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云南少数民族的入场仪式
明建文帝下落三说考述 张一鸣 引 言 建文帝（皈依佛门后被尊为“应文大师”，自称“文和尚”）逊国后的下落，是中国历史之谜，时隔600多年，至今仍未完全破解，从而得出为史学界一致公认的定论。
归结起来，目前共有三说：一是“自 已焚燃说”，二是“出亡穹窿山”的“新说”，三是为僧后“流亡西南说”。
建文帝朱允炆是明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之孙。
因其父懿文太子朱标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早逝，这时朱元璋已65岁，为了避免众子（共26子）争夺皇位，求得江山稳定，乃立10岁的朱允炆为皇太孙。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根据遗诏，朱允炆即帝位，改年号“建文”。
拥兵自重的诸王（均为朱允炆叔父）不断出现谋反迹象。
当时朱元璋的二子秦王、三子晋王都已死去，最年长的，也是实力最雄厚、对朝廷威胁最大的是四子燕王朱棣（驻北平）。
于是朱允炆采纳了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的“削藩”建议，先剪除其余诸王，再向燕王开刀。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先后剥夺了周、湘、齐、代、岷5个藩王的实权，废为庶人。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朱棣起兵北平，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经过约3年的征战，1402年燕兵攻陷京都（南京），皇宫中大火熊熊，建文帝不知下落，成了历史悬案。
《明史·恭闵帝》叙述中相当混乱，既称：“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似乎说下落不明；可是又有一句：“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似乎又承认“自已焚 燃说”；下面还有一句：“或云帝由地道出亡……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
”似乎又倾向为僧后“流亡西南说”了。
本文对以上三说作些考述，重点放在阐释第三说上。
“自已焚燃说” 此说最早见于明代官修的《明实录·太宗实录》，云：（在燕兵攻陷京师后，建文帝）“遂阖宫自已焚燃。
上（按：指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
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騃耶
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亮而遽此乎
” 此说很难成立，原因是：第一，朱棣派出使者四处寻访朱允炆的行动，实际上已经否定了“自已焚燃说”。
朱棣夺位初期，为了稳定政局，绝天下人望，瓦解勤王队伍，也确曾一度宣扬过“自己焚燃说”，例如他命令已被捕下狱的方孝孺起草诏书，“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
’孝孺曰‘成王安在
’成祖曰‘彼 自己焚燃死’”①。
朱棣登位后在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上亦曰：“不期建文为权奸逼胁，阖宫自己焚燃。
”② 实际上他并不相信“自己焚燃说”，“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③。
郑和七下西洋的一项任务，就是查找建文帝下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按：公元1405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④。
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又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濙以访仙人张邋遢（即张三丰）为名，偏行天下州郡乡邑，隐查建文帝安在⑤。
所以明代大思想家李贽（卓吾）说：“当永乐在位之二十一年也，犹未放心于建文之逃去”⑥，也就是说直到朱棣病殁前一年，对朱允炆的寻访和追捕工作始终没有放松。
朱棣下令停止搜捕朱允炆，是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听了胡濙的报告后，“（胡）还朝，驰谒帝于宣府。
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
滢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
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⑦。
唯“濙悉以所闻对”一语过于简略，胡濙究竟向朱棣报告了些什么内容
对此，康熙三十年（公元1671年）由云贵总督范承勋主持修纂的《云南通志》（问世早于《明史》48年）卷30“建文帝”一节，根据当时掌握的史料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太宗（按：即朱棣）夜召入殿问状，（胡）濙对曰：‘某（按：指建文帝）固在，然天命人心去之已久，无能为也。
不若姑置之度外，在陛下成就圣德，在彼获终余年。
’太宗颔之，遂罢四出之使者。
” 第二，自己焚燃而死的不是朱允炆而是马皇后。
明人陈建《皇明通纪》记述：“（建文）帝知事去，遂纵火焚宫，死者甚众，皇后马氏赴于火而死。
后燕王清宫，诘帝所在，宫人指后尸以应。
王遽出之灰烬中，伏而哭曰：‘吾之来意，欲为周公辅成王耳
小子无知，乃至此乎
’” 第三，明以来对“自己焚燃说”持怀疑态度的不乏其人。
如崇祯时乐安李焕章在为赵士喆《建文年谱》所作序言中即称：“壬午之变，让皇（按指朱允炆）果 自己焚燃于宫中，天下臣民之望已绝，文皇（按指朱棣）之祚可永，文皇之心安矣
曷湖湘之使、西洋之遣、两广之搜、玉玺之索、三丰之访，至末年而未已，岂非重耳在外，而惠、怀终有戒心欤
”近代明清史专家孟森（心史）在《万季野明史稿辨诬》一文中也认为：“其谓建文必已焚死，二百年来原为成祖托词以绝人望，而建文实未死也。
” 当然，清初也有学者相信“自己焚燃说”。
如康熙年间《明史稿》总裁王鸿绪在《史例议》中，即花了大量篇幅专门论述建文帝必定焚死，还指斥建文在位时“虐杀宗藩，自遭众弃，势穷力竭，而后一死了之。
”主笔万斯同（季野）也认为“紫禁城无水关，无可出之理；鬼门亦无其地……所谓中使者，乃成祖之内监也，安肯以后尸诳其主
而清宫之日，中涓嫔御为建文所属逐一刑讯，苟无 自己焚燃实据，岂肯不行大索令耶
”并断言建文帝系“逼迫自殒，即使出亡，亦是势穷力尽，谓之逊国可乎
”但孟森认为：王说“持论既偏，意有所蔽”，万说“词意甚悖，”曾著专文“辨诬”。
“出亡穹窿山”的“新说” 1986年上海学者徐作生发表了《明惠帝出亡穹窿山新证》，翌年又发表了《明惠帝出亡穹窿山补证》（以下简称“徐文”）⑧。
1991年1月16日，新华社从上海发出了一则题为《明建文帝下落有“新说”》的专电，在扼要介绍了徐文主要论点后称：“史学界不少著名史学家对这一结论予以认可”，“这一发现，对明史和‘靖难之役’、‘郑和下西洋’等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评价甚高。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云南日报》都摘要或全文予以转载。
“新说”的主要内容是：建文帝逃出南京后，流亡至江苏吴县（明代隶属苏州府）穹窿山。
在名僧姚广孝（法名“道衍”）的秘密保护下，隐藏在该山皇驾庵内，长达20多年，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病殁于此。
殁后朱棣授意寻访建文帝的胡濙，在皇驾巷后的小山坡上，为他建了一座皇陵，徐先生曾在此找到了“惠帝陵”的遗迹。
笔者认真研究了徐文并查找了有关史料后，认为“新说”论据不足，漏洞甚多，难以成立，曾于1992年2月写了一篇《明建文帝下落“新说”质疑》⑨ 与徐先生商榷。
拙文主要论点是： 一、从当时政治环境和吴县地理位置看，朱允炆不可能长时期隐藏于穹窿山。
朱棣以武力夺取帝位初期，自感人心难附，地位不稳，他的军事力量又主要分布在从北京至南京的交通沿线，广大地区仍为朱允炆势力掌握。
为了防止有朝一日这位逊帝又卷土重来，所以他一方面扩大军事占领，另一方面加强镇压活动。
恢复了锦衣卫职能，以后又建立东厂特务组织，强化恐怖统治。
对于仍然忠于朱允炆而不愿归附自己的旧臣，均视为“奸臣”，不仅以炮烙、凌迟等酷刑虐杀，还大搞“诛十族”、“瓜蔓抄”，甚至“转相攀染，村里为墟”，全村人都被杀光⑩。
两次公布“奸臣”黑名单50余人（其中即有随同建文出亡的监察御史叶希贤），悬高赏格缉拿{11}。
对于“头号政敌”，当时仍具有较大影响和号召力的朱允炆，更视为心腹大患，派出侦骑四处追寻，远至海外，必欲抓获才安心。
对朱允炆来说，当时的政治环境是极其险恶的。
再说，从洪武元年（公元1386年）明太祖朱元璋开国直至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前的54年，南京一直是明王朝的京都。
迁都后仍以南京为留都，设五府六部官，并“命中府掌府事官守备南京，节制南京诸卫所”{12} 以加强控制。
南京实际上仍是当时全国第二政治中心。
而吴县穹窿山离南京不远，连朱允炆也感到这一地带很不安全。
早于《明史》81年问世，史学界公认为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七曾有一段记载：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春八月，朱允炆至吴江（与吴县相邻，同属苏州府）史仲彬家，史留朱暂居数月，朱曰：“彼（按：指朱棣）方急图我”，“此近宫阙，不便”，三日后即离去。
朱棣并非昏聩之辈，追捕“头号政敌”岂能舍诸近而求诸远
因此，朱允炆隐匿在朱棣眼皮下的穹窿山长达20多年，直至病殁未被发现的情况是难以想象的。
二、姚广孝不可能成为朱允炆的“神秘保护人”。
姚广孝是朱棣的主要谋士和帮助朱夺取帝位的得力助手、头号功臣，深得朱的信任和重用。
在朱就帝位后，论功行赏，对姚加官晋爵，“永乐二年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赠祖父如其官。
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
” 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姚病危，朱棣以九五之尊，亲往探视，“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
”当姚提出释放因替朱允炆削发坐冤狱已十多年的囚僧溥洽时，“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
”可谓言听计从，有求必应。
在姚死后，“帝震悼，缀视朝二日，命有司治丧，以僧礼葬。
追赠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赐葬房山县东北。
帝亲制神道碑志其功，官其养子继尚宝少卿。
”真是生荣死哀，泽被后世{13}。
但相较之下，姚广孝与朱允炆，并无任何特殊关系，姚随朱棣赴北平时，朱允炆尚未就帝位。
姚深受朱棣厚恩，又深知朱镇压政敌心毒手狠，株连无辜毫不留情，怎么可能心怀弍志，“以身试法”，冒着生命危险去秘密保护其恩主朱棣的“头号政敌”朱允炆呢
再说，由于姚积极协助朱棣以血腥手段镇压异己，残杀大批无辜者，搞得声名狼藉，众叛亲离（他回乡探亲时，连胞姐和旧友都拒绝会见他，还不断责骂他），树敌甚多。
如果他敢于暗中保护朱允炆，难道不担心被政敌和受害者亲友告发
三、朱棣及其子孙根本不可能为流亡中病殁的朱允炆建“皇陵”。
请看史实{14}：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朱棣夺取帝位后，立即下令革除建文年号，以是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按“洪武”实际只有三十一年），翌年为永乐元年。
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大学士杨士奇奏请修《建文实录》，称：“建庶人虽亡，当修实录。
”不果。
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给事中杨天民疏请复建文年号，从之。
奉圣旨，建文事迹着附太祖高皇帝实录之末，仍书其年号。
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四月，工商郎中李若愚请复建文帝庙谥，录死节诸臣，上命礼部集议见奏，然终未及行。
十七年（公元1664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明亡。
另据《明史》卷四“恭闵帝”称：“正德、万历、崇祯间，诸臣请续封帝后及其庙谥，皆下部议，不果行。
大清乾隆元年（按：公元1736年）诏廷臣集议，追谥曰：恭闵惠皇帝。
” 从上述史实可知：恢复“建文”年号，是在朱允炆逊位后193年的万历二十三年，（在这漫长的时间内，他已被废为“庶人”）；而追谥其为“惠帝”，则是在他逊位后334年的清代乾隆年间。
从朱棣夺位以后的明代诸帝，根本不承认流亡的朱允炆是继承洪武法统的合法皇帝，怎么可能为他建“皇陵”呢
如果真要像徐文所言由朱棣授意胡濙建了“惠帝陵”，那就等于直接肯定了朱允炆继承朱元璋帝位的合法性，也就等于间接承认了朱棣以武力夺位的非法性，这对朱棣来说不是“自搬石头自砸脚”吗
至于徐文中声称在穹窿山发现的所谓“惠帝陵”，除了有雕龙柱础、御池桥、神道、宝顶（半圆形坟丘）、方台（巨方石）等外，石雕制品上竟没有镌刻片语只字，附近也没有任何碑记足资证实，怎么能贸然认定为“惠帝陵”呢
何况“惠帝”的称谓是清代乾隆年间才出现，明代人怎么可能建“惠帝陵”呢
这篇商榷文章成稿后，曾送请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审阅，有两位明史专家给笔者来信说“您在文章中所述观点，我们是比较同意的。
徐文亦曾拜读，对新说不敢苟同，此乃外行之作，对史一知半解之处颇多”，“他的观点，没有什么根据”。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对“新说”持赞同态度，例如山东大学教授晁中辰在其《明成祖传》一书中，就认为“新说”是“近人在考察建文帝下落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在学术界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和赞同”。
应该说，这是在没有认真研究“新说”的情况下所作的溢美之词（笔者曾将拙文寄晁先生参考）。
为僧后“流亡西南”说 此说见于明清两代的多种著述，主要内容是：在燕兵攻下金川门后，建文帝本欲自尽殉国，翰林院编修程济劝说他逃出南京以待日后。
此时宫中少监王钺跪陈：“高皇帝（按：指太祖朱元璋）临终时留下一支铁箱，并嘱咐大难临头时始可打开。
”砸开铁箱后，发现有三张和尚度牒，分别写着应文、应能、应贤三个名字，三套僧衣、僧帽，还有剃刀一把、文书一纸及白金十锭。
文书上用朱笔写道：“应文从鬼门（按：皇城太平门内的一扇小门，仅容一人通过）出，余人从水关御沟而行。
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
”于是建文帝和吴王教授杨应能、监察御史叶希贤分别自认度牒上“应文”、“应能”、“应贤”三人名号，由僧官溥洽削发为僧后逃出。
有神乐观住持王升受高皇帝托梦，驾小船接应。
逃出后流亡至西南。
最早肯定此说的是明代嘉靖年间郑晓的《今言》，此书“一百六十六”有一所记述：“正统（按，明英宗年号，“正统元年”为公元1436年）初，建文帝出滇南至广西，一日呼寺僧，谓曰‘我建文皇帝也’。
寺僧大惧，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足坐地，自称朱允炆。
曰‘胡濙名访张邋遢，为我也。
’众闻之悚然，闻于朝，乘传之京师，有司皆以王礼见。
比至，入居大内，以寿终，葬西山，不封不树。
帝尝赋诗云‘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
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声吞哭未休’{15} 或云‘帝顶颅偏颇，高帝知其必不终，尝匣髡缁之具，戒之曰‘必撄大难，乃发此。
’以故遂为僧云。
”按：郑晓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二年（公元1501年），距建文逊位仅99年；此书问世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距建文逊位也只164年。
郑曾任南京（留都）吏部尚书、北京（京都）刑部尚书，熟知明代掌故，此书记述真实可信。
明代官修的《明实录·神宗实录》载有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十月，明神宗朱翊钧与大学士张居正的一段对话云：“上御文华殿讲读，从容与辅臣语及建文帝事，因问曰：‘闻建文尝逃逸，果否
’张居正对曰：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
正统间至云南，曾于壁上题诗一首，有‘流落江湖四十秋’{16} 之句。
有一御史见诗起疑，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跽，曰‘我欲归故国’，方验知其为建文也。
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时年已七、八十，后不知所终。
上因命居正诵其诗全章，慨然兴叹，继命书写进览。
寻且下诏复建文年号。
” 以上两则史料充分证实，明代不论私人著作还是官方记载，都肯定了建文为僧后“流亡西南说”。
大体上万历以前，朝野人士因惧遭文字狱，有关建文下落的著作极少（笔者仅见到郑晓的《今言》和《吾学编》两书），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诏复建文年号后，文网渐弛，此类著作才逐步增多，特别是明末清初更大量出现（有的涉及建文，有的专述建文）。
例如李贽《续藏书》、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王世贞《弇山堂别集》、陈继儒《建文史诗》、赵士喆《建文年谱》、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释永惺《大明高僧传》、徐嘉言《建文纪》、查继祖《罪惟录》、谈迁《国榷》、邵远平《建文帝后纪》等。
贵池刘廷銮撰，成书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的《建文逊国之际月表》还逐年、逐月记述了建文帝流亡各地的情况。
丰润谷应泰撰，成书于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的《明史纪事本末》则专列了“建文逊国”一章，记述甚详。
以上各书，对于建文帝流亡的具体路线、行止地点、时间虽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对为僧后“流亡西南说”都持肯定态度{17}。
建文流亡西南期间，曾到过贵州、四川、广西的一些名山、佛寺，但仍以在云南的时间最长，大体是“以滇南为堂奥，以黔蜀为门庭。
”在云南期间，曾先后驻锡昆明、武定、禄劝、永昌（今保山）、浪穹（今洱源）、鹤庆等地，所以云南有“两多”，一是记述建文帝在滇的著作多，二是和建文帝有关的遗事、遗迹、遗物多。
主要著作有：明代刘文征的《滇志》（天启志）、谢肇淛《滇略》、清代冯甦的《滇考》、倪蜕的《滇云历年传》、张若骕的《滇云纪略》、师范的《滇系》、释园鼎的《滇释记》以及康熙年间编篡的《云南通志》、《云南府志》、《武定府志》、《永昌府志》、《鹤庆府志》、《续修浪穹县志》等。
建文帝在云南的遗事、遗迹、遗物很多，一般都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有些也可能是后人附会）。
例如昆明五华寺（亦称悯忠寺，旧址在五华山）有相传建文曾坐过的“狮子座”，西山太华寺大殿前有相传为建文帝手植的“松子鳞”山茶树一株（《徐霞客游记·游太华山记》中曾记述：“抵太华寺，寺亦东向，殿前夹墀皆山茶，南一株尤巨异”，即指此树。
惜上世纪60年代初，因花工施肥过量被烧死，仅存残根）。
寺门前还有一株参天的银杏树，至今仍郁郁葱葱，相传亦系建文手植。
建文路过富民县时住于城西灵芝寺，用蒲团在草地上打坐，以后“其草感而成形，如蒲团状，人称蒲团草，虽值隆冬，其色不变。
”经过嵩明州邵甸一村时，饿甚，觅食无门，幸遇一好心农夫施以米饭，建文欢呼一声“得食矣
”后来当地士绅获知这位行脚僧就是建文帝时，就将该村易名为“得食村”，并在施食处立“建文经食处”碑刻。
武定文庙泮池前原有一跃龙亭，据志书载“建文帝僧服跋涉，信宿此地，蝼蝈哄鸣，帝意恶之，遂至今绝响。
万历间，知府王懋武因建亭于此，今废”。
狮子山上有建文曾栖息过的“龙隐庵”及观星斗的“礼斗台”遗址，正续寺内有相传为建文手植的孔雀杉及山茶，还有后人建的“惠帝祠”，内有建文披袈裟塑像及从亡诸臣牌位。
有一联甚佳“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
”永昌府保山县白龙山（即今阿邑山），“山上旧有寺，建文至永时居于此，当事者惧及祸，俟其出，潜焚其寺，建文遂去，寺废”。
太保山麓法明寺，“永之古刹也，其三字匾为建文帝所书，永郡传以为宝，后毁于兵燹，至今人犹惜之。
”浪穹（洱源）县有建文曾居住过的“潜龙庵”，从亡的叶希贤、杨应能两臣不幸病逝，帝赋诗哭之，并亲题“两忠之墓”，葬于庵东{18}。
鹤庆观音山有建文路过时曾息足和宿夜的山洞，后人称为“眠龙洞”。
以上均见于有关府、州、县地方志。
“新说”的首倡者徐作生为了否定传统的“流亡西南说”，曾提出了一个疑问：“岂能设想，处于这种重兵竣法的包围之下，惠帝（朱允炆）及其从亡诸臣竟可以如入无人之境，自由往来于西南以至中原各地。
”笔者经过查考史料，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一批朝野人士（包括从亡诸臣）的公开保护和暗中掩护。
在这些人士中，有三个人的作用更为突出： 一个是镇守云南的沐英次子，西平侯沐晟（永乐三年封黔国公）。
沐家与朱家关系极为密切，沐英少孤，朱元璋“抚为子，从朱姓”{19}。
朱对沐英的几个儿子都很喜爱，其长子沐春，“群臣请试职，帝曰：‘儿，我家人，勿试也，’遂予实授”{20}；其次子沐晟，“少凝重，寡言笑，喜读书，太祖爱之，历官后军左都督”{21}。
朱允炆与沐晟，不仅是君臣，也是义兄弟。
朱在位时，在政治上曾支持沐对付其为非作歹的皇叔珉王朱楩，“初，珉王封云南，不法，为建文帝所囚”{22}。
可是朱棣上台后，就采取了偏袒朱楩的态度，“成祖即位，遣归藩，益骄恣，晟稍持之。
王怒，谮晟，帝以王故，诏诫晟”{23}。
相较之下，沐晟肯定对朱允炆的感情更深。
沐晟是怎么暗中保护朱允炆呢
成书于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的冯甦《滇考》“建文遁迹”中有一段记述：“父老又言：（建文）初至滇，寓城中（按：即昆明）五华寺，自言与沐将军有旧，寺僧报沐（晟），沐至寺密语，移时，使人送至武定府。
语虽无据，然以永乐时法网之密，而帝得保全于滇，不可谓无默护者也。
沐黔宁（按：指沐晟之父、黔宁王沐英）本传言，懿文太子（按：指朱允炆之父朱标）卒，王哭泣过度，卒陨其生，似以讳赐死事。
然黔宁本高帝（按：指明太祖朱元璋）养子，于懿文谊同昆弟，死而哀恸，亦情理之可信者。
故建文万里奔赴，（沐）春与（沐）晟既不挟之以开衅，亦不卖之以邀宠，慎密庇祐，以全其生，于凝脂束湿之世，洵非长者不能也。
”（按：沐春已于洪武三十年即1397年逝世，继掌滇政者为其弟沐晟。
）所以朱允炆能长时期隐藏在云南，看来和沐晟的“慎密庇祐”，也即暗中保护有很大关系。
虽然朱棣对此也略有所闻，“建文之 自己焚燃也，文皇意其匿晟所，使使诇察，无状，乃已。
”{24} 所谓“无状，乃已”，也就是说由于沐保护有方，查不出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一个是朱棣派出隐查朱允炆下落的胡濙。
胡是建文二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原系朱允炆旧臣。
朱棣即位后，迁户科都给事中，奉派隐查朱允炆下落达十余年。
他怎么明为察访，暗中掩护呢
李贽曾有一段重要议论：“胡忠安（按：胡濙谥“忠安”）之忠大矣，当永乐在位之二十一年也，犹未放心于建文之逃去，而所托腹心之臣惟忠安一人。
孰知忠安一日在湖湘，则建文一日之得安稳于滇粤诸山寺耶
留一建文，固无损于事永乐之忠，而反是以结文皇之宠，完君父叔侄之伦。
今观公之告文皇，直言其足虑而已
呜呼，诚哉
其无足虑也，公岂欺文皇者哉
上疑始释，建文无恙，吾固以谓胡忠安之忠大矣
”{25} 看来胡濙暗中掩护朱允炆，主要有二：一是转移察访目标，明知朱在滇可能性大而又不赴滇，“时又传建文在滇南，公以故在楚湖南最久”{26}。
以使建文“得安稳于滇粤诸山寺”；二是他最后报告朱棣“无足虑”的那番话，使“上疑始释，建文无恙。
”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朱允炆的作用。
再一个就是从亡11臣中的编修程济。
据《明史》卷143“程济” 称，此人“有道术”，建文即位初期，即上书预言某年某月某日燕王将起兵。
以后追随建文出亡，“每遇险，济辄以术脱去”{27}，是朱允炆的一位得力的忠实保卫者。
所以李贽盛赞他：“若程者，判以其身从君逃难至满数十戴，其忘家忘亲忘身之忠又如此，固人臣之大忠也。
”{28} 为什么有一批人甘愿冒着性命危险来保护一位逊帝呢
除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忠君思想外，主要是他们认为朱允炆是一位“仁君”、“有德之君”，值得为其作出牺牲。
因为朱即位后，“诏行宽政，赦有罪，蠲逋赋”，“诏告天下，举遗贤。
赐民高年米肉絮帛，鳏寡孤独废疾者官为牧养。
重农桑，兴学校，考察官吏，赈罹灾贫民，旌节孝，瘗暴骨，蠲荒田亩”{29}，推行了一系列深得民心的“仁政”措施。
朱本人仁厚大度，从谏如流，其祖朱元璋在遗诏中称他“仁明孝友，天下归心”，《明史》赞曰：“惠帝天资仁厚，践祚之初，亲贤好学，召用方孝孺等。
典章制度，锐意复古。
尝因病晏朝，尹昌隆进谏，即深自引咎，宣其疏于中外。
又除军卫单丁，减苏、松重赋，皆惠民之大者。
”{30} 有两件事足以说明他的仁厚大度。
一是“建文元年秋七月壬申，靖难兵起，九月，御史尹昌隆上疏，劝帝让位于燕王，御史金焦、侍书史仲彬面劾请诛之，弗许，曰：‘昌隆素有敢言之风，其勿以为罪。
’”{31} 二是朱允炆派大将军耿秉文率兵30万北伐出师前，告诫诸将士不能伤害朱棣，“勿使朕有杀叔父名”{32}。
这和夺取帝位后镇压异己，残杀无辜的朱棣，形成了鲜明对比。
对于朱允炆的仁德，明人多有评述。
李贽称：“故建文之时，死难之臣若此其盛者，以有（方）孝孺风之，连茹拔之，而建文复以春温煦之耳
”{33}《建文年谱》的作者赵士喆称：“天之所废，必若桀纣，未有有德之君而遽亡者。
独建文帝以孝慈、恭默、崇古、右文者而亡其天下，千古扼腕，以为天道不可知。
”{34} 为《建文年谱》撰序的钱谦益则称：“读未终卷，泪流臆，而涕渍纸欷歔，烦酲不能解免。
夫然后知让皇帝之至德，沁入人心者如此其深且厚。
”{35} 以上三说中，“自己焚燃说”应予否定，“新说”疑点尚多，看来能够成立的仍然是为僧后“流亡西南说”。
纳西族建筑民俗
一、建筑的发展流变纳西族的居住建筑因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可分为巢居、洞穴、窝棚（风篱）泥式建筑、井干式木楞房、土木结构瓦房、砖瓦的七个发展阶段。
从内容上分可分为以为代表的古镇民居、以坝区为代表的农村民居、以山区为代表的木楞房民居，以永宁纳日人为代表的母房民居。
大多以木楞房、草房为主，普遍地兴建楼房是建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
东巴经书中有巢居、洞穴居、窝棚居的记录，这与人类建筑起源是一致的。
至今纳西族一些偏远地方仍保留有古老的居住形式，如在四川左所纳日人中就有风篱式的建筑：在四周垒以土块，辅以木架，上覆木板或草，中设火塘。
（见图）从古老的纳西象形文字看，“房”、“屋”的书写形状中就可以看出，纳西族进入有文字社会阶段后，已经告别了原初的原始居所，已经构建了不同的民居，如上盖木板片的“板房”（g'33dMi31）及盖草的“草房”（z'33dMi31）。
这些房因盖物不同而得名，但其房屋构建结构可能同为木楞房。
纳西族人称木楞房为“si55li31dMi31”，意为梨木房。
这种井干式建筑是纳西族传统的建筑，在清代光绪卷一中就有记载：“麽些蛮所居，用圆木纵横相架，层而高之，至十尺许，即加椽桁，覆之以板，石压其上，房内四面皆施床榻，中轩火炉，高与床齐，用铁锢。
刳木甑，炊灶其上”。
这种木楞房高约3—4米，一般为平房，四周由木椽垒架而成，在每根椽子之间两端皆有缝合切口；地基要求高出水平面1—2尺；上盖以栎木片或麻杆为主，并压上石块。
以三间为主，厨房较之圈房、住房更宽大5—10平方米，一般分为两间，中房占三分之二，为做饭、休息睡觉的重要场所。
火塘靠正后墙角边，高约2—3尺，面积为2米见方。
中置火塘，四时不熄，喻其家道长年不衰，蒸蒸日上。
四周为座位，兼职床榻，正上方俗称“格固鲁”(意为正上座)，一般为家中主人或尊客所坐。
其上墙上高有神位，为烧香敬祖之处。
偏间为储藏粮食之所。
屋内有母柱，为一家神圣之处，上挂有素兜篓，系家神“素”的所居之处。
婚丧嫁娶都要祭素神。
木楞房是纳西族地区山村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主体建筑，主要是因为投资少，可以就地取材，尤其是生态植被较好的时期。
大多数村民一般一家有一栋三间的木楞房，而且都是人畜杂居。
现在基本上每一家都有一栋楼房，尚存的木楞房也不再住人，主要是关牲畜或放杂物。
至今纳西族山区仍保留着不少木楞房的建筑。
汉式建筑在明清两代兴起，明时就已经初具规模，“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的木府大型建筑群已经成为当地建筑杰出代表。
古城为中心的周边地区也逐渐向土木结构的瓦房过渡。
到清末时，、一进两院、两坊拐角、四合院等汉式建筑样式已经在乡村较为普及了。
同时，各种寺宇，道观、神祠也遍布城镇乡村，同样成为纳西族建筑一大观。
但直至本世纪50年代初，纳西族的社会是多种形态并存，甚至在同一民族的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不同的社会形态。
纳西族地区的建筑仍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二、丽江丽江建筑基本以土木结构的楼房为主，一般是高约6——7．5米的两层土木结构平房、楼房。
布局形式有、一进两院、两坊拐角、四合院，其中以为主。
经济困难的人家，也有修建“两坊房”和“一坊房”的，待经济好转之后，再逐步扩充。
三坊一照壁，即主房一坊，左右厢房二坊、加上主房对面的照壁，合围成一个三合院。
一般来说三坊皆两层，朝东的正房一坊及朝南的厢房一坊楼下住人，楼上作仓库，朝北的一坊楼下当畜厩，楼上贮藏草料。
天井除供生活之用外，还兼供晒谷子或加工粮食之用，故农村的天井稍大，地坪光滑，不用砖石铺成。
此外，丽江纳西族民居中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家家房前都有宽大的厦子(即外廊)。
丽江纳西族民居在体型组合及轮廊造型上纵横交错。
外观的立面多为石砌勒脚，，墙角镶砖，青瓦铺顶，色调和谐，外观朴素。
为保护木板不受雨淋，大多房檐外伸，并在露出山墙的横梁两端顶上裙板，对横梁起到了保护作用，又增强了整个建筑的艺术效果，当地称为“垂鱼”板。
在丽江纳西族民居中，墙只起外围护作用，不承重，对墙体的要求是“墙砌不到顶，倒墙倒外面”，因为墙体既然不承重，也就没有必要砌到顶。
丽江纳西族因与白族相邻而居，其民居风格明显受白族影响。
但也有不同之处，如大理白族民居规模大，规整，有封火山墙；而丽江纳西族民居多为小院落，无封火山墙，出檐较大，显得轻巧灵活。
同白族民居的纤巧明丽相比，纳西族民居以其深厚的悬土屋顶与朴实的装修而显得古朴洒脱。
丽江纳西族民居可以分为、坝区农村、山区三个部分。
相对于古城较为集中、古雅、精致的民居特色，丽江坝区农村民居则呈散落、随意、朴素的特色。
且民居功能除了居住功能外，也兼有为生产劳动服务的功能特点，所以院落宽敞，有粮架、粮仓、松毛堆、畜圈、草料房等。
山区建筑原告以木楞房较为突出，近年也逐渐与坝区趋同，木楞房沦为畜圈或厨房，主房以砖瓦房为主。
原来厨房为家庭议事、祭祀、会客、睡觉等功能也逐渐消失。
三、丽江古城丽江古城因于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而蜚声中外，它也是中国第一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名城。
丽江古城包括、、，以大研镇为主体。
丽江古城的发展脉络以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依北到南的地理顺序迁移而来，从最初的白沙，到中期的束河，最后在元朝时定于现大研镇位置。
至今还可看出大研、束河、白沙三镇的建筑风格与模式都是一致的，皆依山傍水，户户垂杨、家家流水；街道布局，以四方街为中心向四周发散发展，民居与官署混融在一起；街随水走，屋随水建，没有汉式传统的中轴线建筑及官民不同等级的建筑风格，它尊崇的是不拘一格又自成一体，无意为之又妙手天成，真正实现了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
丽江古城因不同地域而各有文化特色：大研镇的文化特点是以汉族与土著纳西族的融合而形成的为主体；则以茶马古道文化为基调，至今仍有皮匠村和藏族村，古有束河人“一根锥子闯天下”之说；白沙则以纳西原生态文化集大成而著称，其境内集中了大宝积宫、白沙壁画、北岳庙（三朵阁）三圣宫、文昌宫、琉璃殿、金刚殿、大定阁、福国寺、玉峰寺、玉柱擎天处等人文景观，现又增加了东巴万神园、东巴王国、蓝月亮谷、玉水山寨等人文景区。
三个古镇和谐统一地构成了完整的丽江古城，浓缩了纳西族由游牧、农耕、商贸、工业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这也是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史、发展创造史。
古城虽古，但它是活着的古城，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活水，活水潺潺，穿街过巷，流遍全城，惠及全民；二、活文化，纳西族世居于此，在漫长沧桑的历史长河中顽强地保存了自己古老的文化，在与汉族融合过程中，也并未丧失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且成功实现了文化融合的双赢：汉文化平和融入纳西文化，使纳西文化更趋于博大精深，强健明朗；三、活建筑，古城建筑依山就势，飞檐翘角，起伏有致，蔚为壮观，富有诗情画意，但对世居在此的近两万人的本地人来说，这些民居更多的意义是它所负有实用功能。
这些民居迎送多少寒暑，阅尽多少春秋，以满身沧桑进入他们的岁月，至今仍在庇护他们，使他们平凡的生活能够继续，他们本身也与古城融为一体了。
古城的灵魂是水，与水有关的是河、井、桥。
水从上方一公里多的黑龙潭而来，至古城入口处分成东、西、中三股河水，三股河水在城中又分出若干条，形成脉络状的河道。
井以“三眼井为”名，“三眼井”即一井分三口，三口相连，三口依次分为饮用水、洗菜用水和洗涤用水。
有河必有桥，古城又为民居密集之地，桥自然成为一道风景：古城共有廊桥（风雨桥）石拱桥、石板桥、木板桥等不同类型354座桥梁，平均每平方公里93座
曲径、小桥、流水、人家、石板、深巷，组合成“曲、幽、达、雅”的完美意境。
外人入其内，陶陶然以为置于杏花春雨的江南古镇之中了，不期突然一抬头，皑皑银亮、巍巍玉龙扑面而来，东巴画、七星羊皮、纳西古乐、象形文字、纳西阿奶等民族文化元素也接踵而来至，这些都构成了丽江古城的神奇魅力。
一、 永宁纳人民居建筑永宁纳人的民居建筑以传统的木楞房为主，布局多为三坊一照壁和四合院。
四合院分为正房、经堂（西厢房）东厢房、门楼。
正房是家庭主要活动的中心，故比一般房屋要宽大，一般为十米之长。
正房中有男、女柱，以女柱为大，体现了纳日人对母性的尊崇。
是举行男女举行成年礼的地方；右壁中间设有火塘，火塘为议事、吃饭、家主睡觉、供神之处，火塘里的火不能熄，不能跨过火塘，朝里吐口水，也不可说不健康的话。
左边墙壁下设灶台，一般为陈放炊具及请客办事时作炊灶用；上方设有一神龛，上面放置神像、供品和花瓶。
火塘上方塑有灶神像，前有陈放祭品的锅庄石碗。
正房屋后设内室，作储存食物及老人居室之用。
经房即西厢房，楼上住喇嘛，供有佛像，下为贮柴，有些人多之家也会住人，多为单身男子或客人。
东厢房、门楼楼上住成年妇女，楼下关牲畜。
火塘右边是主位，左边是客位，不能混乱。
一般是右侧为妇女，左侧为男子。
座位以长者为上，小辈要主动给长者让位，请座；一旦坐定，就不能随便乱走动，这样会认为是对主人的不尊重。
儿童与老人同住，成年男子在家无固定室。
永宁纳人认为人的出生、去世、成长都在家屋中完成，一个人自从诞生在这个家屋后，她（他）也就成为家神保佑的对象，成为这家庭的一分子，自幼享受家庭的温馨、欢乐，成人要承担起相应的家庭及社会责任及义务。
所以在母屋中举行的成年礼就意味深长了。
纳日人去世后，家人要做一个类似木楞房的小棺材，以资死者在阴间享用。
三、丽江纳西族建新房民俗民间有“纳西吉次独”之说，意即纳西人以建房为大。
丽江纳西族建新房时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其中既有本民族传统的文化特色，也有外来文化的影响。
下面就简要介绍仪式的过程：1、 安木神，送木神安木神：开工第一事是安木神。
在中梁末端锯下一小截圆木片，书上“圆木大吉”；再做一个小木马，在祖先牌位旁祭献后放在灶台边。
此为安木神。
送木神：竖房前一天晚上，由大师傅主持送木神仪式。
木神祭献在祖先牌位前，敬献三生三熟的牺牲、米、酒、茶、糖果等。
另外还要备好大木马一个，火把一束，三角红旗四面。
祭颂毕后，点燃火把，大师傅抬木神，其他人各抬祭品，走出大门，把木神送到看不到新房的地方，行人看到也要主动避让，不能打招呼。
送木神的方位由测日子的人（尼瓦吕喜）来确定。
送木神的人一到指定地点，就要把东西放下就走，不能说话，也不能回头看。
同时，留守家中的另两个师傅要到新房址举行赶木神仪式，在已经穿插好的屋架旁，先说木神该离开了，要回到他的归宿。
然后在每一个石柱礅边各插一柱香，同时，在每一根柱子上敲打几下，“木神起，木神走……”2、 竖新房男主人一大早就要在门口或新房处燃放鞭炮。
寅时立新房，全村青壮年劳力都要参加。
午时上梁为吉。
3、 点中梁正梁架在两个木马架上，正中画有八卦的太极图（有的是画在布上再钉上去的），前面供桌上供奉着猪头一个，大公鸡一只，清水一碗（里放有银元一至二元作为酬金）蜜饯、糖果；还要摆放木匠工具：五尺杆、墨斗、套榫板、画签。
五尺杆上拴红布六尺，套榫板上系毛巾一条。
点中梁前主人和大师傅要更衣，主人先用净水洗手后，再用醋汤冼鸡脚。
洗耳恭听好后把鸡敬献给大师傅，献后拱手作三揖，以示谢意。
大师傅接过鸡后，对着正梁上躬拜一下，然后开始颂诵建新房调：太子登，太子登，接得主人一支鸡，鸡是什么鸡
鸡是天上凤凰鸡，头上戴顶金冠帽，身上披着五彩衣，脚上穿着万年鞋。
我是鲁班的弟子，鲁班叫我取点生（掐破鸡冠以作点血）。
左后点的是后檐柱，后代子孙出状元；右前点的是前檐柱，千秋万代五谷丰登；点了四点中梁柱，一事业点在龙头上，荣华富贵；二点点在龙尾上，大发大旺；三点点中间，保佑主人子孙兴旺（旁人也相呼应：子孙兴旺
）；点了中梁点工具，一点点在五尺杆，量合不合有你在；三点点在套榫板，弹合不合有你在；四点点在画签上，画合不合有你在。
4、 登新房上梁点中梁后，大师傅手持小斧头一把，来到架在中屋的梯子边，用斧头敲了三下梯子，然后唱道：样梯是什么梯，梯是上天如意梯，今日遇着黄道日，鲁班师傅叫我上天堂。
右脚踩你你不摇，左脚蹬你你不摆。
（登梯而上后）上了一台又一台，上了一蹬又一蹬。
一上上到天堂上，天堂搭着一座桥；桥是什么桥
桥是金龙桥，今日是黄道日，我是鲁班的徒弟，鲁班叫我过金龙桥，右脚踩你你不摇，左脚蹬你你不摆。
（师傅在天桥上站定，下面的人把供品依次递上，摆在天桥上；大师傅从上放下一根绳索）。
拴索人：索是什么索
师傅：索是东海龙王丝线索，丝线要拴金龙梁，左边拴龙头，右边拴龙尾。
龙头起
龙尾起
龙头龙尾一齐起
摇摇摆摆上天堂
（新梁放正了位置后，师傅燃放鞭炮）师傅：白金龙，白金龙，你在山上做树王，今日遇着黄道日，主人取你作中梁，我是鲁班的弟子，鲁班师傅叫我问三下。
一问龙头荣华富贵（敲一下）；二问龙尾富贵荣华（敲一下）；三问中间，保佑主人大发大旺
（众人在下齐应呼：合——
）师傅：左边插着金龙旗，右边插着凤凰旗（左右各插上小红旗）；酒是什么酒
酒是鹤庆糯米酒（敬洒）；水是什么水
水是丽江九龙水（洒水）；钱是什么钱
钱是道光嘉庆钱。
（撒币钱）饭是什么饭，饭是五谷饭，神仙皇帝离不开。
（丢馒头，根据所丢方向不同而唱）一破东方甲乙木；二破南方丙丁火；三破西方庚辛金；四破北方壬癸水；破了四方破五方，五破中央戊已土，主人跪在梁底下，接得着荣华富贵，接不着荣华富贵，主人面份有一对（丢给主人内包有珠宝的馒头）；我的面前有一份，大家看了莫见笑。
接着其他木匠师傅一起把几大盘的馒头全部扔向四方，四下一片欢腾。
新房竖起来后帖对联。
对联是亲戚朋友送来的，上书有亲戚名字。
一般对联写有：竖柱喜逢黄道日，上梁正遇紫微星。
横批为：吉星高照四、纳西族民居建筑功能1、休养生息这也是房屋最大功能，正房是家人活动中心，也是休息、谈事、娱乐的中心。
正房的楼下中间称为堂屋，是家中男性主人的睡处，纳西族夫妻分床，女主人睡在堂屋的隔壁；一般女孩随母亲睡，男孩随父亲睡；孩子长大了则分开睡，偏房也是作卧室。
四十年代来过丽江的顾彼德在《被遗忘的王国》一书里对纳西族夫妻性回避有这样有趣的描写：“丈夫睡在堂屋(会客室)里几乎是一种规矩。
白天他的床铺上褥子，作为休息处。
与中国内地和其它国家截然不同的是，丽江没有双人床，丈夫和妻子不兴整夜睡在一起。
如果邻居发觉他们睡在一起，他们在村里就要丢脸了。
甚至被子也总是做成单人的，从来没有双人被子。
这种限制不适用于朋友间。
要过夜的男朋友总是和男主人睡在一起，两三个同睡一张床”。
有的家庭在堂屋正上方放置祖先牌位，有的放在楼上。
楼上主要是放置粮食、家用物资。
圈房楼下关性畜，楼上放草料。
家庭的活动中心是厨房，以火塘为中心，一家的做饭、吃饭、闲聊、议事均在火塘边进行，甚至电视也是放在厨房里。
在火塘的对面设有灶台，多为煮猪食用，在政府的推广下，现在村里农户大多建了节柴灶。
以往无力建盖楼房，一家只有一间木楞房时，厨房也是专用的卧室，正上方是尊位，此床为“守家的人睡”，故一般为长者或主人睡。
客人来了也要请上坐此处。
2、生产服务即满足农业、畜牧业生产的需要。
正房楼上放置粮食，偏房楼上堆积草料，楼下为畜圈。
大牲畜与小牲畜一般混关在一起，如猪与、马关在一起。
庭院主要用来晒粮食、圈养鸡猪。
及其它东西的场所。
屋檐下堆满柴薪，全是从山上砍伐后背回来的。
有的来回要走十多公里，一年中的冬天是找柴薪的季节，堆在最底层的可达十年之久，以备一年烧火之用，从中也可以见证纳西妇女的吃苦耐劳。
院中还建有晒粮架，粮架一般竖有三根立柱，每一棵立柱皆有钻洞，椽子从中穿过，作为晒谷物专用。
屋后有松毛堆。
3、宗教祭祀服务纳西族的民居建筑中都分为世俗空间与神圣空间，神圣空间是与宗教祭祀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春节、清明节、火把节、烧包节、中秋节等节日也是民间的祭祖节日，这些祭祀活动一般在家中举行。
同时，结婚、丧葬、成年礼等习俗礼仪都离不开房屋设施。
正屋房间或火塘正上方常年设有神位。
举行祭祀仪式时要在此烧香、跪拜，祈求。
五、纳西族建筑民俗的特征1、历史文化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建筑就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着这个民族的审美观念、社会观念以及地域性。
因此，不同的民族对于建筑地点和形式的选择、房间的朝向、房间内部的布局都不尽相同。
“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的木氏土司衙门府座向为座西朝东，主要是东属五行中的“木”，要受木气。
而民间老百姓则更多考虑是否向阳、避风。
有时，主人家流年不顺，以为家门不幸，就请占卜者算卦，重新改变大门的朝座方向，以求避灾求福。
纳西先民曾以母为大，故房屋有母房、男房之别，母房为大。
永宁的母房门槛很高，门顶横木很矮，人进到屋里来要低头弯腰，以示对女主人的尊重；也有说法是鬼怪不会弯腰，故进不到里屋来。
正屋或母屋中供奉着家祖、灶神、素神等神位，它们都有固定的位置，不能相互错置混淆。
有时，村民对某一家庭的称呼是以其居住地来名之，如居住于水边的人家称为水边某某家，居于村路下方的称为路下方的某某家，住在水磨处的称为水磨处的某某家，或者干脆把后面的某某家也省略了，直接以地名名之，以水磨，路下方、水边上来称呼，这样环境地名变成了家屋名，再变成家族名。
这与纳西族的命名传统有着内在的关系。
2、多元文化融合性各民族文化有一个互相融合、互相影响的过程。
这种融合与影响表现于文化的诸多方面，在建筑艺术上也有所体现。
纳西族民居建筑吸收了汉族、白族、藏族的建筑特色。
如以古城民居建筑中，大多以以木构架为主体，建筑材料以木材为主；以斗拱为结构的关键并作为度量的单位；在外部轮廓中，有高大的台基，屋顶式样繁多，有庑殿、歇山、悬山、固顶、攒尖顶、单坡、十字脊、丁字脊、拱券顶、盔顶、圆顶等以及由这些屋顶组合而成的各种复杂的形体，并相对有各种脊吻、檐边、转角等各种曲线，柔和而壮丽；院落的组织上，除主要建筑殿堂外，附属建筑多用配厢、夹室、廊庑、前殿、围墙等，并为沿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布局；建筑色彩的使用。
这些都明显借鉴了汉族建筑艺术。
白族对纳西族建筑的影响主要是在门窗、墙壁、装饰绘画等方面。
丽江一带的蛮楼的建筑风格及式样承袭了藏族传统建筑风格；藏族的影响对永宁一带较突出，如母屋内皆设有经坛，并以藏族传统装饰来衬托；每个村都有嘛尼堆等。
3、审美艺术性纳西族建筑从整体特色上来看，讲究布局的均衡对称，过渡、衔接的自然、变化。
首先是一栋房屋的结构来看，房屋的结构讲求楼上与楼下、前后左右的均衡对称。
纳西族民间房屋间数以单数为主，绝少有双数的，这样以中间为轴，两边为平衡点，显得稳重大方。
这种对称均衡也体现在村落布局上，以河道、道路或以两家中间墙壁为中轴线，相互对着中轴而居。
当然，这种均衡是相对的，如夹河或夹路而对居的民居是随着河道、道路的改变而改变的，随山随水错结庐。
正房、偏房、墙壁之间也是有个高矮起落，只是这个过渡突出的是自然，有层次，突出其美观性。
五、纳西族民居建筑民俗的思考在建筑上所表现的民族性，根源于‘地区性，而我们对这些民族建筑的研究，也应当与民族地区结合起来，与地区的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
“民族建筑”与“民族地区”结合研究的必要性在于，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民族与建筑也在不断变化之中，特别是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变化，以及人文、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等，它们必定要影响到民族建筑的发展，而上述因素与地区的开发更是直接相关。
若能能动地把握上述有关的各个因素，就有可能在变化着的历史现象中驾驭民族建筑的发展，即善于识别它的基本的创作规律、聚落文化的特色，以及建筑与自然相结合的一种原始的、朴实的美等，保持其中优良的传统，并在新的时期创造新的地区建筑文化，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纳西先民们就基于自身的生存环境和人文素质，创造了符合自身特性和环境特征的民居建筑文化。
但当下全球化的浪潮下，纳西族民居建筑也面临着重重危机。
尤其城郊和乡村，原来延续了上百年的老房子渐显“落后”、“过时”，有经济实力的大都改头换面，清一色地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形式模仿西洋建筑。
有时根据政府“穿衣戴帽”要求，在屋顶临街一面置一排瓦顶。
总体上古典建筑风格已逐渐淡出，完全西化的洋房已经逐渐取代原来的老房子。
纳西族民居是多彩的，既有传统的民族建筑，也有现代兴起的新式洋房，还有土洋结合的新民居。
但不管它是中的，还是洋的，或是民族的，从中可以看到民族原始建筑的继承和发展，在它的深处可以找到人类生活的原点。
它土生土长，乡土气十足，反映了一个特定民族、特定地域所独具的生活理念。
它不拘一格，自由活泼，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它产生于民众生活，崇尚实用性和功能性，丽江城正进行着—场轰轰烈烈的建筑复古运动，在“打造另—座古城”的口号下，“文化—条街”、“商品—条街”、正风起云涌，对以往的钢混结构建筑进行“穿衣带帽”，外面飞檐翘瓦，里面尽是现代时髦装修，也体味不到原住民的原生态生活。
这些假古董建筑形是似了，而神早已魂飞魄散。
历史文化是不能速成的，它是在漫长的历史风雨沧桑中沉淀、升华形成的，是民族性与地理性的互动共融而成的。
民族民居建筑与民间习俗相结合，成为各种民俗文化活动的空间和场所，本身也构成民俗环境的一部分。
任何创新或发展都不能脱离历史情境，文化传统，这是历史不断反复证明了的公理。
长征走过香格里拉没
红军长征过香格里拉纪实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北上，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江南只留下红二、六军团这支主力红军。
此时，蒋介石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围剿失败后，又调集130多个团的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方针，对红二、六军团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
红二、六军团曾准备依托根据地，寻求机动，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
但由于敌人重兵包围，不易分割，敌人封锁却越来越紧。
又由于根据地很不巩固，地主武装和土匪活动猖獗，部队给养十分困难，与党中央和军委失去联络，为此，湘鄂黔省委和军分会决定进行战略转移，与主力会合。
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经过动员准备后，从湖南桑植刘家坪、轿子垭地区出发，开始了长征。
1936年3月6日进入云南彝良县奎香地区，至5月12日全军离开云南进入西康。
期间横贯云南的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大理、丽江、迪庆7个地区，通过云南当时的30个县，攻占了10余个县城，行程4700余里。
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18000多人马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率领下，于25日——28日兵分两路由丽江、鹤庆先后进抵丽江境内石鼓——巨甸75公里长的金沙江沿岸。
由于蒋介石多次电令毁坏、沉匿所有渡河船筏，红军渡江遇到极大困难。
总指挥贺龙给沿江各渡口土绅写信，动员他们打捞沉船，协助红军渡江。
在当地各族群众的帮助下，用7只木船（其中4只是中甸境内的）、几十只木筏，雇请丽江和中甸（今香格里拉）籍船工28（迪庆16）人，于25日——29日分批从木瓜寨、木取独、格子、茨柯、羊犁石、余化达、丁栏木7个渡口为渡江点，抢渡金沙江至中甸（今香格里拉）一侧，摆脱了10余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在金沙江附近歼灭肖、贺”的阴谋，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红军总部朱德总司令闻讯后，于4月30日发来贺电：“金江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
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
” 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在中甸（今香格里拉）的吾竹、士旺、格兰一带作短期休整、筹粮，调查研究，了解藏区情况在红军中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寻访进藏区的向导和翻译。
经老乡介绍，贺龙聘请了熟悉藏区情况的陆云鹤当随军翻译。
27日清晨，红二军团前卫4师为开辟前进道路，发扬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作风，开始向雪山进军。
红4师参谋长汤福林和团政委朱辉照同志率12团为先锋，由翻译带路，顺立马河北上，沿崎岖小路，向中甸雪山的索那雪峰艰难地行进。
当行至空心树附近的时候，突然遭藏族头人汪学鼎民团武装的袭击，12名战士牺牲。
掩埋了战友的遗体，红军继续向雪山前进。
由于空气稀薄，呼吸困难，又有同志倒下了。
面对雪山险境，红军指战员英勇不屈，以顽强的意志抗饥饿、斗寒冷，团结奋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胜利地翻过了雪山。
30日，前卫红4师到了中甸（今香格里拉）县城。
随后，5月1日，红二军团直和5师、6师也陆续到达中甸（今香格里拉）县城及附近。
5月3日，红六军团直和16师、17师到达距中甸（今香格里拉）县城50里地的南坝（打拉）一带。
国民党县长段韬、土司头人早已逃跑，绝大多数群众因受反动宣传也纷纷躲避。
当红军大队人马到南大门外大塔前，有少数群众手捧哈达、举着香炉上前迎接。
红军指挥部设在独克宗藏经堂内，设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中甸城军分会。
红军将红旗插上县衙门屋顶，打开监狱，释放被监禁的农奴。
红军请藏团、汉团、商界代表座谈，贺龙向他们详细询问有关情况，要求给予支持。
下午，归化寺松谋活佛派夏那古瓦等为代表进城晋见红军总指挥贺龙，以弄清红军动向。
贺龙热情接待他们，并向他们宣传红军过藏区的意图和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消除了大寺对红军的疑虑。
贺龙又将几份布告和宣传品交夏那古瓦转交大寺，并致信八大老僧：“掌教八大老僧台鉴：（一）贵代表前来，不胜欣幸。
（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
（三）你们需即回寺，照安大业。
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可轻信谣言、自造恐慌。
（四）本军粮秣，请帮助操办，决照价支付。
（五）请即派代表来接洽。
30日起，红军以走访群众，召开座谈会、联欢会、表演文艺节目等形式，进一步宣传红军的宗旨纪律，希望藏民为红军筹粮和当向导、翻译。
沿街张贴“兴盛番族，兴番灭蒋”、“扶助番民独立解放”、“优待少数民族、保护土司头人的生命财产”、“保护寺庙，尊重僧侣”、“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红军是番民的好朋友”等标语。
外逃群众陆续返城，许多群众帮助红军背水，加工粮食，到附近村寨筹购军粮。
后续部队进城时，群众自觉聚集到南门外迎接。
5月1日，归化寺又派夏那古瓦为首的8名大寺代表，携带礼物进城慰问红军，并转达八大老僧邀请贺龙总指挥到大寺访问的意愿。
贺龙欣然应邀。
2日，贺龙带40余人回访归化寺，赠送一幅书写着“兴盛番族”的红锦幛、一对江西大瓷花瓶及其他礼品。
并就红军政策、北上抗日、委托筹粮等进行了友好交谈。
八大老僧表示拥护红军，为红军筹办给养。
当天，红军在归化寺大门上张贴《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布告》，并派部队到大寺各门口站岗，严禁部队入寺。
5月3日、4日，归化寺及喇嘛商人、富户打开仓库，出售青稞、食盐、红糖等食品物资给红军。
在两天中，红军共筹粮约10万斤。
5月2日贺龙从归化寺返回后至5月3日，在贺龙、任弼时同志主持下，红二军团在藏经堂召开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后称中甸会议），总结从贵州盘县到中甸（今香格里拉）近一个月的经验教训；研究藏民地区工作的政策和策略；传达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大纲，向全军报告继续北上，在西北创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确定二、六军团从中甸（今香格里拉）兵分两路，取道得荣、乡城，会师甘孜；提出全军目前的任务。
为了使中甸会议精神尽快传达到广大红军战士中，总指挥部将中央的决议大纲及中甸会议的内容，通过召开各种会议，广泛进行了宣传教育。
5月5日六军团进驻县城后，召开政治干部会议，传达中甸会议精神，政委王震作《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作《关于藏区工作政策问题的报告》，形成了在藏区工作的7条政治纪律。
同时广泛开展了宣传群众、整训筹粮的工作。
5月5日，红二军团离开中甸（今香格里拉）城，开始向尼西——得荣进发。
7日，红二军团前卫部队到中甸（今香格里拉）、德钦和得荣三县结合部的资纳腊山口时，遭德钦东竹林寺水边活佛和得荣头人带领的地方武装的阻击，四师参谋长汤福林、五师参谋长高利国、连长肖学志和十几名战士牺牲。
红军击溃阻击武装后，于8日全部进入得荣境内。
5月9日，红六军团开始向格咱——乡城方向进军。
10日，前卫部队翻过翁上小雪山，在翁水宿营。
5月13日，前卫部队占领乡城县城，后续部队离开翁水进入乡城县境。
从1936年4月25日巧渡金沙江进入迪庆，5月13日全军离开中甸（今香格里拉），二、六军团主力路经中甸（今香格里拉）7个乡，22个行政村，114个村庄；前卫部队和后卫警戒部队途经中甸（今香格里拉）、维西、德钦三县。
在迪庆境内19天，历程400公里，翻越3座大雪山，经历了与反动武装的2次战斗，160多名指战员长眠在中甸高原，县内7人随军北上作翻译、向导，先后牺牲。
由于正确执行民族、宗教政策，红军在中甸（今香格里拉）县境内得到短期的休整，并筹集粮秣，为继续北上甘孜作了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充分准备。
红军长征过迪庆给雪域高原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以后开展革命活动打下了基础。
也就是当年红军走过的这片热土，革命的火种在金沙江两岸燃起，无数的雪山儿女为了新中国的诞生，踏着红军的足迹，在党的领导下，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篇章，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