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园春．长沙》的写作背景
一九二五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工农运动形势高涨，革命的发展势头异常迅猛。
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也遍及十几个省，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正风起云涌地开展着。
这时候，一方面是工农革命运动在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是反动势力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的镇压。
那么中华民族的命运将走向何方，是继续维护黑暗衰退的反动统治，还是冲垮黑暗统治走向兴盛进步，谁将成为主宰发展方面的力量，这些问题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
长沙是湖南的省会，是求学和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一九二五年二月他从上海回湖南开展农民运动，八月从韶山到长沙，九月前往广州主持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长沙逗留期间重游橘子洲，面对湘江上美丽动人的自然秋景，联想起当时的革命形势，便以『长沙』为题写下了这首《沁园春》，形象地指出主宰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
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
《沁园春 长沙》语言极富表现力，具体体现在哪里
抓住关键词语，理清思路，熟读成诵 要抓住“独”“立”“洲”等点明人物、时间和地点的词语，抓住“看”和“忆”贯穿全词两条主线的词语，展开联想和想象。
二、整体感知 1．写作背景 这首词作于1925年，当时革命运动正蓬勃发展。
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相继爆发，湖南、广东等地农民运动日益高涨。
直接领导了湖南的农民运动。
同时，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已经确立，国民革命政府已在广州正式成立。
这年深秋，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在长沙停留，重游橘子洲，写下这首词。
据《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载：“毛先生泽东……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衡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后为赵恒惕所知，谋置先生于死地。
先生闻讯，间道入粤。
” 通过背景的介绍，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词的主旨，体会作者的革命精神。
但欣赏中不必搞字字对照，句句落实。
如“粪土当年万户侯”，在当时有许多事件可以印证，如1915年袁世凯称帝，曾印发反袁小册子，开展斗争；1916年直接组织和领导了驱逐军阀张敬尧出湖南的运动等，不必给学生一一比照，理解要宽泛些。
2．内容大意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点明了时间、地点和特定的环境。
大意是：在深秋的季节，我独自一人站在橘子洲头，望着江水日夜不息地向北奔流。
寒秋，指深秋有寒意，也可理解为处境险恶。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一个“看”字，总领七句，描绘了独立橘子洲头所见到的一幅色彩绚丽的秋景图。
大意是：远望群山，重重叠叠的树林点染如画；近看满江的秋水碧绿清澈，无数船只争相行驶。
仰视，雄鹰在升空展翅高飞；俯看，鱼儿在江水中轻快地畅游。
宇宙中的万物都在秋天里生气勃勃地自由舒展、蓬勃生长。
诗人从山上、江面、天空、水底选择了几种典型景物进行描写，远近相间，动静结合，对照鲜明。
这七句，为下面的抒情烘托了背景，准备了气氛。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大意是：面对这一派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怎不激起万端思绪!广阔无垠的大地呀，谁才是主宰你消长兴衰命运的真正主人呢
通过询问大自然的盛衰荣枯应该由谁来主宰的问题，表现了诗人的博大胸怀。
上片描绘了一幅多姿多彩、生机勃勃的湘江寒秋图，并即景抒情，提出了苍茫大地应该由谁来主宰的问题。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大意是：就在这橘子洲上，曾经和许多革命战友聚会、游览，度过了许多不平凡而有意义的岁月。
这里，诗人从上片独往旧地重游，自然引起对往昔生活的回忆。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一个“恰”字，统领七句，形象地概括了早期革命者雄姿英发的战斗风貌和豪迈气概。
大意是：那时候，同学们正当青春年少，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激情奔放，敢说敢做，革命精神十分旺盛。
面对祖国大好河山，指点谈论。
经常在一起评论国家大事，写出讨恶扬善的文章，把主宰一方的军阀统治者看得如粪土一般。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中流”，江水中间。
“击水”，作者曾自注：“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
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见《诗词鉴赏辞典》）遏，遏止，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是游泳激起的波浪，几乎把飞快行驶的船只都阻挡住了；一种认为“浪遏飞舟”是“到中流击水”的条件。
如果按照后一种理解，这三句大意是：“还记得吗
当年我们一同到江心游泳，尽管风浪巨大，连行船也很困难，但我们这些人以同汹涌的急流拼搏为快乐。
”这里以设问句结尾，实际上是对“谁主沉浮”的巧妙回答。
下片回忆往昔峥嵘岁月，表现了诗人和战友们为了改造旧中国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壮志豪情，形象含蓄地给“谁主沉浮”的答案：主宰国家命运的，是以天下为己任，蔑视反动统治者，改造旧世界的革命青年。
三、鉴赏要点 1．写乐景，写豪情 从词中可以感受到，诗人的心情是惆怅的，写的又是寒秋景物，却毫无过去一般旧诗词里的那种肃杀、感伤的“悲秋”情调，诗人笔下的秋景是活泼、美好的。
原因在于越写山河的壮丽，就越使人感到人民不能主宰大地的可悲，越感到革命的必要。
诗人正是从这不一致中突出了强烈的革命精神。
当然，这里面也含有热爱祖国壮丽河山的感情。
2．对比手法的运用 词中含有多种对比，使描绘的形象鲜明。
如“万山红遍”与“漫江碧透”主要是颜色的对比；“鹰击长空”与“鱼翔浅底”，“指点江山”与“激扬文字”主要是动作的对比；“同学少年”与“万户侯”是明比；“万类霜天竞自由”与人民的被压迫（未在词中点明）是暗含的对比。
3．极富表现力的语言 本词用语精当、形象，极富表现力。
如“万”字写出了山之多，“遍”字写出了红之广，“漫”字写出了江水溢满之状，“争”字活现出千帆竞发的热闹场面。
用“击”而不用“飞”，准确地形容出鹰的矫健飞腾；用“翔”而不用“游”，精当地描绘出游鱼在水中轻快自如，像鸟一样盘旋的神态。
立、看、怅、问、忆、记，这些动词具有贯穿全词线索的作用。
它们的内在联系是：通过立、看等词写出江山的壮丽和万类的自由自在，这些是明写；通过怅、问等词暗写出国内外反动派的飞扬跋扈，广大人民的灾难深重。
由此回忆起曾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激起革命者的历史责任感。
二、通过抓主要意象来把握内容大意。
通过寒秋、霜天（气候），万山（层林尽染），湘江（碧透、百舸争流），飞鹰、游鱼（万类竞自由）等意象，形象地表现词人关注国家命运，对当时革命形势的深切感受。
三、写了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同学少年，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同学少年，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同学少年；表现了和他的战友们以天下为己任，蔑视反动派，改造旧世界的革命战斗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