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上台前如何邀请他上台 需要几句简单的主持词及领导讲话后的总结 需要串词
新上任领导的讲话无非要透露这么几思，一是很荣到这个岗位工表现为诚惶诚恐地，感恩的心必须要有的，感谢组织和大家的信任）；二是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工作、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刚来嘛，总的谦虚点），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帮助；三是继续学习上一届领导留下的好思想好作风（一上任就先全推到前任的制度决策未免不妥）；四是一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这个岗位创造新的辉煌（这本就是表态发言）。
主要是以上几层意思。
新任经理第一次会上如何讲话?
首先恭喜你事业的突破
你的问题很笼统，我从以下方面给你点建议：1、首先是要做心态的重新定位。
你已经是一名经理，这需要你做的第一个工作是角色的转变，由单纯的做人做事过度到管人管事；它不是说你不做事了，而是说由做好自己和管好自己转变到关注管理好人和管理好事；2、经理人得职责也要把握清楚，你的职责重在“承上启下”，或说上传下达，是管理流程中的具体化；关键核心在于执行!有效的执行，主动的执行，变通的执行，要让你的团队围绕公司领导的目标行动起来；3、具体到你问的第一次会上讲话，我的建议是：5步，1步，感谢公司和领导，复述领导对你的目标要求，告诉大家这是你带领团队需要完成的使命；2步，感谢同事（下属），总结现有的基础离不开大家的贡献（说具体点更好），特别是老员工和重要员工；3步，沟通和记录，在第一次会上不要轻易表达和决策，但以开放式的问题引导大家把现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完善的工作讲出来（注意控制话题别跑太远），拿出本子做好记录；4步，归纳和复述大家的问题和建议，以刚上任情况需要了解，提出下次会议讲具体探讨解答，结束提问。
5步，会后和领导沟通以上你认为重要的问题。
多学习管理的书籍，多少会有提高的，重要的是实践找到符合你自己性格的管理之路。
吴伯萧的简介
吴伯萧（1906—1982）原名熙成，笔名山屋、山荪，是我国当代著名文学家和教育家。
人物生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满怀报国之志，毅然放弃了优裕的生活，于1938年4月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先在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一大队政治班学习四个月，后到晋东南前方工作，写了、、、等大量作品。
1941年8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5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聆听了同志，思想境界有了很大提高。
在延安期间，他先后担任陕甘宁教育厅教育科长、文化协会秘书长、延安大学和华北大学教授，并发表了、、、等大量反映当时抗战军民英勇斗争的文章，后来这些文章由作家出版社收入在中，于1955年出版。
解放战争至建国后，吴伯萧先后担任了东北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东北师范大学副教务长兼文学院长；1949年7月，参加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化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理事，同时被任命为秘书长，后又连续担任了东北教育学院副院长、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中国文联委员、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
1956年10月，赴民主德国参加“海涅学术会议”；1981年11月，年逾古稀的吴伯萧又在英国进行访问。
人物成就吴伯萧同志一生鞠躬尽瘁，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更可贵的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勤奋笔耕，以其精美的散文作品丰富了我国的文学宝库。
他自己曾说：“在文艺战线上我只是一个民兵，写作业余进行，不脱产。
”事实正是如此，在繁忙的教育工作之余，他撰写了大量的充满革命激情的散文，并翻译过海涅的诗《波罗的海》，成为我国当代有突出成就和重大影响的散文作家。
。
正如他的战友、文艺工作者张志民同志所说：“他的文章质朴、味厚，他把浓郁的感情揉进朴素的文字里，从不使用华丽的词藻，从不多加一点可有可无的装饰，那简洁的语言，淡雅的叙述，象一位身穿土布衣裤、家做布鞋的村姑，她脸上没有脂粉，但那种自然的美，那种天然的健康，比艳丽的浓妆不知要胜过多少倍。
”在几十年革命征程中，吴伯萧始终保持着党的优良传统，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人民有着朴素深厚的感情。
无论是当革命顺利或受挫折时，还是个人愉快或苦恼时，都以党的事业为重，乐观向上，充满信心。
十年动乱期间，他被批斗下放工厂，没处交党费，就自己作了一个红布口袋，每月按时把党费放在里面，把向党的汇报写在小本子上。
吴伯萧人如其文，有着崇高的思想境界。
他身居高位而不谋私利，在北京工作多年，一直住在一个大杂院里，经常和普通百姓一样，上下班挤公共汽车，他秉性耿直，对人诚恳，从不计较个人恩怨。
临终时他对子女们说：“我死后不要给人民添任何麻烦，不通知亲友，不举行任何仪式，希望把骨灰撒在家乡的泰山。
”吴伯萧同志作为一个有高尚情操、一身正气的化名人，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纪念。
荣誉介绍他的作品主要收集在《羽书》、《黑红点》、《北极星》、《忘年》、《吴伯萧散文集》中。
散文《南泥湾》、《一坛血》、《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我没见过长城》等，作为范文收入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早》被编入小学语文教材，其数量之多在同代作家中首屈一指。
这些作品以其真挚深厚的情感，朴实动人的描绘，严谨缜密的结构，清丽洗炼的语言，赢得了广大师生的喜爱。
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
49年开国是谁主持的会议
中央人民政府是9月30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的，主席为、副主席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委员有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等56人。
当日下午6时，全体代表利用统计选票时间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尔后回到会场才宣布上述结果。
简短隆重的闭幕式，由主持，朱德致闭幕词，奏义勇军进行曲。
主席台上第一次悬挂了五星红旗。
散会时天已经很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是指1949年10月1日15：00在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而举行的仪式，直到21：00才结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标志。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1949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决定，1949年10月1日在北平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
10月1日下午3时，大地欢声雷动。
刚刚就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朱德两位伟人一前一后，最先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当林伯渠宣布开始后，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
人民领袖庄严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亲手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
与此同时，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共54个单位的54门礼炮齐鸣28响。
升旗之后，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紧接着举行了规模浩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庆祝活动到当天晚上9点多钟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
从此，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
新中国的成立，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主力已基本被歼灭，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到长江北岸。
统治中国22年之久的蒋家王朝已陷入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绝境。
新中国诞生的条件已经成熟。
1949年9月21日，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召开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侨胞和其他爱国分子的代表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
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1] 过程1949年10月1日，这是一个永远为中国人民所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北京30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开国大典。
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汇成了喜庆的锦秀海洋。
下午3时，大地欢声雷动。
和朱德两位伟人一前一后，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最先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当林伯渠宣布开会后，在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
人民领袖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个洪亮的声音震撼了北京城，震撼了全国，震撼了全世界，开创了中国各民族人民的新世纪。
亲手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
与此同时，代表着54个民族的54门礼炮齐鸣28响，如报春惊雷回荡在天地间，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28年，终于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升旗之后，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紧接着举行了规模浩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庆祝活动到晚上9点多钟结束，但欢乐的人群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阅兵指挥开国大典前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尚未成立，筹备工作主要由刚成立的北平市人民政府承担。
事亦凑巧，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8月就被内定调华南工作，准备解放广东，9月初就到了江西赣州去了。
中央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司令员的聂荣臻接任。
后来当中央决定在开国大典上要进行阅兵时，中央军委又任命他担任了阅兵总指挥。
虽然北平市各机关团体、各民主党派共25个单位到9月21日才正式集会成立筹委会，并公推聂荣臻为主任委员，但实际筹备工作早已开始。
从整修天安门会场、树立旗杆、组织群众、准备鸣放礼炮焰火，特别是训练受阅部队，以及布置保卫会场安全等，都要在一个多月时间中完成。
开国大典中的开国大典的安全工作十分重要。
北平解放不久，城内潜伏特务难以一下肃清，而且国民党飞机还会来袭扰。
当年5月4日，国民党就从青岛派出6架B－24型轰炸机轰炸南苑，投弹30枚，毁伤我飞机4架，房屋196间，死伤24人，因此聂荣臻一直十分重视防空问题。
我们空军还未正式组建。
军委有一个航空局，专门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个飞行中队，担任北平防空。
聂荣臻考虑很细，下令万一敌机前来，在场人员一定要原地不动，不能乱跑，听从指挥；对受阅的1978匹战马也都作了安排。
当然这一切是在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周恩来常常具体过问。
如10月1日中央领导人的车队如何从中南海开到天安门下，周恩来带罗瑞卿都曾亲去检查。
首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是9月30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的，主席为、副主席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委员有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等56人。
当日下午6时，全体代表利用统计选票时间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尔后回到会场才宣布上述结果。
简短隆重的闭幕式，由主持，朱德致闭幕词，奏义勇军进行曲。
主席台上第一次悬挂了五星红旗。
散会时天已经很晚了。
开国大典中的习惯晚上办公批阅文件的，这一天夜以继日一直工作到10月1日凌晨6点多(见李银桥《在身边十五年》)。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于10月1日下午二时在勤政殿召开。
全体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随即，选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火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
会议还宣布接受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并通知各外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愿与各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会议开完，全体领导人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到天安门后下车登楼，下午三时庆典准时开始。
开国大典举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修葺一新，城楼上横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正中悬挂毛主席的巨幅画像(40年代着冠照)。
两旁的标语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没有国徽，因为1949年9月25日、26日政协的座谈会及审查委员会上认为还要修改，所以27日全体会议上只通过了国旗、国歌、国都、纪年4个决议。
北京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欢庆新中国诞生那时，东西三座门(正式名称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及南面长长的甬道，甬道两边长长的红墙，正南门即砖石结构的中华门都还存在，形成了一个丁字形的封闭会场。
与8个月前北平刚解放时的天安门前比较，可说是焕然一新，宽广平坦得多了。
此外在现在国旗旗杆的地方已竖了一根当时看来已很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个金色的顶。
中华门外正阳门、前门箭楼两旁的许多建筑物上都张灯挂旗。
“北平东站”、“北平西站”的大字一夜间都改成“北京东站”、“北京西站”了。
会场里的工人、学生、干部、市民、城防部队都举了临时赶制的五星红旗及其他红旗、红灯和彩色小旗，特别是用红绢糊的大小不同的五角星灯，真是成了红旗红灯的海洋，只有市民中戴了小白帽的回民同胞举着绿底白色的星月旗，显得分外不同。
会场上的群众共达30万人，分区席地而坐，很有秩序。
金水桥北没有现在的观礼台，但搭了两个简单的台子，一个供大会指挥用，一个给唯一的外宾观礼团，这就是前一天刚到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
受检阅部队则站在东长安街。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经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那时交通工具少，群众近则列队步行来，远的坐火车来。
我当时所在的单位，临时编为华北革大第四部，住在西苑大院。
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迤逦一里许要步行到清华园车站。
天未亮起床，到车站已7点，乘装煤的黑敞篷车，走了两小时才到前门车站。
经过西直门车站时还见到门头沟工人也坐火车来。
虽然“旅途”这样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涨。
在前门席地而坐等到下午两点才安排进入会场，午饭是馒头凉水，每人领到三块糖、两个梨，是节日优待。
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终于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
那天早晨是阴天，上午和中午还下了一点小雨，但下午却放晴了，真是老天也和万民同庆。
典礼的程序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宣布开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就位，副主席就位，委员就位；奏义勇军进行曲；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升国旗(同时鸣礼炮，礼炮毕)；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阅兵；游行。
主席宣读的公告，约九百字，虽未收入新出的八卷本《文集》，但收入了《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册及《共和国档案1949－1996》。
宣读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接受检阅提到开国大典，人们很容易想到主席那句震古铄今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然而这句话，并不是在天安门楼上讲的，而是在此之前的1949年9月21日的政协开幕词中讲的。
原文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这篇文章已收入《文集》。
还可提及的是升国旗、鸣礼炮。
鸣礼炮从北平解放后已是第三次。
第一次是7月7日晚天安门20万群众纪念抗战12周年及政协筹委会召开时放的。
第二次是1949年9月21日新政协开幕时鸣了礼炮54响。
这次开国大典则以54门礼炮鸣28响，54门礼炮象征全国54个民族(当时还未有现在56个民族之说)，28响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历28年艰苦奋斗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正在礼炮轰鸣时，毛主席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在场群众都把红旗红灯高高举起，汇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总部命令毛主席宣读完公告后，阅兵开始。
检阅司令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兼阅兵总司令），阅兵总指挥是聂荣臻。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接受检阅首先由聂荣臻陪同朱总司令坐敞篷车开始检阅。
检阅完，朱总司令回到城楼主席台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的最重要内容为“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因为当时华南的两广海南、华东的福建一部分、西南全部(四川、西康、贵州、云南、西藏)均未解放，新疆虽宣布和平起义，解放军尚未到达迪化(乌鲁木齐)，更不要说还有台湾，所以朱总司令的命令是有针对性的。
命令宣布后，进行分列式。
受阅部队以海军两个排为前导，接着是一个步兵师、华北陆军军官学校、一个炮兵师、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相继跟进。
空军包括战斗机、蚊式机、教练机共14架在全场上空自东向西飞行受阅。
前后历时3小时。
群众游行整个阅兵结束后，群众游行开始。
一批批群众队伍，无不迫切希望走到城楼前，看到衷心敬爱的毛主席。
天很快黑了下来，天安门楼上的灯光突然照亮，上面是一串红橙色的灯，下面好像是三道粉青色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电虹灯，再加上巨大的探照灯光射向全场，灯光闪闪，好似波浪。
焰火在天安门附近三处施放，五彩缤纷，此起彼落。
群众手里举的纸灯、纱灯也都点亮了，广场上是灯的海洋。
等到八点多钟，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才在华北大学之后行动。
队伍慢慢走近金水桥，只听见城楼上扩音器传出“万岁”、“万岁”的声音，才知道是毛主席在回应华大同学的欢呼。
我们紧跟着走过金水桥，大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时才见到城楼上大宫灯前毛主席那魁梧的身躯，他不戴帽子，挥动着手用湖南口音高呼“万岁”，有时还喊“同志们万岁”，这时我们都感到毛主席看见我们了，口号喊得更为起劲，血都要沸腾了。
我们还看到少奇同志，看到他身旁的女同志，我们猜一定是宋庆龄副主席。
我们把手举到头顶鼓掌，主席台的领导人也鼓掌，人民的领袖们真是和我们心连心。
阅兵式共用了2个多小时，受阅部队的人员总计有1.6万多名。
接下来是群众游行。
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工人，京郊农民紧随其后。
后面是机关干部、青年学生的游行队伍。
晚上9时25分，无数彩色的礼花向广场四周发射出来。
首都军民载歌载舞，尽情地欢度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夜晚。
开国大典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宣告了中华民族的新生!礼炮鸣响当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广场上30万人一齐脱帽肃立，抬头瞻仰五星红旗。
这时，大地震动，炮群长啸，齐鸣28响。
礼炮声如同报春的惊雷，在天宇间回响激荡，震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把开国大典上伟大、庄严、团结的气氛进一步推向了高潮。
开国大典的礼炮队来自一支英雄的部队。
1949年8月1日，聂荣臻代表中央军委，把第一面八一军旗授给了他们。
国外一些国家在举行庆典活动时，一般都鸣礼炮21响，就是最高的礼仪。
开国大典为何要鸣28响呢
原来，54门大炮表示当时统计的我国有54个民族，28响礼炮表示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起，领导全国人民，经历了28年的奋斗，才使国家独立，人民翻身当家做主，才迎来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开国大典。
从此咱们的祖国不断繁荣兴旺，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是首先提出来的。
在政协一届会议上，一位代表提出质疑：“在国外，最高礼仪是21响，我们为什么要鸣28响呢
”当时没有人回应。
会议休息时，见到负责开国大典筹备工作的华北军区作训处长唐永剑话题很快进入开国大典的礼炮鸣放问题，问小唐：“你说，放28响有没有道理呢
”唐永健是个文采横溢、学识渊博的才子，他一下就明白了的用意，马上说：“主席，我起草一个关于礼炮28响的说明吧。
”微笑着默允了。
很快，简明扼要的28响说明报告递上来了，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横空出世到1949年，刚刚28年。
28响礼炮就是28年党史的赞礼，这不是极有道理吗
看到这份报告后，在上面用铅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开国大典上，礼炮队由108尊山炮组成，分为两组，一组装填，一组发射，轮流作业，以缩短每响之间的间隔时间。
所以，人们习惯上仍称54尊礼炮。
108尊礼炮一字形摆开，背倚天安门广场，靠在一截古墙边，位置在前门附近。
两分半钟之内，28响无头空炮全部送入空中。
鸣礼炮时，站在观礼台上的华北军区文工团团长刘佳与身边的几位代表兴致勃勃地数着礼炮。
40年后他说，不够28响，有时两发之间的距离很远，有漏响的。
负责组织礼炮工作的特种兵司令员高存信说，决不可能漏响，瞎炮肯定有，但不可能两发炮弹一起哑巴。
建国之后，在开国大典上鸣放过的山炮大部分销毁，有两尊被收藏到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陈列的文物了。
1949年7月的一天，在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
司令员高存信向作战科长许欣之.副科长韩怀志布置任务：组建我军第一支礼炮队为开国大典鸣放礼炮。
许欣之为礼炮队指挥，负责组建.训练.鸣放的任务（高存信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段历史）。
接受任务后，根据要求在驻京各部队中选调54门山炮，组成礼炮队。
炮长均由连.营干部担任，炮手均由班排干部担任。
在先农坛体育场开始了艰苦严格的训练。
按照要求，礼炮28响必须与升国旗.奏国歌同步，共2分零5秒的时间以间隔4秒等速射鸣放。
为了这个目标，在炎炎烈日下官兵们练肿了胳膊喊哑了嗓子，按时要求完成了任务。
共和国第一支礼炮队首次执行鸣礼炮任务是在9月21日晚7时。
许欣之率领参谋复新及礼炮队进入中南海。
9门礼炮在中南海边上一字排开，面向东，为在怀仁堂内召开的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鸣放礼炮。
1949年10月1日凌晨，为在开国大典执行任务，礼炮队开赴天安门，在现公安部门前，54门礼炮炮口冲南，向东一字排开。
按照炮兵作战指挥原则，正职在前方指挥所，副职负责后方阵地。
当年的礼炮指挥所就设在天安门东侧的三座门下，与天安门阅兵指挥部有直通电话，许欣之就在此接受天安门阅兵指挥部的命令。
庄严神圣的时刻终于到了
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随着话筒里阅兵指挥部的命令，许欣之挥动红旗向阵地下达“放
”的命令，礼炮齐鸣。
28响与升国旗奏国歌同时开始同时结束。
礼炮队圆满完成了这一历史性任务。
开国大典第二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饭店宴请出席开国大典的各方面人士。
包括各受阅部队指挥员。
许欣之受邀参加了宴会。
飞机表演1949年的10月1日，年轻的飞行员王延洲驾机参加开国大典，亲眼见证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2005年国庆前夕，已经85岁高龄的王延洲老人回忆起56年前的国庆，仍然兴奋不已：“我们当时是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参加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
”王延洲早年就读于黄埔军校，后在美国学习飞行，抗战中他曾击落过5架日本飞机，是至今仍在世的少数几位中国“王牌飞行员”之一。
座舱里收听毛主席的声音开国大典是下午3点正式开始的，当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时，王延洲和他的队友们正在位于北京郊外的南苑机场待命。
“我刚刚打开飞机座舱里的收音机，就听到了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
56年过去了，这声音还常常盘旋在我的脑海里，就像刚刚听到一样。
”下午4点整，天安门城楼总指挥室负责人油江下达起飞令，17架飞机望见绿色信号弹呼啸升空，在北京上空盘旋待命。
5种机型编队飞过天安门17架飞机中，有9架是P-51型战斗机，2架是蚊式战斗机，3架是C-46型运输机，1架是L-5型通讯联络机，最后2架是PT-19型初级教练机。
17架飞机要形成一个纵队跟进队形通过天安门上空，与地面的坦克队列相呼应。
“17架飞机5种机型，飞行速度相差很大。
两种战斗机的时速是600公里，L-5型通讯联络机和PT-19型初级教练机的时速不足200公里。
但上级要求，通过天安门时必须队列整齐、分秒不差，确实很有难度。
”经过反复摸索和精确计算，飞行队决定起飞的顺序按照先小后大，先慢后快，同时还专门选择了3个不同的航线进入点：战斗机速度最快，从通县进入；运输机为中速，从建国门和通县之间进入；其余飞机从建国门东侧进入。
尽管难度很大，但我们经过多次合练后，可以保证开国大典时万无一失。
下午4点35分，受阅分列式正式开始，“飞过天安门上空时，下面真是一片红旗的海洋。
直到现在，我对这种鲜艳的红色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开国大典受阅飞机共17架当9架领航的战斗机飞过天安门后，油江再次下达命令：“9架P-51再通过天安门一次。
”队长按照原来预定复飞一次的方案，第二次飞越天安门上空。
“从时间上看，我们再次通过天安门时，正好尾随方槐领队的L-5型和PT-19型飞机之后，配合得恰到好处。
后来，好多人以为开国大典受阅的飞机是26架，其实后面9架是重复飞行的。
”王延洲面带笑容，开心地说。
意义国内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国际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表明中国终于是一个自主的国家了，表明中国人民可以从东亚病夫成为龙的传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
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的伟大胜利。
中国的历史开辟了新的纪元。
[1] 选时原因当时中国南方一些地区还未解放，国民党的空军经常袭扰北方，并图谋破坏开国大典。
国民党空军夜航能力不行，在大陆轰炸完后，必须在天黑前返回，如果上午举行大典，国民党飞机飞到北京还能赶在天黑前回去，如果下午举行，国民党飞机就来不及了。
于是开国大典决定在下午举行。
后来随着解放军空军战斗力的增强，拥有了对付国民党飞机的能力，以后的国庆活动就都改在上午举行。
其它相关外国朋友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日期确定的程序与绝对保密性使能出席的外国人少之又少，择何日举行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当时在外交上也是很敏感而举世关注的。
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斯巴诺，算是有幸出席开国大典的仅有的外国朋友了。
大典筹备当时西方通讯社对于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时间，在八九月间已经有了种种揣测：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办事讲究选择吉日良辰，极有可能在占领华南、西南基本统一大陆后，于1950年元旦这天举行仪式，“元旦”是中国人认为一年中最好的喜庆开端日子；在9月27日政协会议宣布将北平改为北京，定为首都消息传开后，也有西方记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有好感，既然中华民族各方面的精英人物都已云集北平开会，或许他们会选择辛亥革命的“双十节”10月10日这天，举行大典的仪式。
关于国名、国旗、国徽、国歌及采用的纪年等开国的诸多事宜，一些书籍和文章都已有详细生动的记述与描写，但关于“10月1日”开国大典日子的选定，至今尚未见到完整、专题及甚为具体的文字记载。
新政协筹备会议在6月15日开始开会，1949年7月7日过后，中共中央就成立了由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
筹委会主要由中央、华北军区与北平市委三方面的主要负责人组成。
筹委会根据中央指示拟定的开国大典有三项内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当时由杨成武与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唐延杰受命主持起草了一个《阅兵典礼方案》。
阅兵方案提供了两个地点供中央最后确定：一个是西苑机场，场地宽阔，展得开，无须阻断交通，但须另搭两三个看台，工程大，且赶不上天安门城楼宏伟状观；另一个就是天安门广场，须断绝交通4个钟头，当时的长安街较窄，不能按照正规阅兵的行进分列式，只能允许横排步兵十二路纵队、骑兵三路纵队和装甲车两路纵队。
周恩来终于在阅兵方案的报告上写下了自己的意见，谈到了开国大典的日期和地点：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日期在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
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
检阅指挥员由聂担任，阅兵司令员请朱德同志担任。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下午3时，主要考虑防止敌机长途奔袭，按照敌机远程飞行袭击的规律，一般都是上午起飞，下午基本不动。
当时，在北京四周远近，华北军区已经布置了有序的高射炮群，严阵以待。
年轻的人民空军也作好了一级战斗准备，并安排了届时在北京上空巡逻的战斗机。
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给受阅部队下了一道死命令：万一发生空袭，一律不能动，下刀子也不能动
万事俱备。
一直保密的开国大典的时间，直至10月1日上午10时左右，才由北京新华广播电台通过电波，向全世界发出预告。
这时，离下午大典正式开始的时间，只剩5个小时了。
这就造成了能有幸参加开国大典的外国人少而又少。
苏联友人赶来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的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是1949年10月1日的上午才乘火车到达北京的，差一点就赶不上了。
周恩来总理和中苏友协会长宋庆龄、副会长刘少奇到前门车站欢迎。
团长是大名鼎鼎的苏联著名作家、苏联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代表团中还有著名作家西蒙诺夫与好些有名的艺术家及高级干部，全团约有40多人。
当时，因为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未能邀请外国的政府代表团或党政代表团参加。
这个苏联的民间代表团，与已经在京的朝鲜人民代表团，加上一个来解放区访问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斯巴诺，算是有幸出席开国大典的仅有的外国人了。
据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开国大典后的1949年10月2日或3日中午，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苏联文学艺术家代表团全体成员。
这该算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接见的第一个外国代表团。
作了长篇的精彩讲话，会见延续了两个钟头。
在师哲的回忆录里，对的讲话作了这样的记述：说：中国所具有的优势之一，就是它有苏联这样一个好近邻，所以中国不是孤立无援的……他的讲话生动活泼，有声有色，使代表团中许多人听到动情之处，激动地流出了眼泪，师哲形容说“出现了罕见的动人的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