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家族一周年祝福语
楼主，您好。
如家族兴旺、人丁兴旺、广纳百福、财源广进、望族等。
一家庭不但是社会最基本细胞，也是家族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不断扩大意味着家族势力的日益壮大。
传统上的所谓“家庭”通常是指在一位家长的主持下，共同居住共有财产的血亲组织。
古代家庭结构，一般是由父子两代或父子孙三代构成，其人口数如战国时期孟轲所说的有“五口之家”，或“八口之家”。
汉代晁错在分析自耕农生活水平时，也是以“今农夫五口之家”来计算。
他们的说法常被后代作为推算古代户口的主要依据，可见两代人或三代人所构成的家庭是古代社会比较常见的形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小家庭”。
宋代以前福建也有大姓人家，如林、黄、陈、郑等，但是否存在累世同居的大家庭不见史籍记载，宋代时，朱熹弟子许俭，闽清人，因“三世不分异，庭无间言”，而被时人誉为“孝友”，只三代同居就赢得孝义的美称，可以想象当时福建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并不多见，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值得考虑，就是唐宋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频繁，接连不断的大批难民渡江入闽，这些移民自身缺乏形成大家庭的客观条件，因为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行。
明代时，福建有大家庭始见史书记载，连江县的杨崇家庭，六世同居，男女老幼有70口人，饮食一道，财产共有。
南平廖氏，五代同居，也同耕共食。
大田县吴氏六世同居，男耕女织，不分彼此。
福清县王荣也是六世同居，大小家人七百余口，不曾折箸争吵过，而且这个家庭一直发展到清代，是福建历史上受明清两代封建王朝表彰而名扬一时的大家庭。
这类传统大家庭都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累世同居，二是财产共有，三是饮食合，整个大家庭事无巨细，全由家长定夺，大家庭的日常开支基本上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
正如陈支平教授在《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一书指出的那样：这种理想化、模式化的大家庭制度，只是个别的、临时性的，不可能是普遍的、永久性的。
因为这种大家庭制度严重束缚了家庭成员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抑制了个人私欲的追求，不符合绝大多数人要求发展自己个体经济的愿望，也不切合实际，小农经济的脆弱性是无法为庞大的家庭经济生活提供长期保障的。
所以，这样的大家庭制度在现实生活中难于全面推行，一旦父母去世，兄弟间分家析产就在所难免，分裂为众多的小家庭，以明万历六年福建省人口为例，户数515307，人口1738793，平均每户的有3．3人。
可见明清两代福建社会还是以小家庭占大多数。
当然在闽西南山区，一部分客家人流行聚居一楼的生活方式，即人们所熟知的客家土楼现象。
每座土楼基本上是累世同居，平均居住人口上百个，房间也多达上百间以上。
以邮票上的永定县古竹乡的“承启楼”为典型代表，四环同心圆楼，康熙四十八年动工，历时三年才告竣工，现已居住第十一代人。
目前在福建已知的客家土楼达四千座左右，其聚族而居，历代相沿已成俗例。
客家土楼具有累代同居的特点，但不具备实行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有的学者也持这种看法，“客家人没有形成四世、五世同居共灶的大家庭，而是分门立户”。
宋代以后，福建社会小家庭始终占主导地位，尽管封建王朝不遗余力地旌表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但收效甚微，寥若晨星，更多的人愿意选择两代人或三代人构成的小家庭生活方式。
通过家庭的不断裂变，也使得家族团体不断扩大，同姓不同宗，同宗不同房的家族团体愈分愈细，越来越多，这都与明清时期小家庭的广泛发展管切相关的。
二福建人早在宋代就有零星开发台湾地区的举动，明代荷据台湾时，又有大批闽南人应募入台耕作，其中有的人随后回乡搬善过合安家。
如记载颜开誉就有迁家入台的事例。
记录此时也有郭一程在台娶妻立家。
但估计在台安家立业的人并不会太多，据1649年台湾荷兰长官费尔堡在一封信中所说，纳税的汉人有11339人，其中妇女有838位。
占8％左右，移民台湾的家庭不是很多。
时，有一批家属随郑军渡海入台，根据施琅说，明郑汉移民中，十人中有五、六个没有带家眷，男女比例比荷据时期要改善些，有家庭的人数占近一半，这是由于明末清初战争迫使许多妇女逃离大陆，后来清王朝统一台湾后，有一半以上的台湾汉民家人返回大陆祖籍地，又使台湾社会的家庭数量急剧减少。
清领台湾后采取禁止搬眷人台的措施，进一步扩大了移民中的矛盾。
可见乾隆以前，台湾男女不成比例确实很严重。
清代台湾由于男女数量前后期反差比较大，因此台湾社会的家庭结构就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如果以道光年间为界，其家庭组合的类型就有所不同。
在前期，台湾社会除了一部分传统的以夫妻为主的小家庭外，更多的是其他类型的家庭，如移民时期，单身男子占大多数，造成家庭结构的不正常，有父子移民台湾，构成父子家庭，有兄弟同往台湾，组成兄弟家庭。
说有的兄弟同居长达数世之久。
还有许多是单身汉的家庭，在广大乡村中，四、五十岁仍未娶妻的男子为数不少。
这些上了年纪的单身汉为了老有所靠，过有人祀，往往要设法抱养一个幼童作为继子，“盖台民无子者，买异姓为子，虽富家大族亦继异姓为嗣，谓瞑蛉儿。
”闽南人习惯把抱养异姓的孩童称“螟蛉儿”，有的移民特意返回原籍在亲戚间过继一个幼子，俗称“过房”，有的人到了垂暮之年，才考虑香火传承的问题，便出钱雇了一个青年入门招亲成家，继承家业和祭祀，有的人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继子，就把产业托附给亲朋好友，请他们的后代兼顾烟祀，这就出现了绝嗣的家庭，在中所收录的一批托附字契就证实这一点。
移民的特定环境下，家庭的结构必然是形形色色的，而且来自不同的区域或不同的宗亲，在这种基础上构成的家族形式也与内地有所不同，那种以单纯的血缘关系形成的家族模式，在早期台湾出现得比较少，因为直系血亲关系的人数量有限，往往采取同姓合约式的联合形式，组成一定势力的家族团体，如时人所说：“台群聚族，鸠金建词字，凡同姓者皆与，不必其同技共派也”。
乾隆二十五年，清朝廷再次被迫允许移民携带家眷入台，使搬家入台成为新一轮移民潮的重要表现之一。
到了道光年间，妇女人数迅速增加，以夫妻为主的家庭逐渐普遍，传统的分家析产的习俗也随之流行。
如戴炎辉就认为：“清代台湾，以父祖死后即行分析为普遍现象”。
但那种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即使在后期也为数不多。
记载有八例，五世同堂有四例。
《淡水厅志节孝》记有张氏家庭六世同爨，算是代数延续比较久的大家庭。
其他县志罕见这类记载，在台湾，四世同食共财就可受到朝廷的旌表，但有清一代这类大家庭还是屈指可数。
三从以上有关清代台湾家庭结构演变的初步分析，就可以看出闽台血缘关系是非常密切，大量的福建移民冒险横渡海峡，入台开荒种田，等有了立足之地，又想方设法搬善过台，在台湾安家立业，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新的家族。
这些移民及其后代与祖籍地的家族有没有保持联系和交往呢
台湾学者尹章义先生在《清代台湾移民社会争论》一文中明确指出：在检阅的数千部族谱以及对台湾若干大族的研究报告中，都有记载与大陆家族的联系活动，有的家族与祖籍地租词的交往还十分密切。
台湾有的人认为清代后期台岛移民社会已向定居社会转型，台湾象族只是认同现居地的关系，而淡化了与祖籍地的祖源关系，这种看法显而易见是不确切的，事实是无论是在移垦时期，还是在定居时期；不论是第一代移民，或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后裔，都重视与祖籍地家族的联系，两地家族相互交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乡情族亲隔不断。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讲求宗亲合睦、互助互利的家族关系，不论你走到哪里，这种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是难以改变的。
福建新移民到台湾，总是投亲靠友，寻求乡亲族人的帮助。
为新来的乡亲排忧解难是宗亲间又不容辞的责任，这种事例在台湾各地开发史上比比皆是。
其二，两地经济互补。
明清时期台湾是一处新开发的海岛，生活物品与生产工具极为匾乏，如农耕工具、耕牛、陶瓷、布匹等，移民们都要从内地购置后想方设法带过去，在这方面也会得到家族的资助，而且一些家族比较有钱的人，还携巨资入台募民开垦土地。
其三，两地文化交往。
据史载，台湾在康熙二十六年，才有第一位的乡试举人，叫苏峨，泉州籍，应试以前移民台湾凤山县，后人议论地为冒籍举人，即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士子。
康熙三十三年，台湾始有第一个文进士陈梦球，祖籍同安，也被时人议为“冒籍”。
类似这种所谓“冒籍”应试的事例肯定还有不少，因为当时台湾刚刚开发，文化落后，福建一些家族生员，通过对岸族人的帮助，悄悄移民过去，利用台湾读书人不多的空子，以获取科举功名利禄。
乾嘉以前，台湾地方文化教育不发达，移民到台湾的福建人，大多也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农民。
因此，在这阶段台湾大多数家族缺乏修编族谱的文化条件，而族谱是正源明宗反映家族来龙去脉的关键载体。
“开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
各家族都非常重视修纂族谱，修族语也就成为两地家族间的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
有不少台湾家族是直接将故乡已编印好的族谱带过去，然后再增加台湾新家族的内容。
由此可见，两地家族同修纂族谱在清代已成惯例。
其四，两地祭拜祖宗活动，林其泉教授在《闽台六亲》一书中说：“以前，凡大陆去台人员，每年清明节前后，多派人回祖籍与留在祖家的同族房的人一起到山上祭拜祖宗坟墓，在清代几乎都这样做”。
可见闽台家族交往中最密切又最重要的是两地祭祖拜神活动。
正如台中简家祠堂的一副对联所表达的精神：千秋烟祀永在前，远可追，流可溯； 百世子引能继武，木有本，水有源。
八十年代以来，两岸人民交往日益频繁，家族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
什么是崇阳文化。
急求
明建文帝下落三说考述 张一鸣 引 言 建文帝（皈依佛门后被尊为“应文大师”，自称“文和尚”）逊国后的下落，是中国历史之谜，时隔600多年，至今仍未完全破解，从而得出为史学界一致公认的定论。
归结起来，目前共有三说：一是“自 已焚燃说”，二是“出亡穹窿山”的“新说”，三是为僧后“流亡西南说”。
建文帝朱允炆是明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之孙。
因其父懿文太子朱标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早逝，这时朱元璋已65岁，为了避免众子（共26子）争夺皇位，求得江山稳定，乃立10岁的朱允炆为皇太孙。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根据遗诏，朱允炆即帝位，改年号“建文”。
拥兵自重的诸王（均为朱允炆叔父）不断出现谋反迹象。
当时朱元璋的二子秦王、三子晋王都已死去，最年长的，也是实力最雄厚、对朝廷威胁最大的是四子燕王朱棣（驻北平）。
于是朱允炆采纳了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的“削藩”建议，先剪除其余诸王，再向燕王开刀。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先后剥夺了周、湘、齐、代、岷5个藩王的实权，废为庶人。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朱棣起兵北平，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经过约3年的征战，1402年燕兵攻陷京都（南京），皇宫中大火熊熊，建文帝不知下落，成了历史悬案。
《明史·恭闵帝》叙述中相当混乱，既称：“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似乎说下落不明；可是又有一句：“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似乎又承认“自已焚 燃说”；下面还有一句：“或云帝由地道出亡……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
”似乎又倾向为僧后“流亡西南说”了。
本文对以上三说作些考述，重点放在阐释第三说上。
“自已焚燃说” 此说最早见于明代官修的《明实录·太宗实录》，云：（在燕兵攻陷京师后，建文帝）“遂阖宫自已焚燃。
上（按：指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
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騃耶
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亮而遽此乎
” 此说很难成立，原因是：第一，朱棣派出使者四处寻访朱允炆的行动，实际上已经否定了“自已焚燃说”。
朱棣夺位初期，为了稳定政局，绝天下人望，瓦解勤王队伍，也确曾一度宣扬过“自己焚燃说”，例如他命令已被捕下狱的方孝孺起草诏书，“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
’孝孺曰‘成王安在
’成祖曰‘彼 自己焚燃死’”①。
朱棣登位后在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上亦曰：“不期建文为权奸逼胁，阖宫自己焚燃。
”② 实际上他并不相信“自己焚燃说”，“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③。
郑和七下西洋的一项任务，就是查找建文帝下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按：公元1405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④。
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又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濙以访仙人张邋遢（即张三丰）为名，偏行天下州郡乡邑，隐查建文帝安在⑤。
所以明代大思想家李贽（卓吾）说：“当永乐在位之二十一年也，犹未放心于建文之逃去”⑥，也就是说直到朱棣病殁前一年，对朱允炆的寻访和追捕工作始终没有放松。
朱棣下令停止搜捕朱允炆，是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听了胡濙的报告后，“（胡）还朝，驰谒帝于宣府。
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
滢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
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⑦。
唯“濙悉以所闻对”一语过于简略，胡濙究竟向朱棣报告了些什么内容
对此，康熙三十年（公元1671年）由云贵总督范承勋主持修纂的《云南通志》（问世早于《明史》48年）卷30“建文帝”一节，根据当时掌握的史料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太宗（按：即朱棣）夜召入殿问状，（胡）濙对曰：‘某（按：指建文帝）固在，然天命人心去之已久，无能为也。
不若姑置之度外，在陛下成就圣德，在彼获终余年。
’太宗颔之，遂罢四出之使者。
” 第二，自己焚燃而死的不是朱允炆而是马皇后。
明人陈建《皇明通纪》记述：“（建文）帝知事去，遂纵火焚宫，死者甚众，皇后马氏赴于火而死。
后燕王清宫，诘帝所在，宫人指后尸以应。
王遽出之灰烬中，伏而哭曰：‘吾之来意，欲为周公辅成王耳
小子无知，乃至此乎
’” 第三，明以来对“自己焚燃说”持怀疑态度的不乏其人。
如崇祯时乐安李焕章在为赵士喆《建文年谱》所作序言中即称：“壬午之变，让皇（按指朱允炆）果 自己焚燃于宫中，天下臣民之望已绝，文皇（按指朱棣）之祚可永，文皇之心安矣
曷湖湘之使、西洋之遣、两广之搜、玉玺之索、三丰之访，至末年而未已，岂非重耳在外，而惠、怀终有戒心欤
”近代明清史专家孟森（心史）在《万季野明史稿辨诬》一文中也认为：“其谓建文必已焚死，二百年来原为成祖托词以绝人望，而建文实未死也。
” 当然，清初也有学者相信“自己焚燃说”。
如康熙年间《明史稿》总裁王鸿绪在《史例议》中，即花了大量篇幅专门论述建文帝必定焚死，还指斥建文在位时“虐杀宗藩，自遭众弃，势穷力竭，而后一死了之。
”主笔万斯同（季野）也认为“紫禁城无水关，无可出之理；鬼门亦无其地……所谓中使者，乃成祖之内监也，安肯以后尸诳其主
而清宫之日，中涓嫔御为建文所属逐一刑讯，苟无 自己焚燃实据，岂肯不行大索令耶
”并断言建文帝系“逼迫自殒，即使出亡，亦是势穷力尽，谓之逊国可乎
”但孟森认为：王说“持论既偏，意有所蔽”，万说“词意甚悖，”曾著专文“辨诬”。
“出亡穹窿山”的“新说” 1986年上海学者徐作生发表了《明惠帝出亡穹窿山新证》，翌年又发表了《明惠帝出亡穹窿山补证》（以下简称“徐文”）⑧。
1991年1月16日，新华社从上海发出了一则题为《明建文帝下落有“新说”》的专电，在扼要介绍了徐文主要论点后称：“史学界不少著名史学家对这一结论予以认可”，“这一发现，对明史和‘靖难之役’、‘郑和下西洋’等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评价甚高。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云南日报》都摘要或全文予以转载。
“新说”的主要内容是：建文帝逃出南京后，流亡至江苏吴县（明代隶属苏州府）穹窿山。
在名僧姚广孝（法名“道衍”）的秘密保护下，隐藏在该山皇驾庵内，长达20多年，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病殁于此。
殁后朱棣授意寻访建文帝的胡濙，在皇驾巷后的小山坡上，为他建了一座皇陵，徐先生曾在此找到了“惠帝陵”的遗迹。
笔者认真研究了徐文并查找了有关史料后，认为“新说”论据不足，漏洞甚多，难以成立，曾于1992年2月写了一篇《明建文帝下落“新说”质疑》⑨ 与徐先生商榷。
拙文主要论点是： 一、从当时政治环境和吴县地理位置看，朱允炆不可能长时期隐藏于穹窿山。
朱棣以武力夺取帝位初期，自感人心难附，地位不稳，他的军事力量又主要分布在从北京至南京的交通沿线，广大地区仍为朱允炆势力掌握。
为了防止有朝一日这位逊帝又卷土重来，所以他一方面扩大军事占领，另一方面加强镇压活动。
恢复了锦衣卫职能，以后又建立东厂特务组织，强化恐怖统治。
对于仍然忠于朱允炆而不愿归附自己的旧臣，均视为“奸臣”，不仅以炮烙、凌迟等酷刑虐杀，还大搞“诛十族”、“瓜蔓抄”，甚至“转相攀染，村里为墟”，全村人都被杀光⑩。
两次公布“奸臣”黑名单50余人（其中即有随同建文出亡的监察御史叶希贤），悬高赏格缉拿{11}。
对于“头号政敌”，当时仍具有较大影响和号召力的朱允炆，更视为心腹大患，派出侦骑四处追寻，远至海外，必欲抓获才安心。
对朱允炆来说，当时的政治环境是极其险恶的。
再说，从洪武元年（公元1386年）明太祖朱元璋开国直至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前的54年，南京一直是明王朝的京都。
迁都后仍以南京为留都，设五府六部官，并“命中府掌府事官守备南京，节制南京诸卫所”{12} 以加强控制。
南京实际上仍是当时全国第二政治中心。
而吴县穹窿山离南京不远，连朱允炆也感到这一地带很不安全。
早于《明史》81年问世，史学界公认为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七曾有一段记载：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春八月，朱允炆至吴江（与吴县相邻，同属苏州府）史仲彬家，史留朱暂居数月，朱曰：“彼（按：指朱棣）方急图我”，“此近宫阙，不便”，三日后即离去。
朱棣并非昏聩之辈，追捕“头号政敌”岂能舍诸近而求诸远
因此，朱允炆隐匿在朱棣眼皮下的穹窿山长达20多年，直至病殁未被发现的情况是难以想象的。
二、姚广孝不可能成为朱允炆的“神秘保护人”。
姚广孝是朱棣的主要谋士和帮助朱夺取帝位的得力助手、头号功臣，深得朱的信任和重用。
在朱就帝位后，论功行赏，对姚加官晋爵，“永乐二年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赠祖父如其官。
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
” 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姚病危，朱棣以九五之尊，亲往探视，“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
”当姚提出释放因替朱允炆削发坐冤狱已十多年的囚僧溥洽时，“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
”可谓言听计从，有求必应。
在姚死后，“帝震悼，缀视朝二日，命有司治丧，以僧礼葬。
追赠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赐葬房山县东北。
帝亲制神道碑志其功，官其养子继尚宝少卿。
”真是生荣死哀，泽被后世{13}。
但相较之下，姚广孝与朱允炆，并无任何特殊关系，姚随朱棣赴北平时，朱允炆尚未就帝位。
姚深受朱棣厚恩，又深知朱镇压政敌心毒手狠，株连无辜毫不留情，怎么可能心怀弍志，“以身试法”，冒着生命危险去秘密保护其恩主朱棣的“头号政敌”朱允炆呢
再说，由于姚积极协助朱棣以血腥手段镇压异己，残杀大批无辜者，搞得声名狼藉，众叛亲离（他回乡探亲时，连胞姐和旧友都拒绝会见他，还不断责骂他），树敌甚多。
如果他敢于暗中保护朱允炆，难道不担心被政敌和受害者亲友告发
三、朱棣及其子孙根本不可能为流亡中病殁的朱允炆建“皇陵”。
请看史实{14}：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朱棣夺取帝位后，立即下令革除建文年号，以是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按“洪武”实际只有三十一年），翌年为永乐元年。
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大学士杨士奇奏请修《建文实录》，称：“建庶人虽亡，当修实录。
”不果。
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给事中杨天民疏请复建文年号，从之。
奉圣旨，建文事迹着附太祖高皇帝实录之末，仍书其年号。
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四月，工商郎中李若愚请复建文帝庙谥，录死节诸臣，上命礼部集议见奏，然终未及行。
十七年（公元1664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明亡。
另据《明史》卷四“恭闵帝”称：“正德、万历、崇祯间，诸臣请续封帝后及其庙谥，皆下部议，不果行。
大清乾隆元年（按：公元1736年）诏廷臣集议，追谥曰：恭闵惠皇帝。
” 从上述史实可知：恢复“建文”年号，是在朱允炆逊位后193年的万历二十三年，（在这漫长的时间内，他已被废为“庶人”）；而追谥其为“惠帝”，则是在他逊位后334年的清代乾隆年间。
从朱棣夺位以后的明代诸帝，根本不承认流亡的朱允炆是继承洪武法统的合法皇帝，怎么可能为他建“皇陵”呢
如果真要像徐文所言由朱棣授意胡濙建了“惠帝陵”，那就等于直接肯定了朱允炆继承朱元璋帝位的合法性，也就等于间接承认了朱棣以武力夺位的非法性，这对朱棣来说不是“自搬石头自砸脚”吗
至于徐文中声称在穹窿山发现的所谓“惠帝陵”，除了有雕龙柱础、御池桥、神道、宝顶（半圆形坟丘）、方台（巨方石）等外，石雕制品上竟没有镌刻片语只字，附近也没有任何碑记足资证实，怎么能贸然认定为“惠帝陵”呢
何况“惠帝”的称谓是清代乾隆年间才出现，明代人怎么可能建“惠帝陵”呢
这篇商榷文章成稿后，曾送请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审阅，有两位明史专家给笔者来信说“您在文章中所述观点，我们是比较同意的。
徐文亦曾拜读，对新说不敢苟同，此乃外行之作，对史一知半解之处颇多”，“他的观点，没有什么根据”。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对“新说”持赞同态度，例如山东大学教授晁中辰在其《明成祖传》一书中，就认为“新说”是“近人在考察建文帝下落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在学术界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和赞同”。
应该说，这是在没有认真研究“新说”的情况下所作的溢美之词（笔者曾将拙文寄晁先生参考）。
为僧后“流亡西南”说 此说见于明清两代的多种著述，主要内容是：在燕兵攻下金川门后，建文帝本欲自尽殉国，翰林院编修程济劝说他逃出南京以待日后。
此时宫中少监王钺跪陈：“高皇帝（按：指太祖朱元璋）临终时留下一支铁箱，并嘱咐大难临头时始可打开。
”砸开铁箱后，发现有三张和尚度牒，分别写着应文、应能、应贤三个名字，三套僧衣、僧帽，还有剃刀一把、文书一纸及白金十锭。
文书上用朱笔写道：“应文从鬼门（按：皇城太平门内的一扇小门，仅容一人通过）出，余人从水关御沟而行。
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
”于是建文帝和吴王教授杨应能、监察御史叶希贤分别自认度牒上“应文”、“应能”、“应贤”三人名号，由僧官溥洽削发为僧后逃出。
有神乐观住持王升受高皇帝托梦，驾小船接应。
逃出后流亡至西南。
最早肯定此说的是明代嘉靖年间郑晓的《今言》，此书“一百六十六”有一所记述：“正统（按，明英宗年号，“正统元年”为公元1436年）初，建文帝出滇南至广西，一日呼寺僧，谓曰‘我建文皇帝也’。
寺僧大惧，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足坐地，自称朱允炆。
曰‘胡濙名访张邋遢，为我也。
’众闻之悚然，闻于朝，乘传之京师，有司皆以王礼见。
比至，入居大内，以寿终，葬西山，不封不树。
帝尝赋诗云‘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
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声吞哭未休’{15} 或云‘帝顶颅偏颇，高帝知其必不终，尝匣髡缁之具，戒之曰‘必撄大难，乃发此。
’以故遂为僧云。
”按：郑晓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二年（公元1501年），距建文逊位仅99年；此书问世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距建文逊位也只164年。
郑曾任南京（留都）吏部尚书、北京（京都）刑部尚书，熟知明代掌故，此书记述真实可信。
明代官修的《明实录·神宗实录》载有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十月，明神宗朱翊钧与大学士张居正的一段对话云：“上御文华殿讲读，从容与辅臣语及建文帝事，因问曰：‘闻建文尝逃逸，果否
’张居正对曰：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
正统间至云南，曾于壁上题诗一首，有‘流落江湖四十秋’{16} 之句。
有一御史见诗起疑，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跽，曰‘我欲归故国’，方验知其为建文也。
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时年已七、八十，后不知所终。
上因命居正诵其诗全章，慨然兴叹，继命书写进览。
寻且下诏复建文年号。
” 以上两则史料充分证实，明代不论私人著作还是官方记载，都肯定了建文为僧后“流亡西南说”。
大体上万历以前，朝野人士因惧遭文字狱，有关建文下落的著作极少（笔者仅见到郑晓的《今言》和《吾学编》两书），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诏复建文年号后，文网渐弛，此类著作才逐步增多，特别是明末清初更大量出现（有的涉及建文，有的专述建文）。
例如李贽《续藏书》、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王世贞《弇山堂别集》、陈继儒《建文史诗》、赵士喆《建文年谱》、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释永惺《大明高僧传》、徐嘉言《建文纪》、查继祖《罪惟录》、谈迁《国榷》、邵远平《建文帝后纪》等。
贵池刘廷銮撰，成书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的《建文逊国之际月表》还逐年、逐月记述了建文帝流亡各地的情况。
丰润谷应泰撰，成书于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的《明史纪事本末》则专列了“建文逊国”一章，记述甚详。
以上各书，对于建文帝流亡的具体路线、行止地点、时间虽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对为僧后“流亡西南说”都持肯定态度{17}。
建文流亡西南期间，曾到过贵州、四川、广西的一些名山、佛寺，但仍以在云南的时间最长，大体是“以滇南为堂奥，以黔蜀为门庭。
”在云南期间，曾先后驻锡昆明、武定、禄劝、永昌（今保山）、浪穹（今洱源）、鹤庆等地，所以云南有“两多”，一是记述建文帝在滇的著作多，二是和建文帝有关的遗事、遗迹、遗物多。
主要著作有：明代刘文征的《滇志》（天启志）、谢肇淛《滇略》、清代冯甦的《滇考》、倪蜕的《滇云历年传》、张若骕的《滇云纪略》、师范的《滇系》、释园鼎的《滇释记》以及康熙年间编篡的《云南通志》、《云南府志》、《武定府志》、《永昌府志》、《鹤庆府志》、《续修浪穹县志》等。
建文帝在云南的遗事、遗迹、遗物很多，一般都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有些也可能是后人附会）。
例如昆明五华寺（亦称悯忠寺，旧址在五华山）有相传建文曾坐过的“狮子座”，西山太华寺大殿前有相传为建文帝手植的“松子鳞”山茶树一株（《徐霞客游记·游太华山记》中曾记述：“抵太华寺，寺亦东向，殿前夹墀皆山茶，南一株尤巨异”，即指此树。
惜上世纪60年代初，因花工施肥过量被烧死，仅存残根）。
寺门前还有一株参天的银杏树，至今仍郁郁葱葱，相传亦系建文手植。
建文路过富民县时住于城西灵芝寺，用蒲团在草地上打坐，以后“其草感而成形，如蒲团状，人称蒲团草，虽值隆冬，其色不变。
”经过嵩明州邵甸一村时，饿甚，觅食无门，幸遇一好心农夫施以米饭，建文欢呼一声“得食矣
”后来当地士绅获知这位行脚僧就是建文帝时，就将该村易名为“得食村”，并在施食处立“建文经食处”碑刻。
武定文庙泮池前原有一跃龙亭，据志书载“建文帝僧服跋涉，信宿此地，蝼蝈哄鸣，帝意恶之，遂至今绝响。
万历间，知府王懋武因建亭于此，今废”。
狮子山上有建文曾栖息过的“龙隐庵”及观星斗的“礼斗台”遗址，正续寺内有相传为建文手植的孔雀杉及山茶，还有后人建的“惠帝祠”，内有建文披袈裟塑像及从亡诸臣牌位。
有一联甚佳“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
”永昌府保山县白龙山（即今阿邑山），“山上旧有寺，建文至永时居于此，当事者惧及祸，俟其出，潜焚其寺，建文遂去，寺废”。
太保山麓法明寺，“永之古刹也，其三字匾为建文帝所书，永郡传以为宝，后毁于兵燹，至今人犹惜之。
”浪穹（洱源）县有建文曾居住过的“潜龙庵”，从亡的叶希贤、杨应能两臣不幸病逝，帝赋诗哭之，并亲题“两忠之墓”，葬于庵东{18}。
鹤庆观音山有建文路过时曾息足和宿夜的山洞，后人称为“眠龙洞”。
以上均见于有关府、州、县地方志。
“新说”的首倡者徐作生为了否定传统的“流亡西南说”，曾提出了一个疑问：“岂能设想，处于这种重兵竣法的包围之下，惠帝（朱允炆）及其从亡诸臣竟可以如入无人之境，自由往来于西南以至中原各地。
”笔者经过查考史料，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一批朝野人士（包括从亡诸臣）的公开保护和暗中掩护。
在这些人士中，有三个人的作用更为突出： 一个是镇守云南的沐英次子，西平侯沐晟（永乐三年封黔国公）。
沐家与朱家关系极为密切，沐英少孤，朱元璋“抚为子，从朱姓”{19}。
朱对沐英的几个儿子都很喜爱，其长子沐春，“群臣请试职，帝曰：‘儿，我家人，勿试也，’遂予实授”{20}；其次子沐晟，“少凝重，寡言笑，喜读书，太祖爱之，历官后军左都督”{21}。
朱允炆与沐晟，不仅是君臣，也是义兄弟。
朱在位时，在政治上曾支持沐对付其为非作歹的皇叔珉王朱楩，“初，珉王封云南，不法，为建文帝所囚”{22}。
可是朱棣上台后，就采取了偏袒朱楩的态度，“成祖即位，遣归藩，益骄恣，晟稍持之。
王怒，谮晟，帝以王故，诏诫晟”{23}。
相较之下，沐晟肯定对朱允炆的感情更深。
沐晟是怎么暗中保护朱允炆呢
成书于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的冯甦《滇考》“建文遁迹”中有一段记述：“父老又言：（建文）初至滇，寓城中（按：即昆明）五华寺，自言与沐将军有旧，寺僧报沐（晟），沐至寺密语，移时，使人送至武定府。
语虽无据，然以永乐时法网之密，而帝得保全于滇，不可谓无默护者也。
沐黔宁（按：指沐晟之父、黔宁王沐英）本传言，懿文太子（按：指朱允炆之父朱标）卒，王哭泣过度，卒陨其生，似以讳赐死事。
然黔宁本高帝（按：指明太祖朱元璋）养子，于懿文谊同昆弟，死而哀恸，亦情理之可信者。
故建文万里奔赴，（沐）春与（沐）晟既不挟之以开衅，亦不卖之以邀宠，慎密庇祐，以全其生，于凝脂束湿之世，洵非长者不能也。
”（按：沐春已于洪武三十年即1397年逝世，继掌滇政者为其弟沐晟。
）所以朱允炆能长时期隐藏在云南，看来和沐晟的“慎密庇祐”，也即暗中保护有很大关系。
虽然朱棣对此也略有所闻，“建文之 自己焚燃也，文皇意其匿晟所，使使诇察，无状，乃已。
”{24} 所谓“无状，乃已”，也就是说由于沐保护有方，查不出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一个是朱棣派出隐查朱允炆下落的胡濙。
胡是建文二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原系朱允炆旧臣。
朱棣即位后，迁户科都给事中，奉派隐查朱允炆下落达十余年。
他怎么明为察访，暗中掩护呢
李贽曾有一段重要议论：“胡忠安（按：胡濙谥“忠安”）之忠大矣，当永乐在位之二十一年也，犹未放心于建文之逃去，而所托腹心之臣惟忠安一人。
孰知忠安一日在湖湘，则建文一日之得安稳于滇粤诸山寺耶
留一建文，固无损于事永乐之忠，而反是以结文皇之宠，完君父叔侄之伦。
今观公之告文皇，直言其足虑而已
呜呼，诚哉
其无足虑也，公岂欺文皇者哉
上疑始释，建文无恙，吾固以谓胡忠安之忠大矣
”{25} 看来胡濙暗中掩护朱允炆，主要有二：一是转移察访目标，明知朱在滇可能性大而又不赴滇，“时又传建文在滇南，公以故在楚湖南最久”{26}。
以使建文“得安稳于滇粤诸山寺”；二是他最后报告朱棣“无足虑”的那番话，使“上疑始释，建文无恙。
”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朱允炆的作用。
再一个就是从亡11臣中的编修程济。
据《明史》卷143“程济” 称，此人“有道术”，建文即位初期，即上书预言某年某月某日燕王将起兵。
以后追随建文出亡，“每遇险，济辄以术脱去”{27}，是朱允炆的一位得力的忠实保卫者。
所以李贽盛赞他：“若程者，判以其身从君逃难至满数十戴，其忘家忘亲忘身之忠又如此，固人臣之大忠也。
”{28} 为什么有一批人甘愿冒着性命危险来保护一位逊帝呢
除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忠君思想外，主要是他们认为朱允炆是一位“仁君”、“有德之君”，值得为其作出牺牲。
因为朱即位后，“诏行宽政，赦有罪，蠲逋赋”，“诏告天下，举遗贤。
赐民高年米肉絮帛，鳏寡孤独废疾者官为牧养。
重农桑，兴学校，考察官吏，赈罹灾贫民，旌节孝，瘗暴骨，蠲荒田亩”{29}，推行了一系列深得民心的“仁政”措施。
朱本人仁厚大度，从谏如流，其祖朱元璋在遗诏中称他“仁明孝友，天下归心”，《明史》赞曰：“惠帝天资仁厚，践祚之初，亲贤好学，召用方孝孺等。
典章制度，锐意复古。
尝因病晏朝，尹昌隆进谏，即深自引咎，宣其疏于中外。
又除军卫单丁，减苏、松重赋，皆惠民之大者。
”{30} 有两件事足以说明他的仁厚大度。
一是“建文元年秋七月壬申，靖难兵起，九月，御史尹昌隆上疏，劝帝让位于燕王，御史金焦、侍书史仲彬面劾请诛之，弗许，曰：‘昌隆素有敢言之风，其勿以为罪。
’”{31} 二是朱允炆派大将军耿秉文率兵30万北伐出师前，告诫诸将士不能伤害朱棣，“勿使朕有杀叔父名”{32}。
这和夺取帝位后镇压异己，残杀无辜的朱棣，形成了鲜明对比。
对于朱允炆的仁德，明人多有评述。
李贽称：“故建文之时，死难之臣若此其盛者，以有（方）孝孺风之，连茹拔之，而建文复以春温煦之耳
”{33}《建文年谱》的作者赵士喆称：“天之所废，必若桀纣，未有有德之君而遽亡者。
独建文帝以孝慈、恭默、崇古、右文者而亡其天下，千古扼腕，以为天道不可知。
”{34} 为《建文年谱》撰序的钱谦益则称：“读未终卷，泪流臆，而涕渍纸欷歔，烦酲不能解免。
夫然后知让皇帝之至德，沁入人心者如此其深且厚。
”{35} 以上三说中，“自己焚燃说”应予否定，“新说”疑点尚多，看来能够成立的仍然是为僧后“流亡西南说”。
帮我找一个赞美家乡的诗歌 急
有关临汾的诗2006-12-21 16:26 题平阳郡桥边柳树 岑参 此地曾居住，今来宛似归。
可怜汾上柳，相见也依依。
拜谒尧庙 范仲淹 千古如天日，巍巍与善功。
禹终平洚水，舜一亦致薰风。
江海生灵外，乾坤揖让中。
乡人不知此，萧鼓谢年丰。
平水神祠 段成己 不到灵祠十五年，水光山色尚依然。
京人莫说子，不溉民田溉福田。
平阳道中 于歉 杨柳阴浓水鸟啼，豆花初放麦苗齐。
相逢尽道今年好，四月平阳米价低。
无题 无名氏 万树飞沙杂暮烟，鬓云历乱舞风前。
马强手弱寒鞭滞，回首乡关落日边。
二月朔同人游龙子祠 孔尚任 远隔红尘水树幽，宜人景物失乡愁。
含烟店柳从容发，破冻山泉放肆流。
古寺春寒须问酒，重峦雪霁好登楼。
风雷龙子何年去
遗事闲从父老求。
咏席师 明·李咨 忆昔陶唐时，光岳气完好。
生此华封俦，结寓山之窈。
夕眠松石云，朝歌羲黄道。
胡为击壤歌，薄言泻怀抱。
噩噩太古风，降世谁同调。
独怜荒冢头，离离半秋草。
——《民国·襄陵县新志》 注：席师：人称陶唐席老师，襄陵城东南席村人。
以播种耕稼为事，每击壤而歌于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尧闻而嘉之，尊为老师。
作者李咨，字汝弼，河间故城人，进士。
明成化十二年（1476知襄陵县事，为政清廉，后擢升为湖广监察御史。
张蒙溪 明·李咨 门楹夕照明，村墟霭林木。
蒙溪解组归，曾此易风俗。
衣冠不随时，礼乐教儿读。
岂直闺门间，里门仍修睦。
遗风尚凛然，后学多私淑。
吊古拂残碑，（虚见）欷奠（酉雨）酉录 。
——《民国·襄陵县新志》 注：张蒙溪，名著，字仲明，号蒙溪，元代教育家、学者，平阳路儒学教授。
襄陵张相村人。
过文中子祠 明·薛 王宣 古人不可见，古俗宁复淳。
依依万春乡，疏属连清汾。
良时旷奠与，鸣鸟寂不闻。
悠悠礼乐志，路与麇鹿群。
颓波游东极，寒雪满西津。
旨在经世言，淆杂多芜榛。
时无伊川子，此意将谁论。
——《清光绪·太平县志》 注：文中子为王通谥号。
王通字仲淹，太平万王村人。
万王村古称万春乡，该村有王通故居、陵园。
村东龙门沟土龛中有王通读书处，亦其授徒所在，被誉为“文洞墨香”，为“太平县八景”之一。
王通因不为文帝所用，教授于河汾之间，从学者甚众。
著有《中说》二十篇。
作者薛王宣，明代河津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诗人、学者。
谥号文清，诗文收入《薛文清集》。
龙门书院怀古 清·张钟秀 宅旁龙门禹凿余， 长安献策意何如。
断崖千仞自临水， 古洞一方曾读书。
桐老半生难计尺， 鲤登欲化不惊鱼。
河汾弟子多名世， 仰止高山镇起予。
——《清光绪·太平县志》 注：龙门书院在太平县城西门外文中子祠。
因王通讲学于龙门沟而得名。
该县旧无书院，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知县邹学都锐意振兴文教，建讲道河汾堂于此，后又建号舍、门楼、等。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知县张学都捐俸修额款题名“龙门书院”。
作者张钟秀，号鹿岩，原籍直隶（今河北）束鹿县，举人。
清四十年任太平知县，升府同知。
本诗长安献策言王通献《太平十二策》不为所用事。
题文中子读书洞处 清·昊 王典 废洞依稀石麓阴， 山灵招我一来寻。
泥横残篆碑犹在， 门掩苍崖鸟乱吟。
献策原知非钓主， 退耕何事已违心。
沉浮千载谁能识， 房魏区区尚古今。
——《清·乡宁县志》 注：文中子读书洞为乡宁西南旁通峪一天然石龛，有文中子塑象及暖阁等。
作者昊 王典 ，清代乡宁人。
饯春陔谭邑侯荣调河津·兴文教 清·柴友梓 独振文翁化，荒郊辟草莱。
门前成李荫，爨下识桐材。
玉向蓝田种，珠从合浦来。
登龙欣在望，多士愿追陪。
——《民国·襄陵县新志》 注：谭邑侯名廷荣，字春陔，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
清咸丰十一年（1861）知襄陵县事，政绩卓著，后调河津。
离任前襄陵姑汾书院山长柴友梓为其赋诗饯行。
原作四首今录其一。
邑令谭春陔尊师重教，到任五年为姑汾书院集资两千。
书院初具规模，任教者均知名之士，生童不下百人，邻县学子闻风前来就读，前后几科，高中者颇多。
作者柴友梓，襄陵京安村人，咸丰丙辰科举人。
书院新成志喜 清·党应标 山傅蒲子峻，地入午城偏。
唐帝风犹在，两河教尚宣。
神君治复古，多士志希贤。
顷刻瞻轮奂，从容听管弦。
轩窗临紫水，灯火映青毡。
庭尽栽松柏，田还计粥 。
开筵皆少长，献艺定妍。
学用三冬足，书须二酉媸研。
喜看台陵骏，自愧座无 。
敬业逢良会，谈经忌俗诠。
厦成应共庆，鞭向谁问先。
莫负文翁化，清时各勉旃。
——《清康熙·隰州志》 注：书院康熙四十七年（1708）创建。
位于隰州城内安国寺东。
作者党应标，阳曲（今太原）人。
课诸生有感 清·杨试 门外青山万木森， 懒云阁雨晚阴阴。
百年贾傅忧时策， 此日文翁化欲心。
黑豆登场民有望， 黄芽覆岭路难寻。
伐檀歌罢霜台静， 响断苏湖木铎音。
——《清康熙·隰州志》 注：课诸生即考查学生课业。
作者杨试清代人，隰州提学。
玉峰书院杂咏 清·祁宿藻 义学寻踪 层楼曲槛旧帘栊， 范水模山忆孔公。
绛帐于今春寂寂， 虚堂尚见屋穹穹。
参差树木 高鸟， 欹侧墙垣似醉翁。
到此敢云桃李盛， 奉扬欣许借仁风。
花屿逢春 讲席宏开会友文， 当时花雨落缤纷。
先儒教泽推安国， 继美流风羡使君。
愿学堂中人似玉， 逢源亭畔花如薰。
从今更喜春长在， 不上山头望幕云。
——《民国·重修洪洞县志》 注：洪洞玉峰书院系清雍正三年（1725）知县孔传忠捐俸在义学旧址上兴建，当时即初具规模，后历年续修，购置学田，筹措公费，以为山长束 和诸生膏火。
孔传忠，浙江桐乡人，进士。
诗中忆孔公句即回想孔邑令功绩。
作者祁宿藻，字幼章，清代人，祖籍洪洞，后迁寿阳。
年间曾主玉峰书院讲席。
原作四首，今录其二。
留别简城书院四首 清·韩 垌 臬比滥拥几经年， 却聘书成意惘然。
心事仅堪盟白首， 生涯祗合老青毡。
空烦玉笋罗群彦， 可有金针度后贤。
报道先生归去也， 相思遥寄幕云边。
水抱山环简子城， 一堂弦诵集时英。
诸生不愧 器， 独我空操月旦评。
敢诩谈经崇实学， 相期励志戒虚声。
区区科第寻常事， 风遇鸿毛一举轻。
蒲柳经秋已半残， 几番奔走问平安。
贫闲翻觉离家好， 多病方知作客难。
此去非关争醴酒， 频年滋愧累 肝。
盈门桃李真堪忆， 留得清阴异日看。
回头一十二年中， 爪迹匆匆雪印鸿。
壮不如人何待老， 过犹难免敢言功。
传经我已惭刘向， 爱士谁堪似孔融。
车笠相逢定何日， 离怀畅叙一樽同。
——《民国·重修洪洞县志》 注：简城书院旧名罗云书院，在赵城城内，始建无考，清年间修复。
作者韩垌，洪洞著名学者，光绪戊子科举人。
曾任太原府教谕，后任简城书院山长。
建子朱子祠于从教书院 清·张坊 表章明圣道， 四海奉文公。
不特隆声教， 无由大信从。
洙泗契， 浍水建尤同。
遥接东南流， 情深书院中。
——《清乾隆·曲沃县志》 注：从教书院，清乾隆二十年（1755）曲沃知县张坊筹资在乐昌书院旧址重建，后迁贡院，即今曲沃中学。
子朱子祠系为宋理学家朱熹建。
朱熹原籍安徽，后侨居福建建州，死后从祀孔亩，诗中“”、“建尤”即指朱熹家乡。
作者张坊，湖南湘潭人，清乾隆年间曲沃县令。
张为官清正，颇多颂声，群众为他建有生祠。
曾主修曲沃县志。
子朱子祠 清·张肃 为辟弦歌地， 明 秩几筵。
昭婺水， 从教焕新田。
缵绪存疑录， 绍衣答问篇。
千秋馨俎豆， 仰止溯薪传。
——《民国·曲沃县志》 注：曹端著有《存疑录》，卫蒿著有《四书答问》行世。
曹、卫均曲沃著名学人，诗中“存疑”，“答问”皆指此。
又曲沃之侯马，古称新田。
作者张肃，籍隶曲沃，清乾隆举人。
神山留别并序 清·武克明 秉铎浮山，迄今二十余年矣，每虑弗克称职，贻士林羞。
岁丁酉七月忽推升宁武教授，论俸非论功也。
因念慈年高迈，就此告归侍养，而都人士相与有年，行期在即，意颇卷卷，口占数律以志感恋之意。
交到斯文倍觉亲， 神山薄宦亦前因。
随分何妨冷， 士果成材断不贫。
历任已经三度满， 浮名何认十分真。
家居也在云深处， 仍作林泉旧主人。
回头幻梦渺云烟， 但得逍遥便是仙。
秩晋 堂皆宠命， 欢承燕寝祗余年。
归装身外无多物， 生计山中有薄田。
水渥诗篇三凤稿。
还期后起继前贤。
——《民国·浮山县志》 注：浮山旧称神山故以神山名之书院。
神山书院创始何时，已不可考，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县令莫清江重修，后屡屡扩建，并置学田二百亩以供经费，书院驰名遐迩，人才辈出。
浮邑学人张道渥，字水屋，工诗善书，尤精于画。
著有《水屋誉稿》二卷。
三隅书屋主人张氏昆仲三人精于诗文，人称“清河三凤”。
有《三隅书屋时文合稿》行世。
诗中“水渥诗篇三凤稿”即指此。
原诗六首，今录其二。
作者武克明，字南阜，寿阳人。
同治元年壬戌恩科举人。
光绪初浮山教谕。
修志感旧兼怀郭曲江夫子 清·王居正 雍正庚戌郭曲江先生司铎于蒲县，同社九人，余年最少。
后已未余捷南宫，曹子璞玉、王子桧 芳相继成进士，王子桧芳登贤书，曹子谛器选拔入成均，其它次第食饩，皆卓然为名。
诸生屈指往事，顿隔廿年，胜会不再，感赋一律。
同学何人先着鞭， 分明俱是社中仙。
光莹奎宿占星聚， 名重 堂附骥传。
立雪常从诸子后， 执经漫忆廿年前。
只今聚散成佳话， 回首春风意渺然。
——《清乾隆·蒲县志》 注：郭曲江，名九龄，猗氏（今临猗）人，雍正八年任蒲县训导。
学识渊博，执教谨严，业绩卓著。
蒲县清代中进士者三人皆出自郭氏门下，多年传为美谈，邑人尊为郭老夫子。
南宫：古以南宫比似尚书省、礼部，此处指作者中式后任职翰林院。
成均：古之大学，后为官设学堂之泛称，此处指选拔入深造。
食饩：明清时生员优等者，官给廪食曰饩。
作者王居正，号贞斋，蒲县人，乾隆已未科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外转陕西永寿县知县，曾主修《蒲县志》。
题课读轩 清·陈 澍 余本寒儒，屡入棘闱，未遂青云之志，聊就微员，捡发来晋。
公务余闲，欲以一经传后，择二堂东隙地建此数椽。
颜其额曰：“课读轩”，并附短草一首云。
传舍何劳结构忙， 抚怀亦自笑痴肠。
箕裘裕后无他物， 勤课与斯戒勿荒。
——《民国·翼城县志》 注：棘闱：科举时代之试院。
作者陈澍，顺天（今北京）大兴县人。
乾隆二十七年（1762）任翼城县典史。
过宜园有怀顾宁人先生 清·徐储 去国真怜著作才， 穷愁投老此山隈。
只今绛浍余清波， 想见先生洗砚来。
——《民国·曲沃县志》 注：宣园，在曲沃县东韩村，系清进士韩宣之别墅。
韩宣，字旬公，别号宜园主人，著名学者。
顾宁人名炎武，号亭林，江苏昆山亭林镇人，著名政治家、教育家。
明崇祯十七年（1644），清兵下南京，明亡，改名炎武。
晚年定居曲沃，初寓城内，后迁宜园，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在宜园逝世。
生前除讲学于曲沃绛山书院并专心考察著述，编定《日知录》三十二卷。
绛、浍均水名。
作者徐储，清孝廉，襄陵人。
校文同舍生 清·邢云路 晋国多贤士， 宣尼畏后生。
谈天蹲碣石， 鸣铗动雷声。
白雪高同调， 青云起大名。
草玄今日事， 衣钵异时情。
——《清雍正·临汾县志》 注：本诗系作者与同舍诸生厘定、考证文稿时抒怀之作。
晋国，古国名，此处泛指平阳一带。
宣尼，孔子封号。
作者邢云路，直隶安肃（今河北徐水）人。
进士，明万历临汾知县，政声卓著，尤重文教。
曾主持纂修《临汾县志》。
留别士子 清·王丛 九载羁栖斗大城， 谈文 酒会诸生。
莫徒竞尚雕虫技， 须立千秋不朽名。
——《民国·重修县志》 注：作者王丛，山东益都人，进士，清知县。
壬申八月，送学师刘老夫子解任归里。
夫子名王容 ，辽州人，乙酉举人。
清·白汝璜 秋老空山里， 寒生野圃时。
那堪夫子别， 长与故人辞。
壶水无师范， 箕山有遐思。
多因重九节， 恐误菊花期。
——《清光绪·吉州志》 注：壶水指黄河壶口瀑布，在吉县境。
箕山在辽州，辽州后改辽县，即今左权县，为刘老夫子之故里。
作者白汝璜，吉县人，廪生。
过霍州谒曹月川先生祠 清·傅淑训 太山南下水淙淙， 昭代师模属此邦。
学似百川争赴海， 心同片月静涵江。
河汾道术渊源迥， 蒲霍宫墙俎豆双。
庙貌如新遗象肃， 碧梧清影动虚窗。
——《清光绪·吉州志》 注：曹月川，名端，字正夫，原籍曲沃阎村。
明永乐举人。
两授霍州学正，又调任蒲州学正。
治学谨严，著述颇多。
明宣德九年（1434）病卒。
霍蒲二州均立祠纪念。
作者傅淑训，湖广（今湖北）孝感人，明万历年平阳府尹，曾主修府志。
七夕后二日芝艇课士分尝绿 清·王士仪 东壁开星运， 南楼耀剑光。
分题燃太乙， 校士动文昌。
绿 连房冷， 红衣着水凉。
明年看折桂， 菡萏共天香。
——《清康熙·永和县志》 注：芝艇亦名芝河钓艇，为永和县八景之一。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8）知县王士仪等在仙芝河上拓池培莲，前建瑞莲亭，后创楼山书院，左置芝艇数间，供人玩赏。
芝艇初成，王于彼处考查士子学业，分尝莲子，有感而作。
作者：王士仪，贵州铜江人，进士。
由翰林院庶吉士改任永和知县。
莅任伊始即修书院创义学，勤行月课，士子贫者助以膏火，应试者赠以盘费，永和文风为之大变。
邢学士故里 清·张乾元 圣门羽翼在传经， 每向诗书觅典型。
道重楷模开后学， 功资启沃佐前星。
荒碑尚竖高低石， 故里犹存大小邢。
凭吊独增怀古意， 尧山千载共长青。
——《民国·浮山县志》 注：邢让 字叔明，浮山县人。
其故里在浮山城北之小邢村。
因曾侨居济阴（今山东定陶），故《辞源》记其为山东人。
邢宋太平兴国中九经进士及第，由国子监丞，侍读学士兼国子监祭酒、至兵部尚书。
后与人校订三礼、三传，撰论语、考经诸疏，著述颇多。
作者张乾元，清代学者，浮山人。
霍山书院古柏 清·董家兴 清清茂柏鼎分行， 植向门庭万岁霜。
柯叶独留真面目， 轮 却露古文章。
材培哲匠储时用， 身伴寒松 晚芳。
深庭莫惊霞彩现， 生来本自近奎光。
——《清光绪·直隶霍州志·续编》 注：霍山书院，创建于清乾隆年间。
书院内有曹月川祠，为纪念明代教育家曹端而建。
作者董家兴，霍州人，廪贡，保荐教谕，翰林院侍诏衔。
谒邢先生墓 明·范晟 谒拜先生墓， 苔封有道碑。
九京人去远， 半夜鹤来迟。
雨湿梨花惨， 风号宰木悲。
英灵如可见， 昔阳满空祠。
——《民国·襄陵县新志》 注：邢先生，名让，字逊之，明代人，祖籍浮山，后迁襄陵。
自幼颖敏好学，诗书画俱佳。
明正统甲子科举人，戊辰科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升修撰，官至礼部左侍郎主考南京乡试。
邢墓在襄陵京安镇西，阁老岳正撰墓志铭，大学士彭时撰神道碑。
作者范晟，襄陵京安镇人，明宏治已酉科举人，曾任灵宝县知县，襄陵县志明成化版纂修者。
送卫石胎赴并州令德书院 清·仇汝嘉 冰霜惨淡怅离群， 北向征骖日欲曛。
此去英才须入彀， 当年盛气似从军。
经纶有用期苏辙， 几席无人伴子云。
传语并门旧知已， 晋中文献属诸君。
——《民国·曲沃县志》 注：卫石胎，清代曲沃人，原在本县书院任教，后调太原令德书院。
令德书院，后改令德堂，为山西大学堂前身。
作者仇汝嘉，清代曲沃人，拔贡。
教子八首 清·杨芳 课读书 人生莫自负居诸， 借得光阴好读书。
倦诵何妨灯淬掌， 朗吟更爱月当庐。
无膏继晷燃糠乐， 有志穷经映雪舒。
勉尔聪明年少子， 须将文史课盈虚。
训勤业 圣学竞竞志莫分， 荒唐之说未前闻。
有书怕读曾称懒， 见善能为即是勤。
幸进功名如大梦， 妄求富贵若浮云。
为人各有当身务， 爱到光阴惜几分。
——《清光绪·大宁县志》 注：教子诗八首，今录其二。
负居诸：意即辜负好时光。
光淬掌、月当庐、无膏继晷，均指夜以继日，刻苦学习。
膏指灯油，晷指日影。
穷经：指读尽经书。
映雪：出自孙康映雪读书故事。
须将句：意思总把学问高低作为衡量家庭殷实与否的标准。
作者杨芳，字芬若，清代大宁县人。
翠山魁楼 清·曹续祖 岿然起舞炯双眸， 更上山椒百尺楼。
倚马为谁悬采笔， 射雕犹自握金驱。
岂无抱玉三遭刖， 何不朱衣一点头。
地理天星难问讯， 来年又是桂花秋。
——《光清绪·大宁县志》 注：魁楼，亦作奎星楼。
传为掌管文运之神。
祭祀奎星，为的是文风盛鼎。
倚马句：喻文思敏捷。
射雕：此处喻作文能手。
握金：指持弓，此处喻执笔为文。
抱玉三遭刖：引自卞和遭贬故事。
朱衣一点头：传欧阳公知贡举日，尝觉一朱衣人时复点头，故其文入格。
此处指奎星点头。
地理两句：意指人间道理，天星的主张，很难推测，明年科试不知能否中式。
桂花秋，因古时乡试在秋天。
作者曹续祖，字子成，号陶庵，大宁人。
清顺治甲午科举人。
题仇范联科 明·张松 谒庙升堂朝已崇， 词林史 见豪雄。
明时结网罗麟凤， 俊士追踪须效忠。
——《清光绪·续修汾西县志》 注：仇益，汾西县团柏人，明洪武乙丑科进士，官浙江按察司廉使。
范琮，汾西县水润人，明永乐乙未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词作著名。
该县明代中进士者二人，被誉为盛事。
作者张松，明代河东太守，余不祥。
〈隘口早行》 【清】 王恪 早瞻桑梓地，恭敬故乡情。
残月依山暗，疏星向客明。
露浓衣带湿，沙润马蹄轻。
乌鸟还原谷，同心唤友声。
《题韩村进士宣宜园》 【清】周斯盛 猿鹤非无意，龙蛇自有因。
山川奇字满，风雨短檠亲。
夜静泉声近，天寒酒力真。
相期松桂在，莫漫惜闲身。
《秋夜寄侯马驿寄弟》 【明】 袁淮 月骏停沙浦，风林出驿楼。
青灯万里客，玉露九霄秋。
失路添星鬓，还家滞驿舟。
未成春草梦，徒有越乡愁。
《景公》 【唐】周昙 觉病当宜早问师，病深难疗恨难追。
晋侯徒有秦医缓，疾在膏肓救已迟。
《平公》 【唐】周昙 鸿鹄轻腾万里高，何殊朝野得贤豪。
能知翼戴穹苍力，不是蒙茸腹背毛。
唐朝天宝年间之后，时有虢州（今河南灵宝市南）的李判官调任新田折冲军府任长史。
曾遭贬官侨居平阳多年的唐代大诗人岑参，多次旅览新田，他欣赏汾浍风光，迷恋峨嵋岭景色。
岑参后来起用为虢州折冲军府长史。
当他得知李判官调任新田长史时，又回想起当年在新田的情景。
在送别李判官赴任时，他赋诗《虢州后亭送李判官使赴晋绛》： 西原驿路挂城头， 客散红亭雨未收， 君去试看汾水上， 白云犹似汉时秋。
西侯马村南、浍河北岸，过去有罗衫坡，传说是孟姜女千里寻夫，过浍河时包袱失落河中，过河后晾衣处。
此处曾建有孟姜女祠，并留有孟姜女手迹。
历史上有许多文人墨客为此题写了诗篇。
清康熙四十五上的曲沃县志中诗曰： 筑城守边疆， 城竟国逐亡， 不如孟姜女， 遗迹浍河旁。
蓝天临汾邑令邢文路，曾写悼女诗《浍河孟姜女手迹》： 姜女千年迹， 河桥百代名。
夜来风激濑， 犹似哭声声。
昔襄陵（今襄汾县境内）邑令杨作楫，曾写悼女诗《浍河孟姜女手迹》： 哭河河为浅， 拍土土留痕。
千古长城缺， 难招少妇魂。
1959年1月12日，省文物考古队在牛村村南发掘出两座金代砖雕墓，其中的董明墓中有砖雕制作的戏台模型和5个砖雕戏俑。
这不仅是研究金代建筑的重要实物，也是研究我国戏台演变和演戏形式发展的重要依据。
它的发现，把我国戏剧由平地走向舞台的时间提前了二百年。
1961年1月6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同志到侯马视察，参观金代董氏墓即兴题诗：“参观侯马金墓”： 大金有优谏，歌台竞如画。
不缘新建设，何以见风雅
《浍河二库》 谢觉哉 移山造海，赛过江南。
鱼米之市，花果之山。
【注：】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