”老两口非常热情的给我热了包子,我是边吃包子边开支委会,开完会已接近五点,我又顺便到大营门把材料送给了一名同志,回家已经六点多,晚上睡觉累的两腿直抽筋。
动员大会召开后,对经组织批准因病不能集中学习的3名同志,我也是同样把街里的学习安排送到本人手中。
在上述工作中我确实也有一定的困难,我老伴多年患有肺气肿、萎缩性胃炎、骨质疏松、多发性衰竭骨折、生活一度不能自理,确实需要人照顾。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
我认为个人的事再大再困难也是小事,党的工作再小也是大事。
把党的先进性教育材料送到每一名党员手中,就是党的工作,就是支部的任务,更是我这支部书记的责任。
所以工作累点、苦点、辛苦点我也感到很欣慰。
第三,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是我一直坚持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
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们退休支部党员情况也有了新的变化。
2000年前平均年龄60岁左右,现在68。
7岁了;2000年前大部分同志身体状况良好,一些同志随有慢性病,行动还可以,现在有的同志行动不便,上下楼都有一定的困难;2000年前大部分同志都住在河西,现在有的同志搬到河东、南开、西青居住,如果延续原有的工作思路和各项制度,必然会脱离实际,也就不能顺利的开展工作。
为此,我们对以前的活动内容、活动方式、活动时间,在征求同志们意见的基础上,都做了认真的修改,把过去粗、长、死的做法,改为精、短、活。
即在学习内容上过去是长篇大论粗读文章、文件材料,改为精读,事先选好文章重点的进行学习;在活动时间上过去每次两小时,有时半天,现改为1个小时以上;在学习形式上过去死读文章材料,现改为灵活多样的学习方法,即有重点发言、微型党课、开卷考试等。
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工作做法,适应了老同志的变化情况,受到了同志们的欢迎,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发挥余热,奉献社区2002年3月,根据区、街组织部们的有关规定,退休党员到居住地社区党组织报到,要求在社区做个好公民,在楼栋做个好邻居,在家庭做个好家长,在党内做个好党员,在补差单位做个好职工的要求后,我们支部及时地进行了传达,并提出在社区奉献余热,就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还明确了在社区服务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服务多少都是奉献。
两年来,经支部问卷调查统计,我们支部有12名党员,参加了社区不同形式的奉献活动,受到了广大居民、社区、有关街和新闻媒体的表扬。
我个人在社区报到后,主动的当了楼长,常年每天做楼道卫生和门前的清扫,按时收楼道公用电费并到银行买电,对临时租房户进行登记和管理,为邻居患半身不遂的吕大娘经常搬抬轮椅,特别是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为本楼栋从一楼到六楼坚持消毒43天,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也没间断,一直坚持到抗击“非典”的最后胜利。
部队干休所新春联谊会主持词
春节即将到来,今天我们特地把各位老领导、老同志邀请到这里来欢聚一堂,共庆中华民族 的传统节日。
能够见到这么多老领导、老同志,感到非常高兴。
首先,我代表部队对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多年来对部队的钟爱、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节日的 美好祝愿,祝大家春节愉快、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在过去一年里,大家团结一心,努力奋斗,部队建设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下面,进行第一项议程,由xx把部队一年来的工作向各位老领 导简要通报一下。
联谊会进行第二项议程,由xx为老领导、老同志颁发节日慰问品\\\/奖金。
各位老领导、老同志,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在坐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 是与你们过去打下的坚实基础分不开的。
有了你们的拼搏奉献,才有了xx部队今天的辉煌与 灿烂,(来自)下面就让我们追忆往昔,展望未来,尽情畅谈。
大家边吃边聊。
结束语:各位老领导把自己的青春与热血献给 了部队事业的发展,你们的精神和业绩对我们是一种莫大的激励和鞭策,干不好工作 对不起各位老领导、老同志。
借此机会,我讲三点意见: 一、干休所要安排好老领导、老同志的生活起居、参加读书学习、文化娱乐活动,丰富老年 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来自)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如有不满意的地方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竭 尽全力帮助解决; 二、我们肯切地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继续发挥余热,一如既往地给予部队以关心和支持, 多为部队建设发展献计献策,多给我们提建议; 三、各位老领导威望高、影响面大,是部队确保稳定的重要促进力量,希望各位老领导积极 协助我们做好稳定工作。
各位老领导、老同志,新的一年里让我们携起手来,为促进部队的跨越式发展、改革的深入 进行和保持稳定的良好局面做出新的贡献。
相信我们xx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最后,衷心祝愿各位老领导、老同志,春节愉快,幸福安康,益寿延年。
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典型人物的奇迹
沈钧儒:沈钧儒,1875年1月2日生于江苏苏州,1963年6月11日卒于北京,清光绪时进士。
曾出席在柏林召开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当选为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
1909年夏,沈钧儒先生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杭州师范大学前身)监督(校长)。
1926年任浙江省临时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
1928年后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为上海法学院,1950年并入上海财经大学)[1] 教务长,并执行律师业务。
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5年12月领导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6年救国会又发表救国宣言,同年5月参与宋庆龄、马相伯等领导成立的全国各界 救国联合会,11月与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坚贞不 屈,8个月后即1937年7月才获释。
1938年代表救国会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抗日战争时期,曾组织平民法律扶助会,为被迫害的人民、抗日军人家属及进步图书杂志义务辩护。
还在汉口筹组抗日救亡总会。
1941年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
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
1946年1月代表民盟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为争取全国的和平民主而斗争。
当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旧政协决议,下令召开伪国民大会时,曾代表民盟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伪国大。
1947年民盟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解散。
1948年初在香港主持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发表紧急声明,坚决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终于促使民盟走上革命道路。
同年5月响应中共五一宣言,9月赴东北解放区。
1949年春到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建国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
宋庆龄:宋庆龄(1893~1981)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诞生在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
她的父亲作为孙中山的朋友和同志,是她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少年时代,她即负笈异域,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受到民主主义的洗礼。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使她对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满怀憧憬。
父亲源源寄来的书信与剪报资料,在她的心中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架起了桥梁。
然而,共和国在摇篮中被扼杀,革命的大潮已经消退,宋庆龄学成归国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无由施展。
她径直到流亡的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开始了她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
[1]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定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他把“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嘱托交给了宋庆龄和他的同志。
[2] 1927年8月,宋庆龄出访苏联,以后旅居欧洲4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与流亡欧洲的许多中国革命者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和农民问题,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
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
”她关于全国团结抗战的思想,与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是相一致的。
她并且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搭桥铺路,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
与此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中。
之后她一直担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
1950年,她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1952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联络委员会主席。
读书中1954年9月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9年4月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她再次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75年1月,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再次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78年2月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任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80年8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担任大会执行主席。
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患的冠心病、肝癌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恶化。
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
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病逝于北京。
章士钊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1881年3月20日生于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1] )。
曾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
1911年后,曾任同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为著名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
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张澜张澜(1872年4月2日—1955年2月9日),字表方,汉族,四川南充人(今西充县莲池乡人)。
清末秀才[1] 。
中国民主革命家。
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1] 。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著有《说仁说义》、《四勉一戒》和《墨子贵义》等。
[2] 1955年2月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
何香凝何香凝(1878.06.27-1972.09.1),女权运动的先驱之一[1] ,民革主要创始人,国民党元老,建立民国的功臣,“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方面军,也是新中国创始人之一。
[2] 国民党二大后,披着“左派”外衣的蒋介石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
随着权势的膨胀,蒋介石终于暴露了其政治野心,积极进行反共活动。
他阴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并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的住处。
事情发生后,何香凝不顾个人安危,冒险通过岗哨找到了蒋介石,流着泪斥骂他:“总理死后,骨尚未寒,仲恺死后,血也未干。
你不想想,……你昨夜那样对待苏联人,太背信弃义了
以怨报德,违背了孙先生的主张,使革命前途衰落,你将何以对孙先生
”5月,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了整理党务案,何香凝痛斥这个提案是违反中山先生真意的,是反共、反苏俄、对工农不利的行为。
她越说越气愤,甚至“拍桌顿足”。
1926年7月6日,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临时全会上,何香凝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6年9月15日,何香凝在共产党员蔡畅、邓颖超的协助下,以中央妇女部的名义于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创办了妇女运动讲习所,培养妇女运动骨干。
何香凝任所长,日常工作由教务长蔡畅主持,聘请共产党员恽代英、邓颖超等为教员。
学员们学习革命理论和妇女运动知识,交流妇女运动经验,学习探讨如何根据妇女特点从事妇女运动工作等,培养了一批妇女干部和妇女运动人才。
学员们毕业后积极参加北伐战争从事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
[1]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香凝于13日晚在汉口发表演说,号召广大革命党员打倒这些反革命派。
她誓不与民贼为伍,拒绝担任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证婚人”,也不参加他们的婚礼。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实行“分共”,继蒋介石之后发起政变。
在汪精卫进行大搜捕的日子里,何香凝挺身而出保护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分子。
她甚至写信给中央组织部,说:“我是妇女部长,若认为妇女都是‘共党’和‘准共’,我是她们的头头,有事找我,不准为难她们
”她还派人送船票帮助在汉口的革命同志脱离虎口。
[17] 不久,何香凝回到广州创办“仲恺农工学校”。
1928年,她先后将一对儿女送去欧洲留学。
[17] 1928年底,何香凝因反对国民党反共而毅然发表公开声明,“辞去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居于江浙沪上一带。
在经亨颐的邀请下,她参加“寒之友社”,与聚集此间的艺术家们寄情山水,书画唱和,排遣心中郁结。
[17] 之后,何香凝忍痛含悲出国,先后游历了南洋、英国、德国等地,后在法国巴黎郊外侨居,过着读书、作画自娱的清苦流亡生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在巴黎得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的消息后,义愤填膺,遂赶回上海,并在报纸上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要求政府对日宣战,释放一切政治犯;斥责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提出切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挽救民族危亡、支持群众救亡运动的主张。
她还邀请全国著名书法家、画家捐赠作品,连同她的书画,举办了“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为慰劳抗日将士筹集了一笔经费。
[21]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当晚,何香凝便组织上海妇女界成立了慰劳队、救护队、难民救济队,上海妇女界在何香凝的带领下,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活动有序开展起来。
30日,何香凝亲自率队赴前线慰问十九路军。
看到前线部队军饷和物资严重不足,她和宋庆龄立即发起募捐活动,并在自己寓所的大门上张贴“此处接受热心援助”的条幅。
为解救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她和宋庆龄等人创办了伤兵医院,并多次亲临医院,慰问伤兵。
她要求蒋介石支持十九路军抗战遭到拒绝后,写下了“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
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
吾侪妇女们,愿赴沙场死。
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22] 的誓言。
6月,她又组织了国难救护队,派出多批救护人员赴前线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
为解决医护人员不足的问题,何香凝创办妇女救护训练班,从事国难救伤工作,发扬妇女爱国精神,以尽国民救国责任为宗旨。
学员经过短期训练后,被分批派往伤兵医院。
[1]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近花甲之年的何香凝爱国之志老而弥坚,对救亡运动热情支持,并始终不忘将妇女解放与抗日救亡运动紧密结合起来。
7月22日,何香凝在其上海寓所成立了最早、最大的妇女抗日团体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自任主席兼总务组长,号召全国妇女组织起来,“为了中华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
” [23] 中国妇女抗敌救援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妇女界在抗日救亡的共同目标下空前团结起来。
24日抗日后援会在《申报》上发表了《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告妇女书》,呼吁“现在是我们民族争生存的最后关头,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姊妹们,请都快起来,我们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能上战场的上战场,能救护慰劳的就来做救护慰劳的工作。
”为了推动全国的妇女抗日救亡运动,何香凝建议宋美龄出面发起成立全国性的妇女抗日救亡组织。
8月1日,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要求各地建立分会。
为了有利于统一领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8月4日,救援会更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积极开展工作,有力支援了上海的抗战。
抗敌后援会还发起献金运动,发动妇女捐献金银首饰;发起“扑满运动”,号召上海的妇女和儿童从每天的零用钱和生活费中节约一些钱投入储蓄罐,支援抗战。
[1]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妇慰总会上海分会组织妇女缝纫团、烹饪队等,发起缝棉衣运动,缝纫团在10天内发动妇女缝制了1000件棉背心,并征集绷带、酒精、纱布等急救用品,分赴各医院和前线进行慰劳[24] 。
[1] 组建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根据前线将士的要求,何香凝于1937年9月15日组建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委派秘书胡兰畦为团长,奔赴前线进行战地服务。
服务团在前线战斗了3年,随国民党军转战8个省市,行程2万里,召开了257次大会,慰劳伤兵381次,演出53次,极大地鼓舞了将士的士气,获得了先锋模范称号[25] 。
[1] 上海沦陷后何香凝迁居香港,她仍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国内人民的抗战精神,呼吁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支援抗战。
她每收到华侨的一份捐款,就赠送自己的绘画一幅,以示答谢。
1939年她从香港将大批医药和医疗器械寄送往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极大地支援了抗战。
1945年抗战胜利后,何香凝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内战政策。
1945年12月初,何香凝从广西到广州,1946年秋,又迁居香港。
1947年,她和李济深等人筹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积极组织国民党的民主力量,从事反蒋活动。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何香凝是主要领导人之一。
[21] 1948年5月,何香凝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5月1日向全国人民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声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4月,何香凝带着儿女,一家人由香港出发抵达北京。
在车站,她见到了周恩来、朱德、邓颖超等同志和其它各界人士全国政协一届会议民革代表合影,前排左二起。
曾经艰苦奋斗的老同志、老朋友得以欢聚一堂,何香凝高兴得热泪盈眶。
从此,何香凝真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1] 1949年6月,何香凝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活动。
9月,何香凝作为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她还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新中国建立后,何香凝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任中央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等职。
[21] 在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何香凝率领民革和其它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一道前进。
1950年6月,她与柳亚子等人写信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29周年,指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纪念日,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荣的纪念日,这同时是世界人类历史上一个光荣的纪念日
”[21] 在信中,他们一再感谢和赞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并且用“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誓愿,作为向党的生日的献礼。
1960年8月15日,何香凝在民革四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指出:“孙中山先生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不仅完全成为现实,而且大大超过了。
千条万条,共产党的领导第一条。
我们民革同志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
”何香凝在解放以后的10多年时间里,将主要精力放在主持国家侨务工作方面。
她积极参与制定国家侨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并力求切实地贯彻执行。
她利用国庆节、新年、春节等节日向海外华侨发出广播词、献词,在各种会议上发表有关华侨的谈话、演讲等等,对团结华侨,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26] 何香凝作为一位著名的女画家和女诗人,工作之余总是不断地作画写诗。
她不顾年老体弱,多次到各地视察,将所得观感凝于笔端,或作画或题诗,借以讴歌社会主义祖国,表达自己热爱党与社会主义的深情。
何香凝是中国最早以美术为革命服务的先驱 ,著有《何香凝诗画集》。
1970年5月,何香凝因一次跌倒,又得了肺炎,进入医院治疗。
周恩来给予了她无比深切的关怀,亲自去医院看望她。
医院也尽全力给她治疗,何香凝转危为安。
她精神好的时候,就坐在床上,将画纸夹在画板上画梅。
1972年初,何香凝因肺炎再度入院,病情很严重,亲属们都回到了北京陪护。
她在头脑清醒时总是十分注意国内外大事,阅读报纸和《史记》。
6月27日,何香凝在医院度过了她最后一个生日。
[26] 1972年8月26日,周恩来再度前来探望病中的何香凝,尽管身体十分疼痛,她还是挣扎着断断续续地向周恩来倾吐出最后的心愿:她与丈夫廖仲恺生前有:“生则同衾,死则同穴”之约,现大限将至,希望周恩来批准她棺葬。
周恩来当即亲切地告诉她,中央一定尊重她的意愿,按她的吩咐去办。
听到这一肯定的答复,她欣慰地笑了。
9月1日凌晨3时,何香凝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终年94岁。
1972年9月3日,何香凝的遗体入殓后停灵柩于中山公园中山堂内。
何香凝撰文提倡女权主义,是早期宣传妇女解放屈指可数的作品之一;[7] 确立了妇女在社会各方面平等合法地位的原则,举行中国第一个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开展广东妇女运动,越来越多的妇女投身到妇女解放和国民革命的洪流中;成立中央妇女部,进一步领导华中地区的妇女运动,奔赴北伐战争各伤兵医院开展救护工作;培养一批积极参加北伐战争从事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学员。
为掩护同盟会在东京筹组,何香凝特提供自己的寓所为通讯联络点和集会场所,并肩负守卫工作及收发信件;[7] 何香凝负责以艺术绘画,承担起义的军旗、安民布告告示的花样、军用票的图案、反清起义部队所用的旗帜符号等革命宣传工作;[7] 发起成立国民党红十字,救护国民革命军及革命同志和贫苦的民众,发动妇女参加北伐战争;承担起省港大罢工和沙基惨案救伤的工作,组织宣传队四处讲演,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声讨帝国主义;[1] 在上海组织“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发动画家义卖书画支援抗战,轰动海内外;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方面军参加讨伐袁世凯的运动和护法斗争,与廖仲恺协助孙中山开展组建中华革命党的各项筹备工作;与廖仲恺开展抨击袁世凯的理论宣传工作,成为讨袁运动标志人物之一;在蒋介石的权势下力保多位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分子;[17] 是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内战政策灯活动的标志人物;[26] 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号召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施国共和平演变;主持国家侨务工作方面,对团结华侨,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是中国最早以美术为革命服务的先驱。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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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维文资料
中文名: 阎维文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山西省 出生日期: 1957年8月26日 血型: B型 星座:处女座 职业: 军人、歌唱家 毕业院校: 中国音乐学院 经纪公司: 代表作品: 《小白杨》,《说句心里话》,《一、二、三、四歌》 主要成就: 中国唱片金碟奖 五个一工程奖 全国影视十佳歌手 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手 军旅歌曲大赛特殊贡献奖 身高: 1.78米 体重: 80kg 嗜好: 收藏酒 基本信息 阎维文(10张)姓名:阎维文 年龄:54岁 最喜欢的颜色:黑 最喜欢的国家:中国 最喜爱的运动:网球 最难忘的人: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座右铭:把遗憾降为零,把危险降为零,追求完美 代表作:歌曲《小白杨》《说句心里话》 工作单位: 职务:艺术指导 职称:国家一级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军中级别:副军级 学历:研究生 阎维文毕业院校:中国音乐学院。
社会职务:曾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青联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第二届“”。
艺术成就 1986年获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民族唱法第三名 演出照片(14张) 阎维文1988年获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民族唱法第一名; 1989年在全军文艺会演中获演唱一等奖; 1990年获第二届全国影视十佳歌手称号; 1992年获中国“金唱片”奖; 1993年、1995年两年被评为全国观众最喜爱的歌手第一名; 1995年获全国音乐电视大赛金奖; 1997年被授予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手“特殊荣誉奖”; 1996—1998年获中央电视台军事部杯、雷剑杯MTV金奖,并被授予“军旅歌曲大赛特殊贡献奖”; 1997—1999年三年连续荣获全国百家电视台MTV金奖; 《祖国万岁》、《举杯吧朋友》在建国五十周年庆祝活动征歌比赛中获一等奖; 2001年全国MTV音乐电视大赛中,由他和、吕继宏合唱的《中国进行曲》获得金奖; 2002年在平壤荣获朝鲜第20届“四月之春友谊艺术节”个人演唱金奖; 2004年 阎维文发行的民歌系列首张专辑《西域情歌》获得第二届“中国唱片金碟奖”。
阎维文在军营(6张) 以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民族唱法第一名的比赛成绩为标志,阎维文近20年来不仅在全军、全国举办的各项重大声乐赛事中多次获奖,还多次获得中国音乐电视、中国军旅音乐电视金奖,并获得中国“金唱片奖”和“五个一工程奖”。
阎维文(19张)还在全国范围的评选活动中被评为“全国影视十佳歌手”、“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手”第一名和“特殊贡献奖”。
2002年在平壤荣获朝鲜第20届“四月之春友谊艺术节”个人演唱金奖。
演唱过上千首歌曲,由他首唱的《小白杨》、《说句心里话》、《一二三四歌》、《想家的时候》、《举杯吧朋友》、《母亲》等歌曲脸炙人口、广为传唱。
录制、拍摄过50余部个人独唱专辑和MTV音乐电视,还为《末代皇帝》、《海灯传奇人》、《太平天国》等数十部电影、电视剧录制了主题歌和插曲。
为弘扬民歌文化,近年来倾心录制民歌系列专辑,其中《西域情歌》获得第二届“中国唱片金碟奖”。
参加中央电视台多届春节晚会、“心连心”艺术团和“同一首歌”大型演出活动,多次担任国家级声乐大赛评委,并出访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0年10月18日第十届CCTV-MTV音乐盛典年度最佳民歌手:阎维文 2011年参加央视春晚,阎维文与合唱《幸福赞歌》 编辑本段 人物档案 阎维文出生于山西。
13岁进入省 阎维文歌舞团,15岁参军入伍。
这个如今以歌唱为终生事业的歌唱家,最初的艺术生涯却有九年是在舞蹈里度过的。
当他找到歌唱的艺术方位后,便开始调整自己,并且执著地走下去。
他拜魏金荣、、等为师,成功地把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他那纯正透亮的音色、宽广如海的音域、流畅如泉的声音、淳朴真挚的情感,征服了许许多多的观众。
他为《末代皇帝》、《海灯法师》、《战将》等四十多部电视连续剧、电视音乐片、录制了主题歌和插曲。
中国唱片公司北京、上海、广州以及汕头的音像出版社分别为他制作了《两地书,母子情》、《峨嵋酒家》、《说句心里话》、《东北民歌专辑》等个人独唱专辑。
在这四个独唱专辑里,有许多是阎维文首唱并得到广大观众和专家赞赏的。
他的山西民歌《牧歌》,让人听来土味十足、乡风淳厚;而《汾河水哗哗啦啦》、《人说山西好风光》等,又把民歌风味与时代精神融汇得恰到好处;陕西民歌《赶牲灵》,西藏风格的《高原春光》、川味浓厚的《峨嵋酒家》,都把各类民歌的演唱技巧推向了极致。
阎维文唱响了四首歌,一首是《小白杨》,一首是《母亲》,还有两首是《说句心里 阎维文话》和《一二三四歌》。
这四首歌在部队里,几乎和五、六十年代的《游击队之歌》、《打靶歌》等一样,到了人人会唱、人人爱唱的境地。
在部队许多专业或业余歌手的声乐比赛上,经常有许多的歌手选唱这三首歌。
有时,一个大赛上,竟有四五个人同时选唱这三首歌。
这三首歌之所以受欢迎,除了作词、作曲的功劳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最先是由阎维文唱出了这些歌并且持之以恒地把这些歌,通过电视、广播、舞台等各种传媒手段,传到了广大观众和干部战士的心里去。
他以他独特的、具有艺术魅力的演唱倾倒了许多观众。
许多演唱者在演唱这些歌时,从声音到吐字咬文、动作表演都极力模仿阎维文,这说明,阎维文的演唱已被广大观众认可。
在加拿大演出时,当地一位声乐教授看后,禁不住对东方国度的歌手所表现出来的演唱水平发出惊叹:没想到中国民歌歌手有这么好的功底,有这么好的气息和共鸣。
阎维文对我国的民族声乐事业有着很大的抱负,他曾说:民族音乐在我国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
但时代是发展的,民族声乐艺术也必须和时代合拍。
我永远不抛弃民族的东西,始终把根扎在故土上,要为民族声乐的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踏上歌坛至今,阎维文一直是这样在实践着。
这是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
女儿阎晶晶聪明美丽,现已嫁给金牌四大才子中的李禾禾。
妻子刘卫星为有一个体贴入微的好丈夫而自豪;阎维文为身后有一个好后勤感到欣慰。
他俩曾是一个文艺团体的舞蹈演员,在同一个舞台上比翼双飞整九年。
刚认识时,阎维文15岁,刘卫星14岁。
一个从山西省歌舞团,一个从榆次市同时考入 阎维文山西省军区宣传队。
两个小兵分在一个队、一个班,组成了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
那是在1972年,部队的纪律严,他们两个两小无猜,关系特别好,谁也没有恋爱意识。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人风言风语,说他们在谈恋爱。
甚至领导也来干预:战士不准谈恋爱。
他俩一齐出来向领导表示:我们没有谈恋爱。
但他们也不敢保证,今后会不会恋爱。
那是个谈恋爱会影响进步的年代。
俩人都暗暗地叮嘱自己,好好工作,争取早日入党。
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为了争取,他们默默达成协议:从此俩人不再说话。
同在一个班里学习、工作,同在一个舞台上练功跳舞,朝夕相处却相对无言,心中滋味,只有他们两个明白。
压制的结果往往是勃发。
恰恰在他们不说话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真的偷偷地爱上了。
1979年,阎维文考上了总政歌舞团,进了北京城;卫星仍在山西,可两个人的心,却牢牢地拴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
1982年,阎维文和刘卫星有情人终成眷属。
结婚不久,刘卫星转业到北京,在离总政歌舞团不远的邮电所工作。
在一般人的眼里看来,当明星的妻子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可他们却不知道明星妻子的万般苦恼。
阎维文很想多多守在妻子的身边,可他做不到。
他的舞台在天南海北,每年,他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要到外地、到边防部队去演出。
他深深地感觉到,一个演员,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支持。
他的艺术生命在舞台上,在观众中间。
要演出,就顾不上家。
家里的一切家务就落在了刘卫星的身上,她默默无闻地尽着妻子的责任,任劳任怨。
女儿快要诞生了,她多想让阎维文待在她的身边,可是不行,一个到西藏去演出的命令突然下达,阎维文不忍心丢下妻子而去。
刘卫星却通情达理,只身回山西老家去度产假。
刘卫星不仅承担全家所有的家务,还从事业上全力支持阎维文。
每有新歌唱,首先要过刘卫星这一关,从咬字吐词,音高音低,一直到表情动作,一一给以细细地提示和纠正。
直到刘卫星满意了,他才敢往外唱。
1986年、1988年,连续两届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阎维文都参加了。
为了让阎维文考出好成绩,刘卫星竭尽全力保驾。
那两次比赛都下大雨,刘卫星雨中送伞,并亲自站在台下暗暗地给他使劲。
阎维文深知自己的一切成就离不开妻子的奉献。
他虽然常年在外,但只要一回家就百分之百地尽丈夫的责任,给妻子以百般温暖。
刘卫星怀孕时,为防止流产,阎维文一天两次送刘卫星上下班,风雨无阻。
有时中午还送一顿饭。
刘卫星的同事戏谑她:你每天到单位是日托,专接专送。
一张无情的医院通知书送到阎维文的面前:刘卫星得了乳腺癌。
阎维文痛苦万分。
当时,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决赛,他决定放弃比赛。
他要有更多的时间去关心和照顾刘卫星,与她一起和病魔作斗争。
刘卫星不同意。
全国性的大赛,是几年才有的一次人生拼搏啊。
她照样给她鼓励, 阎维文和妻子刘卫星给他当后勤,为他坐镇鼓劲。
阎维文泪水咽进肚里,带着妻子的祝福与厚爱参加了比赛,以《我们的祖国歌甜花香》、《这一片热土》一举夺得了金牌。
刘卫星开心地笑了。
阎维文的爱心不仅体现在对待自己的亲人身上。
对周围的人,对许许多多的陌生观众也同样充满了爱心。
他说过,我虽然不善交际,但我崇尚真诚。
交朋友也要真诚,掺和了许多虚假的东西就不是朋友。
我们毕竟不是孤单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既然存在别人,就希望别人对自己好,而且我看最重要的前提是对别人好。
那一年,中央统战部组织心连心艺术团到新疆慰问演出,阎维文经常是一大早开始连续坐七八个小时的汽车,赶到一个哨所,一个村庄,马不停蹄地演出,演完后连夜赶回,累得腰酸背疼,噪子冒烟。
他说乐在其中,为的是让更多的观众听到自己的歌声。
平时下部队,无论是剧场还是在小岛连队,无论是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还是面对炊事班的炊事员、病房的病员、招待所的值班员,他都一样认真地献上从心底里涌出来的歌。
阎维文唱过一支《小白杨》,他自己也像小白杨一样,根儿深杆儿壮,长在观众的心坎上。
在部队,干部战士喜欢把阎维文称作战士歌手。
阎维文喜欢这个称呼,认为这是部队官兵对他的最高褒奖。
他常说,没有部队,就没有我阎维文,没有战士的掌声,就没有我阎维文的成功。
是军队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成了一个歌唱演员,所以说,我对军营充满了感情,这感情犹如一种无形的力量,为我的艺术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每当我遇到挫折而苦恼时,我就想到了战士,提醒自己不能灰心丧气,要奋勇拼搏;每当我艺术上取得成绩的时候,我想到的还是战士,提醒自己不能满足,要给战士们奉献更多好的精神产品,要不断地进取。
这些年,阎维文曾二十多次随团赴边海防和炮火纷飞的战场为战士演出。
云南老山前线,西藏冰雪高原,新疆大漠戈壁,内蒙辽阔草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1983年和1993年,阎维文两次到西藏演出,在海拔3500-5000米的高原上,在严重缺氧、头脑昏涨的情况下,他坚持走一路唱一路,只要碰到兵,他就纵情歌唱。
每到一个兵站,尽管只有两三个战士,他都主动放弃休息时间,为他们演唱,每唱一首歌都要大口大口地吸氧气。
在舟山群岛时,当他听说有一位少尉军官不能下山听他的演唱,他便用了半个多小时爬上山顶专门为他演唱,那位少尉边听边哭,并拉着他的手说:你能为我一个人演唱,我再孤单寂寞也满足了。
那一年春节文艺晚会后,有一个高山雷达连给他来信说,由于海拔太高,又没有电视差转台,收不到电视节目。
在春节文艺晚会上,战士们从营部长途电视里听他演唱《想家的时候》,话筒在战士耳朵间传 阎维文递了50多人,每个人只能听几句歌词,谁也不忍心多听一会儿,怕后面的战友听不到,大家的眼泪滴湿了话筒。
阎维文看到这封信后,深深地感动,为他们寄去了他的专辑录音带。
1994年八一前夕,为感谢部队和广大干部战士对他的厚爱和关怀,阎维文特意用自己的钱,制作了8000盒录音带,作为他给全军战士的节日礼物,通过各大军区的文化工作站向全军的战士送去。
这个盒带里,收集了他近几年唱的一些军旅歌曲,有《小白杨》、《说句心里话》、《一二三四歌》等。
阎维文说,我要用这份小小的礼物,表达我对全军干部战士的一点点心意。
编辑本段 人物性格 他是中国民族男高音的一个里程碑,他是中国民族男高音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的典范和舵手,他把中国民族男高音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和时代
阎维文第一,在歌唱技法上,阎维文是中西方声乐技法的集大成者,他成功地融合了西方声乐技术与中国特有的民族声乐技巧,在科学的基础上,使两者达到前所未有的统一,从而回答了一直存在争议的民族男高音应该怎么唱
应该是什么样的声音
等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奠定了阎氏唱法的崇高地位。
在最新的专辑中,他把阎氏声乐技巧演绎的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
第二,在咬字吐字上,阎维文堪称民族男高音的活标准,他真正做到了咬字吐字的统一,不论是哪个音区,哪个汉字,无不字正腔圆,圆润自如。
第三,在情感和风格处理上,在演绎创作歌曲上,阎维文深情内敛,收放自如;在演绎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品时,又惟妙惟肖,风情万种。
第四,在舞台表演上,阎维文高贵潇洒不失朴实亲切,大气磅礴不失深情细腻,举手投足尽显大家风范,表演与作品表达丝丝入扣,相得益彰。
第五,在个人形象上,阎维文成熟稳健,平易近人,又体现出军人的阳刚正气,铁骨柔肠,他也像普通人那样爱护自己的家庭,亲人。
多年来,他作为著名的歌唱家,没有骄傲自满,没有负面新闻,他与夫人的感人故事已成为一段佳话。
就民族唱法而言,阎维文是总政歌舞团乃至全军的“男一号”,但凡重要的演出,他都是台柱子。
我当记者二十多年,曾多次随总政歌舞团出访朝鲜、香港、澳门等地,到各地慰问演出,和阎维文多有交往。
特别是1998年的特大洪水,总政派出彭丽媛、黄宏、董文华、郁钧剑、蔡国庆、刘炽炎、刘小娜等人组成的小分队到九江抗洪前线,慰问抗洪战士,我随队采访,和阎维文同住一宿舍,可谓朝夕相处,对其人、其歌、其品,有更甚了解。
今日动笔,又有更多感受。
其人 谈到一个人的艺术,往往和他的人分不开,所谓“听其声观其人”。
阎维文有今天的成就是和 儿时阎维文他一生的成长分不开的。
阎维文的爷爷在解放前是个手工业者,克勤克俭,开了个小作坊,雇了几个伙计,解放后就被划为资本家;而父亲在解放前夕为了逃避抓壮丁,花钱买了个国民党员的身份。
这样的出生,在那个“唯成分”的年代里是受歧视的,在他就学的太原矿山机械厂子弟小学里,一开始他就被排除在少先队的组织之外。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歧视,养成了阎维文性格中的另一面,那就是:执着、倔强、不服输。
阎维文第一次登台是说快板书,那时的他还只有9岁,一个小学一年级的 “娃儿”。
当他说快板书的时候,老师觉得“这个小孩声音挺好的”,于是就有意识地让他参加一些歌唱活动,在音乐方面培养这个孩子。
不久进入了“文革”时期,会唱歌的阎维文顺理成章地成了“红小兵宣传队”的成员,经常到城市、部队、工厂去演出。
学校排演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家庭出身不好的阎维文在戏中扮演了男主角李玉和。
这台戏在太原各大单位巡回演出,轰动了城市,阎维文随之名声响亮起来。
1970年,阎维文考进山西省歌舞团,当的却是舞蹈演员。
同期招去的孩子都有一定的舞蹈功底,阎维文的腰、腿、身体都明显过于“僵硬”,所以生性好强的他就开始了一段肉体与精神双重受苦的舞蹈生涯。
在沉重的课程负担之外,为了弥补自己与别人的差距,阎维文把所有午休时间和晚饭后的自习时间全部用来练功。
但是,对于一个13岁的孩子来说,过度的练功强度并不科学,年纪小小的他练出了坐骨神经痛。
“当时很严重,平时我们每天练功的时候,都要将脚扳到头上,最疼的时候,坐骨神经只能到90度,到90度后,我就再没法忍受那种疼了。
”为了治病,阎维文尝试了扎电针、按摩等多种方法,可始终不见效。
后来歌舞团有个老师尝试着用“以毒攻毒”的方式给他治疗。
每天练完功之后,把腿楞往上搬,不仅要搬过90度,还要保持那个姿态20分钟。
“那段时间经常是哭着坚持完这20分钟的。
”两个月后,不知是对症下药了,还是他的精神战胜了病魔,阎维文的病居然好了。
这件事让阎维文懂得了一个道理:虽然是肉体上的折磨,但对整个人生而言,是对精神的一种考验、磨炼。
1972年,山西省军区战士业余宣传队到山西省歌舞团“支左”,15岁的阎维文主动配合宣传队的工作。
后来,宣传队的同志告诉阎维文:军区战士业余宣传队招收学员。
阎维文报名参加了考试。
考试时,他表演了《洗衣歌》,又唱又跳又表演,歌声响亮,舞步到位,主持考试的首长也为这个孩子的精彩表演鼓起了掌。
考试很顺利地通过了,但调档时麻烦出现了——阎维文的家庭出身问题成了他入伍的一块挡路石。
宣传队领导非常爱才,让阎维文写个要求参军的报告送给军区首长批示。
阎维文想了又想,他在纸上写下六个字“坚决要求入伍
”。
军区司令看到他的这六个字的“报告”后,乐得哈哈大笑,说“好小子,爽快!”接着大笔一挥“批准”。
在宣传队,阎维文主演了《战马嘶鸣》、《行军路上》等多部舞剧,是宣传队的主要演员,后来还当上了舞蹈班的班长。
但他始终没有丢下自己唱歌的“旧业”。
那时每月只有六块钱战士津贴,但为了练歌,阎维文还是将手里的钱挤了又挤,买回一部旧电唱机。
战友又将收音机上的喇叭拆下来,为他配备了一套最简易的音响。
一个偶然的机会,阎维文结识了在山西大学教声乐的张教授,于是他开始向张教授学习系统的声乐艺术。
经过张教授的培养,阎维文在歌唱艺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逐渐成为宣传队的台柱子。
1979年,在艺术道路上越走越顺的阎维文又一次受到命运的青睐,进入了总政歌舞团。
从1979年调入总政歌舞团到1984年《小白杨》的正式推出,整整五年时间,阎维文又经历了人生的一次考验。
在山西的时候,阎维文有一个很傻的想法,中国除了李双江没有别人能唱高音了。
到了总政歌舞团后,他才发现一山还比一山高。
有很多人都在唱男高音,而且还会唱咏叹调,并且是用意大利文唱。
于是阎维文又拿出了自己当年练舞蹈时的玩命精神,他把所有训练以外的时间全部放在了琴房里。
功夫不负苦心人,一年之后,适逢北京在举办“五月的鲜花”合唱节,总政的合唱曲目是《没有太阳就没有鲜花》,阎维文担任男声领唱。
84年,阎维文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歌曲——《小白杨》,他非常喜欢这首歌,不仅仅因为这是属于他自己的第一首歌,他觉得自己就是一棵小白杨,这是怎样的一个比喻呢
一山更比一山高,人总是向着更高的目标奋进着,更何况有着军人性格的阎维文。
于是阎维文给自己定义了一个新的高度:“当时电视还很少,北京音乐台有《每周一歌》栏目,我的这首《小白杨》要是能上〈每周一歌〉多好。
”后来,天随人愿,这首歌还真的在《每周一歌》中播出了。
阎维文用最简单的话描述着自己当时的心情:在电台里听到自己唱的歌,好幸福,非常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