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艺术职业学院怎么样
简介： 山西艺业学院前始建于1951年的山西省艺术学校人民艺术著名版画家力群为首任校长。
1958升格为本科层次的山西艺术学院，此后几经分合，几度易名。
1998年，与山西省电影学校合并成立山西省文化艺术学校。
2000年，与山西职工文学院联合改制为山西艺术职业学院，是全国第一所高职类艺术院校，这是山西艺术教育的里程碑，学院由此步入开拓创新、跨越发展的新阶段。
学院校本部位于并州东街，占地面积32.5亩，另有西华苑校区。
目前在校生3000多人，在编教职工300多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人，于平、余秋雨、张继钢、廖昌永等在内的客座教授80余名。
学院设有8个党政管理部门、16个教学系部、3个教辅机构、2个群众团体，有2个附属事业单位、2个文化公司。
有本科、专科、中专三个办学层次，开设5个本科专业、13个高职专业。
有中央财政支持重点专业建设项目2个、实训基地建设专业1个、省级特色专业3个。
有1门国家级精品课程、6门省级精品课程，15门院级精品课程。
学院教师承担多项国家和地方重点科研项目，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论著10多部，省级出版社出版论著20余部，在国家级报刊杂志发表论文近百篇，在省级刊物发表论文200多篇，编著出版《山西民间舞》等10多部艺术专业教材和舞蹈音像教材。
学院坚持出人才，出作品，服务社会，成绩突出，学院被文化部确定为“全国艺术教育改革试点单位”“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荣获“山西省文化系统先进集体”“山西省职业教育先进集体”“山西省文化产业创新活动先进集体”、“精神文明标兵单位”等国家级和省级集体荣誉近百项，师生在各类教学、科研、艺术赛事中荣誉近500项。
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办学条件得到显著改善。
改制建院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省文化厅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全院师生员工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积极改善办学条件，广大教职工拿出自己的房产证作抵押筹措资金，学院主要靠自筹资金先后建起了办公楼、音乐楼、美术楼、公寓楼、实习剧场等，改造校园环境，增加教学设备，建起文化墙，完善标识文化、橱窗文化，校园艺术特色鲜明，育人环境优美，获“平安校园”“绿色校园”称号， 坚持发挥优势、深化内涵，构筑了结构合理层次完整的艺术教育体系。
学院立足音乐、舞蹈、美术等传统专业教育优势，不断拓展专业领域，注重内涵建设，做精做优专科教育，做强本科教育，逐年扩大本科招生规模。
2011年成立的学院附属中专，通过省教育厅“管理四星级学校”评估。
学院已形成一个以专科教育为主体，以本科教育为龙头，结构合理、层次完整的艺术教育体系。
坚持开拓创新、实践优先，探索高职艺术人才培养模式，成为全国艺术教育领域的标杆和范例。
学院是文化部确定的全国第一个艺术教育改革试点，坚持实践优先，通过打造剧目探索育人模式。
出品电视剧《小村风景》获“飞天奖”三等奖，与太原电视台联合拍摄电视剧《生死之恋》获“飞天奖”中篇电视剧一等奖，填补了省内空白。
与央视、太钢集团联合拍摄电影《李双良》入围电影“华表奖”，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国内10部优秀影片。
承办大型交响音乐会《矿工大合唱》走进北京音乐厅。
打造舞剧《一把酸枣》和《粉墨春秋》获得巨大成功。
通过打造剧目、演学结合，锤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探索出一条“课堂教学—艺术创作—舞台实践—市场检验”高职艺术人才培养模式，2007年获第二届文化部“创新奖”。
2012年7月30日文化部文化科技司于平司长撰文《实践优先的艺术职业教育--从两部舞剧看一所高职的育才追求》专版登载在《中国文化报》，充分肯定学院在全国艺术职业教育领域走出了新路，树立了楷模。
几年来，山西省教育厅对学院先后进行了两次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均取得优秀，成为艺术人才培养的理想摇篮。
坚持敢为人先、打造剧目，为山西文化建设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做出突出贡献。
学院抢抓山西文化强省建设机遇,立足艺术教育资源优势和山西深厚传统文化积淀, 成功打造舞剧《一把酸枣》荣获2005-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中宣部“五个一工程”、文化部“文华剧目奖”和“优秀出口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一等奖”等多项国内大奖，先后赴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巴林等国进行文化交流，是第一部登上美国国家文化中心——肯尼迪艺术中心的民族舞剧，目前演出千余场。
打造舞剧《粉墨春秋》荣获2011-2012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资助剧目、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四届中国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文华大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文华大奖”等，先后新加坡、法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进行文化交流，2012年赴澳大利亚参加中澳建交40周年中国文化年闭幕式演出，是中国第一部走进悉尼歌剧院的舞台剧，其精彩舞段亮相北京“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参加了中泰建交40周年及泰国“欢乐春节”和香港“欢乐春节”演出，目前演出近二百场。
两部舞剧作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走进世界顶级演出场地，在国内外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和文化感召力，已经成为山西文化、中华文化的靓丽名片，学院成为山西文化走出去的领头雁，多次被中央电视台宣传报道。
坚持彰显品牌、服务社会，学院社会形象和影响力达到新高点。
学院参与了建国60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10余项(次)国家重大活动演出和对外文化交流等任务。
承担了山西经济贸易洽谈会、平遥国际摄影节、华夏文明看山西等山西省重大活动演出和主持、礼仪服务等近40项(次)。
多次参加央视春晚演出、承担山西卫视大型晚会的策划、演出和舞美制作。
学院在“桃李杯”全国舞蹈大赛中多次摘取重要奖项，被誉为“开在八大院校外的奇葩”。
学院已发展为一所省内一流、国内知名的艺术院校。
李力院长被评为“2006中国教育年度新闻人物”，2012年被文化部推荐当选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会长，是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学院成为培养优秀艺术人才的丰沃土壤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地。
64年的发展历程中，学院扎根三晋沃土，主动融入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艺术人才、创建全国一流艺术院校为目标，构筑了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成为艺术人才的理想摇篮。
著名词作者张枚同，画家亢佐田，作家王东满，书法家陈巨锁、田树苌，电影导演宁浩，电视戏剧导演牛建荣，舞蹈家武巍峰，奥运会场标设计者王捷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改制建院以来，毕业生平均就业率超过85%。
我院华晋舞剧团是国内一流演出团队，星光剧院是省城文化艺术交流的主要场所，学院青年交响乐团、青年合唱团的“高雅艺术进校园”演出、舞蹈系的精品小班教学、影视传媒分院的主持礼仪服务等都享有盛誉。
优秀的剧目、优秀的团队、优秀的场所，学院成为优秀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地。
坚持抢抓机遇、攻坚克难，积淀了“探索、创新、开拓”的学院精神。
改制建院以来，从默默无闻到硕果累累美誉全国，学院始终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善于抓住机遇，敢于大胆创新，勇于实践拓展，基本建设、教学评估、剧目创排、60周年校庆、文明创建、对外交流等，每一个新突破都体现了勇于担当追求卓越的精神风貌，每一步新跨越都凸显了顽强拼搏乐于奉献的团队力量，学院不仅出人才、出作品，还出思想、出精神，形成了与时俱进的办学理念，坚定了追求卓越、超越梦想的发展信念，走出了一条跨越式发展的新路子。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在观看舞剧《一把酸枣》后指出：“《一把酸枣》体现了一种探索精神、创新精神、开拓精神”。
这种精神始终贯穿于教育教学改革中，突出体现在服务社会的文化自觉和担当中，是学院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和宝贵财富。
学院将继续立足山西,服务社会，打造一流的艺术作品，创办一流的艺术教育，为山西转型跨越发展做出新贡献。
阎维文资料
中文名： 阎维文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山西省 出生日期： 1957年8月26日 血型： B型 星座：处女座 职业： 军人、歌唱家 毕业院校： 中国音乐学院 经纪公司： 代表作品： 《小白杨》，《说句心里话》，《一、二、三、四歌》 主要成就： 中国唱片金碟奖 五个一工程奖 全国影视十佳歌手 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手 军旅歌曲大赛特殊贡献奖 身高： 1.78米 体重： 80kg 嗜好： 收藏酒 基本信息 阎维文(10张)姓名：阎维文 年龄：54岁 最喜欢的颜色：黑 最喜欢的国家：中国 最喜爱的运动：网球 最难忘的人：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座右铭：把遗憾降为零，把危险降为零，追求完美 代表作：歌曲《小白杨》《说句心里话》 工作单位： 职务：艺术指导 职称：国家一级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军中级别：副军级 学历：研究生 阎维文毕业院校：中国音乐学院。
社会职务：曾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青联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第二届“”。
艺术成就 1986年获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民族唱法第三名 演出照片(14张) 阎维文1988年获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民族唱法第一名； 1989年在全军文艺会演中获演唱一等奖； 1990年获第二届全国影视十佳歌手称号； 1992年获中国“金唱片”奖； 1993年、1995年两年被评为全国观众最喜爱的歌手第一名； 1995年获全国音乐电视大赛金奖； 1997年被授予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手“特殊荣誉奖”； 1996—1998年获中央电视台军事部杯、雷剑杯MTV金奖，并被授予“军旅歌曲大赛特殊贡献奖”； 1997—1999年三年连续荣获全国百家电视台MTV金奖； 《祖国万岁》、《举杯吧朋友》在建国五十周年庆祝活动征歌比赛中获一等奖； 2001年全国MTV音乐电视大赛中，由他和、吕继宏合唱的《中国进行曲》获得金奖； 2002年在平壤荣获朝鲜第20届“四月之春友谊艺术节”个人演唱金奖； 2004年 阎维文发行的民歌系列首张专辑《西域情歌》获得第二届“中国唱片金碟奖”。
阎维文在军营(6张) 以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民族唱法第一名的比赛成绩为标志，阎维文近20年来不仅在全军、全国举办的各项重大声乐赛事中多次获奖，还多次获得中国音乐电视、中国军旅音乐电视金奖，并获得中国“金唱片奖”和“五个一工程奖”。
阎维文(19张)还在全国范围的评选活动中被评为“全国影视十佳歌手”、“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手”第一名和“特殊贡献奖”。
2002年在平壤荣获朝鲜第20届“四月之春友谊艺术节”个人演唱金奖。
演唱过上千首歌曲，由他首唱的《小白杨》、《说句心里话》、《一二三四歌》、《想家的时候》、《举杯吧朋友》、《母亲》等歌曲脸炙人口、广为传唱。
录制、拍摄过50余部个人独唱专辑和MTV音乐电视，还为《末代皇帝》、《海灯传奇人》、《太平天国》等数十部电影、电视剧录制了主题歌和插曲。
为弘扬民歌文化，近年来倾心录制民歌系列专辑，其中《西域情歌》获得第二届“中国唱片金碟奖”。
参加中央电视台多届春节晚会、“心连心”艺术团和“同一首歌”大型演出活动，多次担任国家级声乐大赛评委，并出访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0年10月18日第十届CCTV-MTV音乐盛典年度最佳民歌手：阎维文 2011年参加央视春晚，阎维文与合唱《幸福赞歌》 编辑本段 人物档案 阎维文出生于山西。
13岁进入省 阎维文歌舞团，15岁参军入伍。
这个如今以歌唱为终生事业的歌唱家，最初的艺术生涯却有九年是在舞蹈里度过的。
当他找到歌唱的艺术方位后，便开始调整自己，并且执著地走下去。
他拜魏金荣、、等为师，成功地把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他那纯正透亮的音色、宽广如海的音域、流畅如泉的声音、淳朴真挚的情感，征服了许许多多的观众。
他为《末代皇帝》、《海灯法师》、《战将》等四十多部电视连续剧、电视音乐片、录制了主题歌和插曲。
中国唱片公司北京、上海、广州以及汕头的音像出版社分别为他制作了《两地书，母子情》、《峨嵋酒家》、《说句心里话》、《东北民歌专辑》等个人独唱专辑。
在这四个独唱专辑里，有许多是阎维文首唱并得到广大观众和专家赞赏的。
他的山西民歌《牧歌》，让人听来土味十足、乡风淳厚；而《汾河水哗哗啦啦》、《人说山西好风光》等，又把民歌风味与时代精神融汇得恰到好处；陕西民歌《赶牲灵》，西藏风格的《高原春光》、川味浓厚的《峨嵋酒家》，都把各类民歌的演唱技巧推向了极致。
阎维文唱响了四首歌，一首是《小白杨》，一首是《母亲》，还有两首是《说句心里 阎维文话》和《一二三四歌》。
这四首歌在部队里，几乎和五、六十年代的《游击队之歌》、《打靶歌》等一样，到了人人会唱、人人爱唱的境地。
在部队许多专业或业余歌手的声乐比赛上，经常有许多的歌手选唱这三首歌。
有时，一个大赛上，竟有四五个人同时选唱这三首歌。
这三首歌之所以受欢迎，除了作词、作曲的功劳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最先是由阎维文唱出了这些歌并且持之以恒地把这些歌，通过电视、广播、舞台等各种传媒手段，传到了广大观众和干部战士的心里去。
他以他独特的、具有艺术魅力的演唱倾倒了许多观众。
许多演唱者在演唱这些歌时，从声音到吐字咬文、动作表演都极力模仿阎维文，这说明，阎维文的演唱已被广大观众认可。
在加拿大演出时，当地一位声乐教授看后，禁不住对东方国度的歌手所表现出来的演唱水平发出惊叹：没想到中国民歌歌手有这么好的功底，有这么好的气息和共鸣。
阎维文对我国的民族声乐事业有着很大的抱负，他曾说：民族音乐在我国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
但时代是发展的，民族声乐艺术也必须和时代合拍。
我永远不抛弃民族的东西，始终把根扎在故土上，要为民族声乐的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踏上歌坛至今，阎维文一直是这样在实践着。
这是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
女儿阎晶晶聪明美丽，现已嫁给金牌四大才子中的李禾禾。
妻子刘卫星为有一个体贴入微的好丈夫而自豪；阎维文为身后有一个好后勤感到欣慰。
他俩曾是一个文艺团体的舞蹈演员，在同一个舞台上比翼双飞整九年。
刚认识时，阎维文15岁，刘卫星14岁。
一个从山西省歌舞团，一个从榆次市同时考入 阎维文山西省军区宣传队。
两个小兵分在一个队、一个班，组成了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
那是在1972年，部队的纪律严，他们两个两小无猜，关系特别好，谁也没有恋爱意识。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人风言风语，说他们在谈恋爱。
甚至领导也来干预：战士不准谈恋爱。
他俩一齐出来向领导表示：我们没有谈恋爱。
但他们也不敢保证，今后会不会恋爱。
那是个谈恋爱会影响进步的年代。
俩人都暗暗地叮嘱自己，好好工作，争取早日入党。
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为了争取，他们默默达成协议：从此俩人不再说话。
同在一个班里学习、工作，同在一个舞台上练功跳舞，朝夕相处却相对无言，心中滋味，只有他们两个明白。
压制的结果往往是勃发。
恰恰在他们不说话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真的偷偷地爱上了。
1979年，阎维文考上了总政歌舞团，进了北京城；卫星仍在山西，可两个人的心，却牢牢地拴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
1982年，阎维文和刘卫星有情人终成眷属。
结婚不久，刘卫星转业到北京，在离总政歌舞团不远的邮电所工作。
在一般人的眼里看来，当明星的妻子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可他们却不知道明星妻子的万般苦恼。
阎维文很想多多守在妻子的身边，可他做不到。
他的舞台在天南海北，每年，他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要到外地、到边防部队去演出。
他深深地感觉到，一个演员，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支持。
他的艺术生命在舞台上，在观众中间。
要演出，就顾不上家。
家里的一切家务就落在了刘卫星的身上，她默默无闻地尽着妻子的责任，任劳任怨。
女儿快要诞生了，她多想让阎维文待在她的身边，可是不行，一个到西藏去演出的命令突然下达，阎维文不忍心丢下妻子而去。
刘卫星却通情达理，只身回山西老家去度产假。
刘卫星不仅承担全家所有的家务，还从事业上全力支持阎维文。
每有新歌唱，首先要过刘卫星这一关，从咬字吐词，音高音低，一直到表情动作，一一给以细细地提示和纠正。
直到刘卫星满意了，他才敢往外唱。
1986年、1988年，连续两届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阎维文都参加了。
为了让阎维文考出好成绩，刘卫星竭尽全力保驾。
那两次比赛都下大雨，刘卫星雨中送伞，并亲自站在台下暗暗地给他使劲。
阎维文深知自己的一切成就离不开妻子的奉献。
他虽然常年在外，但只要一回家就百分之百地尽丈夫的责任，给妻子以百般温暖。
刘卫星怀孕时，为防止流产，阎维文一天两次送刘卫星上下班，风雨无阻。
有时中午还送一顿饭。
刘卫星的同事戏谑她：你每天到单位是日托，专接专送。
一张无情的医院通知书送到阎维文的面前：刘卫星得了乳腺癌。
阎维文痛苦万分。
当时，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决赛，他决定放弃比赛。
他要有更多的时间去关心和照顾刘卫星，与她一起和病魔作斗争。
刘卫星不同意。
全国性的大赛，是几年才有的一次人生拼搏啊。
她照样给她鼓励， 阎维文和妻子刘卫星给他当后勤，为他坐镇鼓劲。
阎维文泪水咽进肚里，带着妻子的祝福与厚爱参加了比赛，以《我们的祖国歌甜花香》、《这一片热土》一举夺得了金牌。
刘卫星开心地笑了。
阎维文的爱心不仅体现在对待自己的亲人身上。
对周围的人，对许许多多的陌生观众也同样充满了爱心。
他说过，我虽然不善交际，但我崇尚真诚。
交朋友也要真诚，掺和了许多虚假的东西就不是朋友。
我们毕竟不是孤单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既然存在别人，就希望别人对自己好，而且我看最重要的前提是对别人好。
那一年，中央统战部组织心连心艺术团到新疆慰问演出，阎维文经常是一大早开始连续坐七八个小时的汽车，赶到一个哨所，一个村庄，马不停蹄地演出，演完后连夜赶回，累得腰酸背疼，噪子冒烟。
他说乐在其中，为的是让更多的观众听到自己的歌声。
平时下部队，无论是剧场还是在小岛连队，无论是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还是面对炊事班的炊事员、病房的病员、招待所的值班员，他都一样认真地献上从心底里涌出来的歌。
阎维文唱过一支《小白杨》，他自己也像小白杨一样，根儿深杆儿壮，长在观众的心坎上。
在部队，干部战士喜欢把阎维文称作战士歌手。
阎维文喜欢这个称呼，认为这是部队官兵对他的最高褒奖。
他常说，没有部队，就没有我阎维文，没有战士的掌声，就没有我阎维文的成功。
是军队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成了一个歌唱演员，所以说，我对军营充满了感情，这感情犹如一种无形的力量，为我的艺术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每当我遇到挫折而苦恼时，我就想到了战士，提醒自己不能灰心丧气，要奋勇拼搏；每当我艺术上取得成绩的时候，我想到的还是战士，提醒自己不能满足，要给战士们奉献更多好的精神产品，要不断地进取。
这些年，阎维文曾二十多次随团赴边海防和炮火纷飞的战场为战士演出。
云南老山前线，西藏冰雪高原，新疆大漠戈壁，内蒙辽阔草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1983年和1993年，阎维文两次到西藏演出，在海拔3500-5000米的高原上，在严重缺氧、头脑昏涨的情况下，他坚持走一路唱一路，只要碰到兵，他就纵情歌唱。
每到一个兵站，尽管只有两三个战士，他都主动放弃休息时间，为他们演唱，每唱一首歌都要大口大口地吸氧气。
在舟山群岛时，当他听说有一位少尉军官不能下山听他的演唱，他便用了半个多小时爬上山顶专门为他演唱，那位少尉边听边哭，并拉着他的手说：你能为我一个人演唱，我再孤单寂寞也满足了。
那一年春节文艺晚会后，有一个高山雷达连给他来信说，由于海拔太高，又没有电视差转台，收不到电视节目。
在春节文艺晚会上，战士们从营部长途电视里听他演唱《想家的时候》，话筒在战士耳朵间传 阎维文递了50多人，每个人只能听几句歌词，谁也不忍心多听一会儿，怕后面的战友听不到，大家的眼泪滴湿了话筒。
阎维文看到这封信后，深深地感动，为他们寄去了他的专辑录音带。
1994年八一前夕，为感谢部队和广大干部战士对他的厚爱和关怀，阎维文特意用自己的钱，制作了8000盒录音带，作为他给全军战士的节日礼物，通过各大军区的文化工作站向全军的战士送去。
这个盒带里，收集了他近几年唱的一些军旅歌曲，有《小白杨》、《说句心里话》、《一二三四歌》等。
阎维文说，我要用这份小小的礼物，表达我对全军干部战士的一点点心意。
编辑本段 人物性格 他是中国民族男高音的一个里程碑，他是中国民族男高音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的典范和舵手，他把中国民族男高音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和时代
阎维文第一，在歌唱技法上，阎维文是中西方声乐技法的集大成者，他成功地融合了西方声乐技术与中国特有的民族声乐技巧，在科学的基础上，使两者达到前所未有的统一，从而回答了一直存在争议的民族男高音应该怎么唱
应该是什么样的声音
等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奠定了阎氏唱法的崇高地位。
在最新的专辑中，他把阎氏声乐技巧演绎的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
第二，在咬字吐字上，阎维文堪称民族男高音的活标准，他真正做到了咬字吐字的统一，不论是哪个音区，哪个汉字，无不字正腔圆，圆润自如。
第三，在情感和风格处理上，在演绎创作歌曲上，阎维文深情内敛，收放自如；在演绎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品时，又惟妙惟肖，风情万种。
第四，在舞台表演上，阎维文高贵潇洒不失朴实亲切，大气磅礴不失深情细腻，举手投足尽显大家风范，表演与作品表达丝丝入扣，相得益彰。
第五，在个人形象上，阎维文成熟稳健，平易近人，又体现出军人的阳刚正气，铁骨柔肠，他也像普通人那样爱护自己的家庭，亲人。
多年来，他作为著名的歌唱家，没有骄傲自满，没有负面新闻，他与夫人的感人故事已成为一段佳话。
就民族唱法而言，阎维文是总政歌舞团乃至全军的“男一号”，但凡重要的演出，他都是台柱子。
我当记者二十多年，曾多次随总政歌舞团出访朝鲜、香港、澳门等地，到各地慰问演出，和阎维文多有交往。
特别是1998年的特大洪水，总政派出彭丽媛、黄宏、董文华、郁钧剑、蔡国庆、刘炽炎、刘小娜等人组成的小分队到九江抗洪前线，慰问抗洪战士，我随队采访，和阎维文同住一宿舍，可谓朝夕相处，对其人、其歌、其品，有更甚了解。
今日动笔，又有更多感受。
其人 谈到一个人的艺术，往往和他的人分不开，所谓“听其声观其人”。
阎维文有今天的成就是和 儿时阎维文他一生的成长分不开的。
阎维文的爷爷在解放前是个手工业者,克勤克俭，开了个小作坊,雇了几个伙计，解放后就被划为资本家；而父亲在解放前夕为了逃避抓壮丁,花钱买了个国民党员的身份。
这样的出生，在那个“唯成分”的年代里是受歧视的，在他就学的太原矿山机械厂子弟小学里，一开始他就被排除在少先队的组织之外。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歧视，养成了阎维文性格中的另一面，那就是：执着、倔强、不服输。
阎维文第一次登台是说快板书，那时的他还只有9岁，一个小学一年级的 “娃儿”。
当他说快板书的时候，老师觉得“这个小孩声音挺好的”，于是就有意识地让他参加一些歌唱活动，在音乐方面培养这个孩子。
不久进入了“文革”时期，会唱歌的阎维文顺理成章地成了“红小兵宣传队”的成员，经常到城市、部队、工厂去演出。
学校排演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家庭出身不好的阎维文在戏中扮演了男主角李玉和。
这台戏在太原各大单位巡回演出,轰动了城市，阎维文随之名声响亮起来。
1970年,阎维文考进山西省歌舞团，当的却是舞蹈演员。
同期招去的孩子都有一定的舞蹈功底，阎维文的腰、腿、身体都明显过于“僵硬”，所以生性好强的他就开始了一段肉体与精神双重受苦的舞蹈生涯。
在沉重的课程负担之外，为了弥补自己与别人的差距，阎维文把所有午休时间和晚饭后的自习时间全部用来练功。
但是，对于一个13岁的孩子来说，过度的练功强度并不科学，年纪小小的他练出了坐骨神经痛。
“当时很严重，平时我们每天练功的时候，都要将脚扳到头上，最疼的时候，坐骨神经只能到90度，到90度后，我就再没法忍受那种疼了。
”为了治病，阎维文尝试了扎电针、按摩等多种方法，可始终不见效。
后来歌舞团有个老师尝试着用“以毒攻毒”的方式给他治疗。
每天练完功之后，把腿楞往上搬，不仅要搬过90度，还要保持那个姿态20分钟。
“那段时间经常是哭着坚持完这20分钟的。
”两个月后，不知是对症下药了，还是他的精神战胜了病魔，阎维文的病居然好了。
这件事让阎维文懂得了一个道理：虽然是肉体上的折磨，但对整个人生而言，是对精神的一种考验、磨炼。
1972年，山西省军区战士业余宣传队到山西省歌舞团“支左”,15岁的阎维文主动配合宣传队的工作。
后来，宣传队的同志告诉阎维文：军区战士业余宣传队招收学员。
阎维文报名参加了考试。
考试时,他表演了《洗衣歌》，又唱又跳又表演,歌声响亮，舞步到位,主持考试的首长也为这个孩子的精彩表演鼓起了掌。
考试很顺利地通过了，但调档时麻烦出现了——阎维文的家庭出身问题成了他入伍的一块挡路石。
宣传队领导非常爱才,让阎维文写个要求参军的报告送给军区首长批示。
阎维文想了又想，他在纸上写下六个字“坚决要求入伍
”。
军区司令看到他的这六个字的“报告”后,乐得哈哈大笑，说“好小子,爽快!”接着大笔一挥“批准”。
在宣传队，阎维文主演了《战马嘶鸣》、《行军路上》等多部舞剧,是宣传队的主要演员，后来还当上了舞蹈班的班长。
但他始终没有丢下自己唱歌的“旧业”。
那时每月只有六块钱战士津贴,但为了练歌，阎维文还是将手里的钱挤了又挤,买回一部旧电唱机。
战友又将收音机上的喇叭拆下来，为他配备了一套最简易的音响。
一个偶然的机会,阎维文结识了在山西大学教声乐的张教授，于是他开始向张教授学习系统的声乐艺术。
经过张教授的培养,阎维文在歌唱艺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逐渐成为宣传队的台柱子。
1979年,在艺术道路上越走越顺的阎维文又一次受到命运的青睐，进入了总政歌舞团。
从1979年调入总政歌舞团到1984年《小白杨》的正式推出，整整五年时间，阎维文又经历了人生的一次考验。
在山西的时候，阎维文有一个很傻的想法，中国除了李双江没有别人能唱高音了。
到了总政歌舞团后，他才发现一山还比一山高。
有很多人都在唱男高音，而且还会唱咏叹调，并且是用意大利文唱。
于是阎维文又拿出了自己当年练舞蹈时的玩命精神，他把所有训练以外的时间全部放在了琴房里。
功夫不负苦心人，一年之后，适逢北京在举办“五月的鲜花”合唱节，总政的合唱曲目是《没有太阳就没有鲜花》，阎维文担任男声领唱。
84年，阎维文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歌曲——《小白杨》，他非常喜欢这首歌，不仅仅因为这是属于他自己的第一首歌，他觉得自己就是一棵小白杨，这是怎样的一个比喻呢
一山更比一山高，人总是向着更高的目标奋进着，更何况有着军人性格的阎维文。
于是阎维文给自己定义了一个新的高度：“当时电视还很少，北京音乐台有《每周一歌》栏目，我的这首《小白杨》要是能上〈每周一歌〉多好。
”后来，天随人愿，这首歌还真的在《每周一歌》中播出了。
阎维文用最简单的话描述着自己当时的心情：在电台里听到自己唱的歌，好幸福，非常幸福。
主持人稿子，串词怎么引出晋祠，迎泽公园，平遥，清徐，等话题
求速度啊
还是铁通吧，我用的还行
对历史文化遗产应该以保护为主的辩论稿
历史文化遗产应该以保护为主。
（我个人本身也是这样认为的） 历史文化遗产，能叫‘历史文化遗产’的就是古代的东西，是祖先们留给我们的，是经历了几百上千年而至今仍在的东西，是没有备份，独一无二的。
正是这独特性和唯一性决定了历史文化遗产应该以保护为主。
秦兵马俑，现今建了个博物馆来保护，而且开发成旅游景点，可谓保护和开发拿捏得最好的范例。
可秦兵马俑原本身上是有颜色的，但一出土就急速氧化了，变成现在的土灰色一片，因而秦兵马俑的四号坑是还没有开掘的，一号坑也有一些仍复埋在土里的，这些都是出于对文物的保护为主。
如果是开发为主，秦兵马俑博物馆大可全部开挖出来，甚至还有可能挖出些什么宝贝呢。
现在我们的文物保护技术仍未成熟，兵马俑身上颜色没能保住。
古代的绢或锦，一出土就退色，变脆，也没能保住。
明定陵在国家主持下开发，但神宗的遗骨、寿衣等，也没能保住。
莫高窟的壁画，风化和退色严重，还是没能保住。
还有其他很多很多，这都说明了对于历史文化遗产应该以保护为主。
因为这些东西万一保护不好而变质了，就永远修复不了，也没法找第二份来代替了。
这就是历史文化遗产的独特性和唯一性。
也是由于秦兵马俑和明定陵的教训，才使国家曾下令严禁开挖所有皇陵（否则唐乾陵早就挖了，为了《兰亭序》这旷世国宝也值得挖了。
始皇帝骊山陵也是）。
故宫也是由于类似的原因而要不断修复。
否则接待游客那么多，故宫不修复早就残了。
历史文化遗产应该以保护为主，不是不开发。
而是要以保护为主，开发为辅。
（我认为）可以对实物性的历史文化遗产实施限人限时地开放参观，西藏布达拉宫就是这样的。
甚至可以不对外开放，只对学者和有心人开放，不对普通游客开放，天一阁就是这样的。
如果开放给普通游客的，就要学习秦兵马俑博物馆的模式，边开放边修复，边保护边开发。
各地的历史文化遗产可以结合自己自身的情况来选择适合自身的保护方式。
同时，国家要承担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资金投入（以国家现在的能力应该可以做到），不能让历史文化遗产成为盈利的地方，不能让历史文化遗产功利化和铜臭化，要还原历史文化遗产本身的历史文化价值。
（以上就是在下的拙见，也是我的思路）如果说破题立论，应该是：‘历史文化遗产’本身的独特性和唯一性——>技术还不成熟，不能随便乱开发（反对开发为主）——>要结合实际，以保护为主，开发为辅（提出自己的观点）。
具体例子阁下还可以找得更多。
不过要切记，是‘以保护为主，开发为辅’，不是一刀切不要开发。
你这辩题比反方的好辩得多了，也是现实政府提倡的做法。
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切实担负起保护好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责任。
要遵循文物保护的客观规律，依法加强各项保护和利用工作。
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依托文物发展的其他事业与文物保护的关系，不管如何开发利用，都要依法进行，都要以有利于保护为前提。
重大的文物利用项目和活动，事先必须对其科学性和合法性进行充分的研究论证，并依法履行报批手续，防止过度和无序开发对文物造成的人为破坏。
蔡秋芳强调，要继续严厉打击各种文物违法犯罪活动。
各有关部门特别是文化、文物、公安、工商、海关等有关部门要通力合作，继续严厉打击盗掘、盗窃和走私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使珍贵文化遗产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传留下去。
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
历史文化遗产是古人留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可能是整个时代的精华，它证明了古代发展的文明程度。
历史文化遗产能从一些方面反映当时整个时代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风貌，当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精神的力量。
重视它，就是要重视意识的作用，意识可以能动地作用于物质，即可以帮助我们能动的改造社会，创造更大的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社会的发展无碍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所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能帮助我们发展社会。
历史文化遗产也能反映当时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
了解历史文化可以增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文化认同感。
有利于凝结社会文化力量，大力提高国家的文化文明，同时对于国家的下一代人才来说也是有极大意义的。
但我们也要辨证地看待这个问题，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对于不好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屏弃；对于好的，我们应该大力保护。
同时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需要耗费大量的社会财富和力量，国家的能力是有限的，作为国家人民的我们也应该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去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中国文化中的诗词，联对，灯谜等等绝对应该保护；不过像裹脚这一类恐怕就不能保护了。
历史文化遗产这些东西，失去就不会回来了，留给后人我们当然要保护起来了
历史文化遗产是证明古代发展的文明程度，能让后人更好的研究古代历史，更能让人清楚地知道当时的文化发展程度，所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也能让我们的后代看到当年先祖的辉煌,以利于今后的科研。
【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规定，属于以下各类内容之一者，可列为文化遗产】： 1、 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 2、 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 3、 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
在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发展中，出现不少大规模毁坏古城区的情况，这更是在认识上存在误区。
由于历史原因，古城区往往是所在城市的中心区。
因此当城市发展需要扩张、改造时，古城区就被视为“黄金地段”而首当其冲。
以这种城市发展思路在古城区大肆开发的结果是，人流、车流依旧集中在老城区，由城市人口膨胀带来的交通拥挤、基础设施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仍然不能根本解决，而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却是毁灭性的。
例如苏州原来走的就是改造古城区的路子，结果发现无法彻底解决城市发展的问题，又回过头来再去开发新城区。
但是2500年历史的古城风貌已经面目全非，河道大量被填，“东方威尼斯”也是徒具其名了。
事实上，城市发展和保护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矛盾，至少不是根本性的矛盾，出现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这一点上，中外都有可以借鉴的例子。
巴黎、罗马都是历史久远的古城，在城市建设上，就采取了原样保护古城区，另外开辟新城区的做法。
我国云南的丽江、山西的平遥也采取了相同的办法，古城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丽江古城、平遥古城都被接纳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扬中外，吸引了大批旅游 者，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很好，古城保护和新区发展可以说两全其美。
南京审计学院金审学院的现任校长是谁
[图文]金审学院领导简介 院 长蒋建华 女，生于1964年，江苏省溧阳市人，金融学教授，在读博士。
1986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同年分配至南京审计学院任教。
历任南京审计学院财金系金融教研室主任，金融学系系主任助理，金融学系副主任，金融学院副院长，金审学院副院长，会计学院党总支书记，现任金审学院院长。
先后在印度审计长公署、英国国家审计署、南京大学、天津财经学院、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省委党校进修学习。
蒋建华同志为江苏省中青年优秀骨干教师，江苏省“333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人选，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优秀学科带头人培养人人选；主持完成省部级以上等科研课题10多项，在《财贸经济》、《审计研究》、《投资研究》等核心刊物发表科学研究论文40多篇，出版著作10余部。
（办公电话：025-58318799 电子邮箱：jjhua@nau.edu.cn）党总支书记阮星光 男,山西平遥人，副教授。
先后就读于南京气象学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探测专业，南京师范大学思政教育专业，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和河海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班。
曾在人民日报新闻中心、省委党校培训学习。
历任南京气象学院团委书记、系副主任；南京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兼宣传部长；南京审计学院党委委员、宣传部长。
现任南京审计学院党委委员、金审学院党总支书记。
阮星光同志长期从事思政理论课教学工作和学生教育管理、宣传思想与党务工作。
任省思政研究会理事，省高校校报协会常务理事，校报主编。
在全国社会媒体书刊刊发文字、图片稿一千多篇（幅），多项作品获新闻和艺术奖。
主持完成省和教育厅课题两项，发表论文20多篇，曾获中国共青团“五四”奖章，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市人民政府“共建先进个人”，省教育厅“思想政治教育先进个人”等奖项。
（办公电话：025-58318788 电子邮箱：rxg@nau.edu.cn）副院长 王品正 男，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金融学副教授，从事教学、教学管理与研究二十余年。
历任南京金融高等专科学校成人教育处副处长，金融系副主任、南京审计学院浦口校区管委会副主任、教务处副处长。
现任南京审计学院金审学院副院长。
王品正同志曾主持或参与完成院级及以上科研课题多项，在《经济问题探索》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篇，编写金融类教材多部。
其中，主编或参编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十五”、“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货币银行学》的编写。
（办公电话：025-58318777 电子邮箱：wpz@nau.edu.cn）党总支副书记（兼任副院长）吴中春 男，1965年生，江苏建湖人，博士，会计学副教授。
曾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从事会计及内部审计工作多年,曾任南京审计学院财务会计教研室主任、会计系主任助理、国际审计系党总支副书记兼副主任、会计学院副院长、金审学院副院长。
现任南京审计学院金审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兼副院长。
先后为本科生讲授了成本会计、管理会计、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会计理论专题、会计学、财务审计和财务报表分析等课程，并为硕士研究生讲授了财务会计研究课程，教学效果好，曾被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老师，2次获得南京审计学院青年教师和教师授课竞赛二等奖。
2次被评为青年骨干教师，并被评为江苏省青蓝工程骨干教师。
在省部级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省部级课题2项，作为主要参研人参与省部级课题2项。
主持教学改革课题2项和学院重点课程建设1项。
研究问题涉及到会计信息披露基本问题、财务报告基本理论与实务、内部审计基本理论、价值评估和财务规划与控制等内容。
研究方向：财务报告与分析、企业财务规划与控制。
（办公电话：025-58318786 电子邮箱：wzmx@nau.edu.cn）
晋商主要人物
晋商的代表人物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但是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范永斗 范永斗，祖籍山西介休。
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张家口。
早在明朝初年，范氏就在张家口和蒙古地区做生意，历经七代，传至范永斗成为张家口地区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大富商，时人称其贾于边城，以信义著。
当时，居于东北的女真族开始军事扩张，由于和明王朝的敌对关系，他们所需要的军事、生活物质，只能通过张家口的贸易市场获得，也就是以张家口为基地运转过去，范永斗和其他七家商人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生意，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
据道光年间的《万全县志》记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
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者，皆此八家主之。
由于八家商人为清王朝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所以清朝定鼎后，顺治帝没忘为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八大商家，在紫禁城设宴款待，并赐给服饰。
顺治还要给他们封官赏爵，八大商家受宠若惊，竭力推辞。
于是，顺治便将他们封为皇商（籍隶内务府）。
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
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赏。
从此，范永斗等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
他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借势，广开财路，漫天做起买卖来。
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
转眼，范永斗成了拥有数百万之富的大皇商，为八大家中之佼佼者。
后来，继承并发展范永斗事业的是他的孙子范毓。
在他手里，把范氏家族的商务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准噶尔部再次叛乱。
清政府急派重兵征讨。
当时由于路途遥远，且多经沙漠地带，运送军粮成了一个突出的困难。
范毓得知此情后，根据自己从小随父在塞外经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条件，认真核计，与弟范毓联名呈请当朝，自愿以低于朝廷运粮1\\\/3的费用运送军粮，康熙闻奏，立即批准。
从此，到乾隆年间，他们多次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
其间或受敌袭，或中途变更运粮计划，几度蒙受重大损失，也都由范氏个人承担下来，节约国费以亿两计，为平定叛乱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和贡献，客观上顺应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势。
这对于一个商人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赐范毓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
从此，范氏为皇商兼获高官，名噪一时。
这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范毓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去世，他是进入《清史稿》的惟一商人。
贡献：八大皇商之首晋商旺族八大家 在清代，全国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
据史料统计，仅仅把山西几个县域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
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的存银还要多，切实称得上富可敌国牎在中国近代史上，晋商稳居全国商帮之首，称雄商界500余年。
在晋商这个显赫群体中，都有哪些财神呢
白手起家通天下 诚信为本数乔家祁县乔家，是晋商中靠勤劳诚信，白手起家的典型。
乔家始祖乔贵发，祁县乔家堡人。
早年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
乾隆初年与一位秦姓结拜兄弟一起走西口，先做当铺伙计，后开草料铺，兼做豆腐、豆芽及零星杂货些生意。
乾隆二十年（1755年），当地粮食丰收，他们为给自己磨豆腐、生豆芽做准备，趁粮低价时购存了一批黄豆。
不料次年黄豆歉收，价钱高涨，于是把黄豆售出，获利颇丰。
进而扩大经营，开设了客货栈广盛公。
到嘉庆时，广盛公生意十分兴隆，但一次经营买树梢蚀本，几乎倒闭。
亏得乔氏平日与当地相与诚信往来，信誉尚存，得到来往户支持，延缓了欠款归还日期。
经多方筹措，又赖广盛公掌柜悉心经营，扭亏为盈，复兴了乔家基业，遂把广盛公改为复盛公。
乔家子弟恪守祖训，严守家规，家业日益兴旺。
而秦姓子弟疏于经营，坐享其成，逐渐抽走股份，最终复盛公几乎成为乔家独资。
复盛公成为乔姓商号后，买卖兴隆，在包头先后增开复盛全、复盛西等19个门面，有职工四五百人，成为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雄厚的商号，故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乔氏依托复字号，又向国内各大中商埠发展。
光绪十年（1884年）又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
到清末乔家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字号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多万两，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总资产达千万两以上。
乔贵发一心经商，含辛茹苦，直到30多岁，才娶了一个寡妇，共育三子。
长子全德是寡妇程氏带来的，名德星堂，因非乔贵发亲生，这一门没有什么起色。
二门全义，堂名宁守堂，子弟多入仕途。
三门全美，堂名在中堂，其次子乔致庸（1818-1907），是乔家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
他以儒道之尊，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心，诚信为本，执着追求，艰苦奋斗，不断开拓，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为乔家的繁荣立下了大功。
乔致庸活到89岁，生有六子，但在他心中各有不足，最终把乔家大业交给了他的孙子乔映霞。
乔映霞深受家风祖规熏陶，主持乔家以来，事业心强，治家严谨。
他针对兄弟与子弟特点，分别立书斋名，曰不泥古斋知不足斋日新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等，以资互勉，并明订家规五不准：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贝者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
在乔映霞努力下，乔家大业蒸蒸日上，达到了鼎盛。
乔映霞思想比较开明，曾率先剪辫子，动员家族妇女解除缠足陋习，又任过区长、禁烟主任，到了事业的顶峰。
清朝末年，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生意从此走向衰败。
货通俄蒙领风骚 外贸世家是常家榆次的常家，在晋商中以外贸称著。
据山西外贸志载：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众多的山西商号中，经营最长，历史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
常氏一门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代，沿袭一百五十多年。
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晋商中外贸世家。
常氏家族经商的始祖常威，当年去张家口经商，从家里出发时，身不带分文，一路以为人占卦算命，赚取吃饭住店钱，得以成行。
常威有三个儿子，长子常万圯和三子常万达，都以经商见长。
万圯一支，即后来所说的南常；万达一支是北常。
常万达少年聪慧，长大后随父到张家口经商，十年如一日，生活俭仆，为人处事诚恳守信，为商界同行所器重。
常家从开布铺，经营布匹、白布走俏、获得厚利，又扩大规模，兼营茶叶、杂货，外销蒙古等地，逐步积累商业资本，设立了大德玉商号。
到乾隆年间，恰克图被清政府定为中俄贸易的唯一地点。
中俄贸易的庞大交易都被压缩到了恰克图。
常万达看出了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他将张家口经营的大德玉字号改为茶庄，倾其资财来到恰克图，实现了由内贸到外贸的转变。
常万达向俄商出口茶叶，兼营绸缎，由俄方引进皮毛、银锭，有出有进，获利甚丰。
常万达满而不盈，视有若无，不断倍厚资本，为常家外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事业的发展和资本的增加，常氏先后增设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形成了常氏玉字连号，遍布苏州、上海、汉口等地，独慎玉还在莫斯科设立了分店。
庚子事变，常氏商业受到一些损失，转而创办近代家庭工业，开办了敦义和蚕桑局、敦睦和织布工厂，获利颇丰。
常氏在山西还向近代工业火柴局、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投过资。
常氏十四世常旭春还担任了保晋公司第四任总经理。
常氏由商业起家，家境富裕后，便转而让子弟读书子儒。
常氏八世常吉为县贡生，是家族中入贡第一人。
此后学业有成者延绵不断。
到1921年，常氏有4人赴日留学学成回国，有10人从省内外大学毕业，素称世兼儒贾为业是晋商中少有的书香门第。
常氏商业清末、民国初年逐渐衰落，主要是俄商拖欠巨款，加之俄政府巨额征税，遭受浩劫。
据记载，仅在莫斯科所赔累折银140余万两。
辛亥革命后，内外货款不结，玉字号随之倒闭。
太谷巨富三多堂 商铺规模数曹家太谷曹家，是明、清之际声势显赫的晋商巨富。
曹氏家族发迹，始于明末清初人曹三喜。
当年，曹三喜因生计所迫，随人到东北三座塔（今辽宁辽阳县）经商。
他先是租地种菜、种豆，后与人合伙磨豆腐，用豆腐渣养猪。
待生意兴盛后，因曹三喜是外乡人，合伙者想多占利润，只好各自经营。
曹三喜认为，自己的名字有三字，自己在三座塔干一定能成功。
他勤劳踏实，以诚待人，生意越做越好，增添了酿酒业、杂货业、典当业。
之后，又在沈阳、四平、锦州等地设立商号，逐步成为省外大商。
清兵入关后，曹家的商号又向关内发展，规模越来越大。
到道光、咸丰时期，曹家的商号已遍及半个中国，国外发展到莫斯科。
经营项目有银钱业、绸缎、布匹、呢绒、颜料、药材、皮毛、杂货、洋货、酿酒、粮店等等，雇员达37000余人，总资本达1000余万两。
曹家创造出总号辖分号、大小分号连锁管理办法，据说，全国各地究竟有多少曹家的商号，连管家的也说不清楚。
有钻营者，未通过曹家同意，擅自打着曹家旗号，借贷资金开设商号，只要在其钱庄、银号管辖之下，外贷不足2万两以下，曹家亦不问所以，可见曹家的财势之大。
曹三喜致富后，把资产分成七分，给每个儿子各一分。
然后，每家出资10万两，组成管理处，合资经营，称为曹七合。
道光以后，各门逐渐衰落，惟独三多堂兴旺发达。
三多堂为多福多寿多男子之意。
在太谷城西北洗村，有三座并排高耸的四层旧式楼，是三多堂的标志。
这三座楼，墙厚1．5米，高达15米多，三个穿堂大院，布局是寿字形，内套15个大院，房屋280间，共计6000多平方米，也是著名的晋商大院。
曹氏商业在清末逐渐衰落，辛亥革命后，曹氏在东北各大城市的票号，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发行的奉票挤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曹氏在东北的票号归伪满政府所有。
蔚字五联竞潇洒 票号世家是侯家介休侯氏人称侯百万，史料记载有资产七八百万两白银。
侯氏发迹于清康熙年间，十世侯万瞻，专跑苏、杭州贩卖绸缎、家业发展很快，到他的孙子侯兴域时，已成为赫赫有名的大财主了。
侯兴域是侯家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继承祖业，用心经营，积累百万。
他的三儿子侯庆来更是精明练达，颇有才干，一手掌家，野心勃勃，首先把在平遥开设的经营绸缎、茶叶、钱币的蔚盛长、协泰蔚、厚长来、新泰永都改为蔚字号，后来又把蔚字号改为票号。
但侯庆来只活了36岁，他的儿子侯荫昌接管了家业，在与平遥日升昌票号的竞争中，又把其它蔚字号也都改为票号，成为山西赫赫有名的蔚宇五联号。
经过道光、咸丰到同治，大约三十年间，蔚字号声势日增，分号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大有后来居上气势。
蔚字号的财东侯家，历次分红都获得了巨款利润，有钱有势，骄奢淫逸。
侯荫昌的姬孙侯奎，是介休有名的挥金如土的阔少年。
当时介休有一句谚语，说介休县有三不管，侯奎灵哥二大王，这三个人整日声色犬马，竞相斗富，极尽挥霍之事。
光绪末年，大清银行成立后，侯氏票号由盛而衰，渐渐走上了下坡路。
声名卓著长裕川 祁县大户是渠家祁县商人云集，号称祁帮，是清代商界的一支劲旅。
而渠家是祁帮中的大户。
渠家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
渠家发迹，始自元末明初渠敬信、渠于信、渠忠信三兄弟，从贩运小本生意做起，起先把潞麻和梨贩到祁县，再把祁县的粗布和枣运到上党，年长日久，不辞辛劳，渐渐积累了资金。
到清乾隆、嘉庆年间，渠家的生意已涉足对俄、蒙的茶叶贸易。
从渠氏十七代源字辈开始，进入了生意兴隆的黄金时代，成为当时晋中八大富户之一。
源字辈渠源桢先后与他人合资开设了百川通票号、存义公票号、长盛川票号，并独资开设了三晋源票号、汇源通票号，在开设票号的同时，渠家在各省设有茶庄、盐店、钱店、当铺、绸缎庄、药材庄等，实现了票号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相互转化，这是渠家商业经营的特色，并获得了成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渠家百川通每股分红达两万多两白银。
渠源桢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渠源桢希望长子渠本翘从事商业，但渠本翘天资聪颖，小时候就有神童之誉，更热心考取功名。
渠源桢对其极为不满，据说，渠本翘考取举人归乡省亲，渠源桢竞跪在门外迎接，弄得很难堪。
渠本翘中进士后，曾被清政府派驻日本横滨领事。
父子两人矛盾的缓和是在山西保矿运动。
1898年，清政府从极低廉的价格，将山西的煤矿、铁矿；开采权，出让给英国商人。
消息传开，山西全省哗然，商民各界奔走呼号，展开长达数年的争回矿权、路权的斗争，渠本翘刚刚卸任山西大学堂监督，就投入保矿运动。
在晋商保矿运动中，渠家父子配合默契，渠源桢主持渠家大票号协力相助。
不但出巨资入股保晋公司，还帮助公司发行、募集股票。
渠本翘在保晋公司担任了一年多总经理，就再次入京为官。
渠本翘入京后，渠源桢将大半资财铸成银锭埋在自家院里，据说总量达三百万两之多。
1919年渠本翘病逝于天津，此后渠家的后代再没有涉入商界，大多数成为学者、教师和作家。
明清两代聚千两 山西首富数亢家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的亢家，在明清时期聚财数千万两，堪称山西首富。
亢氏之后，才是资产在七八百万两的曹、乔、渠、常等诸姓人家。
亢氏起家，传说源自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山海关与清军作战失败，退出北京撤往西安途中，曾将携带的金银财宝寄存于亢家。
后来，李自成牺牲，农民军寄存的金银财宝遂为亢氏所有。
但这只是传说，其实，亢氏致富也是经商之道。
亢氏首先是大盐商，清代实行盐专卖制，由政府特许盐商凭盐引到指定地点运销。
亢氏正是凭这种贩运特权，获取丰利，成为巨富。
亢氏在盐商聚集的扬州修建了著名的亢园，显赫一时。
其次，亢氏是大粮商。
当时在北京，由于是京畿要地，四方辐辏，买米糊口之人倍繁于他省，而北京资本最大，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亢家在正阳门外开设的粮店。
在原籍平阳府，亢家仓廪多至数千，藏有米粮万石。
再次；亢家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典当商。
传说当年，亢家为了挤垮当地另一家当铺，连续三个月拿出90尊金罗汉到这家当铺去典当，每尊典银1000两。
这家当铺人慌了，问典当人，何以有这么多金罗汉，来人说：我家主人有金罗汉500尊，现在还410尊等着典当呢
这家当铺只好让亢家将90尊金罗汉赎回，自己关闭当铺远走他乡去了。
此外，当时，亢氏在原籍平阳还拥有大量田宅和储粮，号称宅第连云，宛如世家，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甲第联辉名当世 世袭皇商是范家介休范氏经商始祖叫范永斗，明末时在张家口经商，经常出入辽东，是当时有名的八大商人之一。
由于当时商人经常出入关内外，为满清提供军需物资和情报，满清入关称帝后，顺治皇帝为答谢八大商人，在紫禁城设宴，亲自召见，尝赐朝服，编入御用皇商行列。
范永斗被任命为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经济特权。
范毓宾是范永斗的孙子，他具有聪颖卓越的经济头脑，继承祖业后不负众望，使范家商务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
他主政时，担当了承办、采运军粮的大官差。
清朝初年，康熙皇帝亲征准噶尔部，由于运送军粮花费过大，输米馈军付出了惨重代价。
作为皇商接受这项官差后，认为虽然返贩军粮艰苦，但依仗自己多年经商的经验，认为不仅有利可图，又可报效国家。
他请求以每石米低于官价三分二的价格自费办售军粮，康熙闻奏大喜，遂即准请。
范毓宾感受皇恩浩大，表现出令人感慨的忠诚。
他凑足144万两白银，补运军粮计为百万余石，为清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
《清史稿·列传》中说，范毓宾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邻，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忠诚换来了丰富的回报。
范氏家族中有许多人被授予官爵，甲第联辉，显赫一时。
朝廷还慷慨地把西北游牧民族的贸易权交给了范家，获得了巨大的商机。
范氏由皇商兼获高官，在清朝二百多年历史上实属罕见，范家并不满足于既得利益，继续寻求发展机会。
康熙时，国内铜斤（造铜钱用的原料）严重短缺，政府允许商人赴日本购买铜斤。
范氏把握时机，奏请内务府，承担了贩运洋铜的大部分业务，获得巨大利益。
范家因官商而兴，因官商而衰。
随着清末满清政府的衰败，范氏商务日趋衰落。
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清廷以范氏铜业亏折日深，以至上年误运误课，拖欠官项累累、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为由，革除范氏内务府、户部等衙门官职，着令严加审讯范清济兄弟，并查封家产，昔日堂堂皇皇的世袭皇商变成了阶下之囚。
大名鼎鼎财神爷 最后风光是孔家在晋商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财神爷，就是太谷的孔祥熙，他是民国时期四大家族之一。
孔祥熙的父祖孔繁慈，年轻时，抽过大烟，把家产抽光了，这也是幼年的孔祥熙曾拣过煤渣的原因。
后来孔繁慈在太谷城乡许多地方当过私塾教师，供孔祥熙在基督教会所办的新式学塾学习。
1901年秋，孔祥熙赴美，考入耶鲁大学，主修理化，后来又修社会学。
1905年进入本院研究院，获理化硕士学位，他的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家业。
1907年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
但他婉辞了邮政部、北洋大学等的聘请，决心回太谷办学，在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的基础上，增扩课程，创办了太谷第一所中学铭贤学堂。
孔祥熙一方面提倡培养新式人才，但对振兴家业发财致富并未忘怀。
1912年，他从生活中看到煤油已成为民间点灯照明的必需品的商机，便同五叔孔繁杏设立的祥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了一部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经销火油（煤油）的总代理权，独家经营、获利丰厚。
孔祥熙也因此成为山西第一位买办商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孔祥熙东渡日本，在横滨结识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霭龄。
宋赞孔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对孔在在服佩。
由于双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与宋霭龄结为伉俪。
婚后，宋霭龄向孙中山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宋庆龄接替。
1915年孔祥熙回国，利用欧战国外需要军工原料的商机，把阳泉的铁砂运往天津出口，在天津创办了祥记和裕华公司。
1926年，国内政界发生剧烈变动，孔祥熙认为做大官的时会机遇来临，他从美国回到广州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兼后方财政事务。
由于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上，孔祥熙和宋霭龄说服了父母，孔氏家族则通过蒋介石政权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地位，为家族财富增殖取得了可靠保证。
1927年，孔祥熙做了南京政府工商部长，继又选为国府委员，从此，官运、财运十分亨通。
1933年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
孔家在借公营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中国豪门首富。
孔家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大发国难财，究竟聚敛了多少钱财，据说抗战初期宋霭龄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就捞了800万英镑。
1939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茜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
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债案，一时间在山城重庆舆论沸扬，孔祥熙被迫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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