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服务站与卫生院合并山东省人员编制规定
80年代以来，从不同学科研究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①的成果迅速涌现。
作为经济和社会双重转型条件下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城市化以及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的迁移和流动，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等多方面正在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由此也决定了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和发展研究方面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
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在最近20年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但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不成熟的色彩。
在经过早期以数量型为主的迅速发展后，现在是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本身进行回顾与总结的时候了。
本文将对1978至1998年中国（大陆）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专题研究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的资料进行回顾和总结，资料来源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口学》专题②，根据标题中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另外也补充了一些《人口学》专题中没有收录的论文，由于迁移研究、特别是城市化研究散布于众多学科，以及检索手段的不完备，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指正。
一、关于人口迁移研究的简要回顾 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口科学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由宏观背景和政策需要等因素所决定，早期人口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人口再生产方面，有关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很少见，只有一些介绍国外人口迁移状况和政策的资料零星散布于各类期刊。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迁移特别是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迁移调配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口自由流动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有关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显化及其转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并逐步向相关问题和学科扩展，形成跨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格局。
城市流动人口的剧增强化了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对人口流动问题的关注，从80年代中期起，我国东中部若干特大城市都相继开展了流动人口调查。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首次全面调查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为迁移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料支持。
进入90年代以来，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继续对80年代后期开始对社会形成强烈冲击的“民工潮”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其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带有浓厚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特色。
仇为之（1981）发表的“对建国以来人口迁移的初步研究”，是可检索到首篇对当代中国人口迁移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
从1981到1983年，检索到的迁移和流动研究论文仅有5项。
从1984年开始，迁移和流动研究开始迅速发展：1984年检索到11篇论文，1985年为22篇，1988年成为迁移和流动研究的一个高潮，有41篇论文。
1995年形成一个新高潮，论文达到65篇。
由此大致形成三个阶段：1981至1987年为起步阶段，这一阶段迁移和流动方面的资料极其缺乏，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很薄弱，因此，论文主要是一般性分析或小规模的调查，但这一阶段为后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专著方面，田方等（1986）主编的《中国人口迁移》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后至80年代中期的主要迁移活动，包括边疆地区的开发型移民、水库移民、自流人口问题等。
胡焕庸等（1984）编著的《中国人口地理》和孙敬之（1987）主编的《中国人口》丛书，都有专门章节讨论人口迁移，为之后的人口迁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资料基础。
李德滨（1987）的《黑龙江移民概要》总结和分析了解放后至80年代初自发或组织迁入黑龙江的移民，也具有重要价值。
1988到1995年为人口迁移研究大发展阶段，研究成果迅速涌现，初步确定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的框架地位。
这一阶段的大发展，除了学科发展的自身要求外，还有几方面的有利因素：一方面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加强，要求学术界对此问题开展专门研究；另一方面资料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主要如《中国人口》丛书，户籍迁移统计资料的整理和发布，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持的“74城镇迁移调查”，若干特大城市“流动人口调查”，以及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都为迁移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庄亚儿1995）。
综合利用相关资料进行的研究如李梦白等（1991）对大城市流动人口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和分析；杨云彦（1994）主要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抽样数据对人口迁移状况作了较详实的分析；彭勋等（1992）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口迁移的学科体系。
1996年以来是人口迁移研究开始走向深入的阶段，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的扩张已经明显缓慢，而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国外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从研究内容上看，其覆盖的内容广泛。
其中，主要可分为三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对迁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论文，约占总数的37%，包括全国或地区性人口迁移的状况、过程、流向及其结构特征，迁移的一般理论与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为对人口流动、暂住人口、“民工潮”等课题进行研究的成果，这一部分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47%，其中相当部分是对流动人口管理、包括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提出的设想和建议等；第三部分为专题研究，包括环境移民、开发移民、水库移民、婚姻迁移、跨国迁移和流动等，这一部分约占16%. 二、迁移研究的主要进展 经过近20年的研究和探讨，我们基本上弄清了建国以来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过程、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的机制等。
对迁移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效应开始较深入的探讨，在引入并改进国外研究理论和分析方法方面有初步的尝试。
对迁移和流动的管理和战略进行了较广泛的探讨，其主要进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基本状况：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人口分布起着重要影响。
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
由于缺乏直接的资料，对一些情况只能根据间接的推算来判断，特别在早期的研究中更是如此。
仇为之（1981）根据各省、区1949至1979年人口增长速度和比重的变化，考察了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的迁移状况，总结了省际迁移的两种方式，即组织移民和自发迁移，认为主要的迁出区有3个，即黄河、长江下游地区、四川与湖南。
文中还首次绘出迁移流向（示意）图。
在当时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该文较准确地刻划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殊属不易。
魏津生（1984）、张庆五（1988）对中国人口迁移的概念界定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迁移”和“流动”的定义问题。
魏津生将迁移定义为“发生在国内不同省区或县（市、市辖区）之间的各类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以及发生在各经济类型地区之间的和各自然类型地区之间的具有人口学意义的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
这种划分在其后我国迁移与流动的统计、调查及研究中被较普遍采用。
马侠（1987）利用户籍迁移统计资料，首次通过数据反映了1954至1984年的迁移状况，是总量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但该文所用1966至1968年的数据是不完整的（杨云彦1994）。
杨云彦（1992）利用1987年1%人口抽样资料和1990年普查资料推算了改革开放以来迁移规模的变化，认为改革开放后迁移流向、机制及类型都发生了重大逆转。
但时至今日，关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这种混乱首先反映在人口迁移流动的概念界定和统计口径上，如把人口迁移仅仅局限于完成了户口迁移的那一部分人，而将没有完成户口迁移手续的所有移动人口全部称之为“流动人口”；把城镇功能性的短期驻留或过境人口与就业型、定居性的常住人口也统称为“流动人口”等等。
由于界定上的混乱，导致调查和统计工作的困难，一方面取得了有关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深入细致的资料，另一方面却连最基本的总量指标至今都无法确定。
虽然有关部门发布了一些资料，但这些资料的质量不高、口径不一，往往不具备可比性，无法由其整理出连续资料。
公安部门公布的有关人口迁移的资料，不仅存在统计质量上的问题，而且其覆盖面有限，它所包括的只是有户口迁移的那部分人口，其占总人口的比重甚至呈下降趋势，这和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流动性大大提高的现实是不相符的（于蜀等1998）。
关于暂住人口，公安部门公布的城镇暂住人口数字统计口径过宽，而且漏报现象比较严重。
各次普查和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得到的多是存量指标，口径也多有变化，影响到资料的可比性。
2.流动人口与“民工潮”：一般来说，流动人口特指那些临时性的人口移动，而在目前情况下，通常使用的“流动 人口“概念包括了所有没有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人口移动，无论这种移动是短暂的或长期的。
资料表明，目前急剧增加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城市功能型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滞留的时间一般较短，这类流动人口的流向由城市功能、城市辐射范围所决定，时间和空间分布相对平衡；另一类就是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劳动力，这类”流动人口“规模大，在城市滞留时间长，且流向相对集中，因而产生的社会震荡也更大。
后者通常依其户口登记状况被称之为”暂住人口“或”外来人口“，由于这一特殊群体符合人口学研究中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于是他们也被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迁移，即相对于”计划迁移“而言的”非正式迁移“，其与计划内迁移的不同主要通过户口登记状况的差异反映出来。
由于户口至今仍然在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非正式迁移“人口无法享受和城镇”正式“居民同等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机会和权力，于是形成不同户口状况的移民在就业机会、行业和职业流向、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多方面迥然各异的移民群体（杨云彦1996）。
“非正式迁移”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存在。
李德滨（1983）探讨了计划经济时期向黑龙江的自流人口问题。
陈郁（1984）首次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对“人户分离”①的状况进行了研究，郑桂珍（1985）首次对上海市1984年时点流动人口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估计流动人口规模为70万。
之后有关城镇流动人口的调查分析和文章急速涌现，李梦白等（1991）对此有全面的总结，陈贤寿等（1996）指出近年来流动人口“移民化”、“家庭化”的趋势。
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即“民工潮”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
这些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暂住人口”问题；一是从跨区域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外来劳动力”或“民工潮”问题（中央政研室1994）。
这方面的研究，已从早期关注的流向、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分布、职业状况、婚姻、家庭等一些静态的人口学特征，逐步深入到流动的过程、在流入地的收入与消费状况、行为方式的变化、社会冲突与整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性（韩晓耘1995），以及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的资金、信息、技术回馈，乃至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影响（秦德文1994）。
3.迁移选择性、迁移模式与机制：移民和非移民之间一般存在规律性或普遍性的结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认为是迁 移对移民进行“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迁移的选择性。
境外曾有学者对中国计划经济环境下的迁移是否存在选择性提出置疑。
事实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选择性可能更加突出，但选择机制会有所不同。
由于中国长期坚持控制城镇人口增长和控制非农业人口增长的政策，国家对迁入农村、包括城镇郊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在政策上基本不予限制，因而比较容易落户并完成户口迁移手续。
对迁入城镇的人口实行严格的选择，将迁移权优先给与城市经济发展急需的专门人才和技术人员。
在迁移途径上，主要是计划内的干部调配，高等院校招生和分配。
因此，计划迁移政策在迁移人口的来源、结构和去向上都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计划内迁移的主要是高文化程度的专门人才和国家干部，流入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和高层次的服务业，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或技术性职业等。
在所有的迁移选择性中，在年龄上存在最为普遍的选择性。
在一般情况下，青年人有着明显的迁移倾向，迁移人口明显集中于15～35岁年龄区间内。
早在80年代初，有关调查即证实了这一现象。
吉平（1983）调查发现迁入北京市的人口中有74%是在劳动年龄段内迁入北京的，其中绝大部分在30岁以下。
李豫等（1984）发现1980～1982年间北京市迁出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达93.2%.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是随迁移的性质而变化，某些类型的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很明显，如婚姻迁移受历史、传统等多方面影响，婚姻迁移以女性占绝大多数。
根据1987年全国1%抽样调查的情况，在婚姻迁移中女性占93.3%，性别比低至7.2，基本是女性一统天下。
正是这类迁移在性别构成上的高度选择性，使不平衡的婚姻迁移有可能对迁入、迁出地产生深远影响（杨云彦，1994）。
移民文化程度与迁移的关系，也是迁移选择性中的重要方面。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移民平均文化程度一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与中国高等院校的招生、分配，干部调配等计划迁移密切相关，但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发现相反的情况（赵耀辉1997）。
王桂新（1993）、刘启明（1992）、丁金宏（1994）等对省际迁移的空间模式进行了探讨，其中特别讨论了距离在迁移流向中的重要作用；严善平（1998）用地区间迁移模型检验了省际迁移中迁移存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劳动力流动的机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蔡方1997）。
4.关于迁移效应：人口移动以其所具有的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和结构上的选择性对迁入、迁出地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人口移动直接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总量，并通过转移生育间接影响两地的人口数量对比；其次，人口移动所可能引起的生育行为变化将改变两地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由此，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发展模式都将发生变化；另外，人口移动将改变两地的人口结构。
人口移动导致的人口空间结构变化有两种情况：集聚性的迁移将会强化人口分布的不均衡状况，而扩散性迁移则使人口分布趋于平均。
人口和劳动力的区域流动还可对地区差距产生影响（蔡方1998）。
人口移动对生态环境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的入迁可能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在农业移民中对环境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但也有少量因人口入迁后对生态环境加以科学治理而使其得到改善的情况。
人口移动的社会效应是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课题。
人口移动在实现均衡的过程中不断地打破旧有的平衡，从而引发了多层面的摩擦。
这一社会整合过程从长远看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从短期看则有可能带来社会问题，如文化冲突、犯罪等。
移民行为调整是人口移动社会效应微观方面的重要内容。
从一种文化背景和特定社区流入另一种行为方式和文化氛围中的移民，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差异迫使移民在冲突中进行着调整，同时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可能影响迁入地的土著居民。
移民通过多种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形成富有生机的移民文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导致社会冲突。
一般来看，处于少数地位或带有落后的文化背景的移民更有可能采取调整自身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途径主动或被动地适应迁入区的生活方式而被同化。
在移民占多数地位的情况下，可能会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迁入区。
在迁入地，土著居民对具有相对先进文化背景的移民可能采取较为友好或是倾慕的态度，而对由落后文化区迁入的移民多采取歧视甚至敌视的态度。
在这方面较受关注的是对女性婚育行为变化的研究（林富德等1998），这些研究若能结合与迁出地的对比将更有价值。
当前，“外来人口”对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既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由于担心“外来人口”影响本地就业，一些地区特别是特大城市纷纷出台了干预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法规。
丁金宏（1995）、赵敏（1995）等分析了外来人口就业及其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其结论认为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就业的影响是有限的。
陈浩（1996）探讨了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发展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5.关于政策与评价：《人口研究》编辑部组织了专题讨论外来人口问题（该刊1997）。
从整体上看，学术界和社会 对流动人口的态度，已经由比较排斥走向比较宽容。
对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刘世定（1995）对政府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
对与迁移相关的政策评价，主要集中在移民、户籍管理制度与城镇化政策方面。
在开发性移民与环境移民方面，建国后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移民、环境移民及水库移民。
向边远地区移民的主张一直占主流地位。
如仇为之（1981）文中即提出应继续向西部移民，王勋（1984）更提出具体规模。
但向西北移民的主张受到来自人口地理学界的批评（原华荣1985），其中关于水资源约束的证据是最有说服力的。
有关评价西北组织移民也间接支持了这些批评（陈伯敏等1988）。
80年代后期，有关向西北移民的关注被环境移民所取代（解书森等1988；张善余1995；张志良1995）。
水库移民作为一类重要的组织移民，也一直为有关研究所重视（张思平1983）。
尤其是三峡工程移民更是倍受关注（朱农1995）。
1998年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特大洪水，对移民安置提出了新的课题。
关于所谓“外来人口”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方面需要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如外来人口的法律地位问题。
劳动者的平等劳动权力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力，而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无疑侵犯了这种平等权力。
“外来劳动力”字面本身就含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甚至是歧视性的。
我们限制非本地户口劳动力的劳动和就业，其法理依据和理论解释是什么
目前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待遇既无足够的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
其次，我们对劳动力市场的了解十分有限，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供给状况、工资、整体经济运行及新就业机会的创造，影响相当复杂。
目前在歧视性的政策环境中，“外来劳动力”大多只能在城镇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低收入和重体力的职业，其有限工资的一部分被作为补偿由政府收取后返回用于城市职工的补贴①，城市（本地）劳动力则利用其有利的制度性地位“寻租”②。
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即使“外来人口”干得再好也无望融入城市社区中。
长期对城市的倾斜和保护政策，限制了农村人口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改善福利的机会。
户口制度作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性已经十分强烈和明显。
三、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研究 相对于人口迁移问题，城市化问题更早受到关注。
这主要是因为在人口科学被打入冷宫时，城市科学仍在艰难地生存，从而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科学的迅速发展积累了基础。
但是，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样，仍然历经曲折。
新中国城市化走过的40余年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魏津1985）：1949到1957年是城市化迅速、健康发展的一个时期。
在这一时期，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城镇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为9949万人，年均增长率达7.1%，大大超过了这一时期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使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10.6%上升到15.4%，从而显著缩短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先进国家之间在城镇化水平上的差距。
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城市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口的迁入，尽管当时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平均高达3%，超过农村人口，但在城镇人口增长中只占44%，仍有56%的增长是由迁移取得的。
1958至1960年是城镇化超速发展阶段。
由于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和主观臆断，使中国工业和城镇化在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到19.7%.1961到1965年，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逆城市化阶段。
随着国民经济的大调整，城镇人口被大批精减，前后共动员了约3000万人返回农村。
到1965年底城镇人口已接近于1957年的水平，但随着总人口的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反而降低了。
这种逆城市化是对前一时期超速发展所作的纠正。
1966至1977年，是城乡人口大对流的阶段。
一方面，这一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出现了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为特征的逆城市化运动，前后累计约有3000万城市知识青年、职工及其家属、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被强制性地迁往农村。
另一方面，城镇企事业单位又大量从农村招收职工，而且由于管理上的混乱，使得很多农村人口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变成了城市人口，其总数累计亦达2000余万人。
进出相抵后，城镇人口净迁出约500余万人。
在工业建设方面，出于备战目的的“三线”建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宏观布局，但基建投资没有形成城镇对非农产业的吸收能力。
这期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极为缓慢，城市化水平甚至下降。
总的来看，中国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在同一工业化水平时的城市化水平，也低于目前在同一发展水平上的发展中国家。
也就是说，与一般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国表现为“城市化不足”。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剧烈波动，与我们在城市化上认识的波动密切相关。
关于城市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历来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城市化是发展带来的“病症”。
长期以来，反城市化思想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中国的反城市化思想同西方又有不同的地方，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辜胜阻，1991）： 第一，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
这一思想寄消灭城乡、工农和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的希望于抑制城市发展、实现所谓城乡一体化上，形成反城市化的主要依据。
第二，自然经济思想。
由于对物质资料生产的狭隘理解，城市第三产业的职能被大大弱化，城市化无法促进。
第三，城市化阶级性的思想。
有观点认为“工业化导致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规律”，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不必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老路，中国应进行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
京族导游词
【民族概况】京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
历史上自称“京”，他称“越”。
1958年定名为京族。
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各族自治县江平区的山心、沥尾、巫头三地及恒望、潭吉、红坎、竹山等地区。
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京族人口数为22517。
主要从事渔业,兼营农业和盐业。
使用京语，与越南语基本相同。
现基本上通用汉语广东方言和汉文。
【历史】京族自15世纪以后陆续从越南涂山等地迁来，最先居住在巫山岛和江平镇附近的寨头村，后来才逐渐向（沥）尾、山心、潭吉等地发展。
清朝政府曾在江平地区设立“江平巡检司”，清末属防城县管辖。
京族和当地汉族人民一道，披荆斩棘，筑海堤，垦荒坡，劳动生产，共同开发了南方的沿海边疆，守卫着祖国的南大门。
在历史上曾和汉、壮等族人民联合进行过多次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中法战争期间，京族聚居的福安村(包括今沥尾)里长杜光辉率领京族、汉族群众数十人，参加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
1886～1887年间，法军侵占江平地区时，当地京、汉族人民联合组成义军，坚决抗击法国侵略者。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沥）尾、山心京族30余人参加东兴总工会领导的船工工会。
山心京族地区曾成立农民协会。
总工会及农民协会允后在沥尾、山心组织动员京族群众数百人举行游行示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本家的斗争。
1944年初，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入京族地区，京族人民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纽争州川：平地区抗日游击小组，开展武装斗争。
解放战争中，京族人民积极参加游击队活动，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社会经济】解放前，京族主要从事浅海捕捞的渔业，兼营农业、盐业。
地主、富农和渔业资本家占有大量的渔、农业生产资料。
沥尾、巫头、山心、潭吉的地主、富农、渔业资本家占4村总户数的2.93％，他们占有4村渔箔的23.87％，每人平均占有数为贫苦渔民的7.54倍；拥有4村渔船总数的28.94％；占有4村耕地的35.09％，平均每人占有的耕地数为贫农的11．73倍。
封建的租佃剥削是京族地区的基本剥削方式，在渔业上表现为网租和箔租，剥削量达70%以上；在农业上表现为地租，租率占产量的50％。
雇佣剥削以雇长工和利用京族传统的帮工互助性质的“寄赖”关系进行，剥削率高达70～80％。
在残酷的剥削下，京族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京族保存以“翁村”为首的社会组织。
“翁村”意为乡长或乡正，负责处理村内事务及纠纷，监督执行村约，主持祭祀仪式，筹办公益事业。
‘‘翁村”下有“翁管”，协助翁村执行处罚，管理山林；“翁记”负责文书账目。
重大事务由村中长老组成的“嘎古，，集团商议决定，交“翁村”执行。
国民党统治时期，曾利用“翁村”作为统治京族人民的工具。
解放后，京族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
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京族人民充分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发展经济建设事业。
单纯的渔业生产也发展到多业经营。
生产不断增长，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日益改善。
京族的渔业生产也发生了几大变化：一是由过去的浅海捕鱼发展到深海作业；二是过去的竹筏小船已改为大中型渔船；三是从单纯的捕捞发展到捕捞、养殖、加工相结合的生产形式；四是从单纯重视渔业生产发展到工、农、林、渔业并举，产业结构逐步优化。
解放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沿海地区实行比内地更优惠的开放政策，使得处于开放前沿的京族地区贫困落后面貌迅速改变。
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
【文化艺术】京族传统民间文艺丰富多彩，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
京族的歌唱艺术颇有特色。
唱时由一位哈哥操三弦琴伴奏，二位哈妹则边敲打竹梆子与竹板轮流进行演唱，内容多为叙事史歌以及中国古诗词等。
如《宋珍、陈菊花》、《斩龙传》、《琴仙》、《浔阳江头夜送客》，等等。
歌的曲调不下30种。
按内容分有山歌、情歌、结婚歌、渔歌、诉苦歌、长篇叙事歌、风俗歌、劳动生产歌等等。
其中有些歌本流传，有些却是即兴创作，触景生情，随口而出。
用京语演唱的京歌，有着自己的格律，比较复杂。
京族的民歌内容也十分丰富，由于生产的影响有不少歌曲都与大海相关。
如有一首海歌这样唱道：“潮涨潮退不离海，风吹云走不离天；大路不断牛脚印，海上不断钓鱼船。
”有一首情歌的歌词是：“摇船过海摇绳断，还有几摇到岸边；板短搭桥难到岸，望妹伸手过来牵。
”京族青年男女一般通过对歌物色对象，所以他们个个能歌善唱。
“京戏”是京族传统的戏剧，称“嘲剧”，独具民族特色。
独弦琴是京族独有的民族乐器，它的半片大竹筒，或3块木片制成长方形的琴身，长约75公分，一端插一根与琴身成直角的小圆柱，或金属片条，另一端按一把手，两端由高至低拉一弦线。
演奏出来的声音十分幽雅动听。
【渔业文化】渔业是京族的传统产业。
在各类渔业生产中，京族主要从事浅海曳网渔业和杂渔业。
渔业工具有拉网、塞网、渔箔、刺网，以及用于专门渔猎对象的鲨渔网、南虾网、海蜇网、鲎网、墨渔网等。
至于挖沙虫、耙螺、挖泥丁、捉蟹等等，都是较简单的小海作业了。
由于各地所处的地理条件有所差异，从事的作业种类也有不同。
尾主要以拉网捕鱼，山心主要以渔箔捕鱼，而巫头以渔箔和塞网捕鱼。
渔具之多、分工之细，形成了京族独特的渔业文化。
拉网有大小之分。
大的拉网高3米，长400米，整幅网身由6张缯网缀连而成，网眼小而密。
小拉网由4张缯网组成，网眼大而疏，网长330多米，两头高2.3米，中间高3.3米，略成桃叶状。
操作时，前者需三四十人，后者要二三十人。
操作程序为：先探察海域，观测鱼情，选择作业地点；其二，在发现鱼情的地方，划小艇或竹筏将渔网慢慢放开，由滩边向海面围成一个半月形的大包围圈；其三，操网者分为两组，各执网纲一头，合力向滩岸拉收；其四，在拉拽过程中，两组人一边拉一边徐徐靠拢，直到网尽起鱼。
这样，一次拉网操作即告结束。
这种拉网作业是京族较大型的群体性操作的渔业生产方式之一。
男女均可参加，也不受季节限制。
塞网又称闸网或壅网，分疏、密两种。
网的长度和高度与拉网相当。
但其网的设置地点是在海滩上定置进行的。
操作时把人分为三组，各组又具体分为“号桩”、“插桩”、“挂网”（把网挂于桩上）、“挑沙土”（将网脚填塞）等工序。
这种塞网的设置，都是在潮涨之前预先进行的。
当海潮上涨时，各种鱼虾随潮水进入塞网圈内，退潮时，鱼虾便被渔网和沙土围成的海滩包围所困，“束手就擒”。
这种“塞网”与“拉网”的区别就在于，塞网着重在固定的“塞”和“堵”，而拉网则着重在“拉”与“收拢”，其操作各具特色。
渔箔，是一种漏斗形的捕鱼工具，一般选择在潮水升降、水势较急的汇合处设立。
每个箔位有规定的大小距离。
先用高约2米，直径10多厘米的木桩围成两排，一头汇合处用木桩固定，再用小竹片编排，结成“篱笆”栅栏，围成高约3.5米呈圆形的渔港（鱼室）。
退潮时，随流鱼虾蟹顺两排木桩游动进入渔港，即可网住。
鲨渔网是一种用于深海猎捕鲨鱼的专用网具。
网身长400米，高1.3米，网眼粗大，由网线、网浮（竹筒）、网坠（铅铁或石块）、网纲等组成。
下网时由4人乘筏到鲨鱼活动的深海区，将网的两端及中间脚部以重石坠定于海中。
每次下网可持续三四天，连续捕猎，是一种既惊险又充满乐趣的捕鱼作业。
在京族的渔业生活中，至今还保留着“见者有份”的被称为“寄赖”习俗。
“寄赖”即我们俗话说的“沾光”之意。
如果想吃海味，就可到退潮后的渔箔边或满载归来的渔船上，捡一些拿走，主人是不会怪罪的。
在长期的渔业生活中，京族人民还形成了一些礼仪与禁忌习俗。
如饭烧焦了，不可说“焦”，因为“焦”与“礁”同音，怕触礁；在船上将“油”说成“滑水”，“滑”即“顺利”、“顺当”之意。
京族男子每次出海，老人、妇女、孩子都要到海滩上送行，并举行一些祭海活动。
京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渔业生产经验。
他们非常熟悉各种鱼类的回游规律，能准确预测潮水的涨落和海上气候的变化，根据潮水的“涨”“落”规律来安排生产。
【节庆】京族除了和汉族相同的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外，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是“唱哈节”。
京族农历六月初十(沥尾、巫头岛)或八月初十(山心岛)，正月二十五(红坎乡)时，当地京族要过最隆重的“唱哈节”，由歌手“哈妹”轮流吟唱。
唱哈活动要连续进行3天3夜，一边宴饮，一边听唱。
“唱哈节”过去每年都举行，各地日期不一。
“唱哈”是京语唱歌娱乐之意，每逢唱哈节，京家男女老幼身着节日盛装，汇集到哈亭听哈之前迎神、祭祀，祈保渔业丰收，人畜两旺。
唱哈的活动过程，大致分为迎神、祭神、入席唱哈、送神四个部分。
节日前一天，先把京家信奉的“镇海大王”等诸神迎于哈亭，节日当天下午三点钟左右开始祭神，祭神完毕，即入席饮宴、唱哈。
这是唱哈节的主要活动项目，节目有情歌、灯舞、乐舞、歌唱族杰等，这是唱哈节的高潮，人们纵情欢歌跳舞持续多天。
唱哈至尾声时进行送神，送神毕，唱哈节结束。
春节家家都要做“白薯壹”（用糯米粉包糖心做成的一种糕点），年初一早餐不吃荤不喝酒，只吃糖粥、粽粑和白薯壹。
春节期间全村都要到哈亭以猪、鸡、鱼为供品祭拜诸神，回家后要拜祖先。
岁守时，必须在祖先牌位前，摆上白薯壹方能入睡。
【饮食】大部分地区习惯日食三餐，居住在污尾的京族一般习惯日食两餐，早餐多选在上午十一点左右，直到入夜后才吃晚餐。
过去京族常以玉米、红薯、芋头混着少量的大米煮粥作为主食，只有出海捕鱼或秋收，劳动量大时才吃干饭。
如今稻米已成为京族最为常见的主食了。
京族喜吃鱼、虾、蟹、鱼汁及大米糍粑“风吹穑”。
日常菜肴以鱼虾为主，常用鱼虾做成鱼汁，作为每餐不离的调味品。
家庭饲养的猪鸡，也是日常主要肉类来源。
京族的典型食品有：鱼汁，又称“鲶汁”。
是京族民间传统调味品，以各种小鱼经腌制而成。
妇女爱嚼槟榔。
到京族三岛去旅游与做客，您一定会品尝到那风味独特的鲶汁和“风吹（米乙）”。
鲶汁在市场上一般叫鱼露，是用小鱼腌制的一种调味汁，每年3至6月间，渔民家家腌制鲶汁。
分为头漏汁（多出口东南亚各国）、二漏汁（多在国内市场销售）、三漏汁（通常自家食用）。
即便是三漏汁，也会使初尝者赞不绝口，回味生津。
做汤时加些鲶汁，汤味顿觉鲜美；吃肉时蘸以鲶汁，入口便觉清香。
【服饰】京族的服饰，部分老年妇女穿民族服装，上身穿窄袖紧身对襟无领短上衣及菱形遮胸布，下穿黑色或褐色长宽裤子，外出时加穿白色长外衣，形似旗袍而开衩较高，结“砧板髻”。
少数妇女还保留染黑牙齿的习惯。
过去男子穿窄袖上衣，长及膝盖，腰间束带。
但现在多数青年男女的服饰已与附近汉族相近。
【民居】京族过去的居屋多带“干栏”式建筑遗风，以木为柱，以竹、泥为墙、茅草为盖，属草庐茅舍一类，易于搬动。
但现在大多筑方石砖瓦房屋。
每块石条长75公分，宽25公分，厚20公分。
石条砌墙，房高约7米，屋顶盖瓦，稳固凉爽，可抗台风。
室内以条石或竹片木板分隔为左右偏房及堂屋共3间。
厨房与畜圈在居室旁另建。
近年还出现了不少钢筋水泥楼房，带有阳台和装饰性栏杆，摆放着鲜花盆景。
【婚俗】婚姻过去是父母包办。
现在大多自由恋爱，用对歌物色对象。
对歌后，如果男方钟情于姑娘，就慢慢靠近女方，并用脚尖将沙撩向姑娘，如女方也心中有意，就会照样将沙踢回对方。
通过这种踢沙方式或互相对掷树叶的活动，建立感情，再请“兰梅”(媒人)传递爱歌，双方还要互赠彩色木屐一只，如果正好是左右足配对，就被认为天生成双，可以缔结婚约(称作“对屐”)，然后男方带着礼品，请些歌手去女方对歌认亲。
举行婚礼时，女方紧闭大门，在屋前大路和树林里设三道悬灯挂彩的榕门。
要想通过三道门，必须对歌，直到女方歌手满意才可通过关卡。
晚宴以后，去往男方家拜堂，对歌，此起彼伏，通宵达旦，幸福愉悦的歌声伴着天作地合的一对新人。
京族男女青年订婚，男方要用一定数量的猪肉、糕饼等作为礼品送给女方，贫穷之家也要送少量的糖、糯米、茶叶、糕饼作为订婚礼。
结婚时，男方要备一百斤猪肉、二百提酒（每提等于200克）、七斗米及其他礼品，送给女方。
婚后三天，新娘“回潮”，夫妻俩将自家染红的糯米饭两托盘（约6斤），猪肉两块、鸡两只回娘家谢拜岳父母，婚礼才算结束。
【习俗】逢年过节都要进行祭神活动，届时要备猪、鸡、鱼拜祖。
煮猪肉拜祖还是京族女子出嫁时的一种礼习。
每年哈节，凡年满16岁的男子都要置备鸡、酒、糯米饭、槟榔等祭品到哈亭祭祀，经过祭拜的男子才算“入众”（即进入成年），才能被允许参加唱哈节的入席活动，从此便可参加捕鱼生产。
【禁忌】在渔家做客，千万别说饭烧焦了，因为“焦”与“礁”同音，怕触礁。
在船上不要说“油”，把油称为“滑水”，因为“滑”有“顺当”、“顺溜”、“顺利”之意，而“油”与“游”同音，船破后人落水才要游呢。
移动器物要拿起来，别拖着推着移动，因为有“搁浅”之嫌。
当然，一般来说，不懂规矩的客人是不会被责怪的。
【宗教信仰】京族崇拜祖先，多神崇拜，特别是与海有关的神尤为敬仰。
京族过去一般多信奉佛教、道教，少数人信奉天主教。
京族男子每次出海，老人、妇女、孩子都要到海滩上送行，并举行一些祭海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