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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 1901——1972），建筑学家。
广东新会人。
1927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
1928年入美国哈佛大学美术研究院学习。
回国后，曾任东北大学教授、建筑系主任，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员。
1947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建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建筑系主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建筑学会第一至四届副理事长，北京市第一至三届政协副主席。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长期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
1946年创设清华大学建筑系。
对中外古建筑、城市规划、建筑设计造诣颇深。
曾参加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设计了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
著有《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营造法式注释》、《APictorialHistoryofChineseArchitecture》(英文版)等。
梁思成，作为学者，是敢于为捍卫中国建筑空间文化尊严而冲锋陷阵的勇士。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就与朱启钤先生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事们一起，引用近代科学实验研究方法，对当时现存的古建筑进行勘测调研及归纳分析，为中国建筑的现代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北平解放前夕，他与夫人林徽因女士怀着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任共同为即将攻打北京城的解放军标绘了重要文物建筑保护图。
在建国初期，他不断撰文论述人民中国首都北京的建设策略与城建发展规划。
他曾出任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和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一片赤诚、废寝忘食地为新中国的北京城建设贡献着智慧。
从北京的城市规划到北京新建筑的方案设计，从国徽的图案设计到中国现代建筑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处处点染着梁思成先生的心血。
然而，梁先生在历史文化底蕴之上追求真正的现代建筑创新的学术观点却始终被误解。
在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人们将对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制度的痛恨具体地发泄到了城市的古老建筑形态上，控诉前门牌楼是如何“夺去”劳动人民的宝贵生命、众人齐心协力拆毁“封建城墙”并希冀着借以敞开人民北京的胸怀去迎接美好新生活的未来。
在这种民众情绪下的北京城市建设，不可避免地将涤荡“封建制度”的城市空间形态作为追求进步与建设理想生活的行为标识。
梁先生关于《北京———都市规划的无比杰作》的建议最终被当时的人们误读为对封建城市建筑形态的顽固。
他成为舆论的焦点，成为人们批判的靶子，成为“落后文化”的活道具。
处在那样的激情氛围中的梁思成先生同样被社会的风风火火感染着。
他曾虔诚地反省过，不断地、谨慎地、认真地研究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途径以及中国建筑的历史与未来。
他真诚地期望他与他的同事及他的学生们能够尽快找到中国现代建筑传承历史的发展道路。
在一切都还未及实现时，沉溺于新建设激情中的人们已经站在北京城墙的废墟上高唱“建设者之歌”了。
这距梁思成先生提出建设北京古城墙环城公园的设想没有相差多少时日。
梁思成站在被人们善良的愿望夷为平地的北京城墙残迹前，默默地流下了学者的眼泪。
我们遗失的是祖先用几千年为我们沉淀提纯的灿烂文明的空间传承，我们竟用自己的手将这巨大的财富成斤成两地毁灭了。
北京古老城市肌理开始在新建设的匆忙中被逐渐地肢解。
作为学者，梁先生在之后的北京城市社会变迁中逐渐沉默，他的泪在当时的社会热情中孤独地飘逝了。
这是北京城市建设史上永远的痛。
现在，在新北京的建设中，梁思成先生的那种“为后代保存传统建筑文化生命力而不能”的悲哀，正逐渐引起后人的不安，尽管尊重建筑文化遗产的传承，对于现在的我们是一种令人痛心的迟到的觉醒。
但，人们毕竟开始认真思考城市建筑文化的承上启下与继往开来，这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
发展是民族生存的硬道理。
如何发展却是我们城市建设至关重要的“软件”，任何一点程序上的失误，都有可能将我们一息尚存的文明古城的城市“硬件”摧毁于须臾。
在这百年的怀念中，如果我们的建设者们能多些踏实的感悟，多些心思、耐得清平，好好研究建筑的继承与发展，对民族、对城市、对建筑、对大家都好。
我们能够真正给予那些为树立民族建筑文化纪念碑而默默奋斗的人士更多的关怀，让中国建筑发展的基础研究不再是清贫与失落的代名词，我们的建设者们一定会创造出属于中国文化传承的、适应现代人生活方式的中国现代城市与建筑。
今天，历史发展的现实使人们开始认识到梁先生当年建议的意义。
人们在回顾着先生的点滴。
可是，在历史、在怀念，甚至是在断想中将梁思成先生当成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其实都不如对中国城市与建筑多做些踏实的工作更能慰藉先生那本不该落下的泪水。
修订版的《新华词典》，终于有了关于梁思成先生的条目。
虽然寥寥数语不能涵盖梁先生的成就与正直，但我们毕竟已经开始普及一种认识，一种对学术的正直性的认识。
梁先生是在正直的寂寞中逝去的，却又在莫名的喧嚣中被各式各样的理由“怀念”着。
纷乱和喧嚣是历史长河水面的浮萍，惟有真诚和正直才是支撑知识时代欣欣向荣的坚实支点。
但愿我们的孩子们能够从纷乱和喧嚣中知道，曾经有一位建筑学家用他不懈的追求留下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杭州前三所高中的学生，要考中国美院该怎么办
枫泾古镇 上泾古镇上海枫泾古镇是中国历化名镇，亦为新八景之一，位于西南方。
历史上，它因地处吴越交汇之处，素有吴越名镇之称；如今，它与沪浙五区县交界，是上海通往西南各省的最重要的“西南门户”。
枫泾为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
古镇周围水网遍布，镇区内河道纵横，桥梁有52座之多，现存最古的为元代致和桥，据今有近700年历史。
镇区规模宏大，全镇有29处街、坊，84条巷、弄。
至今仍完好保存的有和平街、生产街、北大街、友好街四处古建筑物，总面积达48750平方米（不包括其他街区保存的古建筑物），是上海地区现存规模较大保存完好的水乡古镇。
文明古镇 枫泾镇成市于宋，建镇于元，是一个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的文明古镇，地跨吴越两界。
枫泾镇为典型的江南水乡集镇，周围水网遍布，区内河道纵横，素有“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港”之称，镇区多小圩，形似荷叶；境内林木荫翳，庐舍鳞次，清流急湍，且遍植荷花，清雅秀美，故又称“清风泾”，“枫溪”，别号“芙蓉镇”。
文化特色 枫泾文化发达，是蜚声中外的金山农民画的发源地。
枫泾人民热爱生活，蓝印花布、家具雕刻、灶壁画、花灯、剪纸、绣花、编织等民间艺术源远流长。
浓郁的民间文化艺术，孕育了金山农民画。
以枫泾农民画家为主的金山农民创作出了乡土气息浓郁、艺术风格独特的金山农民画，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镇内的画馆金额名画家祖居也多。
和平街上程十发祖居已经修复开放。
北大街的丁聪漫画陈列馆设在二层中西式建筑内，楼前一棵古银杏，一丛大芭。
馆内陈列了丁聪生平和一百多幅漫画，幽默地画画常让人驻足流连。
南大街圣堂弄的金山农民画展示中心就在清代状元蔡以台的读书楼内，尽得清雅，一副副画面却透露出浓郁的乡土气息。
农民画与丁聪的漫画、程十发的国画和顾水如的围棋，这些在国内外都具有相当地影响的“三画一棋”，集中于枫泾一镇，是国内罕见的一种地域文化现象。
古代建筑 在镇政府对面西栅河沿河，有一片长达600米的古建大宅院，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
古戏台往西，位于和平街92号的大清邮局旧址，灰墙黑瓦，结构坚实，两边的门框都是石头柱子，高高的门洞上方“邮电局”几个大字赫然在目，这是上海地区现存不多的一处大清邮局旧址。
由于文化发达，经济繁荣，枫泾又是江南少有的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齐全的古镇。
早在南朝梁天监元年(502年)，枫泾南栅已建有道院，明清时，佛教盛行，街、巷、里、坊遍置寺庙，全镇共有3处寺院庙宇。
清末，天主教、基督教也开始传入枫化资源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前往性觉禅寺、施王庙、郁家祠堂等人文景观，可以寻觅到枫泾镇古代南北分治，半属吴地半属越境的历史陈迹。
淳朴民风 枫泾民风淳厚，崇尚耕读，注重教育和取仕，孕育出3名状元、56名进士、125名举人、235名文化名人（其中：100名知县、3名六部大臣和2名宰相）人才辈出，自唐代以来有历史记载的名人639人。
古有唐朝宰相陆贽；宋代屯田员外郎陈舜俞，状元许克昌；明代曾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太医院御医陈以诚；清代状元蔡以台及官至内阁学士兼吏部左侍郎的谢墉；民间词人沈蓉城等。
近代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朱学范、围棋国手顾水如、著名漫画家丁聪、国画大师程十发，革命前辈袁世钊、陆龙飞等。
他们为枫泾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迹和典故传说。
历史遗迹和典故传说枫泾古镇 枫泾镇成市于宋，建镇于元，是一个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的文明古镇，地跨吴越两界。
枫泾镇为典型的江南水乡集镇，周围水网遍布，区内河道纵横，素有“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港”之称，镇区多小圩，形似荷叶；境内林木荫翳，庐舍鳞次，清流急湍，且遍植荷花，清雅秀美，故又称“清风泾”，“枫溪”，别号“芙蓉镇”。
2005年9月入选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单。
进入三间四柱的“枫泾”石牌楼，沿着包围老镇区的市河和分叉小河，穿进“东栅”石坊，走过一条又一条的青砖石板的沿河老街，跨过一座又一座的石桥，一片又一片的古建筑群顺长达五里的河街铺展开来。
每天清晨，河边桥堍的茶馆就茶香飘溢，四乡的渔船穿过夹河的临水楼台、石河埠，集中到长长的临河廊棚前排成鱼市，河面上水波荡漾，正如民谣说唱的“一月螺蛳二月蚬，桃花三月甲鱼肥......” 过石牌楼进入生产街，沿河一长排逶迤绵延的黑色廊棚，黑色小瓦盖顶，黑色小砖铺地，一盏盏大红的灯笼在廊檐下高高悬挂着，正所谓古巷通幽。
明清时这条街上米行一家挨一家，那时家家门前建有风雨廊棚，到近代多已凋败，现在地廊棚是重建的；平时年轻人都去上班，老阿婆们就在廊下以河岸做台，宰鱼淘米、洗菜浣衣；街上的老房子虽然门面不大，但小弄狭长，可见庭院深深；枫泾的河街都是一边人家枕河，一边人家面河；河对面是和平街枕河老屋，东头一座飞梁画栋、中国的戏剧始具雏形，到宋、金两代正式形成戏剧这石基翘角的古戏台，戏台是古代专供演出的一种室外舞台。
唐朝中期，种文艺形式。
当时，戏剧演出场所统称戏场，唐诗中又有“乐棚”、“歌台”、“舞台”、“露台”等名称的记载；宋代演变为勾阑、邀棚，勾阑的台已经有固定的顶了。
元代，中国戏曲达到鼎盛，“戏台”一名也正式出现。
枫泾古戏台建在城隍庙广场上，一面临街，一面临河，每逢演戏，从水路乘船而来的人坐在船上就可看戏。
清朝，南北城隍庙开始有庙会。
《续修枫泾小志》载：“至期士女倾室往观，百里内闻风而来者，舟楫云集，河塞不通。
”可见其盛况。
届时，商贩、京剧班、马戏团等云集枫泾，古戏台台上台下十分热闹。
现在的古戏台是重建的，重建后的古戏台面宽64米，进深44米，舞台面积28平方米，歇山式顶，飞檐翘角，古意盎然。
戏台对面，一排临河的老房子，是晨社茶馆，游人可挑临窗座位坐下休息，一面品茶，一面听戏，还可临窗观景，悠哉游哉，不亦乐乎
相传廊棚的美人靠岸隔河就能观看演出呢。
踏过生肖石，在长廊东首城隍庙桥堍，有一道显眼的西洋式红色门面，这是东区火政会旧址，上海地区仅存的较完整的近代消防机构，门前河中停靠着一艘红色的救火船，是上海最后一条水上救火船。
和平街上原房管所大院正在重建“三百园”，石砌院门，三进大院，是三个收藏展出百样民俗用品的收藏馆的合称，现已建成布置正式开放的百篮馆，百篮馆设在中间一排楼房，前有庭院，一只巨大的古代元宝蓝仿制品，摆放在庭院一侧中央，成为百篮馆的标志。
馆中收藏了江南水乡农家的各种提篮，有一百件各种用途、形制不一的篮子实物，全面反映了篮子与历代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情况：有出生时睡得摇篮，读书时提的书篮、摆在家里的礼篮以及日常用的饭篮、菜篮，上坟祭祖用的香篮，做寿用的寿篮、女工用的针线篮以及蒸东西的烘篮、烟篮等等琳琅满目。
“晓日提竹篮，家童买春蔬。
”白居易的诗句生动传神的描写了篮子已经融入了江南人家的生活中的情景。
从反映枫泾风貌的民谣“河多桥多弄堂多，唔呶喔哩蓝头多”中就可以看出篮子在江南民生中所占的地位。
和平街上还有一处保留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历史陈迹的所在，值得一览。
商业古街风貌 北大街是商业古街风貌保存最完整的大街。
穿过街道石街坊，行走在平整的板路上，一眼望去，窄窄的街道两边都是两层楼房，身处其中，抬头望天，只能看见窄窄的一线天，一扇扇木格窗露出原木本色。
楼房临街的一边清一色都呈平面结构，看不出每一栋建筑的特色和规模，而从后门的市河望去，家家房子都枝出河面，或重檐叠瓦，或骑楼高耸，或勾栏亭阁，或底层的近水楼台，层层石级通向河埠，或倚朱阁、小轩窗，组成一道多姿的水乡民居风光，间或有大大小小的江南游船穿行其中，人景辉映，夕阳夕照，真是中国的水乡，东方的威尼斯。
北大街古代店铺作坊集中，手工业历来发达。
早在宋代就有铁、木、竹、农具和日用小商品的手工制作。
纺织技术传入，纺纱织布盛行，明清时，枫泾地处全国棉纺织业生产贸易中心，“所出布匹，日以万计”。
据史载：“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
”当时枫泾镇上有土布庄200余家。
清代镇上布局众多，江南织造也在枫泾设立机构、工场，生产、收购棉纺织品。
枫泾布行销全国。
枫泾因而与盛泽、南浔等成为当时最为著名的江南古镇。
清朝后期，米麸业取代衰落的土布业，使枫泾工商业再度兴盛。
到近代，枫泾薄稻和枫泾猪成为远近闻名的农副业品牌。
20世纪30年代起，枫泾又成为中国黄酒业的重要产地。
黄酒和一百多年来盛销不衰的枫泾丁蹄、桂花状元糕、天香豆腐于三大土特产被今人称作“枫泾四宝”。
到了现代，古作坊多已破败，保存最完整的就数375号的石泰山制药房(药铺)。
为了展示古代手工业生产状况，现将当年手工业作坊集中的北大街规划为手工作坊按古代形制，配置生产器械，培训有关人员，届时向游人展示古代织布、打铁、制药和制造竹木器具等手工业生产技艺。
游人也可以亲手操作，亲身体验。
在这些作坊里，你可以挑选购买到原汁原味、土气十足的手工艺品。
当然也可以尝试自己制作小竹筒、小铁铲、小锄子、布鞋子、土布头巾......东方的威尼斯 枫泾镇古镇周围水网遍布，大部分人家沿河建房。
河道上船只往来，购物十分方便。
镇区内河道纵横，桥梁众多，素有“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港”之称。
至清末，全镇桥梁有52座之多，现在还保留了十多座，历史最悠久的是南大街旁的致和桥，建于元代，古朴苍劲，桥身石缝长出了青苔，两头桥堍下都筑有石阶水码头。
从桥上望去，两岸绿树翠丛，古屋河埠，前有虹桥平卧，后有石桥横跨，处处小桥流水人家。
沈蓉城在《枫溪竹枝词》中写道“秋千架傍瑞虹桥，节届清明丽景饶”。
走到虹桥堍，市河成丁字型垂直，向三面河道望去，一望三座桥，三望九座桥。
据介绍，这儿将建一座九桥亭，让游客观赏桥乡风貌。
虹桥对面友好街，沿河两岸民居群是原汁原味的晚清风貌。
“周庄双桥美名远播，枫泾三桥丽景无双。
”即将修复重建的枫泾三桥景点将成为枫泾古镇游的一处景观。
枫泾古镇四宝 枫泾丁蹄 丁蹄，即“丁义兴”熟食店特制的“红烧猪蹄”。
始于清咸丰二年（1852年），因店主姓丁，故名曰“丁蹄”，迄今已140年历史。
煮制“丁蹄”选料讲究，采用当地土种肉猪（枫泾猪）四蹄为原料，前后要经过蹄形整修、焯水、拔毛、文火焖煮、加佐料、出骨等8道工序，道道工序一丝不茍。
其品种分为全蹄、半蹄、蹄筋3种。
全蹄净重1.4市斤，半蹄0.7市斤、蹄筋。
18市斤。
丁蹄具有冷吃“香”，蒸熟后吃“糯”的独特味道。
至清光绪廿五年（1899年），销售市场遍及沪杭一带。
运销南洋、欧美市场，获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奖状和证书。
宣统二年（1910年），“丁蹄”获南洋劝业会褒奖银牌、浙江省巡抚加给奖凭。
后又先后获得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质奖章、德国莱比锡博览会金质奖章等。
状元糕 原名枫泾元糕。
明末清初，镇上已有不少制作元糕的店铺和作坊。
相传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里人蔡以台得中状元，绅商将蔡状元平时爱吃的元糕改名为“状元糕”。
因“糕”、“高”音相谐，既含庆贺蔡以台高中状元之意，又稳喻此糕为糕中“状元”之义。
清咸三十年（1860年），里人戚学庄开设戚协兴元糕店，专制“状元糕”，并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扬名四方。
其制作方法沿用至今。
品种有：蛋黄、椒盐、松子、香草、玫瑰、桂花等。
有纸装、盒装两种。
其中最热销的为桂花状元糕。
素有“生病人吃不坏，健康人吃不厌”、“老幼皆喜”的赞誉。
天香豆腐干 传说枫泾镇北栅有一座桥，叫北栅桥。
北栅桥是石桥，用石头一块一块堆起来的。
堆到桥中央最后一块大方石时，怎么也摆不平。
东头翘，垫块石片，西头又不平了；西头翘，垫块石片，东头又不平了。
造桥石匠们伤透了脑筋，想尽办法屡屡不成功。
于是传出话来，谁能解决这一问题就重奖谁。
一时竟无人有办法。
一天傍晚，来了一个白发老头，镇上人谁都不认识他，说是有办法。
造桥匠上前请教，老头说：很简单，只要拿镇上土特产豆腐干来垫就平了。
起初听的人都不相信，但反正没好办法，权且试试吧。
没料到，用豆腐干来一试，果然石板就平整不动了。
待大家喷喷称奇，要找老头时，早已不见人影。
后来人就传得更奇了，硼老头是八仙之一吕洞宾呢
这当然只是传说。
据有考证的史料记载，天香豆腐干作为枫径特产有100多年的历史。
金枫黄酒 枫泾是目前上海地区唯一的优质黄酒产地。
1939年，上海浦东的苹源、康记。
福记三家酒坊合并迁来枫泾，成立了苹康福酒厂（坊）。
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1966年改为国营上海工农酒厂。
1979年定名为上海枫泾酒厂。
60多年来，枫泾一直是黄酒的重要产地。
黄酒，以稻米、黍米、黑米、小麦、玉米等为原料，加曲、酵母等糖化发酵剂发酵酿制而成，是中国特有的酒种。
历史名人 陆贽 陆贽（
-805年）字敬舆，枫泾人，唐建中（780年）进士，授翰林院学士，唐德宗甚为器重，常以辇行，呼而不 陆贽名，在奉天朝夕晋见，议论朝政。
贽有魏征之德，敢于直言忠谏，辅政陈词，皆恳到深切，有时规劝太过，触忤龙颜，贽坦然而言“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遑问他乎
”历官中书郎，同平章事，卒后谥“宣”。
世称陆宣公。
谢墉 谢墉，字昆城，号金圃，枫泾人。
乾隆十六年（1751年）。
清高宗南巡时，谢应诏试获第一，赐举人。
并授内阁中书。
次年登进士，改任翰林，南书房行走。
屡次主持会试同考官。
乾隆四十六年，任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官。
常随乾隆南巡。
历官礼部、工部至吏部左侍郎，内阁学士。
于77岁寿终。
谢墉四代为官，其兄谢垣，官至刑部员外郎。
其长子谢恭铬，官为内阁中书。
次子谢扬镇，官为户部山西司郎中，其孙谢权，曾孙谢公桓，皆任上虞县教谕。
蔡以台 蔡以台，字季实，号兰圃，枫泾人。
幼即好读，性颖悟，受名儒启蒙，学业大进，乾隆二下二年（1757年）赴京赶考，得中会元，廷试时又得第一，被乾隆皇帝钦点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补日讲起居注官，在皇宫讲论经史。
他生性耿直，不耐于俗官为伍，专注于学术，善辨钟鼎，金石，图书等文物真赝，书法得颜真卿三味，诗文清丽绝俗。
平时著作大多不署名，存稿有《三友斋遗稿》、《姓名窃略》六卷。
朱学范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同志于1905年6月出生在枫泾，他祖上因避太平天国战乱由皖南徽州迁居于此。
朱学范从小接受良好教育。
早年就读于上海圣芳济书院、上海法学院并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
1924年进入上海邮 朱学范政局。
朱学范是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卓越的领导人。
朱学范作为民主党派人士，出任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邮电部长。
程十发 程十发（1921年4月10日－2007年7月18日），原上海金山人，现为上海市松江区枫泾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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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潼，斋名曾用步鲸楼、不教一日闲过斋，后称三釜书屋、修竹远山楼。
幼年即接触中国字画，但给他印象之深莫过民间艺术。
1941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中国画系。
1942年在上海大新公司举办个人画展，1949年后从事美术普及工作，1952年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员，1956年参加上海画院的筹备工作，并任画师。
长期任上海画院院长，是一位成就斐然、中外盛誉的艺术家。
山水画笔墨已颇具功力。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连环画、插图影响于画坛。
此后，艺术视野不断拓展，“取古今中外法而化之”，在人物、花鸟方面独树一帜。
在连环画、年画、插画、插图等方面均有造诣。
工书法，得力于秦汉木简及怀素狂草，善将草、篆、隶结为一体。
他的画早年受陈老莲影响，以至后来青藤、八大山人、石涛、新罗山人的画风也给他启示，他的特殊表现方法，给美带来了隽永的趣味。
晚年，画家多作花鸟画，笔法、墨法更趋灵动，色彩明艳，构成新颖。
游览景点古长廊 当地最具人情味的江南水乡的典型建筑——长廊。
这条长廊全长268米，是江南水乡现存的长廊中数一数二的。
在长廊里侧是商店和民房，外沿是与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相通的市河，它在古镇区全长1200米左右，是一条区级河道，水系主要来自浙江的天目山，河水流向黄浦江。
长廊不仅美观而且实用，我们可以用两句话高度概括长廊的功效，那就是下雨不湿鞋，盛夏不撑伞，这给当地的居民和游客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东区火政会 火政会原址建筑是由一幢普通民宅改建而成的。
受当时上海租界救火会建筑风格的影响，门面墙被改建成了西洋式。
推开红色的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大厅里摆放着的几大件旧时救火设备。
有20世纪初出现的称作“洋龙”的手压式揿龙，有1937年抗战前的机械“泵浦”，还有1950年后一度使用的轮式救火车等。
枫泾镇消防机构，建于民国初年。
当时称“龙王堂”（亦叫救火会），取海龙王克火的意思。
并在南镇圣堂桥下塘和北镇桃源漾分设救火处。
由镇上商人、富绅捐资购买了水枪、木揿龙、担桶等基本设备。
消防人员全为义务，由各商店、作坊选派员工参加。
一旦发生失火，邻里鸣锣报警，消防人员到救火会带了器械前往抢救。
1923年，枫泾南、北镇成立统一的救火会联合会。
总会设在桃源漾，又在北丰桥、北栅、东栅、圣堂桥、永昌桥、陈厅等8个适中位置设立分会。
有义务救火人员200多人。
同时，消防器材有所改进，进水龙头用帆布橡胶水管直接从河浜里吸水。
丁聪漫画馆 丁聪，是我国当代最负盛名的漫画家之一，生前以“小丁”署名在报刊上发表讽刺漫画作品。
丁聪出生于一个漫画世家。
父亲丁悚（字慕琴），1881年出生于枫泾镇南栅，是解放前上海有名的漫画家。
上世纪上半叶，丁悚在上海各大新闻媒体上发表过大量讽刺社会现象的漫画，影响很大。
刘海粟在创办上海美专时，专门请了丁悚担任第一任教务长。
之后，丁悚在法租界桓庆里31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漫画协会——漫画会。
他后期创作的月份牌上的时装妇女《百美图》，曾广为流行，被后人竞相收藏。
文化大革命中，丁悚遭受迫害，于1969年病故。
根据丁悚生前叶落归根的遗愿，1994年3月，丁悚夫妇骨灰被送回故乡枫泾安葬。
枫泾牌坊 这座高大的仿古牌坊，上方醒目的“枫泾”二字，是故去的国画大师程十发所题。
整座牌坊高12米，宽14米，三间四柱，十分挺拔优美。
牌坊梁坊柱基上雕刻着精致的传统花纹，四根冲天立柱上前后悬挂着四副镏金字联，内容集中反映了枫泾的历史、人文、风土民俗，让游客一进门就对枫泾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能有个简略的了解，好似巨篇鸿著的开篇引子。
古戏台 戏台是古代专供演出的一种室外舞台。
唐朝中期，中国的戏剧始具雏形，到宋、金两代正式形成戏剧这种文艺形式。
当时，戏剧演出场所统称戏场，唐诗中又有“乐棚”、“歌台”、“舞台”、“露台”的记载；宋朝演变为勾阑、邀棚，勾阑的台已经有固定的顶了。
元代，中国戏曲达到鼎盛，“戏台”一名也正式出现。
最初戏台多建于寺观等宗教建筑前的广场上，用于演戏酬神，后来民间也开始大量兴建戏台。
巨富人家在宅院内或祠堂内建戏台，普通农村，则在晒场或近村开阔地搭戏台。
后者因为简单而不固定，故清代时称之为“草台”。
在农村串村走户演出的艺人班子也因此称作“草台班子”。
枫泾古戏台建在城隍庙广场上，一面贴街，一面临河，每逢演戏，从水路乘船而来的观众可坐在船上看戏。
吕吉人画馆 吕吉人，旅美华裔画家，是国内唯一的一个在美国获得国画金奖的华人，著名画家陈逸飞的同班同学。
他是一位新工笔真彩画的国画家，他幼时就酷爱画画，青少年时拜国画大师贺子健为师，打下了良好的国画功底，后又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接受全面的美术教育。
1981年赴美国在纽约艺术学生联盟接受西方现代绘画陶冶。
经过深造，他开始探索自己画画的风格。
虽定居美国，但他最终选择了继续在中国画这块园地里辛勤耕耘，立志用毛笔、宣纸作画，在传统工笔重彩的基础上，吸收西画的造型和色彩，闯出一条新路来。
应该说他兼有中西绘画的造型基础，对传统国画的西洋绘画都有很深的了解。
他用取长补短的方法把西洋画的一些观念和技巧融入到中国画中，在色彩、用光、质感、构图上打破传统国画的束缚，来增加中国画的“高度”。
他还充分利用美国艺术环境的宽松，着力把自己创造的传统工笔重彩打入西方画坛，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他取得了成功。
像章珍藏馆 像章珍藏馆内收藏了由金山区私人收藏家缪时方先生多年收藏的近3000枚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
施王庙 施王庙，俗称施王堂，坐落在北大街409号，是枫泾重要的道教胜地，建于明万历七年（1579年）。
施王其名叫施全，历史上实有其人，宋高宗时任殿前司军校，民间唱本称施全是抗金英雄岳飞手下的护国大将军。
岳飞遇害风波亭后，施全曾乔装打扮潜人相府，行刺秦桧未成，离京回乡后朝廷册封为“定海侯”，掌管金山沿海一带，为金山及相邻浙江一带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和善事。
另有一种说法，说他趁秦桧退朝时刺杀他，然未成功，反被秦桧分肢杀害于市中。
由于他继承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美德，因而深受百姓爱戴。
死后被加封为“靖江王”。
枫泾百姓为纪念施全，在明万历七年募白银400两；在枫泾北栅建造了施王庙。
天命堂 枫泾古镇南丰桥南堍往西，友好街268号，有一座琉璃砖墙的三角尖顶房子，上面竖写着三个字：天命堂。
民国初年，开始有一部分枫泾镇人信奉基督教，他们在南栅利用旧房子改建成耶稣堂进行教务活动。
抗战胜利后，教徒开始多起来，老地方狭窄不够，于是，1947年，由当地人吴静人、徐志光、费德荣、胡文忠等募集白米200石，作为创办新教堂的本钿。
用其中的80石白米买下了现在地方原陈子达的一幢旧房子，其余120石白米用作内外修缮费用。
堂内桌椅板凳等均由信徒踊跃捐募得来。
堂建成后，取名叫天命堂。
三百园 三百园是一座三进三落的大宅院，后面还有一座具有浓郁江南特色的后花园。
原主人陈舜俞，字令举，号白牛居士，是枫泾人，当时在朝廷中位列屯田员外郎，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农业部副部长，虽官居高位，但他一生两袖清风，廉政正直，因看不惯朝廷中的一些丑恶现象，几次罢官，隐居故里。
他平时喜欢吟诗作画，学识渊博，与诗人欧阳修、苏东坡、司马光交往甚厚，称为莫逆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作诗，谈笑人生。
死后，司马光还为他写了凭吊诗：“海隅方万里，豪隽几何人，百沐求才尽，三薰得士新，声华四方耸，器业一朝伸，他日苍生望，非徒泽寿春。
”意思说天涯海角方圆几百里，能找出几个象他这样有杰出才能、才智出众、正直、贤良的人呢
百里之内才求得这样一个人才，他是经过三起三落才得以声誉四方。
他为百姓所做的事，是天下苍生有目共睹的，并没有因为大起大落而荒度一生。
苏东坡也曾“哭祭其殡”，到他的棺材前哭着为他写了祭文，后来陆游为这篇祭文作跋道：“东坡前后集祭文凡40首，惟祭贤良陈公辞指最哀。
读之使人感叹流涕。
”这座三进三落的大宅院记录了陈舜俞丰功业绩与坎坎坷坷的人生，每幢房子都反映了他当官的艰辛历史，因旅游开放我们赋予他新的含义，里面展示了三百多件展品——百灯、百篮、百行等代表物件故称三百园。
古镇交通 枫泾交通便利，朱枫公路纵横交错、贯穿全镇，沪杭铁路、沪杭高速公路、320国道、申嘉湖、A7高速都经过枫泾，距上海市区、杭州、苏州、宁波仅需一小时车程，距上海虹桥机场、浦东国际机场分别只需半小时和一小时车程。
自驾车：沪杭高速走A8段，枫泾出口收费站下来沿指示牌开2分钟即可到达，车停至古镇入口处的停车场。
公交车：市区地铁一号线锦江乐园站下，到西南汽车站乘“枫梅线”（全高速，45分钟）直接到枫泾。
其他：集散中心万体馆、虹口足球场每天有班车直达景区。
交通信息： 1.驾车路线： 上海来客——沪昆高速走G60段，枫泾出口收费站下来沿指示牌开2分钟即可到达古镇；车停至古镇入口处的停车场。
南方来客——沪昆高速或320国道； 北方来客——沪宁高速换G1501再换G60至枫泾出口行一公里。
2.乘车路线： 上海市区地铁一号线锦江乐园站下，到西南汽车站乘“枫梅线”（全高速45分钟，票价11元）直接到枫泾牌楼，坐“枫泾一路”或“枫泾——新浜”车（票价2元）在中洪村路口下。
其他：集散中心万体馆、虹口足球场每天有班车直达景区。
古镇小吃 枫泾素有“吃镇”之称。
“正月螺蛳二月蚬，桃花三月甲鱼肥，出洞黄鳝四月底，五月拉丝吃不厌，暴子弯转六月红，七夕要吃四腮鲈，八鳗九蟹十鰟鮍，十一十二吃鲫鱼”来到枫泾，一年十二个月，新鲜美味吃不厌。
当地颇有特色的美食：熏拉丝、菜卤蒸蚬子、吴越豆腐、椒盐鳑鮍鱼、咸菜窝眼、豆腐衣包肉、石臼虾饼、鲜肉藕夹、秘制乡下咸蹄膀、丁义兴蹄膀、天香豆腐干、荠菜馄饨、烧卖、灌汤小笼等。
注：水上人家·荷风嬉鱼、金轩假日酒店、新东方大酒店、金皇朝大酒店、新长岭大酒店。
特产：金枫黄酒、枫泾丁蹄、天香豆腐干、状元糕被称为枫泾四宝。
纪念品：金山农民画、蓝印花布、剪纸、丁聪漫画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举办的意义
访谈全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战略问题 【康保成】：各位网友大好，在国家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北京举行了很多庆祝活动，我们刚刚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论坛来到人民网，希望今天在这里和大家进行交流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问题，大家对这一话题有什么意见，希望可以一起交流。
【刘魁立】：有幸和大家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希望能够和大家共同把这一件非常重要的民族事业做得更好，这的确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我们有很多传统的节日，这些传统节日历经了非常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前天刚刚过了一个最年轻的节日——文化遗产日。
这个文化遗产日显然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和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都会发生重大的影响。
它会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发挥非常重要的有益的作用。
[西方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不是也就一阵风，风过之后，不会留下多少痕迹
【刘魁立】：你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文化遗产无论我们对它关注也好，或者是像过去曾经有过的那样一个历史时期，对它漠视、冷淡，甚至于贬斥，它都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想，我们现在有意识的来保护这个传统，为的是使我们的文化建设，使我们的生活方式，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发展。
所以，它不会是一阵风，不会是留下很少的痕迹，而它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于在我们的整个国家的、民族的生活当中长久的发生效益。
我们的保护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被大家所关注。
它不会是一阵风刮过去了，人们就抛弃了文化遗产，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件客观存在的事物。
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要不断的提高对于民族灵魂呵护的意识，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健康发展，使我们民族文化的建设工作做得更好。
【康保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战略问题，不是一个“战术”问题，所以不会刮过一阵风就结束了，不会是运动似的保护，而是长久的保护。
我们中国的文化战略问题也是一个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下来的，不仅仅是多少项具体项目，而最重要的是全民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一种保护意识，是我们对自己祖先5000年文化史的一种认同。
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民族就会被“化掉” [余乐]：能说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的基本情况吗
【康保成】：你指的是联合国的，还是指我们中国的申报
如果是联合国，联合国有一定规定，每一个会员国的申报数是受限的，我们有四项入选，其中蒙古长调是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联合申报的。
国内的情况就是我们没有这个限制，我们刚刚发布了国家级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国务院发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申报问题，我国以后也是每两年可以申报一次。
[强国一派]：6.10的文化遗产日达成了哪些方面的共识?以后将从哪些方面加大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康保成】：6月10号是我们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举行了很多的庆祝活动。
就我参加的文化部主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来说，大家对于我们在经济建设进行到了关键的时候提出建立四级名录体系，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有力的措施这点上达成非常多的共识。
例如，在精神上对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我们对抗西方国家在精神上、文化上对我们的一种“浸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大家一致认为我们的“精神家园”不能丢，我们不能在进行经济现代化时以付出我们文化为代价。
那么，今后我们的四级名录保护体系建立了，我们还要定期进行评估，对于已经进入名录的项目，如果不符合保护的标准，达不到保护的要求，还要予以取消，这样我们会在精神文明这方面逐渐为我们中华文明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对抗文化上的“西化”倾向）。
我们全民族文化认同感、凝聚力得到强化。
[强国一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何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整个文化遗产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刘魁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其本质来说，它也是我们民族的知识体系当中的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宝贵财富。
它凝结着我们的历史记忆，它既是昨天历史的、生活的实录，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生活的现实，对于未来的文化发展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创造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可能离开昨天提供给我们的基础。
构建和谐社会不可能不运用过去已经有的非常好的文化手段。
例如过年，我们要做非常多的准备，而这些准备，无外乎是要在一个旧的时间周期结束，一个新的周期的到来之际，期盼能有很辉煌的前景。
在这时，我们要有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和历史的衔接，有和我们过去的祖先以及我们所具有的优良传统的沟通和继承。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两个周期交接的时候，要把我们心目中的神灵世界，要把我们自己的祖先也都请来，和我们共同祝祷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明天，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尊老爱幼，要创造家庭的、家族的、亲朋好友之间的友善关系，要和我们周围的社会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
通过拜年，通过闹元宵我们会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在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情不同，我们的举止也适应规范，我们会对于未来的建设充满着期望和信心。
通过这个实例可以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当中都会发挥极重要的作用。
所以对习俗、对众多的口头叙事传统、对众多的艺术表现形式、对先辈所创造的巧夺天工的技艺、对我们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和实践等等，都要特别的关爱和保护，对其中最优秀的传统要加以弘扬和继承。
在整个的文化遗产保护当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
【康保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无形的，与自然遗产中的名山大川、黄山、张家界、长城都不一样。
它指的是一种以人作为主要的载体，用口传和身体方式来作为这种传播的文化遗产。
这种文化遗产以往是被忽视的，它们随着老一辈的去世最容易消失掉，而且它又是最能够实现民族凝聚的一种精神力量。
例如我们的民族节日受到西方节日的冲击，例如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等等都容纳进来。
很容易使我们失掉我们的民族记忆，我们现在春节这一民族节日大家还非常重视。
因为政府规定假日有关，但是其他的节日例如中秋、重阳、元宵、七夕这些民族节日渐渐都被淡化了。
中秋除了吃月饼以外大家对它的内涵都已经忘掉了。
所以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新唤起我们的民族记忆，我们不能够在文化上失掉自我，所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公约》提出“保护文化多样性”。
因为人类是多姿多彩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如果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民族就会被“化掉”，我们民族的本性就失掉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不能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文化遗产 [pluto]：请问嘉宾，为什么昆曲China’s Kunqu Opera，能列入名录，而不是其他戏曲种类
【康保成】：昆曲在现存的戏曲剧种里，它的历史最为悠久。
昆曲的文学剧本最为典雅，昆曲的表演形式也非常完美，唱腔很幽雅，有一种说法说“昆曲是百戏之祖”不科学，但是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它在全国戏曲剧种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应当说它的学术研究价值也是最高的。
所以我们在申报第一批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就申报了昆曲，我想有关申报部门是有眼光的。
[风火轮]：刘魁立会长您好
前段时间“凉茶”这种大众饮品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有什么代表意义
【刘魁立】：今天一位熟悉“凉茶”的朋友向我介绍说，他在广东那样一个特殊的气侯环境里，常常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例如“上火”、感冒、咳嗽……，遇到这种情况他往往喝了“凉茶”，就没事了。
这种饮品实际上它的制作工艺也是我们的先人留给我们的一部分遗产。
这种技艺也应该为我们所继承。
今天，谈到国家主权的问题时，我们不仅要想到领土完整、国家尊严等等问题，同时也应该想到我们的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
我们祖先所创造的非常珍贵的一些技艺，有时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会被国外某些“有心人”占为私有，从中牟利。
于是我想，像“凉茶”制造工艺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应当是很必要的。
当然，“凉茶”仅仅是一个实例而已，或许我们还有更多的比“凉茶”还要重要、还要珍贵的一些技艺，这些都应该得到我们的关怀和呵护，得到很好的继承。
[玻璃莲花]：康教授，如何评定中国的非物质文明，是否能不从政治观点出发
还会搞甚麼封建思想甚麼糟粕等评价吗
【康保成】：以往我们对文化遗产往往会区分它的精华和糟粕，这种区分应当说是必要的。
例如，中国的女性的“缠足”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可是它是糟粕。
我们现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是保护它的精华，因为现在有利的地方在于人们对精华和糟粕已经不难区分。
但是，不能一概而论。
有一些以往和民间信仰、民间宗教有关的文化遗产，我们过去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是把它当做糟粕，但是这一次公布第一批国家级名录中，就有佛教音乐、道教音乐等项目，所以我们不能从意识形态（政治观点）这个角度出发，去看待文化遗产。
这个问题不仅是学者要注意，也是政府主管部门要注意的。
我们建议中央把中秋、端午列为法定节假日 [非如此不可]：中秋、端午节还不是国家法定节日，两位老师支持这些传统佳节日成为法定节日吗
有没有准备就此事向中央上书
【康保成】：首先，我个人认为端午和中秋应该列为国家法定节日。
春节之所以在我们使用公历以后，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远远比元旦要高很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春节是与国家法定假日相联（我们可以连续休息七天）。
端午、中秋、重阳这类节日之所以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不高，和国家没有把它们列为法定节日有关。
据说，有关学者已经向文化主管部门反映了这件事，但是有无上书我还不得而知。
我准备和以刘魁立老师为理事长的中国民俗学会向中央反映这一情况。
[hpty]：嘉宾，您对端午节被韩国人申报一事有何评价
这件事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康保成】：关于韩国江陵的“端午祭”成功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这件事，在国内曾经炒得很热，但是我在这里要澄清一个事实，就是韩国的“端午祭”和我们的“端午节”只是在端午这个词上是一样的。
其实，它的内容完全不一样。
它们是一种祭祀仪式，和我们的纪念屈原、和我们吃粽子、划龙舟根本不一样。
所以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们和邻国、国外之间在文化交流和文化认识上有时存在着一些不足，所以就造成了现在这些不应有的误会。
[玻璃莲花眼]：当中秋节沦为月饼节，清明端午重阳只是字面意义而全无相关活动时，谈何保护中国非物质文明。
【刘魁立】：说到节日，我自己有一个这样的感受：我们现在的国家日历是一个二元的结构，一部分节日历史不算很久，其内涵也不如其他的一些节日丰富，但是，却得到很好的“待遇”，要放假而且要放很长的假，让大家能够充分的休息、购物等等，我觉得这仅仅体现了节日的一部分功能。
另外一部分节日，我们的诸多传统节日，例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除夕等等都没有相应的假日，实际上等于说我们没有充分抒发自己传统的、民族的情感的时间，这种二元的结构如何能够调节的合理，应该成为上上下下所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们中国人对于月亮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情感，当中秋时节看见月亮的时候，我们立即会想到亲人、想到家乡、想到远方的朋友、想到祖国，这是我们中国人所特有的联想。
当中秋节仅仅沦为吃月饼的一个特殊时刻，它在我们的心目里似乎已经贬值了，我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丧失记忆”。
但是我乐观的期望，这或许只是一个不长的历史阶段吧。
只要我们举国上下在今天特别关注文化建设的历史时刻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意识，承担起我们的历史责任，那种把中秋节当成“月饼节”，把端午节当作“粽子节”来过的状况，会很快改变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核心就在于对传承人的保护 [pluto]：嘉宾，“世界记忆工程”作为一个延伸项目，会不会受到一些问题的制约~如档案解秘的问题，口述历史在世的知情人越来越少。
【康保成】：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也就是说口述历史它是口传的，在这点上它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但是根据联合国和我国政府有关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要有一定的文化艺术价值，所以口述历史是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而不属于文化遗产的范畴。
[一天一地一广仔]：请问嘉宾，如何解决古老艺术的缺乏传承人、传承难问题
【刘魁立】：天地广仔先生，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核心之一，就在于对于传承人的保护。
如果没有了传承人，这个古老的艺术岂不成了文物了吗
所以，传承人的保护实际上是整个保护工作的核心。
请现在还健在的传承人能够带徒弟，能够传授技艺，这正是你和我所共同希望的。
我相信，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机构，同样热切关心和努力促进的。
这些传承人实际上承载着历史的传统、历史的记忆。
传承人的丧失在某些情况下，等于是一种文化形式的丧失，一种传统的断绝，那是非常可惜的。
我特别希望能够建立一种机制，让整个社会能够特别关注传承人的生活、关注传承人的技艺、关注优秀文化传统，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
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题中应有之意，就在于对于传承人的保护。
我想这个问题在今后或许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相应的改善。
我和你都同样的期望着。
【康保成】：这位网友提的问题非常重要。
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靠人的传承，如果没有了传承人，这个遗产就要消失了。
现在我们急需解决的是缺乏传承人的问题。
例如有的项目最年轻传承人现在70、80岁了。
我调查过我国皮影戏的一些现状，很多老艺人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再继续学习皮影戏，因为收入非常微薄，不能够维护生活。
所以我个人认为已经列入国家和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政府应该拨出一定的款项鼓励年轻人“从艺”，有条件还要开办培训班，甚至是学校。
在这方面我们的力度太小。
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起步了，可以预料，今后在这个方面前景是美好的。
日本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很懂得“保守” [东风51]：嘉宾：我见到韩国有个民俗馆，里面既有文字又有实物，还有模型，非常生动。
咱们是不是也搞一个
【刘魁立】：东风先生，你去的那个民俗博物馆，我也去过。
我想，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也会有一个这样的全国性的民俗博物馆。
咱们共同来期待这样一个博物馆的落成。
那不仅是因为别人有，我们也要有。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比任何国家都更丰富的民俗传统、更丰富的非物质文化的创造，在文化建设当中，我们有更多可以借鉴的历史的财富和经验，我们比任何民族都更有建设这样的博物馆的需求，尤其是在我们曾经在一段时间里那样的漠视我们自己的优秀传统。
现在据我所知，各个地方也建了不少各种不同主题的民间文化的博物馆，尤其是有许多有识之士利用自己的有限的能力和资金，建立了相当多的私人博物馆。
我特别感佩这些人的见识、魄力和保护民族文化的可敬的责任感。
[八门道人]：请问：申报遗产热为什么这几年越演越烈
哪些遗产我们必须申报
哪些可以不必申报
为什么我们总是要申报
【刘魁立】：在文化领导部门的领导和主持下，我们国家将要建立和逐步完善各级的文化遗产名录机制。
我理解这种申报和公布的根本目的，在于要对所申报的项目切实加以保护。
这种申报和公布，实际上是向国人、向社会，扩大一点说是向整个人类表明一种态度，承担一种责任，即我们作为申报单位和保护单位，要承担切实保护的责任。
也许不是所有的申报者都怀着这样一种崇高的目标，也许会有人抱着创造政绩、获取利润、创造品牌等等的目的，但我希望也相信这一项工作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会克服许多困难和曲折，最终走上健康的道路。
[删不完的朕英明]：嘉宾：日本近百年以来，一直走着全盘西化的道路，但是日本的传统文化却保护的非常好，比始终反对西化的中国做得好的多，请问你认为我们应该记取日本的那些成功经验
谢谢 【康保成】：这位网友，您的问题非常好。
我在日本工作过三年。
我发现他们的确是“西化”得非常严重。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基本上是以中国作为自己的老师，明治维新以后是以欧美作老师。
日本的文字（日语）包括纯粹的汉字和片假名（一般用来音译欧美文字）构成。
从他们日本文字来看，这个国家是非常善于运用“拿来主义”，吸收外来文化的国家，同时他们本民族的文化也没有丢掉，他们在二战刚刚结束不久，率先提出了“无形文化财”的理念，并且成功的实施了对“无形文化财”的保护。
我们在改革开放20多年之后，在联合国提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借这一东风，对全民进行保护意识的一个教育。
相比之下我们的确是滞后的。
其实，您提日本的“全盘西化”不完全准确，一个国家文化分做几个层面，有制度层面、器物层面、更深的精神文化层面——民族传统、民风民俗、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日本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器物层面上都使用了“拿来主义”的原则。
但是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则很重视保留本民族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习正是在这一方面。
我在日本亲眼看到他们大大小小的“祭”日文叫“马资利”（音译），在这个时候他们往往穿上和服进行狂欢。
这就是他们的自己的民族传统。
而我们的有一些人一方面在叫着“全盘西化”，可是又不能够摆脱西方文化的影响，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康保成】：谢谢网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话题的关切。
我愿在今后适当的场合继续与大家进行这样的交流。
谢谢大家。
再见
【刘魁立】：很高兴和大家交换意见，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希望我们共同为这样一件关乎民族命运、关乎人类文化发展的大事贡献各自的力量。
再见了，各位。
常州市政府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何意义
访谈全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战略问题 【康保成】：各位网友大好，在国家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北京举行了很多庆祝活动，我们刚刚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论坛来到人民网，希望今天在这里和大家进行交流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问题，大家对这一话题有什么意见，希望可以一起交流。
【刘魁立】：有幸和大家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希望能够和大家共同把这一件非常重要的民族事业做得更好，这的确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我们有很多传统的节日，这些传统节日历经了非常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前天刚刚过了一个最年轻的节日——文化遗产日。
这个文化遗产日显然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和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都会发生重大的影响。
它会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发挥非常重要的有益的作用。
[西方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不是也就一阵风，风过之后，不会留下多少痕迹
【刘魁立】：你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文化遗产无论我们对它关注也好，或者是像过去曾经有过的那样一个历史时期，对它漠视、冷淡，甚至于贬斥，它都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想，我们现在有意识的来保护这个传统，为的是使我们的文化建设，使我们的生活方式，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发展。
所以，它不会是一阵风，不会是留下很少的痕迹，而它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于在我们的整个国家的、民族的生活当中长久的发生效益。
我们的保护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被大家所关注。
它不会是一阵风刮过去了，人们就抛弃了文化遗产，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件客观存在的事物。
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要不断的提高对于民族灵魂呵护的意识，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健康发展，使我们民族文化的建设工作做得更好。
【康保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战略问题，不是一个“战术”问题，所以不会刮过一阵风就结束了，不会是运动似的保护，而是长久的保护。
我们中国的文化战略问题也是一个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下来的，不仅仅是多少项具体项目，而最重要的是全民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一种保护意识，是我们对自己祖先5000年文化史的一种认同。
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民族就会被“化掉” [余乐]：能说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的基本情况吗
【康保成】：你指的是联合国的，还是指我们中国的申报
如果是联合国，联合国有一定规定，每一个会员国的申报数是受限的，我们有四项入选，其中蒙古长调是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联合申报的。
国内的情况就是我们没有这个限制，我们刚刚发布了国家级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国务院发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申报问题，我国以后也是每两年可以申报一次。
[强国一派]：6.10的文化遗产日达成了哪些方面的共识?以后将从哪些方面加大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康保成】：6月10号是我们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举行了很多的庆祝活动。
就我参加的文化部主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来说，大家对于我们在经济建设进行到了关键的时候提出建立四级名录体系，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有力的措施这点上达成非常多的共识。
例如，在精神上对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我们对抗西方国家在精神上、文化上对我们的一种“浸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大家一致认为我们的“精神家园”不能丢，我们不能在进行经济现代化时以付出我们文化为代价。
那么，今后我们的四级名录保护体系建立了，我们还要定期进行评估，对于已经进入名录的项目，如果不符合保护的标准，达不到保护的要求，还要予以取消，这样我们会在精神文明这方面逐渐为我们中华文明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对抗文化上的“西化”倾向）。
我们全民族文化认同感、凝聚力得到强化。
[强国一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何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整个文化遗产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刘魁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其本质来说，它也是我们民族的知识体系当中的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宝贵财富。
它凝结着我们的历史记忆，它既是昨天历史的、生活的实录，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生活的现实，对于未来的文化发展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创造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可能离开昨天提供给我们的基础。
构建和谐社会不可能不运用过去已经有的非常好的文化手段。
例如过年，我们要做非常多的准备，而这些准备，无外乎是要在一个旧的时间周期结束，一个新的周期的到来之际，期盼能有很辉煌的前景。
在这时，我们要有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和历史的衔接，有和我们过去的祖先以及我们所具有的优良传统的沟通和继承。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两个周期交接的时候，要把我们心目中的神灵世界，要把我们自己的祖先也都请来，和我们共同祝祷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明天，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尊老爱幼，要创造家庭的、家族的、亲朋好友之间的友善关系，要和我们周围的社会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
通过拜年，通过闹元宵我们会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在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情不同，我们的举止也适应规范，我们会对于未来的建设充满着期望和信心。
通过这个实例可以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当中都会发挥极重要的作用。
所以对习俗、对众多的口头叙事传统、对众多的艺术表现形式、对先辈所创造的巧夺天工的技艺、对我们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和实践等等，都要特别的关爱和保护，对其中最优秀的传统要加以弘扬和继承。
在整个的文化遗产保护当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
【康保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无形的，与自然遗产中的名山大川、黄山、张家界、长城都不一样。
它指的是一种以人作为主要的载体，用口传和身体方式来作为这种传播的文化遗产。
这种文化遗产以往是被忽视的，它们随着老一辈的去世最容易消失掉，而且它又是最能够实现民族凝聚的一种精神力量。
例如我们的民族节日受到西方节日的冲击，例如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等等都容纳进来。
很容易使我们失掉我们的民族记忆，我们现在春节这一民族节日大家还非常重视。
因为政府规定假日有关，但是其他的节日例如中秋、重阳、元宵、七夕这些民族节日渐渐都被淡化了。
中秋除了吃月饼以外大家对它的内涵都已经忘掉了。
所以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新唤起我们的民族记忆，我们不能够在文化上失掉自我，所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公约》提出“保护文化多样性”。
因为人类是多姿多彩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如果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民族就会被“化掉”，我们民族的本性就失掉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不能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文化遗产 [pluto]：请问嘉宾，为什么昆曲China’s Kunqu Opera，能列入名录，而不是其他戏曲种类
【康保成】：昆曲在现存的戏曲剧种里，它的历史最为悠久。
昆曲的文学剧本最为典雅，昆曲的表演形式也非常完美，唱腔很幽雅，有一种说法说“昆曲是百戏之祖”不科学，但是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它在全国戏曲剧种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应当说它的学术研究价值也是最高的。
所以我们在申报第一批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就申报了昆曲，我想有关申报部门是有眼光的。
[风火轮]：刘魁立会长您好
前段时间“凉茶”这种大众饮品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有什么代表意义
【刘魁立】：今天一位熟悉“凉茶”的朋友向我介绍说，他在广东那样一个特殊的气侯环境里，常常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例如“上火”、感冒、咳嗽……，遇到这种情况他往往喝了“凉茶”，就没事了。
这种饮品实际上它的制作工艺也是我们的先人留给我们的一部分遗产。
这种技艺也应该为我们所继承。
今天，谈到国家主权的问题时，我们不仅要想到领土完整、国家尊严等等问题，同时也应该想到我们的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
我们祖先所创造的非常珍贵的一些技艺，有时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会被国外某些“有心人”占为私有，从中牟利。
于是我想，像“凉茶”制造工艺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应当是很必要的。
当然，“凉茶”仅仅是一个实例而已，或许我们还有更多的比“凉茶”还要重要、还要珍贵的一些技艺，这些都应该得到我们的关怀和呵护，得到很好的继承。
[玻璃莲花]：康教授，如何评定中国的非物质文明，是否能不从政治观点出发
还会搞甚麼封建思想甚麼糟粕等评价吗
【康保成】：以往我们对文化遗产往往会区分它的精华和糟粕，这种区分应当说是必要的。
例如，中国的女性的“缠足”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可是它是糟粕。
我们现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是保护它的精华，因为现在有利的地方在于人们对精华和糟粕已经不难区分。
但是，不能一概而论。
有一些以往和民间信仰、民间宗教有关的文化遗产，我们过去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是把它当做糟粕，但是这一次公布第一批国家级名录中，就有佛教音乐、道教音乐等项目，所以我们不能从意识形态（政治观点）这个角度出发，去看待文化遗产。
这个问题不仅是学者要注意，也是政府主管部门要注意的。
我们建议中央把中秋、端午列为法定节假日 [非如此不可]：中秋、端午节还不是国家法定节日，两位老师支持这些传统佳节日成为法定节日吗
有没有准备就此事向中央上书
【康保成】：首先，我个人认为端午和中秋应该列为国家法定节日。
春节之所以在我们使用公历以后，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远远比元旦要高很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春节是与国家法定假日相联（我们可以连续休息七天）。
端午、中秋、重阳这类节日之所以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不高，和国家没有把它们列为法定节日有关。
据说，有关学者已经向文化主管部门反映了这件事，但是有无上书我还不得而知。
我准备和以刘魁立老师为理事长的中国民俗学会向中央反映这一情况。
[hpty]：嘉宾，您对端午节被韩国人申报一事有何评价
这件事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康保成】：关于韩国江陵的“端午祭”成功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这件事，在国内曾经炒得很热，但是我在这里要澄清一个事实，就是韩国的“端午祭”和我们的“端午节”只是在端午这个词上是一样的。
其实，它的内容完全不一样。
它们是一种祭祀仪式，和我们的纪念屈原、和我们吃粽子、划龙舟根本不一样。
所以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们和邻国、国外之间在文化交流和文化认识上有时存在着一些不足，所以就造成了现在这些不应有的误会。
[玻璃莲花眼]：当中秋节沦为月饼节，清明端午重阳只是字面意义而全无相关活动时，谈何保护中国非物质文明。
【刘魁立】：说到节日，我自己有一个这样的感受：我们现在的国家日历是一个二元的结构，一部分节日历史不算很久，其内涵也不如其他的一些节日丰富，但是，却得到很好的“待遇”，要放假而且要放很长的假，让大家能够充分的休息、购物等等，我觉得这仅仅体现了节日的一部分功能。
另外一部分节日，我们的诸多传统节日，例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除夕等等都没有相应的假日，实际上等于说我们没有充分抒发自己传统的、民族的情感的时间，这种二元的结构如何能够调节的合理，应该成为上上下下所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们中国人对于月亮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情感，当中秋时节看见月亮的时候，我们立即会想到亲人、想到家乡、想到远方的朋友、想到祖国，这是我们中国人所特有的联想。
当中秋节仅仅沦为吃月饼的一个特殊时刻，它在我们的心目里似乎已经贬值了，我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丧失记忆”。
但是我乐观的期望，这或许只是一个不长的历史阶段吧。
只要我们举国上下在今天特别关注文化建设的历史时刻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意识，承担起我们的历史责任，那种把中秋节当成“月饼节”，把端午节当作“粽子节”来过的状况，会很快改变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核心就在于对传承人的保护 [pluto]：嘉宾，“世界记忆工程”作为一个延伸项目，会不会受到一些问题的制约~如档案解秘的问题，口述历史在世的知情人越来越少。
【康保成】：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也就是说口述历史它是口传的，在这点上它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但是根据联合国和我国政府有关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要有一定的文化艺术价值，所以口述历史是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而不属于文化遗产的范畴。
[一天一地一广仔]：请问嘉宾，如何解决古老艺术的缺乏传承人、传承难问题
【刘魁立】：天地广仔先生，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核心之一，就在于对于传承人的保护。
如果没有了传承人，这个古老的艺术岂不成了文物了吗
所以，传承人的保护实际上是整个保护工作的核心。
请现在还健在的传承人能够带徒弟，能够传授技艺，这正是你和我所共同希望的。
我相信，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机构，同样热切关心和努力促进的。
这些传承人实际上承载着历史的传统、历史的记忆。
传承人的丧失在某些情况下，等于是一种文化形式的丧失，一种传统的断绝，那是非常可惜的。
我特别希望能够建立一种机制，让整个社会能够特别关注传承人的生活、关注传承人的技艺、关注优秀文化传统，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
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题中应有之意，就在于对于传承人的保护。
我想这个问题在今后或许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相应的改善。
我和你都同样的期望着。
【康保成】：这位网友提的问题非常重要。
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靠人的传承，如果没有了传承人，这个遗产就要消失了。
现在我们急需解决的是缺乏传承人的问题。
例如有的项目最年轻传承人现在70、80岁了。
我调查过我国皮影戏的一些现状，很多老艺人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再继续学习皮影戏，因为收入非常微薄，不能够维护生活。
所以我个人认为已经列入国家和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政府应该拨出一定的款项鼓励年轻人“从艺”，有条件还要开办培训班，甚至是学校。
在这方面我们的力度太小。
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起步了，可以预料，今后在这个方面前景是美好的。
日本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很懂得“保守” [东风51]：嘉宾：我见到韩国有个民俗馆，里面既有文字又有实物，还有模型，非常生动。
咱们是不是也搞一个
【刘魁立】：东风先生，你去的那个民俗博物馆，我也去过。
我想，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也会有一个这样的全国性的民俗博物馆。
咱们共同来期待这样一个博物馆的落成。
那不仅是因为别人有，我们也要有。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比任何国家都更丰富的民俗传统、更丰富的非物质文化的创造，在文化建设当中，我们有更多可以借鉴的历史的财富和经验，我们比任何民族都更有建设这样的博物馆的需求，尤其是在我们曾经在一段时间里那样的漠视我们自己的优秀传统。
现在据我所知，各个地方也建了不少各种不同主题的民间文化的博物馆，尤其是有许多有识之士利用自己的有限的能力和资金，建立了相当多的私人博物馆。
我特别感佩这些人的见识、魄力和保护民族文化的可敬的责任感。
[八门道人]：请问：申报遗产热为什么这几年越演越烈
哪些遗产我们必须申报
哪些可以不必申报
为什么我们总是要申报
【刘魁立】：在文化领导部门的领导和主持下，我们国家将要建立和逐步完善各级的文化遗产名录机制。
我理解这种申报和公布的根本目的，在于要对所申报的项目切实加以保护。
这种申报和公布，实际上是向国人、向社会，扩大一点说是向整个人类表明一种态度，承担一种责任，即我们作为申报单位和保护单位，要承担切实保护的责任。
也许不是所有的申报者都怀着这样一种崇高的目标，也许会有人抱着创造政绩、获取利润、创造品牌等等的目的，但我希望也相信这一项工作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会克服许多困难和曲折，最终走上健康的道路。
[删不完的朕英明]：嘉宾：日本近百年以来，一直走着全盘西化的道路，但是日本的传统文化却保护的非常好，比始终反对西化的中国做得好的多，请问你认为我们应该记取日本的那些成功经验
谢谢 【康保成】：这位网友，您的问题非常好。
我在日本工作过三年。
我发现他们的确是“西化”得非常严重。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基本上是以中国作为自己的老师，明治维新以后是以欧美作老师。
日本的文字（日语）包括纯粹的汉字和片假名（一般用来音译欧美文字）构成。
从他们日本文字来看，这个国家是非常善于运用“拿来主义”，吸收外来文化的国家，同时他们本民族的文化也没有丢掉，他们在二战刚刚结束不久，率先提出了“无形文化财”的理念，并且成功的实施了对“无形文化财”的保护。
我们在改革开放20多年之后，在联合国提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借这一东风，对全民进行保护意识的一个教育。
相比之下我们的确是滞后的。
其实，您提日本的“全盘西化”不完全准确，一个国家文化分做几个层面，有制度层面、器物层面、更深的精神文化层面——民族传统、民风民俗、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日本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器物层面上都使用了“拿来主义”的原则。
但是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则很重视保留本民族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习正是在这一方面。
我在日本亲眼看到他们大大小小的“祭”日文叫“马资利”（音译），在这个时候他们往往穿上和服进行狂欢。
这就是他们的自己的民族传统。
而我们的有一些人一方面在叫着“全盘西化”，可是又不能够摆脱西方文化的影响，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康保成】：谢谢网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话题的关切。
我愿在今后适当的场合继续与大家进行这样的交流。
谢谢大家。
再见
【刘魁立】：很高兴和大家交换意见，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希望我们共同为这样一件关乎民族命运、关乎人类文化发展的大事贡献各自的力量。
再见了，各位。
湖北浠水历史名人
名人名家 庞安时（1042-1099），字安常，本县麻桥人，出生于中医世家，为北宋名医。
安时幼时，其父授以脉诀，他不以为足，后读黄帝扁鹊的脉书，渐通晓医理，悟出新意。
年近弱冠病聋，刻苦钻研《灵枢》、《素问》等秘籍，融会贯通经传百家所涉及的医术。
他曾说：世传所谓医书，予皆见之。
惟扁鹊之方深矣。
盖所谓《难经》者，扁鹊寓术于其书，而方之不详，意者后人自求之欤
予之求盖出于此。
安时为人治病，愈者十有八九。
登门求治者，则设坊（医疗室）留诊，亲视汤药，悉心护理，治愈后始允其回家，据《宋史·庞安时传》记载：有民家孕妇将产，七日而子不下，百求无所救，安时之弟子李百全适在傍舍，邀安时往视之，才见，即连呼不死（不会死），令其家人以汤温其腰腹，自为上下抚摩，孕者觉肠胃微痛，呻吟间生一男子。
其家惊喜而不知所以然。
宋人黄庭坚，多称道安时医术，苏轼的《东坡杂记》、《仇池杂记》，袁文之的《瓮牖闲评》，均记有安时的医迹。
苏轼评安时精于伤寒，妙得长沙（指汉代名医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遗旨，张耒《柯山集》中记载：淮南人谓庞安常能与伤寒说话。
后世医家论庞安时医能启扁鹊之所秘，元化（即华佗）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不在古人下。
安时58岁时发病，门人请他视自脉，他笑着说：今予胃气已绝，死矣。
拒饮汤药，数日后，与客坐语而卒。
后人为了纪念他，于浠水县城内建有药王庙（亦名洞天福地）、妙华庵（庙内设庞安时泥塑像），均毁。
庞著有《难经辨》万言、《主对集》（一卷）、《本草补遗》、《伤寒病总论》（九卷），在药理、医理、医疗诸方面，为祖国中医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伤寒总病论》）（九卷）于1957年由商务印书馆特予印行，推为中医学经典著作。
杨思义（生卒不详），本县人。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启用杨思义，命掌起居注，后调任司农卿。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即皇帝位，设六部，司农为户部，杨思义任户部尚书。
在任期间，他对土地丈量、户口清查、财粮收支等办理得井井有条。
明初经历战乱，百姓流亡，土地荒芜，他奏请朝廷下诏，招抚流亡，开垦荒地，广种麻桑，免税四年，以利民生。
当时朝野上下，无不称赞其理政才能。
后调任陕西参政，不久病逝。
归葬于本县黄草湖。
王聪（1362-1409），巴河镇人，明代将军。
王聪出身农民，臂力过人。
他习武投军，隶属燕王棣部下，智勇兼备，能谋善战。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他随燕王巡视边境，以军功升任都指挥使，靖难之役，燕王夺取帝位，聪被封为武城侯。
永乐七年（1409年），随征虏大将军邱福出征。
福与本雅失里（鞑靼人）交战，本雅失里佯败，福追击，聪知其计，劝谏福止，福不听从，终中埋伏。
聪战死，时年58岁。
其尸毁于战场，未能收骨，后追封为漳国公，立碑敕葬。
衣冠冢在县西司家畈。
文质 （生卒不详），本县人，字东进。
善骑射，有异材，明嘉靖年间会试第一。
清光绪十年版《黄州府志》及其墓志均记载为武状元，任锦衣卫都督。
其子应诏，由进士任锦衣卫都指挥佥事。
父子二人，一封为昭义将军，一封为昭勇将军。
其墓在县北。
姚明恭（1583-1644），字昆斗，人称姚阁老，本县巴河人。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庶吉士，初任詹事，礼部右待郎。
崇祯十二年（1639年）入阁，加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任户部尚书参与机要。
相位一年，回归故里。
光绪《黄州府志》载：黄之九属，数百年来，居相位者，惟明恭一人而已。
明恭宅心仁厚，曾致信告诫其弟居恭（任剑州牧）洁已爱民，虚心听狱，严胥役，禁家奴。
明恭回居乡里时，蕲水漕米在蕲州兑军（作为年粮缴纳，由军队验收）。
路远，又无押运者，军旅任意科旅。
他为此向有关方面建议，改兑军为兑会城（漕米直接交专收粮的机构），百姓得免其苦。
陈沆（1785-1826），亦名学濂，字太初，号秋舫，本县巴河人。
10岁随父读书，以诗赋见长。
15岁应试科举，县试，乡试、会试，皆名列第一名。
学使鲍星读其试卷，击节叹赏。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保和殿对策，陈中第一甲第一名（状元）。
其策论文章，气势雄浑，论述精辟，笔力奇健（原卷手抄本藏于县博物馆）。
授翰林院修撰。
出任四川道监察御史。
清道光二年（1822年），任广东省主考（学政）。
次年，任清礼部会试同考官。
道光六年，病逝于北京，归葬于本县调军山南麓。
在文学史上，陈沆被列为清代古赋七大家之一。
其组诗《河南道上·乐府四章》中的《卖儿女》、《狗食人》、《吃草根》、《逃饥荒》等诗，用极其辛酸的笔调，活灵活现地写出了当时河南道上的悲惨景象。
陈的友人魏源，称其诗是香山乐府之遗。
陈的赋文，铺叙多用白描，代表作有《简学斋赋存》。
陈著作《简学斋诗存》、《课馆试律存》、《诗比兴笺》、《白石山房诗钞》、《简学斋赋续存》为后人整理出版。
学术著作《近思录补注》14卷，补宋代朱熹、吕祖谦及清代江永之缺，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瞿瀛（1857-1949），亦名炅，号干琴。
本县人。
幼就读私塾，勤敏笃实，县试名列前茅，府试名列第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乡试中亚元。
回县创办学堂。
广西提学使李翰芬慕其人品，于1907年函召赴桂襄办学务。
辛亥武昌首义时返鄂，被推为浠水县议会议长。
年底应黎元洪之约入军政府任机要主任。
因办事干练，深得信任，几次提名担任国税厅长、民政司长，瞿坚辞不就，仅任副秘书长。
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周年之际，北京及各省代表来鄂集会，追悼先烈。
瞿奉命撰写演讲词，言武汉所居的地位，谋人民之福祉，以慰先烈于九泉。
洋洋7万余言，时传诵甚广。
1913年12月，袁世凯将副总统黎元洪幽处瀛台，瞿随侍，持正不移。
1914年袁要黎为参政院长，并结为儿女亲家，瞿愤而归隐。
1914年劝黎辞去参政院长。
1916年袁世凯密称帝，封黎为武义亲王，瞿劝黎拒绝受封。
同年8月，黎元洪担任大总统，拟选瞿为秘书长，瞿辞之，乃改任副职仍掌机要。
1917年张勋复辟，黎授命段祺瑞戡平叛逆，瞿多方参赞。
事定，随黎隐居天津。
1922年黎元洪复任总统，瞿复原职。
1928年黎元洪逝世，国府明令国葬于武昌卓刀泉，瞿赴武汉，主持丧事。
后又将黎从政轶事，编辑成书，躬任校勘，数载始成。
瞿返乡后，杜门谢客，家居20年，足不入公门。
1930年川军驻浠水，纪律极坏，邑人吴剑安激于义愤，投诉当局。
川军旅长竟捕吴拟置之死地。
瞿闻讯，星夜奔驰十里，赶至师部，请以身代吴。
吴获释至瞿府长揖拜谢。
瞿一一还拜曰：足下为民请命，是仆应怀惭以叩谢者。
1947年11月，瞿光照、王细伢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活动于浠（水）、黄（冈）、罗（田）边境，被国民党县政府逮捕，瞿力保释放。
瞿一生俭朴，在京作官，不穿皮袄，不坐车轿，热心公益事业，为本村人修水井、建祠堂、办学校。
1935年大旱，四处募捐，买面粉救活700余人。
博览群书，尤对考古、音韵训诂之学造诣较深。
著有《瞿典》、《文字考证》、《历代政治家言行考》、《清末明初政史纪实》（其中有辛亥革命始末）、《文物考古》、《从政篆文日记》、《浠水县志》（均未刊印）。
1949年病逝。
孔庚（1873-1950），又名照焕，字文轩，号雯掀。
本县王祠人。
清末秀才。
1898年，因带头殴打学官和劣绅之子，被捕下武昌府狱，后释放。
1903年与吴禄贞等暗组革命机关。
后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期骑兵科。
1905年加入同盟会及铁血丈夫团。
1907年毕业回国，任广西新军督练公所参事官兼经理科、教育科科长，办陆军小学堂，训练新军后，任职于军咨府。
留学生考试赐兵科举人。
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本县南凉人。
县禀膳生，肄业于黄州经古书院。
清光绪壬寅（1902年）中举于乡，甲辰（1904年）试礼部，中进士，授刑部主事。
旋应山西学政宝熙之聘，任山西大学国文教习。
后二年自请赴日留学，攻读法政。
在此与鄂籍同学自办留学生教育会及《教育杂志》。
历时二年回国。
时鄂督陈夔龙奏请地方自治，汤化龙返鄂筹草自治事宜，旋任咨议局筹备处参事。
次年当选为副议长，不久任议长。
后赴京参加全国咨议联合会议，被推举为会议主席。
1918年，汤怀着失意的心情出国考察，由日本及美国，历时半年，同年9月初，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候船回国，被中华革命党人--华侨理发师王昌刺死，时年45岁。
闻一多（1899-1946），又名亦多，辈名家骅，字友三，本县巴河人。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战士和杰出的诗人、学者，中国民盟早期领导人之一。
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蕲水县（今浠水县）下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
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
同时创作旧体诗。
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
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
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
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
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徐复观（1903-1982），亦名秉常、佛观，其师熊十力为之改佛为复。
晚年居香港时，用名天行。
浠水县团陂人。
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一生中就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及历史、命运问题发表大量论著。
如他与唐家毅、牟宗三、张君励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系统阐述他们的中西文化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驳斥胡适等人的全盘西化论。
又出版《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公孙龙子讲疏》等书，探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撰《西汉思想史》（上、中、下）对西汉思想史进行缜密研究。
他对研究、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出重要贡献，成为名扬海内外的现代大儒。
汤佩松（1903-2001），本县南凉人。
小时在父亲汤化龙身边就读。
1917年入清华留学预备学校。
1925年秋，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
1928年夏，考入当时以植物生理研究而颇负盛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两年后毕业。
1930年9月，受聘于哈佛大学普通生理学研究室。
1933年秋回国，在武汉大学任教。
1938年9月，应聘西南联合大学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
抗战胜利后，任清华大学农学院院长。
1948年，被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选聘为首批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
主要从事植物生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提出完整的植物呼吸代谢的控制理论。
1955年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
1998年6月，又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院士。
闻允志(1904-1940)，字永之，浠水县巴河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家乡领导工农运动，曾任国民党蕲水县党部执行委员、青年部长。
1928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与中共党员温健公等组织留日学生会及社会科学研究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
由中共党组织派往河南偃师中学任教，从事地下工作。
1935年春调北平，任《世界日报》社编辑，秘密进行抗日活动。
同年到天津法商学院任辅导课主任，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党的工作。
同年，天津爆发一二·八学生救亡运动，文化界以法商学院为中心组织文化劳动者协会天津分会（后改称文化职业者协会），闻任执委，帮助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
1936年秋，参与领导天津各学校和各机关反对强迫填写反共自愿书的斗争。
1937年春，受中共组织委派，到河北省地方实力派张荫梧部做统战工作。
同年赴豫北林县、安阳、汤阴一带开展抗日活动，组织抗日力量，又争取团结河北民军副总指挥王长江和国民党驻军黄宇宙及其他地方武装。
1938年10 月，民军第十一团团长朱程在山西陵川成立河北民军晋察豫边区办事处，闻任该部十一团部政治部主任，闻积极争取朱程，并在部队建立中共党组织。
1938年春调晋东南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任训练教育科科长。
同年，朱程因张荫梧公开反共反人民，遂率部反张。
八路军总部改编朱部为华北抗日民军，闻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并以抗大一分校带去的部分军政骨干，在部队重建党组织。
1940年任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华北抗日民军政委，并任冀鲁豫军区党委委员，领导军民粉碎日寇多次扫荡，建立沙区抗日根据地。
同年8月调八路军总部，由冀中南下。
8月21日拂晓抢渡卫河时，遭日军汽艇袭击，不幸牺牲。
徐楚光（1909-1948），又名建豫、祖芳、楚狂、席正，浠水县华桂人。
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班，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任鄂豫皖边区直属团连长；秋，受边区党组织派遣潜入国民党军内部，任蕲水县自卫队中队长。
1930年，任罗田县自卫队大队副。
1932年打入武汉第四集团军十八军和江汉师管区任连长、营长等职。
1934年随李济深、宣侠父赴广西南宁争取桂系反蒋，后任豫西师管区兵役局局长。
1937年兼任河南伊川县第三科科长。
1938年春，打入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部任教育大队中校教育主任。
秋，冀察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第五军，孙殿英军长委其为该军后方司令部作战参谋兼官佐子弟学校校长。
1940年初，调至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
不久，通过同乡九十七军参谋主任杨自绳的关系潜入该军，顺利完成对朱怀冰部的侦察和反正任务。
后调任抗大总校任教官。
1942年受八路军总部秘书处（情报处）派遣，入汪伪首都南京。
他通过旧时的朋友、汪伪自卫军总司令金龙章介绍，拜南京洪门大亚山首领朱亚雄为大哥。
复以黄埔军校学生身份广交军政朋友，在汪伪中央军官学校任上校战术教官。
1943年，任伪陆军部第六科上校科长，挂名为伪军参赞，兼伪中央政治感化院上校教官。
秘密发展伪中将参赞武官洪侠和朱亚雄参加地下情报工作。
得以会见军统南京站少将站长、伪军委会少将科长周镐。
遂秘密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运输线。
12月潜入汪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任上校秘书。
为取得京沪（今宁沪）铁路线的行动方便，徐任秘书主任兼督察长，不断获得蒋汪内情，并截取蒋汪联合剿匪军事计划及江浙日伪联合清剿行动计划等重要情报。
1944年1月，汪伪创建警卫第三师，他利用伪中央政治训练班总队副赵鸿学潜入该师任政训主任，争取师长钟健魂起义。
旋在人民地方武装六合支队政委魏然策应下，钟、徐、赵亲率三师官兵3000余人至淮南解放区钟家集宣布起义，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
钟任军长，徐任副政委兼参谋长和第二师政委。
1946年，徐楚光调华中局联络部筹组第三工作委员会任主任。
后由于三工委遭保密局侦破，徐于1947年4月在长沙组建湘鄂民主联军，任政委。
9月，他从长沙抵武汉，不久即被捕，交保密局审讯。
1948年3月，敌人以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第二组少将副组长的头衔，诱他投降，遭拒绝。
1948年10月9日，被保密局秘密杀害于南京，时年 39岁。
苏哲文（1915-2006），原名苏有威，1915年8月出生，浠水县人。
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积极参加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由中共重庆办事处派往东北解放区工作。
自1950年起，历任中央燃料工业部计划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
1955年任中央电力工业部计划司副司长。
1958年任水利电力部计划司副司长、司长。
1975年先后任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院副院长、院长。
1979年先后任电力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
1985年离休后，担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领导成员，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三峡工程综合经济评价专题论证主持人，长江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专家组副组长。
饶兴礼（1925-2000），浠水县清泉镇十月村人。
1949年6月投身革命，195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被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
1966年被华中农业学院聘为客座教授。
1993年被评为高级农艺师。
徐复观（1903－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熊十力更名为复观。
湖北浠水人。
徐复观在抗战时期曾师事熊十力，接受熊十力“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从此下决心去政从学。
其为学不喜形而上学的哲学，以为探讨中国文化不能离开具体平实的现实世界，着重于历史时空中展现的具体世界。
徐复观在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主张要在中国文化中找出可以和民主衔接的内容，力图揭示历史上个人主义与专制政体、道德与政治的对立和冲突。
强调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应加以区分，认为儒家思想在长期专制压迫下必然会歪曲和变形，说明专制政体压歪和阻隔了儒家思想的正常发展，却不能说儒学就是专制的“护符”。
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始于殷周之际，以人性论为其主干，而孔、孟、老、庄及宋明理学家的人性论就是中国人性思想的主流。
提出一种不同于宗教恐怖绝望意识的“忧患意识”概念，认为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的激发下产生了中国的道德使命感和文化精神，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徐复观对中国传统作了深入分析，他有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历朝历代一直贯穿着体现人文精神的圣人之道，或曰理，与表现为无限制的君主专制的势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中国历史的死结”。
虽然士大夫始终坚持道尊于势，但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社会的严酷事实却是势远远强于道，知识分子在这种道与势的紧张冲突中，形成了精神上的重负和奴才性格，变成君主专制的工具。
他的剖析的最终目的是要论证只有引进民主与科学，才能解开中国历史的死结。
此外，他还特别重视从传统深处发掘其内在的精神生命力，把中国固有的人文精神转化为民主和科学。
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性论史》、《两汉思想史》、《中国思想史论集》、《公孙龙子讲疏》、《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国经学史基础》、《中国艺术精神》、《石涛研究》、《中国文学论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