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达人帮我提供两份，单位里航天精神演讲比赛的主持词，一个是初赛，...
1 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
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
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琪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名著十五部。
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
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优美的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萧邦的赏析。
傅雷先生为人坦荡，禀性刚毅，“文革”之初即受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与夫人朱梅馥双双愤而弃世，悲壮的走完了一生。
傅雷的悲壮弃世，不但是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强烈的控诉，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
“永远的傅雷先生”活动年谱 日期：年谱 ⊙1921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天主教教会学校）读初中。
⊙ ⊙ 1924年，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为徐汇公学开除。
仍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
” ⊙ ⊙ 1925年，在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上街游行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
9月习作短篇小说《梦中》，发表于次年1月《北新周刊》第13、14期。
⊙ ⊙ 1926年，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与同学姚之训等带头参加反学阀运动，大同校董吴稚晖下令逮捕，母亲为安全起见，强行送子回乡。
8月写短篇小说《回忆的一幕》，发表于次年1月《小说世界》第15卷第4期。
秋后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读一年级。
⊙ ⊙ 1928年，到达马赛港，次日抵巴黎，途中写《法行通信）15篇（1月2日至2月9日），陆续发表于当年《贡献旬刊》第1、2卷各期。
后为文学家曹聚仁所推重，编入《名家书信集》。
本年开始留法四年。
为学法文，试译都德的短篇小说和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
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
⊙ ⊙ 1929年，在瑞士莱芒湖畔，译《圣扬乔而夫的传说》，载于次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
是为最初发表的译作。
9月返回巴黎后，就投人休养中开始翻译的丹纳《艺术论》第1编第1章，并撰写《译者弁言》，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
⊙ ⊙ 1930年，撰写《塞尚》一文，载同年10月《东方杂志》第27卷，第19号。
⊙ ⊙ 1931年，译屠格涅夫等散文诗四首，以“小青”、“萼子”等笔名发表于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的《艺术旬刊》。
译《贝多芬传》，后应上海《国际译报》编者之嘱，节录精要，改称《贝多芬评传》，刊于该《译报》1934年第1期。
11月与刘海粟合编《世界名画集》，并为第2集撰写题为《刘海粟》的序文。
由中华书局出版。
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
编写美术史讲义，一部分发表于《艺术旬刊》。
译法国Paul Gsell《罗丹艺术论》一书，作为美术讲义，未正式出版，仅油印数百份。
⊙ ⊙ 1932年，与留法期间认识的庞薰琹和在上海美专认识的倪贻德，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意欲为改变现状有所作为结成“决澜社”，公开发表《决澜社宣言》。
傅雷在《宣言》上签了名。
并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由美专出版。
9月筹备并主持“决澜社”第三次画展，即庞薰琹个人画展。
9月为庞薰琹个人画展写短文《薰琹的梦》，刊于同月《艺术旬刊》第1卷第3期。
10月译George Lecomte文章《世纪病》，刊于同月28日《晨报》。
10月至次年5月为《时事新报》“星期学灯”专栏，撰写《现代法国文艺思潮》、《研究文学史的新趋向》、《乔治·萧伯纳评传》、《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底前途》和《现代青年的烦闷》等5文；并翻译《高尔基文学生涯四十周年》、《精神被威胁了》和《一个意想不到的美国》三篇。
为《艺术旬刊》撰写《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文学对于外界现实底追求》等文章四篇；美术史讲座十一讲：世界文艺动态十八则；以“萼君”、“萼子”、“小青”等笔名译短诗五首；以“狂且”笔名译拉洛倏夫谷格言二十六则；以“疾风”笔名译斐列浦·苏卜《夏洛外传》十二章。
⊙ ⊙ 1933年，所译《夏洛外传》全书付印，冠有《卷头语》及《译者序》。
9月以“自己出版社”名义自费出版。
9月母亲病故。
坚决辞去美专职务。
⊙ ⊙ 1934年，撰写所译罗曼·罗兰《弥盖朗琪罗传》的《译者弁言》。
全书于次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又译Paul Hazard长文《今日之伦敦》，连载于《国际译报》1934年第6卷第5、6期。
6月将在美专任教时编写的美术史讲义整理、补充为《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未发表），1985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6月《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为所译《托尔斯泰传》的代序。
全书于次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
“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为接触印刷出版事业之始。
3个月后，以经济亏损而停刊”。
⊙ ⊙ 1935年，3月应滕固之请，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编审科科长四个月。
以笔名“傅汝霖”编译《各国文物保管法规汇编》一部。
6月由该委员会出版。
6月译《米勒》，作为序文刊于王济远选辑的《米勒素描集》（商务印书馆出版）。
7月撰写所译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的《译者弁言》。
全书于次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月写《雨果的少年时代》一文，发表于12月出版的《中法大学月刊》第8卷第2期。
12月为所译莫罗阿《恋爱与牺牲》撰写《译者序》。
全书于次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 1936年，4月译毕莫罗阿《服尔德传》，写有《译者附识》。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 1937年，所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冠有《译者献词》。
7月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去福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美术史大要。
⊙ ⊙ 1941年，2月所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第2、3、4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2卷冠有《译者弁言》。
⊙ ⊙ 1942年，1月翻译英国罗素《幸福之路》，并撰写《译者并言》。
该书于1947年1月由上海南国出版社出版。
3月重译《贝多芬传》，并写《译者序》，以所撰《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作为附录。
全书于1946年4月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
4月翻译法国杜哈曼《文明》。
⊙ ⊙ 1944年，1月与裘柱常、顾飞、张菊生、叶玉甫、陈叔通、邓秋枚、高吹万、秦曼青等共同署名发起在沪举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并刊印《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和《黄宾虹画展特刊》，特刊上以笔名“移山”，撰写介绍黄宾虹绘画之《观画答客问》。
2月翻译巴尔扎克《亚尔培·萨伐龙》，1946年5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4月以笔名“迅雨”写《论张爱玲小说》，对张爱玲创作的发展趋向提出了精当中肯的批评。
文章刊于柯灵所编《万象》5月号。
12月翻译巴尔扎克《高老头》。
1946年8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 ⊙ 1945年，9月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共出五期，因邮局扣发停刊。
10月至次年5月分别以“疾风”、“迅雨”、“移山”、“风”、“雷”等笔名，为《新语》写文艺政治文章十六篇，翻译政论两篇；为《周报》写政论两篇；为《民主》写书评一篇；为《文汇报》写政论二篇。
12月为柯灵主编的《周报》积极提供材料，出版《昆明血案实录》。
⊙ ⊙ 1947年，“痛改”杜哈曼《文明》的译稿，并写《译者弁言》及《作者略传》。
5月由南国出版社出版。
4月翻译斯诺《美苏关系检讨》，生活书店以知识出版社名义刊印两百本。
译者代序《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先连载于4月24、25日《文汇报》。
7月写《所谓反美亲苏》一文，刊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第2卷第24期。
⊙ ⊙ 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之托，翻译牛顿《英国绘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月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译竣于庐山枯岭。
由三联书店出版。
⊙ ⊙ 1951年，译毕巴尔扎克《贝姨》，写有《译者弃言》。
8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
7月重译《高老头》。
9月为《高老头》撰写《重译本序》。
全书于10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2年，2月巴尔扎克《邦斯舅舅》译毕。
5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9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1册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3年，2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2册出版。
3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3册出版。
6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4册出版。
全书出齐。
7月译毕梅里美《嘉尔曼》（附《高龙巴》）。
9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4年，译毕巴尔扎克《夏倍上校》（附《奥诺丽纳》、《禁治产》）。
3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8月北京召开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因放不下手头工作，未参加。
所写长篇书面意见《关于整顿及改善文艺翻译工作的意见》，列为会议参考文件。
8月译华服尔德《老实人》（附《天真汉》）。
次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9月20日华东美术家协会为黄宾虹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开幕式座谈会上就国画与西画问题作一发言。
⊙ ⊙ 1955年，2月译波兰杰维茨基《关于表达萧邦作品的一些感想》。
3月译法国Camille Bellaique《莫扎特》中之一节《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灵魂》。
4月译毕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
次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5月译罗曼·罗兰《论莫扎特》。
刊于《外国名作曲家研究》第2集。
⊙ ⊙ 1956年，写《萧邦的少年时代》和《萧邦的壮年时代》。
（未发表）。
2月写关于知识分子文章三篇，发表于《人民日报》和《文汇报》。
3月译毕服尔德《查第格》及其他七个短篇。
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4月下旬参加政协视察团视察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于5月执笔写《第一阶段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报告》。
6月去安徽参观合肥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
执笔写出《政协上海市委安徽省建设事业参观团第一组总结报告》。
7月为纪念莫扎特诞辰二百周年，写《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发表于同年《文艺报》第14期。
8月担任《文汇报》社外编委。
11月所写《与傅聪谈音乐》一文，连载于《文汇报》。
12月写《评＜春种秋收＞》，载于次年《文艺月报》1月号。
自本年至翌年7月撰写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出版界问题的文章十二篇，刊于《文汇报》。
⊙ ⊙ 1957年元旦《文汇报》载所写短文《闲话新年》。
5月写《翻译经验点滴》，载《文艺报》第10期。
⊙ ⊙ 1958年，译毕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6月为所译《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撰写《译者序》。
全书于 1978年9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译丹纳《艺术哲学》，至次年5月译毕；并撰写《译者序》，精选插图104幅。
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59年，翻译巴尔扎克《搅水女人》。
1月为《搅水女人》写《译者序》。
全书于1962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月底抄录编译的《音乐笔记》，寄傅聪作学习参考。
⊙ ⊙ 1961年，译毕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并撰《译者序》。
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63年，因《高老头》拟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特在重译本基础上再次重改修订，并撰写《译者序》11页，译序于十年浩劫中失散。
⊙ ⊙ 1964年，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于8月改完誊清寄出，附有《译者序》，序文佚失于十年浩劫中。
该书于1978年3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65年，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猫儿打球号》。
此稿在十年浩劫中失散，迄今未找到。
⊙ ⊙ 1966年，十年浩劫伊始，即惨遭迫害，在人格和尊严备受凌辱的情况下，与夫人朱梅馥愤而弃世。
⊙ ⊙ 1979年，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隆重举行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郑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2 《傅雷家书》是将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写给儿子的书信编篡而成的一本集子，摘编了傅雷先生1954年至1966年6月的186封书信，最长的一封信长达七千多字。
字里行间，充满了父亲对儿子的挚爱、期望，以及对国家和世界的高尚情感。
傅雷说，他给儿子写的信有好几种作用：一，讨论艺术；二，激发青年人的感想；三，训练傅聪的文笔和思想；四，做一面忠实的“镜子”。
信中的内容，除了生活琐事之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灌输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高尚情操，让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爱子之情本是人之常情，而傅雷对傅聪的爱却没有沦为那种庸俗的温情脉脉，而是始终把道德与艺术放在第一位，把舐犊之情放在第二位。
正如他对傅聪童年严格的管教，虽然不为常人所认同，但确乎出自他对儿子更为深沉的爱。
可以说，傅雷夫妇作为中国父母的典范，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培养的两个孩子：傅聪——著名钢琴大师、傅敏——英语特级教师,是他们先做人、后成“家”,超脱小我,独立思考，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
该书由于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是写在纸上的家常话,因此如山间潺潺清泉，碧空中舒卷的白云，感情纯真、挚朴，令人动容。
该书是一本优秀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是素质教育的经典范本。
这本书问世以来，对人们的道德、思想、情操、文化修养的启迪作用既深且远。
《傅雷家书》获过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还被列为大型丛书《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
及至目前，它在20多年间的发行量累计已达110万册，这足以证明其影响之大。
《傅雷家书》是一本“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更是既平凡又典型的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写照。
对我们学生来说,更值得一读。
3 傅聪，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气氛和学术精神的家族，父亲傅雷为著名学者、艺术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
傅聪童年时代断断续续的上过几年小学，主要在家由父亲督教。
八岁半开始学钢琴，九岁师从意大利指挥家和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百器。
一九四六年梅·百器去世后，基本上是自学，一九四七年就读上海大同附中。
一九四八随父母迁居昆明，先后就读于昆明粤秀中学和云南大学外文系，中断了学琴。
一九五一年只身返回早一年回到上海的父母身边，跟苏联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琴一年，因老师迁居加拿大，又迫不得已勤奋自学。
一九五三年与上海交响乐队合作，弹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获得巨大成功。
同年，在罗马尼亚布加斯特举办的《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钢琴比赛中获得第三名。
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者、钢琴比赛中获第三名。
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学者、钢琴教育家杰维茨基教授，并于一九五五年三月获《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
一九五八年深秋以优异的成绩于华沙国立音乐学院提前毕业。
一九五八年底，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迫移居英国伦敦。
一九七九年四月，应邀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八十年代，年年回国演出和讲学，一九八二年先后被聘为中央和上海两所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学颁发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一九五九年初，傅聪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首次登台，与著名指挥家朱利成功合作。
自此傅聪的足迹遍布五大洲，只身驰聘于国际音乐舞台近五十余年，获得“钢琴诗人”之美名。
已故德国作家、诗人、音乐学者、评论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撰文赞颂傅聪，称“从技法来看，傅聪的确表现得完美无瑕。
较诸科尔托或鲁宾斯坦毫不逊色。
但是我所吸到的不仅是完美的演奏，而是真正的萧邦。
”
老舍简介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本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满族正红旗人，原姓舒舒觉罗氏，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
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66年8月24日深夜，老舍含冤自沉于北京西北的太平湖畔，终年67岁。
夫人胡絜青（1905-2001）。
中文名： 舒庆春 别名： 老舍 国籍： 中国 民族：满族（正红旗） 出生地： 北京 出生日期： 1899年2月3日 逝世日期： 1966年8月24日 职业： 作家 主要成就： 发表了大量影响后人的文学作品 代表作品： 《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享年67岁，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
满族，北京人正红旗人，人民艺术家。
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
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老舍的作品很多，代表作有《骆驼祥子》、《老张的哲学》、《四世同堂》、《二马》、《离婚》、《猫城记》、《正红旗下》《猫》，剧本《残雾》、《方珍珠》、《面子问题》、《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戏剧集》、《柳树井》、《女店员》、《全家福》、《茶馆》，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出口成章》，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16卷）等。
其中，最著名的是：《茶馆》、《龙须沟》、《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人生经历 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
襁褓之中的老舍，家曾遭八国联军的意大利军人劫掠，还是婴儿的老舍因为一个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难。
老舍九岁得宗月大师资助始入私塾。
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
于1918年毕业。
工作经历 曾任小学校长（北京东城区方家胡同路小学）、中学教员（北京市第一中学）、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师，任教5年。
笔名来历 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絜青、絜予、口青等笔名。
因为老舍生于阴历年底，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含有庆贺新春、前景美好之意。
舒庆春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舍弃；予，我。
含有“舍弃自我”，亦有“忘我”的意思。
“老舍”这一笔名，是他在1926年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首次使用的。
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后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现今人们熟知的“老舍”。
这个“老”并不表示年龄大，而是含有一贯、永远的意思 老舍，合起来就是一贯、永远“忘我”。
他用“老舍”这一笔名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以致不少人只知道他的笔名. 闽剧情缘 1952年10月，全国首届戏曲观摩大会在北京召开。
福建省闽剧代表队晋京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闽剧《钗头凤》中的“赠钗·泣别”一折。
生角名宿李铭玉饰陆游，名旦郭西珠饰唐蕙仙，“福州之梅博士”林芝芳（此雅号是郁达夫称的）反串陆母。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文艺专家出席观看。
老舍看后大加赞赏。
十年后的1962年，老舍偕同戏剧活动家田汉、戏剧家曹禺、剧作家阳翰笙、戏剧理论家张庚来闽视察，路过福州时，五老在省交际处礼堂观看了原福州闽剧院一团演出的讽刺喜剧《贻顺哥烛蒂》。
“闽剧三宝”之一林务夏饰马贻顺，著名小生邱少峰饰陈春生（后由著名小生陈小言饰陈春生），名旦严美丽饰林春香，头牌老生洪深饰王绍兰，名旦傅玉凤饰白恭人，名彩旦黄碧岩饰道士婶。
名丑林务夏的表演自然含蓄，清淡脱俗，雅中含趣，成功地塑造了闽剧舞台上的“悭吝人”。
五老对他的表演十分赏识。
演出结束时，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
第二天，五老邀请林务夏老师一道上福州鼓山涌泉寺开座谈会。
会上，他们对剧团几位主要演员的表演十分满意，予以很高的评价。
老舍先生欣然赋诗一首赠给林务夏老师。
诗曰：十年尚忆钗头凤，今日欣看烛蒂哥。
宜喜宜悲情更切，轻愁微笑澜春波。
1987年9月下旬，福建省闽剧实验剧团赴港参加“中国地方戏曲展”。
林务夏老师为随团顾问，其弟子朱善根在《贻顺哥烛蒂》中饰马贻顺，他深得老师的艺术真谛，大受港台观众欢迎。
1996年，82岁高龄的林务夏为了庆祝福建省闽剧老艺人之家建家十周年，重施粉黛，再演《贻顺哥烛蒂》中的“说亲”，名旦周淑琴（大扁）饰道士婶。
务夏师的风采不减当年，博得领导、专家和同行的赞美。
1997年三月，福州西子湖畔春光明媚。
福建省电视台正为著名闽剧表演艺术家林务夏老师拍摄专题片。
笔者有幸与剧作家陈明锵先生（《贻》剧二稿作者，原著邓超尘）及林老的学生杨铁城、朱善根应邀参加。
专题片需要将老舍先生赠林务夏老师的诗，书写成中堂。
我自告奋勇，书写一幅。
后因务夏师要我用草书再写一幅挂在卧室，我实在不擅草书，就是楷书也不堪补壁，只好向我省著名书法家、擅写草书的陈清狂老师索求墨宝。
幸蒙清狂老师示复：“光耀兄，遵嘱书中堂一幅。
老舍为我国文学大师，务夏师亦我闽剧名丑，二人均名闻天下。
弟随骥尾，欣然作书。
润笔随意，不可因市场经济忘了老朋友也
匆此，即颂，文礼。
弟陈清狂5·30”不几天，清狂老师大作问世。
务夏师满意之余，向我们致以感谢之忱
于今，这幅老舍先生的诗仍挂在已故的林务夏老师的房间。
家庭成员 妻子：胡絜清，满族正红旗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
1958年受聘于北京中国画院，为一级美术师。
历任中国画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满族书画研究会会长、北京文联顾问、中国画研究会顾问、北京中国花鸟画研究会顾问等。
大女儿：舒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编审，；儿子：舒乙，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二女儿：舒雨，教授；小女儿：舒立。
个人作品 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他自己说：“我终年是在拼命地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
”正因为如此，他勤奋笔耕，创作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二马》《龙须沟》等大量文学作品，创作的短篇小说《月牙儿》、《断魂枪》 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崇高赞誉，受到人们的喜爱。
其中，多个作品被编入小学课本，如《我们家的猫》《北京的春节》等等。
“舍予”“老舍”，就是他一生忘我精神的真实写照。
曾经担任齐鲁大学等名校教授。
一生主要作品有：《猫城记》《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及未完成的《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茶馆》等,还有很多著名的文章，如：《济南的冬天》等被选入小学中学的课文中。
其中《茶馆》极为著名。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 老舍在伦敦大学侍奉老母，规规矩矩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
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
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
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
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
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做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
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
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
1930年回到中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老舍的写作风格： 1、北京的风俗文化、市民形象、的人生步履与作者的主观情愫水乳交融，三位一体，调配出老舍小说特有的“北京味儿”。
2、以通俗化得幽默为重要特征的讽刺色彩，是老舍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
这一特色是狄更斯等英国讽刺小说中夸张、廓大、漫画化的讽刺手法与北京市民文化中的“打哈哈”两者糅合而成得。
这种幽默既是以笑代愤，又是一种自我解嘲，即老舍自己所说的把幽默看做生命的润滑剂。
3、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这种地方特色是以北京市民语言及俗文学语言为原料，加以煅烧锤炼的结果。
语言平易而不粗糙，俗而通雅，清浅而又韵味十足。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
1924年夏，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并从事文学创作。
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17卷第7号上连载时，署名为“舒庆春”。
但自定8号起连载上的署名改为“老舍”，直一小说全部载完。
这标志着老舍文学创作道路的开端。
接着，又发表了《赵子曰》 《二马》，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
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
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
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
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
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他作出了新的抉择。
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
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
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
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
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9年，老舍取道新加坡回国。
在新加坡写了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描写了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侨少年与各被压迫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反对强权奴役的故事，体现了团结奋斗、强国救民的思想境界。
1930－1936年，老舍先后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
此间，他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日 本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明湖》，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抒发愤慨。
在这部小说里，他第一次描写了共产党人的形象。
此后四年，他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 。
还出版了包括《黑白李》《微神》等15部短篇小说在内的短篇小说集《赶集》以及幽默诗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
1936年老舍辞职，从事专业写作。
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
他先后编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蛤藻集》，收入中短篇小说17篇。
创作了《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我这一辈子》《老牛破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杰作《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
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坠落的故事，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老舍告别妻子，只身前往武汉，投入到文艺界的抗日洪流之中。
在1938年成立 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担任负责人――总务部主任。
之后，又转到重庆，“文协”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坚持七年时间，直到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
老舍以满腔热情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团结各个方面的文艺家，共同致力于推动抗战的文艺活动。
并以笔为武器，进行多种文艺形式的创作。
长诗《剑北篇》用大鼓体写成， 《王家镇》《忠烈图》用京剧形式写成，《残雾》《归去来兮》《面子问题》用话剧形式写成。
先后出版了短篇集《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偷生》和《惶惑》。
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杂文、散文、诗歌。
1949年10月，老舍回到祖国。
创作话剧《方珍珠》。
1951年，又创作了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龙须沟》。
该剧上演后，老舍获得了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之后，他还 老舍在写作创作了歌剧《消灭细菌》《大家评理》，话剧《生日》《春华秋实》等。
建国后，老舍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他先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职。
自1950年至1955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话剧、京剧、儿童剧。
其中话剧《茶馆》把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我国戏剧艺术殿堂的一颗璀璨明珠。
1961年至1962年，老舍创作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
遗憾的是未完成，就被迫停笔。
文革中，同许多老一辈爱国文艺家一样，老舍遭到了恶毒攻击和迫害。
1966年，他被逼无奈，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享年67岁。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
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
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
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
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
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
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
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
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
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5年。
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
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
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
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 的高潮。
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
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
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
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
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
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
《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
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
《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
《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 《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
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
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
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
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
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
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
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了。
”(《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
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
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
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
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
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
这 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
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
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
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
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
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
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
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
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
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
《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
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9日抵达天津。
“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
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备注：这是本人的研究哦
冰心的作品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民抗击美主义侵略，援助朝鲜人民卫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27日，美总统杜宣布武装干涉朝内政，扩大侵略战争，并派第七舰队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9月15日，美国纠集15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在朝仁川登陆。
同时，美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把战火引向中国边境，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 抗每救国战争，保卫新中国，中国政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发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中国人民志愿军远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人民志愿军接受命令后，在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
由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率领于10月25日开赴朝鲜前线，在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
志愿军出国后，结合朝鲜战场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党中央制定的“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配合的战略方针”和朝鲜人民军密切协同，并肩作战，从10月25日到12月24日，连续发动两次反击战役，歼敌5万余人，并于12月5日收复平壤，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以南，初步扭转了朝鲜战局，在志愿军赴朝作战同时，国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
11月4日，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成立抗美援朝总会，各地党组织对各阶层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广泛开展了支援志愿军的活动。
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成千上万的农民，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到前线担任战地勤务和运输工作，在国内，人民纷纷推行爱国公约。
捐献飞机大炮，开展增产节约，优待军人家属，支援前线斗争。
至1951年6月中朝人民军队连续发动五次攻势战役，歼敌23万，终于把敌人赶回三八线附近，扭转了朝鲜战局，为一进行停战盘盘和取得朝鲜战争胜利奠定基础。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诵现出一批英雄人物。
如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冒岸英等，黄继光是1952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在朝鲜江原道金化郡上甘岭战役夺取某高地的战斗中，担任爆破任务。
在手雷掷完后，毅然用胸膛堵住敌地堡的机枪射孔，为保证部队攻客高地而壮烈牺牲，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称号，邱少云，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2年10月1日随所在部队在朝鲜金化以西三九一高地参加反击战。
潜伏在敌人阵地之前；此日被敌人发射的燃烧弹引起的烈火烧身。
为不暴露目标，忍受巨大痛苦，坚持不屈灭水，直至壮烈牺牲，保证了战斗的最终胜利，后被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被志愿军领导机关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光荣称号，同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还有罗盛教，1952年1月2日，在朝鲜平安南道成川郡石田里，冒着零下20度严寒跳入冰窟救出落水的朝鲜少年，自己光荣牺牲。
毛岸英是优秀的共产党员，1950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志愿军总部秘书。
同年11月25日在朝鲜平安北道遭美机轰炸牺牲。
在抗美援朝中，上甘岭战役是其最著名的一场战役。
1952年10月8日，美帝国主义中断停战谈判，于14日发动“金化攻势”，妄图夺取朝鲜金化东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上甘岭阵地。
志愿军依托坑道，打退了敌人数百次冲击，坚守阵地四十三天，于11月25日粉碎了人的进攻。
此役歼敌两万五千五百余人，志愿军指战员在缺水、缺氧、缺粮、缺弹等极端困难残酷的作战中，发扬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迫使美帝国主义于次年4月恢复了其无理中断的停战谈判。
朝鲜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动撤出朝鲜的行动。
1958年2月29日，中朝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同朝鲜政府协商后，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出了主动撤出朝鲜的建议。
根据这一建议，中国人民志愿军从3月15日到10月26日，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回国。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次显示中国人民能力的战争，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正义，是一次优秀的战争。
傅雷及傅聪及傅敏的简介
1 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
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
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琪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名著十五部。
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
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优美的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萧邦的赏析。
傅雷先生为人坦荡，禀性刚毅，“文革”之初即受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与夫人朱梅馥双双愤而弃世，悲壮的走完了一生。
傅雷的悲壮弃世，不但是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强烈的控诉，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
“永远的傅雷先生”活动年谱 日期：年谱 ⊙1921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天主教教会学校）读初中。
⊙ ⊙ 1924年，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为徐汇公学开除。
仍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
” ⊙ ⊙ 1925年，在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上街游行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
9月习作短篇小说《梦中》，发表于次年1月《北新周刊》第13、14期。
⊙ ⊙ 1926年，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与同学姚之训等带头参加反学阀运动，大同校董吴稚晖下令逮捕，母亲为安全起见，强行送子回乡。
8月写短篇小说《回忆的一幕》，发表于次年1月《小说世界》第15卷第4期。
秋后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读一年级。
⊙ ⊙ 1928年，到达马赛港，次日抵巴黎，途中写《法行通信）15篇（1月2日至2月9日），陆续发表于当年《贡献旬刊》第1、2卷各期。
后为文学家曹聚仁所推重，编入《名家书信集》。
本年开始留法四年。
为学法文，试译都德的短篇小说和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
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
⊙ ⊙ 1929年，在瑞士莱芒湖畔，译《圣扬乔而夫的传说》，载于次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
是为最初发表的译作。
9月返回巴黎后，就投人休养中开始翻译的丹纳《艺术论》第1编第1章，并撰写《译者弁言》，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
⊙ ⊙ 1930年，撰写《塞尚》一文，载同年10月《东方杂志》第27卷，第19号。
⊙ ⊙ 1931年，译屠格涅夫等散文诗四首，以“小青”、“萼子”等笔名发表于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的《艺术旬刊》。
译《贝多芬传》，后应上海《国际译报》编者之嘱，节录精要，改称《贝多芬评传》，刊于该《译报》1934年第1期。
11月与刘海粟合编《世界名画集》，并为第2集撰写题为《刘海粟》的序文。
由中华书局出版。
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
编写美术史讲义，一部分发表于《艺术旬刊》。
译法国Paul Gsell《罗丹艺术论》一书，作为美术讲义，未正式出版，仅油印数百份。
⊙ ⊙ 1932年，与留法期间认识的庞薰琹和在上海美专认识的倪贻德，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意欲为改变现状有所作为结成“决澜社”，公开发表《决澜社宣言》。
傅雷在《宣言》上签了名。
并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由美专出版。
9月筹备并主持“决澜社”第三次画展，即庞薰琹个人画展。
9月为庞薰琹个人画展写短文《薰琹的梦》，刊于同月《艺术旬刊》第1卷第3期。
10月译George Lecomte文章《世纪病》，刊于同月28日《晨报》。
10月至次年5月为《时事新报》“星期学灯”专栏，撰写《现代法国文艺思潮》、《研究文学史的新趋向》、《乔治·萧伯纳评传》、《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底前途》和《现代青年的烦闷》等5文；并翻译《高尔基文学生涯四十周年》、《精神被威胁了》和《一个意想不到的美国》三篇。
为《艺术旬刊》撰写《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文学对于外界现实底追求》等文章四篇；美术史讲座十一讲：世界文艺动态十八则；以“萼君”、“萼子”、“小青”等笔名译短诗五首；以“狂且”笔名译拉洛倏夫谷格言二十六则；以“疾风”笔名译斐列浦·苏卜《夏洛外传》十二章。
⊙ ⊙ 1933年，所译《夏洛外传》全书付印，冠有《卷头语》及《译者序》。
9月以“自己出版社”名义自费出版。
9月母亲病故。
坚决辞去美专职务。
⊙ ⊙ 1934年，撰写所译罗曼·罗兰《弥盖朗琪罗传》的《译者弁言》。
全书于次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又译Paul Hazard长文《今日之伦敦》，连载于《国际译报》1934年第6卷第5、6期。
6月将在美专任教时编写的美术史讲义整理、补充为《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未发表），1985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6月《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为所译《托尔斯泰传》的代序。
全书于次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
“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为接触印刷出版事业之始。
3个月后，以经济亏损而停刊”。
⊙ ⊙ 1935年，3月应滕固之请，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编审科科长四个月。
以笔名“傅汝霖”编译《各国文物保管法规汇编》一部。
6月由该委员会出版。
6月译《米勒》，作为序文刊于王济远选辑的《米勒素描集》（商务印书馆出版）。
7月撰写所译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的《译者弁言》。
全书于次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月写《雨果的少年时代》一文，发表于12月出版的《中法大学月刊》第8卷第2期。
12月为所译莫罗阿《恋爱与牺牲》撰写《译者序》。
全书于次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 1936年，4月译毕莫罗阿《服尔德传》，写有《译者附识》。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 1937年，所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冠有《译者献词》。
7月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去福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美术史大要。
⊙ ⊙ 1941年，2月所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第2、3、4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2卷冠有《译者弁言》。
⊙ ⊙ 1942年，1月翻译英国罗素《幸福之路》，并撰写《译者并言》。
该书于1947年1月由上海南国出版社出版。
3月重译《贝多芬传》，并写《译者序》，以所撰《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作为附录。
全书于1946年4月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
4月翻译法国杜哈曼《文明》。
⊙ ⊙ 1944年，1月与裘柱常、顾飞、张菊生、叶玉甫、陈叔通、邓秋枚、高吹万、秦曼青等共同署名发起在沪举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并刊印《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和《黄宾虹画展特刊》，特刊上以笔名“移山”，撰写介绍黄宾虹绘画之《观画答客问》。
2月翻译巴尔扎克《亚尔培·萨伐龙》，1946年5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4月以笔名“迅雨”写《论张爱玲小说》，对张爱玲创作的发展趋向提出了精当中肯的批评。
文章刊于柯灵所编《万象》5月号。
12月翻译巴尔扎克《高老头》。
1946年8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 ⊙ 1945年，9月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共出五期，因邮局扣发停刊。
10月至次年5月分别以“疾风”、“迅雨”、“移山”、“风”、“雷”等笔名，为《新语》写文艺政治文章十六篇，翻译政论两篇；为《周报》写政论两篇；为《民主》写书评一篇；为《文汇报》写政论二篇。
12月为柯灵主编的《周报》积极提供材料，出版《昆明血案实录》。
⊙ ⊙ 1947年，“痛改”杜哈曼《文明》的译稿，并写《译者弁言》及《作者略传》。
5月由南国出版社出版。
4月翻译斯诺《美苏关系检讨》，生活书店以知识出版社名义刊印两百本。
译者代序《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先连载于4月24、25日《文汇报》。
7月写《所谓反美亲苏》一文，刊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第2卷第24期。
⊙ ⊙ 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之托，翻译牛顿《英国绘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月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译竣于庐山枯岭。
由三联书店出版。
⊙ ⊙ 1951年，译毕巴尔扎克《贝姨》，写有《译者弃言》。
8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
7月重译《高老头》。
9月为《高老头》撰写《重译本序》。
全书于10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2年，2月巴尔扎克《邦斯舅舅》译毕。
5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9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1册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3年，2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2册出版。
3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3册出版。
6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4册出版。
全书出齐。
7月译毕梅里美《嘉尔曼》（附《高龙巴》）。
9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4年，译毕巴尔扎克《夏倍上校》（附《奥诺丽纳》、《禁治产》）。
3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8月北京召开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因放不下手头工作，未参加。
所写长篇书面意见《关于整顿及改善文艺翻译工作的意见》，列为会议参考文件。
8月译华服尔德《老实人》（附《天真汉》）。
次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9月20日华东美术家协会为黄宾虹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开幕式座谈会上就国画与西画问题作一发言。
⊙ ⊙ 1955年，2月译波兰杰维茨基《关于表达萧邦作品的一些感想》。
3月译法国Camille Bellaique《莫扎特》中之一节《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灵魂》。
4月译毕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
次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5月译罗曼·罗兰《论莫扎特》。
刊于《外国名作曲家研究》第2集。
⊙ ⊙ 1956年，写《萧邦的少年时代》和《萧邦的壮年时代》。
（未发表）。
2月写关于知识分子文章三篇，发表于《人民日报》和《文汇报》。
3月译毕服尔德《查第格》及其他七个短篇。
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4月下旬参加政协视察团视察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于5月执笔写《第一阶段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报告》。
6月去安徽参观合肥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
执笔写出《政协上海市委安徽省建设事业参观团第一组总结报告》。
7月为纪念莫扎特诞辰二百周年，写《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发表于同年《文艺报》第14期。
8月担任《文汇报》社外编委。
11月所写《与傅聪谈音乐》一文，连载于《文汇报》。
12月写《评＜春种秋收＞》，载于次年《文艺月报》1月号。
自本年至翌年7月撰写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出版界问题的文章十二篇，刊于《文汇报》。
⊙ ⊙ 1957年元旦《文汇报》载所写短文《闲话新年》。
5月写《翻译经验点滴》，载《文艺报》第10期。
⊙ ⊙ 1958年，译毕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6月为所译《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撰写《译者序》。
全书于 1978年9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译丹纳《艺术哲学》，至次年5月译毕；并撰写《译者序》，精选插图104幅。
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59年，翻译巴尔扎克《搅水女人》。
1月为《搅水女人》写《译者序》。
全书于1962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月底抄录编译的《音乐笔记》，寄傅聪作学习参考。
⊙ ⊙ 1961年，译毕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并撰《译者序》。
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63年，因《高老头》拟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特在重译本基础上再次重改修订，并撰写《译者序》11页，译序于十年浩劫中失散。
⊙ ⊙ 1964年，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于8月改完誊清寄出，附有《译者序》，序文佚失于十年浩劫中。
该书于1978年3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65年，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猫儿打球号》。
此稿在十年浩劫中失散，迄今未找到。
⊙ ⊙ 1966年，十年浩劫伊始，即惨遭迫害，在人格和尊严备受凌辱的情况下，与夫人朱梅馥愤而弃世。
⊙ ⊙ 1979年，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隆重举行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郑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2 《傅雷家书》是将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写给儿子的书信编篡而成的一本集子，摘编了傅雷先生1954年至1966年6月的186封书信，最长的一封信长达七千多字。
字里行间，充满了父亲对儿子的挚爱、期望，以及对国家和世界的高尚情感。
傅雷说，他给儿子写的信有好几种作用：一，讨论艺术；二，激发青年人的感想；三，训练傅聪的文笔和思想；四，做一面忠实的“镜子”。
信中的内容，除了生活琐事之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灌输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高尚情操，让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爱子之情本是人之常情，而傅雷对傅聪的爱却没有沦为那种庸俗的温情脉脉，而是始终把道德与艺术放在第一位，把舐犊之情放在第二位。
正如他对傅聪童年严格的管教，虽然不为常人所认同，但确乎出自他对儿子更为深沉的爱。
可以说，傅雷夫妇作为中国父母的典范，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培养的两个孩子：傅聪——著名钢琴大师、傅敏——英语特级教师,是他们先做人、后成“家”,超脱小我,独立思考，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
该书由于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是写在纸上的家常话,因此如山间潺潺清泉，碧空中舒卷的白云，感情纯真、挚朴，令人动容。
该书是一本优秀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是素质教育的经典范本。
这本书问世以来，对人们的道德、思想、情操、文化修养的启迪作用既深且远。
《傅雷家书》获过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还被列为大型丛书《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
及至目前，它在20多年间的发行量累计已达110万册，这足以证明其影响之大。
《傅雷家书》是一本“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更是既平凡又典型的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写照。
对我们学生来说,更值得一读。
3 傅聪，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气氛和学术精神的家族，父亲傅雷为著名学者、艺术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
傅聪童年时代断断续续的上过几年小学，主要在家由父亲督教。
八岁半开始学钢琴，九岁师从意大利指挥家和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百器。
一九四六年梅·百器去世后，基本上是自学，一九四七年就读上海大同附中。
一九四八随父母迁居昆明，先后就读于昆明粤秀中学和云南大学外文系，中断了学琴。
一九五一年只身返回早一年回到上海的父母身边，跟苏联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琴一年，因老师迁居加拿大，又迫不得已勤奋自学。
一九五三年与上海交响乐队合作，弹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获得巨大成功。
同年，在罗马尼亚布加斯特举办的《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钢琴比赛中获得第三名。
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者、钢琴比赛中获第三名。
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学者、钢琴教育家杰维茨基教授，并于一九五五年三月获《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
一九五八年深秋以优异的成绩于华沙国立音乐学院提前毕业。
一九五八年底，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迫移居英国伦敦。
一九七九年四月，应邀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八十年代，年年回国演出和讲学，一九八二年先后被聘为中央和上海两所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学颁发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一九五九年初，傅聪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首次登台，与著名指挥家朱利成功合作。
自此傅聪的足迹遍布五大洲，只身驰聘于国际音乐舞台近五十余年，获得“钢琴诗人”之美名。
已故德国作家、诗人、音乐学者、评论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撰文赞颂傅聪，称“从技法来看，傅聪的确表现得完美无瑕。
较诸科尔托或鲁宾斯坦毫不逊色。
但是我所吸到的不仅是完美的演奏，而是真正的萧邦。
”回答者：F_MONKEY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3-9 18:19其实，我们身边的父亲也跟傅雷一样的平凡与伟大。
我们的父亲也是经常为我们的生计，为了我们的学习，为了我们能上一个好的学校，为了我们能拥有好的成绩，使得自己的头发都白了，费尽了心血，这是真正的伟大，这才是真正的父亲
傅雷可以说是千千万万个父亲中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他的对子女的充满爱心的心理使得他的子女可以健康的成长
中国播音主持的关键发展时期有哪些
中国播音学发展简史张颂（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摘 要：本文将中国播音学发展历史进行了简单梳理，认为中国播音学的发展经过了以下四个时期：萌芽期（1923-1961），草创期（1962-1981），形成期（1982-1994），发展期：（1995-现在）。
本文认为，中国播音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及其内容主要包括：播音主持艺术基础理论，语言传播发声学和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体研究。
文章还列举了中国播音学研究的主要著作。
关键词：中国播音学；分期；研究主要方向及内容一、中国播音学研究的基本历程谈到播音学发展，我们不妨以已故播音艺术家、原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会会长夏青先生在为张颂撰《研究播音理论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一文所作评述中的一段文字来开始，夏青说：“播音具有极强的实践性……但是，实践不能没有理论，实践性再强，也需要理论的概括和理论的正确指导。
由于一开始认识播音，只限于工作性质，尚缺少学科性质的认识条件，于是就产生某种偏颇，即‘播音重要，但无独立理论’。
从苏联播音经验中，又认识到播音同表演的相同之处，以表演理论解决播音实践问题就行了。
因此，长期以来，播音队伍中形成播音理论体系的独立学科意识相当淡漠。
”而“直到播音和教学两方面实践都提出了研究理论的问题之后，才开始起步，脱离经验总结阶段，向建立体系阶段进展”。
1夏青的话简单而准确的概括了播音学研究发展的基本历程。
（一）萌芽期（1923-1961）萌芽期还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与建国后。
1．建国前建国前的播音研究，又可以分为国统区与解放区两个部分。
国统区关于播音或涉及播音的文献较少，多散存于一些知名学者或作家的文章之中。
叶圣陶于1932年12月23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文明利器》一文，较为集中地论述了当时广播的传播状况，提出应正确利用现代广播“团结大众”、“传授知识”、“报告消息”，以发展其正面价值，认为“一切所谓‘文明利器’，其价值都不存在于本身，而存在于对于社会的影响。
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它被操持在谁的手里；二，它被怎样的利用着”，这些看法讲的是媒体的存在价值和社会影响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谈及播音，却对播音的性质和任务有宏观的指导意义。
鲁迅曾于1934年发表了多篇杂文，如《偶感》、《知了世界》、《儒术》和《奇怪》等，评述了当年上海民营广播电台的节目，这些评论揭示了旧中国广播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本质，批判了广播迎合低级趣味的现状，播音应也在其中。
茅盾在1937年8月28日的《救亡日报》上发表《对于时事播音的一点意见》一文，对当时的时事播音进行了评述，曾经建议，时事播音不必都只是死板地讲读报纸，应该“变换作风”，并以自己将报纸报道转换成说书的方式为例，提出了抗战文艺深入民间和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问题，已经涉及到播音再创作和播报样态的问题。
2在解放区，广播是有力的宣传武器，播音也被作为重要的一环，受到较多的重视，因此，有一些专门论述，所存文献也相对较多。
陕北新华广播时期，1948年5月至9月， 当时负责新华社语言广播工作的梅益、徐迈进、温济泽，尤其是温济泽，经常写信给播音组，提示宣传要点，指出播音时的注意事项、对播音工作进行鼓励或批评，这些指导或建议，对于形成播音传统极为重要（如语言规范、播读正确、立场鲜明），个别方面发展成了播音理论的重要命题（如工作性质、编播兼顾、工作态度等），但大多数还只是在纠正错讹、安排工作的层面，并没有上升到系统的理论观照的层面，尤其是还没有更多地注意到播音的独立价值。
1948年下半年，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制定了《播音手续》、《编播发稿工作细则》、《口播清样送审办法》等，其中，《播音手续》规定了陕北台播音员每天工作的程序，要求播音员“播音时必须严格依照稿件，不得错漏或更改一字”，“如发现错播，应立即重播”，“若系重大错误，应请示编辑部负责人，正式发表更正”，这些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使陕北台和其他解放区广播电台的编播工作更加具体化、责任化、规范化，培养了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业务训练有素、工作认真负责、作风一丝不苟的广播工作者。
3播音员的个人工作总结。
孟启予1948年9月的一份《十天播音工作个人总结》，其中详细地记录了播错、播漏的每个字，断得不得当的字句，以及播得好的稿件和改进的办法思路等。
齐越在他的《十天播音工作个人总结》中，总结了播音的缺点和错误，分析了出现错误的原因，提出了改进办法。
涉及字音错误、语句错漏、语气把握等方面，认识到了责任承担、认真备稿、心态调控的重要性。
这些个人总结是最早涉及播音本体的研究，虽然以个人经验总结的形式出现，但鉴于其一方面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以传授的方式对年轻播音员所产生的普遍影响，仍然具有理论研究的意涵。
42．建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适应和促进广播更大范围、更加规范的形势发展，出台了相关政策，进行了业务交流，促进了播音研究的发展。
1949年3月，陕北台迁进北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
电台制定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训练播音方法》详细指出了选择播音员的标准，以及播音应注意的事项，如怎样准备稿件，如何掌握抑、扬、顿、挫、快、慢、轻、重，如何表达语气情感，规定了播音手续，播音员应遵守的制度等。
5较早也较系统地勾画出了播音所应注意的诸多方面。
1952年12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
在这次会议期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召开了播音工作座谈会，讨论了播音工作的性质、任务、作用、重要性，以及对播音员的要求和应学习的内容。
指出播音工作常常影响工作的全部效果，提出“播音员不是传声筒”，是“有丰富政治情感和艺术修养的宣传鼓动家”，“……应是人民的喉舌，要使自己的声音真正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气魄，他要使自己广播第一言一句都深深打动人心”。
在学习内容方面，业务部分包括了练声。
61954年7月，齐越作为中国广播代表团成员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先后在中央台传达了苏联播音工作经验，并翻译了苏联播音员撰写的一些文章。
当时，中央台播音组在学习借鉴苏联播音经验的同时，开始总结自己的播音经验，经过全体播音员讨论，共写出五篇文章：《播音员和播音工作》，徐恒执笔；《克服报告新闻的八股腔》，夏青执笔；《播社论的体会》，李兵执笔；《把现实中的情景鲜明地再现在听众面前》，张洛执笔；《播音员和实况广播》，齐越执笔。
这五篇文章是总结我国播音工作经验的最早的文章，总结了几种主要新闻体裁的播音以及播音工作管理和培训播音员的办法。
195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播音业务学习会”，是全国解放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播音会，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副局长温济泽、地播处处长左荧到会讲话，齐越介绍了苏联播音经验，被邀请的一些专家、学者、著名演员作了专题报告。
其中，梅益的讲话涉及播音创作的方向、播音工作的态度，以及创作手段、情感、技巧和修养等多方面的问题。
左荧也作了重要发言，我们将在后面对他的讲话加以较为详细的介绍。
专题报告内容丰富，包括台词、朗诵、语音学知识、发声机理与方法、嗓音锻炼与保护、戏剧表演体系及演员修养等。
这次大会，明确了对播音的性质、地位、作用的认识，博采众长，对苏联播音经验和相关学科知识进行了学习、讨论，丰富了播音表达方法，促进了各地播音组和播音员总结经验，这些讲话、讲座的内容及形成的认识，基本上形成了播音创作的基本架构，为构筑中国播音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左荧在1951年3月1日编印的《广播通报》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从“编播合一”谈到播音应该专业化》一文，对当时试行“编播合一”的背景、目的、得失进行了阐述，认为“作为培养播音员的办法提出来的‘编播合一’，显然不但没有提高播音水平，相反倒降低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否定了播音工作独立发展的前途”，指出“播音工作应该专业化”，并对播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说“好的播音应是亲切而有诱惑力的。
使人们一打开机子就不能不听我们的播音，听就不能不听完，听完则久久不能忘怀。
”71955年3月左荧在“业务学习会”上作了发言，并以《播音是一种语言艺术活动》为题发表于《广播业务》试刊号二。
文章首先论述了播音在广播工作中的重要性，指出播音是广播工作程序中的最后一个环节。
播音员是语言广播的集中体现者，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应成为党的出色的宣传员，走在全国语言规范化的前列。
并对轻视播音工作和片面强调播音工作重要性的两种错误认识进行了辨析。
文章指出，播音工作是一种语言表现艺术，分析了播音艺术的特点。
文章还认为，“播音工作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活动”，要达到吸引听众的目的，必须研究“播给谁听——播音的对象”、“播些什么——广播内容”、“为什么播讲——播音的最高目的性”、“怎样播讲——播音技术”的问题。
其中，“播音技术”其实就是播音的“艺术”，这一看法的提出正是他重视播音专业化和艺术性的体现，对于播音此后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论述“怎样播讲”问题时，左荧还明确提出，“播音是一种艺术创作。
任何艺术创作都有其独特的个性。
因此，我们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单纯自我表现，一种是机械模仿”，这些论述，在半个世纪后，仍然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振聋发聩的力量。
8张颂认为，“这篇文献是左荧同志对播音理论的重要贡献，尤其是他对于播音的第四个要素的阐释，凸显了他的真知灼见，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并成为中国播音学进入草创时期的前奏，为《中国播音学》专著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9。
1956年，齐越和崔玉陵节译了苏联功勋演员符·阿克肖诺夫所撰的《朗诵艺术》10，连载于《广播爱好者》，包括呼吸方式、发声吐字、重音停顿、语调、节奏、手势和创作想象、内心视像、内在语以及创作交流等内容，虽然较为简单，但是其语言表达艺术的理论框架比较全面，为播音基础理论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学习苏联的播音经验，研究“大文章”的播法，播音理论初见端倪。
理论成果以《苏联播音经验汇编》《全国播音经验汇辑》《播音业务》等论文集为标志。
这一时期，理论成果以黄皮书《苏联播音经验汇编》、白皮书《播音业务》、蓝皮书《全国播音经验汇辑》为代表，这三本书分别总结了国外（苏联）、中央台和地方台（主要是省台）的播音经验，是对当时播音经验的一次总结和推广，也为播音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但是，“虽然有不少真知灼见，但明显地带有零散的经验色彩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印记”。
11（二）草创期（1962-1981）1962年，齐越在上海播音组的讲话成为播音理论的奠基之作。
以此为标志，开始了中国播音学的探索。
1963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正式招收中文播音专业。
教学需要进行教材建设，在借鉴姊妹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开设了“发声教学”、“基本表达”（时称“语言逻辑”）等课程，印发了有关教材和资料。
虽然比较简单，但是播音理论的主体已经比较明确了，一些基础理论如播音的性质和任务、播音创作的目的、用气发声以及感情、停顿、重音、节奏等内外部技巧等都得到了阐述，播音理论体系开始建立一定的格局和基本观点间架，播音研究由此开始走向体系化。
12十年动乱期间，播音理论和业务建设遭到破坏，建国以后建立起来的播音理论和积累起来的播音经验，统统被诬蔑为“修正主义黑货”，由政治代替一切，所有播音理论学习、播音业务培训、播音基本语言训练都被迫停止，优良传统被抛弃，播音风格遭扭曲，“高、平、空”的大喊大叫充斥广播。
1979年召开了全国的播音基础教材研讨会，由张颂编写的《播音创作基础》（尚未正式出版）得到了大会的认可。
书中已经出现了“正确的创作道路”、“新中国播音风格”、“播音表达规律”等内容。
1981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二次播音经验交流会，着重讨论了新闻播音特点和当时新闻播音存在的主要问题。
会议提出了播音工作必须根据改革需要，勇于创新，探索新的播音方法。
大会提出“大胆创新、百花齐放”的口号。
会后，全国各地播音员贯彻会议精神，认真学习和实践，在播音业务和理论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出版了《话筒前的工作》一书，（三）形成期（1982-1994）1982年1月，张颂发表了《研究播音理论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一文，构筑了播音理论研究的框架，并由此拉开了播音学研究全面发展的序幕。
夏青对此文的评价是“……研究理论却显得无足轻重，鲜有问津者。
本文在这方面，提出了体系的构想，呼吁同行作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向理论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不久便得到了认同。
现在（所评述书籍出版时间为1990年—作者注）播音理论研究已经进入了新的层次，研究者的队伍正不断扩大。
”131983年，张颂出版了专著《朗读学》，主要内容包括朗读规律、具体感受、态度情感、目的对象、朗读状态以及停连、重音、语气、节奏等朗读技巧。
这些内容涉及有声语言再创作的基本要求、基本流程、基本规律，虽然是针对朗读进行的，却也构筑了播音创作基础理论的基本框架。
尤其是，此书立足于朗读的独特性所进行的建立学科体系的理论努力，实际上成为中国播音学学科建设的前奏。
“中国播音学丛书”为中国播音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作了前期准备,其中主要有：张颂著《播音基础》 (1985年。
后改为《播音创作基础》)、徐恒著《播音发声学》（1985年）、吴郁主编《播音学简明教程》（1988年）、毕征主编《播音文体业务理论》（1989年）、张颂等著《论播音艺术》（1990年）、姚喜双著《播音风格探》（1992年）等。
1986年在银川召开了全国播音学术研讨会，1987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会（后改为播音学研究委员会）。
学会的成立对于播音理论研究全面、深入地开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94年2月，张颂出版《播音语言通论》，对播音学科的地位与作用、播音语言的性质与特点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充分的论证。
针对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无视语言规范、轻蔑语言功力的观点和理论，着重从语言文化的视角，以播音主持艺术为重点，论述了播音语言的内涵与外延，确立了“语言是精妙的”中心论点，阐述了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继承传统、当下状况、未来走向。
同时，将播音创作主体置于中外语言传播的广泛观照之中，并从受众、队伍、竞争、前景等宏观层面进行了论证。
书中驳斥了有导向性错误的诸种偏颇见解，并针对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存在的危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这本书是继《中国播音学》之后，在语言传播理论研究方面的又一力作，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1994年10月，《中国播音学》出版，它是中国播音学理论体系形成并开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宣告了一个新学科的诞生。
《中国播音学》由张颂主编，汇集了我国播音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
该书规模宏大，包括“导论”、“发音”、“创作”、“表达”、“业务”四编共四十章66万字，不仅明确了本身的学科定位，而且在理论、方法、指导思想和实践性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起点，初步建立起了中国播音学理论的严整体系。
（四）发展期：从1995至现在这一时期，播音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并拓展了研究的领域。
对节目主持艺术理论的研究，是这一时期人们关注较多的方面。
一些研究者对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的节目主持人和主持人节目研究中的语言表达艺术，开始进行梳理和总结，初步形成了理论的框架。
1999年，吴郁出版《主持人的语言艺术》，对节目主持艺术进行了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书中对节目主持人的语境、语用规则、语言功力、语言风格和主持人节目的语体特征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对不同类型主持人节目的语言表达艺术也进行了分类研究。
1998年，姚喜双出版《播音学概论》，从理论上对播音学科的独立性作了全面地阐述，并对播音学科给予了美学理想的观照，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体现了学科的前沿性。
李晓华的《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发声艺术概要》（1999年）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发声进行了拓展性、深入性研究，一方面对播音发声进行了历史梳理和理论阐释，一方面结合一线实践和教学实践，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内容设置和病例诊断。
祁芃的《播音主持心理学》（1999年）、陈京生的《电视播音与主持》（2000年）、鲁景超的《广播电视即兴口语表达》等著作，都在不同角度对播音学研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拓展。
从1999年开始，由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与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播音主持艺术》，每年一部，截至2006年已出版7辑，文集的内容包括历年的获奖论文，涉及基础理论研究、教学研讨、人物访谈、一线实践等诸多内容。
文集的出版，丰富和推动了中国播音学研究。
2003年，修订后的《中国播音学》再版，将业务部分分为广播播音与主持、电视播音与主持。
2003年，张颂出版《朗读美学》，把对有声语言表达的要求提高到了审美的高度。
从1997年开始，张颂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这些论文被收入《语言传播文论》（1999年）、《语言传播文论》（续集）（2002年）、《语言传播文论》（第3集）（2006年）。
在这些论文中，张颂对中国播音学进行了深入和拓展，使得中国播音学的研究以播音为核心，涉及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新闻传播学、哲学美学等诸多学科和领域，涵盖了三个子系统，分别是：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系统、播音主持理论系统、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关系系统。
二、中国播音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及其内容（一）播音主持艺术基础理论播音主持艺术基础理论是中国播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播音主持语言表达的基础理论，着重研究从稿件（或话题内容）准备到实际播出这个过程中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如播音主持语言创作的基本规律、原则、方法；传播主体的业务序列等。
播音主持是一种有声语言的创作活动，需要把稿件（或话题内容）变为有目的、有感情、有对象的有声语言作品，及于受众之耳，入于受众之心。
该方向把播音主持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探寻其表达特点和规律，主要解决创造道路、分析理解和具体感受稿件的方法、语言表达的内外部技巧以及话筒前状态诸问题。
其基点在于正确处理“稿件（或话题内容）—传播主体—受众”这三者的关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问题作出回答。
该方向在有稿播音（朗读学为主）、无稿播音（口语表达为主）的范围内，以信息传播为核心，研究以有声语言为主干或主线表情达意、言志传神的艺术规律，以及声情并茂、悦耳动听的广播特点和声画和谐、赏心悦目的电视特点。
我国人民广播电视的播音主持艺术，几经曲折逐渐成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与气派。
该方向还研究中国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艺术发生、发展的过程，探求其发展规律，其中包括发展史研究，各个时期主要代表人物、重点作品、不同风格流派的研究，以及中外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艺术的比较研究等。
上述研究的成果对于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艺术其他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具有直接指导作用；对传播主体加深语言造诣，强化语言功力，完善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的感应系统，构建语言美感、语言鉴赏、创作风格体系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语言传播发声学语言传播发声学是中国播音学的一个基础性分支。
它以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的发音和用声为主要研究对象。
广播电视语言传播，是传播主体（如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在特定的环境中通过电声系统运用有声语言进行的传播活动。
语言传播发声学是从物理（声学）、生理（器官、机理）和心理（感受、感情）等方面，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阐释用气发声、吐字归音、声音弹性的规律与个体训练难点和方法的一门科学。
这个研究方向有两个领域，一个是语言传播主体在话筒前应用和日常训练体系，主要解决处理情、声、气的关系，以达到自如地因情用气、以气托声、以声传情的目的；另一个是对语言传播主体的声音运用进行科学的主客观评价的体系，特别是解决“口耳之学”长期以来只有主观评价而缺乏客观评价的问题，通过使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语言传播主体给以静态恒量和动态变量的监测，以建立各项指标体系、形成客观标准。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广播电视的节目样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主持人节目、现场报道、晚会直播等，给语言传播发声研究与教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和更高的要求。
该方向将通过深入探讨对之做出新的理论概括。
该方向的理论体系及研究成果，对于提高广播电视语言传播质量，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在帮助专业人员掌握科学的用声方法，防治嗓音疾病等方面，显示出较高的实用价值。
对于“人机对话”中语音识别与合成的研究，也有积极的意义。
（三）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体研究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边缘性学科，它涉及到传播学、新闻学、语言学、播音学、社会心理学和美学等多种学科。
它的任务是，系统研究各类广播电视节目播音主持的语体特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教学训练方法；分析不同言语形式与心理机制、生理机制的关系，研究创作心态差异和肌体反应差异对言语表达模式的影响。
它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调查研究、个案研究、系统研究、比较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
该方向将立足于总结我国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的丰富实践经验，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构建中国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语体的理论体系。
广播是运用有声语言进行传播的，它与声画结合的电视传播方式相比，具有自身明显的特点。
广播播音主持语体的研究，着重从广播播音主持语体的特征、功能、内容、结构、形式、创作心理、受众心理、语言表达特点、语体美学特征等方面来进行探讨。
同时，对广播播音主持语体进行分类研究，根据不同体裁（包括文字稿和腹稿）、不同节目类型（如新闻评论类、知识服务类、教育欣赏类、综艺娱乐类等）、不同言语模式（如播报式、宣读式、谈话式、朗诵式、文艺晚会主持、现场报道等），分别探究其创作实践过程中的业务技能和表达规律。
电视播音与主持是电视传媒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传播手段和宣传形式，具有声画结合的特点。
随着电视业的蓬勃发展，电视播音与主持的语体特点愈益鲜明，样态也渐趋丰富。
电视播音与主持语体的研究，着重探讨与电视播音与主持相关的各种因素对语言表达的影响，电视节目语境对播音与主持语体的基本要求；分析各类不同节目播音主持的语体特征和艺术风格；探求提高电视播音主持艺术水平的途径和方法。
主要内容包括：电视新闻口播与配音、电视新闻现场报道、电视纪录片解说、电视节目主持艺术、各类电视节目主持的特点、各种不同的电视播音主持风格、电视播音主持的形象造型及体态语的运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