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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郑振铎的资料
落雪，原名：郑振铎，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和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
原籍福建省长乐县，1898.12.19生在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翌日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
原名：郑振铎(1898.12.19~1958.10.17)笔 名：西谛、郭源新、落雪。
性别：男民 族：汉族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和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
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在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
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
1919年参加“五四”活动，同时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19年开始发表作品。
主要作品主要作品有《唯一的听众》，在北京课改版小学六年级下册第4课、上海小学课本五年级下册第28课,海宁六年级上册第11课，人教版课本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第11课，冀教版课本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第17课。
2生平简介郑振铎郑振铎， 现代作家、学者、翻译家、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今北京交通大学）学习。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同时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
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3代表作品著有专著《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山中杂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蛰居散记》，译著《沙宁》《血痕》《灰色马》《飞鸟集》《印度寓言》《郑振铎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版）《郑振铎选集》，编辑《中国短篇小说集》《北平笺谱》（与鲁迅合编）等。
其中《别了，我爱的中国》是散文集《离别》中的一篇，后入选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学五年级第二学期第18课。
《猫》（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版）其入选人教版初中新教材第七年级第二学期第26课。
诗篇：《我们是少年》和《燕子》，《唯一的听众》选入人教版六年级上册11课等。
诗篇：《别了，我爱的中国》编入沪教版九年义务教育五年级下册第18课，以及《唯一的听众》编入沪教版九年义务教育五年级下册第28课。
4个人履历青年时期（1898~1923年）郑振铎祖籍福建长乐，1898年12月19日出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
1917年夏，靠亲友的帮助到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京交大）求学，课余读了不少西方社会学著作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思想上、文学上都受到启蒙教育。
不久结识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人；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们各自成为所在学校的学生代表，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运动。
1919年11月，他们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提倡社会改造。
1919年12月，《新中国》月刊发表了他翻译的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
1920年夏，他和耿济之共同翻译了《国际歌》歌词。
1920年11月，郑振铎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1921年春，他毕业后到上海工作。
不久担任《学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编辑，又由沈雁冰介绍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
同年5月10日，他主编的文学研究会机关报《文学旬刊》创刊，为初期新文学运动中有影响的刊物。
同时开始主编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还参与创刊了《戏剧》月刊，《诗》月刊等。
1922年 1月，他主编中国第一个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周刊，并写作了许多作品，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事业起了开山作用。
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
在此期间，他在《文学旬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评论，与封建旧文学作了坚决的斗争，并批评了新文学阵营中一些人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成为当时与沈雁冰齐名的文学研究会的重要理论批评家。
创办《公理日报》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 文学研究会成员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暴行。
同年，他参加发起中国济难会，并与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签名发表《人权保障宣言》。
这一时期，他撰写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俄国文学史略》、《太（泰）戈尔传》、《文学大纲》等。
《俄国文学史略》（1924）是中国这方面第一本专著，对介绍俄国文学（包括苏联文学）起过积极作用。
书中列专章介绍评述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文学理论，高度评价了高尔基的创作及其文学思想，在当时尤为难得。
《泰戈尔传》（1925）是中国第一本介绍、评述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专著。
80万言的《文学大纲》（1927）将中外文学史及其名著合在一部书中叙述，开阔了文学工作者的眼界，在介绍世界文学历史、加强中外文学交流和比较研究等方面都有过大的影响。
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1927年2月，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公会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的革命活动。
四·一二政变后，他与胡愈之等人致信国民党当局，强烈抗议屠杀革命群众，为此险遭逮捕。
欧洲避难和游学5月，他乘船到欧洲避难和游学。
在法、英等国家图书馆里，遍读有关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变文等书籍，并研究了希腊罗马文学，译著了《民俗学概论》（后毁于日军炮火）、《民俗学浅说》（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1930）等专著，还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
1928年10月，又回到了上海。
回国回国后，郑振铎参加发起中国著作者协会,并任执行委员。
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中文系教授。
1932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此书图文并茂、史料丰富、眼界宽阔，充分肯定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934年，又出版了《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等论文集，以及借希腊神话题材歌颂现实的革命斗争的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
这一个时期里，他还参与主编了著名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学》、《文学季刊》等。
1935年春，郑振铎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
此后，他主编了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组织许多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系统介绍中外古典文学名著，规划宏伟。
虽因当时条件所限未能全部实现原计划，但仍是30年代文化出版事业的重要成果。
在这前后，他参加《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工作，与鲁迅合作编选《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协助鲁迅编选出版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
1935年底，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郑振铎被选为理事。
这个时期里，他还撰写了文学论文集《短剑集》（1936）和历史小说集《桂公塘》（1937）。
抗战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郑振铎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和创办《救亡日报》等。
上海沦陷前后，他为国家抢救了大量珍贵的文献古籍，并编选影印了《中国版画史图录》、《玄览堂丛书》、《明季史料丛书》等。
1938年他的《中国俗文学史》出版，此书代表当时国内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
抗战胜利后，他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上海分会负责人，并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
他主编《民主》周刊。
与李健吾主编《文艺复兴》月刊，号召作家为人民、为民主而写作，还编印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等。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2月，郑振铎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
7月，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作协）的常务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部副部长，以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等职。
编著有《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1952）、《中国古代版画史略》（1985）等，并主编了《古本戏曲丛刊》、《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
1957年，他编集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书中基本上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专题，反映了他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8年10月18日，他在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
5社会评价杰出贡献郑振铎对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
在文学理论方面，他是文学革命初期为人生的文学的重要倡导者之一。
1921年6月，他进一步提出需要血和泪的文学的口号（《血和泪的文学》），要求进步作家创作出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我们的杂记》）。
从那时起，他一生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
在文学研究方面，20年代初即提倡和从事中外古今文学综合的比较研究，较早提出和着手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一贯重视民间文学和小说、戏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属于开拓性的工作。
青年时代回故乡首先，要探索的是，郑振铎在青年时代是否回过故乡
郑振铎虽然生长在温州，后来升学到北京，从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到了上海，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但是，他和故乡亲人却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回过故乡。
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启明（周树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铎回乡葬祖去了”（见《茅盾书信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
据研究郑振铎的专家陈福康博士考证，这次经福州到长乐葬祖的时间有一个多月。
这里的“回乡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长乐首占村老家了。
1995年初冬，长乐首占村为纪念郑振铎征集有关的文物，征集到一件珍贵的资料———首占郑氏残缺的“讣告”，在一张八开纸上，尚能见到具名者共36人，其中有“缌服侄曾孙振铎”等字样，分析起来，这是郑振铎的曾伯祖或曾叔祖丧葬的“讣告”，这正印证了他有“回乡葬祖”之行。
另据首占郑氏族亲追忆，那个年代，首占“岱阳郑氏宗祠”内悬挂有许多反映郑氏先辈事迹的匾额和介绍，正中挂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书郑世威（1503－1584年）亲书的“世培忠厚”的祖训……这一切，使郑振铎对先辈的业绩和可贵的品质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故乡增添了深厚的感情。
因此，他虽然长期在异乡生活、学习、工作，但是，他却始终是关心和热爱故乡的。
与故乡人民心连心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福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福州，各校学生曾先后两次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追悼被反动军警殴打致死的北京大学闽籍学生郭钦光；在厦门，青年学生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后来又发展成为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愤怒声讨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
五四的烈火，在八闽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却先后派军舰到厦门、福州，实行武装威胁，在福州甚至开枪逞凶。
在北京的郑振铎闻讯，就积极参加组织旅京福建省学生抗日联合会，成为该会领导人之一。
他参加编印《闽潮》，奔走呼号，声援故乡的反帝爱国运动，始终和故乡的人民心连心。
原籍福建长乐的著名作家冰心，当时就读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她就是在这次声援活动中认识郑振铎的。
时隔60年，冰心对他的爱国爱乡热情和感慨激昂的发言，还有深刻的印象。
热情接待故乡学子郑振铎虽然长期在京沪一带任职，但凡是故乡有人来访，他总是热情接待，并仔细了解故乡的情况。
由于历史上长乐属福州府辖，所以从概念上说，故乡的范围自然是比较大的。
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学青年———三山中学高中生陈洪海（“青青文艺社”社员），因为听说暨南大学文学院在院长郑振铎主持下，教授阵容很强，他很想越级报考该院。
经当时在福州供职的著名文学家郁达夫（1886~1945年）介绍，到上海去拜访郑振铎，受到其热情的接待。
郑振铎看完介绍信之后，先了解郁达夫在福州的近况，接着又详细问及：陈仪（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么“措置”
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绩
因为那时正值郑贞文进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县立学校停换教员校长的时候，他从报纸上已看到一些报道。
他认为“郑贞文也有郑贞文的苦衷”，他特别关切地问：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福州横行的表现、福州的建设、文化事业进展、故乡失业人数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怎样
……陈洪海介绍了有关情况之后，他感慨地说：“大概民国十七八年时代，福建人最来得乐观
”最后，郑振铎说，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学杂志上看到陈洪海的作品，颇为赞许。
故乡的文学青年往访郑振铎，当然不止一个，黄骏霖先生在《忆西谛郑师》（载《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谈及他在燕京大学求学和上海执教期间，受到这位“大同乡”亲切接待和关怀的情况。
这些事例说明，郑振铎当时虽然没有到福州，但对故乡的情况却有所了解，并且极为关切。
当然，他对故乡情况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
不忘故土乡情深郑振铎不忘自己祖辈生长的故土，还表现在他的乡情上，他总是公开标明自己是福建长乐人，有时撰稿编书，还特意署上“长乐”二字，例如《清人杂剧初集跋》结尾时，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长乐郑振铎跋”他编的一本书名就是《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在此书的序文后，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长乐郑振铎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长乐西谛”。
“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
直至他遇难的前十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说“我是生长在温州的福建人”。
郑振铎虽然自幼生长在温州，但因家庭生活环境关系，却能说福州方言，他和家里人日常谈话都是用福州话。
1931年冬，郑振铎在《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载清华大学《文学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频（1903~1931年）在上海会面的一些情况时写道：“他和我见面的时候不少。
他那生疏的福州话，常使我很感动，我虽生长在外乡，但对本地的乡谈，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
”这就是说，他们二人虽然长期在外地，但是郑振铎的福州话，要比胡也频说得好些。
在饮食爱好方面，郑振铎也是保留着家乡的特色，以富有家乡风味的闽菜，招待文朋好友，显然，这是郑振铎所感到自豪的。
他宴请鲁迅、冰心等人，席间吃的就是其母亲亲手烹调的福建菜。
郑振铎还很喜欢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乡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赠给鲁迅。
福州之行收获大郑振铎手迹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曾回到福建。
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职期间，参加“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于2月27日到达福州，慰问驻福建前线三军。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作为慰问总团代表之一，曾在前线某部大会上讲话慰问驻军并作过报告；他和代表们登山越海，深入前线进行亲切的慰问活动，受到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在此期间，他还和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进行了参观活动。
他对福建发展的大好形势，有着很深的印象。
3月4日，他在给友人刘哲民的信中写道：“福州市面很繁荣，土特产不少，因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东西便无法运到外面推销。
像漆的筷子，最为精良，但运到外边的却不是上等货，纸张也很好，水果极多，将来当能大大交流也。
”信中还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时间写信；但有些故事是应该写出的，不知在什么时候写
回北京后，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动笔了。
”4月1日，他在信中又写道：“这一月多的慰问，收获甚大，或将写几篇文章出来，正在仔细打腹稿；不知能否写好
”的确，他此行收获很大，故乡的山山水水，许多生动感人的事迹，在他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然而，由于他返北京后公务繁忙，终未能及时动笔。
1957年他又因公来福州，关心问及清道光年间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长篇评话《榴花梦》收集的情况。
这部巨著，全书360卷，483万字，比《红楼梦》长4倍，他亲自查阅此书，建议由福建省文化厅，福建师大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珍藏。
令人惋惜的是，郑振铎虽然对故土情深，但终因身负重任，工作繁忙，对外文化交流又多，不仅在来福建慰问一个多月里，他以公务为重，未曾回过长乐首占。
1957年来榕以后，也未能再回故乡
爱国爱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事实说明，郑振铎对故乡的感情很深，但这种乡情并非出于狭隘的家乡观念，他不论到哪里，总是积极投入于当地的爱国运动。
他不论是在温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总是和当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并且积极投入反帝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
他虽然能讲福州话，但与家乡来访的文学青年陈洪海等人谈话时，却是讲“国语”（普通话）。
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张“中国之知识界应一律说国语，如知识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说他的方言，则国语永无普遍的一日。
”显然，他虽热爱故乡，但他总是从整体来考虑，把对祖国的爱摆在前面的。
而他为祖国的早日富强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追怀
有关五.四青年节的文章
唱响一曲青春的歌-五四演讲稿有人说，青春是一首歌，回荡着欢快、美妙的旋律；有人说青春是一幅画，镌刻着瑰丽、浪漫的色彩。
80年前，为了驱逐黑暗、争取光明，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最壮丽的青春之歌，绘就了一幅最宏伟的青春图画。
如今，“五四”运动已作为光辉的一页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史册。
然而，“五四”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它是一种精神，表现出青年人对我们民族炽热的爱，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注，表现着青年人的责任和使命。
今天，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有幸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有幸站立在世纪和千年交汇点上。
我们是幸运者。
面对新世纪，我们责任重大。
我们回顾发扬“五四”精神，认真思索着，自己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青春，怎样的人生。
记得，最初开始认识“五四”是从小学的历史课开始的。
那时，老师讲到“五四”运动，向我们讲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种种欺凌，讲述青年们为祖国不惜献身的种种壮举。
当时，我们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深刻道理，但有如一丝曙光照亮蒙昧的荒原，我们幼小的心田中已播下了……===========================向五四青年节敬礼 青年,朝气蓬勃的人;青年,我的中国.我要用呐喊,抖掉那附着在大好河山上的污泥腐瓦;我要用热血,融化那将要凝冻的江河湖川.年青的中国,奔流的中国,我的中国.爱国有罪吗?可你们面对着卖国贼的屠刀;爱国有功吗?可你们很多没有享受到新中国的甜美,啊!中国的龙,中国的长城,中国的黄河,中国的青年,我年青的中国啊------一九一九的青年已过,青春不会再回,年轮不会再回,历史不会再回,但她永远记在中华民族的丰功碑上,闪着不休的光辉.============================五四赞歌朗诵稿五四，永不熄 五四 永不熄 五四 永不熄 一位英雄在20世纪的发端歌吟 歌词是民主和科学 和者是中华民族的儿女 那声音没有丝毫的羸弱和疲惫 有的是长河大江的风气 它从远古而来 秉承先祖盘古为世界之生而为的毁灭 它从当今而来 贯接西方强权进步的气息 五四 永不熄 五四 永不熄 燃烧于五千年沉淀的膏脂之上 燃烧了百年的没落与朽溃 燃烧过一个不可忘的激情 世纪 我要胜利 庶民的胜利 布尔什维的胜利 燃烧的胜利 这是革命 这是李大钊发出的消息 我要燃烧 渴望地火毁灭一切包括自我而后重生 这是野草 这是燃烧的鲁迅 所以燃烧了 一些骨瘦如柴却坚实的可燃的青年在燃点的土地上燃烧了 燃烧 燃烧这才是真理 伟大的真理 五四 永不熄 五四 永不熄 象人一代代生存和衍续 永远的人 永远的火 相依偎 英雄总不怕任何可怕的东西 生兮 死兮 所以他走来了 在我举望的视线里渐渐清晰 所以他大声的喘息 震动在我年轻的听觉里 我知道风在嘶呖 我知道土地在嘶呖 我知道一切活着的在嘶呖 这就是这块土地 有火的土地 气乘青年 冲撞西夷 五四 永不熄 五四 永不熄 我辈年青 拾薪助火 前仆后继 学子为民主而呐喊举臂 神舟把科学飞扬前进 不负我们曾经四顾深望 不负我们曾经痛苦沉思 不负我们毅然的忘却和前行 生就在这死去的脚步里 我不敢熄 如我不愿熄 即使你停滞 你相信你也会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的去撞击岩石 摔碎在悬崖之下 而后与其他再汇成闪光的水一滴 而前行 这就是青年 这就是青年的血流 这就是青年的思绪 五四 永不熄 五四 永不熄 有人称谓我们之老大 且早听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 美哉 我少年中国 壮哉 我中国少年 五四继中国少年之血气而青年 而歌吟 五四继少年中国之灵光而青年 而歌吟 故我扬言世界 扬言落后与强权 五四 永不熄======================五四青年节之来历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支持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最后发展成为全国人民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保卫民族独立与争取民主自由的坚强意志，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1949年政务院正式宣布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五四运动介绍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次运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民主、科学的精神，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条件。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五四运动的前夕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
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却仍然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又在1915年，为实现他的皇帝梦而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使中国面临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
袁世凯死后，各帝国主义支持的各派军阀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
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在这时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壮大起来了，产业工人的数目由1913年的约65万人发展到1919年的200万人左右。
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参加斗争，是五四运动能够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
五四运动发生前，军阀势力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借以维持统治。
严酷的现实引发当时先进分子的反思。
他们认为，辛亥革命由于忽视了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致使革命成果遭到破坏。
因此，为了完成改造社会的使命，必须“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
于是，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导，标志着中国人民新觉醒的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起改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
新文化运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是中国近代史上未曾有过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五四运动的发动作了思想准备。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革命指出了道路。
正如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的社会情况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不久，五四运动就由“巴黎和会”作为导火线而爆发了。
五四运动的经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美、英、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质上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
中国曾经在战争期间对德宣战，也算是战胜国之一，因而派出了陆征祥、王正廷和顾维钧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
在中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裁退外国邮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七项条件。
代表到达巴黎后，由于留欧中国学生的要求，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和要求收回大战时被日本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陈述书。
当时，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巴黎和会”的本质还认识不清，对于帝国主义、尤其是美英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认为美英帝国主义的胜利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看作“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
他们以为巴黎和会可以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
这种想法当然是十分天真的。
由于美、英、法和日本相互勾结，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又奉行对外妥协的卖国政策，帝国主义根本不理睬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反而无理地在和约中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全部让给日本，至于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二十一条，又借口不在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
巴黎和会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也打破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先进的知识分子认清了这个真理：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命运。
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人民要求的消息。
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5月3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报上发表，全国群情激昂，人们的悲愤再也不能抑止下去，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爱国运动终于爆发。
晚上，北大法科大礼堂挤满了学生。
听到演讲者讲述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情形，都捶胸顿足，愤慨万分。
有一个北大学生，当场咬破中指，撕破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悬挂在会场的台前，表示爱国的决心。
会上，大家纷纷提出严惩曹汝霖(经手签定二十一条的军阀政府的交通总长)、章宗祥(驻日公使，出卖胶济铁路经管权、济顺和高徐两铁路修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和陆宗舆(币制局总裁，1915年的驻日公使，向日本进行各种借款的经手人)，并举行游行示威等建议。
会议一致通过：一、通电全国，联合各界一致行动，誓死力争；二、电致巴黎的中国代表，决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纪念二十一条的国耻日)举行全国游行示威等决议，并决定次日(4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
5月4日下午一时，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北京师大的前身)、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朝阳大学、汇文大学等十四个学校的学生三千多人纷纷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他们手拿各色各样的旗子、标语牌，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字样，有的还绘着山东的地图和各种讽刺画。
当学生们正在天安门集会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步军统领和警察总监带着一批军警闻讯赶来，企图以“大总统”的命令解散学生队伍。
学生们愤怒极了，高呼“打倒卖国贼”。
随后，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表示中国人民的意志，试图使帝国主义改变对中国的态度。
但是帝国主义的巡捕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军警不准大队通过。
队伍退出东交民巷后，便直奔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
警察总监加派二百名警察守卫曹宅。
学生围攻警察，向他们讲道理。
少数勇敢学生则从窗口跳入院内，打开大门，使大队冲进曹宅。
曹汝霖从后门溜走。
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并在曹宅放起火来。
北洋政府派出大队军警，逮捕学生市民32人。
同学们的正义斗争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广泛同情，社会各界对政府当局纷纷提出抗议。
军阀政府不得不在5月6日释放被捕学生。
5月7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重庆等地学生都在这一天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
5月9日，军阀政府以为风潮已过，下令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并传讯被释放的学生，追究5月4日行动的主使人。
当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同情学生而辞职出走。
北京学生们对反动政府这种反人民的措施愤怒之极，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
要求严惩曹、章、陆三贼；取消诬蔑学生的反动命令。
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北京学生在罢课以后，一方面派代表到全国各地联络，商讨采取一致行动，发动更大规模的斗争；另一方面组织演说团，在群众中广泛宣传。
自此以后，北京全城的街道、胡同、游艺场所都有学生活动。
军阀政府则采取极其野蛮无理的手段，制止学生们的各项爱国活动，不许学生举行会议，检查新闻，查封报馆。
步兵和马队在街上往来巡逻，逮捕学生。
5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提交“紧急照会”，威胁军阀政府，要它加紧镇压学生运动。
5月25日，教育部开会：限各校学生三日内复课，否则将予以严厉镇压。
6月1日，军阀政府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
反动政府的镇压，激起了青年学生更大的义愤，斗争也更加尖锐。
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反动军警逮捕170多人。
北大法科竟被当作临时监狱。
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
6月4日继续逮捕，北大法科容纳不下，又辟北大理科为临时监狱。
皮鞭和警棍，刺刀和监牢没有使爱国学生屈服，反而更增强了他们反帝爱国的斗志。
6月5日，全市出动了五千多学生，其中还有许多中学生，他们组成了三个纵队，到处进行讲演，连警察厅门前的马路也成了活动的地点。
同学们都带着行李、用具，准备坐牢，迫使警察也束手无策。
6月3日军阀政府大肆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迅速传到全国。
从广东到黑龙江，爱国运动的浪潮在二十多个省份的一百五十多个大中小城市掀起。
从此，五四运动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运动的中心从北京移到上海。
运动的主力，也由青年知识分子扩大到工人阶级。
首先发动罢工的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上海。
6月5日，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
6月6日、7日和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
罢工工人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之多。
上海工人阶级的罢工风潮，迅速波及各地。
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
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推动下，工商业资本家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举行罢市。
但他们不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主张“文明抵制”，张贴“幸勿暴动”的标语，甚至还对帝国主义提出“秩序井然”的保证。
五四运动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后，北洋军阀政府大为震骇。
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使经济生活几乎陷于停顿，对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更是意味着致命的严重威胁。
上海的工商学各界联合会也于6月6日打电报给北洋军阀政府，要求严惩卖国贼，反对在和约上签字。
爱国运动汹涌澎湃地发展着，一个浪头比一个浪头猛烈，一天比一天高涨。
军阀政府眼看“自身难保”，不得不于6月9日和10日批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贼辞职。
这是五四运动的初步胜利。
但拒绝和约问题还没有解决。
6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陈独秀因此被捕。
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出通电，抗议军阀政府的这一暴行。
17日，北京政府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企图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北京学联立即号召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
18日，山东派出各界代表80多人进京请愿。
北京、上海等地学生、工人纷纷响应。
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也强烈要求拒绝签约。
6月28日是和约签字的一天，中国的留法学生和工人包围了中国代表的寓所，代表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个消息传遍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大为震动。
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目标基本得到了实现。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只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6月3日之后，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形成全国范围内工学商联合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中国工人阶级以崭新的战斗姿态、英勇顽强的精神和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显示出自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锋队伍和领导力量。
毫无疑问，中国工人阶级参加斗争，对五四运动获得重大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 五四运动以后，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创办刊物，编辑书籍，组织进步团体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仅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就出现400多种刊物。
在各种学说竟起争鸣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十月革命的道路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
李大钊同志在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段时间内，写下了不少战斗性的文章。
其中著名的像《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是我国第一篇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文。
他还通过在北京大学讲课和学术讲演，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在这期间刊载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
许多先进青年纷纷组织进步社团。
李大钊同志和邓中夏同志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恽代英同志在湖北组织了“利群书社”，都在宣传新思想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志这时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
他主持的《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之一。
由于它鲜明的革命色彩，只出了五期便被反动军阀封刊，但却对湖南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全国也有影响。
在社会主义思想潮流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开始出版，《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中文译本也问世了。
经过五四运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投身到工人运动中，马列主义通过先进知识分子的介绍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1920年5月1日，上海、北京等地举行了由共产主义者组织的我国第一次群众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
《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北京还出现了要把土地、工厂收归劳动者所有的传单。
这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和工人运动相结合。
1920年5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上海首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1月上海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9月间，等同志在湖南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与此同时，李大钊同志在北京以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为基础建立了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陈潭秋同志在湖北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广州、天津、杭州、济南等地以及留学莫斯科和日本的中国学生也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留法学生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也于1921年2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
同志在长沙同铁路、印刷、纺织、泥木、搬运等各行业各工厂的工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为工人办事，办学校，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同一时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刘少奇同志等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并组织了机械工人联合会和印刷工人联合会。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邓中夏同志等在长辛店举办了劳动补习学校，组织铁路工人开展了许多工作。
当时还出版了各种以工人为对象的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广州的《劳动者》等等，向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指导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
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工人参加罢工的有五六万人，而1921年则达到十三万多人。
1921年7月1日，在中国的工业中心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工人阶级战斗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从此以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冲破各种障碍，从胜利走向胜利。
什么是城市杜马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你们好
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士兵失踪为借口，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从此，中国人民走上了艰难的抗战征程；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使中国从一个泱泱大国变成了一只任人宰割的肥羊。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让这座世界上最辉煌壮丽的建筑顷刻间变成一片焦土和瓦砾。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有多少志士任人，多少革命先辈抛头颅，撒热血，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无所畏惧的气概，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和众志成城的力量战胜了帝国主义。
沧海桑田，风雨坎坷，伟大的祖国历尽磨难。
我们肩负着跨世纪的历史使命，我们不甘心落后于前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先行者留给我们不怕困难，开括前进的大无畏精神。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
我们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与未来，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祖国的领土不能丢，不能被分裂侵占。
历史的书面仍在不倦地翻动，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呼吁在古老版图上回荡不息，那雄浑的声音使每颗灼热的心为之震撼。
用我们的智慧和勇气扬起理想的风帆
用我们的青春和热血谱写出前不负于古人，后无愧于千秋万代的历史新篇章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一切探索救国救民的先辈们是中国的脊梁，伟大的抗战英雄是中国的脊梁，而我们，必将成为新世纪复兴中华民族的脊梁，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脊梁，中国才会有振兴的一日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回看历史 振我中华》。
历史的风，吹翻起六十八年前的那一页。
在我的眼前，历历浮现出，那冰雪覆盖的1935年，那悲痛岁月里的冷嗖嗖的日子。
日本帝国主义大肆张开它的魔爪，伸向了我中华的心脏：华北大地；而此时，卑怯可笑的国民党政府，却居然畏于帝国主义的淫威，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来满足一时的苟且偷安。
我感到了卖国者的卑鄙与可耻。
中华民族，你，陷于内忧外困之中，你的尊严倍受挑畔，你的躯体将被蹂躏。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总是默默企盼：企盼奇迹诞生；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总是默默祈祷：祈祷我们的民族，能够转危为安，能够走出泥泞与困境，驱散开这漫漫的黑云。
而让我，让我们所有中国人最感骄傲的事情是：我们从来没有失望过一次。
在倍受屈辱的民族的背后，总有我们中华的优秀儿女挺身而起。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6000愤怒的北平人们走上街头，高举着正义的旗帜，奔走呼告，勇敢地向卑鄙的暴虐宣战，向怯弱的卖国宣战。
我为你们感到骄傲，我们优秀的中华儿女，你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我们民族的脊梁；如果，如果我们的民族，没有你，它的生命将是如何的暗淡，它将会走向何等可怕的深渊啊
你以你坚毅不挠的行动，告诉所有的居心可怕的人们：中国人是不可辱的，中华民族是不可辱的。
中国人将为国而声、为国而战、甚至为国而死。
我也知道了，中国因你而精彩。
你使我想起了，志在维新、视死如归的谭嗣同；你使我想起了，抛妻别子、不惮前驱的林觉民；你使我想起了，东渡扶桑、救国救民的秋瑾；你使我想起了，弃医从文、疗救民心的鲁迅；你使我想起了所有为我们中华的独立崛起，探索着、痛苦着并奉献着的人们。
使我想起了，陈毅元帅如是说，“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到中俄战争，从《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到《马关条约》，重若苦海的苦难，漫漫修远的长路，并没有使东方巨人从此消亡的缘故，正是因为在你们啊，我们民族最可爱的人，正是你们这些以天下事为已任的仁人志士，所组成浴血奋战洪流，揽起狂澜，吹响起我们民族的历史的新的纪元。
. 虽然，我们古老的中国像一艘搁浅的大船，尽管沉重，尽管缓慢，但依然还坚挺着前进的风帆。
同学们，为国而声、为国而战、甚至为国而死，才是一个人最大的骄傲；谁如果在心里没有自己的祖国，谁就不属于人类。
同学们，当你伫足于雄伟蜿蜒的万里长城之上，当你止步于滚滚东去的黄河之边，当你静立在烟波浩渺的渤海之滨，当你注视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之时，你的心中是否感慨难平，是否热情奔涌
同学们，切莫以为只有生在乱世才好为国分忧。
欲报国何须生于乱世，又何止在沙场上拼杀
同学们，我们是初开的鲜花，我们是初升的太阳，我们的战场便是这足下的土地，用我们百倍的努力，学得知识、学得能力，然后用自己强健的双手开创一片辉煌的事业。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如此，都能把自己事业与理想，和我们的民族相融，那么我们的中华民族将不再是可辱的，将会成为能以昂然身姿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
让我们为振兴我们的中华拼搏吧。
要知道振兴中华是我们每位同学义不容辞的职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告诉自己吧，我们的心属于祖国。
老师们、同学们： 我演讲的题目叫《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同学们，想必你们都知道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闯入北京圆明园的事件吧
他们把圆明园内凡是能拿走的，统统掠走；拿不动，的就用牲口搬运；是在运不走的，的就任意破坏。
最可恶的是在10月18日和19日他们为了销毁证据，竟放火烧了圆明园。
这一艺术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就化成一片灰烬。
现在给我们留下的只是几根孤零零的柱子和无尽的遗憾与愤怒。
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也就是九·一八事变。
让全国人民陷入了深深的苦难。
1931年9月18日至25日一周内，关东军占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并完全控制了12条铁路线。
日军控制的铁路除南满、安奉两路外，对北(平)宁(沈阳)、中东(由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长春)、沈(阳)海(龙)、四(平)洮(安)、吉(林)长(春)、吉(林)敦(化)、大(虎山)通(辽)、洮(安)昂(昂溪)、吉(林)海(龙)、营(口)沟(帮子)各线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控制。
沈阳是我国的军事基地，就在半天不到的时间就占领了。
不是他们攻打占领的，而是我们自己拱手相让给他们的。
在这里我们就看出了当时我们中华是多么的懦弱呀，手无扶鸡之力。
在1840年6月英国发动鸦片战争，1841年1月英军就侵占了香港岛。
看过《南京大屠杀》这本书和电影的同学，一定难以忘记日本人的凶残。
他们杀害了将近30多万人，老人、妇女、儿童一个都不放过。
日本人还举行杀人比赛，看谁杀的多。
在电影里面说他们是禽兽，这些事是只有禽兽才能干出来的。
外国侵略者给我们留下的痛苦，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里。
日本人到现在都没有死心，一直都还想着侵略中国。
原来的日本首相小泉，去参见敬过神社后，多个国家表示不满。
我感觉他根本看不起我们中国人，迟早有一天我们会让他刮目相看。
现在中国的科技是愈来愈发达，“神州五号”、“神州六号”等都相继飞上了太空，我相信以后的中国肯定会更发达。
同学们，我们是21世纪新的栋梁，祖国新的花朵，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让祖国更加美好。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让这句话记在我们的心里，永不忘记，激励我们奋发图强。
我的演讲完毕。
谁知道关于爱国烈士的故事啊
邓中夏（1894～1933） 湖南宜章人。
“五四”运动时，即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后积极从事工人运动。
1922年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部长、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全总驻赤色工会国际代表、赤色工会国际执行委员、中共湘鄂两省委委员。
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10月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遗著有《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胜 利 那有斩不除的荆棘
那有打不死的豺虎
那有推不翻的山岳
你只须奋斗着， 猛勇的奋斗着； 持续着， 永远的持续着。
胜利就是你的了
胜利就是你的了
方志敏（1900～1935） 江西弋阳人。
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县委书记、特委书记、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政治委员。
1928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31年，在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
1934年率领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
1935年1月在与国民党反革命军队作战中被捕。
同年8月6日在南昌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遗著有《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
狱中纪实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为着共产主义牺牲， 为着苏维埃流血， 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黄 励（1905～1933） 湖南益阳人。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由于叛徒告密被捕，于7月5日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工人苦 北风呼呼声怒嚎， 手提饭篮往外跑， 望一望工厂未到， 哎哟，哎哟
望一望工厂未到。
马路跑过两三条， 两只脚腿都酸了， 去迟了厂门关了， 哎哟，哎哟
今天工钱罚掉了。
吉鸿昌（1895～1934） 河南扶沟人，1932年入党。
1933年任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
1934年11月在天津被捕，英勇就义。
就义诗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刘伯坚（1901～1935） 四川平昌人。
曾在法国和比利时勤工俭学。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苏联学习。
1926年回国，党派他出任西北军冯玉祥部总政治部主任。
1927年后又去苏联军政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在中央苏区工作，曾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
1931年任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1935年3月在战斗中受伤被俘牺牲。
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1935年3月11日，由大庚县狱中带脚镣经大街移囚绥署候审室。
罗世文（1904～1946） 四川威远人。
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中共川西特委书记、四川省委书记、八路军成都办事处主任、新华日报成都分社社长。
1940年在成都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逮捕。
1946年10月18日在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被害。
诗一首 故国山河壮， 群情尽望春； “英雄”夸统一， 后笑是何人
——1946年10月18日临难前朗诵于白公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