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少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
截止2017年6月国已有39个项目跻身世界级质文化遗产，项目总数位界第一。
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31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1项。
昆曲（2001年入选）：昆曲又称昆腔、昆山腔、昆剧，是元末明初南戏发展到昆山一带，与当地的音乐、歌舞、语言结合而生成的一个新的声腔剧种。
明代初年在昆山地区形成了“昆山腔”，嘉靖年间经过魏良辅等人的革新，昆山腔吸收北曲及海盐腔、弋阳腔的长处，形成委婉细腻、流丽悠长的“水磨调”风格，昆曲至此基本成型。
《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鸣凤记》、《玉簪记》、《红梨记》、《水浒记》、《烂柯山》、《十五贯》等都是昆曲的代表性剧目，其中前三种有全谱或接近全本的工尺谱留存。
清代中叶以后，昆曲主要以折子戏形式演出，至今保留下来的昆曲折子戏有四百多出。
中国古琴艺术（2003年入选）：古琴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弹弦乐器，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瑰宝。
她以其历史久远，文献瀚浩、内涵丰富和影响深远为世人所珍视。
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实物距今有二千四百余年，唐宋以来历代都有古琴精品传世。
存见南北朝至清代的琴谱百余种，琴曲达三千首，还有大量关于琴家、琴论、琴制、琴艺的文献，遗存之丰硕堪为中国乐器之最。
蒙古族长调民歌（与蒙古国联合申报）【2005年入选】：蒙古族长调蒙古语称“乌日汀道”，意即长歌，它的特点为字少腔长、高亢悠远、舒缓自由，宜于叙事，又长于抒情；歌词一般为上、下各两句，内容绝大多数是描写草原、骏马、骆驼、牛羊、蓝天、白云、江河、湖泊等。
长调民歌根据其内容和形式，大体上可分为三类：奈日乌日汀道（礼仪歌）、潮尔道（一种带有持续低音伴唱的二重结构长调演唱形式）和一般歌曲。
表现内容多为训谕和伦理道德为主，根据不同地域和歌曲的结构规模、旋律形态、节奏组合和心理感受等差异不同，形成不同的色彩区域。
蒙古族长调以鲜明的游牧文化特征和独特的演唱形式讲述着蒙古民族对历史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哲学和艺术的感悟，所以被称为“草原音乐活化石”。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2007年入选）：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是一种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古典音乐艺术形式，是流传于新疆各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十二木卡姆”和“刀郎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的总称，主要分布在南疆、北疆、东疆各维吾尔族聚居区，在乌鲁木齐等大、中、小城镇也广为流传。
特别是“十二木卡姆”，它是维吾尔木卡姆的主要代表，广泛流传于新疆的南疆地区和北疆的伊犁地区。
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肇始于民间文化，发展于各绿洲城邦国宫廷及都府官邸，经过整合发展，形成了多样性、综合性、完整性、即兴性、大众性的艺术风格，并成为维吾尔族的杰出表现形式。
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优秀的古典音乐，即大型古典音乐套曲的称谓。
中国蚕桑丝织技艺（2009入选）：桑丝织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标识。
这一遗产包括栽桑、养蚕、缫丝、染色和丝织等整个过程的生产技艺，其间所用到的各种巧妙精到的工具和织机，以及由此生产出来的绚丽多彩的绫绢、纱罗、织锦和缂丝等丝绸产品，同时也包括这一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相关民俗活动。
福建南音（2009入选）：南音，发源于福建泉州，又称“南曲”、“弦管”、““郎君唱”等，各地名称不一。
主要由“指”、“谱”、“曲”三大类组成，是我国古代音乐保存比较丰富、完整的一个大乐种。
由于南音富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具有曲调优美、易学易唱的特点，因而在闽南和海外拥有众多的知音。
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
南京云锦（2009入选）：南京云锦是南京传统的提花丝织工艺品，是南京工艺“三宝”之首。
南京云锦配色多达十八种，运用“色晕”层层推出主花，富丽典雅、质地坚实、花纹浑厚优美、色彩浓艳庄重，大量使用金线，形成金碧辉煌的独特风格。
由于用料考究，织工精细，图案色彩典雅富丽，宛如天上彩云般的瑰丽，故称“云锦”。
安徽宣纸（2009入选）：安徽宣纸的生产中心是泾县。
它生产的原料是以皖南山区特产的青檀树为主，配以部分稻草，经过长期的浸泡、灰腌、蒸煮、洗净、漂白、打浆、水捞、加胶、贴烘等十八道工序，一百多道操作过程。
对安徽宣纸的记载最早见于《历代名画记》、《新唐书》等。
始于唐代，历代相沿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贵州侗族大歌（2009入选）：侗族大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在中国侗族地区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合声的民间合唱形式。
侗族大歌无论是音律结构、演唱技艺、演唱方式和演唱场合均与一般民间歌曲不同，它是一领众和，分高低音多声部谐唱的合唱种类，属于民间支声复调音乐歌曲，这在中外民间音乐中都极为罕见，侗族大歌不仅仅是一种音乐艺术形式，对于侗族人民文化及其精神的传承和凝聚都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是侗族文化的直接体现。
广东粤剧（2009入选）：粤剧主要流行于使用粤方言地区的城乡。
明末清初，弋阳腔、昆腔传入广东。
清代咸丰、道光年间，广东本地班在演出中以“梆簧”（西皮、二簧）作为基本曲调，兼收高腔、昆腔及广东民间乐曲和时调，用“戏棚官话”为基本语言，间杂以粤方言，逐渐形成粤剧。
1912年前后，粤剧演出基本上已改用广州方言，表演体系日趋完善，开始在梆簧中穿插民歌小调，并改假声演唱为“平喉”演唱。
《格萨尔》史诗（2009入选）：格萨尔史诗主要流传于中国青藏高原的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纳西族、普米族等民族中，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讲述了格萨尔王降临下界后降妖除魔、抑强扶弱、统一各部，最后回归天国的英雄业绩。
格萨尔史诗以其独特的串珠结构，融汇了众多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形成了气势恢宏、篇幅浩繁的“超级故事”。
史诗说唱传统在一定意义上是地方性知识的汇总——宗教信仰、本土知识、民间智慧、族群记忆、母语表达等，都有全面的承载，史诗说唱传统还是唐卡、藏戏、弹唱等传统民间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同时也是现代艺术形式的源头活水，不断强化着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连续感，因而格萨（斯）尔史诗传统堪称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
浙江龙泉青瓷（2009入选）：龙泉青瓷始烧于三国两晋，古代龙泉哥窑是宋代“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之一。
龙泉窑是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烧制年代最长、窑址分布最广、产品质量要求最高、生产规模和外销范围最大的青瓷历史名窑。
龙泉迄今已发现烧制龙泉青瓷的古窑址达360多处。
在1700余年的传承过程中，龙泉青瓷形成了青釉配置、多次施釉、厚釉烧成和开片控制等传统的独特的烧制技艺。
青海热贡艺术（2009入选）：始于15世纪甚至更为久远的热贡艺术是我国藏传佛教艺术的重要流派，主要包括唐卡、堆绣、雕塑、建筑彩画、图案、酥油花等多种艺术形式，其内容主要有释迦牟尼传、菩萨、护法神、佛经故事及仙女之类的佛像，因发祥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隆务河畔的热贡（藏语“金色谷地”）而得名。
藏戏（2009入选）：藏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剧种系统，由于青藏高原各地自然条件、生活习俗、文化传统、方言语音的不同，它拥有众多的艺术品种和流派。
藏戏的藏语名叫拉姆，意为“仙女”。
据传藏戏最早由七姊妹演出，剧目内容又多是佛经中的神话故事，故而得名。
藏戏起源于8世纪藏族的宗教艺术。
17世纪时，从寺院宗教仪式中分离出来，逐渐形成以唱为主，唱、诵、舞、表、白、技等基本程式相结合的生活化的表演。
藏戏唱腔高亢雄浑，基本上是因人定曲，每句唱腔都有人声帮和。
藏戏原系广场剧，只有一鼓一钹伴奏，别无其他乐器。
演出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顿”，主要是开场表演祭神歌舞；第二部分为“雄”，主要表演正戏传奇；第三部分称为“扎西”，意为祝福迎祥。
新疆《玛纳斯》（2009入选）：《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为全世界第二长的史诗，仅次于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长度超过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
该史诗叙述了柯尔克孜族传说中的英雄和首领玛纳斯及其子孙共八代人领导族人反抗异族(卡尔梅克人)的掠夺与奴役，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故事。
全诗共分八部，分别以该部史诗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并以玛纳斯的名字作为总名称。
蒙古族呼麦（2009入选）：“呼麦”，又名“浩林·潮尔”，是蒙古族复音唱法潮尔的高超演唱形式，是一种“喉音”艺术。
运用特殊的声音技巧，一人同时唱出两个声部，形成罕见的多声部形态。
演唱者运用闭气技巧，使气息猛烈冲击声带，发出粗壮的气泡音，形成低音声部。
在此基础上，巧妙调节口腔共鸣，强化和集中泛音，唱出透明清亮、带有金属声的高因声部，获得无比美妙的声音效果。
呼麦作为一种歌咏方法，目前主要流传于中国内蒙古，南西伯利亚的图瓦、蒙古、阿尔泰和哈卡斯等地区。
甘肃花儿（2009入选）：花儿是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等广大地区的一种山歌，是当地人民的口头文学形式之一。
花儿结构分两段，前段比兴、后段是歌唱的主题内容。
曲调具有浓郁的抒情性，演唱时用临夏方言，有浓郁的地方气息。
“花儿”唱词和曲调分“河州花儿”和“莲花山花儿”两大类。
“花儿会”是一种大型民间歌会，又称“唱山”。
“花儿”又称“少年”。
男青年唱的叫“少年”， 女青年唱的称“花儿”。
据说，“花儿”至少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它内容丰富多彩，形式自由活泼，语言生动形象，曲调高昂优美，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特色，深受回、汉、藏、东乡、土、撒拉等民族的喜爱。
西安鼓乐（2009入选）：西安鼓乐是流传在西安（古长安）及周边地区的汉族民间大型鼓乐，已有千百年的历史，在古长安及周边地区，尤其是秦岭北麓的众多寺庙和道观，这些庙、观的庙会活动和多家民间乐社是西安鼓乐得以生存的基础。
西安鼓乐以竹笛为主奏乐器，无论是僧派、道派和俗派其有两种表演形式，都有两种演奏形式，即行乐和坐乐。
朝鲜族农乐舞（2009入选）：朝鲜族农乐舞是一种融音乐、舞蹈、演唱为一体综合性的民族民间艺术，其历史可追溯至古朝鲜时代春播秋收时的祭天仪式中的“踩地神”。
象帽舞是朝鲜族农乐舞中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朝鲜族富有代表性的一种舞蹈形式，盛行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汪清县一带，深受朝鲜族居民喜爱。
书法（2009入选）：中国书法是以笔、墨、纸等为主要工具材料，通过汉字书写，在完成信息交流实用功能的同时，以特有的造型符号和笔墨韵律，融入人们对自然、社会、生命的思考，从而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人格精神与性情志趣的一种艺术实践。
历经3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书法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今天依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庞大的参与者和受众，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篆刻（2009入选）：中国篆刻是以石材为主要材料，以刻刀为工具，以汉字为表象的并由中国古代的印章制作技艺发展而来的一门独特的镌刻艺术，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它既强调中国书法的笔法、结构，也突出镌刻中自由、酣畅的艺术表达，于方寸间施展技艺、抒发情感，深受中国文人及普通民众的喜爱。
篆刻艺术作品既可以独立欣赏，又在书画作品等领域广泛应用。
剪纸（2009入选）：剪纸是一种镂空艺术和最为流行的民间艺术，在视觉上给人以透空的感觉和艺术享受。
其载体可以是纸张、金银箔、树皮、树叶、布、皮、革等片状材料。
中国剪纸是中国民间美术形式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
根据考古，民间剪纸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六世纪，剪纸常用于宗教仪式，装饰和造型艺术等方面。
雕版印刷（2009入选）：雕版印刷是最早在中国出现的印刷形式。
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公元868年印刷的《金刚经》，雕版印刷技术大约在2000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
雕版印刷在印刷史上有“活化石”之称，扬州是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
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2009入选）：中国传统建筑是以木结构框架为主的建筑体系，以土、木、砖、瓦、石为主要建筑材料。
营造的专业分工主要包括：大木作、小木作、瓦作、砖作、石作、土作、油作、彩画作、搭材作、裱糊作等，其中以大木作为诸“作”之首，在营造中占主导地位。
中国匠师在几千年的营造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工艺经验，在材料的合理选用、结构方式的确定、模数尺寸的权衡与计算、构件的加工与制作、节点及细部处理和施工安装等方面都有独特与系统的方法和技艺。
端午节（2009入选）：端午节,我国传统节日,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五日节、艾节、端五、重午、午日、夏节。
端午节寄托着民族情感,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情趣盎然的端午节习俗活动,使端午节成为蕴涵独特民族精神和丰富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
妈祖信俗（2009入选）：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航海保护神，妈祖是该信俗的核心，包括口头传统、宗教仪式以及民间习俗，遍布中国的沿海地区。
妈祖诞生和成长在公元10世纪的湄洲岛，她致力于帮助她的同胞乡亲，并且因为试图营救海难中的幸存者而献身。
湄洲渔民为纪念这位好姑娘，在岛上建庙并奉为海神。
每年都会有两次正规的庙会来纪念妈祖，届时当地居民、农民和渔夫此时都会暂时放下他们的工作，并祭献海洋动物供奉妈祖像，表演各式祭祀舞蹈和其他演出。
在全球5000座妈祖庙和私人家中，其他各类小一些规模的祭祀仪式也全年不停歇地进行着。
京剧（2010年入选）：京剧又称平剧、京戏，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全国。
清代乾隆五十五年起，原在南方演出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他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又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
京剧流播全国，影响甚广，有“国剧”之称。
它走遍世界各地，成为介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
中医针灸（2010年入选）：针灸是针法和灸法的合称。
针法是把毫针按一定穴位刺入患者体内，运用捻转与提插等针刺手法来治疗疾病。
灸法是把燃烧着的艾绒按一定穴位熏灼皮肤，利用热的刺激来治疗疾病。
如今人们生活中也经常用到。
针灸由“针”和“灸”构成，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内容包括针灸理论、腧穴、针灸技术以及相关器具，在形成、应用和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鲜明的汉民族文化与地域特征，是基于汉民族文化和科学传统产生的宝贵遗产。
皮影戏（2011年入选）：皮影戏，又称“影子戏”或“灯影戏”，是一种以兽皮或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以表演故事的民间戏剧。
表演时，艺人们在白色幕布后面，一边操纵影人，一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讲述故事，同时配以打击乐器和弦乐，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其流行范围极为广泛，并因各地所演的声腔不同而形成多种多样的皮影戏。
珠算（2013年入选）：珠算是以算盘为工具进行数字计算的一种方法。
算盘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创造的一种简便的计算工具。
“珠算”一词，最早见于汉代徐岳撰的《数术记遗》，其中有云：“珠算，控带四时，经纬三才”。
二十四节气（2016年入选）：“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
中国古人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24等份，每一等份为一个节气，统称“二十四节气”。
具体包括：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二十四节气”形成于中国黄河流域，以观察该区域的天象、气温、降水和物候的时序变化为基准，将天文、物候、农事和民俗完美结合，成为农耕社会生产生活的时间指南，并逐步为全国各地所采用。
在国际气象界，这一时间认知体系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年（2009年入选）：羌族的传统节日就是羌历年，羌语称“日美吉”，根据地方的不同，又有“羌历新年”、“过小年”、“丰收节”、“还原节”等多种叫法，虽名称不同，但内容却完全一样，都以庆祝丰收和感恩还愿为主要内容，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在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举行，持续三至五天。
有的村寨要过到十月初十。
按民间习俗，过羌年时还愿敬神，要敬祭天神、山神和地盘业主（寨神）。
全寨人要吃团圆饭、喝咂洒、跳莎朗，直到尽欢而散。
整个活动仪式由“许”主持，咂酒则由寨中德高望重的长者开坛。
节日期间亲朋好友可互道祝贺，相互迎请。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2009年入选）：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是一项传统手工技艺，包括纺、染、织、绣四大工序。
纺纱，即把棉花脱子、抽纱，把纱绕成锭。
染色，黎族传统的染料有植物染料、动物染料和矿物染料三种。
织布，用踞织腰机进行织布；腰机简单轻巧，容易操作。
刺绣，黎族的传统刺绣有单面刺绣和双面刺绣两种。
刺绣的技术可根据针法、绣法和面料分为三个层次，把绣法、色彩、图案三者结合为一体。
刺绣工艺精湛，图案朴实自然，富有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
黎族棉纺织工艺，曾长期领先于华夏各民族，直到宋元时期，仍位居全国的前列。
伟大的女纺织家黄道婆，学习黎族纺染织绣工艺，并加以改进和提高，传播了黎族先进的纺织技术，促进了中国棉纺织业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中国人穿衣盖被的习惯。
这是黎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最卓越的贡献。
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2009年入选）：木拱桥发现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和浙江省。
营造这些桥梁的传统设计与实践，融合了木材的应用、传统建筑工具、技艺、核心编梁技术和榫卯接合，以及一个有经验的工匠对不同环境和必要结构力学的了解。
作为这项传统技艺的载体，木拱桥既是交通、交流工具，也是人们的聚会场所。
它们是当地居民进行信息交流、娱乐、神俗信仰、深化人际关系、深化文化认同的重要聚会场所。
这种由中国传统木拱桥创造的文化空间，提供了鼓励人与人之间交流、理解与尊重的环境。
新疆维吾尔族麦西热甫（2010年入选）：麦西热甫广泛流传于中国新疆各维吾尔社区，由于地域或功能的不同，其表现形态丰富而多样，是实践维吾尔人传统习俗和展示维吾尔木卡姆、民歌、舞蹈、曲艺、戏剧、杂技、游戏、口头文学等的主要文化空间，是民众传承和弘扬伦理道德、民俗礼仪、文化艺术等的主要场合，是维吾尔传统节庆、民俗活动的重要部分。
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2010年入选）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是福建沿海木船制造的一项重要的传统手工技艺，以樟木、松木、杉木为主要材料，采用榫接、艌缝等核心技艺，使船体结构牢固，舱与舱之间互相独立，形成密封不透水的结构形式，在“师傅头”（闽南地区对主持造船工匠的尊称）指挥下，由众多工匠密切配合完成。
该技艺是人类造船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对提高航海安全性起到了革命性作用。
中国活字印刷术（2010年入选）：国人毕升于公元1041-1048年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公元1298年王祯创制了木活字。
活字印刷术是在小木块上刻出凸起的单字，然后按照付印的稿件，拣出所需要的单字，组合排成一个版面而施行印刷的方法。
采用活字印刷，一书印完之后，印版拆散，单字仍可用来排其他的书版。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对推动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见证着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
目前，这种古老的活字印刷术至今在浙江省瑞安市传承和使用。
赫哲族伊玛堪说唱（2011年入选）：伊玛堪说唱是赫哲族独有的一种无伴奏，用叶韵和散文体形式进行的徒口讲述，在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赫哲族，伊玛堪的口口相传，也是这个民族百年历史变迁与民俗风情的唯一记录方式。
伊玛堪或依玛坎，含义为鱼即哈（鱼），也有的认为是故事之意或是表示赫哲族这个捕鱼民族的歌。
其形式有说有唱，类似汉族的大鼓、苏滩、蒙古族的说书，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说唱文学艺术，被誉为“北部亚洲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
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2012年入选）福建木偶戏传承人培养计划：福建木偶戏包含了泉州提线木偶戏、晋江布袋木偶戏和漳州布袋木偶戏。
福建木偶戏是我国木偶表演艺术的杰出代表，自公元十世纪始在泉州、漳州及周边地区广泛传播，形成了完整的表演体系，深受群众喜爱，而近些年却遭遇后继乏人的传承危机。
中国有多少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
我和祖国共成长部队题材的演讲稿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孕育了五千年的辉煌，五千年的历史，留下了璀璨的传统文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仁人志士层出不穷，中华美德熠熠生辉，民族精神世代传承。
在华夏大地，这片波涛汹涌的大地上，在寒风凛冽的世界第一高峰，插着一面用爱凝结成的，万古流芳的旗帜。
它，就是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为目标的民族精神
面对困难重重而勇往直前奋斗的是民族精神；对死亡的威胁自强不息英勇就义的是民族精神；面对凌辱祖国的列强，挺身而出、维护祖国尊严的，还是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它是世界的最高峰，向下方眺望。
它看到了祖国雄壮美丽的大好河山，看到了这片土地上勤劳的中国人……此时，它虽然身在寒冷的峰顶，但它心里却有一颗炽热的太阳为它驱赶寒冷。
但是，当它看到人面兽心的侵略者残忍地杀害无辜的百姓，一股憎恨在心底油然而生，就仿佛凶猛的列焰在心头焚烧，久久不息。
望长江黄河浩荡东流去，抚敌垒炮台默默耸天立。
江山千秋永在，英烈风范长存，从太军倒下的第一排勇士，到百万雄师过大江献出年轻生命的战士；从罗霄山脉战死的大将，到抗日战胜和大决战中英勇献身的官兵，他们有没有留下名字的，还有的没墓场和石碑。
然而“青山处处埋忠骨”，他们的英灵与江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时间如信风拂过耳际，生命的旋律在眼前闪烁。
悠悠的岁月如水流逝。
你是否还记得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们
爱国是高于一切的传统美德，正是如此，我们中华民族涌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他们的英雄事迹为中华美德的最高音。
屈原因国破而投江明志，张骞出使匈奴、苏武牧羊北海边、文天祥为保国格而心甘受辱，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戚继光率兵抗倭、郑成功挥师收复台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国义无反顾，李大钊、陈潭秋视死如归，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周保中，为还我河山而爬冰卧雪，甘洒一腔热血、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献身堵枪眼、邱少云烈火焚身稳如泰山……他们哪一个不是具有着民族精神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血可以流。
泪可以洒，但头不能低下，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本色，中国人的血脉流淌着顽强不屈的精神
多少荣辱，多少艰辛，多少奋斗，多少牺牲，我们的先辈用血、用汗、用宝贵的生命铸就了东方大地不屈的中华魂
换得华夏大地阳光灿烂。
幸福的生活是我的祖辈、无数的英烈带着对祖国的挚爱、对人民的赤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
这幸福来之不易，这里面凝聚着无数英雄的血与生命。
这是他们为了捍卫祖国，保护人民而献出生命的回报，这是所有人民心中最甜的果实……
全国最好的干洗设备排名
我开的家科技型的品牌我主要看中了。
这个趋势多种的方法。
之前我是做服装的。
压力很一年忙到头也没赚到什么钱。
我旁边开了一家那个干洗店。
是很有科技感的澳贝森。
我看他每天生意都很好，这边店面一到期。
我就另找一个铺面开了一家。
澳贝森科技干洗。
当时我那个机器设备花了35800装修花了两万块钱。
手上还留了1万块钱备用资金。
现在每天生意都挺火的。
旺季一天三四千营业额。
像现在淡季一天七八百。
一年反正30多万吧。
最近我妹妹也准备开一家该时间也是这个么
哦。
不求发大财。
学门技术比上班强多了就可以了。
哈哈楼主采纳哦..............平竞选。
因此，一些富有创造性的演艺人员开始有意无意地取悦人多势众的评委，即使像张艺谋、陈凯歌这个级别的导演也不得不屈从于西方中心主义强大压力。
的确，电子传播媒介正在撤除民族文化的隔阂；可是，与文字符号产生的亲和力相反，电子传播媒介无宁说开辟了一个新的竞争空间――这些典型的后殖民故事可以视为印刷时代转入电子时代的一个历史性后果。
4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个主将――对于文化工业的严厉谴责已经众所周知。
他们眼里，电子传播媒介无疑是维持文化工业的现代化机械。
尽管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无缘了解计算机网络，但是，他们对于电影、电视与广播表示了不可掩饰的憎恨。
阿多尔诺的《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集中揭示电视隐藏的心理机械主义，（13）霍克海默不止一次地论证：电子传播媒介是个危险的工具――在这点上，收音机和电影决不亚于飞机和枪的作用。
（14）人们可以从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之中看到，他们的矛头首先指向了文化工业的标准化生产。
他们发现，文化产品的生产已经愈来愈像工业产品。
从相差无几的预制零件到熟能生巧的装配程序，大众文化产品与生产一辆汽车相仿。
用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的话说，文化工业之中逗乐的技术、效果、幽默讽刺方式，都是按照一定格式考虑设计出来的。
阿多诺曾经更为具体地解释说，工业这个词主要是指事物本身的标准化和扩散技术的理性化。
他们感到了这种标准化文化生产的僵硬甚至粗野，并且发现了这种标准化背后的垄断：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15）这个意义上，人们开始默认一个可怕的预设：工业式生产之下的文化主体已经被剥夺了多样性，活跃的文化主体沦为不断重复的机械动作。
这并非一些情绪激愤的夸张之辞。
从好莱坞的电影棚到巴西的电视连续剧生产基地，这种生产模式已经轻车熟路。
（16）阿多诺承认，文化生产的自治性质在一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中被文化工业剥夺了。
（17）现今，一套电子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体系已经相当完善。
中国的电视连续剧与市场的相互认同姗姗来迟――20世纪90年代初，《渴望》终于脱颖而出。
根据王朔――《渴望》的主要创作者之一－－提供的材料，文化工业的装配模式终于为《渴望》制造了渴望己久的爆炸性效果。
王朔回忆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新落成的一个摄影棚促成了《渴望》的问世。
只有每日拍摄才能维持这个摄影棚的运转而不至于亏损，所以，要形成规模，讲究效益，必须走到工业化组织和工业化生产这一条路上来。
工业化的生产无疑与个性化的想象迥然相异：这就是大众文化的运作模式了
对生产力提高的渴望改变了生产关系。
一进入这个剧组我就感到了这一次与以往的不同，大家上来就达成了共识：这不是个人化创作，大家都把自己的追求和价值观放到一边，这部戏是给老百姓看的，所以这部戏的主题、趣味都要尊重老百姓的价值观和欣赏习惯，什么是老百姓的价值观和欣赏习惯
这点大家也无争议，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扬善抑恶，站在道德立场评判每一个人，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好人一生平安，坏人现世报……这个模式之下，故事的组织的确如同一部复杂机器的装配：那个过程像做数学题，求等式，有一个好人，就要设置一个不那么好的人；一个住胡同的，一个住楼的；一个热烈的，一个默默的；这个人要是太好了，那一定要在天平另一头把所有倒霉事扣她头上，才能让她一直好下去。
所有角色的特征都是预先分配好的，像一盘棋上的车马炮，你只能直行，你只能斜着走，她必须隔一个打一个，这样才能把一盘棋下好下完，我们叫类型化，各司其职。
演王亚茹的演员在拍摄过程中曾经不喜欢或叫不相信自己扮演的这个角色是合乎人情的，找导演谈，导演也许很同情她，但他也无法对这个角色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因为四十集戏全指着这个搅屎棍子在里头搅了。
我们搞的是一部大众文化产品也叫通俗文艺作品，通俗文艺有它自己的铁的规律，那是你无论抱有什么艺术洞察力和艺术良心也无从愈越的，它必须要情节密度，要戏剧冲突，要人物个个走极端。
在这样的作品中追究作者的艺术抱负是痴人说梦，由此判定作者的文化立场也常常会发生误会。
很多人谈到《渴望》中相对负面的王沪生一家，因其是知识分子家庭，就指作者有反智倾向，其实这一角色身份的设立纯系技术问题，本来大家的意思是写一个老干部家庭，因可能更易造成误指，遭小人口诬，便放弃了这个其实更典型方便叙事的人物身份。
现在好了，现在有大款阶层，所以大家一想到要在剧中给好人设立一个对立面，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他们，这帮倒霉蛋，把人类的所有缺陷所有屎盆子都扣他们脑袋上，也没人心疼。
（18）这段引文生动地描述了文化工业的生产机制。
许多方面，文化工业的生产机制与艺术逻辑格格不入。
霍克海默说出了一部分原因：对投资在每部影片上的可观资本的快速周转的经济要求，阻止着对每件艺术作品内在逻辑的追求――即艺术作品本身的自律需要。
（19）这个意义上，大众始终被定位为文化工业的消费者。
大众的个性、身份、性别、经济地位和政治意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构成的市场规模。
他们是作为投资者的收入统计资料予以考虑的。
所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于所谓的大众性并不信任。
文化工业体现的大众性是某种机制的事先设定，大众是为其他社会阶层所代表。
大众不是所谓的上帝，不是文化产品的主体，他们是算计的对象。
（20）人们必须意识到弗·詹姆逊提出的一个区别：现今的大众文化与传统的民间艺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21）前者不再保存某一地域的文化血缘而更像是世界通用的商品。
因此，《启蒙辩证法》认为，标准化的文化产品仅仅体现人的某种类本质。
（22）在文化工业中，个性之所以成为虚幻的，不仅是由于文化工业生产方式的标准化，个人只有当自己与普遍的社会完全一致时，他才能容忍个性处于虚幻的这种处境。
（23）――丧失个性导致了《启蒙辩证法》的深刻忧虑。
诚如阿多诺在谈论电视时所说的那样，丧失了个性的大众只能接受某种意识形态的操纵，尽管消费者的生活和这种意识形态却完全不协调。
文化工业已经娴熟地掌握了多重人格的精神分析学概念，消费者在种种心理的圈套之中体验被允许的满足和被禁止的满足。
对于电视说来，一系列暗隐的信息可能突破意识的防线而深入人们的思想，这一切将对人们的无意识动机产生诱导。
现代生活愈来愈难于理解；如果电视仅仅向人们的意识注入一些固定的程序，人们只能在种种幻象的训练之下更加迟钝。
刚刚遭受法西斯劫难的阿多诺不得不考虑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有否可能再度向极权主义敞开了思想的门户
以往，文化总是能够向现实的僵化关系提出抗议，文化工业祛除了这种功能。
既然文化现在变得完全被这种僵化关系吸收了，并整合了，那么，人类又一次被贬低了。
（24）文化工业的标准化生产导致的文化垄断如果将大众训练为没有个性的平均数，训练为标准化的社会主体复制品，那么，巨大的危险时刻可能重新降临。
5文化工业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循环顺利地进行。
文化工业不惮于声称，文化产品是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基本意义是提供娱乐。
人们对于快乐的追求是维持生产与消费之间循环的动力。
这一切显然是资本主义文化秩序的组成部分。
无疑，《启蒙辩证法》的批判锋芒不会轻易放过所谓的娱乐：商业与娱乐活动原本的密切关系，就表明了娱乐活动本身的意义，即为社会进行辩护。
欢乐意味着满意。
但是只有因为这些娱乐消遣作品充斥了整个社会过程，消费者已经变得愚昧无知，从一开始就顺从地放弃对一切作品（包括极无意义的作品）的苛求，按照它们的限制来反思整体，这种盲目的心满意足的情况才会出现。
享乐意味着全身心的放松，头脑中什么也不思念，忘记了一切痛苦和忧伤。
这种享乐是以无能为力为基础的。
实际上，享乐是一种逃避，但是不像人们所主张的逃避恶劣的现实，而是逃避对现实的恶劣思想进行反抗。
娱乐消遣作品所许诺的解放，是摆脱思想的解放，而不是摆脱消极东西的解放。
（25）可是，《启蒙辩证法》的一系列观点终于引起了异议。
人们的疑问是――这些观点是否过于悲观了
作者将大众视为一个整体，大众只会无所作为地呆在指定的位置，毫无抵抗地听从种种俗气的文化产品发出指令。
这是否低估了大众内部隐藏的能量
消费的意义是否仅仅是一种社会水泥
另一方面，作者对于娱乐的谴责是否过于狭隘――娱乐是否完全等同于精神麻痹
总之，这种批判背后是否隐藏了精英主义的立场和家长式作风
对于大众的蔑视和厌恶是否成了维护所谓高雅文化的借口
追溯这些观点背后的理论预设时，一些理论家甚至认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恰恰陷入了技术决定论的圈套。
他们心目中，技术的能量如此之大，以至大众再也不可能从电子传播媒介那里索回他们的民主权力。
（26）如果摆脱《启蒙辩证法》的理论预设而考察大众的构成，人们不得不回到特定的历史语境――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考察大众成员以及大众与权力集团的相对关系。
因此，大众的内涵和意义不是本质主义的事先设定。
大众并非注定是文化工业的合格消费者；他们或许有出其不意的发现，或许扰乱了文化工业标准化主题的前提。
20世纪上半叶，大众是中国历史语境之中的关键词之一。
劳苦大众、工农大众、人民大众――这些概念均是大众的派生。
五四运动之后，贵族与封建文化共同遭到人们的唾弃，民众、平民、大众成为知识分子启蒙的对象。
这个概念似乎天然具有的道义优越性并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密切相关；同时，无论启蒙、教育还是革命，知识分子一次次接近大众的努力背后都有一个对民族国家的想象。
而大众，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未来的社会主体。
这里所谓的大众是革命的资源和主力军――即使在数量的意义上。
现今人们所定义的大众文化更像是被左翼和进步知识分子严厉批判的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派的享用者更多地被命名为小市民。
（27）可以看到，这个历史时期的大众并未被想象为商业和娱乐业的盟军。
雷蒙德·威廉斯曾经指出，都市化和工业生产形成的劳动关系均是大众观念形成的重要原因。
许多人对于这个群体没有好感：群众成为乌合之众的新名字，并且在词义中保留了乌合之众的传统特征：容易受骗，反复无常，群体偏见，兴趣和习性低级。
根据这个证据，群众形成了对文化的永久威胁。
雷蒙德·威廉斯认为，这是贵族的精英主义对于大众的蔑视，尤其是文化的蔑视。
大众不是无知的群氓，人们没有理由阻止大众对于种种传播媒介的兴趣，正当的作法是让大众在广泛的接触之中进行自己的选择。
（28）如同雷蒙德·威廉斯一样，另一批理论家对于大众保持了乐观的估计。
约翰·费斯克强调，大众并非一个稳定的概念，仅就’人民’是个合理的概念这一点而言，应该将其视做不断变化的、相对短暂的诸多构形的联合。
他们可能发展出多种多样的反抗形式。
斯图亚特·霍尔在一篇访谈录之中表示，沉默的大众真正在思考，只不过我们剥夺了他们发表的工具。
事实上，他们作为一种被动的历史、文化动力而持续存在。
（29）这个意义上，大众是活跃的政治主体；他们的能量并没有被文化工业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封锁。
大众所热衷的娱乐也不是一无可取。
诚如一些理论家所看到的那样，娱乐不仅是一种现实的逃避；娱乐所包含的乌托邦主义同时是对于现实的质疑和代替。
尽管娱乐没有明确地对阶级、种族以及性等级制度予以批判，但娱乐是一种渴望冲出现存结构的冲动。
（30）例如，武侠影片之中的江湖是一个虚幻的空间，但是，这个虚幻空间的快意恩仇又反衬了现实的乏味。
如果大众的能动性并未泯灭，那么，大众文化的流通过程可能产生种种不可预知的意义。
分析了一批经验性的研究材料之后，汤林森对于大众给予积极的评价：观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来得主动、复杂而有反省批判的能力，此外，他们的文化价值对于外来文化的操纵与’入侵’之抗拒能力，也比许多媒介批判家的想象高了许多。
（31）费斯克在更为广泛的领域论证了相似的观点。
费斯克表示，他不赞同一个普遍的看法：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仅只生产各种不同的产品，其多样性最终是一种幻觉，因为它们都在促进同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在他看来，统治阶层与大众的多元利益和矛盾价值可能在同一种文化商品之中相遇。
相对于财经经济，费斯克提出了文化经济的概念。
文化经济交换和流通的不是财富而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
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于大众的消费之中，因而是资本的运作无法事先控制的。
大众可能利用文化工业的商品生产抵抗性意义和快感，用霍尔的话说，大众可以采用自己的解码方式。
电视即是这种双向权力的典型。
大众建构了文化作品的多种不可指定的意义，制造了符号的多声部性质。
这即是成功的抵抗形式。
的确，许多文化工业的作品提供的是一种逃避。
但是，逃避或者幻想包含了反抗的意味。
许多通俗文化乃是幻想的激发器。
如果某种作品是一种开放性的生产性文本，它就会破坏所谓的同质性：因为要达到大量多样的观众，那就必须在读物中允许大量的文化多样性，从而提供充溢的符号以供接受这些符号的亚文化高榷，以便产生它们的意义，而不是播送者选择的意义。
所以，不像阿多诺那样，费斯克认为市场意义的成功不一定是文化意义的失败：文化商品的经济根源不能说明它在被接受的时间和地点的文化使用价值，也不能控制或预测它所能激发的意义和快感的多样性。
（32）这个意义上，费斯克具体地阐述了电视文本的三个层面以及观众介入的主动程度：……首先电视屏幕上有一个基本文本，它被文化工业所生产，且务必看成是工业总体生产的一部分。
第二，有一个潜层次的文本，也是被文化工业所生产，尽管有时为文化工业的另一部分所生产。
这些包括观众演播室，电视批评和评论、有关演出和影星的特写、闲谈专栏、发烧友杂志等等。
它们可以表明，原初文本的潜在意义是怎样被不同观众或亚文化所激活的、是怎样转换为它们自己的文化的。
在文本性的第三个层次上是观众自己生产的文本：他们对电视的谈论，他们写给报纸或杂志的信，他们在生活中对电视所引导的服饰、言谈、举止及至思考的采纳。
（33）这个意义上，电子传播媒介与大众的遇合可能演绎出种种意想不到的故事。
这些故事突破了主导意识形态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产品的指定区域而产生奇异的后果。
台湾的陈进兴案件报道是一个有趣的例证。
陈进兴系台湾白晓燕撕票案主犯。
在逃期间，他潜入南非武官官邸，绑架了武官全家为人质。
这时，台北的所有电视传播媒介均到达现场，主持人在直播间与陈进兴通了电话，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现场采访。
陈进兴用枪威胁着人质，一边看电视实况转播，一边在电话里言辞恳切地为自己辩护。
这个直播间成了陈进兴的个人讲坛。
事后的观众调查表明，一些观众认为陈进兴不够英雄，没有实践自杀的诺言；一些观众因为没有看到理想的高潮而感到失望；另一些观众觉得陈进兴颇有人情味，因为他爱自己的太太和孩子。
（34）事实上，这种报道的影响和波及面是不可预测的。
这可能制造前所未有的收视率还是引起失控的狂欢
对于控制的主题而言，电子传播媒介与大众能动性之间产生的变数始终是一柄难以掌握的双刃之剑。
6电子传播媒介，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主导意识形态，欲望和利润，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业己交织成一个复杂的网络。
多重的权力关系正在这个网络之中不懈地角逐。
在我看来，启蒙与专制、主导意识形态与市场自由主义之间相互关系的考察乃是认识电子传播媒介的症结所在。
这些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迄今为止，这已成为许多人共同认可的结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与文化民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或者可以说，前者时常是后者的必要条件。
知识与信息垄断的破除即是启蒙的发轫。
这个意义上，电子传播媒介对于民主的历史功不可没。
对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说来，开启民智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化工业导致的副作用。
所以，徐贲甚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游离于中国的历史语境：在欧洲，民族国家和以启蒙思想为基础的经典文化远在文化工业出现之前就已经奠定。
欧洲的现代化进程也在文化工业兴起之前业己完成。
在这样情况下，文化工业的兴起成为资产阶级上流文化，也就是现代经典文化的威胁力量。
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里，其中包括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
现代化是随着电视而不是启蒙运动走向民众的。
以媒介文化为代表的现代大众文化和社会启蒙、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同步发展的。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早已失去了经典传统文化的权威。
新文化正是打着民众文化的旗帜崛起的。
在中国，新文化的成就和权威都无法与启蒙传统的经典现代文化在欧洲的地位相比。
群众媒介文化与中国新文化的关系也就远没有它与欧洲经典文化那么紧张和对立。
在中国，启蒙运动从来没有能像媒介文化那么深入广泛地把与传统生活不同的生活要求和可能开启给民众。
群众媒介文化正在广大的庶民中进行着五·四运动以后仅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完成的现代思想冲击。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群众媒介文化在千千万万与高级文化无缘的人群中，起着启蒙作用。
当然，这种启蒙作用和由精英监护的启蒙是完全不相同的。
（35）然而，即使赞同这种历史描述，人们仍然可以提出一个后续的问题：制造了新启蒙的电子传播媒介会不会在某些时刻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一种新的专制权力
人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论证，这种危险一开始就潜伏在那里，几乎与启蒙联袂而行。
人们对于电子传播媒介的公正性迹近苛求，恰恰是因为电子传播媒介的威力无可比拟。
人们已经有过不计其数的教训：没有限制的威力时常是独裁的温床。
今天，电子传播媒介在许多场合取代了传统的领袖。
电子传播媒介发出号召，颁布权威消息，预测明天的历史，并且不失时机地与民同乐。
对于电子传播媒介说来，传统领袖从事演说的广场已经扩大到全世界。
某种程度上，人们信赖电子传播媒介并不亚于信赖领袖。
他们的仰视目光转向了电视屏幕和收音机。
全球化的现实时常将人们抛入某种陌生之境；此刻，电子传播媒介主宰了人们的信息来源，成为导演大众的实际领袖。
尽管观众或者听众之间互不谋面缓和了集体性的狂热，但是，电子传播媒介的召集和动员仍然极为有效。
勒庞的大众心理研究发现：形成群体的大众易于接受暗示，他们的理性急剧衰退而更多地坠入形象思维；大众无暇分析矛盾，辩明疑虑，他们更乐于注目夸张的、极端的感情，关心种种神奇的事件；严谨的论证对于大众无济于事，重复某些简单的辞句和意象是说服大众的卓有成效的方式。
（36）这时人们可以看出，电子传播媒介恰如其份地充当了大众心理的引导者。
种种混乱或者无序之中，收音机或者电视机里的意见无疑会得到最大程度的重视。
弗洛伊德按照他的逻辑推断说，集体心理的凝聚力源于父亲－领袖的恐惧和膜拜；（37）现在，父亲－领袖化身为种种电子产品而无远弗届了。
从主持人、导演、演员到制片人、剪辑、摄像、美工，所有与电子传播媒介有关的人员都拥有一份超额的权力。
只有他们是说明世界真相的使者。
如果这些人与他们手里的机器均从属于某一个庞大的权力体系，电子传播媒介制造的启蒙会不会进入另一个陷阱
考察电子传播媒介的运行模式，人们会迅速地察觉权力体系的存在及其强大的支配。
电子传播媒介的运行包括两种常见模式。
第一，电子传播媒介被视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国家负责电子传播媒介的投资和管理，电子传播媒介自觉地充任政府的舆论工具。
尽管电子传播媒介可能某种程度地容纳娱乐节目，可是，维持现有体制的经济、社会、政治、宗教、文化始终是第一要义。
这时，电子传播媒介从不回避它们对于国家权力的遵从。
它们的存在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宣传国家的声音。
相对而言，第二种运行模式是将电子传播媒介视为某种必须赢得利润的产业。
电子传播媒介所传送的符号即是一种商品。
无论是造价昂贵的电影巨片、没完没了的电视肥皂剧还是独家采访的秘闻、故作噱头的欢乐总动员或者电子游戏机之中历尽险阻的过关斩将，票房价值与收视率乃是电子传播媒介终极目标。
文化工业是这种运行模式的必然产物。
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终将为这种模式提供远大的前景。
然而，如果以20世纪末期中国社会文化的演变作为观察的例子，人们没有必要泾渭分明地分离两种模式--人们更多地看到了两种模式的交错、衔接和过渡。
许多人的心目中，上述两种运行模式可能产生激烈的观念冲突。
权力是对于个体的控制；市场的自由主义是对于权力意志的解构。
这个意义上，市场时常被赋予解放的涵义。
强制性的配送无法换取消费者的货币，市场即是允许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购买特定的符号制品。
虽然人们的需求体系逃脱不了各种意识形态的隐蔽操纵――虽然掌握市场的时尚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化资本构成了另一批无形的栅栏，但是，市场至少保证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
换言之，第二种运行模式的权力只能潜在地寓于商品形式之中。
在我看来，现今必须意识到另一种情境：某些时刻，上述两种运行模式可能汇为一炉――权力可能在某些时刻谋求与市场利益共享；市场可能在某些时刻仰仗权力的庇护拓展规模。
经过巧妙的包装和运作，某些主导意识形态的观念可能与市场机制融洽无间。
我的记忆之中，1997年6月1日香港艺人柯受良飞越黄河壶口的电视现场直播即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柯受良对于驾车飞越种种障碍物的爱好可以形容为冒险精神的体现。
这象征了人类向大自然重力的勇敢挑战。
然而，电视为首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加盟之后，这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工业创造的神话。
265米的跑道，性能卓越的白色三菱越野跑车，这个世纪科技制造出来并且经过精心测算的速度，卫视中文台1500万的赞助费，反复试飞制造的悬念，卫视中文台、中央电视台、陕西电视台、中国黄河电视台的联袂现场直播，现场竖立的一块大屏幕电视墙与造价200万元的巨型演出台，千余人表演的宜川胸鼓、安塞腰鼓和太原锣鼓，大批歌星同台献艺，以柯受良小名命名的小黑子纯净水作为相关产品隆重推出，计划出售定价50元的门票5万张，最后――也是压轴的关键一笔――据说这一切是为了迎接香港回归大陆。
（38）或许，人们无法从任何一个传统的神话之中分析出更多的代码：冒险，英雄，美女，荣誉，科技，商业，民族情绪，爱国主义，如此等等。
精心策划之下，电子传播媒介终于将一项无足轻重的个人冒险纳入主导意识形态，并且制作为影像符号的商品供给不计其数的观众消费。
无论怎么说，这一个案显示了电子传播媒介两种运行模式亲密合作的可观前景。
?蛐砣嗣强梢越庵指霭甘游桓鲋匾募O螅喝绻缱哟ッ浇楸涑闪讼执萍即楹现氯妥时救谖惶宓牟铮敲矗魏胃鋈硕嘉薹ê扯募峁探峁埂?nbsp;毫无疑义，电子传播媒介渴望大众的拥戴，这是电子传播媒介存在的理由和条件；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电子传播媒介给出的必定是大众所需要的。
大众对于电子传播媒介忠心耿耿，大众已经无法想象取缔电子传播媒介的日子；但是，这同样不能证明，大众必定被训练为某种没有任何个性的零件。
这两个推论之间隐藏了许多分歧、转折的可能。
所有与电子传播媒介有关的人无不按照自己的目的竭力实现其中的某种可能。
可以肯定的仅仅是，电子传播媒介与大众之间的辩证关系已经成为现今
关于国庆节的知识
1、小知识 10月1日是中国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1949年10月1日,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在隆隆的礼炮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聚集天安门广场的三十万军民进行了盛大的阅兵和庆祝游行.10月1日是我国的,为什么把这一天定为国庆节呢?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变.1949年9月的一届一次会议上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节. 1949年十月一日下午3时，北京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典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主席庄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毛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
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随即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朱德总司令检阅了海陆空军，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一切残余武装，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同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况广播。
这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实况广播，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联播。
2、世界各国国庆节由来 世界各国确定国庆节的依据千奇百怪。
据统计，全世界以国家建立的时间为国庆节的国家有35个。
以占领首都那天为国庆节的有古巴、柬埔寨等。
有些国家以国家独立日为国庆节。
1804年1月1日，人民歼灭了拿破仑的6万远征军，在太子港宣布独立，从此就把每年的1月1日定为国庆节。
、加纳等国也是如此。
还有些国家以武装起义纪念日作为国庆节。
7月14日是法国国庆日。
1789年的这一天，巴黎人民攻占了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推翻了君主政权。
另有一些国家以重大会议日为国庆节。
美国以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的日子为国庆日。
加拿大以英国议会1867年7月1日通过《大不列颠北美法案》这一天为国庆节。
还有以国家元首的生日为国庆节的，如尼泊尔、泰国、瑞典、荷兰、丹麦、等国家。
3、国庆节历史由来 10月1日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纪念日。
这里应该说明一点，在许多人的印象中，1949年的10月l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数十万军民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实，人们头脑中的这一印象并不准确。
因为，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典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而不是开国大典。
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早在当年10月1日之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宣布过了。
当时也不叫“开国大典”，而是称作“开国盛典”。
时间是1949年9月21日。
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在第一届会议上所致的开幕词中就已经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那么10月1日的国庆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许广平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
”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
”1949年10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
从此，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了。
4、国庆节有关称呼 国庆节是每个国家的重要节日，但名称有所不同。
许多国家叫“国庆节”或“国庆日”，还有一些国家叫“独立日”或“独立节”，也有的叫“共和日”、“共和国日”、“革命日”、“解放日”、“国家复兴节”、“宪法日”等，还有直接以国名加上“日”的，如“澳大利亚日”、“巴基斯坦日”，有的则以国王的生日或登基日为国庆日，如遇国王更替，国庆的具体日期也随之更换。
每逢国庆日，各国都要举行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以加强本国人民的爱国意识，增强国家的凝聚力。
各国之间也都要相互表示祝贺。
逢五逢十的国庆日，有的还要扩大庆祝规模。
为庆祝国庆日，各国政府通常要举行一次国庆招待会，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出面主持，邀请驻在当地的各国使节和其他重要外宾参加。
但也有的国家不举行招待会，如美国、英国均不举行招待会。
5、外国国庆节摘要 （1）庆国庆乐曲声声焰火腾空 法国是以7月14日法国大革命时巴黎群众捣毁巴士底监狱这一天作为国庆日的。
1989年，正值法国革命200周年。
为此，法国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庆祝活动。
当天，在巴黎爱丽舍田园大街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
阅兵式上，300多辆装甲车、5000名士兵、250架飞机及直升机接受了检阅。
33位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1万多位外国来宾应邀参加了庆典仪式。
在现场，有80多万观众观看了仪式。
当天晚上，在雄壮的《马赛曲》乐曲声中，20万支焰火腾空升起，8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多个民族的演员参加了在协和广场举办的大型国庆演出。
（2）国庆节大典举国欢腾 每逢8月9日，新加坡都会举行国庆大典，举国欢腾。
同时还有国庆检阅典礼，有战机和跳伞表演。
当总统检阅仪仗队后，3架F-16型猎鹰战斗机、6架F-5S\\\/T型战斗机及5架A-4SU超级天鹰战斗机，共14架战机排列成五星与弯月形飞过，队形就像是国旗上的五星弯月。
步兵队伍走过检阅台后，组成五星弯月队形的14架战机，又与3架军机——1架C-130大力士运输机、1架E-2C鹰眼空中预警机及1架福克50海事巡逻机飞越上空。
接着，7架直升机，包括切奴克、超级美洲豹及UH-1H型直升机以V字队形飞过。
直升机飞过后，接下来就是令人屏息仰首，由5名武装部队突击队员呈献的跳伞表演，他们在1500米的高空，从大力士运输机上跳下，他们身上都背负着40公斤重的装备，政府大厦周围摩天大楼林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3）人潮花海庆佳节 5月17日是国庆节（又叫宪法日）。
在这个盛大的节日里，你会看到成千上万的人穿着民族服装，欢度佳节。
街上，从少女到老妇几乎都是背带式拖地长裙，红色、白色、黑色、绿色，在厚厚的毛呢或棉布上绣着鲜艳的花朵和图案，每个人的胸前都有漂亮的银制饰物，有的还披着配套的斗篷，戴着不同色彩的民族小帽，真是绚丽多彩。
男士的服装则从中世纪的宫廷礼服到21世纪的红色流行时装都有，也是千姿百态令人目不暇接。
有许多老人胸前戴满了各种各样的勋章，手拿文明棍，头戴高筒礼帽，颇有绅士风度。
这天，通向王宫的卡尔·约翰大街变成了人的海洋、花的海洋、国旗的海洋。
路两边临时竖起的高大旗杆上、楼顶上、阳台上、窗户上都飘扬着国旗。
国庆游行开始的时候，国王穿着黑色礼服，站在观礼台中央；右边是身着红色礼服的王后；王后的右边是王子和公主。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纯朴，一切都体现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对祖国、对民族的无限热爱。
（4）各州首府轮流坐庄 德国10月3日的正式名称叫“统一日”，是法定节日，但并非“国庆日”。
与法国把7月14日、美国把7月4日、瑞士把8月1日作为国庆节不同的一点是，德国这个类似国庆的重要日子里并无重大事件发生，不像法国1789年7月14日革命群众攻占了巴士底狱、美国在1776年7月4日发表《独立宣言》、瑞士在1291年8月1日缔结永久同盟。
按照1990年统一后的规矩，各个州的首府轮流举办庆祝活动，如2000年轮到了德累斯顿。
所以，尽管是逢五逢十，首都没有举办隆重庄严的庆祝活动并不奇怪。
首都市民照样可以在秋季少有的明媚阳光下，尽情在勃兰登堡门前玩乐一番。
（5）国庆节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 尼日利亚的民族独立日为10月1日。
它是非洲古老的、人口最多的国家，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尼日利亚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经济相当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贫困。
尼日利亚人民经过长期英勇斗争，终于在1960年10月1日赢得了民族独立.参考资料：回答者：大大duk - 魔法学徒 一级 9-18 1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