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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早上看海峡两岸 主持人李红多次说台湾吴伯雄过来访问 是是作为“执政党”身份来的 我想问问 何为执
县乡人大代表候选人考察主持词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本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满族正红旗人，原姓舒舒觉罗氏，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
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66年8月24日深夜，老舍含冤自沉于北京西北的太平湖畔，终年67岁。
夫人胡絜青（1905-2001）。
中文名： 舒庆春 别名： 老舍 国籍： 中国 民族：满族（正红旗） 出生地： 北京 出生日期： 1899年2月3日 逝世日期： 1966年8月24日 职业： 作家 主要成就： 发表了大量影响后人的文学作品 代表作品： 《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享年67岁，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
满族，北京人正红旗人，人民艺术家。
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
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老舍的作品很多，代表作有《骆驼祥子》、《老张的哲学》、《四世同堂》、《二马》、《离婚》、《猫城记》、《正红旗下》《猫》，剧本《残雾》、《方珍珠》、《面子问题》、《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戏剧集》、《柳树井》、《女店员》、《全家福》、《茶馆》，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出口成章》，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16卷）等。
其中，最著名的是：《茶馆》、《龙须沟》、《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人生经历 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
襁褓之中的老舍，家曾遭八国联军的意大利军人劫掠，还是婴儿的老舍因为一个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难。
老舍九岁得宗月大师资助始入私塾。
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
于1918年毕业。
工作经历 曾任小学校长（北京东城区方家胡同路小学）、中学教员（北京市第一中学）、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师，任教5年。
笔名来历 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絜青、絜予、口青等笔名。
因为老舍生于阴历年底，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含有庆贺新春、前景美好之意。
舒庆春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舍弃；予，我。
含有“舍弃自我”，亦有“忘我”的意思。
“老舍”这一笔名，是他在1926年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首次使用的。
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后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现今人们熟知的“老舍”。
这个“老”并不表示年龄大，而是含有一贯、永远的意思 老舍，合起来就是一贯、永远“忘我”。
他用“老舍”这一笔名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以致不少人只知道他的笔名. 闽剧情缘 1952年10月，全国首届戏曲观摩大会在北京召开。
福建省闽剧代表队晋京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闽剧《钗头凤》中的“赠钗·泣别”一折。
生角名宿李铭玉饰陆游，名旦郭西珠饰唐蕙仙，“福州之梅博士”林芝芳（此雅号是郁达夫称的）反串陆母。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文艺专家出席观看。
老舍看后大加赞赏。
十年后的1962年，老舍偕同戏剧活动家田汉、戏剧家曹禺、剧作家阳翰笙、戏剧理论家张庚来闽视察，路过福州时，五老在省交际处礼堂观看了原福州闽剧院一团演出的讽刺喜剧《贻顺哥烛蒂》。
“闽剧三宝”之一林务夏饰马贻顺，著名小生邱少峰饰陈春生（后由著名小生陈小言饰陈春生），名旦严美丽饰林春香，头牌老生洪深饰王绍兰，名旦傅玉凤饰白恭人，名彩旦黄碧岩饰道士婶。
名丑林务夏的表演自然含蓄，清淡脱俗，雅中含趣，成功地塑造了闽剧舞台上的“悭吝人”。
五老对他的表演十分赏识。
演出结束时，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
第二天，五老邀请林务夏老师一道上福州鼓山涌泉寺开座谈会。
会上，他们对剧团几位主要演员的表演十分满意，予以很高的评价。
老舍先生欣然赋诗一首赠给林务夏老师。
诗曰：十年尚忆钗头凤，今日欣看烛蒂哥。
宜喜宜悲情更切，轻愁微笑澜春波。
1987年9月下旬，福建省闽剧实验剧团赴港参加“中国地方戏曲展”。
林务夏老师为随团顾问，其弟子朱善根在《贻顺哥烛蒂》中饰马贻顺，他深得老师的艺术真谛，大受港台观众欢迎。
1996年，82岁高龄的林务夏为了庆祝福建省闽剧老艺人之家建家十周年，重施粉黛，再演《贻顺哥烛蒂》中的“说亲”，名旦周淑琴（大扁）饰道士婶。
务夏师的风采不减当年，博得领导、专家和同行的赞美。
1997年三月，福州西子湖畔春光明媚。
福建省电视台正为著名闽剧表演艺术家林务夏老师拍摄专题片。
笔者有幸与剧作家陈明锵先生（《贻》剧二稿作者，原著邓超尘）及林老的学生杨铁城、朱善根应邀参加。
专题片需要将老舍先生赠林务夏老师的诗，书写成中堂。
我自告奋勇，书写一幅。
后因务夏师要我用草书再写一幅挂在卧室，我实在不擅草书，就是楷书也不堪补壁，只好向我省著名书法家、擅写草书的陈清狂老师索求墨宝。
幸蒙清狂老师示复：“光耀兄，遵嘱书中堂一幅。
老舍为我国文学大师，务夏师亦我闽剧名丑，二人均名闻天下。
弟随骥尾，欣然作书。
润笔随意，不可因市场经济忘了老朋友也
匆此，即颂，文礼。
弟陈清狂5·30”不几天，清狂老师大作问世。
务夏师满意之余，向我们致以感谢之忱
于今，这幅老舍先生的诗仍挂在已故的林务夏老师的房间。
家庭成员 妻子：胡絜清，满族正红旗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
1958年受聘于北京中国画院，为一级美术师。
历任中国画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满族书画研究会会长、北京文联顾问、中国画研究会顾问、北京中国花鸟画研究会顾问等。
大女儿：舒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编审，；儿子：舒乙，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二女儿：舒雨，教授；小女儿：舒立。
个人作品 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他自己说：“我终年是在拼命地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
”正因为如此，他勤奋笔耕，创作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二马》《龙须沟》等大量文学作品，创作的短篇小说《月牙儿》、《断魂枪》 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崇高赞誉，受到人们的喜爱。
其中，多个作品被编入小学课本，如《我们家的猫》《北京的春节》等等。
“舍予”“老舍”，就是他一生忘我精神的真实写照。
曾经担任齐鲁大学等名校教授。
一生主要作品有：《猫城记》《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及未完成的《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茶馆》等,还有很多著名的文章，如：《济南的冬天》等被选入小学中学的课文中。
其中《茶馆》极为著名。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 老舍在伦敦大学侍奉老母，规规矩矩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
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
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
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
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
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做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
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
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
1930年回到中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老舍的写作风格： 1、北京的风俗文化、市民形象、的人生步履与作者的主观情愫水乳交融，三位一体，调配出老舍小说特有的“北京味儿”。
2、以通俗化得幽默为重要特征的讽刺色彩，是老舍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
这一特色是狄更斯等英国讽刺小说中夸张、廓大、漫画化的讽刺手法与北京市民文化中的“打哈哈”两者糅合而成得。
这种幽默既是以笑代愤，又是一种自我解嘲，即老舍自己所说的把幽默看做生命的润滑剂。
3、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这种地方特色是以北京市民语言及俗文学语言为原料，加以煅烧锤炼的结果。
语言平易而不粗糙，俗而通雅，清浅而又韵味十足。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
1924年夏，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并从事文学创作。
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17卷第7号上连载时，署名为“舒庆春”。
但自定8号起连载上的署名改为“老舍”，直一小说全部载完。
这标志着老舍文学创作道路的开端。
接着，又发表了《赵子曰》 《二马》，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
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
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
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
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
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他作出了新的抉择。
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
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
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
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
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9年，老舍取道新加坡回国。
在新加坡写了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描写了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侨少年与各被压迫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反对强权奴役的故事，体现了团结奋斗、强国救民的思想境界。
1930－1936年，老舍先后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
此间，他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日 本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明湖》，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抒发愤慨。
在这部小说里，他第一次描写了共产党人的形象。
此后四年，他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 。
还出版了包括《黑白李》《微神》等15部短篇小说在内的短篇小说集《赶集》以及幽默诗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
1936年老舍辞职，从事专业写作。
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
他先后编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蛤藻集》，收入中短篇小说17篇。
创作了《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我这一辈子》《老牛破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杰作《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
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坠落的故事，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老舍告别妻子，只身前往武汉，投入到文艺界的抗日洪流之中。
在1938年成立 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担任负责人――总务部主任。
之后，又转到重庆，“文协”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坚持七年时间，直到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
老舍以满腔热情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团结各个方面的文艺家，共同致力于推动抗战的文艺活动。
并以笔为武器，进行多种文艺形式的创作。
长诗《剑北篇》用大鼓体写成， 《王家镇》《忠烈图》用京剧形式写成，《残雾》《归去来兮》《面子问题》用话剧形式写成。
先后出版了短篇集《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偷生》和《惶惑》。
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杂文、散文、诗歌。
1949年10月，老舍回到祖国。
创作话剧《方珍珠》。
1951年，又创作了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龙须沟》。
该剧上演后，老舍获得了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之后，他还 老舍在写作创作了歌剧《消灭细菌》《大家评理》，话剧《生日》《春华秋实》等。
建国后，老舍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他先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职。
自1950年至1955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话剧、京剧、儿童剧。
其中话剧《茶馆》把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我国戏剧艺术殿堂的一颗璀璨明珠。
1961年至1962年，老舍创作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
遗憾的是未完成，就被迫停笔。
文革中，同许多老一辈爱国文艺家一样，老舍遭到了恶毒攻击和迫害。
1966年，他被逼无奈，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享年67岁。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
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
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
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
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
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
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
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
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
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5年。
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
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
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
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 的高潮。
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
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
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
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
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
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
《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
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
《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
《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 《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
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
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
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
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
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
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
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了。
”(《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
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
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
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
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
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
这 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
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
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
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
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
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
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
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
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
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
《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
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9日抵达天津。
“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
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备注：这是本人的研究哦
谁知道对于包装印刷行业的周年庆典怎么主持啊!
现在有专业的“庆典公司”，去请专业人士就不用你自己操心了
我要写一篇演讲稿，关于热爱学校的，XXX，我人生的加油站
怎样构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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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托了
你看看，自己调整下，能不能给你作参考：三次结缘：华东师大是我事业和人生历程的加油站——记上海市七宝中学校长仇忠海校友“七宝中学能够创出自己的特色，源于理念的更新和实践的创新，而这个源泉又来自于华东师大。
母校的帮助和支持始终是我事业和人生历程的加油站；我从心底里感激华东师大。
”——仇忠海一提到仇忠海，大家总是会想到七宝中学。
当1994年的七宝中学处于低谷时，正是仇忠海临危受命，在短短的几年中带领七宝中学走出困境，创造了一个个“七宝奇迹”。
无论是仇老师提出的“全面发展、人文见长”的教育理念，还是开展中学生研究性学习的教育思想和学校管理实践，都已为教育界所熟识。
在采访仇老师之前，我脑海里一直在思考：作为华东师大的校友，是否可以从校友这一特殊的身份作为切入点去了解他独特的一面呢
国庆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当我走进七宝中学校长办公室是，正值仇老师与学校领导班子的几位成员在讨论学校的一些事务，我便在边上等了一会，而这等待的时间也给了我聆听、观察和体验他如何管理学校的绝好机会，也深刻感受到他在那种快节奏工作状态下的应对自如和游刃有余。
谈及与华东师大的缘分，仇忠海用“三次结缘、事业和人生历程的加油站”来概括。
从1976年10月插队结束踏进师大校门参加教师培训的那一刻起，他便与师大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在1996年、2000年，身为七宝中学校长的他又先后两次来到校长培训中心学习。
与华东师大的三次结缘造就了仇老师不一般的事业和人生历程。
初进师大：人生的转折点仇老师是七宝中学68级的高中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读完高一之后就到了吴泾塘湾插队，这一插队就是八年。
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当年10月他获得了难得的进入华东师大师资培训的机会。
“华东师大，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当我踏进校门时，花园似的校园就让我沉醉不已。
在师大为期一年的培训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由农民变成了教师。
”“在农村插队的8年锻炼了我的意志，农民们的纯朴感染了我；这使我懂得了感恩，为我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更体会到了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
”在短短一年的物理学科培训期间，他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的啃书，在教室里听过李政道的报告，还参加了许多学校的大活动，学到了知识，拓宽了视野；而让他更难以忘怀的是在师大遇到了很多好老师，从老师身上体会到了什么是敬业精神、什么是关爱学生以及如何去关爱学生。
1977年10月，仇忠海回到塘湾中学当物理老师。
当时师资紧缺，他一回来就被安排教高三学生。
由于高中才上了一年，而在师大培训的主要课程是大学物理，很多高中教材的内容自己都没学过，那他就边教边学。
那时候只有简要的考试大纲，没有高考参考书，老师们也不是很清楚高考考什么内容，也没有专门人员研究高考，而当时仇老师手头上也只有三套书——物理教学丛书、重点中学物理教材和物理辅导资料，他便靠着自己边看书边做习题汇总成一张张练习卷。
“当时真的很苦，常常是做卷子做到凌晨2点，然后第二天在课堂上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告诉学生。
那时候我是住在学校的，和学生都生活在一起，完全沉浸在工作中，有时候兴奋了，早上六点多就到学生宿舍跟学生交流。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大年初三我就到学校准备备课了，那时我也真正享受到了为人师者的快乐。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第二年的高考中，仇老师所带的班级里的12个学生有8个考进了大学，其中最好的学生厥波物理考了97分（总分100分），进了交通大学，现在是市南供电局局长。
“农村中学能有这么好的成绩着实让很多人刮目相看，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我也从中获得了更多的自信。
”正是凭着这股自信，仇老师总能在教学和学校管理上找到合适的独特做法，并取得不俗的业绩。
1984年10月，他被任命为塘湾中学校长，并在较短时间内将这一薄弱农村中学带上区域品牌学校行列；1988年，他被调任友爱实验中学校长，再次在较短时间内将学校转变成为上海县办学成绩突出的初级中学。
再进师大：教育理念的全新拓展1994年9月，仇忠海被调至闵行区内唯一的一所市重点中学——七宝中学，而此时的七宝中学正处于低谷，仇忠海可谓是临危受命。
如何带领七宝中学走出低谷、再度崛起，进而成为上海市重点中学的品牌学校之一，这是他苦苦思索的。
这时，他也接到了华东师大中学校长培训中心第九期的培训通知书；但如果参加培训，就要脱产近三个月，而自己刚到七宝中学担任校长，学校发展又面临着困境。
纵然觉得能到校长中心培训是很好的机会，但学校更需要自己；权衡之下，仇老师毅然选择了暂时放弃这次机会。
然而，在做出决定的那一刻，他已经暗下决心——要带领七宝中学尽快走出困境，要尽快再次跨进华东师大的大门。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在仇忠海的带领下，经过七宝中学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1996年，学校获得了很大的改观。
在这两年里，在寻求学校走出困境的过程中，他看了很多教育和管理类的书籍，也考察了很多学校，获益颇多；同时，他也更加深刻的意识到，如果有机会系统学习教育和学校管理知识，他的管理水平和办学理念定会更上一层楼。
机会总是青睐有所准备的人。
1996年9月，他走进了华东师大校长培训中心，成为了12期学员中的一员。
在课堂上，袁振国、陈玉琨、戚业国、夏忠益、霍益萍等老师在课堂上讲解的内容把他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教育世界，而仇老师的可贵之处便在于将这些全新的教育理念消化后迅速贯穿于实践之中。
12月，刚接受完培训的他回到七宝中学后，迫不急待的把他所学到的东西与学校的老师共同分享。
经学校师生一番“头脑风暴式”的讨论，七宝中学确定了“全面发展、人文见长”的教育理念。
从此，学校高举起“人文教育”旗帜，以人文的方式构建学校课程、推行学校管理、建设学校文化，以培养具有人文精神和较高文化品味的学生。
1998年秋季，作为校长培训班的优秀学员，仇老师参加了华东师大教育部校长培训中心举办的第二期高级研修班，与来自东北育才中学、辽宁省实验中学等11所全国知名高中的11位校长在宋永刚（现教育部师范司副司长）、陈玉琨和霍益萍等老师的带领下赴德国和法国进行考察，在14天的行程里访问了21所中学。
虽然行程很紧、很辛苦，但是这些学校对学生能力培养的方式给了仇老师颇多触动。
在采访过程中，仇老师谈到了一个细节：“在法国一所高中访问时，因为是周三，全校安排的是活动课，校长抱歉的说不能安排我们正常的听课了，但如果我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进入任何一个教室观摩活动课。
于是，我就进入了一个班级。
该班级正在开展以‘世界上孩子的营养状况’为主题的活动，学生都是在活动课之前的几周就分成7个小组，带着做课题、做研究的意识搜集了很多资料，还有实地调查，然后做成ppt在活动课上演示，其中有的观点和数据时不时引来其他同学的驳斥和争论，整个活动非常生动活泼，学生的积极性也很高。
这堂课对我的影响很大，我震惊于这样的活动形式，震惊于学生能力培养的方式。
当时一直困扰我的如何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研究意识在这里找到了答案。
”回国后，仇老师与校长培训中心的霍益萍、戚业国、张人红等老师一起设计研究性课程大纲，并于99年底基本完成。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华东师大等相关专家的指导下，七宝中学在每个星期五天正常教学时间中拿出一个完整的半天，逐步建设了以“文艺与人生”、“人与自然”、“上海的今天与明天”和“人与社会”等为主题的学校研究型活动课程系列，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社会，向实践学习，在实践中培养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创新能力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开放性主题活动课程”被教育部领导称之谓“研究性学习最有推广价值的模式之一”，成为国内研究性学习的四大模式之一。
三进师大：办学理念进一步更新2000年6月，仇老师与华东师大第三次结缘。
他参加了教育部首届全国骨干校长研修班（共4期），随后又参加了教育部首届全国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从4期中选出28位校长参加高级研修班，相当于博士生层次的培养）。
华东师大要求参加研修班的每位学员在结业时要有自己的学术成果，仇老师决定以七宝中学的实践为基础，以“人文·德育” 为主题开展研究，在与老师和学员的交流中受益匪浅。
在交流和学习过程中，仇老师的办学理念也进一步更新：学校的发展要重视内涵，要重视教师培训和校园文化建设，要淡化宣传、发展内涵、不断创新。
七宝中学从具有可操作性的创建校园文化节日做起。
读书节、感恩节、狂欢节等8大校园节日不仅丰富了全校师生的校园生活，也成为校园文化建设和开展德育的重要阵地，构建了富有人文教育特色的学校德育体系，形成了“将道德融入文化浓场，将德育置于人文沃土”的学校教育模式，为探索如何形成学校、家庭与社会和谐统一的大德育环境，如何运用人文教育提高中学德育的实效性走出了一条新路。
学校的《实践人文教育、提高德育实效》被中央教科所评为全国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学校同时也被授予中国教育特色项目学校。
我到七宝中学采访的那天，一进门我的视线就被第四届读书节的海报栏吸引了。
该届读书节的主题为“读书——让梦想插上翅膀”，引言部分为仇老师的致辞，其中说到：“你们正值‘书生意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春年华，应该有激情、有梦想、有追求。
如美国著名诗人兰斯顿·休斯在一首诗歌中写的：‘牢牢抓住梦想\\\/如果梦想破灭\\\/生活就像折翅的小鸟\\\/不能展翅飞翔
’”而真正带领学生插上翅膀的是推荐的书目，如林语堂的《中国人》、周国平的《守望的距离》、周作人的《艺术与生活》、伏尼契的《牛虻》、拿破仑的《成功之路》（美）、覃彪喜《读大学究竟读什么
》、江明武的《周恩来的历程：一个伟人和他的毕生事业》、陈善广主编的《中国航天员风采》、陈文谦的《英语成语背后的故事》、韩寒的《就这么漂来漂去》、培根的《读书的情趣与艺术》、《中华传统美德格言》、《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等。
通过这些书目不难想象出读书节带给学生的影响，它不仅能引导学生博览群书，培养学生“爱读书、读好书”的良好习惯，还能让学生在阅读中放飞理想、感悟历史、体验社会、了解科学、拓展思维、憧憬未来。
正如一位七宝中学高二年级学生所说：“读书节上推荐的书目看似与我们的高考科目没有直接关系，但通过阅读我了解了更丰富的世界，学到了许多在课堂上很难获得的东西。
我现在正在读《读大学究竟读什么》，这让我更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周恩来的历程：一个伟人和他的毕生事业》使我懂得了人生和事业都需要自己不懈的努力。
”这位学生的感触正是开展读书节活动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也是学校德育成效的体现。
学校管理的三要素：共同的理念、制度和领导班子对于仇老师的学校管理，可以从共同的理念、制度和领导班子这三个要素加以阐释。
共同的理念是学校发展的灵魂。
一位学生家长在毕业典礼上说他记得仇老师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以同样的分数考进同一所大学，那么七宝中学的学生综合素质一定比其它学校的更优秀。
”这样的自信来自哪里
大家可能惊叹于七宝中学创造的一个个奇迹，其动力来自哪里
当我们走进七宝中学、走进仇老师，不难发现，其最终的动力在于“全面发展、人文见长”这一理念，它是七宝中学发展的灵魂所在。
各类学生成才是学校的目标，要关心每一个学生，着眼于学生未来的发展；老师们要时刻以“好老师”的标准要求自己；学校高举起“人文教育”旗帜，构建学校课程、推行学校管理、建设学校文化、培养具有人文精神和较高文化品味的学生等；这些无不体现了这一共同理念。
制度是保证学校有序、高效运作的机制保证。
自1996年办学思想确立、常规管理制度建设完善和第一个学校发展规划制订始，七宝中学就致力于将多年有效的办学经验沉淀、积累、提升，将这些好的做法程序化、操作化、规范化、制度化，不断丰富了学校办学实践，进一步丰满了“人文见长”的办学思想。
现在，七宝中学已完成“中长期发展规划”、“学校典章”、“形象设计”和“民主管理制度”等现代学校核心制度的制订工作，并在2005年正式出版了《七宝中学现代学校核心制度建设》，为国家教育“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理论与实践作出了新的贡献。
团结有力的领导班子是学校发展的推动者。
仇老师说，学校管理是一门艺术，而领导班子的团结程度和素质是提高学校管理水平的关键。
他在与文莱中学（七宝教育集团所属中学之一）的一位负责人谈话时说到：“作为领导，必须要具备一些基本的素质，如不要浮躁，要心胸开阔、学会宽容。
校长要引导领导班子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这是产生团队力量的前提。
对于一些新的做法一定要让师生理解它们的意义所在，还要让老师做力所能及的事，不能超越他们的水平。
我在塘湾中学和友爱中学都做过校长，后来又到七宝中学，深刻体会到老师的素质和水平是不一样的。
”领导班子要学会换位思考，要从师生的角度思考，关心、体贴、爱护广大教职工和学生，积极创设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使每一位教师都能够发挥才智，实现自身价值；使每一位学生都能发挥自己的潜能，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
仇老师的领导风格和管理的游刃有余无不印证了这一切。
在七宝中学这个教育的大实验场上，“全面发展、人文见长”、学生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这些新的教育理念与实践实现了完美结合，也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让人感叹不已。
但仇忠海老师自己对此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七宝中学能够创出自己的特色，源于理念的更新和实践的创新，而这个源泉又来自于华东师大；我也对这几年的努力颇感欣慰，我可以自豪的说自己没有辜负母校的厚望。
我从心底里感激华东师大，感谢我的导师陈玉琨，感谢校长培训中心的其他老师，师大的帮助和支持始终是我事业和人生历程的加油站。
”采访即将结束时，作为华东师大教师教育特聘教授的仇老师还谈到了华东师大师范生培养的“4+1+2”模式，他认为这是提升高校学生培养层次的有益探索，他也相信这一培养模式的实施将使华东师大教师教育特色得以进一步的推进。
仇忠海校友简介：仇忠海，男，1949年3月生，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在华东师大物理学科师资培训班进修，1996年至1998年于华东师大校长培训中心进修，2000年6月于华东师大参加教育部首届全国骨干校长研修班及教育部首届全国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现任七宝中学校长、党委书记，上海市特级校长、中学特级教师，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特聘教授，教育部校长培训中心兼职教授，上海市高评委学科评审组专家，上海市重点中学校长联谊会副会长，市十二、十三届人大代表，十二届人大主席团成员，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劳模。
自1994年以来，获得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十佳“我心目中的好校长”等区级以上各级各类荣誉称号（证书）60多项；2008年教师节前夕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第二届“上海市教育功臣”的光荣称号。
著有《研究性学习模式探索——开放性主题活动课程的理论与实践》、《人文·德育——将德育根植于人文沃土》、《感恩教育——上海市七宝中学的实践活动》、《星期五：一生回味》、《教育教学故事》、《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学教育教学案例》、《中学管理实务》和《七宝中学学校核心制度建设》等；先后主持六项上海市级规划课题和一项全国规划课题，其中《实践人文教育、提高德育实效》被中央教科所评为全国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其余分获上海市一等奖和二等奖。
中国普通话的由来
广义的普通话至少也有3000年的历史了，狭义的普通话也至少有300年（1728年雍正王朝以北作为官话）的历史了。
普通话的历史根据研究和史料来看普通话的由来最早要追溯到汉民同语的产生，但这只是普通话形成的一个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的汉民族共同语才叫普通话，同时也是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通用语。
中华民族共同语是中华民族内部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是识别一个独立民族的标志之一。
（一）中华民族共同语1. 雅言汉语自古以来有方言，同时也有共同语。
汉民族共同语最晚在上古的夏商周时期就产生了时的民族共同语叫“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
根据历史记载，春秋时候孔夫子时代管共同语叫雅言。
孔夫子的出生地用现在的地理方就是山东人。
孔夫子有三千多徒弟来自当时的各地，古代也有方言，各学生都讲自己的方言，孔夫子讲课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来自各地的学生都听得明白呢?因为当时有共同语叫雅言，所以孔夫子在讲学的时候用雅言，这样交际没有什么障碍。
这种叫做“雅言”的共同语言便是普通话的由来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