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孝道主持词
中华孝道主持词【篇一：主持词孝道文化】张桥镇“践行孝道文化”演讲比赛主持词开场白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隆重举______________________为主题的演讲比赛，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不管社会如何进步，经济实力如何发达，这种美德什么时候都不能丢。
孝道是古今社会永恒的主题，弘扬传统孝道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敢有伤。
父母给予了我们生命，含辛茹苦将我们抚养长大。
羔羊知跪乳，乌鸦会反哺，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将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做一个尽孝的人。
结束语“孝，乃百行之本，众善之初也。
”孝不分老少、富贵贫贱，是人人可行可做的。
愿我们能牢记这些话。
及时把握行孝的机会，切莫等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恸，至此追悔已迟。
朋友们，让我们从今天做起吧
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建筑心中永恒的爱的殿堂，共同在繁忙的工作和学习中，抽出一点时间，把孝心带回家，让父母和长辈们沐浴最温暖的爱的阳光
【篇二：弘扬中华孝道示范基地揭牌仪式主持词】“弘扬中华孝道示范基地”揭牌仪式主持词（2014年12月20日）各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上午好
今年9月21日，秦栏镇寿昌广场被全国敬老主题教育活动组委会办公室、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确定为全国“弘扬中华孝道示范基地”并授牌，全国共有14家单位获此殊荣。
今天，我们在寿昌广场隆重举行“弘扬中华孝道示范基地”揭
中华孝道故事演讲稿100字
老，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是，孝心?孝道。
是谁教会了我们吖吖学语? 是谁用甘甜的乳汁辛苦地哺育我们? 又是谁将自己的年华飞逝换来了我们成长着的生命? 是父母!人们说：母爱如水，滋润生长;父爱如山，遮风挡雨。
我觉得，父母对我们的爱就像一杯咖啡，静静地向周围弥漫特殊的芳香，它的味道稍带苦涩，而它的糖份却积存在杯底，只有喝到最后，才能品出它那香甜的滋味。
仔细回想，夏天那一盘甘爽的西瓜，冬天那一杯温热的牛奶，学习时那一句关心的问候，玩耍时那一声小心的叮咛……父母总是在暗处默默地做我们成长的基石，多少苦累，却从未说过一次。
对于如此莫大的恩情，我们怎能不给予回报呢? 苏辙曾说：慈孝之心，人皆有之。
还记得2004年感动中国人物田世国吗?田世国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但他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回馈给病危的母亲。
母亲的生命也许依然脆弱，但是孝子的爱已经坚如磐石。
古语道：百善孝为先，孝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品质。
只不过，有些人的孝心被生活的飞尘所掩盖了。
可是在我们同学中，不孝敬父母之事时常发生，有些同学厌烦父母的唠叨，常常与父母顶嘴，殊不知，那些唠叨满载着父母的爱;有些同学从未关怀过父母，把父母当成自己的金库，殊不知，爱不是无底洞;有些同学视父母的爱为理所当然，殊不知，父母也需要爱……这样的事时常发生，不由得令人心忧。
乌鸦能反哺，羔羊会跪乳，而我们，新时代的中学生，难道真的不如乌鸦，不如羔羊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却能引发我们的深思。
孝心，并非是长大后才有的责任，也并非是用金钱就能弥补。
孝心的终极奥义，就是爱。
孝心其实很简单，比如，为家里清扫一次房间;为母亲倒一杯水;为父亲捶一次背……这是多么简单，可是同样是这些小事，却能让父母感动很久很久。
孝不需要山珍海味，同样也不需要千万豪宅，也许你的孝心不豪华，只是一次5分的作业，一张100分的试卷。
但是，我相信，父母一定会接受它，因为，这里满载着真诚的爱!这才是给予父母最好的礼物! 当然，我们要孝敬的不仅仅是父母，还有关心、疼爱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人。
对于他们我们同样也要敬孝心，讲孝道。
同学们，让我们从今天做起吧!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建筑心中永恒的爱的神殿，共同在繁忙的学习中，抽出一点时间，把孝心带回家，让父母，长辈们沐浴最温暖的爱的阳光! 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
以孝道为主题写一篇开场白5060字
俗话说“滴恩，当涌泉相报。
”更何母，亲友为你付出的不仅仅是“一滴水”，而是一片汪洋大海。
是否你在父母劳累后递上一杯暖茶，在他们生日时递上一张卡片，在他们失落时奉上一番问候与安慰，他们往往为我们倾注了心血、精力，而我们又何曾记得他们的生日，体会他们的劳累，又是否察觉到那缕缕银丝，那一丝丝皱纹。
或许一声祝福对自己算不了什么，但对父母来说，这声祝福却比什么都美好，都难忘，都足以使他们热泪盈眶
曾参以孝为一切道德的根本与总和，以孝统帅一切伦理道德。
认为孝不只是个人行为和治理家庭的准绳，也是治国平天下的基本纲领，是天经地义、永恒普遍的基本原则。
与如今科技进步发达的社会相比，似乎古代人们对“孝”的理解更为深刻。
为了增强现代学生的孝道观，中国科技大学的以为老师还特意为大家布置了一项特殊的“寒假作业”，那就是让同学们回家为父母洗脚，但是能完成“作业”的同学却很少，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很奇怪，有些不好意思，觉得似乎太形式化了。
不错，它的确是一种形式，但它是种可以衡量我们给予父母的爱是不是也像父母给予我们的爱那么多的一种形式。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为父母洗脚，那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我们可以为他们过生日，即使没有任何礼物；我们可以陪他们好好的吃一顿饭，即使没有大鱼大肉；我们也可以了解父母的鞋码，为他们买双鞋子，即使它不是名牌。
这些平凡的事，当我们真正用心去作了以后就能体验到它平凡了。
“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尊重老人是全球各社会、各个文化道德中永恒的主题，不论古今、中外，人同此心。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社会稳定。
而孝，正是调节家庭关系的一剂良药。
一个孝敬父母、品德高尚的人，必是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效忠国家的人。
从孝出发，才能家和万事兴，才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座的所有朋友，让我们为父母尽一份孝心吧。
也许是一处豪宅，也许只是一片砖瓦。
也许是一桌山珍海味，也许只是一顿粗茶淡饭。
也许是数以万计的金钱，也许只是一枚含着体温的硬币……无论用什么方式来回报,无论这种方式是丰厚还是微薄,只要是向父母献上一份孝心,这种感情都是无比珍贵和美好. 孝,是稍纵即失的眷恋,是无法重视的幸福,是一失足成千苦恨的往事......谁言寸草心,报的三春晖,让我们永远记住孝心的存在,记住孝心是无价的.
结婚出发前祭祖程序
结婚祭祖，是中式传统婚俗重要流程之一，百姓大多看重并且恪守。
这一源远流长的风俗，给百姓家喜庆热闹的婚礼，增添了几分庄严和肃穆的色彩。
归纳起来，结婚祭祖有三种情形： 一是新郎祭拜自己的家族先人。
旧时，结婚的前一天傍晚（也有的在结婚的当天早晨），喜主（新郎的父亲或长辈）备好香、纸、蜡等祭品，领着新郎来到家庙祠堂或祖坟上香、烧纸、磕头，并由喜主念叨：“某某结婚，请列祖列宗回家吃喜面、喝喜酒”等等。
其实，这也是“请列祖列宗保佑家族后人婚事圆满顺利”的一种愿望。
“文革”期间家庙祠堂被拆毁，表面上看此俗已废，但在当时的确有一些家庭，子女成婚之日依然在家里偷着祭祖，只是不让外人知道罢了。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此俗逐渐恢复，有的按旧俗到祖坟地上香烧纸磕头祭拜，有的在家谱或先人的遗像前鞠躬祭拜。
二是新郎祭拜女方的家族先人。
老辈子年间，结婚的当天上午，新郎迎娶来到女方家里后，即在“毡迎客”（男方）和“送亲客”（女方）的陪同、指引下，郑重地跪拜女方的家谱或先人牌位。
新郎作为“半拉儿”的身份，祭拜女方家族宗亲，既表明自己从此正式成为女方家庭的至亲，也是敬重和缅怀女方先人的一种形式，无可非议。
改革开放以来，旧俗尽管依然存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村子发生的变化也比较大，现在不少的新郎进门以后，已由过去的上香磕头祭拜，简化为“三鞠躬”。
当然，新郎进门以后究竟祭拜与否，关键要看女方的家里是否有祭拜的准备，有则拜，无则免。
三是上喜坟。
所谓“上喜坟”，就是在结婚的头一天傍晚，或在结婚的当天早晨，喜主领着新郎，携带红色或粉色祭品，在亡故的亲人坟头上压红色或粉色纸，在坟前上红色香，烧红色或粉色纸，“浇奠”红酒。
蓬莱境内的北沟、大辛店一带，有些村子将这种祭奠称之为“上喜坟”。
上喜坟的风俗现在尽管不普遍，但在乡间仍见其踪。
结婚祭祖，同清明节扫墓一样，并非封建迷信，而是借婚姻大事之机，缅怀血脉相连的骨肉亲情，教育儿女不忘自己的“根”，这完全在情理之中，也是中华传统在民间婚俗中的具体体现。
为什么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盛行
南北朝时期的佛在三国瓦解之后，（公元265316年）曾经想重新统一中国，但接着却因蛮族的入侵而又一次分裂为南北朝（公元317—589年）。
在这个时期，南方与北方的文化和宗教生活都越来越显出了重大的差异。
南方的建康是六朝（公元222—589年）的首都，它坚持国家的正统；北方却是杂凑的许多国家，兴亡相继，大小不一，但都是异族人而又都多少有些汉化，都称为帝国，而都城各异，但主要仍是都洛阳和都长安。
毫无疑问的是，从体制上来说，这种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有利于佛教的普及。
异族人没有汉族人那种反对外国宗教的偏见；相反地，比如公元333—349年统治过匈奴后赵王朝的嗜血的暴君石虎，就这样说过：为什么外族人不欢迎一个外族上帝，甚至也为了他们的汉族臣民
①佛教最初因为它的魔力和占卜术而受到珍视，这也是它的代表们所引以自豪的；当佛教最初介绍到日本和西藏的时候，它也在那些地方起着同样的作用。
佛教僧侣变成了野蛮民族酋长们的顾问；这方面的第一个例子便是佛图澄，这位西域僧人于公元310年正当洛阳被洗劫而西晋政府逃亡的前夕来到了洛阳；他供职于后赵王朝，被人们全身心地尊奉为法师和神圣。
①可是，他也是道安的师傅。
后赵王朝据有中国的东北部。
在公元4世纪的下半叶，北方的权力中心移到了长安，另一个蛮族——即原始藏人的苻族——在这里建立了中文名字的苻秦王朝。
②这些以领土征服而与中亚相接壤的强大的波斯式统治者都皈依了佛教，因此许多外国宣传家带着大队翻译人员前来向他们宣教。
翻译人员最初是在道安的指导下工作，后来从公元402年起又在伟大的鸠摩罗什领导下工作；关于后者，我们回头再谈。
在中国南方，佛教的中国化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仍在进行下去。
官方正史不是没有恶意地渲染了南方朝廷和浙江显贵——特别是梁武帝（公元502—549年在位）的佞佛行为，他纵情地对僧人滥加施舍，因而引起了儒术官吏们的一片抗议声。
他的朝臣们在向僧徒、佛教社团组织及其庙宇布施时，夸耀豪富，争相以压倒对方为能事。
梁武帝是第一个开办“四部无遮大会”的人，这有些类似印度僧伽每五年一度的大法会，因而所费不赀。
无遮大会在公元529年举行时，据说参加者逾五万僧尼和善男信女。
皇帝穿长袍祈祷，他的众臣下以10亿钱赎金从僧伽把他赎回。
当533年无遮大会举行时，据说有30万人参加，均得“法定布施”的丰厚财物和饮食；会上还有娱乐奇观，展示了驯象等等。
有几种材料还说到佞佛的贵族们所乐此不疲的做法，即舍身给寺院，再用现金付给僧伽来赎身。
①这种自己献身的办法走得甚至比印度的做法还远。
有些狂热分子断残肢体，甚至把自己的整个躯体都作为祭祀的奉献，因此被儒家人士视为亵渎神明；还有些人则舍身自焚；②这种自杀的方式直到不久以前还存在于中国和越南，其目的或者是想避免天灾或战争，或者是用作政治讹诈的一种形式。
在印度，大乘教英雄们的赎罪的自我牺牲多半是神话式的，但是，现实主义的中国人却把这些传奇当做真人真事，他们总是渴望要做到言行一致。
关于这种拘泥字句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它具体表现于儒家的古老品德“诚”字之中（在语源学上，这个字的写法意味着“已诺必诚”）。
就教义方面来说，印度一位大师于公元546年来到广州，于是南方经义出现了一大转折点。
此人即是真谛，一位原是有极高教养的婆罗门教徒，后来皈依了佛门。
③他通过扶南（Bnam，下柬埔寨）而来，随身携带240捆梵文贝叶经。
在使南中华不得安宁的政治动荡中，他借助于口译者和有学问的高僧以其余年翻译和解释了这些经文；后者对他的译文写下了注疏，也摘取了这位大师的教导作为评注夹杂在译文之内。
它的大部分经文属唯识宗（vijňā-na-vāda），也称为瑜伽行派（yogācāra）。
在中文里它被特称为法相宗（dharma-laksana），因为它着重分析认识的材料，而不太着重设想无分化的绝对——万物的本质（法相，dharmatā）——的综合方面。
这种分析式的认识论，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崭新的东西。
它最初是在6世纪之初通过北方的印度大师们所作的翻译介绍进中国来的；它在北方曾引起很活跃的辩论。
它特别讨论的是所谓的基本知识（阿赖耶识，ālaya-vijnāna），这个学派对基本知识的论证比对产生于感觉的经验主义知识的论证要更深一些（或者更高一些）。
这种精妙的心灵本质论，即“贮藏”事物的“种子”（它们使因果报应得以连续下去）的下意识行为只有使中国人手足无措。
它是好是坏
是真是假
是纯洁的还是不纯洁的
这个问题当时正在中国北方进行讨论，正巧传来了真谛的新译文和他的教导，因而更加促进了辩论的复杂化和尖锐化；因为真谛还在他的学说体系中加入了一个更升华了的认识论范畴——即纯洁无瑕的知识（无垢识；阿末罗识，amala-vijnāna）。
不管中国在政治上的分裂，北方与南方佛教徒之间就用这种方式继续进行交流，从而在宗教方面为隋、唐的政治统一准备着道路。
真谛据认为也“翻译”了出色的哲学论文《大乘起信论》。
批评家们马上说它是中国的伪经，但它却表明了中国人在6世纪中叶的时候是怎样融会贯通印度的思想的，不但在它的最深奥的思维方式上如此，甚至在它的表达方法上也是如此。
①伪经经文在中国佛教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
②它们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体系（的确象在道教中，甚至在儒家中那样），并且在六朝时期更加丰富起来。
“伪经”一词特别表明这种经文意在冒充佛陀的教言，而以印度的原著为基础或者用印度语言写成，但它们事实上却是中国人的伪作或代用品。
有的时候伪造者相信，他们的灵感得之于上天，因此能滔滔不绝地写出伪经来，正象道教的经文是由神灵传授给中介人一样。
例如，有一个名僧法的尼姑死于16岁；她是在阴魂附身时，口诵一系列偈语而被周围的人们虔敬地记录下来以后死去的。
①在那时的佛教伪经中有形形色色的内容，包括许多特别是论述长生术的道教的成分；这部分地说明了中国人普遍信仰弥勒佛或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原因。
但是，其中也有儒家的因素，例如有赞扬孝道、敬拜祖先和殡葬礼节等这些在印度不时行的东西。
佛教书籍中充满了敬神术、占星术、占卜术以及各种各样中国人特有的迷信，这就从中世纪早期起预示了“三教”合一的发展，后来便以此形式侵入了民间宗教之中。
但是，在文人学士之中，正是象《大乘起信论》这类伪作取得了，而且继续取得例外的成功。
他们在这部经中找到了经过过滤后能为自己所用的一种佛教的形式。
在12世纪，甚至大哲学家朱熹（公元1130—1200年）在批评佛教的时候，也几乎只提到它的伪经；印度经院哲学中那些伟大的论文已经从梵文翻译出来，但他实际上并不知道。
②毫不奇怪，佛教书籍对他为来说不过是一堆剽窃物而已。
在真谛在南方展开工作的50年以前，鸠摩罗什已经在北方介绍了另一种形式的印度佛教哲学。
鸠摩罗什③原为一个印度婆罗门教徒之子，后来皈依了佛教，曾卜居西域诸王国之一的库车，这里无疑地既使用梵文，又使用中文。
他在这里娶了当地一位已经削发为尼（就象其夫已为僧那样）的公主；当时在西域并不严格奉行僧侣的独身生活，因此鸠摩罗什也生了孩子。
当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被他的母亲带到克什米尔作见习僧，同时在那里研习小乘教经典。
在他返回库车的路上，他在喀什噶尔停留了下来并开始研究大乘教，特别是其中由龙树（Nāgārjuna）及其继承人所建立的中观学派（Mādhyamika）的学说；他是一位很出名的教主，但在历史上又很模糊不清。
这个学派曾就《大般若波罗蜜多经》（Praj■āpāramitā-sūtra）中的教义做了极精详的系统化工作；它宣扬在相对和绝对之间的中道（madhymā pratipad）；它的出发点是对两“边”（anta）和任何二元性实行归谬法的辩证法；它依靠悖论来否定被排除的第三者。
绝对和相对之间的对立、常（■ā■vata）与断（uccheda）之间的对立、菩提（bodhi）与烦恼（kle■a）之间的对立、死（nirvāna）与生（sam-sāra）之间的对立，都可归结为空（■ūnyatā）。
①公元384年，库车被前秦的一位将军所攻克，鸠摩罗什也被俘获；这位宗教大师是他们急需的人材。
这位将军回到中国的时候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自治国家——后梁（公元386—403年），其地在梁州的姑臧（今甘肃的武威）。
鸠摩罗什在那里呆了约20年，他在这期间多半完善了他的中文知识，因为如若不然，就很难说明他会翻译得那么优秀了。
后来他再次被后秦的姚兴（后秦的高祖，公元394—406年在位）所组织的一支军事远征队所俘获。
姚兴是一位狂热的佛教徒，他在他的京城长安给鸠摩罗什加了许许多多荣衔；罗什于402年被带到长安，并被委托带领一支已由道安训练出来的第一流的翻译队伍。
这支翻译队伍不仅在规模上引人注目（他们有三千人），而且其成员的素质很高 鸠摩罗什的译文经过他的合作者的一再修饰和润色，中文的行文非常优美流畅，它们超出了前辈（因为鸠摩罗什的许多译文在他以前已有别人译过），也使后来的译文为之逊色。
它们终于变成了中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例如，他所译的《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ndarika）、《维摩诘所说经》（Vimalak■rti-nirde■a）、《净土经》（Sukhāvat■-vyūha）即是如此。
但是，他译的中观学派的论文才使得中国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的运动。
这里主要有“三论”。
②除此之外，恐怕应该加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注释（计25000偈），③它据说为龙树所著，但恐怕是4世纪初在印度西北部写成的。
这样就构成了大乘教哲学的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可视为小乘教《阿毗达磨》的一种补充，这在《十诵律》的经文中体现了出来。
④鸠摩罗什对大、小乘教都很精深；这两种教义在他那个时代已开始在他的本土西域彼此竞争。
这种巨帙注释本技术性很强，又不少于百万汉字，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公元404—406年）译成，在当时确实是创世界纪录的译作；只有玄奘在公元7世纪的翻译工作做得比这更好一些。
让我们想象一下，在这个大都市郊区渭水岸上的皇家庭园中的阁子里有一位库车大师，环绕着数以百计的汉族合作者——由这位异域主持者亲自指挥的长安的文化菁英人物；让我们判断一下，中国人当认为自己需要向外邦人学点什么东西而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中华中心论的民族——那是多么有意思啊
鸠摩罗什在他的合作者中有几位著名的中国弟子，例如竺道生，①特别是僧肇（公元374—414年），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作用可以比之于王弼（他有时被人称为“王弼第二”）。
僧肇出身于长安的寒素之家，幼年被迫给人做抄写工作维生。
这使得他有机会读到中国的经籍和史书，然后读《道德经》和《庄子》，最后才皈依佛门。
这是符合通常的学习进程的，但是他没有象道安和慧远那样成为中国文化的饱学之士。
大约在公元398年，他前往姑臧进入了当时在长安有口皆碑的鸠摩罗什的学校；4年以后，鸠摩罗什和他一起返回了学校。
僧肇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有创见的论著，②它们是用强烈的道家精神和语气来阐发中观学派的伟大论旨，可是显示出他比南方的任何“玄学”门人或庐山慧远派的门人弟子们更熟谙印度的哲学。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到，竺道生曾把僧肇的一篇文章给慧远看过。
③僧肇在他的文章中又讨论了王弼和郭象所曾经讨论过的主要问题，如“体”与“用”等。
僧肇把这和佛教中诸如“慧”（praj■ā）与“方便”（upāya），或“真谛”与“俗谛”之间的对立联系起来。
④在他的著作中，新的“理”还带有大大不同于印度哲学的宇宙秩序的意味，因此有时使人怀疑他究竟是一位佛教徒还是一位道教徒。
他似乎没有学过梵文，但他吸收了中观学派的分别推求法，这是向逻辑学的挑战，同时利用了印度形式的三段论，即“四难推理”：有；无；有和无；非有非无。
他的著作确实是中国人在理解印度思想方面一个显著的进步，给中国佛教留下了持久的痕迹。
甚至迟至唐代，禅宗还从僧肇吸取灵感。
公元417年，长安一度被南方的武人刘裕所占领；他不久又返回浙江，利用他的军事优势建立了南朝时代的宋王朝（公元420—479年）。
后秦王朝灭亡了；长安又被一个匈奴领袖所重新占据，鸠摩罗什的社团不得不向南或向东北流落到北魏地区（公元386—534年）。
①北魏王朝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在公元5世纪中叶统治并统一了整个中国北方。
它的第一个首都是在山西（平城，今大同附近），但在495年迁到了旧都洛阳，此地现在已变成了北方的佛教中心。
北魏王朝从一开始就左袒佛教，但对它的实际活动则控制得更严厉。
它采用了汉人的制度，这时面临着南方早已爆发的国家和佛教教会之间的冲突。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②在东晋王朝，慧远如何为僧徒赢得了“不敬王者”的特权。
这种政教冲突总是削弱中国佛教的力量，并且将最后使它濒于毁灭。
③印度没有发生过这种问题，因为印度的国家不象中国的那样是皇权的和视国家为神圣的；在那里，国王们很自然地向宗教领袖致敬。
但在中国，反对佛教徒的主要之点是因为他们信奉外国的宗教，它不服从皇帝和他的政府；在私生活方面，它反对作为公民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并且反对祖先崇拜。
它的反对者最不满的是佛教僧侣的寄生性质，因为他们可以不纳税，或者不服国家的任何徭役，特别是不服其中最重要的兵役。
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世俗富豪给寺庙的极大量捐赠，使得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处于危殆之中。
所有这些不满大部分都是一篇小小的辩白文章——即《牟子理惑论》——中提出的，它据推测写于汉末，出自远在南方的一位皈依了佛教的学者之手；从它的现存形式看似不早于六朝时代。
①北魏王朝所最关心的是帝国的和平与安定不受干扰。
为了终止政教之间的这种斗争，政府企图设立一种国教，把僧侣置于一个民政部门的管理之下。
它的负责人是一名僧侣，同时又是一名政府官吏，各外州府也有其下属来负责管理地方佛教团体。
除了或许在阿育王时代以外，印度从来没有这种设置，而即使在那时，公元前3世纪的这位佛教徒大君主所采用的监督权也不象北魏王朝管理僧众的人具有的职责那样广泛和重要。
②这样把佛教教会置于国家之下的办法马上给佛教徒带来了麻烦。
公元5世纪中叶，两种敌对的宗教掀起了反佛教运动：一为儒教，其目的是想接收北魏的政府机器，使之不利于外夷人；一为道教，因为它嫉妒佛教的大受群众欢迎。
太武帝（公元424—452年在位）之排抑佛教是受了他的谋臣崔浩（公元381—450年）的影响；后者被教养成一名道士，但他的目的是想汉化这种外夷制度，并且直接以儒教原则为法式在北魏帝国建立它的行政制度。
他赢得了道教天师寇谦之③对他的事业的支持。
公元455年当皇帝扑灭了长安的一起叛乱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座佛教寺庙里藏有武器。
在那个时候，许多叛乱都是佛教徒煽动起来的。
皇帝下令将长安的所有和尚一律处死，以后又下令杀尽全帝国的和尚，并且尽毁一切佛教寺院、佛像和佛典。
①这道命令看来似未严格执行；可是，它是被中国佛教史学家称为第一次“法难”。
几年以后这道命令被取消了，佛教随着和尚昙曜（可能是汉人）在460年当上了沙门统而重新得宠。
②正是此人开始了云冈石窟的开凿；此地距北魏在山西的都城不远。
这些佛窟的装饰受到印度、西域风格的影响，甚至也受到希腊化时期风格的影响。
里面的佛像都再现了魏王朝诸帝的形象，③因为他们已被神化为佛祖了（这就在神权政治上解决了和尚该不该敬奉世俗君主的问题）。
到了公元4世纪之末，北魏的第一任道人统法果（约在公元348—420年）就已经把皇帝和佛祖合二而一了。
据说：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
遂常致拜。
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
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半个世纪以后，昙曜也精明地在教会和国家之间的碰撞处加上了安全垫。
为了表示佛教徒不是寄生虫，他也建议让他们做工作。
大约在公元469年，建立了“僧祗户”制度。
④这种户包括应向教会当局交纳“僧祗粟”的世俗佛教徒。
这种交纳是储积之物，以备在荒歉之年用来分给人民和寺院。
昙曜还建立“浮图户”，招募刑徒和官奴来寺院服役，使之垦田、开荒和运输粮谷。
①这意味着佛教教会必须在公共福利上做些事情。
那些生产僧祗粟的 田免除其他一切杂赋，僧祗户则免除了兵役，这就引起了地方官员很大的嫉妒，又使得大批为非作歹的人和无所事事的人涌入僧祗户，甚至也涌入了正式的僧侣队伍。
据公元477年的人口统计，北魏帝国估计有6478座寺院，僧尼共67258人。
公元512至515年之间，寺院又增长一倍多，到了北魏王朝的末年寺院达30000座之多，僧侣总数200万人。
南朝在此时期的统计数字则要少得多；寺院的数字约在1768到2846座之间，僧尼数目约在24000至82700人之间。
在北方，僧侣数目的大量增长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腐化现象。
和尚们中间兴起了经商热和高利贷行为；企图逃避赋税和兵役的伪滥僧越来越多。
拉帮结伙的佛教伪滥僧是北魏末年的一大灾祸。
据记载，公元402至517年之间至少有九起被佛教徒引发的农民叛乱。
②这种叛乱可能是由一些目不识丁的和尚发动的，他们把自己视为弥勒佛转世，或弥勒佛的先驱，或者是想要创建太平盛世的一个新王朝的开国之君，象汉末的道教叛乱者那样。
和黄巾军一样，这些佛教徒帮伙是军事和宗教组织，按杀敌——即魔鬼（Māra）——的多寡而给予武士以佛教等级中的相应名号。
叛乱者不仅反对政府，也反对依附政府的教会。
寺院被劫掠，僧官被困扰。
毫无疑问，叛乱者的被激怒是因为甚至这个非汉人政府也在搞苛捐杂税，这些外夷贵族也在搞豪华建筑作为敬神的表示，而这就意味着人民的赋税和徭役的增加。
洛阳的寺院充塞着财富，①公元6世纪初年在洛阳附近建造的龙门佛窟是为新的首都服务的，正象云冈佛窟是为山西的旧首都服务一样；这些佛窟中的雕刻显示了多么挥霍无度的气概。
据说，在公元518年，洛阳超过三分之一的地面上布满了佛教建筑物。
16年以后，北魏王朝便覆灭了。
几经变化之后，中国北部分成了两个新的外夷王朝：东为北齐（公元550—577年），西为北周（公元557—580年）。
北周都长安，因迫害佛教而知名，这被称为第二次“法难”（公元574—576年）。
北周的武帝（公元561—578年在位）希望自己比汉人更加汉人，他想给儒、释、道三教排个队，并组织了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各教共同参加的会议，它的记录已留传至今。
佛教的主要反对者有已被开除僧职的卫元嵩，他想借拥护儒教来达到自己升迁的目的；还有一个反对者为道士张宾。
这种情况很象北魏王朝时代的公元446年，那时反对佛教的汉人联合起来博取一位外夷君主的欢心；后来在公元13世纪蒙古人的统治时代也有类似的情况。
公元573年，皇帝宣布支持儒教。
佛教徒被贬到第三位，他们提出了抗议。
第二年他们又被禁止进行活动。
僧尼必须还俗；他们的建筑物、圣像和经籍被销毁；他们的货物被没收。
甚至道教也未能幸免于被排斥。
②当北周于577年破灭了北齐以后，此举波及整个中国北方。
大量僧尼被勒令还俗，其数达二三百万人。
直到578年武帝死去以后才废除这道禁令。
三年以后，即581年，他的王朝被隋所取代；这个新王朝是北周的高级官员所建立的，他是汉人，但婚媾于有外夷血统的一个佛教徒。
他本人生于一座寺院内，由一位尼姑所抚养，他很快又重建了佛教，并依靠佛教的支持重新统一了中国。
在中国南方，没有发生象北魏和北周那样大规模迫害佛教的事情。
这里的佛教社团要小一些，也不准备以叛乱向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挑战。
但是，北方的叛乱使我们大致了解大多数信佛教的居民用什么形式起事，但其详我们迄无所知。
那时的碑铭和敦煌发现的手稿也对人民的信仰有所揭示。
我们在还愿的铭文中看到，那些奉献佛像的人都祈求在弥勒佛的天上——或者后来是在阿弥陀佛的净土——得到超生，不仅为了他们自己，根据回向①之说，而且也是为了他们的亲属、祖先，甚至也是为了全人类。
突出祖先，这是地道的中国人的做法。
也有一些地方的社团是由一个和尚主持它们的活动。
信徒们可能聚集在一起制作圣像，抄写经文，给香客布施或为他们的同道出资做殡葬法事；或者他们甚至用道教的守斋名义聚会在一起；虽然这些活动应该是素食，但他们往往大吃大喝，和道教的守斋一样。
②这种社团活动也称为“社”，这个名词是指佛教以前的古代的土地神和农民社团聚集在这里敬拜的社稷坛；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一种古代中国的制度仍然在佛教环境中留存的情况。
③法术也还在民间的信仰中起重要作用。
许多和尚有法术，并变成了传奇人物。
比如，宝志（公元425—514年）就以他的奇特行为被称为“神僧”而知名于建康（极象唐代的禅宗大师们）。
他被认为是救苦救难的观音（Avalokite■vara）的化身，后来他才变成了对死者的崇拜的守护神。
①公元6世纪，北方兴起了一个千年至福运动；这是一种外教，即隋代和唐初极为流行的三阶教。
②这是一种印度的传统，它主要按照《妙法莲华经》的说法把佛教的人世演变分为三级或三个连续的时期：正法时期、象法时期和末法时期。
③不能肯定的是，每一个时期到底是500年还是1000年（甚至末法时期是一万年），而且根据正法的最后代表释迦佛“涅槃”之绝对日期来算也有不同的算法。
据说有一位慧思和尚（公元515—577年），生于北魏时期的河南，后来流寓南方的湖南，他第一次提出了末日即在眼前的想法。
他把末法时期的开始定在公元434年。
公元574—578年北周的迫害佛教的运动可能助长了这个教派人数的扩张。
它的真正组织者是信行（公元540—594年），也是出自河南的一位怪僧，他在589年被隋王朝邀请到了长安。
可是，隋王朝马上就谴责了他的教派，所以它很快转入了地下并有搞颠覆活动的迹象，特别是它认为政府应对法律的败坏负责，而且它变得异常地富有。
因为按照信行的劝告，这个教派的成员都奉献财物来建立不可剥夺的“无尽藏”，以备正法的第二位佛祖弥勒佛到来时用。
这些宝藏成了私人资本主义的种子，同时由于六朝末年货币和商业经济的增长，国家是不能容忍这种发展的。
唐王朝也可能严厉地对付这个教派，并且可能有几次没收了它的货财。
对于唐代的民间佛教的形式我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是可以肯定，它们的起源都在南北朝时期。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各宗派在唐代已或多或少地形成了制度化的形式。
它们也发源于南北朝，①当然在南北朝时期它们仅仅是一些偶然聚集在某些外国或中国大师周围的佛教社团而已。
另外也有一些社团专门研习某一部特别译经，例如对鸠摩罗什的“三论宗”，或是对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的“十地经论”（地论宗）的注疏，或是对真谛的摄论宗的注流均有研习；另有一些人则更专注于研习寺院的纪律（vinaya；律宗），或冥思的实践（dhyāna；禅宗）。
佛教历史编纂学家决心编造他们的被称为“祖”的那些大教长的谱系时，他们自然不难于把大唐时代各宗派的渊源上推到5世纪或6世纪。
例如禅宗就是这样，它在八世纪才发展起来，它说它的中国初祖是来自南印度的菩提达摩大师（据推测，他在6世纪时先住在中国南方，后来移住北方），但是，他的历史真实性已坠入原始神话的迷雾中而模糊不清了。
关于家风家训作文的结尾处
有关家风家训的作文一：百孝顺为先——我的家风家训 很多名人都有家风家训，我们家不是名人家庭，如果要说也有什么家风家训，那一定是爸爸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百孝顺为先。
从小爸爸妈妈就教我要有孝心，要尊老爱幼，他们自己也在身体力行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道。
我们家是个大家庭，外公外婆和小阿姨一家与我们合住，十多年来一直其乐融融，在小区里传为佳话。
爸爸是山东人，不喜欢甜食，但对外婆做的菜从来不挑剔，总是装作很爱吃的样子。
妈妈现在还经常讲起外婆给爸爸吃桂圆肉的故事，那是爸爸第一次见丈母娘，外婆按绍兴习俗给爸爸做了一大碗桂圆肉，放了很多糖，爸爸咬着牙吃下，外婆以为爸爸喜欢吃，以后经常给他做，一吃就是两年多，直吃得爸爸哭笑不得。
每次家里有重大事项需要讨论，开始大家叽叽喳喳发表意见，实在不能统一，最后大多是听外公外婆的，用爸爸的话说，这就叫百孝顺为先。
外公外婆年纪大了，有时会因为小事争吵起来，爸爸妈妈总是耐心劝说，从不顶撞他们，即使有时外公外婆看上去很没有道理，爸爸妈妈也没有丝毫责怪他们的意思。
爸爸总是说，孝顺孝敬，没有顺没有敬，哪来孝
对长辈首先是顺从，要让他们顺心，感觉到被人尊重，只要不是原则性的大问题，尽可以由着他们来。
爸爸还常说，孝敬无底线，就是说对大人尽孝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没有终点，只有起点。
“百孝顺为先”，“孝敬无底线”，我要牢牢记住这几句话，把它作为我们的家风家训，从小做一个孝敬父母，懂得感恩的人。
我还要把这几句话告诉其他小朋友，让他们和我一样，大家共同做新时期的优秀少年。
有关家风家训的作文二：好家风好家训 每个好的家庭都要有好的家风…在每个美好幸福的大家庭中，都会因为爸爸妈妈的陪伴而温暖，同时也伴随着家风的和谐气息。
一个好的家风可以让一个孩子很好的成长，而我就生活这样一个很好的家风中。
在家中父母难免会因为一些磕磕碰碰而吵架，但他们从不会互相指责、斥骂，更多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他们理性的一面。
平时在家中妈妈也会常常唠叨在学校应该怎么尊重老师同学，更会讲一些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时间久了我脑海中也会时不时的出现这几句话，与其说她是生我养我的母亲，不如说她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导师。
每次饭桌上的话题都是最多的，我总是觉得每天的这个时候都是对一天的总结，当然饭桌上的礼仪是一定要遵循，妈妈常常对我警告的有这几点：1、吃饭不要狼吞虎咽，嘴巴不能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
2、吃饭时严禁边吃饭边大声说话。
3、不能翘腿。
等等……虽然还有很多条的规矩但是正是因为有这些束缚着我让我更好的成长。
而我和妈妈之间也不仅仅只有这些法则。
“该学习的时候学习，该玩的时候玩
”母亲嘴中也总是挂着这句话。
是的，该学习的时候学习：我和妈妈做了一个作息表，周一至周五毫无疑问的是学习，一直到周六下午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在加上课外的练习。
该玩的时候玩：每个周日妈妈都会带我出去玩，虽然名义上是“玩”，但是每次出去都会遇上一些形形色色的人，这也算是让我“长了见识了”。
常常会听到旁边的人会被这么赞扬“这个孩子真有修养，看上去就很乖的样子。
”我想之所以这个孩子会被人这么夸奖是因为她长期处于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中，一个人的修养是一时装不来的。
就好比街上的一些小混混他们何尝不是处于一个不好的社会环境中，而且他们大多数家中都不会有一个良好的家风，才会导致他们这样，相反如果他们的家人更多一点关爱他们，家中也没有什么不好的风气，他们也不会迈出小混混的这一步。
所以我们要建构和谐家风，父母在家中要学会树立好榜样同样也要与孩子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在孩子面前更要学会抑制住自己不好的情感；孩子也要学会设身处地的去理解父母，尽量做最好的自己，展现在父母眼前。
有关家风家训的作文三：好家风好家训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文明状况不仅是社会文明的缩影，而且可以影响和改变社会风气，营造社会新风尚。
所以，良好家风的构建与传承不是小事私事，好的家风利家利民利国，相反则害己害人害社会。
良好的家风是优良品质在家庭中的积淀和传承，是家庭留给每个成员的宝贵精神财富，古有仁智礼义信，今有勤孝谦和思，良好家风因背景各异，也各有千秋：或仁爱宽厚，父慈子孝，兄弟和睦，邻里友爱；或克勤克俭，常怀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之念，靠勤奋兴家聚业，讲节约精打细算；或本分做人，不为富动，尽职敬事，诚信待人。
以上种种，在无形中影响着家人，让子女终身受益，其价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良好家风的形成决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的熏陶与积淀，应该加强教育，反复训练，注重养成，成为每个成员的自觉意识和行为。
一则要有意识的去培育养成。
要明白代代相传的不仅是家财和地位，更应该有内涵和精神。
把老一辈留下的美好品德和作风接续下来、传递下去，是造福当代、惠及后人的大事，接力棒在手，我自有责任，让良好家风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二则要在家庭中营造崇尚学习的气氛。
古人讲，“非学无以明志，非学无以广才”，知书才能明礼，学习就能升华。
要让家里多一分书香气，茶余饭后，看看书，读读报，谈天论事，让家人从中得到更多的教化和启迪。
当然，家庭的学习不同于组织，不需要有计划的开展什么活动，但培养家人的读书情趣，在悠静的家庭环境里畅游书海，总能给人心情恬淡的意境，使人有所收获，有所感悟。
三则长者要做好传与带。
家长是塑造孩子的无形力量，耳濡目染影响着孩子世界观的形成，你的穿戴、举止、观点、接人待物等，无不对孩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上行下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样的道德应当人人都明白。
四则要创造和谐文明的家庭环境。
居家里外，干净、明亮、整洁、有序。
去朋友家串门，有的家庭还很注意家风家教文化，悬挂着激励感人的家训格言，如“积金积玉不如积书教子，宽天宽地莫若宽以待人”、“敦行致远，吃亏是福”、“家和万事兴”等等，让人置身其中，产生良好的心理状态，一种清新雅致的感受油然而生。
好家风就是一所好学校，其教育的方式就渗透在方方面面的密切接触里，谆谆诱导，亲切教诲，热情鼓励，严格要求，无不影响着家庭的每个成员，并且影响到邻里和社会。
让大家都来关注家庭文明建设，给社会留下一片和谐、一片温馨。
有关家风家训的作文四：我家的家风家训-——孝、俭、勤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在每个幸福的家庭里肯定都有自己的家风和家训。
我家的家风和家训可以概括为“孝、俭、勤”三个字，虽然简单普通，但是让我受益匪浅。
首先是孝，在我的眼里，父母都很孝顺，每天，爸爸妈妈都要给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在做什么，身体怎么样，叮嘱他们要注意锻炼身体。
只要有时间，他们就会回家看看老人，陪着聊天、散步、购物。
爸爸妈妈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举动，都在影响着我，我也十分关心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是他们的开心果。
其次是节俭，小时候，爷爷就常讲：“节俭兴家，浪费可耻。
”这个浅显的道理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影响着我的言行：我的铅笔总要用到抓不住为止；书包也是从一年级一直用到现在；至于穿的衣服大多是哥哥姐姐穿过的；过年的压岁钱我从不乱花。
我养成了不攀比，不浪费的好习惯，这得益于我严格的家教。
“勤”就是勤奋。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勤奋的重要性不难理解，在我家勤不仅仅体现在学习上，也体现在生活中。
爸爸妈妈工作很努力，妈妈很少看电视，忙完家务，大多时候她总是看些有关教育类的书籍，她总说要与时俱进，不断给自己充电。
爸爸爱鼓捣他的电脑，妈妈不会操作时，爸爸轻点鼠标，就把问题解决了；很多时候，爸爸的同事在下班后还会向爸爸请教电脑问题。
勤奋才能让人上进，在爸爸妈妈的影响下，我也爱读书，勤思考，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养成了好习惯。
我们的国家是由千千万万个幸福家庭组成的，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风家训。
只有我们每个人认真遵守好自己的家风和家训我们的祖国才能更加稳定、和谐、繁荣、强大。
有关家风家训的作文五：家风家训 那是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幽径，路两边是花丛、草丛和茂密的树林。
这条小路通向一处房子，一处好久没人来的房子，看上去很老。
爷爷在前面领头走着，我们都在后面规规矩矩的跟着，整个队伍默默地走，严肃的气氛在我们之中徘徊。
连最喜动的几个小猴子''也抓着大人的衣角，低着头前行。
约莫五六分钟后，我们来到这座旧房子前。
众人停了下来只见爷爷将手放在木门上闭上眼叹了一口气说：”唉--（此处应为感叹号）我这辈子只来三次，第一次是由我的爷爷领我来的；第二次是送我爷爷灵位的；第三次啊，是今日我领着你们来这里。
这或许是我生前最后一次来了吧。
”说完后，他推开了门。
房子的内部空间很大。
正对门的是一座很大的香案，上面陈列着大约百十个灵位。
爷爷吩咐众人去周围打扫卫生。
自己拿着一块很整洁的抹布，细细的擦拭着香案，像是在擦着什么珍宝一样。
忽的，三叔家的小子惊叫道：“墙上有字，快看!”一时间众人皆朝那里走去。
“明德……”有人正要念出来。
爷爷却出声打断了：“明德守信，为立心之本；勤勉高节，为立身之本；忠君孝祖，为立人之本。
”众人看向爷爷，只见他边背边擦着香案。
然后，将抹布整整齐齐叠好，走到这里说：“这，是我们的家训。
” 爷爷站在那里如苍松一般，与墙上气势非凡的二十七字家训相呼应，竟奇妙的融合在一起。
在那一刻，这二十七个字与爷爷的身影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挥之不去。
爷爷像是在回忆往昔，久久凝立不语。
突然，无尽感慨的语气从爷爷嘴里发出：“我们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
家族创始人，曾经三次参加科举不中。
最后做了一名商人。
那个时候，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
当时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的。
但，先祖深知‘正人先正己’的道理。
于是他立下这三条家训，并以身作则。
那时家族经营着布庄生意。
当时很多商人哄抬物价，有人也劝先祖这样做，可是却被他拒绝了。
后来，朝廷出面压制物价，很多商家都伤了元气，唯独咱们家族没事，反而因为名誉好大赚一笔。
再后来，朝廷要筹措军费，大部分商家都不愿意，只有很少一部分愿意，先祖就是其中之一，他捐了三成的家财。
有人说他傻，说他蠢。
他却说：‘利者，得失之差也。
国之得失，吾等存亡之机矣，故无国家之利安有个人之利乎（利益，在于一得一失之间，国家的存在与否关乎着我们的存亡）
’最后战争胜利了，国家奖励有功之士，先祖赫然在列，家族被奖励免税三年，之后税率降两成。
由此家族进入鼎盛时期。
几百年的光阴中，战乱频发，家族几次迁移。
造成家谱几次遗失，虽大部分找寻回来，却依旧不完整。
只有家训完整流传下来。
我，希望你们记住它。
”一时间，屋内静悄悄的……每个人眼中散发着异样的神采。
缓缓的关上了木门。
爷爷突然转身大笑：“兼德勤，明礼节，行当光正，百多邻亲皆称善矣；信为先，利为后，义存颅顶，数十春秋无愧活也。
”说完，潇洒而去。
孝亲敬老设置开场白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你们听说过乌鸦反哺，黄香温席的故事吗
你们知道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吗
没错。
就是感恩。
今天就让我们开展一个有关感恩的主题。
让我们回报养育了我们多年的父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