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家庭创建总结
创建平安家庭工作总结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妇女是社会的“半边天”。
近年来，街道妇联坚持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创建“平安家庭”为目标，按照“党政所急、妇女所需、妇联所能”的原则，发挥妇联组织联系妇女、联系家庭的优势，以“内强家庭成员素质，外树巾帼文明形象”为目标，以“弘扬家庭美德、建设家庭文化、美化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为重点，以“平安家庭”创建活动为载体，把创建“平安家庭”创建作为参与“平安江口”建设的切入点，发挥妇女组织优势，动员妇女积极参与平安家庭创建，提高了家庭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提升了家庭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以家庭的文明促进了社会的平安稳定，以家庭的平安促进社会的和谐，以家庭的小平安促进社会的大平安。
一、强化领导、深化认识，形成创建平安家庭强大合力。
家庭平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前提。
“平安家庭”是“平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形势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载体，也是动员千家万户参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街道妇联对“平安家庭”创建活动高度重视，首先认真学习市妇联关于创建“平安家庭”活动的文件和精神要求，做到了明确思想、统一认识，把这项工作的成败提升到一个关乎社会稳定发展、关乎社会和谐进步的高度，做到“三个牢固树立”：一是牢固树立在大局中思考、定位妇女工作的理念，提高服务大局的自觉性；二是
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如何划分的?
1893年 1月27日，诞生于上海。
在上海与家人合影(右三)1907年 赴美国留学。
[6] 1908年 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
1913年 获文学士学位毕业。
8月离美国途经日本。
冬，任孙中山秘书。
1915年 10月25日，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结婚。
1916年 5月，随孙中山离日本回国，抵上海。
1917年 7月，随孙中山离沪赴穗，进行“护法”运动。
1918年 5月21日，第一次“护法”失败，随孙中山离广州，6月26日抵上海。
1920年 11月，粤军攻克广州，随孙中山离沪返穗，再次组织“护法”军政府。
1922年 6月16日，陈炯明叛乱。
勇敢的掩护孙中山脱险。
翌晨转赴黄埔与孙中山会合于永丰舰。
后转居上海。
8月23日，在上海寓所陪同孙中山与李大钊等会晤，商讨国共合作等问题。
1923年 2月，随孙中山再次赴穗。
8月，在永丰舰纪念蒙难一周年。
1924年 6月16日，随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出席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
11月13日，随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离穗北上。
17日经上海。
28日途经日本神户，发表了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演说。
12月4日，抵天津。
31日抵北京。
1925年 年初，孙中山病重，在病榻旁侍侯。
3月11日，接受孙中山遗嘱，并应允代孙中山访苏。
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此后经常向国内外介绍孙中山遗嘱和三大政策。
4月，从北京回上海。
8月，对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深感悲痛和愤慨。
1926年 1月，在广州召开的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演说。
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1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率国民政府先遣人员抵武汉，筹备迁都。
12月，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袖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
1927年 2月，在武汉开办妇女政治训练班。
3月，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同月，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任国民政府委员。
7月14日，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与当局决裂。
8月1日，支持南昌起义。
2日，被选为南昌起义的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8月23日，离上海赴苏访问 9月6日，抵莫斯科。
12月，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反帝同盟大会上，被选为名誉主席。
1929年 5月，离欧洲回国，参加南京的孙中山国葬仪式。
行前发表《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
8月10日，以英文发表《与戴传贤的谈话记录》。
同月，国际反帝同盟在德国开会，再度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
9月21日，离沪赴法国。
1930年 旅居欧洲，多在柏林。
1931年 7月，从德国回国。
12月19日，为邓演达被害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一文。
1932年 1月，与杨铨、何香凝等创办“国民伤兵医院”，为抗日救济伤病人员。
12月，与蔡元培、鲁迅、杨铨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3年 1月，在上海成立“民权保障同盟”分会。
3月8日，在上海“国民御悔自救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民众团结抗日。
5月13日，到德国驻沪办事处递交抗议书，谴责法西斯恐怖统治。
6月18日，杨铨被暗杀。
为此发表声明，抗议当局杀害进步人士，并亲自参加杨铨的葬仪 9月30日，在上海主持“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大会，并发表《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说。
是年，领导“民权保障同盟”营救罗登贤、陈赓等人。
1934年 4月20日，与何香凝等1779人联名发表《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
秋，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任主席。
1935年 资助旅费给上海的共产党干部赴陕北联系工作。
1936年 春，促成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的陕北之行。
5月底，在沈钧儒等于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
11月26日，为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发表声明。
12月，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7年 2月，同何香凝、冯玉祥等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
并在会上发表《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
6月，同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
7月5日，亲率12人从上海到苏州监狱探视“七君子”，并要求同服“爱国罪”。
7月，在上海寓所接待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拥护共产党共同抗日的主张。
8月，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
11月，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
12月，移居香港。
在香港和路易艾黎等合影(中下)[7]1938年 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在汉口成立。
和蔡元培、吴玉章等被选为出席伦敦代表大会代表，但未成行。
6月14日，邀集中外著名人士，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
9月，参加保卫广州的斗争。
发表《华侨总动员--庆祝华侨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一文。
1939年 在香港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
12月12日，在香港电台发表演说，支援抗战。
1940年 在香港继续“保盟”的工作。
1941年 1月，与何香凝等联名通电：斥责当局破坏团结抗战，制造“皖南事变”。
12月，日军侵占香港。
在香港沦陷前，乘最后一班飞机离港赴渝。
当年，支持路易·艾黎等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
1942年 继续“保盟”的工作。
冬，在重庆与周恩来、邓颖超等欢送董必武离渝返延安。
与保盟会部分成员合影(左四)[8]1943年 5月，以中华全国儿童福利协会主席名义举办国际足球赈灾义演，将全部所得捐赠河南灾民。
9月18日，发表《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呼吁大家继续支持人民的斗争。
1944年 2月8日，发表《致美国工人们》一文，呼吁美国工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民主斗争。
3月12日，为在美国举行的孙中山纪念日，发表《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的广播演说。
10月1日，在重庆同72人发起各党派各阶层举行追悼邹韬奋大会。
1945年 9月，在重庆上清寺张治中住所与会见。
12月，离渝回上海。
将“保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支持进步组织和民主力量，支持人民解放斗争。
并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
1946年 7月23日，在上海发表声明，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
1947年 9月16日，发表声明，否认参加“竞选”。
1948年 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被推选为名誉主席。
同月，发表《给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信》，呼吁保卫世界和平。
冬，迁居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住宅（即今上海宋庆龄故居）。
1949年 7月1日在上海发表《向中国共产党致敬》一文。
同月7日，在上海各界纪念“七七”庆祝大会上发表题为《帝国主义，滚开吧
否则将与反动派同归于尽》的谈话。
在上海与合影(右)9月，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
[9] 12月11日出席亚洲妇女代表会议。
同月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1950年 4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当选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委会主席。
8月宣布中国福利基金会改为中国福利会，继续任该组织执委会主席。
11月23号，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1951年 9月18日，在北京接受“1950年度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
将全部奖金献给中国福利会，创办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11月26日，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 1952年 年初，创办《中国建设》杂志。
3月21日，与郭沫若等发起召开亚洲即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10月，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区域和平会议，被选为亚太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
12月11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同月下旬访苏。
1953年 1月13日，在莫斯科会见斯大林。
4月25日，在第二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1954年 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2月，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 1月，被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
8月20日，出席纪念廖仲恺先生逝世3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
12月，率廖承志等访问印度。
1956年 1月－2月，率廖承志等访问缅甸和巴基斯坦。
接受达卡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8月，率中国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
9月，应邀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致辞。
11月，发表《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和《回忆孙中山》两文。
1957年 9月，在全国妇联第三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11月，随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列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958年 6月14日，参加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
1959年 4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60年 4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
1961年 5月11日，在上海寓所会见。
9月，任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筹委会副主任委员。
1962年 1月17日，在上海会见锡兰总理班拉达奈克夫人。
11月12日，发表《孙中山和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文。
1963年 4月，迁居北京后海北沿46号新住所（今宋庆龄故居）。
6月，在北京住所举行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25周年招待会。
12月21日，出席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并任会议执行主席。
1965年 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0月，任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筹委会副主席。
1966年 11月12日，在北京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并发表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演说。
同月，《宋庆龄选集》出版。
1972年 1月10日，与、周恩来等参加陈毅追悼会。
9月5日，在北京参加何香凝追悼会，并致悼词。
1975年 1月17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副委员长。
6月14日，参加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大会。
9月17日，在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并致闭幕词。
1979年 6月，接见美国知名妇女访问团、美国夏威夷各界访华团。
10月12日，在北京住所宴请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1980年 元旦，与等出席全国政协的茶会。
3月5日，主持纪念蔡元培逝世40周年大会，并致祝词。
5月17日，参加刘少奇追悼会。
10月7日，任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活动筹委会副主席委员。
1981年 5月8日，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并发表讲话。
同月15日，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同月16日，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同月29日晚8时18分 在北京寓所逝世。
6月3日，在北京举行宋庆龄追悼会。
6月4日，骨灰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寓宋氏墓地（今宋庆龄陵园）。
[10]宋庆龄祖籍海南省文昌县。
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
父亲宋嘉树，字耀如，原名韩教准，早年漂泊美国，中年回国兴办实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亲密战友。
母亲倪桂珍是中国较早接受文明，反对封建的进步妇女之一。
宋庆龄7岁时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1907年，15岁时偕妹妹宋美龄赴美国留学。
先在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次年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
宋庆龄聪敏好学，思想活跃，经常参加学校的活动。
听到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热情欢呼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
宋氏三姐妹合影(左一)[3] 1913年，宋庆龄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她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和振兴中华的理想毅然回国，投身于“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民主革命斗争。
归国途中经过日本，拜会了她早已崇敬的孙中山先生。
随后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她不顾家人的反对，设法从上海重返日本，于1915年10月25日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结婚。
她淡漠名利、权势和阔绰优裕的家庭生活，心甘情愿地为孙中山一起分担流亡之苦。
她积极参加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北伐而叛变革命。
在叛军企图炮轰大元帅府及住所的危急关头，孙中山请宋庆龄先行撤离，而她却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
”坚持让孙中山先安全撤离。
后来，几经危难才死里逃生，次日于永丰舰（中山舰）会合。
此后，孙中山、宋庆龄在上海与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中共代表以及列宁派来的特使进行多次交流，总结经验教训，磋商国共合作，着手改组国民党。
1924年1月20日，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会议通过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年底，宋庆龄随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为和平统一全国犯难北，直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孙中山病重期间，宋庆龄日夜守候在病榻旁。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坚决维护、忠实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的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五卅”惨案发生后，她极为愤慨，呼吁“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
继续同共产党紧密合作支持北伐。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北伐军攻克武汉，国民政府准备迁都，宋庆龄与先遣人员一同抵达武汉。
1927年上半年，正当大革命蓬勃高涨的时刻，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背叛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反对“三大政策”，结成“宁汉合流”，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爱国进步人士和劳苦大众。
对此，宋庆龄义愤填膺，毅然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与“宁汉合流者”决裂，“暂时隐退”。
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当时她虽然不在南昌，但仍然与周恩来等25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并被推选为7人主席团成员。
继而为了进一步探求革命道路，实现孙中山的遗愿，赴苏联访问。
在苏联，她受到了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与加里宁夫妇结下了浓厚的友谊。
从欧洲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后，在与戴季陶的谈话中，严厉指出：“我对于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自由，难道到了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
”并宣告：“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
” 在这一时期，宋庆龄积极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反帝活动，1927年12月和1929年8月两次被选为国际反帝同盟名誉主席，之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再度从西欧回国，无情揭露蒋介石“欲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
她确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
”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十五路军奋起反抗，宋庆龄高度评价十五路军抗日将士的爱国行动。
和鲁迅、胡愈之合影(右一)[4] 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以自己的崇高威望，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各种形式的斗争，营救了许德珩、罗登贤、邓中夏、邹韬奋、陈赓、廖承志、丁玲和救国会的“七君子”等一大批革命者和爱国进步人士。
在鲁迅先生病重时，宋庆龄给他写信说：“你的生命并不只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
为了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 1933年9月宋庆龄在上海领导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
宋庆龄于1938年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的医疗救济和儿童保健工作。
她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向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宣传抗战真实情况，并向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募集了大量资金、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物资，支援抗战。
许多物资是通过她的精心安排，运往抗日根据地。
她团结和组织国际友人和国际医疗队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考察和工作。
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记者和医生都是经她安排进入解放区的，其中白求恩、柯棣华、哈立逊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斯诺访问陕北后写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记》。
1941年1月，宋庆龄与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名致函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愤怒谴责当局发动的“皖南事变”。
这期间，宋庆龄坚持“保盟”工作，直至香港沦陷前乘最后一班飞机去重庆。
到达重庆后，她不顾环境险恶，继续开展“保盟”工作，不计前嫌，宋氏三姐妹牵手共赴困难，支持抗战。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主要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救济事业。
此时的国民党又发动内战，宋庆龄虽然身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却继续募集大批医药物资，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运往解放区，支援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特殊的功勋。
1949年6月，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周恩来亲笔写信邀请宋庆龄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宋庆龄见信后，非常感动，欣然同意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从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里，她一如既往，言行一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她经常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商筹大计方针，参加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并深切关怀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希望尽早实现祖国统一。
宋庆龄的一生始终是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
她不辞辛苦去全国各地视察，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和少数民族地区，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人民心连心。
她谦逊和蔼，平等待人，兴办实事，是真正的人民公仆。
她一生热心妇女解放事业，是中国妇女界的杰出领袖之一，历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她长期主持中国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
她毕生致力于少年儿童的文化教育福利事业。
她曾说：“有些事是可以等待的，但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
”她是全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
她1951年被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直到逝世。
她创办的《儿童时代》杂志是新中国最早的儿童读物之一，一直为少年儿童所喜爱，是他们的良师益友。
宋庆龄经常为少年儿童题词和撰写文章，鼓励孩子们健康成长。
她经常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因为未来的世界是属于儿童的。
”她一生虽然没有亲生的儿女，却把慈母的爱全部倾注给了全国的少年儿童。
[5] 与加里宁夫人合影(右)宋庆龄从早年就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享誉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她又组织和参加了许多国际性的反侵略战争，世界和平会议和工作。
在1950年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她当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
荣获1950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和平奖，并将全部10万卢布的奖金捐献创建“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1952年与郭沫若等人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并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区域和平会议，被选为联络委员会主席。
宋庆龄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先后出访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广泛结交朋友，为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
她一贯关心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海外侨胞，关怀台湾的前途、盼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
建国初期，宋庆龄主持创办了《中国建设》英文版本杂志，把中国人民的真实情况传达给世界人民。
如今的《中国建设》（现名为《今日中国》）从英文一种版本增加到7种文字版本，发行到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中国革命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她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一向把她作为自己的亲密的战友、同志、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1981年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在北京寓所逝世。
遵照她的遗言，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她父母陵墓的东侧。
中国共产党、全国人大国务院为她立碑铭文以表纪念：宋庆龄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
她为国家和人民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介绍一下容闳
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
字达萌，号纯甫。
1828年11月17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
少入澳门马礼逊学堂。
道光二十七年（1847）赴美留学。
后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咸丰四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后加入美国籍。
咸丰五年（1855）回国。
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
在洋行任职后，自营商业，旋投入师夷自强的洋务运动。
出于对太平天国的同情，1860年至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向洪仁玕提出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颁定教育制度等建议七条，但“未敢信其必成”，对太平天国任事坚辞未受。
同年容闳随美国两传教士到金陵游历，和太平天国运动有了一次正面的接触,在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中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同治二年（1863），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采购机器。
回国后以同知候补江苏。
1865年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
1868年，向清政府提出以选派幼童出洋留学为重点的四项条陈。
1870年(同治十年)被命为“幼童出洋肄业局”副委员，任留学事务所副监督。
1872年奉命率学生30人赴美留学，任学生监督，兼任驻美副使，长期驻美。
史称“中国幼童留美运动”（1872—1881）。
1875年(光绪元年)，并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直至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
由于对洋务派失望，1882～1894年又侨居美国。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时，介绍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
并向张之洞提出筹款购舰以长期对日作战的计划。
戊戌变法时期，在北京与维新派密切往还，变法失败后避居上海租界二十四年参加变法维新活动，旋逃出北京。
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会在上海改称“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并负责起草英文对外宣言。
自立军起义被镇压时，遭清政府通缉，辗转流亡美国。
后仍与国内各派改革力量联系，渐趋支持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活动。
1912年1月，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4月12日，病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请记住在1847年的这一天，他经海路来到了美国。
容闳著有回忆录《西学东渐记》(原版系英文，名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81、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据商务印书馆1915年中译本(恽铁樵、徐凤石译)标点重印，收入《走向世界丛书》。
容闳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检索字典，“父”的一种字意是对大事业创始者的尊称，如国父、氢弹之父、原子能之父。
这么说来，容闳便是中国人留学事业的拓荒者。
100多年前，容闳写了本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所载留学创制之事甚详，却无一字自诩称“父”。
可见容闳称“父”是他称，不是自称。
容闳有自知之明。
容闳出生在珠海，父亲到澳门打工，看到英国传教士开办的马礼逊学堂，管吃管住不要钱，便让儿子去读书。
1847年，容闳被好心的布朗夫妇带往美国深造，先读预科，再考大学，成为“耶鲁大学的中国第一位毕业生”。
1854年11月，容闳回国，志在“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原来他日后名垂青史的“幼童留美计划”，一出校门就揣在怀里。
但此后十年，这事儿他提都没提过。
因为他首先要谋生。
先给洋人当秘书，再赴香港做译员，三在海关充职员，加起来不到一年，三个职业，全都辞了。
容闳自责：“长此见异思迁，事业或如幻影。
”于是改做茶叶生意，就是茶叶贩子，将甲地的低价茶，到乙地高价贩卖，不料又遭遇土匪，“神经受到震动”，得了重病，治了两个月才见好。
不禁幡然悔悟：“我志在维新中国，自宜大处落墨。
要是让土匪给宰了，岂不轻如鸿毛。
整天为赚几个茶叶钱奔走于途，我的大事业岂非如水中捞月。
”忽有一日，友人传话，说驻军安庆的湘军领袖曾国藩要召见他。
容闳问：曾国藩找我做什么
友人说，当今之世，举凡全国人才之精华，如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全都汇聚曾国藩总督幕府，如今已有百人之多。
容闳问：要我去做什么
友人说，总督想建造一家洋机器厂，知道你曾留学美国，想派你去美国考察洋人工厂，采购洋人机器，以为我用。
容闳明白：他的幼童留美计划，此次拜谒曾国藩，还是不能提，他要在官场立足，必须“首先能恰合总督之意见”。
容闳于是欣然接受曾国藩的派遣，再次赴美，办完采购机器之事回国，官授五品，已是1865年春，距他留学回国，过了11年。
容闳没想到，做了五品官，还是不能直接对朝廷说话，在大清政府，只有官居四品以上，才有奏事权。
容闳就想方设法，与江苏巡抚丁日昌交上朋友，请他把一道奏请幼童留美的条陈，呈上朝廷。
丁日昌说，朝中没人帮你，上折子也淹了。
于是先把折子转呈有“开明派首领”之称的大学士文祥。
没想到，文祥恰逢“丁忧”，就是父母死了，当官的儿子要卸职回乡服丧。
那就等他复职后再说吧。
盼星星，盼月亮，3个月后，又来了消息：文祥也死了。
容闳“心灰意冷，希望灭绝”。
这样一晃又是6年。
真是否极泰来，1870年春，一天晚上，容闳已睡了，丁日昌却径入其室，唤醒容闳：“幼童留美的事情，曾公已奏上朝廷。
”容闳大喜过望，“喜而不寐，整夜睁着眼，好像夜鹰”。
3年前，丁日昌便将容闳的幼童留美建议向曾国藩做过汇报，曾国藩说“再等等”。
他等什么呢
原来，中美两国虽有外交，官派留学，却无条约依据。
不料，一个美国人把这个条约给弄出来了。
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届满后，清廷请他出任中国出使欧美各国使臣。
蒲安臣于是代表清朝政府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
条约第七款：“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双方得在对方设立学堂。
”这一规定为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提供了法律根据。
中美双方批准条约换文的时间是1869年11月23日。
曾国藩在3个月后便将派遣学生留美之事奏上朝廷，“可谓速矣”。
慈禧皇太后批复：“依议钦此
” 1872年夏，容闳组织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渡洋赴美，中国留学史大幕开启，曾国藩却不幸于一年前的1871年冬去世。
容闳坦言：曾公未见其手植桃李开花结果，未见其手创事业欣欣向荣，实为大憾，“然创业之人，既播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种子已滋生繁殖，绵绵不绝”。
容闳此言，实以曾国藩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时人允为公论。
如今荣膺此衔者却只有容闳一人，所谓历史盖棺之论，真不知从何说起。
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容闳”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熟悉的名字可是对于正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子来说，它却是一个不得不记住的名字。
因为，一百多年前，正是因为容闳——中国第一个留美毕业生，美国名校——耶鲁大学第一次向中国人表达敬意此后，由他主持的“幼童赴美留学计划”，又让国人第一次得以平视西方教育，受其教益。
容闳的家乡在今广东省珠海市的南屏镇，和澳门仅一水之隔。
年仅7岁的容闳被送到了澳门一家由澳门英人古特拉富夫人主持的教会小学念书。
因为学英文，11岁的容闳曾在稻田里背诵英文字母。
1843年，容闳就读的澳门学校迁到香港，并更名为香港马礼逊教会学堂。
1847年，马礼逊学堂校长美国传教士缪尔·布朗因病归国。
18岁的容闳跟随布朗老师到了美国，进入著名的大学预科学校——孟松中学，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英国文学。
1849年，容闳高中毕业，他面临着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要么继续接受基督教慈善会的资助，进入爱丁堡大学，承诺毕业后当传教士要么放弃资助按照自己的愿望考耶鲁大学——孟松中学海门校长和布朗牧师的母校。
容闳选择了后者。
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他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人。
早在上大学时，容闳就梦想着让国人如他一样接受西方教育。
在他后来的自传里，他写道“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直到1870年春，他恳请向美派遣留学生的奏折才经曾国藩转达朝廷，并最终得到批准。
此后，容闳被清政府任命为幼童赴美留学肄业局的副委员，负责幼童赴美后的具体事宜。
1872年，第一批30名幼童从上海启程赴美。
1875年，最后一批学生抵达美国。
在这些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中，很多人都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
他们的成就见证了容闳的历史眼光，也成为了他对祖国母亲最好的报答。
1912年容闳逝世于美国，终年84岁，弥留之际，他牵挂的依然是祖国的繁荣富强，还劝身边两个孩子回到中国去。
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评价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1876年耶鲁授予容闳法学博士学位。
他的画像悬挂在耶鲁校园与同样毕业于该校的布什、克林顿等政界名人肖像并排一起受学生瞻仰。
[编辑本段]往事略集 1847年，先驱容闳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带回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梦想。
1847年1月4日，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78年12月首批中国留学人员赴美的一百三十多年前，一个末满19岁的中国青年，在广州的黄浦港登上一艘名叫“亨特利思”号(Huntress)专向美国运载茶叶的帆船，远渡重洋，去美国求学。
帆船在大洋的惊涛骇浪中颠簸了整整98天，终于在1847年4月12日驶进了当时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纽约港。
三年后，那位中国青年考人了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
1854年，也就是在他踏上那片至今对中国人来说仍充满新奇神秘色彩的新大陆之后的第八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生。
那个青年人名叫容闳（Yung Wing）。
容闳1828年生于广东的南屏镇。
那里离澳门不远，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
容闳六岁时，就曾跟随一个传教士的夫人读书，后因学校停办、父亡家贫而辍学。
12岁时，他到了澳门，进入当地的玛礼逊教会学校（Morrison School）学习。
玛礼逊学校是为纪念传教土玛礼逊博士而于1839年11月1日在澳门创建的。
1840年鸦片战争后，学校迁到香港。
校长勃朗先生（S.R.Brown）是一个美国人，耶鲁大学１８３２年毕业生。
据容闳后来回忆，勃朗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
他“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
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他们为了掌握知识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化费心血去教育他们。
教学上，他别具天赋，释物说理，清楚明了，简洁易懂，从无学究气。
” 容闳入校学习时，全校已有了五个中国孩子，容闳是第六个学生，也是年纪最少的一个。
孩子们在学校上午学习算术、地理和英文，下午学国文。
容闳在那里读了六年书。
1846年8月的一天，一个决定改变了容闳的一生。
那一天，勃朗先生来到班上，告诉全班同学，因为健康缘故，他决定要回美国去了。
他说，他想带几个同学跟他一起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
如果有谁愿意跟他一起走的话，勃朗先生说，请站起来。
这时，全班死一般寂静。
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
接着站起来的是一个叫黄胜（Wong Shing）的孩子；然后，又有一个叫黄宽（Wong Foon）的孩子也站了起来。
晚上，当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
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
但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让自己孩子由海角远赴天涯。
四个月后，容闳和黄胜、黄宽一起在黄浦港乘上了那艘驶向美国的“亨特利思”号帆船。
那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创历史。
到了美国不久，黄胜因病于1848年秋回国。
两年后，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只有容闳一人留了下来。
1850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1854年冬，容闳归国。
他不仅带回了一张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而且还带回了一个梦想——一个日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命运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梦想。
“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容闳晚年时回忆说，“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
我坚信 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
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
” 正是带着这个梦想，容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充满了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
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奋斗了整整一生。
这使他不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成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真正开创者。
…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容闳了。
在这一百多年之中，中国人记住了许许多多显赫一时的权贵，记住了许许多多战功卓著的将军，记住了许许多多的翻覆天地的革命家，却少有人记住这位默默为中国留学事业开创道路的先驱人物。
然而，纵观历史，容闳一生的作为对日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影响之深远，是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真正相比的。
容闳，可以说是中国的哥伦布，他不但“发现”了美洲，使中国人第一次能以既不是傲慢无知也不是自卑恐惧的心态来看“中央帝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他还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一片“新大陆”，使他们终于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看到另一种人类思想的闪光。
容闳所倡导的留学教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而这一代代青年又深深地影响了 中国历史的进程。
[编辑本段]幼童留学 容闳是广东省香山县南屏镇(今珠海市)人，家境贫寒，1835年，7岁的容闳无钱读书，只得到德国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堂去上学。
1842年，为纪念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业绩，将这所学堂更名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
1847年该校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因病提前归国，要带几名学生赴美留学，容闳在布朗的帮助下，来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美国。
他先读中学，后往耶鲁大学攻读英国文学。
他虽然得到了一些奖学金，但远不够用。
读书之余，他常去打工，帮人洗衣服，拉煤球；有时还到图书馆干活；美国学生自己合伙起火做饭，他就自告奋勇去当服务员。
有时劳累一天，回家不吃饭就抱头大睡。
更让容闳头痛的是，他的数学老不及格，常常做题到半夜。
可贵的是容闳有惊人的毅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始终刻苦学习。
为了让身体能顶住超强的负担，他挤时间去锻炼身体，尤其喜欢去踢足球。
他一身中国乡村打扮，将长长的辫子盘到脑顶，在足球场上东挡西杀，引起同学们的阵阵喝彩。
不少美国朋友赞誉他是“传奇式的足球英雄”。
经过7年的艰苦奋斗，容闳不仅中学毕业，而且顺利地拿到了大学文凭，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人。
当容闳戴上学士帽的那一刻，他特别思念祖国和亲人。
面对美国的强盛和清朝的落后，他突然产生一个闪光的念头：如果中国的青年也像我容闳这样来美国接受教育，学到技术和本领，再回国去建设祖国，“汲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要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可以“一变为少年新中国”。
这就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留学教育计划”。
1854年11月，容闳谢绝了许多美国友人的挽留，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为选派留学生出国而扎实工作。
经过3个月的海上颠簸，1855年3月，容闳在香港登陆。
如何去选派留学生出国呢
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甚至连国语都忘得差不多了
实在无奈，先往广州学习中文，后往香港谋生，盼有朝一日能遇到清廷的显宦，说服他们往美国派留学生。
辛苦奔波了一年多，一无所获。
于是又来到了上海，先在海关做事，后当翻译、译书，转而经商，开茶叶公司。
经过七八年的闯荡，容闳已经颇有名气，深得那些洋务官僚的赏识。
1863年曾国藩致函容闳，“亟思一见”。
于是，容闳被收留在曾国藩的门下，帮曾办洋务事业。
1870年，曾国藩往天津处理“天津教案，容闳当翻译，有了和曾单独接触的机会，于是大胆向曾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
曾国藩非常赞同，立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前后经过近２０年的努力，容闳的理想总算变成了现实。
曾国藩和李鸿章计划先向美国派120名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
考虑到语言问题，决定选10到16岁的幼童出国；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留学年限为15年；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
如果在今天，这样优越的条件，难得的机会，不知有多少人会千方百计去争取出国。
但在那时，绝大多数人对出国留学视为危途，尤其是美国，离中国遥远，不少人认为那是个非常野蛮而不开化的地方，甚至会把中国人的皮剥下，“安在狗身上”，特别是将十来岁的儿童送出国，一别就是15年，还要签字画押，“生死各安天命”，让一般家长难以接受。
所以，容闳使出全身解数，就是招不到这30名幼童。
于是他不得不返回老家香山县动员说服乡亲们报名，同时在附近县市活动，结果还是没有招满，最后在香港又招了几名，才凑足30名，于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赴美。
以后的三批90名学生，虽然招收时遇到的困难稍小一点儿，但同样艰难。
不过，由于容闳的执著，120名幼童如期派到了美国，终于打开了中国官派留学生的大门。
这120名幼童多数来自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这和当时中国的开放格局完全吻合。
杭州西湖城隍庙历史
西湖（浙江省杭州市西湖） 锁定同义词 杭州西湖一般指西湖（浙江省杭州市西湖）西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面，是中国大陆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
它是中国大陆主要的观赏性淡水湖泊之一，也是现今《世界遗产名录》中少数几个和中国唯一一个湖泊类文化遗产。
西湖三面环山，面积约6.39平方千米，东西宽约2.8千米，南北长约3.2千米，绕湖一周近15千米。
湖中被孤山、白堤、苏堤、杨公堤分隔，按面积大小分别为外西湖、西里湖、北里湖、小南湖及岳湖等五片水面，苏堤、白堤越过湖面，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三个小岛鼎立于外西湖湖心，夕照山的雷峰塔与宝石山的保俶塔隔湖相映，由此形成了“一山、二塔、三岛、三堤、五湖”的基本格局。
中文名称杭州西湖外文名称West Lake Cultural Landscape of Hangzhou地理位置中国浙江杭州市气候类型亚热带季风气候占地面积约6.4平方千米开放时间全天开放景点级别国家A级风景名胜区门票价格免费著名景点西湖十景 新西湖十景 三评西湖十景遗产名录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湖泊长度3.2千米（南北）湖泊宽度2.8千米（东西）湖泊面积6.39平方千米平均深度2.28米库容量1429万立方米湖岸线长度15千米经纬度30°14′45″N 120°8′30″E名 诗《饮湖上初晴后雨》等湖中一山孤山湖中二塔保俶塔，雷峰塔湖中三岛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湖中三堤白堤，苏堤，杨公堤环湖名街北山街，南山路，湖滨路建议游玩时长3-6小时适宜游玩季节3-5月、9-11月目录1 历史沿革▪ 名称由来▪ 秦汉到唐▪ 五代两宋▪ 元明清时期▪ 近代时期▪ 解放后▪ 21世纪▪ 列入世界遗产2 地质3 山水西湖▪ 一山▪ 二塔▪ 三岛▪ 三堤▪ 西湖十景▪ 环湖街道4 人文西湖▪ 宗教艺术▪ 文学作品▪ 美术▪ 民间传说▪ 名人故居▪ 西湖游船5 生态西湖▪ 植物▪ 动物▪ 人工治理历史沿革名称由来西湖图出自《咸淳临安志》清同治六年补刊《汉书·地理志》：“钱唐，西部都尉治。
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
”[1] 后又有钱水、钱唐湖、明圣湖、[2] 金牛湖、石涵湖、上湖、潋滟湖、放生池、西子湖、高土湖、西陵湖、龙川、销金锅、美人湖、贤者湖、明月湖诸般名称，但是只有两个名称为历代普遍公认，并见诸于文献记载：一是因杭州古名钱塘，湖称钱塘湖；一是因湖在杭城之西，故名西湖。
最早出现的“西湖”名称，是在白居易的《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和《杭州回舫》这两首诗中。
北宋以后，名家诗文大都以西湖为名，钱塘湖之名逐渐鲜为人知。
而苏轼的《乞开杭州西湖状》，则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
秦汉到唐2000多年前，西湖还是钱塘江的一部分，由于泥沙淤积，在西湖南北两山——吴山和宝石山山麓逐渐形成沙嘴，此后两沙嘴逐渐靠拢，最终毗连在一起成为沙洲，在沙洲西侧形成了一个内湖，即为西湖，此时大约为秦汉时期。
张岱《西湖梦寻》记载：“大石佛寺，考旧史，秦始皇东游入海，缆舟于此石上。
”此处所言大石佛寺，即位于西湖北侧的宝石山下，尚有“秦始皇缆舟石”之景。
自从隋朝大业六年（610年）开凿江南运河，与北运河相接，沟通南北五大水系，便捷的交通也促进了杭州的经济发展和旅游活动。
唐朝，西湖面积约有10.8平方公里，比近代湖面面积大近一倍，湖的西部、南部都深至西山脚下，东北面延伸到武林门一带。
香客可泛舟至山脚下再步行上山拜佛。
因为当时未修水利，西湖时而遭大雨而泛滥，时而因久旱而干涸。
建中二年九月（781年），李泌调任杭州刺史。
为了解决饮用淡水的问题，他创造性地采用引水入城的方法。
即在人口稠密的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六井，采用开阴窦（即埋设瓦管、竹筒）的方法，将西湖水引入城内。
六井现大都湮没，仅相国井遗址在解放路井亭桥西。
其余五井是：西井（原在相国井之西），方井（俗称四眼井），金牛井（原在西井西北），白龟井（原在龙翔桥西），小方井（俗称六眼井，原在钱塘门内，即今小车桥一带）。
长庆二年十月（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
在任期间，白氏兴修水利，拓建石涵，疏浚西湖，修筑堤坝水闸，增加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杭州）至盐官（海宁）间农田的灌溉问题。
其实白居易主持修筑的堤坝，在钱塘门外的石涵桥附近，称为白公堤，并非近代的白堤。
白氏在钱塘门外修堤，建石涵闸，把湖水贮蓄起来，还书写《钱塘湖闸记》刻于石碑，写明堤坝的功用，以及蓄放水和保护堤坝的方法。
如今白公堤遗址早已无存，但后人却借白堤（当时称“白沙堤”）以缅怀白公。
白氏不仅留下了惠及后世的水利工程，还创作了大量有关西湖的诗词。
最为著名的作品有《钱塘湖春行》、《春题湖上》和《忆江南》。
五代两宋历史上对西湖影响最大的，是杭州发展史上极其显赫的吴越国和南宋时期。
西湖的全面开发和基本定型正是在此两朝。
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907—960年）以杭州为都城，促进与沿海各地的交通，与日本、朝鲜等国通商贸易。
同时，由于吴越国历代国王崇信佛教，在西湖周围兴建大量寺庙、宝塔、经幢和石窟，扩建灵隐寺，创建昭庆寺、净慈寺、理安寺、六通寺和韬光庵等，建造保俶塔、六和塔、雷峰塔和白塔，一时有佛国之称。
灵隐寺、天竺等寺院和钱塘江观潮是当时的游览胜地。
由于西湖的地质原因，淤泥堆积速度快，西湖疏浚成了日常维护工作，因此吴越国王钱镠于宝正二年（927年）置撩湖兵千人，芟草浚泉，确保了西湖水体的存在。
北宋后期，著名诗人苏轼对西湖治理做出了极大贡献。
从五代至北宋后期，西湖长年不治，葑草湮塞占据了湖面的一半。
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上《乞开杭州西湖状》于宋哲宗，断言：“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
”同年四月，动员20万民工疏浚西湖，并用挖出来的葑草和淤泥，堆筑起自南至北横贯湖面2.8公里的长堤，在堤上建六座石拱桥，自此西湖水面分东西两部，而南北两山始以沟通。
后人为纪念他，将这条长堤称为“苏堤”。
相传杭州名菜“东坡肉”，就是苏东坡犒赏疏浚民工的美食。
与白居易一样，大诗人苏轼也在杭州留下了众多诗篇，其中最有名的有《饮湖上初晴后雨》、《望湖楼醉书》。
1127年，南宋定都临安后，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激增，经济繁荣，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
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
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
”杭州的旅游者，每年除香客外，又增加了各国的使臣、商贾、僧侣，赴京赶考的学子，国内来杭贸易的商人。
西湖的风景名胜开始广为人知。
当时，西湖泛舟游览极为兴盛，据古籍记载，“湖中大小船只不下数百舫”，“皆精巧创造，雕栏画拱，行如平地。
”南宋诗人林升在诗《题临安邸》对当时的盛况做了生动的描绘。
另外，诗人杨万里也曾作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盛赞西湖美景。
元明清时期元朝，西湖依然是歌舞升平的“销金窟”。
据《元史》卷23记，在至大二年（1309年），“江浙杭州驿，半岁之间，使人过者千二百余，有桑兀、宝合丁等进狮、豹、鸦、鹘，留二十有七日，人畜食肉千三百余斤。
”西域和西欧各国的商人、旅行家，来杭州游览的增多。
最为闻名的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在游记中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
元朝后期，继南宋“西湖十景”，又有“钱塘十景”，游览范围比宋朝有所扩大。
元世祖至元期间，曾一度疏浚西湖，作放生池，部分湖面又逐渐葑积成桑田。
但到了元朝后期，西湖疏于治理，富豪贵族沿湖围田，使西湖日渐荒芜，湖面大部分被淤为茭田荷荡。
直到明朝宣德、正统年间（1426年—1449年），杭州开始恢复繁荣，地方官也才开始关注西湖。
弘治十六年（一说：正德三年，即1508年），知州杨孟瑛冲破来自豪富们的巨大阻力，在巡按御史车粱支持下，奏请疏浚西湖，由工部拨款。
据明《西湖游览志》卷一载：“是年二月兴工，……为佣一百五十二日，为夫六百七十万，为直银二万三千六百零七两，拆毁田荡三千四百八十一亩……，自是西湖始复唐宋之旧。
”疏浚工程使苏堤以西至洪春桥、茅家埠一带尽为水面，疏浚挖出的葑泥，除加宽苏堤外，在里湖西部堆筑长堤，后人称杨公堤。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钱塘县令聂心汤在湖中的小瀛州放生池外自南而西堆筑环形长堤，形成的独特景观。
三十九年，杨万里继筑外埂，至四十八年而规制尽善。
池外造小石塔三座，谓之三潭。
清朝，因康熙、乾隆两皇帝多次南巡到杭州，促进西湖的整治和建设。
康熙五次到杭州游览，并为南宋时形成的“西湖十景”题字，地方官为题字建亭立碑，使“双峰插云”、“平湖秋月”等未定点的景目，有了固定的观赏位置。
雍正年间，还推出“西湖十八景”，使杭州的游览范围进一步拓展。
乾隆六次到杭州游览，又为“西湖十景”题诗勒石；又题书“龙井八景”，使偏僻山区的龙井风景为游人注目。
乾隆年间，杭州人翟灏、翟瀚兄弟合著《湖山便览》一书，记载西湖游览景点增加到1016处，为杭州最早的导游书籍。
乾隆年间兴建的北京皇家园林颐和园的昆明湖东西两堤也是模仿西湖苏堤六桥而建的。
明清两代，西湖又经历了几次疏浚，挖出的湖泥堆起了湖中的湖心亭、小瀛洲两个岛屿。
雍正年间，西湖面积尚有7.54平方公里，但葑滩20多公顷，经过大规模的疏浚后，面积广及近代的西山路以西至洪春桥、茅家埠、乌龟潭、赤山埠一带。
雍正五年（1727年），浙江巡抚李卫用银四万二千七百四十二两，开浚西湖湖道，在金沙港、赤山埠、丁家山、茅家埠筑石堰各一座，用以蓄泄沙水入湖。
嘉庆五年（1800年），浙江巡抚颜检奏浚西湖兴修水利，后由浙江巡抚阮元主持，用疏浚挖出的泥土堆筑土墩（即阮公墩）。
至此，现代西湖的轮廓已经形成。
同治三年（1864年），创立西湖浚湖局，委钱塘丁丙主事。
近代时期自清朝末期至中华民国迁台前时期，沪杭、杭甬、浙赣等铁路线以及杭州至上海、南京、宁波等地的公路相继建成，便利的交通条件促进了杭州旅游的发展。
除传统的香客外，上海、南京等地游客以及欧美、日本等国的游客也日渐增多。
《杭州市政府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民国19—25年（1930—1936年）外地人到访杭州累计为32,845人。
民国时期杭州旅游资源日益丰富，西湖景点和文物古迹不断增多。
政府将孤山的清朝行宫中的御花园辟为公园，民国16年，改称中山公园，公园左侧辟为浙江忠烈祠，祀浙军攻克金陵阵亡将士，还在西泠桥附近建徐锡麟、秋瑾等烈士墓。
民国6年，修建了灵隐寺的大悲阁，数次翻修岳王庙、岳坟。
民国12—20年间，修建黄龙洞。
民国12—13年，修整倾废的钱王祠，并构筑园林。
民国22年，修护已倾斜的保俶塔。
民国时期，杭州的公园建设始于湖滨公园。
1912年浙江军政府拆除钱塘门至涌金门城墙和旗营城垣，沿湖筑湖滨路，离湖20米处设栏，广种花木，称湖滨公园。
长约一里的湖滨公园共分为一至五公园。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湖举行特别会议，决定有条件地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史称“西湖会议”。
1930年春，杭州市政府在长生路之北至钱塘门头，用浚湖之泥填为平地，约21亩余，辟为六公园。
1928—1933年，浙江省政府分别在第三公园码头、第二公园码头和第五公园码头建立“陈英士像”、“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和“八十八师淞沪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
1924年9月25日下午1时40分，有近千年历史的雷峰塔因塔基长期遭盗挖而倒塌，惊动社会舆论。
鲁迅为此还特地两度撰文评论此事，而“雷峰夕照”也因此有名无实。
1929年6月6日—10月20日，浙江省政府举办首届西湖博览会，参观人数总计达2千余万人次。
博览会会址设在断桥、孤山、岳王庙、北山等沿湖地区，旨在提倡国货、奖励实业，除全国一千多个代表团外，还有美国、日本、英国、印尼等国组团参观，为民国时期杭州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盛会。
1937年3月下旬，蒋介石与周恩来在西湖边的烟霞洞举行秘密会谈，商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史称“西湖会谈”。
[3] 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杭州为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旅游城市之一。
杭州市政府实行封山育林，植树绿化，对西湖进行全面疏浚。
在西湖风景区，开辟植物园、花圃，兴建花港观鱼、柳浪闻莺公园，改建玉泉观鱼、涌金公园，整修灵隐寺、净慈寺、岳庙、三潭印月、湖心亭、印月亭等风景点，在亭子里还可以看见好多的鱼。
修筑环湖西路（西山路）、龙井路、九溪路。
1959年杭州西湖共接待外国游客1,400余人，港澳同胞2,300余人，国内游客500余万人次。
杭州西湖的秀丽风光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青睐。
这其中尤以经常下榻的刘庄（现为西湖国宾馆）、汪庄（现为西子国宾馆）和林彪建造的七零四工程（现为浙江宾馆）最为知名。
1953年12月末，在杭州西湖边的刘庄（一说汪庄），主持起草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72年2月末，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周恩来在刘庄的八角亭内草签了《中美联合公报》，这是中美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文化大革命”后，来西湖旅游人数迅速增加，1978年接待外宾、港澳同胞共计5.3万人次，国内游客约有600万人次。
1983年5月，国务院明确杭州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
1984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指出：“把杭州建设成为我国东南部的旅游中心和国际上第一流的风景旅游城市”。
此后，杭州政府修复灵隐寺、天竺寺、净慈寺、岳庙、大成殿和“西湖十景”碑亭等古迹，扩建虎跑等名胜，新建曲院风荷等公园，开辟“灵峰探梅”景点，在黄龙洞、阮公墩创办仿古游乐活动，还办起夜花园、音乐夜市等夜游活动。
1949年时，西湖污泥淤塞，湖水平均深度仅0.55米，湖底水草遍生，大型游船很难畅行。
1976年，国家拨专款200万元，开始第二次疏浚西湖。
结合驳墈还整修或新建湖滨公园、中山公园、岳坟、苏堤两侧等供游船停靠的大小埠头10余处。
另外，1978年至1985年期间，西湖还进行了环湖污水截流工程和西湖引水工程，提高了西湖水体的质量。
1984年，杭州日报社等五家单位发起新西湖十景评选活动。
由于兼具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人文底蕴，杭州西湖在1982年被评选为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并在1985年入选中国十大风景名胜。
2000年，时隔71年后，西湖博览会再度在西子湖畔举行。
新西湖博览会（正式名称为“中国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4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11.2亿人民币。
此后，西湖博览会被确定为杭州一年一度的大型会议展览活动。
21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数项整治西湖环境的大型工程被启动。
首先是“西湖南线整合工程”。
2002年2月至10月，杭州对西湖南线的四大公园（柳浪闻莺、老年公园、少年公园、长桥公园）进行整合。
共拆除围栏2.25公里，拆除建筑6.57万平方米，开挖水系2.60万平方米，新种乔木8000株，草坪和地被植物4.5万平方米。
四大公园均实现二十四小时免费开放。
杭州西湖是中国首家也是至今唯一一家不收门票的5A级景区。
同年10月25日，在78年前倒塌的雷峰塔旧址上，71.7米高的新雷峰塔建成竣工。
从此，雷峰塔与保俶塔“南北相对峙，一湖映双塔”的美景重现西湖，缺失了近80年的西湖十景自此成为完整的全景。
2002年底，杭州市政府启动“西湖西进工程”（即杨公堤景区）、新湖滨景区和梅家坞茶文化村等三大综合整治保护工程。
在杨公堤景区建设中，主要恢复了茅家埠、乌龟潭等共计70公顷的水面面积，并与西里湖互相沟通，改善和复原了周边的生态湿地。
西湖水面已由原先的5.6平方公里扩大为6.5平方公里，基本上达到了300年前西湖的面积。
新湖滨景区包括从断桥起，沿白沙路、圣塘闸、环城西路、湖滨路至二公园的沿湖地带，工程将湖滨机动车通道移入地下隧道，路面改造成为综合性休闲购物步行街。
梅家坞地处西湖风景区腹地，为西湖龙井茶的重要产地，通过本次整治，景区恢复了茶文化和农家旅游的风格。
2003年起，靠近湖滨路与平海路交叉口附近的西湖水面上建立了音乐喷泉系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去观赏。
2004年国庆节起，杭州花圃、曲院风荷、花港观鱼公园免费向游客和市民开放。
加上2002年开放的南线四大公园，西湖沿线成了开放式大公园。
2009年3月20日，太子湾公园免费对游客开放。
2014年1月中旬起，杭州市政府开始对包括西湖景区在内的高档会所等服务场所展开关停整改等专项行动，以实现“还湖于民，还园于民，还景于民”的反腐和走群众路线工作目标。
列入世界遗产2011年6月24日在法国巴黎举办的第3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被列入目录的景观范围共计3322.88公顷（包括“西湖十景”以及保俶塔、雷峰塔遗址、六和塔、净慈寺、灵隐寺、飞来峰造像、岳飞墓\\\/庙、文澜阁、抱朴道院、钱塘门遗址、清行宫遗址、舞鹤赋刻石及林逋墓、西泠印社、龙井等其他文化史迹均在这个景观范围之内），缓冲区7270.31公顷，列入的依据标准包括(ii)（即在某期间或某种文化圈里对建筑、技术、纪念性艺术、城镇规划、景观设计之发展有巨大影响，促进人类价值的交流）、(iii)（即呈现有关现存或者已经消失的文化传统、文明的独特或稀有之证据）、(vi)（即具有显著普遍价值的事件、活的传统、理念、信仰、艺术及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连结）。
[4]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是浙江省境内的首例世界文化遗产，同时也是继江山江郎山（中国丹霞的一部分）后，省内的第二处世界遗产。
地质关于西湖生成的原因，古代有关书籍记载都较简略。
明朝《西湖游览志》卷一载：“西湖三面环山，溪谷缕注，下有渊泉百道，潴而为湖。
”近代学者从地形、地质、沉积及水动力学等方面进行了考证，其中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西湖是由海湾逐渐演变而生的一个潟湖。
民国九年（1920年），科学家竺可桢考察西湖地形后发表了《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其称：“西湖原是钱塘江左边的一个小小湾儿，后来由于钱塘江泥沙沉淀下来，慢慢地把湾口塞住，变成一个潟湖。
”竺可桢还从沉积率推断，西湖开始形成年代距今一万二千年前。
竺氏认为西湖形成之初，后由于三面山区中的溪流注入，所挟沙逐渐填充西湖，湖面随之逐渐缩小，倘若没有历代的不断疏浚，西湖早已湮废。
1924年，地质学者章鸿钊发表《杭州西湖成因一解》，对竺氏的观点又进行了补充：西湖之成，其始以潮力所向而积成湖堤，其继以海滩变迁而维持湖面，二者为形成西湖之重要条件。
但是，潟湖说在现代科学考察中受到了怀疑。
1950年以后，地质部门对西湖湖中三岛和湖滨公园地质钻孔取样分析，认为距今一亿五千万年的晚侏罗纪时，以今湖滨公园一带为中心，曾发生过一次强烈的火山爆发，宝石山和西湖湖底（大部分）堆积下大量火山岩块，由此，曾出现火山口陷落，造成马蹄形核心低洼积水，即西湖雏型。
1979年，地质工作者对湖滨钻孔采取的岩样作微体古生物分析后著文认为，根据不同化石的组合，西湖的形成过程可划分为早期潟湖、中期海湾、晚期潟湖三个阶段，随着钱塘江沙坎的发育，西湖终于完全封闭，水体逐渐淡化，形成近代的西湖。
西湖周围的群山，属于天目山余脉。
根据岩性差别和山势高低，可分为内、外两圈。
外圈有北高峰、天马山、天竺山、五云山等，属高丘陵地形，山体主要由志留、泥盆纪岩屑砂岩、石英砂岩构成，岩性较坚硬，不易风化侵蚀。
峰峦挺秀，溪涧纵横，流水清洌，是西湖泉水最多地带。
内圈有飞来峰、南高峰、玉皇山、凤凰山、吴山等，山势较低，属低丘陵地形。
山体均为向斜山地，主要由石炭、二迭纪石灰岩构成，易受水流溶蚀，形成了烟霞、水乐、石屋、紫来、紫云等溶洞。
内圈的群山，除岩溶丘陵外，还有横亘西湖北缘的葛岭、宝石山，由火山碎屑岩组成，海拔在百米左右。
山水西湖一山主条目：孤山中山公园原为清朝行宫御花园，1927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公园命名“中山公园”。
公园进门迎面石级上书有“孤山”两大字，其中孤字没有一点，人们猜测其意为“孤山不孤”。
放鹤亭在孤山东北角，为纪念宋朝以“梅妻鹤子”闻名的林逋而建。
浙江省博物馆在孤山南麓，现有各类文物藏孤山位于北侧外西湖中，海拔35米，面积约0.22平方公里，为栖霞岭的支脉，也是西湖中最大的岛屿。
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三：“一屿耸立，旁无联附，为湖山胜绝处。
”今山上林木葱蔚，多历代人文古迹留存。
孤山东西分别以白堤和西泠桥与湖岸相连，且岛上名胜古迹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