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的发展史06
之父冯德全冯德全大事记 1986年，家钱学森对“冯式立体早育法”给予高度评价； 1995年，著名教育家程思远先生为“冯式立体早期教育法”亲笔题词； 1996年，荣获中国“21世纪之星”评选活动伯乐奖； 2000年，培养的早慧儿童数量首次突破10万名； 2003年，“冯式立体早期教育法”被美国华人联合会指定为教育范本； 2007年，第一部早教教材，推广“冯式立体早期教育法”的《早教革命》正式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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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下容闳
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
字达萌，号纯甫。
1828年11月17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
少入澳门马礼逊学堂。
道光二十七年（1847）赴美留学。
后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咸丰四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后加入美国籍。
咸丰五年（1855）回国。
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
在洋行任职后，自营商业，旋投入师夷自强的洋务运动。
出于对太平天国的同情，1860年至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向洪仁玕提出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颁定教育制度等建议七条，但“未敢信其必成”，对太平天国任事坚辞未受。
同年容闳随美国两传教士到金陵游历，和太平天国运动有了一次正面的接触,在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中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同治二年（1863），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采购机器。
回国后以同知候补江苏。
1865年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
1868年，向清政府提出以选派幼童出洋留学为重点的四项条陈。
1870年(同治十年)被命为“幼童出洋肄业局”副委员，任留学事务所副监督。
1872年奉命率学生30人赴美留学，任学生监督，兼任驻美副使，长期驻美。
史称“中国幼童留美运动”（1872—1881）。
1875年(光绪元年)，并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直至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
由于对洋务派失望，1882～1894年又侨居美国。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时，介绍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
并向张之洞提出筹款购舰以长期对日作战的计划。
戊戌变法时期，在北京与维新派密切往还，变法失败后避居上海租界二十四年参加变法维新活动，旋逃出北京。
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会在上海改称“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并负责起草英文对外宣言。
自立军起义被镇压时，遭清政府通缉，辗转流亡美国。
后仍与国内各派改革力量联系，渐趋支持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活动。
1912年1月，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4月12日，病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请记住在1847年的这一天，他经海路来到了美国。
容闳著有回忆录《西学东渐记》(原版系英文，名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81、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据商务印书馆1915年中译本(恽铁樵、徐凤石译)标点重印，收入《走向世界丛书》。
容闳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检索字典，“父”的一种字意是对大事业创始者的尊称，如国父、氢弹之父、原子能之父。
这么说来，容闳便是中国人留学事业的拓荒者。
100多年前，容闳写了本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所载留学创制之事甚详，却无一字自诩称“父”。
可见容闳称“父”是他称，不是自称。
容闳有自知之明。
容闳出生在珠海，父亲到澳门打工，看到英国传教士开办的马礼逊学堂，管吃管住不要钱，便让儿子去读书。
1847年，容闳被好心的布朗夫妇带往美国深造，先读预科，再考大学，成为“耶鲁大学的中国第一位毕业生”。
1854年11月，容闳回国，志在“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原来他日后名垂青史的“幼童留美计划”，一出校门就揣在怀里。
但此后十年，这事儿他提都没提过。
因为他首先要谋生。
先给洋人当秘书，再赴香港做译员，三在海关充职员，加起来不到一年，三个职业，全都辞了。
容闳自责：“长此见异思迁，事业或如幻影。
”于是改做茶叶生意，就是茶叶贩子，将甲地的低价茶，到乙地高价贩卖，不料又遭遇土匪，“神经受到震动”，得了重病，治了两个月才见好。
不禁幡然悔悟：“我志在维新中国，自宜大处落墨。
要是让土匪给宰了，岂不轻如鸿毛。
整天为赚几个茶叶钱奔走于途，我的大事业岂非如水中捞月。
”忽有一日，友人传话，说驻军安庆的湘军领袖曾国藩要召见他。
容闳问：曾国藩找我做什么
友人说，当今之世，举凡全国人才之精华，如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全都汇聚曾国藩总督幕府，如今已有百人之多。
容闳问：要我去做什么
友人说，总督想建造一家洋机器厂，知道你曾留学美国，想派你去美国考察洋人工厂，采购洋人机器，以为我用。
容闳明白：他的幼童留美计划，此次拜谒曾国藩，还是不能提，他要在官场立足，必须“首先能恰合总督之意见”。
容闳于是欣然接受曾国藩的派遣，再次赴美，办完采购机器之事回国，官授五品，已是1865年春，距他留学回国，过了11年。
容闳没想到，做了五品官，还是不能直接对朝廷说话，在大清政府，只有官居四品以上，才有奏事权。
容闳就想方设法，与江苏巡抚丁日昌交上朋友，请他把一道奏请幼童留美的条陈，呈上朝廷。
丁日昌说，朝中没人帮你，上折子也淹了。
于是先把折子转呈有“开明派首领”之称的大学士文祥。
没想到，文祥恰逢“丁忧”，就是父母死了，当官的儿子要卸职回乡服丧。
那就等他复职后再说吧。
盼星星，盼月亮，3个月后，又来了消息：文祥也死了。
容闳“心灰意冷，希望灭绝”。
这样一晃又是6年。
真是否极泰来，1870年春，一天晚上，容闳已睡了，丁日昌却径入其室，唤醒容闳：“幼童留美的事情，曾公已奏上朝廷。
”容闳大喜过望，“喜而不寐，整夜睁着眼，好像夜鹰”。
3年前，丁日昌便将容闳的幼童留美建议向曾国藩做过汇报，曾国藩说“再等等”。
他等什么呢
原来，中美两国虽有外交，官派留学，却无条约依据。
不料，一个美国人把这个条约给弄出来了。
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届满后，清廷请他出任中国出使欧美各国使臣。
蒲安臣于是代表清朝政府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
条约第七款：“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双方得在对方设立学堂。
”这一规定为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提供了法律根据。
中美双方批准条约换文的时间是1869年11月23日。
曾国藩在3个月后便将派遣学生留美之事奏上朝廷，“可谓速矣”。
慈禧皇太后批复：“依议钦此
” 1872年夏，容闳组织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渡洋赴美，中国留学史大幕开启，曾国藩却不幸于一年前的1871年冬去世。
容闳坦言：曾公未见其手植桃李开花结果，未见其手创事业欣欣向荣，实为大憾，“然创业之人，既播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种子已滋生繁殖，绵绵不绝”。
容闳此言，实以曾国藩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时人允为公论。
如今荣膺此衔者却只有容闳一人，所谓历史盖棺之论，真不知从何说起。
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容闳”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熟悉的名字可是对于正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子来说，它却是一个不得不记住的名字。
因为，一百多年前，正是因为容闳——中国第一个留美毕业生，美国名校——耶鲁大学第一次向中国人表达敬意此后，由他主持的“幼童赴美留学计划”，又让国人第一次得以平视西方教育，受其教益。
容闳的家乡在今广东省珠海市的南屏镇，和澳门仅一水之隔。
年仅7岁的容闳被送到了澳门一家由澳门英人古特拉富夫人主持的教会小学念书。
因为学英文，11岁的容闳曾在稻田里背诵英文字母。
1843年，容闳就读的澳门学校迁到香港，并更名为香港马礼逊教会学堂。
1847年，马礼逊学堂校长美国传教士缪尔·布朗因病归国。
18岁的容闳跟随布朗老师到了美国，进入著名的大学预科学校——孟松中学，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英国文学。
1849年，容闳高中毕业，他面临着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要么继续接受基督教慈善会的资助，进入爱丁堡大学，承诺毕业后当传教士要么放弃资助按照自己的愿望考耶鲁大学——孟松中学海门校长和布朗牧师的母校。
容闳选择了后者。
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他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人。
早在上大学时，容闳就梦想着让国人如他一样接受西方教育。
在他后来的自传里，他写道“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直到1870年春，他恳请向美派遣留学生的奏折才经曾国藩转达朝廷，并最终得到批准。
此后，容闳被清政府任命为幼童赴美留学肄业局的副委员，负责幼童赴美后的具体事宜。
1872年，第一批30名幼童从上海启程赴美。
1875年，最后一批学生抵达美国。
在这些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中，很多人都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
他们的成就见证了容闳的历史眼光，也成为了他对祖国母亲最好的报答。
1912年容闳逝世于美国，终年84岁，弥留之际，他牵挂的依然是祖国的繁荣富强，还劝身边两个孩子回到中国去。
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评价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1876年耶鲁授予容闳法学博士学位。
他的画像悬挂在耶鲁校园与同样毕业于该校的布什、克林顿等政界名人肖像并排一起受学生瞻仰。
[编辑本段]往事略集 1847年，先驱容闳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带回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梦想。
1847年1月4日，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78年12月首批中国留学人员赴美的一百三十多年前，一个末满19岁的中国青年，在广州的黄浦港登上一艘名叫“亨特利思”号(Huntress)专向美国运载茶叶的帆船，远渡重洋，去美国求学。
帆船在大洋的惊涛骇浪中颠簸了整整98天，终于在1847年4月12日驶进了当时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纽约港。
三年后，那位中国青年考人了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
1854年，也就是在他踏上那片至今对中国人来说仍充满新奇神秘色彩的新大陆之后的第八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生。
那个青年人名叫容闳（Yung Wing）。
容闳1828年生于广东的南屏镇。
那里离澳门不远，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
容闳六岁时，就曾跟随一个传教士的夫人读书，后因学校停办、父亡家贫而辍学。
12岁时，他到了澳门，进入当地的玛礼逊教会学校（Morrison School）学习。
玛礼逊学校是为纪念传教土玛礼逊博士而于1839年11月1日在澳门创建的。
1840年鸦片战争后，学校迁到香港。
校长勃朗先生（S.R.Brown）是一个美国人，耶鲁大学１８３２年毕业生。
据容闳后来回忆，勃朗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
他“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
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他们为了掌握知识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化费心血去教育他们。
教学上，他别具天赋，释物说理，清楚明了，简洁易懂，从无学究气。
” 容闳入校学习时，全校已有了五个中国孩子，容闳是第六个学生，也是年纪最少的一个。
孩子们在学校上午学习算术、地理和英文，下午学国文。
容闳在那里读了六年书。
1846年8月的一天，一个决定改变了容闳的一生。
那一天，勃朗先生来到班上，告诉全班同学，因为健康缘故，他决定要回美国去了。
他说，他想带几个同学跟他一起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
如果有谁愿意跟他一起走的话，勃朗先生说，请站起来。
这时，全班死一般寂静。
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
接着站起来的是一个叫黄胜（Wong Shing）的孩子；然后，又有一个叫黄宽（Wong Foon）的孩子也站了起来。
晚上，当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
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
但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让自己孩子由海角远赴天涯。
四个月后，容闳和黄胜、黄宽一起在黄浦港乘上了那艘驶向美国的“亨特利思”号帆船。
那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创历史。
到了美国不久，黄胜因病于1848年秋回国。
两年后，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只有容闳一人留了下来。
1850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1854年冬，容闳归国。
他不仅带回了一张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而且还带回了一个梦想——一个日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命运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梦想。
“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容闳晚年时回忆说，“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
我坚信 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
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
” 正是带着这个梦想，容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充满了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
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奋斗了整整一生。
这使他不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成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真正开创者。
…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容闳了。
在这一百多年之中，中国人记住了许许多多显赫一时的权贵，记住了许许多多战功卓著的将军，记住了许许多多的翻覆天地的革命家，却少有人记住这位默默为中国留学事业开创道路的先驱人物。
然而，纵观历史，容闳一生的作为对日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影响之深远，是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真正相比的。
容闳，可以说是中国的哥伦布，他不但“发现”了美洲，使中国人第一次能以既不是傲慢无知也不是自卑恐惧的心态来看“中央帝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他还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一片“新大陆”，使他们终于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看到另一种人类思想的闪光。
容闳所倡导的留学教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而这一代代青年又深深地影响了 中国历史的进程。
[编辑本段]幼童留学 容闳是广东省香山县南屏镇(今珠海市)人，家境贫寒，1835年，7岁的容闳无钱读书，只得到德国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堂去上学。
1842年，为纪念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业绩，将这所学堂更名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
1847年该校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因病提前归国，要带几名学生赴美留学，容闳在布朗的帮助下，来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美国。
他先读中学，后往耶鲁大学攻读英国文学。
他虽然得到了一些奖学金，但远不够用。
读书之余，他常去打工，帮人洗衣服，拉煤球；有时还到图书馆干活；美国学生自己合伙起火做饭，他就自告奋勇去当服务员。
有时劳累一天，回家不吃饭就抱头大睡。
更让容闳头痛的是，他的数学老不及格，常常做题到半夜。
可贵的是容闳有惊人的毅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始终刻苦学习。
为了让身体能顶住超强的负担，他挤时间去锻炼身体，尤其喜欢去踢足球。
他一身中国乡村打扮，将长长的辫子盘到脑顶，在足球场上东挡西杀，引起同学们的阵阵喝彩。
不少美国朋友赞誉他是“传奇式的足球英雄”。
经过7年的艰苦奋斗，容闳不仅中学毕业，而且顺利地拿到了大学文凭，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人。
当容闳戴上学士帽的那一刻，他特别思念祖国和亲人。
面对美国的强盛和清朝的落后，他突然产生一个闪光的念头：如果中国的青年也像我容闳这样来美国接受教育，学到技术和本领，再回国去建设祖国，“汲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要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可以“一变为少年新中国”。
这就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留学教育计划”。
1854年11月，容闳谢绝了许多美国友人的挽留，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为选派留学生出国而扎实工作。
经过3个月的海上颠簸，1855年3月，容闳在香港登陆。
如何去选派留学生出国呢
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甚至连国语都忘得差不多了
实在无奈，先往广州学习中文，后往香港谋生，盼有朝一日能遇到清廷的显宦，说服他们往美国派留学生。
辛苦奔波了一年多，一无所获。
于是又来到了上海，先在海关做事，后当翻译、译书，转而经商，开茶叶公司。
经过七八年的闯荡，容闳已经颇有名气，深得那些洋务官僚的赏识。
1863年曾国藩致函容闳，“亟思一见”。
于是，容闳被收留在曾国藩的门下，帮曾办洋务事业。
1870年，曾国藩往天津处理“天津教案，容闳当翻译，有了和曾单独接触的机会，于是大胆向曾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
曾国藩非常赞同，立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前后经过近２０年的努力，容闳的理想总算变成了现实。
曾国藩和李鸿章计划先向美国派120名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
考虑到语言问题，决定选10到16岁的幼童出国；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留学年限为15年；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
如果在今天，这样优越的条件，难得的机会，不知有多少人会千方百计去争取出国。
但在那时，绝大多数人对出国留学视为危途，尤其是美国，离中国遥远，不少人认为那是个非常野蛮而不开化的地方，甚至会把中国人的皮剥下，“安在狗身上”，特别是将十来岁的儿童送出国，一别就是15年，还要签字画押，“生死各安天命”，让一般家长难以接受。
所以，容闳使出全身解数，就是招不到这30名幼童。
于是他不得不返回老家香山县动员说服乡亲们报名，同时在附近县市活动，结果还是没有招满，最后在香港又招了几名，才凑足30名，于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赴美。
以后的三批90名学生，虽然招收时遇到的困难稍小一点儿，但同样艰难。
不过，由于容闳的执著，120名幼童如期派到了美国，终于打开了中国官派留学生的大门。
这120名幼童多数来自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这和当时中国的开放格局完全吻合。
小学阶段怎样学好语文
从散见的一些资料来看，梁启超收入颇丰，不仅支持这个大家庭的日常生活，而且还能同时供应两三个子女往美国、加拿大留学。
可见梁启超很有经济头脑和赚钱能力。
■任职、稿酬、演讲、股票投资收入不菲 1898年梁启超逃亡日本后，生活一度艰苦，后有日本政府的资助，加上各种稿酬和办、等的收入，还有一些华侨、慈善机构、民间社团的赞助，生活应该是比较富裕的。
但毕竟收入不稳定，一时的困难还是有的。
1899年，将李蕙仙接到日本后，随着人口的增多，开支加大，偶尔“吃米饭就咸萝卜，或清水煮白菜蘸酱油”也是有的。
梁启超比较稳定地富起来，是1912年回国之后。
在民国初年的政治风云中，随着名声的增大和一定权力的取得，梁启超收入也在增多。
他在1912年11月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透露，每月给他的津贴是3000元，还答应他组党资助20万元，他则要50万元。
12月在给思顺的信中又称：“吾若稍自贬损，月入万金不难。
” 在当时一般职员或工人的月收入是8元左右（在当管理员时月薪8元）的情况下，如果月收入万元，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梁启超当时的收入渠道：一是任职，1925年任清华国学院教授时月薪400元，任政府官员时收入肯定更高；二是稿酬，他的书多在出版，无论是稿费，还是版税，都是最高的；三是各种演讲和讲课费，晚年更多一些；四是股票及投资，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东，也曾往企业投资，1928年他给女儿的信中透露：“有二万内外资本去营业。
” 总之，梁启超在民国初期的20年间，收入不菲。
1925年曾得意地对大女儿讲：“今年家计总算很宽裕，除中原公司外，各种股份利息都还照常。
执政府每月八百元夫马费，已送过半年，现在还不断。
售书费两节共收到五千元。
从本月起清华每月有四百元。
” 有了这样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梁启超的日子就好过了。
儿子、儿媳去美国留学，他总是满口答应；梁思永要自费考古实习，他坚决支持；要赴欧洲，他老早就让人把钱汇去；梁思忠要由美国往法国深造，他致信说：“忠忠去法国的计划，关于经费这一点毫无问题，你只管预备着便是。
” 毫无疑问，梁启超家庭的幸福生活是以丰厚的经济实力为根基的。
■京津、北戴河均有房产 支持美好家庭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宽敞、舒适的住房，梁启超在这方面也是很出众的。
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早年在老家新会的“诒堂书室”，只是一间普通的农家住房，是其父母的房子，严格意义上还不算梁启超自己的房产。
1898年刚到日本时，住房很困难，梁启超和他的学生蔡锷等经常打地铺睡觉。
后来有所改善，但随着家眷的到来，在东京的住房仍然十分拥挤。
1906年，一位华侨好友将神户郊外须磨海滨的“怡和山庄”别墅，借与梁启超居住，其住房才有根本的改善。
这里依山傍水，后面是一座小山，松林茂盛；前面是蔚蓝的大海，波涛汹涌。
在家里可以清晰地听到大海的潮涌和松林的涛声，梁启超颇富诗意地起名“双涛园”。
梁启超真正有自己的房产是在1912年归国之后，10余年间他在北京有两三处住房，史料显示南长街有一处，东单二条有一处，有一处。
当然，像清华给的是办公住宅。
最令梁启超骄傲的是建在天津的饮冰室。
房子位于原天津意大利租界25号，即现在的河北区民族路46号，由东西并立的两座现代化的三层小洋楼组成。
东楼建于1915年，西楼建于1925年，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建造。
两座楼的后面有一排两层的工房，专供杂役人员居住。
屋内的各种布置，豪华中不乏典雅，高贵里尽显庄重；院里的树木花草错落有致，绿树和鲜花尽收眼底。
梁启超在这里和蔡锷精心策划了。
他晚年的许多重要著作，如《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也是在这里写成。
饮冰室历经近百年沧桑，虽有破坏，但最近已全部修复，开辟为梁启超纪念馆。
1925年8月，梁启超还出资1万元买下了章宗祥在北戴河的别墅，这是一座两层小洋楼，位于小东山二路23号。
每当炎热夏日，这里就成了梁启超全家避暑休闲的地方。
对于死后的墓地，梁启超也极用心。
李蕙仙1924年去世的第二年，梁启超在香山卧佛寺东边买了一块30多亩的风景秀丽的山地， 花了6000多块大洋修造了一座庄严典雅的陵园式的墓地。
1929年梁启超去世后就长眠在这里。
如今，北京市政府已经将墓地重新修葺一新，成为人们游览和凭吊梁任公的一个好去处。
生活理念 家庭生活看似平常，却反映着一种生活理念。
不同的家庭生活理念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生活态度。
生活理念又和人的脾气秉性关系甚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性格决定生活。
梁启超是性情中人，具备事业型和生活型的双重特征。
他既不因事业而忽略家庭，也不因家庭而贻误事业；而是以事业培植家庭，以家庭促事业发展；同时不以高高在上的家长的姿态自居，对妻子儿女平等相待，能够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尤其是他在家中脾气平和，用爱心主导情感，所以日常生活和谐而充满了欢乐。
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曾明确表示：“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 特别难得的是，经过多年的生活磨炼和积累，梁启超越来越感觉到家庭欢乐的珍贵。
他晚年自称：“我关于德行涵养的工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何况家庭环境，件件都令我十二分的愉快。
” ■平和心境 家庭美满 能够经常保持一种自然、平和、快乐的心境，再加上优越的家庭条件，家庭的生活就美满而趣味盎然了。
夫妻关系是家庭的重心。
梁启超对两位夫人的尊敬和爱戴确保了梁家的安宁、祥和。
对于李蕙仙，梁启超信任、体贴、关怀。
他在给李蕙仙的信中曾得意地说：他们的结合是“美满姻缘，百年恩爱”。
前述他在檀香山遇到华侨小姐的恋情，不仅如实地告诉了李蕙仙，而且还将华侨小姐所赠的两把精美的小扇寄给李蕙仙保存。
每次外出，梁启超总要为李夫人购买礼品。
他曾十分有把握地对大女儿梁思顺讲：“汝母所欲得之物，总不外恰克图火锅，淹菜坛子，黄铜烟袋之类，吾与汝母相处二十年，宁不深知耶。
” 梁启超只要在家居住，就会和李蕙仙夜间长聊。
他在给子女的家信中透露：“每晚客散后，与汝母杂谈，动至夜分。
” 梁启超经常炫耀自己的普通话是李夫人所教。
毫无疑问，梁启超是将李蕙仙当作贤内助和知己。
李蕙仙逝世后，梁启超概括他们的关系是：“我德有厥，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挟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燠便康；我老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
” 这种文学体裁的描述难免有夸张之处，但梁启超与李蕙仙的心心相印、休戚与共是肯定无疑的。
王桂荃由于出身卑贱、地位低下的原因，在梁启超的文字记述中很少，但他对王的爱恋和依赖决不比李蕙仙差，尤其在日常起居的生活方面，梁启超离不开王桂荃。
梁启超出远门，经常会带王桂荃前往。
护国战争期间由于没有王桂荃在身边，梁启超几乎没有吃过一顿可口的饭，几乎天天思念“王姨”。
尤其到了晚年，梁身体不好，全靠王桂荃精心照料。
王桂荃别看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聪明过人，在日本时她日语学得最快，一度成了全家人的翻译。
她也极善于处理和梁启超、李蕙仙、孩子们和仆人之间的关系，在家中威信颇高。
梁启超说她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
她很能伺候我”。
梁思成则讲她是“不寻常的女人”。
梁思成虽非王桂荃亲生，但对她感情很深，总是亲切地称其“娘”。
鲁迅的有关故事
1934年，国民党北平市长衰良下令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
鲁迅先生听到这件事，对几个青年朋友说：“男女不准同学、同泳，那男女一同呼吸空气，淆乱乾坤，岂非比同学同泳更严重! 袁良市长不如索性再下一道命令，今后男女出门，各戴一个防毒面具。
既免空气流通，又不抛头露面。
这样；每个都是，喏!喏! ……” 说着，鲁迅先生把头微微后仰，用手模拟着防毒面具的管子…… 大家被鲁迅先生的言谈动作逗得哈哈大笑。
1934年，《人世间》杂志开辟了“作家访问记”的专栏，并配合刊出接受采访的作家的肖像。
该杂志的编辑写信给鲁迅，要求应允前去采访，并以书房为背景拍一张照片，再拍一张鲁迅与许广平、周海婴的合照。
鲁迅写了一封十分幽默的信予以拒绝： “作家之名颇美，昔不自重，曾以为不妨滥芋其例。
近来悄悄醒悟，已羞言之。
头脑里并无思想，寓中亦无书斋， ‘夫人及公子’更与文坛无涉，雅命三种，皆不敢承。
倘先生他日另作“伪作家小传”时，当罗列图书，摆起架子，扫地欢迎也。
” 上世纪二十年代，北大教授川岛大部分时间用在谈情说爱上，他留了个学生头，绰号“一撮毛”。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送给川岛，鲁迅在扉页上这样写道：请你，／从“情人的怀抱”里，／暂时伸出一只手来，／接受这干燥无味的《中国小说史略》。
／我所敬爱的一撮毛哥哥呀 鲁迅的幽默 原载：《中国作家网》 上海市大江职业技术学校:孙刚 一 提起鲁迅，总会想起很多词语：深邃、沉重、严厉、倔强、勇毅、果敢……是的，鲁迅在我们的心目中始终是冷竣而严肃的。
但那决不是他的全部，鲁迅还是一个全身被幽默感充斥着的人。
那种幽默不是哗众取宠、一笑了之，而是一种从骨髓里溢露出来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和犀利深刻。
所以，我们不妨说说鲁迅的幽默，我想他决不比专业的幽默大家逊色。
1881年9月25日，一个娃娃诞生了，这个人就是鲁迅。
他的出生，在今天看来，用一个不恰当的歇后语来说是“玉皇大帝娶土地婆——惊天动地”的。
因为这注定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诞生。
但他那时哪晓得这些
小时候他相当调皮活泼，他的曾祖母不苟言笑，小孩子都很怕，他却故意从曾祖母面前走过，假装跌跟头倒在地上，引得老太太惊叫：“哎呀，阿宝，衣裳弄脏了
”这时他才满意，不闹了。
12岁时被母亲牵着去三味书屋，他却扭扭捏捏，一百个不情愿的小模样，和现在的小伢子软磨硬蹭不愿上学没个两样。
在三味书屋也不好好读书，只留恋紫红的桑葚，墙边的小虫子和赤练蛇的故事。
但他终究是聪明的，尽管贪玩，后来却颇有建树。
倘在今天，小鲁迅定会被奉为素质教育的典范加以膜拜。
鲁迅是一个不太讲究穿着的人。
他爱穿长袍，相对他瘦弱的身材来说，似乎袍子比西装合适。
但他确实是太不修边幅了一点，经常穿着长衫在灰尘中行走，感觉竟有点像他笔下的落魄人物孔乙己，于是便闹出了笑话：在电梯里经常被认为是可疑人物；许多人见到他以为是有幸发现了鸦片鬼；有时去买药，竟然连药房里小伙计都鄙视他；走在大街上的时候甚至常被警察搜身…… 鲁迅是义无返顾把辫子剪了的人。
这在当时就像男人穿裙子一样不可思议。
但他面对嘲笑、讥讽、辱骂，依然我行我素。
后来他基本上留平头（相当于现在的板寸），他的发质坚硬，根根迎风翘立，铁刷一般，简直酷毙帅呆了。
现在的俊男靓女们热衷的染发、烫发等等，和鲁迅比可就小巫见大巫啦。
他懒得理发，而且往往一忙起来数月不理。
朋友们开他玩笑：“豫才，你的‘地球’怎么还不削一削
多难看
”鲁迅一本正经地说：“噢
我掏腰包，你们好看
”后来实在看不过去了，才勉强去理一回。
有一次走进一家理发店，理发师不认识鲁迅，见他衣着简朴，心想他肯定没几个钱，理发时一点也不认真。
对此，鲁迅先生不仅不生气，还在理发结束后极随意地掏出一大把钱给他。
理发师一数给了三倍的钱大喜，脸上立刻堆满了笑过了一段日子，鲁迅又来理发，理发师见状立即拿出全部看家本领，“精雕细刻”地做，满脸写着谦恭。
不料理毕，鲁迅并没有再显豪爽，而是掏出钱来一个一个地数给理发师，一个子儿也没多给。
理发师大惑“先生，今天咋给这点? 您上回……”鲁迅笑笑：“您上回马马虎虎处理，我就马马虎虎地给点，这回认认真真地理，我就认认真真地给点。
”理发师听了如坠云雾。
他的胡子也很有个性，从日本留学回来那几年，他的胡子是日本式的——两头往上翘，看起来很滑稽，被周围的人嘲弄，说他是崇洋媚外。
鲁迅烦扰得不行，干脆把胡子修剪成隶书的“一”字，竟然从此平安无事。
看过鲁迅年轻时的照片，觉得并不是很帅，起码和现在韩国、日本的所谓“第一美男”有段距离。
但鲁迅对自己却信心有加，一次英国作家萧伯纳见到他说：都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但我觉得你比高尔基漂亮。
听了这样的溢美之言，鲁迅不但没有谦卑之词，还竟然说：“我老了会更漂亮
”这个老头真是有意思极了。
二 鲁迅有很多嗜好。
比如爱给人起绰号这个从小养成的习性，至老都未能改。
早在三味书屋读书时，有一项功课叫“对课”，他的成绩不错，屡受塾师寿镜吾先生的称赞。
有一回，一个同学偷看了先生的对课题目是“独角兽”，就悄悄问他对什么好，鲁迅说：“对‘四眼狗’好了。
”孰料那人竟真以此回答寿先生，先生是近视眼，正戴着眼镜，听了自然大怒，而他则在一旁以书遮眼，憋不住笑出声来。
鲁迅的观察力可谓尖锐，他把女生的哭状起了个惟妙惟肖的称呼——“四条”，因为女生一哭，眼泪、鼻涕齐下也
不是四条吗
他在北大讲课，当时北大有位青年教授叫川岛，留了个学生头，他便给人家起了个绰号“一撮毛”，见面时还亲切地叫他“一撮毛哥哥”，真是搞笑的能手
而且他竟把爱人许广平叫做“害马”，甚至在给母亲写信时也派上用场，说：母亲放心,害马现在很好…… 吸烟、喝酒、饮茶可谓是鲁迅的“三瘾”。
他的烟瘾一向很大，在北京的时候，他吸的总是哈德门牌的拾支装包。
他夹烟的姿势很特别：用大拇指和四个手指拿香烟，而不是夹在食指和中指中间（窃以为有现代黑社会老大的风范）。
还有一点很有趣，在人前吸烟的时候，他总是从他那件灰布棉衫里去摸出一支来吸，他似乎不喜欢将烟包先拿出来，然后再从烟包抽出一支，而再将烟包塞回袋里去。
他这脾气，一直到了上海，仍没有改过。
不晓得是怕麻烦呢，抑或怕人家看见他所吸的烟低劣，觉得没面子
除了三瘾之外，他还喜欢吃糕饼糖果等甜食，这是在日本留学时养成的习惯。
有一回，人家送了柿饼给他，他喜欢得不行，藏起来自己偷偷享用，还舍不得给别人吃呢
只有在女士来做客时，才“大方”地拿出来，因为女士们胃口小，只能吃个一两片而已
他还能吃辣椒。
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有一次他期末考试成绩优异，学校发给他一枚金质奖章，鲁迅没有把奖章作为自我炫耀的标牌，却懂得实惠，跑到鼓楼街把它卖了，买一大串红辣椒回来。
每读书至夜深人静、天寒人困之时，就摘下一只辣椒来，分成几截，放进嘴里咀嚼，直嚼得额头冒汗，眼里流泪，嘘唏不已。
只觉周身发暖，睡意顿消，于是捧书再读。
现在看来除了可笑之外，也生出几分感动。
他的胃口很特别，喜食蛇肉、龙虱、梅干菜。
而且从不吝惜money，经常请友人吃饭，且不看菜单一口气就能点出“木樨肉”、“酸辣肚丝”、“炸核桃腰”、“三鲜铁锅蛋”、“糖醋软溜鲤鱼陪面”等好几道菜来
他爱看电影，几乎可从影迷升格为影狂。
鲁迅到43岁时才首次观看影片，但一看而不可收。
鲁迅后期(46-55岁)在上海生活的9年内，共观看电影142场。
其中1934年37场，1935年36场，1936年秋季病危前19场。
这三年平均起来几乎每周一场。
好电影不轻易错过，甚至一看再看；而且大都是率领家小、呼亲唤友，数人驱车同去
有趣的是，在国外引进的电影里面，他最爱看的是大自然丛林草莽的野兽影片(相当于近来的“动物世界”。
鲁迅今若健在，定是赵忠详的fan)。
鲁迅还喜欢习武，他曾在留学日本时学过柔道，回国后在绍兴府中学堂执教。
一次夜行，经过一处荒凉的坟地，忽见一惨白形同鬼魅的东西在前挡道，鲁迅赶前去飞起一脚，直踢得那家伙跄踉倒地，抱头鼠窜，原来是一个装神弄鬼的盗墓贼。
鲁迅虽瘦削，但功力略见一斑。
三 生活中的鲁迅，幽默、风趣，幽默中又带着一种大气、智慧、乐观和风度。
有一次他的侄女问他：“你的鼻子为何比我爸爸(周建人)矮一点，扁一点呢?”鲁迅笑了笑：“我原来的鼻子和你爸爸的鼻子一样高，可是我住的环境比较黑暗，到处碰壁，所以额头、鼻子都碰矮了!” 广州一些进步青年创办“南中国”文学社，怕刊物第一期销路不好，希望鲁迅给创刊号撰稿。
鲁迅风趣而又严肃地说：“要刊物销路好很容易，你们可以写文章骂我，骂我的刊物也是销路好的
” 名流免不了被邀请作演讲，鲁迅也不例外。
他演讲时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常常被掌声和笑声包围。
一次他从上海回到北平，北师大请他去讲演，题目是《文学与武力》。
有的同学已在报上看到不少攻击他的文章，很为他不平。
他在讲演中说：“有人说我这次到北平，是来抢饭碗的，是‘卷土重来’；但是请放心，我马上要‘卷土重去’了。
”一席话顿时引得会场上充满了笑声。
在北京女师大任教时，一次一个学生未经家长允许，和别校一男生去逛公园。
她父母发现后，跑到学校大吵大闹，咒骂校方管教不严.封建死板的校长也像泼妇一样斥责女学生“太不像话了”。
鲁迅先生正好经过那里，得知原委后诙谐地说：“现在风和日丽，有两位青年一块逛公园，有何不好
那些公园年青人都不准去逛，非得成了老头子老太婆才能去逛吗
” 鲁迅家里有两个保姆，不知何故，经常发生口角。
他受不了整天的吵闹，竟病倒了。
隔壁一个小姑娘问道：“大先生，你为什么不喝止她们
”鲁迅微笑着说：“她们闹口角是因为彼此心里都有气，即使暂时压下去了，心里那股气也是压不下去的，恐怕也要失眠，与其三个人或两个人失眠，还不如让我一个人失眠算了。
” 他说话向来无所顾忌，敢想敢说。
比如他对人们遮遮掩掩的“性”发表看法：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的事。
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
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
直到生了孩子，还是躲躲闪闪，惟独对孩子威严十足。
这种行径，简直和偷了钱发迹的财主不相上下
他为了说明看人不能片面，风趣地说：英雄是厉害的，但不能因为英雄也性交，就称得上“性交大师”
鲁迅虽然胸襟宽广，但决不适用于对待丑陋的社会现象上。
一切假恶丑的东西在鲁迅面前都无以遁形。
一次，国民党的一个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学同泳。
鲁迅看不惯：“同学同泳，偶尔皮肉相触，有碍男女大防。
不过禁止以后，男女还是同吸着天地间的空气。
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呼出来，被那个女人的鼻孔吸进去，又从那个女人的鼻孔呼出来，被另一个男人的鼻孔吸进去，简直淆乱乾坤。
还不如下一道命令，规定男女老幼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气流通，又防抛头露面!”说着还模拟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状。
听讲的人笑得前仰后合。
鲁迅对腐朽文人向来是不留情面的，这是个不怕得罪人的怪人。
似乎整个文化界知识界都是他的前世冤家。
徐志摩、胡适、郭沫若、林语堂、梁实秋、成仿吾等都曾经受过鲁迅的唾沫的“侵害”，常过骂的滋味；就连与文学不怎么搭界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竟也和他打过笔墨官
看来鲁迅真是汲取了孙中山“博爱”的精髓。
四 鲁迅本身就是一个会说幽默和笑话的能手。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反动政权依赖美国，宣传美国是如何地主持“公道”。
鲁迅先生为揭穿这一骗局，说了个小故事：“我们乡下有个阔佬，许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同他谈过话为荣。
一天，一个要饭的喜形于色，说是阔佬同他讲话了。
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
他说：‘我站在门口，阔佬出来了。
他对我说：滚开去!’”听故事的人哈哈大笑。
国民党对美国主子摇尾乞怜的丑态被揭露无遗。
他为了说明反动派鱼肉百姓，把百姓当炮灰，举了一个寓言：某朝某帝的时候，许多宫女生了病，总是治不好。
最后来了一个名医，开了处神方：壮汉若干名。
皇帝没有法，只得照他办。
若干天之后，自去察看时，宫女们果然个个神采焕发了，却另有许多瘦得不像人样的男人，拜伏在地上。
皇帝吃了一惊，问：“这是什么
”宫女们就嗫嚅地答道：“是药渣
” 30年代，一些作家的主观主义毛病很厉害。
一次，有人请鲁迅谈谈这一问题，鲁迅没有多说只讲了两个故事：其一：有个农民，每天都得挑水。
一天，他忽然有所感悟道：皇帝用什么挑水吃的呢?后又自言自语：一定用金扁担的
其二：有个农妇很想吃柿饼想，于是她就想：皇后娘娘是怎么享福的呢?一定是一觉醒来就下令：快拿一个柿饼来吃吃
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对幽默和笑话理论还有独到的看法。
他在1934年4月1日给陶亢德信中说：“中国之所谓幽默，往往尚不脱《笑林广记》式，真是无可奈何。
”在鲁迅看来，《笑林广记》式的幽默，并非真正的幽默，只不过是轻松好懂、油滑庸俗的东西，用以娱己或朋友间玩笑罢了。
鲁迅坚决反对油腔滑调的打诨、装疯卖傻的逗笑、轻薄猥亵的奚落，讲求的是一种机警、深刻、余音绕梁的深意，欣赏水平是很高的。
而鲁迅也以自身演绎和证明了这一点。
?
关于鲁迅，还有其他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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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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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鲁迅穿着一件破旧的衣服上理发院去理发。
理发师见他穿着很随便，而且看起来很肮脏，觉得他好像是个乞丐，就随随便便地给他剪了头发。
理了发后，鲁迅从口袋里胡乱抓了一把钱交给理发师，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理发师仔细一数，发现他多给了好多钱，简直乐开了怀。
一个多月后，鲁迅又来理发了。
理发师认出他就是上回多给了钱的顾客，因此对他十分客气，很小心地给他理发，还一直问他的意见，直到鲁迅感到满意为止。
谁知道付钱时，鲁迅却很认真地把钱数了又数，一个铜板也不多给。
理发师觉得很奇怪，便问他为什么。
鲁迅笑着说：“先生，上回你胡乱地给我剪头发，我就胡乱地付钱给你。
这次你很认真地给我剪，所以我就很认真地付钱给你
” 理发师听了觉得很惭愧，连忙向鲁迅道歉。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
少年时，在江南水师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
他立刻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
每当他晚上寒冷时，夜读难奈，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
他就用这种办汗驱寒坚持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三个故事：一、他曾制作一张书签，中间竖写“读书三到：心到，口到，眼到”10个字，夹在书页里。
读书时，读一遍书，自上而下盖书签上一个字。
这个办法同学们很赞赏，大家都仿效起来。
二、有的同学整天只想玩，常常背着老师拉别人一起玩。
鲁迅为防止同学影响自己的学习，就在书桌的左上角贴了一张三寸长二寸阔的红纸条，纸条上写着“君子自重”4个字。
三、鲁迅读书时，还要帮助家里做些事，特别是为父亲的病经常上当铺跑药店。
有一次，因多做了些家务，读书迟到了，受到老师的责备，他就在书桌的右下角用小刀刻了个“早”字，用以鞭策自己。
此后，他就再没有迟到一次。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
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
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
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
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
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
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
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
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
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
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
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
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
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
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
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
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
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
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
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
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
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
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
他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
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他与共产党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
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
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鲁迅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许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饮誉全球。
《鲁迅全集》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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